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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中小券商大股東換人，民營資本為何放棄券業牌照

近幾個月多家民營資本放棄作為券商大股東的地位。聯訊證券第一大股東、九州證券控股股東將換人來做。這與證監會3月30日頒布的《證券公司股權管理規定》（下稱新規）有密切關系。多位市場人士表示，雙“千億”準入門檻將實力弱小的資本拒之券商控股股東的門外。

金元證券場外市場部董事何旭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非上市的中小型券商或借此洗牌，經過多年發展券商股東已經是較為穩定的群體，他們也願意將股權置換出來，因此市場上將出現一些自發性的股權交易。

上海某中型券商首席非銀分析師表示，民營資本未來獵取券商牌照的門檻將大幅擡高。

中小券商控股股東換人

4月3日，聯訊證券（830899.OC）發布公告稱，公司第一大股東昆山中聯綜合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昆山中聯”），擬將其持有的15.8%的全部公司股份轉讓給廣州開發區金融控股集團（下稱“廣州開發區金控”）。

昆山中聯將持有的全部聯訊證券股票轉讓給廣州開發區金控早在3個月前就已有端倪。公告顯示，廣州開發區金控從2017年12月起即開始持續增持聯訊證券股份。截至2018年3月30日，廣州開發區金控共持有聯訊證券約1.5億股，占聯訊證券總股份的4.81%。此次若股權轉讓成功，廣州開發區金控將成為聯訊證券第一大股東，占聯訊證券全部股份的20.61%。

資料顯示，廣州開發區金控是廣州開發區管委會為拓展資本經營和資產經營,優化產業結構, 加速廣州開發區的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 2017年7月, 公司名稱由廣州凱得控股有限公司變更為廣州開發區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其唯一股東是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值得註意的是昆山中聯持股聯訊證券，至今已有17年。對於轉讓原因，市場人士多猜測這與3月30日證監會頒布的《證券公司股權管理規定》有一定關系，“規定對重要股東、控股股東的資質要求有所提高，部分民營的券商大股東實力較弱，就將股權轉讓出去。”上海某中型券商首席非銀分析師對第一財經表示。

無獨有偶，九州證券控股股東也面臨換人的境況。

2月初，九州證券母公司九鼎集團即發布公告稱，控股子公司九州證券近期與上市公司山東高速簽署了增資協議，約定山東高速集團認購九州證券新增股份790493827股，占本次增資後九州證券總股份的19%。另外，山東高速集團還有意在後續條件具備並經相關監管機構批準後，進一步增持九州證券股份並成為九州證券控股股東。

“聯訊證券、九州證券的股權轉讓原因類似，內里都有符合監管要求的實質。”前述券商非銀分析師這樣認為。

為何換人？

3月30日，證監會就《證券公司股權管理規定》公開征求意見，其中對控股股東資質條件設立超高的硬性門檻，即“凈資產不低於1000億元、連續5年盈利、最近3年主營業務收入累計不低於人民幣1000億元，且主業凈利潤占凈利潤比例不低於50%”。

該新規的征求意見稿發酵已有17天之久，市場上部分聲音認為，該規定對於控股股東的資質要求偏高。4月3日，恒投證券(恒泰證券在港股用名)公告表示，3月31日公司接獲賣方與中信國安集團通知，經雙方協商一致，決定終止此前29.94%股權的出售框架協議。業內人士分析，造成交易終止的原因與新規有關。投資者的資質條件或不滿足新規規定。

金元證券場外市場部董事何旭對第一財經表示，作為證監會制定出這樣的門檻，也是有其一定的考量。大宗交易平臺、產權交易平臺為各路資本買賣券商股權提供了便利的通道。證監會在新規的起草說明中表示，不秉持長期投資理念、以倒賣牌照為目的的“入股動機”有所擡頭；同時“灰色”資金通過有限合夥、信托、資管產品等方式層層嵌套、曲線違規入股證券公司，形式更加隱蔽。

何旭認為，控股股東能達到這樣的規模說明出資方一定以自有資金出資、而非借用杠杠成為控股股東。過去部分人員和機構入股券商的資金非自有資金，無法長期在證券公司內部使用，一定時期後需要歸還，這對券商股權的穩定性造成了影響。同時，這能促使金融與實業相結合，而非僅僅“金融與金融的簡單相加”。能滿足千億規模的企業，除了大型金融機構外基本上是做實業的企業，這有利於實現實業和金融一體化的聯動。

對於新規所設立的框架，最讓業內人士擔憂的是，對於市場上的上百家券商及其目前股東來說，是否也需要按照新規進行整改？如果需要整改，那麽凈資產等硬性指標不過關的，又將如何處理？市場上的主流聲音認為，一刀切的可能性極低。

