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思維成為很多人的職場天花板,來看看你陷進打工思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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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在《請警惕你的弱者思維》一文里,我寫了弱者思維的三個思維特點,文章發出後閱讀量很快破了10萬+,後臺收到了很多讀者的留言反饋。但我總覺得還沒有講透,遂補寫下篇,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這兩年自己開公司做團隊,從領工資到發工資,從對上級負責到對公司負責,除了身份的轉變,其實更大的變化來自於不同身份帶來的整一套思維變化。
領工資的時候,想的是工資什麽時候到賬,年底獎金有多少,明年會不會加薪,我出了多少力,拿了多少錢。而做老板呢,想的是我花出去的工資和成本,未來怎樣才能給我賺來更多的錢,如何讓團隊和自己的時間價值最大化。
慢慢的,我發現自己原來那一套打工思維的所帶來的局限和陷進,成為很多人的職場天花板。
1 打工者思維掙現在,股權思維要未來
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打工者思維更多追求當下的穩定,所謂穩穩的小幸福,每天的小確幸;而股權思維更看重的是未來更大的想象空間,甚至可以為此犧牲還不錯的眼前利益。
說白了,打工思維要的是現在,一分錢一分貨的小作坊買賣心態;而股權思維要的是未來,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一無所有,玩天使投資和杠桿,多少有點賭徒心理。
我倒不是說看重現在就是錯,看重未來就一定好。因為這本質上屬於風險保守型和風險激進型的區別,風格不同,沒有對錯。但問題是在現在這個時代,哪種思維更有利於長期發展呢?
這個時代,如果還有人跟我談穩定,談保障,我會覺得是個笑話。不管願不願意,我們都被拋進時代快速發展的漩渦里了,而且未來的加速度還會越來越大,我們現在處的,不怕文藝的說法,就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2017年,我相信很多行業都會重新洗牌,或者加快洗牌的速度。我相信傳統銀行業的日子會更加艱難,互聯網金融會漸漸滿足大眾理財需求,當政策更佳開放,全套金融服務體系更完善;我相信線上教育會真正迎來春天,看喜馬拉雅,得到APP這些增長的付費用戶和不斷進場搶奪賽道的投資人就看得出來,傳統線下教育的市場份額會逐漸縮水。再加上AI和VR正以超乎我們想象的速度奔向大眾的視野,更多行業會失守城門。
我經常說,我的總結只代表過去,不代表未來。我的未來判斷,也只看到三個月。這點我特別欣賞混沌研習社的李善友教授,每次他發表完長篇大論,末了都要加一句,我所講的,可能都是錯的——我很欣賞他這點。
或許在不遠的將來,會有一大批所謂穩定工作、旱澇保收的人在困惑,為什麽人家的收入在指數增長,我的收入卻連維持基本的線性增長都困難?
雖然互聯網的想象空間很大,但我覺得還是有很多人低估了互聯網對自己生活和職業的沖擊。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今後,這種場景我們會習以為常。
那些執著於當下打工者思維的人該醒醒了,只看當下的人,一般都贏不了未來。
2 打工思維的人,在意所謂價值對等
給多少錢,就賣多少力氣,其實這是在扼殺自己的職場未來,拿自己的青春開玩笑。
我的觀點一直是,選工作的時候,薪水是應該考慮,但絕對不是第一位考慮的因素,而更要看你工作的平臺和你跟的老板如何。平臺決定你的眼界,是不是見過世面;老板往往能升級你做事的思維,好的老板會經常讓你覺得自己的想法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同樣兩個人,目前都是一個月1萬的薪水,但因為平臺和老板的不同,三年後,可能一個人一月10萬,另一個人卻只有一兩萬,或者更慘,甚至面臨失業。真的,這樣的現實例子太多了。
年輕人一定要爭取到好的平臺去發展,哪怕人家不付給你薪水,哪怕給他們端茶送水做實習,因為你其實是在投資你自己和你的未來。如果去一個普通的平臺賺一些固定的小錢,等於把自己最寶貴的幾年青春賤賣了。
你事業的大小,除了與平臺的大小有關外,更重要的是取決於個人的天花板在哪。打工思維的人,往往把一份工作想得太淺了。
我前段時間經常責備我團隊的人,把我教給她們做的事情想得太簡單了,能不能多思考幾層,多想幾個維度。
比如你做的是助理,弱者思維的人會認為這份工作就是個打雜的,處理一些簡單的瑣事就好;而強者思維的人,會把這個職位當成全公司的資源擁有者來對待。
比如我自己公眾號的助理,除了幫我寫的文章做校對和排版外,其實她也擁有了我新媒體這塊的幾乎全部資源。一些品牌方來談商務,一般都會先通過她,因為我自己沒那麽多時間,所以她就擁有了各個品牌的人脈資源和渠道關系;她運營我幾十萬用戶訂閱的號,和去運營幾千幾萬訂閱的號,整體體驗和感受肯定是不一樣的,思維方式也會差很多。
不管她現在從我這里掙多少錢的工資,那都是小價值;她真正的收獲,是面對和處理各類問題的思考方式以及更優質的人脈資源。這兩點會讓她很值錢。
這世上從來沒有簡單膚淺的工作,只有簡單膚淺的人。
3 永遠用靜態的眼光看世界和自己
很多人都是自我設限,自我封閉,我和朋友或團隊聊一些新鮮項目的時候,經常聽到的話語是,這個我不擅長,這個我不知道,這個以前沒有做過呀。然後就覺得和自己沒什麽關系了。
不會那就學呀,不懂那就去理解呀,沒有嘗試過,所以才更要看看可能性啊。
因為怕犯錯,怕打臉,怕沒面子,於是小心翼翼呵護自己可憐的自尊心和僅存的驕傲感。
但是如果一個人永遠只做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收獲的就只是價值的存量,就無法產生新的收入增長點,和價值增長點。所以你的收入和能力,永遠只是一條可預見的,並不令人興奮的線性增長曲線。
也許在目前的環境里感覺很舒服,但是,相信我,這個年代,任何舒服,都只是暫時的。
互聯網高速發展的特點決定了我們在做事業的時候一定要做增量市場,而不要做存量市場。增長才是這個時代最有魅力的詞語。
但是,增長是要付出代價的,需要一顆好奇的心,需要一份嘗試新可能的勇氣,需要不害怕失敗的強大心臟,和自嘲自黑的幽默心態。
最重要的,就是承認這個世界是動態,很多事情你是看不懂的,但是,你要去做遊戲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
所以,從“我應該不行”,換成:“要不試試,可能很好玩”。
你要相信,這世上最大的風險,就是什麽都沒做。
還在用靜態的眼光看這世界,你只會越傻越迷茫。
和時代共振,你才會找到又焦慮,又舒服的頻率。
最後想說,畢竟大多數人都處在積累資本的平臺的階段,所以我們都是打工者,但是,雖然是打工者的身份,但一定要跳出打工者的思維,因為:
今天越安逸,明天越危險。
創業本身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是一個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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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國私募基金峰會上老鷹基金創始人劉小鷹接受了《躍龍門》欄目的專訪,分享他對創業投資的最新看法。
1 投資和創業都要回歸理性
我覺得在資本市場還是有浮躁的現象,因為創業者總是希望多拿錢,把估值擡高一些,沒有賺錢的項目都有高估值,到賺錢項目可能就更貴了。我們做投資還是想回歸理性,回到項目本身真實的價值。所以我們堅持在早期領域,天使階段做投資。
要在早期時候發現好的創業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看賽道、看商業模式、看產品……這些東西都是人做出來的,如果說創業者真是想長期把這件事做下去,我覺得他會很理性。
2 不投那些想拿快錢的人
如果說創業者想拿快錢,多拿幾輪融資,把投資人的錢花了然後轉身去做新的項目……這樣的人我們不會去投他,會逐漸排除。
老鷹基金創始合夥人劉小鷹(右三)與躍龍門創始人曹榮軍(左三)、躍龍門創始合夥人武鑫(右二)、躍龍門創始合夥人郝曉斐(左二)、躍龍門創始合夥人袁俊寶(左一)合影
3 選擇早期項目的標準
人們講創業九死一生,我們做投資就要想辦法排除那90%不靠譜的項目,在留下來10%到20%的項目里再淘一些好的出來,我們有一些很好的法則去找到真正的創業者。
1、未來增長迅速
投早期項目,你希望它未來能夠成長,能夠爆發,所以我們不介意它短期不賺錢。因為商業模式、技術、產品還不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肯定沒有辦法這麽快賺錢。
但如果產品本身和技術能夠為將來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那麽,它日後會呈現出一個指數級增長,這種項目的想象空間比較大。當然途中也有可能會死掉,這就要看創業團隊是否很堅持,是否很執著去做。不斷嘗試,還是有機會的。
