當前,國資委正以國企工資決定機制改革為契機,推動新一輪國企薪酬改革。
國務院國資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16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國資委將對央企工資總額進行分類管理,要把工資總額的企業內部分配權真正交給企業。
具體而言,彭華崗稱,對於充分競爭領域的商業一類企業,工資總額完全實行備案制,由企業董事會自主決定。對於商業二類企業或者公益類企業,工資總額會實現核準制的管理。
“企業的情況不一樣,管理方法也不一樣,即便是商業二類企業集團下面的商業一類企業,工資總額的管理方式也會不一樣。”彭華崗說。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的意見》,提出建立健全同勞動力市場基本適應、同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掛鉤的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國有企業工資分配監管體制。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結合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和分類,分別實施改革,充分調動國有企業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也有利於推進國有企業提升發展質量,瘦身健體、提質增效。
近年來,國有企業薪酬制度改革穩步推進。2015年推行的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改革制度,實施差異化薪酬分配制度,主要針對的仍然是國企高管,建立了“業績升、薪酬升,業績降、薪酬降”的強激勵硬約束機制。
同時,引入股權激勵等創新導向的中長期激勵方式,充分調動高級管理人員以及管理、技術骨幹等核心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等。
“上一輪國企薪酬改革並沒有完全覆蓋到基層職工層面。此次改革在強調職工層面的同時,更加註重勞動生產率這一指標。”李錦表示,國企薪酬制度改革,本質上是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基本分配制度,同時把勞動力市場、勞動生產率作為重要考評指標,從而突出了職工的主體地位。
目前,國有企業中實行的工資總額管理制度,主要是以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為主的工資決定和增長機制。
彭華崗表示,《指導意見》里面有一句話非常明確,企業內部工資總額是企業的法定權利,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定。應該說,這幾年雖然有一些文件還在制定當中,但是有一些改革措施已經在企業很好發揮了效果。
一些地方在競爭類企業工資總額管理上已有很多探索。比如,江西省國資委將監管企業集團下屬企業的工資總額下放給集團本部審核,山東省國資委不再審批省管企業工資總額,實行備案管理,以及重慶市國資委全面下放工資總額管理權限,明確市場化選聘職業經理人薪酬不受工資總額限制等。
李錦表示,國企的工資決定機制改革,下一步應結合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和分類,分別實施改革,進一步落實國有企業內部分配自主權,由企業參考勞動力市場工資價位,堅持和完善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掛鉤的機制。
8月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調貶128個基點,報6.8293,為去年5月31日以來最低,3個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累跌近7.2%。
從“6.7”關口,到“6.8”關口,過去數月人民幣發生階段性貶值,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兩年前,“8·11匯改”後人民幣大幅貶值。彼時,也就是2016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距破“7”、外匯儲備離破3萬億美元僅一步之遙,市場上掀起了保匯率還是保儲備之爭。
不過事後,“海嘯”終於“退潮”,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破“7”反而升值 6% 以上,外匯儲備也止跌回升,跨境資本流動沖擊風險得到了有效抑制。
“本輪人民幣匯率貶值與‘8·11匯改’後的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很大差異。”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8月1日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
“彼時國內面臨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經歷了金融市場震蕩疊加美聯儲加息、美元走強動力強勁,歐洲出現系列黑天鵝事件,避險情緒上升,疊加影響下人民幣大跌。”他認為,這一輪人民幣貶值的背景大相徑庭,外匯儲備和市場預期都比較穩定,而央行也退出了常態幹預。
業內人士指出,這一輪人民幣貶值充分消化了中國宏觀經濟、外部貿易摩擦及方方面面可能面對的壓力,市場預期已經充分反映在人民幣貶值的價格波動中。
人民幣貶值壓力充分釋放
8月1日,連續承壓的人民幣走出先揚後抑的行情。早盤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收複6.80關口,刷新日高至6.7880,一度拉升超300點;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快速拉升200點,刷新日高至6.8046。
截至當日16:30,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官方收盤價報6.7948,較上日官方收盤價漲307點,較上日夜盤收盤漲207點。
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這輪快速下跌始於今年二季度中期,近三個月的跌幅高達7%,年初至今人民幣對美元跌幅近4.6%。
其實,相比起新興市場貨幣,人民幣年初至今的跌幅並不值得驚訝,只是人民幣此輪貶值的開始時間晚於其他貨幣。根據記者統計,年初至今(截至7月30日18:00),在新興市場貨幣中,阿根廷比索跌幅居首,跌幅高達31.854%,土耳其里拉排名第二,跌幅高達22.205%,巴西雷亞爾跌幅也高達10.75%。此後則依次為俄羅斯盧布(-10.75%)、印度盧比(-6.951%)、菲律賓比索(-6.285%)、匈牙利福林(-6.192%)、南非蘭特(-6.118%)、印尼盧比(-5.955%)、韓元(-4.725%)。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表示,這輪人民幣貶值主要受到基本面因素的驅動。第一,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相對於美國經濟的增速轉弱,美國經濟最近兩個季度依然高位運行;第二,中美貨幣政策方向相反,今年6月美聯儲第二次加息,而中國方面,4、5、6月連續三次放松貨幣政策;第三,全球地緣政治動蕩和經貿沖突的加劇都有利於避險貨幣美元走強,今年5、6月,美元對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都有明顯的升值。
這輪貶值後,人民幣也基本釋放了前期積累的貶值壓力。“今年2~6月美元指數強勢升值,短短4個多月升幅高達7%,但在那過程中,人民幣大部分時間也跟隨美元升值,CFETS指數最高升至近98的水平,其實這過於強勢,因為過去兩三年,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相對穩健,所以早前人民幣的走升有點偏離了過去分析匯率的框架。”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多位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人民幣匯率在真正意義上已經變得更加市場化,這也表現為美元/人民幣短期、歷史波動率已逐步接近成熟市場貨幣,機構預計人民幣未來雙向波動將進一步擴大。