對於券商而言，未來諸如聯訊證券、九州證券出售股權，大股東或控股股東換人做的可能性將加大。何旭說，券商大股東和控股股東大面積換人的概率較低。龍頭券商和大中型券商股東方實力較強。但是，中小型非上市券商大股東、實際控制人換人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上市類的中小型券商法人治理結構和股本結構在上市前已整理的比較清晰，股東穿透清晰，風險很小，且經過長期的投融資自身規模和凈資產實力相對較強，抗風險能力比非上市中小型券商大。因此，監管層在股東資質的要求上需要區別對待。

與之相較，非上市的中小型券商或借此洗牌，經過多年發展的券商的股東是較為穩定的群體，這麽多年下來他們也願意將股權置換出來。何旭表示，市場上將出現一些自發性的券商股權交易行為。

民營金控獲取券商牌照難度陡升

從2016年年報看，A股3000余家上市公司中凈資產超過1000億元的僅有37家，其中銀行就有15家。就企業性質而言，絕大多數為央企和國企，就實際控制人而言，其中有14家實際控制人為國資委。

公開資料顯示，無論是聯訊證券、還是九州證券大股東轉讓的對象均是國企。前者轉讓的對象廣州開發區金控，後者轉讓的對象山東高速集團是國有獨資特大型企業集團。

何旭說，如果民營資本的實力夠強，能滿足新規的門檻設定一樣能成為券商的股東方。同時實力足夠的民營資本大多已經完成了金融牌照的布置。

普華永道發布的一份報告將其按平臺主體和資本來源分為六大金控模式：一是央企產業集團；二是地方平臺類金控集團；三是民營金控集團；四是互聯網企業金控集團；五是非銀系金控集團；六是銀行系金控集團。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新任央行行長易綱發表了對“金控集團”的最新表態，“少數野蠻生長的金融控股集團存在著較大風險，抽逃資本、循環註資、虛假註資，以及通過不正當的關聯交易進行利益輸送等問題比較突出，帶來跨機構、跨市場、跨業態的傳染風險。”

對於意圖建立金控平臺的民營資本而言，券商牌照是涉獵資本市場業務首先要獲取的牌照。自2012年以來，民營資本尤其是民營金控集團開始加碼謀取券商牌照，截至目前，有10余家民營金控集團獲得了券商牌照，比如明天系持股恒泰證券、新時代證券，泛海系持股民生證券、複星系持股德邦證券等。但業內人士指出，民營資本進入券商的方式多種多樣，持股方式也較多樣，分散股權持股並不止在一家券商中看到，令其背後的實際控制人隱藏。除此之外，還存在監管套利等行為。

金控集團成為監管層監管的重點，這在業內引起了震動。譬如2014年九鼎集團收購天源證券，後改名為九州證券。2018年3月下旬，九鼎集團公布了複牌前投資者電話會議內容。在投資者電話會議上公司相關負責人多次提及，公司定位為綜合性投資公司，不是做金融業務的綜合金融公司，更不會做一家所謂的金控集團。“關於市場上的誤解，覺得我們似乎想做一家金控，其實我們根本和從來就沒有這種規劃和計劃。”九鼎集團參加電話會議的高管表示。

此次新規也設定了多種要求，例如對股東的行業地位，資質，股權清晰程度等都有非常明確的要求。

銀保監會開會了：保險和中小銀行的公司治理抓起來！

4月17日晚間，銀保監會官網顯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近期召開了中小銀行及保險公司公司治理培訓座談會，總結分析公司治理經驗與問題，明確下一步工作目標和治理重點。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指出，“對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些重大問題，要加強系統研究”，其中第一項就是“健全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

第一財經此前獲悉《關於召開中小銀行及保險公司公司治理培訓座談會的通知》並了解到，此次銀保監會培訓會規格較高。通知對象為各銀監局、各保監局，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保險公司。

牽住公司治理“牛鼻子”

剛掛牌成立的銀保監會的這次會議將矛頭對準了金融機構的“牛鼻子”——公司治理這一塊。 會議指出，此次針對中小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培訓，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部分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董事長參會並進行了經驗交流和分組座談。會議還邀請了有關專家作了公司治理專題報告。

會議指出，我國銀行業和保險業公司治理還存在明顯不足，特別是中小銀行和保險機構的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主要體現在一些機構的股權關系不透明不規範，股東行為不合規不審慎，董事會履職有效性不足，高管層職責定位存在偏差，監事會監督不到位，戰略規劃和績效考核不科學，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等方面。