2、腳踏實地的創業者
創業者真的需要腳踏實地,真的是要把項目未來的方向看清楚。這個賽道、這個市場也許在早期比較小,但如果在未來市場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那麽它將隨著市場不斷的放大隨之成長,這是相輔相成的。
3、真正的創新產品
沒有創新就很難有創業,因為你必須要有新的產品、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或找到市場的痛點,去做一些微創新。把很多微創新連起來就變成一個大的創新,把創新做好,你就有創業的機會。
4、講清楚項目,而不是把項目講漂亮
創業本身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是一個生意。最根本還是要把項目本身做好,把故事講透、講清楚,而不是把故事講得很漂亮。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項目,卻講不清楚,可能資本就聽不懂;如果你有一個七八十分的項目能講到九十分,這就是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創業者要懂得去消化和解讀自己的商業模式。
特朗普限制移民的行政令雖然因為被上訴法院叫停而告一段落,但是整個過程讓外界越來越多地聽到特朗普內閣中的一個名字——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
美國總統是100%正確的
“我準備隨時隨地上任何節目,重申美國總統是100%正確的。”身為總統高級顧問的米勒12日在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本周》(This Week)中的一句話,向特朗普表盡了忠心。
高高的發際線,明亮的大額頭,略帶陰郁卻堅定的眼神,米勒最近頻繁出現在電視新聞連線中,帶著兩大任務:一是為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辯護,二是強調特朗普在競選中遭到選票欺騙的不公待遇。
米勒12日在NBC新聞欄目Meet the Press中連線
首先不得不說,31歲的米勒目前已經是白宮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他和白宮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正是特朗普限制移民行政令的締造者。
《紐約時報》在一篇文章中總結道,三個男人因篤信“美國第一”的經濟政策而聯系在一起,並從美國政治的邊緣地帶突然闖進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為總統賣力辯護
在與《本周》節目主持人史蒂芬諾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連線時,米勒顯示出超越年紀的鎮定和雄辯的口才。
雖然特朗普已經當了三周的總統,簽署了十幾項行政令,但是他對於大選時的一些“不公正待遇”依舊無法釋懷。大選結束後不久,特朗普就堅持認為由於新罕布什爾州、弗吉尼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300~500萬非法選票投給了對手希拉里,導致他最終雖然贏得選舉人票,卻輸掉了選民直選。上周,特朗普在與參議員討論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選戈薩奇時再次提起此事。
於是,米勒就此事在電視連線中賣力為特朗普辯護。但是,當主持人一再追問要求米勒拿出特朗普遭到選票欺詐的證據時,米勒語氣強烈地表示,白宮方面有大量證據,證實有選民在不同的州重複註冊,還存在“死人”投票,非公民投票等非法投票現象。
不過,媒體仍然認為米勒和特朗普並沒有充足證據證明大量非法選票的存在。新罕布什爾州前共和黨主席卡倫(Fergus Cullen)和前司法部長拉思(Tom Rath)均斥責米勒的言論是“沒有根據”的“妄言”。
米勒12日還在全國廣播公司和福克斯新聞臺的兩檔連線中繼續為夭折的移民禁令辯護,並表示總統將考慮所有選擇來做出應對,其中就包括簽署一項新的行政令來限制移民進入美國。
米勒強調,限制7個穆斯林國家移民進入美國的做法是基於對這幾個國家現狀和未來將造成的威脅的評估。而且美國沒有“司法至上”的說法,無論是華盛頓法院還是上訴法院,都是正在奪去本屬於總統的權力。
1月27日,特朗普發布行政令,限制來自敘利亞、伊拉克、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這7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要求來自上訴國家的難民在12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上述國家的普通公民在9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無限期禁止敘利亞難民入境美國。
在引起一番混亂後,司法部和華盛頓西區聯邦法院法官羅巴特在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過招,最終上訴法院裁定維持暫停執行該行政令的判決。
“來了白宮就要幹大事”
除了移民禁令,米勒在特朗普政府修築美墨邊境墻、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等議題上都是主力推手之一。
正如班農所說:“來了這里(白宮)就要幹大事”。回顧米勒的經歷,幾乎可以說是為他目前所做的事情做足了準備。
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出生於加州聖塔莫尼卡的一個猶太家庭,16歲讀高中就曾給當地報紙寫信反對政治正確和自由主義。2007年,米勒拿到杜克大學政治學專業本科學位,是年,米勒和杜克大學的保守派聯合會就為當時在杜克大學讀研究生的理查德·斯潘塞(Richard Spencer)籌款,目的是舉辦一場對開放邊界和限制移民的辯論。
而斯潘塞後來以主張白人民族主義而為人所知,他還在2010年造出“非主流右派”(alt-right)這個詞,用於形容白人至上主義運動。
特朗普8月任命班農為競選主席後,班農幾乎把他的右翼新聞網站Breitbart News用作alt-right的展示平臺。在網絡這個主戰場上,宣揚alt-right的帖子一般都支持特朗普,反對移民,多元文化主義和政治正確。
意味深長的是,米勒後來竭力撇清自己和斯潘塞有任何關系。這和特朗普雖轉發alt-right組織的相關言論卻聲稱不知道alt-right的存在的思路如出一轍。
杜克大學前副校長John Burness在2月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在杜克大學時,米勒給人的感覺是,“如果覺得你與他意見相左,那就是你的想法要麽惡毒要麽愚蠢,他非常不能容忍。”
特朗普身邊三大智囊:庫什納、米勒和班農
最能代表特朗普聲音的人
畢業後米勒進入了政治圈,為兩名共和黨國會議員當新聞秘書。2009年,米勒開始為時任亞拉巴馬州參議員、現任司法部長的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擔任通訊主管,主要工作就是為他起草各種演講文本,兩人聯手打造了米勒稱之為“單一民族國家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並在國會中挑戰當時的移民政策。
正是在為塞申斯工作的那段時間,米勒被特朗普看上,2016年1月,米勒開始加入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從3月開始,米勒就經常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做預熱演講。特朗普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的演講詞正是出自米勒之手。在特朗普新政府中,米勒被任命為總統高級顧問。
因為自己的主張和特朗普高度重合,米勒幾乎成為團隊中最能代表特朗普聲音的人,他本人也對特朗普忠心耿耿,堅信不疑。
“史蒂夫(米勒)真正相信(演講中的)每個詞,不只是那些關於經濟民粹主義的信息,還對特朗普作為國家領導人堅信不疑。”曾在特朗普團隊中和米勒共事過的傑森·米勒稱:“史蒂夫表現出強烈的忠誠,並幾乎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總統的想法。”
班農對米勒的評價則是“特朗普運動中的一個忠誠可靠的士兵,工人階級的勇士”。
政治傳聞稱白宮正在形成兩個派系,一邊是班農,一邊是幕僚長普利巴斯。很顯然,米勒是班農最密切的合作夥伴之一,又曾是塞申斯的左膀右臂,而班農在掌舵Breitbart News之時也曾多年力挺塞申斯。