與“8·11匯改”大相徑庭
值得註意的是,本輪人民幣匯率貶值與“8·11匯改”後的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雖然類似,但背後的道理卻大相徑庭。
管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彼時國內面臨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經歷了金融市場震蕩疊加美聯儲加息、美元動力強勁,歐洲出現系列黑天鵝事件,避險情緒上升,疊加影響下人民幣匯率大跌。此外,2015年以前人民幣長期單邊升值,大家對人民幣雙向波動在思想上準備不足,對市場心理沖擊較大。
到 2016 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距破“7”、外匯儲備離破3萬億美元僅一步之遙。但是“海嘯”終於退潮,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破“7”反而升值 6% 以上,外匯儲備也止跌回升,跨資本流動沖擊風險得到了有效抑制。
管濤指出,首先,國內經濟情況對比2015年明顯改善,經濟在築底階段,上半年經濟保持了6.8%增速。按照IMF最新預測,即便考慮了中美貿易沖突因素,中國經濟全年增速可望在6.6%;其次,從2016年開始,國家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金融風險得到釋放,長期的金融穩定性增強;此外,美元經歷了2014年下半年以來的快速上漲,2017年有所回調,今年二季度出現反彈,目前市場對於美元未來走勢分歧很大,既有看多亦有看空。
同樣值得註意的是,市場經歷了2015年、2016年人民幣單邊下跌,匯率止跌企穩後,市場對於匯率雙向波動,在心理上準備經驗更加豐富,適應性提高。
管濤指出,最近一段時間無論是隔日的匯率波動還是日間匯率波動,都明顯加大,呈現明顯雙向波動的趨勢。只要市場不是單邊的預期,從中國歷史數據看,在匯率雙向波動預期分化的情況下,供求能都自我匹配。
“只要沒有單邊預期,沒有恐慌性的拋售,匯率市場都沒有大問題。”管濤說。此外管濤認為,中國基本面向好,經歷2017年考驗後,政府有能力與條件維護市場穩定。
管濤指出,短期匯率變化是難以預測的。對國內企業來講,不以炒匯為生,與其去猜測匯率的走勢,還不如安心主業,控制好貨幣錯配的風險,避免在外匯市場裸奔。浮動匯率就會有漲有跌,而匯率不論漲跌均有利有弊,所以,市場應該平常心看待短期外匯市場波動。當然,如果你看好中國經濟,經濟強則貨幣強,長期人民幣會升值。正是在這一市場邏輯下,過去多年來做空人民幣的境內外機構和個人都是虧損的。
央行退出常態幹預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外匯專家認為,過去幾個月,人民幣的貶值本質是央行退出常態幹預,消化了人民幣對內與對外貶值壓力和預期。
張明表示,在基本面上有貶值壓力的背景下,中國央行前段時間也在順水推舟,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有明顯的貶值,由此可以讓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基本穩定住,甚至略微貶值。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原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指出,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呈雙向波動,因此,不應對人民幣貶值作過度的解讀,更不能認為是央行主動引導人民幣匯率的貶值。
管濤指出,目前人們對人民幣未來預期基本穩定,也沒有出現較大的資本外逃。
值得註意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發布的《對外部門報告》(ESR,下稱《報告》)中提及,2017年中國外部失衡問題大幅改善,人民幣匯率與基本面和理想政策所隱含的匯率基本一致,外匯儲備充足且規模接近最優上限,同時也建議匯率的彈性應該進一步提升。
《報告》指出,2017年中國外匯儲備增加1290億美元,近兩年中國實際外匯儲備規模越來越接近於最優規模上限。同時,得益於國內外條件改善,以及合理的資本流動管理,中國資本流動逐步逆轉。IMF指出,2017年中國資本賬戶凈流出820億美元,低於2015年創紀錄的6470億美元和2016年的6660億美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韓正1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全體會議,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講話精神,討論審議有關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階段工作。
韓正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要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意義,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新發展理念,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範。
韓正強調,要強化規劃引領,推動大灣區內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提高區域發展協調性,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構建結構科學、集約高效的大灣區發展格局。要以讓老百姓得實惠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實施好港澳居民證件便利化、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到內地創業就業、大幅降低粵港澳通信漫遊費用等政策措施。要積極吸引和對接全球創新資源,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央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香港建立中國科學院院屬研究機構,支持澳門建設中醫藥科技產業發展平臺。要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臺,構築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接融匯的重要支撐區。
韓正表示,“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推進大灣區建設,必須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要進一步建立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關系,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港澳發展註入新動能、拓展新空間。要加強溝通協調,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回應港澳社會關切,註重用法治化市場化方式協調解決大灣區合作發展中的問題。
李希、何立峰出席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員、領導小組辦公室以及有關部門負責同誌參加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