事實上，此前原銀監會一直高度重視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問題。2017年4月，原銀監會公布的處罰信息顯示，恒豐銀行因“變更持有股份總額5%以上的股東未按規定報銀監會審批”、“未在規定時間內披露年報信息”、“未在規定時間內披露更換行長信息”等18項原因被處以800萬元罰款。中小銀行業金融機構也因“未經監管部門任職資格許可，違規任命高管”等被監管處罰。例如今年3月，1家農信社則因“高管人員未經報告違規履職”而被罰；1家農商行因“股權變更未按規定報告”而被罰；1家城商行因“違規變更股權、註冊資本”而被罰。

新年伊始，今年銀保監會尚未合並時，原銀監會便祭出“八大方面”（即《中國銀監會關於進一步深化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的通知》圈定八大方面）接手去年的“三三四十”（“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十亂象”），首當其沖將公司治理不健全列為八大方面的第一條。同一時間，原銀監會於1月6日還下發了1號主席令《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對信息披露、法律責任等作出了規定。

公司治理十大重點

會議指出，銀行保險機構要切實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持續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將其作為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重要抓手，加快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不斷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真正實現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此次會議指出公司治理十大重點：一是進一步深化銀行業和保險業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積極探索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的具體途徑和方式；二是嚴格規範股權管理，堅持長期穩定、透明誠信和公平合理三條底線；三是加強董事會建設，明確董事會職責定位，加強董事履職能力建設，建立健全各專門委員會；四是明確監事會法定地位，優化結構，改進監督方式，做實監事會功能；五是規範高管層履職，切實加強高管層履職約束，推進市場化選聘職業經理人制度建設；六是完善發展戰略規劃，明確戰略定位，加強發展戰略管理，堅持改革創新，保持發展戰略的相對穩定性；七是加快建立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和戰略目標實施的業績考核機制，嚴格執行薪酬延期支付制度，積極探索符合實際的多樣化的激勵方式；八是完善風險管理機制，加強全面風險管理，堅持審慎的會計準則，強化風險合規意識；九是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綠色金融，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十是持續加強公司治理監管，確保銀行和保險機構黨組織發揮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實作用，切實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公司治理水平不斷提升。

一位銀行業專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公司治理角度來講，股權監管一是入股環節看股東資質和資金來源是否合規；二是股東行為監管方面，需要一系列安排，這需要監管發揮作用和制度安排。此外，董事會、監事會組成方面，要有利於金融機構發展，過去問題是董事會由大股東牢牢把持，還有關聯交易監管，股東把自己的利益淩駕於銀行業金融機構之上。公司治理也需要考慮是不是能夠在防風險和健康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最後，公司治理效果好不好，光看內部不行，還要靠監督、檢查、市場約束，比如信息披露等環節。

該銀行業專業人士指出，股權管理是銀保行業公司治理的“牛鼻子”，包括穿透監管、入股資金核實、司法裁定和監管溝通、托管等。不過他指出，未來5%以上股權轉讓必須經銀監部門批準，目前這方面還沒有落實到位。

保險向防風險轉型

會議指出，保險業發展從重規模增長向重風險防控轉型，經營發展模式不斷優化。

與銀行業相比，保險業市場化程度更高，問題暴露程度也最充分。從去年以來的一張張罰單中，已經釋放出監管部門重拳整治公司治理問題的強有力信號。

例如，2月以來原保監會開展了首次覆蓋全行業的保險法人機構公司治理現場評估，涵蓋中資保險公司130家、外資保險公司51家，旨在全面摸清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現狀和底數。

2月13日，保監會官網共掛出19份監管函。針對財產險領域產品存在的違規問題向19家財險公司下發監管函，對問題產品責令停止使用，並對情節嚴重的10家公司要求在三個月內禁止備案新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農險產品除外）。

此外，多家中小保險公司被“點名”在股權管理方面存在問題。一位保險業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近些年來，部分中小銀行和保險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內控機制薄弱，為利益輸送等問題和風險的發生提供了溫床。他指出，2017年保險行業公司治理大檢查，不符合股權管理辦法的內容較多，但股權管理辦法“新老劃斷”，原則是平穩著陸。

通過保險公司法人機構公司治理現場評估工作，原保監會厘清了全行業公司治理風險的現狀和問題，主要集中在股東股權存在風險隱患、公司治理有效性先天不足及後天失調、關聯交易風險突出、內部管控機制缺失等問題上。原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此前也在原保監會年度監管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強公司治理和關聯交易監管，規範公司股權質押行為，建立“責任到人”的審核和追責機制等。

為進一步完善保險機構獨立董事制度，充分發揮獨立董事在保險機構公司治理結構中的重要作用，促進科學決策和充分監督，原保監會就《保險機構獨立董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