有消息傳出,米勒最近還在為特朗普策劃另一項可能引發爭議的行政令,修改目前關於外籍勞工的政策,對外籍廉價勞動力實施新的限制政策。
曲線是這個世界上,最美的線條。因為你不知道他下一點出現在哪里,所以美。 而我們要學會的是在曲線中成長, 在曲線中泰然自若。
本文系進擊波(微信ID:jinbubo)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沈帥波。
曲線才是萬事萬物的常態,雖有大致的趨勢,但總有不斷波動的曲線。曲線是難以判斷的,他並不是數學里的確定函數,不能被準確計算出低谷和峰值,但是波動是永恒的。亦如個人、公司、行業、國家和人類文明。
比如前兩年被黑成【互聯網活化石】的網易和他的老板丁磊,怎麽還是同一群人,最近又在說他高瞻遠矚,戰略格局高,塊塊業務都賺錢呢?我分明記得他們說丁磊只會養豬啊。
其實,每一個人,公司,行業,國家都是一條曲線,不可能永遠在峰值上,而內心向上的,都能在谷底積蓄力量再次向上。
01
我有一個朋友叫W,為什麽叫W。就是因為他的人生像字母W一樣,如過山車一般。W出生於沒落的大家庭。爺爺是資本家,爺爺的爺爺是書法家,四九年後沒出國,文革期間被抄家。一如所有沒落的大家族,規矩禮數涵養這些是不可拋棄的。W從小有著家國情懷,人生的終極理想就是做一個文豪。
W大學畢業後和別人合開淘寶店,遇上了大勢,一切都起得很快。巔峰時刻做到了月營收500萬。當時的W,一時春風得意。後來他們的倉庫被火燒了。這發生在雙十一前,也就是剛剛備足貨,正準備大幹一場時,後來資金鏈斷了。一切皆完了。
其後,W處理完善後事宜,就銷聲匿跡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淘寶的江湖已經不再那麽容易,於是他偷偷轉戰Ebay,現在擁有三家店。
人生的事業就像一場麻將,有上風,有下風。但只要老子不下牌桌,輸了就再來一局,遲早幹掉你丫的。如果再輸,那就再來。只要不下桌,就有戲。雖然期間會經歷各種被胡,被幹死,被老千,但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啊。
02
經濟學里有個很經典的常識:價值是一條直線。而利潤是一條與之並存的曲線。曲線高於直線時,便是盈利;低於直線時,便是虧損。但是只要不斷提高價值,那麽曲線也將隨之上升,雖然他依然會出現虧損。
這個最基礎的常識,其實一下子解決了今天太多的表象問題。1為什麽那個公司那麽傻,竟然賺那麽多錢?2為什麽我提供了價值,但是虧損?3 為什麽他一直虧損,但是一直能融到錢?以及更多。
賺錢更多是基於此刻的利差,一如平臺型公司基過往十年之力於今日基於此刻的價值換得盆滿缽滿。一如貿易型公司基於當下的供需關系換得利潤。一家媒體用過往的美譽、影響力、傳播力為一家金主站臺換得利潤。所以,有的公司現在很賺錢,但是他只是在掏空過去。因為現在賺錢是基於現在的定價,和過去的價值積累。而現在的價值積累才能決定日後是否賺錢。這也是為什麽一家盈利能力超級強的大公司股價可能一直不被看好,而那些持續虧損的新項目反而能讓大公司股價走強。
03
說電商搞死實體經濟的,其實是偷換概念。實體經濟這三年之所以很差,不僅僅是因為電商的打壓,而是因為過去賺錢太容易,實體在模式創新,產品創新上根本不關註,一直用高利潤支撐高擴張。無論是店面成列,購物理念都已經落後消費者訴求。而消費者第一線的反饋到達廠商決策層時,可能有一年以上的時差。而在這個時差內,電商以價格,資本優勢切入市場換得了市場份額。所以實體產業迎來了哀嚎一片。再加上商業地產費用高昂,人力成本高昂,舊的時代已經結束。
與其說,電商搞死實體,不如說是實體自己搞死自己。因為以前賺錢太容易,處在曲線的峰值,但價值一直沒有提升。那麽此刻可能處在曲線的谷底。但並不是說實體沒有價值了。
實體依然有很大的價值,同時已經出現了很多非常不錯的極具體驗感,美學感的生活消費餐飲一體式購物場地(有別於萬達的那種)
未來已經到來,只是尚未流行。對於從業者來說要做的就是堅持提高價值,等待市場和消費者把曲線提高,而不是迎合此刻的市場降低自己的價值。
又比如說文首剛剛說到的網易和丁磊,我個人總是覺得:如果別人做過首富,活得比我高幾十個段位,那我沒有資格去用自己的層面的思考去評判別人。他一定比你強。企業總是有產品開發期和布局期的,如今,當下的賺錢吸金能力不能決定一個企業的價值。比如還是網易,可能這兩年很吸金,那是因為過去五年的布局。也會出現再過五年再次不賺錢的局面。比如百度就是如此。過去太來錢了,所以最近麻煩不斷。
04
經濟學家張五常說:2008年堅持執行的新勞動合同法,使得中國經濟神話覆滅。(註意,是神話覆滅,不是經濟覆滅)這個觀點拋出來,一定會在網上被罵成狗的。什麽萬惡的資本家等等。從大格局來看,這句話大體是準確的。高企不下的企業成本,是遏制企業發展的掣肘。從2008年之後,這一預言也確實變成了事實。
但這個國家依然在曲線上升。在歷史上,無論是宋代,還是明代,我們都曾無限逼近過資本主義之萌芽,但都戛然與之於皇權和國破家亡之時刻。而今天,雖然依然貪腐不止,問題百出,但已經是最接近市場經濟的時刻了。
如果2008年是一個小的峰值,過去幾年都在下行,下一個上行通道已經在醞釀之中,雖然網絡上充滿著悲觀的論調,但是在深夜的機場候車點,我看到的是排到視野盡頭,等待載客的出租車,那些綠色的頂燈,總是讓我如此感動。在高鐵候車廳,永遠都是川流不息和人頭攢動。煽情的說,這就是中國經濟為什麽還會好的原因。有人,就有未來。因為全球都進入了小確幸模式,而這里還有一群人不相信命。
放棄等反轉,學會分析問題,對於個人是有很大幫助的。
本文由歪理邪說(微信 ID: wxieshuo)授權i黑馬發布。
互聯網的世界永不停歇,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事件發生。前幾年人們習慣發表看法,那時候更多人有強烈的感情,但到了現在,等反轉已經成了固定模式,這是非常悲哀的。在我看來,喜歡等反轉的人都是缺乏主見的。一件事情除非完全是偽造的,否則根本沒有反轉這一說,後面就算發生了變化也只是對事件本身的信息補充而已。太多人分不清反轉和公關說辭兩者之間的區別。
一個人如果有比較好的判斷能力和正常的三觀,他並不需要等反轉,而是可以指出事件之中哪里存疑,哪里不實,也不會對反轉抱有什麽期待。而一心等反轉之後興高采烈的說“看,我就說這事情沒這麽簡單”,這種行為不僅懦弱,而且毫無主見,只是等著用一種說辭來證明自己心理的陰暗。
這種行為模式是社交網絡發展的必然結果,人被社交網絡以關系隔離開。很多人考慮的是自己在好友網絡中的形象,而不是事實本身如何。在社交網絡之前的年代,人們在互聯網上比今天更真實,那時候流行的說法是“互聯網上沒人知道屏幕後面是一條狗”,因此“你可以暢所欲言,不用掩飾”。社交網絡破壞了這種匿名性,人要顧忌和其他人之間的關系,互聯網變得和現實生活一樣,要重新帶上假面具。
盡管我理解這種行為模式的動因,但是仍然不會贊同等反轉這種行為,因為最糟糕的情況,你也可以選擇不說話。
以這幾天的“程序員股權爭議”事件做個例子。雖然原始的《就算老公一毛錢股份都沒拿到…》一文有比較大的煽情成分,但仍然不難找到要點,如下:
當事人是該企業最早的員工,工作7年。
當事人為公司董事。
當事人獲得過公司獎金,但至今沒拿到股份。
當時人公司CEO正在註冊一家新公司。
知道這些要點之後,根本沒必要去等什麽反轉。只需要問一個問題:“公司是否承諾當事人過期權或股份,如果承諾過,為什麽沒發放” 這就是關鍵問題,其他都不重要。不可能每個人都成為法律專家,但是至少每個人都應該理解一些基本概念,在這件事里面,就要理解股東權益和勞動者權益是不相關的。如果當時承諾授予他股權,他就獲得了股東權益,無論他在公司表現如何,是否被開除,已經授予的股東權利是不能簡單剝奪的。
用當事人是否稱職,是否跟得上公司發展之類辯護的,在壞和糊塗之間必占其一。這個道理很簡單,如果當事人不稱職,這是勞動者權益,不稱職就沒有工資或者獎金甚至開除,跟不上公司發展可以調崗甚至開除,但這都不能改變他早期加入公司是承擔了風險,也作出了貢獻的,已經拿到的股權是歷史貢獻所致,和後來是否跟上公司發展是沒有直接關系的,就算後來他一無是處,被公司開除,已經獲得的股權也是不能被直接剝奪的。
這樣機制公平不公平?如果上來承諾10%股權,之後發現這人完全不能勝任工作,10%股權又必須給出去,這當然對企業是不公平的,但是現在企業制度早就發展出了“股權成熟機制”。即股權托管第三方,簽訂協議,以創始團隊身份為公司工作每工作一年,就可以獲得承諾股權的一定百分比,這個過程叫做“成熟”(Vesting)。用這個辦法幾乎可以毫無爭議解決類似問題,如果一個人不稱職,就可以和他結束合同,已經成熟的股權是他的(公司回購還是保留另外說),但未成熟的就不再發放了。非常公平。遺憾的是我們最近看到的各種案例,無論是這次發生的還是以前馮大輝和丁香園的爭議,最終都是因為公司沒有貫徹這種模式。說辭當然有很多,公司太小、公司不成熟、想以後做但是沒來得及…這些說辭根本站不住腳,兩個案例都是發展了好幾年的公司,但是這種簡單、有成熟解決方案問題常年解決不了,很難以一句拖延癥解釋。
本來發生這些事情之後都是拷問業內風氣,推動制度成熟的機會。然而每一次事件結果都莫名其妙偏向了詭異的方面,馮大輝事件變成了“CTO是否應該寫代碼”,這次的就更荒唐,變成了當事人老婆胸大不大,虛榮不虛榮,是否亂花錢。這些事情和問題本身一點關系都沒有。當這樣的"文章"被四處傳遞的時候,我一直在琢磨為什麽會這樣?他們為什麽會把這種文章發到朋友圈,難道不覺得會顯得人品很差,腦子很笨嗎?
社交媒體發展到今天,產生了很多幾年前人們沒料到的情況。一方面就是各種假新聞和極端言論的傳播,另外一方面就是用極惡劣的方式蹭熱點。兩者的共同點是能獲得傳播,最終就能變成流量進而獲利,所以就會有人專業制造它們。它們能得到流量自然是因為有人在傳播,構成這些傳播的主力就是這些缺乏主見的人,他們基本不具備分析問題的能力,也看不到這種文章的荒唐和惡意。但是這類文章確實滿足了一些人試圖證明自己“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心理,他們就興高采烈的轉了起來。
社會進展到今天,無論是企業制度還是法律,都早就有了無數案例。從里面找到漏洞或者缺陷通常不太容易,只有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對於大部分日常情況,如果沒有采用流行的成熟模式,其中就一定存在問題,用程序員一句俗話講就是“不要重複發明輪子,你新發明出來的輪子多數情況都是方的”。試著用固有的制度、案例、法律來分析問題,就不會對反轉有什麽期待。就算最終情況真的發生了變化,那也不是反轉,它仍然處在這些分析區間內,只是不同的事實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放棄等反轉,學會分析問題,對於個人是有很大幫助的。因為每個人都會早晚遭遇到一些煩人事,也許是股權糾紛這樣的大事,也許是離職補償之類的小事。如果每次遇到這種事件去學習一點法律和制度安排,而不是純做吃瓜群眾等反轉看戲,等自己遇到麻煩事情那一天,準備就會比較充分,可以立刻知道事情哪里不對,什麽是關鍵問題,如何解決。否則到那個時候就會變成了被別人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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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你認為自己是左上角,興高采烈嘰嘰喳喳跟著討論。但實際情況,很不幸你是右下角。
另註:當事人公司CEO今天回應了《兄弟鬩墻,不出惡聲》,http://tech.qq.com/a/20170224/027874.htm 這篇文章回應方式很聰明,應該能化解很大危機。它也同時回答了我在前面提出的問題:“期權承諾了,當事人有貢獻,但未發放到位”。7年期權未到位,驚人但不意外,因為還有無數公司也是這樣的。希望雙方能圓滿解決解決此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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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峰寫了一篇: 《寫給技術人的合夥攻略》 http://mp.weixin.qq.com/s/v-8s2uS5jV_kMewj10rP7A 是一些具體辦法,可以看,但實施起來仍然有難度,不過多知道一些可能性總是沒錯
原文:《就算老公一毛錢股份都沒拿到…》http://mp.weixin.qq.com/s/C5aDa0pzoUGk6_4q-qKCaQ
遇到標榜準點上下班,福利堪比谷歌的項目,最好還是別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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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乎隔幾天就在這里啰嗦提醒大家,就是因為我看到太多失敗案例,手上有太多實時數據,知道哪幾家公司現在面料巨大現金問題,為什麽一手好牌現在會這樣。才會厚著臉皮在這里一次兩次提醒大家早點不介意估值,小步快跑搞定融資。
我和我們團隊持續提醒了,如果公司還不聽還不重視還很固執,我們絕望的那天,我會把投資投後融資幫忙全部停掉,讓那家公司自生自滅。商業環境本來就這麽殘酷。對我們的損失也就是1/330,330家公司之一。
1.制度寬容是沒用的
大家需要承認現在的世界完全不一樣了,投資人想要知道的都是你如何收支平衡,別再跟我說太多增長和GMV。不管是什麽行業,如果你能處理好增長和收支平衡,過了那個點,你就是贏家。
盲目樂觀,還在追求高估值,還在為自己一點點成績沾沾自喜,還在擴張補貼,現金低於6個月了還沒有兇悍調整,融資還沒有當第一大事,還在幻想有投資人巨額支持,都是死翹翹前夕的癥狀。
去年下半年開始的資本寒冬,凍死了太多的公司,昨天還牛逼哄哄的公司,明天說死就死了。
融資不順利造成企業發展受阻可以理解,但是直接導致破產還是有點誇張,但如果你深入了解每家公司的情況的話,你會發現破產真的是應該的,因為許多創業公司融了資之後一下子就忘了起步的時候的艱辛,養成了驕奢淫逸的氛圍,燒到快死了才恍然大悟,但都已經無力回天。
互聯網行業因為最早都是抄矽谷的,所以也會流行照搬矽谷的文化,大家以對標矽谷為名搞起了豪華的辦公室,豐盛的下午茶,多種多樣的員工活動,動不動出國旅遊,大多數錢都還沒賺到的公司,你看著一群人在辦公室里辦公,戴個耳機刷個微博,到點就下班,就好像扔一堆錢在一個巨大的火爐里燒一樣。
我也不例外,最誇張的時候,還實行過比矽谷的彈性工作制還要彈性的“隨意工作制”,大家上下班的時間可以自由安排,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只要完成工作就行,結果他媽9點鐘一個人都沒來,做不完工作隨便找個借口就搪塞過去了。
文化這東西就跟直接民主制度一樣,不能不考慮國情就隨便亂搞,它的背後有很多人性和習慣的不同。就好比因為國內信用體系不健全,在國外很火的Airbnb就沒法直接複制到中國來,中國要是搞全民公投,分分鐘就是新一輪打土豪分田地。
人是有惰性的,但互聯網人似乎都喜歡標榜自己自驅力高。你讓他加班吧,他跟你說效率。我就好笑了,工作時間和效率是有多矛盾?你就不能做到既工作很長時間又很高效率嗎?真的是,偷懶還不忘找個裝逼的理由。
很多公司工資也亂開,而且喜歡超過需要去引入高管,動不動年薪60、70萬,你的公司什麽時候能賺回大家的工資啊?
制度寬容是沒用的,員工表面上看起來和樂融融,賺錢的時候是他的功勞,公司一倒他就開始罵被你這個傻逼老板給坑了,浪費了大好青春沒活幹,技能得不到提升。反正橫豎都會被罵,還不如制度嚴格一點,讓大家多做點事情,多提升能力,至少離職的時候去到別的公司還能加薪升職,做個中流砥柱,作為老板你才算對得起他。
我總是覺得,人才跟公司現在所處的階段是否匹配最重要,而不是這個人才牛不牛逼。你明明公司業務還在早期,在探索,就找一些大牛來,這明顯就不符合資源合理配置的原則,人家在BAT能創造巨大的價值,拉來這里只能為你不靠譜的想法在試錯,對大家都不好。
什麽階段用什麽人,什麽廟供什麽菩薩,才早期,就紮紮實實招普通的人,通過大家一起努力,把業務做大的過程中讓大家都升值,這才是商業本質。
2.遠離浮躁的社交圈,找到平衡
如果你要做一個好的投資人,第一,你必須要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你需要幫助在創業者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他們正確的幫助。
第二,你不能過於幹預他們做的事情,而且高高在上告訴人家做什麽,因為他們懂的應該是你的十倍跟二十倍,他們做的這些事情應該比你懂十倍二十倍。
如果你在一直在教他們,他們一直在聽你的改方向,這個公司永遠不會大成,當年的馬雲,當年的李彥宏,當年的馬化騰,我沒有看到他們任何一個人會被投資人牽著鼻子走。
所以在這里面我經常提醒我們的同事,你可以跟他交流,跟他探討戰略,你可以跟他探討產品,但是記住你的身份,記住什麽時候閉嘴,我們要學會的是經常閉嘴,多聽人家,然後就是多在正確的該幫忙的地方幫忙。
比如說我,我自己覺得,現在的我在公司,基本上就是廢物一個。再有,我對行業的判斷,我不覺得我在行業里站得最高望的最遠的預言者,我中文水平都這樣,更不用說預言。
第三,我建議投資人參加無謂的社交、遠離浮躁的圈子、保持適當的距離。
不要參加無謂的聚會和社交,特別是不要參加無謂的跟同行的聚會吃飯。沒必要,你自己能想清楚,因為你們都很成熟,都很有經驗,自己能想清楚一個案子應不應該投,如果要討論,內部討論,不需要外面聲音去影響你,因為他不會很認真很開放地告訴你真是的想法,因為我們是競爭的。
跟浮躁的圈子保持距離,是指給自己每天有獨立思考的時間跟空間。這樣我覺得長遠來說才能更好,最起碼我是這樣。
不管我們投的公司短期之內有多好,要跟創業者保持適當的距離。因為你跟他還是有一個利益的沖突關系,你如果變成了朋友,變成了死黨,萬一有一天你們站在利益的對立面,你怎麽做,這點很多年輕的同事們其實不容易理解,他就覺得我要跟創業者成為非常好的關系,萬一利益發生就很難處理。
成敗的要素里,運氣占了99%,剩下那1%,取決於多數人的努力程度。
努力絕對是有用的,你捫心自問一下,你做12個小時是不是肯定就比8個小時要有產出一些,如果不是,那你也太弱了吧,就別來創業或者投資,去大公司養老吧。
我內部給經緯有一個底線,因為我們的投資團隊已經越來越變得非常專業跟垂直,比如有些人只負責移動社交,有些人只負責移動遊戲,有些人只負責所謂今天非常火的O2O,有些人只負責移動電商,在這種情況下,我給他們的死命令就是,我們情願判斷失誤,錯過,但是必須看到過,必須跟創業者交流過,我不接受一個非常好的公司,在我們沒有見過。
投資和創業其實是一件事,都是有一個好的機會點,可能在未來有比其他就業方式更大的收益的一種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活動。大家的智商都差不多,你朝九晚五,一天能做多少事情,你怎麽在殘酷的市場中競爭?