上述保險業專業人士指出，對於股東通過金融產品持股的情況，原保監會限制了資管產品持股限額，並調降了保險公司股東最高持股比例。他指出，在這個階段對機構、股東進行全方位培訓和輔導是非常有意義的。

而銀行方面，第一財經記者發現，3月9日，針對銀行股權管理辦法1號文件，兩個配套文件如期而至，分別是《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做好<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相關工作的通知》和《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規範商業銀行股東報告事項的通知》。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指出，兩個配套文件既包括短期內對銀行市場存量股權問題化解的具體安排，也包括今年銀行股權現場檢查監管重要內容以及下一步強化股權管理長效機制的建立，內容十分豐富。更為關鍵的是，根據“配套文件”，存量問題化解迎來寬限期，但同時也明確了股權合規的“大限”。

銀保監會成立後，監管層對於整改上述亂象將更有力度。不過市場人士指出，也需要防範因此所引發的市場波動。

中小險企發展陷困局：去年新三板3家險企2家虧損

近日，在新三板掛牌的3家保險公司陸續發布了2017年年度報告。與A股主板保險巨頭的業績相比，這3家保險公司的表現並不盡如人意。

這3家新三板險企分別為眾誠汽車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眾誠保險”）、永誠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誠保險”）、錦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錦泰保險”）。2017年年報顯示，眾誠保險、永誠保險均處於虧損狀態，錦泰保險的凈利潤增長翻番，3家險企呈現兩虧一盈態勢。

“這3家險企的年報情況基本上反映了目前財產險市場中小主體的經營狀況，還是普遍虧損，掛牌企業也不例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凈利“兩負一正”

2017年財險市場主體數量不斷增加，但整體保費增速持續放緩，市場集中度日益提高。以商業車險費率改革為代表的財險行業的市場化改革進程還在持續推進，中小保險公司的生存環境愈加艱難，整體發展都面臨著較大的壓力。

眾誠保險去年公司營業收入約為12.24億元，同比增長18.12%；凈利潤為-4296.7萬元，同比下降了30.30%，虧損額進一步擴大。截至2017年年末，公司累計未分配利潤為-5.29億元。對於2017年公司凈利潤較2016年增虧999.27萬元，眾誠保險表示，2017年上半年受行業政策變化影響，車險市場競爭加劇，綜合成本率產生較大波動，致虧損較同期增加約4852萬元。而在去年下半年公司持續優化業務結構，不斷加強風險防範特別是重大災害的防災防損工作，同時加強了與廣汽集團旗下主機廠與下屬企業的業務合作與協同，促使下半年盈利較同期改善約3900萬元。

2017年，永誠保險的營業收入約為56.97億元，同比增長了4.30%；凈利潤為-1578.7萬元，同比大幅下降了156.25%，公司經營由2016年的盈利轉向了虧損。

在3家掛牌險企中，僅有錦泰保險去年盈利。根據年報，去年其營業收入約為16.14億元，同比增長12.56%；凈利潤約為800.2萬元，同比大漲了121.98%。

在綜合成本率方面，3家險企均呈現出費率較高的特點。其中，眾誠保險的綜合成本率為108.88%，永誠財險的綜合成本率為100.42%，錦泰保險的車險綜合成本率為110.75%。

“中小險企的發展現在確實引起很多的關註，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固定成本難以有效攤銷。”朱俊生指出，由於相對保費收入規模比較有限，很多前期投資成本難以攤銷，這是中小險企經營成本相對較高，費用率和成本率較高的一個主要原因。

此前，人保財險總裁助理吳建林在2017年人保集團年報發布會上表示，2018年人保將在財險板塊通過去中介、降成本，做強直控渠道的方式降低費用率。

朱俊生表示，中小險企並不一定能簡單複制大公司的發展思路，如何有效地管控成本，讓企業的運營成本降低，是一個緊迫問題。中小險企可以通過信息技術、跟其他資源的合作共享等方式拓展業務。同時，控制業務的獲取成本和運營成本，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投資收益成盈利主要原因

去年以來，監管部門加大整治市場亂象、規範市場秩序的力度，出臺了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無論是在主業經營還是資金運用方面，保險公司面臨的監管形勢更加嚴格。

從投資方面來看，險企的投資策略都進行了相應調整。2017年眾誠保險的投資收益率為4.71%，比2016年的3.43%上升了1.28個百分點。截至2017年年底，眾誠保險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投資額約為2.54億元，投資額同比上升了72.30%；信托計劃投資額1.52億元，同比大幅增長了374.88%；不動產債權計劃1.1億元，同比增長了83.31%；債券、股票、股權、基金和保險資產管理產品等投資額都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滑，分別下降6.32%、34.1%、23.37%、52.23%、17.39%。

根據永誠保險年報，其投資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股權的投資額分別為13.1億元、6.01億元，同比上升187.5%、26.72%；而在股票投資方面，投資額為4.72億元，同比下降了60.91%。對此，永誠保險表示，基金期末余額較年初余額增加主要是由於市場表現不明朗，買入收益相對穩定的基金產品所致；股票期末余額較年初余額下降是由於股票市場風險較高，公司調整投資結構，減少股票投資所致。

值得註意的是，錦泰保險2017年投資收益約為1.25億元，該公司去年凈利潤約為800萬元，投資收益成為公司盈利的主要原因。

業內人士表示，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以阿里、騰訊等為代表的科技巨頭紛紛加快了向保險行業進軍的步伐，傳統大型保險公司、新型互聯網保險公司也都加大了研發投入，中小險企應如何在面臨被極大擠壓和侵入的傳統市場中，找到並抓緊行業格局變遷所蘊含的潛在發展機遇？

“更多的應該是小而專、專而美，不一定是全面開花。”朱俊生指出。他認為，中小險企專註經營某一個領域，在該領域當中獲得一些相對的優勢，從而獲得競爭力，這可能是接下來中小險企需要特別挖掘的地方。另外，利用外部資源也非常重要。例如，股東的資源、帶有地方特色的公司利用地方資源等。

傭金“明碼實價”硝煙再起，費率透明化成中小券商突圍新路徑

正在轉型路上的券商經紀業務，又來了“攪局者”。切入點同樣是傭金，但扛起的大旗，卻是傭金費率透明化。

而這一次，“鯰魚”則是急欲突圍的是川財證券。不同於以往，川財證券並未以價格戰為突破口，而是將槍口指向傭金透明度問題：通過其“明傭寶”APP，公開標明每位客戶的實收傭金費率，不論客戶資金大小都按照同樣標準收取傭金、融資費率。

“多年來，證券行業一直存在傭金費率不公開、看人報價的問題，同樣的服務，不同的人，傭金高低相差很大。明碼標價技術上不難，關鍵是願不願意。”川財證券總經理助理周蔚說，通過此舉，可以讓券商傭金走向透明。

選擇傭金作為突破口，幾乎已成為中小券商轉型的標配。隨著市場不斷變化，高度依賴經紀業務的中小券商，打價格戰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在此背景下，中小券商轉型，必須通過差異化策略另辟蹊徑。如今，傭金率雖然不斷走低，傭金明碼實價卻沒有先例。

傭金明碼實價

“‘明傭寶’正式上線以來，客戶開戶量數倍上升。”在日前的媒體交流會上，周蔚稱，該產品於去年12月上線，最大的特點是公開標明實收傭金費率，並對所有客戶實行“一口價”。此外，該產品還將上線零手續費的保證金理財，收益為活期存款的10倍。

“很多券商實收傭金要前往交割單計算，要投資者動手算，有些人根本沒這個意識，甚至不會算或懶得算，放在賬戶最顯眼的位置，掃一眼就知道自己的實收傭金率。” 川財證券總經理助理周蔚說，此舉改善了客戶體驗，也是產品競爭力的體現。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中小券商，此舉為川財證券突圍提供了可能。但傭金明碼標價的做法，也讓川財證券承受不小的收入壓力。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行業平均傭金率為3.94‱。而川財證券推出的“一口價”，要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接近40%。

而川財證券年報數據顯示，2015 年、2016年，該公司營業收入 7.93 億元、5.22億元，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為4.72億元、3.75億元，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分別接近60%、67%，經紀業務收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碼實價意味著主動割舍既有利益，也意味著收入可能面臨縮水，肯定對自身的收入有影響，未來帶來什麽好處又不確定，2017年9月制定方案時，公司內部分歧很大，尤其業務部門擔心收入是否能完成。”周蔚稱，投資者是證券市場基石，應該得到應有的公平和尊重，明碼標價這條路非走不可。

周蔚稱，萬分之2.5的傭金費率，也是目前深圳市場公開價格，但回顧電商等互聯網行業的發展，透明化和標準化，可以有效挖掘客戶需求，提升客戶的體驗，從而獲得市場的認同，這也是川財證券明傭寶選擇的原因。

中小券商差異化突圍

以低傭金作為突破口，幾乎已經成為中小券商近年轉型的標配。早在2014年，國金證券、中山證券等，就率先了開始降價。但時隔四年之後，單靠降低傭金率，能否奏效尚是未知數，傭金“價格戰”的空間已經不大。