最後說兩句:
一句說給同是創業的人聽:
出來混,總要還的。不要再裝逼了,踏踏實實做好公司,自我造血才是硬道理。
一句話說給同行的投資人聽:
遇到標榜準點上下班,福利堪比谷歌的項目,最好還是別投了。
“你情商挺高的。”
“你是在罵我智商低嗎?”
上周和一位互聯網金融公司的人聊天,對方說情商和智商最近成了同事間互相調侃的段子。雖然在科學上沒有關於情商與智商成反比的確鑿證據,但生活中的確難見到兩者都優於常人的人。一般,智力超群的人在待人接物上總給人一種欠缺感,容易被認為是書呆子。
聯想到上周的兩條消息,先是SpaceX創始人埃隆·馬斯克(即特斯拉CEO)宣布要在兩年內用龍飛船二代將2名乘客送往月球並返回,自從1972年阿波羅17號飛船搭載3名宇航員到達月球後,還沒有人再幹過這事;緊接著,亞馬遜CEO、同時也是藍色起源太空公司創始人傑夫·貝佐斯向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和特朗普總統遞交秘密文書,為向月球運輸貨物與設備爭取政府支持,長遠目標是將月球變成人類定居點。
從性格上看,馬斯克與貝佐斯都是智商超高、情商很低的人。《一網打盡:貝佐斯與亞馬遜時代》與《矽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的冒險人生》兩本書對此分別有詳細描寫。創業20多年來,貝佐斯對下屬非常苛刻,容不得工作瑕疵,與他標誌性旁若無人的大笑經常交替出現的是發怒時前額鼓漲的青筋。貝佐斯將勤儉節約和加班文化發揮到極致,谷歌那種優越的辦公環境是早年的亞馬遜員工不曾享受的。
與貝佐斯相比,馬斯克更是一個缺乏情緒控制能力的人,他在工作上很難去顧忌對方感受,對工作進展要求苛刻,甚至會對郵件中的錯字大發雷霆。最能體現他缺乏職場人情味的是,馬斯克輕易解雇了跟隨他12年的貼身秘書瑪麗·貝絲·布朗,起因是後者要求加薪。兩人的關系曾一度被視為《鋼鐵俠》中托尼·斯塔克與秘書“小辣椒”佩珀·波茲的現實版。
馬斯克與貝佐斯屬於同時代能代表美國互聯網精神的人。馬斯克早在2002年建立SpaceX,直到2008年在第四次發射時將第一枚私人火箭“獵鷹1號”發射成功,如今SpaceX已經靠發射火箭和制造衛星網絡賺到了錢。相比於探月,殖民火星才是他的終極目標。實際上,貝佐斯組建藍色起源的時間比這更早,只是與亞馬遜所涉獵的電商、媒體娛樂與雲計算領域相比,這家太空公司太過低調。
兩人共同的瘋狂夢想與性格特質可以追溯到童年時期。再成功的商業領域,也能從他的成長經歷中找到日後左右他創業命運的細節因素。比如英語和溝通技能是馬雲成功的兩個基礎,這也是他在幼年時就展現出來的特質。馬雲能在阿里巴巴初創時期獲得蔡崇信這種能決定公司日後存亡的角色,憑借的也是個人魅力。一家公司的風格通常會被打上很深的創始人性格烙印,就像喬布斯之於蘋果。
馬斯克與貝佐斯的童年一個在南非、一個在美國。兩人從小都癡迷讀書、對太空與科幻感興趣、喜歡拆卸與組裝、且專註力異於同齡人。有意思的是,兩人的童年烙印很大程度來自外祖父。馬斯克的冒險精神與賭徒性格和他姥爺約書亞·諾曼·霍爾德曼很像,他一生就是在拆解並組裝私人飛機,帶上家人駕駛它穿越非洲與澳大利亞冒險中度過的。冒險基因隔代遺傳給了馬斯克。貝佐斯則從他外祖父勞倫斯·吉斯(曾是二戰時的美國海軍少校)那里耳濡目染了無所不能的動手能力、在環美旅行中建立的自律與視野、對科幻讀物與太空旅行的興趣等。他們的世界觀養成受了外祖父很深影響。
另一個共同點是,馬斯克與貝佐斯都來自離婚家庭,這可能對他們性格中所產生的偏執以及克服困難的毅力有關。馬斯克童年在南非時經常遭到同學欺負,這對他是一段不願提起的痛苦記憶。貝佐斯童年也因不善溝通又過於耿直而被同伴孤立。從心理學的角度看,越是童年遭到精神壓抑的人,要麽就此沈淪,要麽就越有可能爆發出異於常人的能量,期望以另一個維度的巨大成功重新證明自己、贏得尊重。
早年與馬斯克因Paypal控制權而分道揚鑣後又冰釋前嫌的彼得·蒂爾有句話“我們想要會飛的汽車,而不是140個字符(暗指Twitter)”,表達了他對矽谷創新和想象力的失望。Snapchat母公司Snap.最近登陸紐交所受到投資人狂熱追捧,上市首日股價暴漲44%。被拿來與之對標的Facebook當前市值已經是其2012年IPO時的4倍。矽谷現在熱捧的仍是這些與C端消費者聯系緊密的科技公司。
國內互聯網更是將“實用主義”演繹到極致,即便在“錢來的太容易”的前兩年,投資人也是紮堆進入O2O這種地推色彩濃厚、缺乏技術含量的領域,很少有“傻白甜”去投資那些回報周期漫長的項目。國內的互聯網創業者也不可能出現造火箭的人,國內航天工業不允許民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創業者們普遍缺乏一個像馬斯克與貝佐斯的姥爺們那樣一生追求自由和夢想的人,以及在這種性格與世界觀中沈澱下來的成長與創業環境。所以說,雙方之間可能相差了一個月球的距離。
畢飛宇剛剛學用手機沒多久,也學會了在網上看新聞,他看的不是新聞本身,而是後面跟帖,讓他震驚的是,所有跟帖的人都覺得自己掌握著真理,他的擔憂是:“二元論這種糟糕的邏輯方式,影響了很多人。”(南方周末記者 宋宇/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9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把組織漢字變成賺錢的行為,我教不了”“業余作家”畢飛宇的小說課》)
畢飛宇教學生寫作,收到的第一篇小說是講打怪升級的。每次升級打怪,意味著吸引一部分讀者,再升一次級,又一個懸念出現,又一幫讀者進來,而點擊量就是錢。畢飛宇從學生的話里,聽出了一個真實而焦慮的潛臺詞:“我的小說如何能變成錢?”