根據證券業協會統計，2016年，全國129家證券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3279.94億元。其中，代理買賣證券業務凈收入1052.95億元。而在2017年，前述數據分別為3113億元、820.92億元，分別下降了166億元、230億元，經紀業務收入降幅接近22%。

經紀業務收入在大型券商收入構成中的比重，也在持續下降。根據公開披露，2017年，中信證券營業收入433億元，而經紀業務收入占比約為25%；海通證券同期營收為282億元，而經紀業務分別為收入占比也不到40%。根據證券業協會數據，2016年，經記業務收入在券商全部收入中的占比接近34%，而2017年已經降至26%左右。

與此同時，中小券商的收入、利潤，仍然高度依賴經紀業務。業內人士稱，一些中小券商經紀業務傭金收的比重，甚至達到50%以上。隨著不斷競爭加劇，券商經紀業務大幅下降，目前平均傭金率大約萬分之四左右，而且總體仍呈現下降趨勢。這就意味著，如果繼續降低傭金，必然對中小券商的收入、利潤產生巨大沖擊，降價空間已經不是很大。

同時，中小券商還面臨大型券商的壓力。在2017年年報中，國泰君安、華泰、廣發等大型券商，已將金融科技寫入核心競爭力。同時，大型券商豐富的產品、業務手段、工具、客戶基礎等，中小券商也難以正面競爭。

在此情況下，借助互聯網技術差異化競爭，為中小券商擴大客戶基礎、轉型提供了可能。川財證券傭金明碼實價的關鍵，也並不降低費率水平，而是指向券商傭金長期以來的不透明、不公開問題。在川財證券之前，鮮少券商關註，亦無傭金明碼實價的先例。

根據現行規定，證券交易傭金采取浮動費率，券商向客戶收取的傭金，不得高於交易額的千分之三，不得低於代收的證券交易監管費、交易所手續費。在此基礎上，券商制定傭金標準時，有較大的浮動空間，針對不同的客戶，實行差異化的傭金率。

傭金價格不透明，還引起了大量糾紛。業內人士稱，投資者如果不主動申請調傭，費率都基本停留在開戶時的水平。當時，傭金費率多數高達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而當下全市場的平均傭金水平，已降到萬分之四左右。

“零售商業明碼實價已經是通行慣例，多年來，證券行業一直存在傭金費率不公開、看人報價的問題，同樣的服務，不同的人，傭金高低相差很大，不同客戶的傭金最多相差10幾倍，顯然是不合理。”周蔚稱，川財證券此舉，可以讓券商傭金走向透明。

目前，券商傭金率在萬分之22.5到3‰之間，由於定價不透明，新客戶比老客戶低，沿海比內地低，省會城市比三四線城市低，競爭越激烈的地區傭金越低，反之則越高。而資金量大的客戶，也可能享受更低的傭金。入市越早，傭金就越高。

“我們規模比較小，必須一方面補差距，一方面突出特色，做大客戶規模。”周蔚說，明傭寶將引入智能投顧，利用大數據發掘、識別投資者投資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系統自動為其推薦公募基金組合,但川財證券更願意關註監管信息，比如投資者對券商的投訴，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行業有能力解決，但又沒有解決的客戶需求和痛點，實現差異化競爭，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總旅客吞吐量年均增7.5%，我國中小機場已達184個

中小機場的建設和發展成為目前我國民航業發展的一大重點。近期民航局先後在在甘肅、河北調研中小機場建設情況。

近日，民航局局長馮正霖就中小機場建設和運營情況率調研組赴甘肅省調研，實地考察慶陽機場運行情況，參加中小機場安全運營管理座談會，聽取甘肅省政府、民航西北地區各單位有關中小機場發展的意見建議。

馮正霖在座談會上說，當前我國正處在由民航大國向民航強國邁進的關鍵階段。大眾化的航空市場是民航強國的八個基本特征之一，中小機場是機場網絡和航線網絡建設的重要節點，也是推動大眾化航空市場發展的基礎和支撐。

5月3日，民航局副局長李健率調研組一行赴河北省張家口機場進行調研，了解民航中小機場安全運行保障能力情況。

近年來，我國中小機場數量逐步增多，旅客吞吐量在500萬人次以下的中小機場數量達到184個；規模逐步增大，中小機場的總旅客吞吐量由5年前的8254萬人次增加到去年底的11864萬人次，年均增長7.5%；能力逐步增強，大量先進設施設備投入使用，有效提升了中小機場保障能力。

但與此同時，中小機場的發展仍面臨安全基礎不牢固、空管保障能力不足、運營困難、監管資源緊缺等問題和短板。對此，民航局黨組將中小機場建設和運營問題作為2018年調研的重點課題之一，以期通過深入調查研究，下大力氣解決中小機場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

中小機場建設的規劃布局、數量質量和功能設置一直備受社會關註。馮正霖表示，按照航空發達國家發展的規律，我國中小機場的總量仍舊偏少，應進一步完善中小機場布局；機場規劃應適度超前，但也要杜絕一味求大，應在機場遠期社會效益和近期經濟效益之間找到平衡點。

未來，我國的中小機場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中小機場仍將加快建設。根據去年民航局發布的《中國民用航空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在新建續建的機場中，“十三五”期間，將新建成都新機場、平涼、湘西、邢臺等44個項目，續建北京新機場、承德、臨汾等機場項目30個。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這些新建、續建的項目中，東部地區僅有北京新機場、嘉興等為數不多的幾個，絕大部分新建、續建機場位於中西部，且主要是三四線城市，以中小機場為主。

民航資深專家李曉津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目前中西部、東北尤其是西南、西北等地的中小支線機場、通勤機場仍有比較大的建設發展空間。這些地方的地面交通不發達，中小機場的建設一方面可以讓當地的交通增加便利，促進當地的旅遊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同時對於維護邊疆地區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黑龍江漠河機場為例，李曉津說，漠河是我國唯一可以看到極光的地方，旅遊特色明顯，但以前沒有機場，經濟發展滯後。漠河處於極寒地區，修快速鐵路的要求特別高，而且一年旅遊旺季就兩三個月，修快速鐵路也不劃算。但是修一個中小型的機場，造價不高，但作用很大。自從漠河機場開通後，吸引了大量遊客前去，當地的旅遊產業和區域經濟快速發展。

當然，李曉津也提醒，這些中小機場的建設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應當適中，不能過度，要防止貪大求全、求洋造成浪費等現象。

從中小機場的效益來看，很多小機場一般只有幾十萬的年客流量，且大多處於虧損狀態，需靠地方政府財政補貼維持運營。不過，業界人士指出，修建機場不能單純看盈利情況，而要從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角度看待機場的綜合效用。尤其是這些中小機場覆蓋了全國70%以上的縣域，對地區GDP的貢獻以萬億計。這一虧損是個小數字，小虧損卻帶來了大貢獻。

馮正霖說，要加大對中小機場的政策扶持力度，做到分類管理、精準施策、精準補貼，鼓勵航空公司加大支線運力投放、加密支線航班頻次；完善航班時刻分配辦法，為構建幹支銜接的航線網絡創造有利條件。

另一方面，安全是中小機場的重中之重。馮正霖表示，要始終堅守安全底線，進一步築牢中小機場的安全基礎。

中小房企突擊上市，搶奪房地產最後門票

房地產經歷了一輪又一輪洗牌後，中小房企越來越感覺到危機。無論是融資還是拿地，這個時代的話語權越來越集中到規模房企。對於中小房企而言，如何突圍成為擺在這些房企面前的問題。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包括弘陽地產集團（下稱“弘陽”）、大發地產（下稱“大發”）均在近期提交招股書，準備赴港交所上市。此外，包括中梁地產等房企也在暗自為上市做準備，希望盡快登陸資本市場。

“這一波上市潮和2008年很像，房企都發現融資開始困難，地產開始越來越難做，只有通過上市才能夠有更多的融資渠道去發展。”一位負責房企上市的高管告訴記者。

上市潮

今年4月，弘陽遞交了上市招股書，擬以IPO形式登陸港交所。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弘陽擬集資3億～4億美元（約23.4億～31.2億港元）。

2017年，弘陽的銷售額僅178.1億元人民幣，在百強房企中排名第95。當時，弘陽首次提出了2020年達到千億規模的目標。

隨後，這家曾經偏安一隅的中小房企內部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弘陽掌門人曾煥沙正在效仿他的福建籍老鄉——閩系房企老板們，複制這些企業的規模發展路徑：開啟全國化征程、上市、沖擊千億目標。

這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搬遷總部和瘋狂招人。今年3月，弘陽集團（上海）總部正式啟用，形成南京、上海雙總部運營的格局。上海作為弘陽的第二總部，設立初期將承擔弘陽集團戰略、投融資、地產投資、產品研發、商業投資、招商等職能。

隨後，弘陽重新配置了自己的高管團隊，從各大主流開發商開始挖人。從目前加盟的高管看，分別有蔣達強（任命為集團執行總裁，分管戰投、經營、客服）、羅艷兵（任命為集團總裁助理，分管信息）、陳彬（任命為地產集團總裁助理兼地產運營部總經理）、鄒高武（任命為集團人力行政中心總經理）、鄂宇（任命為地產集團營銷管理部總經理）、何愛華（任命為商業集團商業運營部儲備門店總經理）、鄒俊（任命為商業集團商業運營部儲備門店總經理）、徐佳彥（任命為地產集團財務管理部總經理助理）、林晨（任命為弘陽海外相關業務負責人）。