2015年8月,作家畢飛宇開始用手機了。他向將去美國念大學的兒子承諾,24小時內隨時可以找到自己,“碰到問題我們兄弟倆可以討論。”此前很多年里,他通常早上九點多開工,下午兩點到四點間收工,抽空翻書、喝茶、看電視,休息得充分。現在,這些日子都沒了。
手機是父子倆的情感紐帶,也讓畢飛宇多了許多應酬和飯局。他從前提到,自己並不喜歡手機的語言:曖昧、半真半假、進退自如、油腔滑調,“大部分是調情的”。
不久前,畢飛宇為江蘇文藝版《傅雷家書》寫了序言。上中學時,父親送給他這本充盈父子之情的書信集,他卻視之為小說,因為“這本書到處都是鮮活的人物性格”。
畢飛宇的另一項重要變化,是2013年成為南京大學教授。他開辦講座,主要分析小說文本,講《促織》等中國名篇,也談海明威和奈保爾等名家的作品。在南大等院校積累的文學講稿,形成了他的新書《小說課》。
2017年2月24日,畢飛宇在北京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南方周末:你在講座最後,總是請大家批評指正,這是一種姿態嗎?
畢飛宇:這不是姿態,是我對文學的一種理解,文學一定是開放和自由的。不能因為年紀比別人大,閱讀、寫作歷史比別人長,我就當然地擁有真理,不是這樣。我反複強調一條,文學不是真理,文學是尋找真理的路。
對文學來說,真理一定是共建的。隨著兒子慢慢長大,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在網上看新聞,我感興趣的其實不是新聞本身,是下面的跟貼。我發現了一件事,擁有真理的人真多啊,特別自信。這很有意思,擁有真理現在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別重要的文化特征。
我很擔憂。什麽是二元論?我對了,那你一定錯,這個糟糕的邏輯方式影響了很多人。說到底,還是二元論這個罪魁禍首,它傷害了我們民族的精神,尤其是思維模式。真理在握最大的壞處就是精神上的封閉,你不再開放,不再探求。這個太壞了。我對了,你錯了,結束了。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成了一個時代的特征。
南方周末:你分析小說文本的方式有時很有趣。比如談莫泊桑的《項鏈》,你曾把所有人名換成了中國名字,來檢驗這部作品在當代中國是否成立。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嘗試?
畢飛宇:那真是個遊戲,也是一件真實的事情。作為一個比較宅的人,我得給自己一些樂趣,獎勵自己。比方說在電腦上做那樣的遊戲,直接替換名字以後,它就變成了一篇中國小說。遊戲做完後,我腦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名字——李敬澤。我和李敬澤私下聊天特別多,他對某個作品表示憤怒的時候,會非常平靜,腔調很慢:“都不成立。”(模仿李敬澤,慢慢晃頭,瞇著眼睛徐徐說出)
新的《項鏈》為什麽不成立呢?對作家來講,有一件事情比小說本身更重要,就是時代或社會與文本的關系。說白了,從這個關系里面,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維度,通過它有效地認識這個時代,這個文化。我沒想到反響那麽強烈,差點兒引起軒然大波。
我記得是第二天上午,南京電視臺的記者兵分兩路,一撥去學校里找語文老師做調查,一撥找我,渴望形成兩股對立的力量來爭論。但是我在第一時間滅火了。記者問了一個特別直接的問題:關於這篇小說,到底老師講得對,還是你講得對?(編者註:高中老師認為《項鏈》講了兩點:資產階級的虛榮必定會受到命運的懲罰;勞動光榮,勞動可以讓人幸福。畢飛宇讀到的則是忠誠、契約精神和女主人公的耐心。他認為,作者批判的不是金錢、資本和西方,而是“人類頑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沖動”。)
我說老師們講得對:第一,在中學的課堂上,要聽老師的。老師有老師的那一套說辭,有它的合理性,也許就是普遍性;第二,我不是在中學的課堂,是在高校,它的開放程度是不一樣的,分析的方式也不一樣,我們不能滿足於普遍性;第三,這個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打開了另一扇暗門而已,從這個暗門出發,你發現了一個新的小院子,這當然是好事,但是,你生活的主流場景不在這里,對中學生來說,大門才是主要的,而不是暗門。
南方周末:女主人公馬蒂爾德確實令人傷心,那麽小一件事,十年光陰就荒廢了。
畢飛宇:對。但現在的問題是,我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我要從暗門里問一個問題,她為什麽不逃逸。莫泊桑無論怎樣諷刺,怎樣挖苦,作為小說家,為什麽就沒想起來讓馬蒂爾德逃逸?因為對莫泊桑來講,那是不可能出現的事。對於馬蒂爾德這個人物,對於項鏈的丟失這件事,我相信莫泊桑有豐富的想象力,可逃逸不在他的想象範圍里面。這才是文化的力量,是契約精神的堅固和牢不可破。
所以我認為文學是不會死的,因為我們要考察社會。考察社會有多重路徑,制度設計,民生狀況,還有許多統計數據。但我覺得文學也是考察的方法之一,這是一種假想的方式,它面對的卻是真問題。
畢飛宇說自己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更感興趣的是,莫泊桑為什麽沒有讓《項鏈》的女主人公選擇逃逸?畢飛宇認為,因為那個國家和那個時代的契約精神牢不可破,莫泊桑根本想象不出來她還有逃逸這個選項。(資料圖/圖)
南方周末:你是否焦慮,不能認識整個社會或所謂時代?
畢飛宇:有,非常強。其實我是一個想寫“大小說”的人。但最後我所能做的,還是從小窗戶鉆進去,看看能不能寫“大小說”。我還沒寫這樣的作品,我也不想吹牛,我目前真的不具備這個能力。
我後來原諒了自己,我做了一個理性判斷:在這個時代,誰都不具備從大門進出的能力。文藝複興時期,有所謂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可到了網絡時代,“百科全書”是一個什麽概念?它太巨大了,已經到了“理性不及”程度。在文藝複興時期,許多東西理性是可以抵達的,面對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尤其是中國,你只能找到一個屬於你的窗戶。對文學來說,這是一個拒絕貪婪的時代。
南方周末:你如何解決這種焦慮?
畢飛宇:放棄。你回過頭來看《卡拉馬佐夫兄弟》,可以說也是一幅歷史的畫卷,其實,它的切口還是小的。《紅樓夢》,這樣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按毛澤東的說法,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衰亡史,它也還是抓住了四個家庭。
面對當今這個世界,就認知而言,我承認我吃力。在少年、童年和青年時代,我的認知能力和信息量的比例關系是對稱的。可現在的信息量是在是太可怕了,我這個“處理器”老是死機。
在我看來,在十八、十九世紀,小說的巔峰時期,沒有人會想起大數據,小說就是那個時代的大數據。在今天,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小說引擎的馬力就顯得不夠。
焦慮歸焦慮,我到底還是可以平靜的,幫助我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個盲人——博爾赫斯,他說的最好的一句話,我動不動就想起來:不要寫你想寫的小說,要寫你能寫的小說。博爾赫斯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這句話。從我自己來講,我堅定了這樣一個想法,寫自己能寫的小說。
南方周末:寫《推拿》的時候,你專門去診所體驗生活了。
畢飛宇:我想這樣說:去診所,有;去診所體驗,沒有。
有一段,我每一天都和他們來往,那就是我的生活,我和他們密切到什麽地步?中午都在那里午休。那家店解散之前,有一兩年時間,我就這麽過來的。但我從來沒有想過去“體驗生活”——我來的目的是為了將來寫你們,這個一點沒有。我願意對天發誓。
我承認,在我寫《推拿》的時候,我對盲人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沒有把我看到的、我聽到的盲人生活寫進《推拿》。對《推拿》這部小說而言,這是我特別滿意的地方。作為一個小說家,我有我的尊嚴,這個尊嚴就是虛構,它也是小說的尊嚴。為了寫小說,我去偷窺,我去騙取信任,然後再把朋友掏心窩子的寫到小說里去,這樣的事我不會幹。我的想象力不答應。
我現在依然和他們保持這樣良好的關系,他們知道,我沒有做小偷,我沒有在他們的生活里面偷東西。雖然對外人來講這個也許並不重要,但是,我是寫小說的,我把這看得很大。懷著自己的目的,一個一個地問,然後回去寫,也許是可以的,但我一定不會。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文學創作”。
南方周末:有一種說法,你的小說最早有汪曾祺、沈從文的感覺,後來更偏近先鋒派的寫法,比如像余華、蘇童。
畢飛宇:我永遠不會成為汪曾祺和沈從文那樣的作家。這麽說會有點冒犯,在講小說的時候,我永遠願意把贊美給予汪曾祺這樣的作家,但在我心目當中,他們還算不上好作家。
就文字而言,他們是,就小說而言,他們不是。他們太閑適了。我更偏向魯迅,有力量,有豐沛的情感,同時兼有理性能力。汪曾祺這樣的人還是閑情逸致,很美,但他不具有理性能力。從我內心來講,無論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小說寫得多好,多迷人,和魯迅都不在一個層面上。
第二個問題,早期寫作學先鋒,師父是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我們都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閱讀者和模仿者。只能說,余華、蘇童、格非那一撥走得比我更早,但他們不是我的師父。我們面對的是同一撥作家——博爾赫斯、普魯斯特、福克納、馬爾克斯……在同一個師父面前,大家都是學徒,他們比我做得更好、更早。實際上,最早一撥也不是他們,是王蒙和馬原。當然,余華、蘇童和格非把先鋒小說寫到很高水準,當時我也在文學現場,還處在起步階段。我一看,在這個班里面不行,立即轉學了。
南方周末:你目前在寫什麽?
畢飛宇:現在手里的這個作品,我回答了兩三年,始終告訴記者,“我今年能把它寫出來”,但我始終沒把它寫出來。是這個小說自身的問題,就像博爾赫斯的那句話,這很可能是我想寫的作品,但不是我能寫的。很痛苦,跟醫院有關,有關的知識儲備就把我弄得疲憊不堪。我一直有雄心壯誌,把它寫成一部大作品。可是每到一定的時候,我都覺得那很痛苦。我所有的頭發,都是在這個作品面前白的。
南方周末:那你最近在讀什麽?
畢飛宇:我最近又把《傅雷家書》好好讀了一遍。前幾天,我給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書》寫序,我和傅聰還有一面之緣。
我現在讀書,有一個最強烈的感受:我已經可以不讀書了,一本不讀都不要緊,只要把我讀過的書回頭拿回來再讀就行。人到中年之後,你以為已經讀過那些書,每一次讀都和第一次一樣,因為現在閱讀的能力和眼光,和以前太不一樣了。“五十而知天命”是老夫子對自己的概括,我把這個話借過來說:”五十而知閱讀。”不敢說現在我是一個好作家,但一定是一個好讀者,確實會讀書了。
南方周末:做教授對你有什麽影響?
畢飛宇:一點點影響都沒有。從寫作生涯開始到現在,我一直是一個業余作者。我大學畢業之後當教師,一邊教,一邊寫;然後一邊做記者,一邊寫;後來到了文學期刊,一邊做編輯,一邊寫。現在我到高校去當教師,還是一邊工作一邊寫。
其次,以我的學養,以我的能力,根本就不可以去做教授。瘋了,我這樣的人怎麽能做教授呢?我平時在家寫作,再為學生開一點有關文學的、主要針對短篇小說的講座。像文藝美學、文學史,有很多太好的教授去做,我就不做了。我說沒有影響還有一個原因,如果我哪一天不寫了,我不需要借口,是因為我不寫了。
南方周末:業余作者和職業作家有什麽區別?
畢飛宇:對我來講,做業余作者,最大的體會就是心思很單純。我不讓自己有壓力,壓力來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我是個教書的,是個當記者的,是個編輯。我想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
我沒有放棄過,但如果有一天放棄了,不是問題。
我最不喜歡的是這個:明明不想寫了,但屈服於命運的魔力,屈服於自己的成就,在那里硬撐。這不好。雖然我現在差不多是個職業作家,但在心理上,我始終告訴自己:你是一個業余作者。這有意義嗎?有。我喜歡業余愛好的純度。
南方周末:有沒有哪位學生給你留下深刻印象?
畢飛宇:有,我在華南一所大學兼職,也上課。但是不一樣,我不講經典,就是幫著分析同學們的習作。這也很有意思。
我碰到的第一篇小說是關於升級打怪的,我不知道什麽是升級打怪,我就把小夥子留下了,一起去爬山,去喝咖啡。小夥子反過來給我上了堂小說課,告訴我升級打怪的小說是怎麽回事。老實說,我很開心。他還批評我,你寫《青衣》有什麽意思?無非就是一個唱戲的。
南方周末:那個學生本人是什麽樣的?
畢飛宇:他當時大概三年級,個子很高,名字我不記得了。他給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寫作,就是焦慮。他沒有說,我猜是這個意思:“我的小說如何能變成錢?”
每升一級,就意味著吸引一部分讀者,再升一次級,又一個懸念出現,又一幫讀者進來,點擊量就是錢。我沒有和他交流這問題,就是覺得潛臺詞很明白:如何把組織漢字變成一個掙錢的行為,寫作就是變現。
在上個世紀末,韓東搞了一次“斷裂”,那是精神性的,就寫作而言,寫作的邏輯並沒有斷,但是現在,我要說,傳統文學和當下的寫作出現斷裂了,我估計,全新而複雜的文學局面即將來臨。
南方周末:那你怎麽和這個學生分析呢?
畢飛宇:小夥子很焦慮,他渴望我幫助他。我是跟他這麽說的:“有關這一路的小說,你可以當我的老師。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幫助,你就必須放棄你的升級打怪。”他最終也就不來了。
王國維講得特別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確實是這樣。
誰在今天說互聯網下賤,用不著三十年,三年之後你就是一個笑話。這就是大眾傳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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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關正文
整理/海苔娛樂
互聯網不是沒文化
今天演講開始,我們讀了這封吳聰靈至範美忠的道歉信。據說現在在互聯網上,大概有1800多萬人的點擊。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們節目的價值觀: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今天我想給大家分享一下,互聯網傳播的偽概念與代際誤讀。
當初我們拿著《見字如面》的方案去騰訊視頻總部闡釋,大概有四十多人聽我說節目構思,聽完大家都很興奮。據說在騰訊內部有一個不記名的評價投票方式,20分是滿分,這個節目的方案得到了19.5分。但後來的事情卻不是那麽順利。當時我們希望和騰訊聯合投資一起做這個節目,但還要再經過兩個最有權重的部門評估:流量評估部門和廣告部門。流量評估部門推測,這個節目在互聯網上單集大概只能產生20萬的點擊量。騰訊的朋友也很無奈。說互聯網就這樣,沒文化,互聯網只要娛樂、只要碎片化。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再往下邁一步。
騰訊無法投資,我們就只好自己做。選擇黑龍江衛視,是因為他們感動了我,說喜歡這個,但龍視季播節目的廣告銷售最多不超過500萬元,頂不了什麽大事。我說我們換一個思路,你是個傳統媒體,我們一起去征戰互聯網。後來又有了環球網,大家一起做。
12月初我們在騰訊釋放第一支單曲,立刻就達到20萬點擊量,然後就是40萬。第二天突破100萬,一路飆升。市場真的很可愛,騰訊是市場化平臺,當節目的市場潛力開始顯現的瞬間,市場機制立刻就被啟動,所有市場資源就開始傾斜性地向這個節目投放。
騰訊一次性拿出了價值六千多萬的推送資源給了這個節目。從上周的數據來看,張國立和王耀慶演繹的曹禺與黃永玉的往來信,達到了2700多萬次點擊。事實證明,互聯網什麽人都有,需求是多樣的、多元的。
互聯網的偽概念:網劇、網綜、網感、網紅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網劇、網綜、網感、網紅。但如果我們的視野稍微打開一點,你就會發現在歐洲、在美國沒有人說網劇、網綜,比如《權利的遊戲》,它在美國是通過傳統媒體傳播的。但在中國是通過網絡傳播,這算是網劇嗎?互聯網平臺對於傳統媒體本質上是一個技術革命,在大眾文化消費中,好戲就是好戲,好節目就是好節目。
我看過一個報道,是關於一次在美國舉行的中美“網紅論壇”。兩邊說的完全是兩件事。美國人講的是意見領袖,他的意見如何引導公眾價值觀或消費觀。中國講的是一幫小女孩在那兒要車、要花、要房,還說是文化產業新興的網紅經濟。這也是一個特別荒誕的偽概念。現在那些網紅終於找到她們的變現出口了,都改到淘寶天貓上當售貨員了。這件事跟文化沒什麽關系。我們被一些亂七八糟的資本概念幹擾著,離開了文化的常識。文化資本層面的人不斷制造著所謂投資的風口。文化資本是浮躁的,做文化投資的把文化異化為錢生錢的投資熱土,蜂擁而至。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我們全社會的文化批評都轉化成了商業批評、市場批評。你的電影票房高,甭管你拍成什麽樣,你都是英雄。實際上這是個經濟英雄。我們自己的所謂文化企業因為獲得了資本支持,手里攢著一千多個IP,這麽大數量,它怎麽可能是IP?這些偽概念是在完成著投資人的自我說服工作。
對於網感,這次我們也有特別直接的感受。互聯網上每一次點擊的發生,都是要每個人自己主動去找,跟傳統電視播出完全不同的。傳統電視傳播是靠一個頻道的價值,是靠這個頻道在整個線性播出過程中不斷截留觀眾來形成的。官方數字顯示,70%的人現在是通過互聯網在收看視頻節目,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的傳統電視觀眾總量正在迅速地縮減。
現在電視上播的品種,絕大多數在互聯網上都不會有影響。這時候,你不得不非常認真地想著改變傳播效果,每一個細節都要考慮是不是觀眾感興趣的,每一分鐘的收視是不是在提供利益。這是最核心的改變。
這種改變不光是互聯網時代才有,現在互聯網上的語言傳播形式,實際上往前三十年就可以在王朔身上看到。他以他的精神方式、語言方式更好地在跟大眾溝通,走入大家的內心。而那種所謂傳統套話式的東西,在今天已無法走進大眾內心,走不進人心就完成不了傳播,你說了也是白說。
推薦一本英國的傳媒史請大家去看,它寫了圖書時代向報紙時代的過渡,過去那些書籍精英就大罵報紙,認為書在傳遞思想、論述事件的時候是完整的,報紙是碎片化的,是不負責任的,“一天一樁謀殺案”,怎麽聳人聽聞、怎麽有噱頭怎麽來。但報紙生存三四十年之後成主流了。這個時候電影出來了,圖書、報紙的擁躉又一塊指責電影不登大雅之堂,這是當時的主流評論。又過了三四十年,電影登堂入室了,後來電視、廣播出來了,所有人都罵,說這是下賤的媒體,沒有藝術只會弄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後來電視、廣播都也成正統了,於是,此前的所有媒體集體反過來沖著互聯網說,你真下賤!
但是大家一定知道,這是一個歷史教訓,因為歷史會重複,誰在今天說互聯網下賤,用不著三十年,三年之後你就是一個笑話。這就是大眾傳媒的歷史。
“大數據舒適區”里有不舒適的人,他們對現在的綜藝不滿足
老有人說80後,90後,代際畫像似乎各有特征。這是誤讀,實際上也阻礙了我們對互聯網傳播的認知。
我今天來之前,還在跟騰訊的同學討論,我們這期的導語要怎麽寫。很多人會提議用明星引領的噱頭方式,他們說大數據告訴我們,所有的人都會被這個東西引過去,你看這集電視劇,誰跟誰接吻了,這就是一個點,就能把人帶進去。我說,見字如面這個節目用這招可能沒用,因為觀眾收看動機不同。
大數據不過是我們剛剛開始使用的一個工具。現在網綜也好、網劇也好,都在同質化。因為有大數據告訴你怎麽做消費者最舒服。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從中辨認,那些在舒適區里感到不舒服的人有多少,現在這些人有什麽不滿。因為你沒別的品種供應,數據也就沒有更多導向。
比如說前兩年有很多人在網上吐槽,說怎麽那麽多觸底線的娛樂節目、那麽多感官類的娛樂節目,我們這個民族是要娛樂至死嗎?。在我看來,這是互聯網在內容寬度上提供的可能性。實際上也恰恰是這種寬度給節目品種、文化傳播帶來了真正的多樣性生態。之所以前幾年集中爆發,是因為以前太缺了,有一個代償表現期。當這個代償期過了,人類文化會自動地走回它的常態化狀態中。
書信往來,用不著挽回
有很多人會說到,《見字如面》是不是一個對傳統的、即將消逝的手寫書信的一種挽回。這事,誰也不可能挽回。盡管在我們節目播出之後,有好多人開始用筆給我寫信,我被大家慫恿,也用筆回了一封信,而且還是那種假毛筆——不會使真毛筆。別人就在旁邊拍照片,發到網上。這就是個表演而已。
手寫書信,並不天然具有什麽內容精致性、優越性,海量手寫書信中言不達意的有的是。我們今天各種數字書信非常繁榮,是前所未有的書信時代,如果你真有內容要表達,你的訓練足夠,文筆、品質一樣很高。對書寫書寫的傳統,惋惜只是情緒,改變是不可逆的。
在我看來,大家一起讀信和一起讀書是一回事。信作為一個特殊文體,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這個價值絕大部分來自於書信當時寫的時候不是為了發表,於是就有可能在字里行間儲存更多真實的信息,包括生活細節、事件細節和人性細節。
有很多念了好多書的人出來走道還是東倒西歪,所以讀書不解決氣質問題。讀書最根本的利益是個體生命生存發展的需要。我們每個人面對下一秒未來,都具有無限的不確定性,誰能不斷持續地在這樣一種不確定性中妥善處理自己的行為,妥善把握自己的位置,那麽他的生命狀態可能就會有所提升。這種妥善處置需要經驗儲備,一個人自己直接的經驗永遠是有限的,於是他要借助他人的經驗。這是我們讀書的根本目的,也是我們讀信的根本目的。
他人的經驗里就包括了對歷史的記載,你了解相關知識以後,不是為了賣弄,而是你能夠知道,人類曾經經歷了什麽,因為歷史可能會不斷重複,於是你再看現在的世界,再看看今天的中國和美國、中國和韓國、我們和臺灣,你就可能想到這件事往下會怎麽發展。當然,更多的是我們身邊的具體事兒,人性沒有太大變化,於是你就可能會知道你老板在幹什麽,你該幹什麽。如果你沒這個能力,你沒法兒應對下一秒,你對周圍的人完全沒有感知能力,你都不知道旁邊的人是想黑你,你還樂呢,這肯定不行。
了解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社會關系,了解人性,了解他人,同時還要了解自己。這是我們讀書最根本的利益,而這個利益在《見字如面》里得到了非常漂亮和充分的呈現。不是因為我們做得好,是因為那些信實在太好了,太有價值了。
做《見字如面》實際上是一個回到常識的過程。
世界上哪個國家最幸福?
3月20日,在這個被聯合國定為“國際幸福日”的一天,聯合國再次應景地發布了《2017年全球幸福報告》。該報告基於2014年~2016年的多項調查數據,量化了每個國家公民的主觀幸福感,並解釋了幸福的原因。
最新的報告顯示,在全球155個國家中,挪威人成為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和丹麥、冰島、瑞士和芬蘭這4個國家位列全球幸福指數榜單的前5位,與此同時,中非共和國則排在最後一名。而中國則從去年的83位上升到了79位,美國從之前的第13位降為第14位。
中國排名上升,但幸福感不如25年前?
聯合國的這份幸福報告的依據其實很簡單,主要依靠每一年向每個國家超過1000位公民提一個簡單並且主觀的問題:“想像一個階梯,0即最底端,代表生活非常糟糕,10為最頂端,代表生活再幸福不過。你個人覺得你此時處於哪一個等級?”超過1000人給出的分數的平均值即是幸福指數。
比如,根據調查的結果,最幸福的挪威人給出了7.54分的幸福平均數,而墊底的中非共和國人只有2.69分。
雖然上述報告的依據很簡單,但它試圖通過數據分析來解釋為什麽一個國家會比另一個國家更幸福。考量的因素包括經濟實力(主要通過人均GDP衡量)、社會支持、壽命、自由程度、寬容度和腐敗程度等。
從最近兩年的幸福報告來看,中國人的幸福感有所提高,從去年報告中的第83位提高到了今年的第79位。
但該報告在第三章中專門分析了過去25年里(1990年~2015年)中國人的幸福感和物質變化。該報告稱,在過去的40多年里,中國人的物質水平、生活質量和人均壽命都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就主觀的幸福感而言,如今的中國人還不如25年前的中國人那麽幸福。
報告中的中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香港地區在這份幸福排行榜上名列第71位。
美國人沒以前幸福?
在去年的幸福報告里,美國排名第13位,今年下滑至14位。因此,該報告的最後一章也專門分析了美國人的幸福狀況,標題為“恢複美國人的幸福感”。報告解釋了為什麽在美國經濟逐漸複蘇和改善的情況下,美國人的幸福指數卻在下滑。
上述報告的作者表示:“美國可以而且應該通過解決美國多方面的社會問題——加劇的不公平感、腐敗、孤立感和不信任——來提高人們的幸福感,而不是只聚焦在經濟增長上。”
“美國真正的危機在短期內是社會危機而不是經濟危機。”參與發布這份報告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DSN)負責人薩克斯(Jeffrey Sachs)擔心,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糕。因為,這些政策把主要目標瞄準了經濟上的不公平,比如給企業和個人減稅、廢除覆蓋了買不起醫保人群的醫改法案等等。
上述幸福報告還提出,“白領們”的幸福感超過“藍領們”。同時,高收入所帶來的幸福邊際效益會遞減。也就是說,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工資提高100美元所獲得的幸福感會遠遠高於高收入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