從招股書看，目前弘陽依舊是一個區域房企。除了大本營南京，還包括蘇州、常州、無錫、南通、常熟和合肥、馬鞍山、滁州等地，地理位置上均靠近南京。

弘陽方面表示，計劃在長三角，以上海、南京、合肥、杭州都市圈為核心向周邊拓展，選擇性進駐長三角的三四線城市；在華南、華中、西南區域，重點關註節點型城市，例如武漢、天津、重慶、成都、鄭州、長沙等，以及這些節點城市形成的都市圈。

根據招股書，截至2017年底，弘陽擁有25個已竣工項目，40個開發中項目以及21個持作未來開發項目，其中有39個位於南京，14個位於蘇州，擁有土地儲備總建築面積616.9萬平方米。

從融資看，目前弘陽外部融資的主要來源為銀行、金融機構借款及信托融資，招股書顯示，自2015年至2017年，弘陽的資本負債比例分別為119.4%、136%和137.5%，呈逐年上升趨勢。此外，公司的平均融資成本分別為8.38%、7.72%和7.52%。

同樣火線上市的還有大發，這家公司成立於1996年，後者由創辦人葛和凱與另一名投資者成立。2001年，大發地產擴張至上海，並在上海設立總部，至今在上海共開發五項物業，累計建面達48.98萬平方米。隨後，大發地產於2003年開拓至江蘇省，2008年再進入安徽省。

截至2018年2月底，該公司擁有24個多元化項目組合，包括20項住宅物業、三棟商業綜合樓及一個辦公樓層。其中，5個項目位於上海，19個項目位於江蘇省、安徽省及浙江省。

截至2月底，大發地產的土儲建面為172.03萬平方米，包括可售及可租的已竣工物業共計20.29萬平方米、在建物業110.36萬平方米及41.39萬平方米的持作未來開發物業，占比分別為11.8%、64.1%及24.1%。

按分布來看，上述35%的土儲位於安慶、23.1%位於溫州、11.8%位於蕪湖，而其大本營的土儲占比僅為9%，包括已竣工的面積6.92萬平方米及在建面積8.51萬平方米。

同樣，這家房企對於規模充滿野心。大發CEO廖魯江不久前在接受采訪時稱，大發地產計劃沖擊千億，提出了五年實現3000億的目標以及項目跟投、利潤共享機制。

不過，這家房企的財務狀況並不樂觀，2017年大發的經營活動凈現金流為-23.93億元，2015年及2016年則分別為-7.92億、8.55億元。

融資方面，銀行貸款為大發的主要融資手段，此外主要是信托融資。截至2017年底，大發地產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包括即期及非即期借貸）為59.87億元，未償還銀行貸款為39.75億元，未償還信托融資及其他融資約為20億元。2017年，大發共與平安信托、中國華融及中航信托三家金融機構訂立五單信托融資計劃，規模近20億元，利息最低為8.3%，最高達12.9%。

負債方面，2015年～2017年的凈資產負債率分別為196.5%、150%及269.8%。明顯高於同行水平，為其未來的發展帶來隱患。

除了上述兩家，發跡溫州隨後將總部遷至上海的中梁地產同樣計劃上市，其內部一直在緊鑼密鼓進行準備，希望可以借助資本市場力量實現新的發展。

最後的門票

“很多中型房企面對市場競爭均需要更多資金進行擴張，登陸資本市場是實現規模增長的重要一步，將為其下一步規模發展做好準備。”同策咨詢研究總監張宏偉告訴記者。

易居企業集團CEO丁祖昱預計，2018年TOP4房企總規模或近3萬億，未來房企集中度將進一步提升，TOP10房企集中度有望達35%。根據記者不完全統計發現，約50家房企提出了千億計劃，從競爭格局看，每家開發商雖然提出較高目標，但是完成難度將越來越大。

對於中小房企而言，要麽擴大規模，要麽可能就會面臨被吞並。

以銀行融資為例，目前國內主流銀行均只對TOP50甚至30的上市房企開放融資，如果未來沒有在這個名單內，便無法拿到更加便宜的資金。對於這個資金密集的行業，較低的資金成本將成為發展快慢的制約因素之一。

此外，登陸香港資本市場更利於發行海外債，融資成本較目前境內而言相對較低。

今年5月，新昌集團公告稱，正與有意對公司的股本證券進行投資的潛在投資者保利置業進行洽商，該潛在投資者有可能成為公司主要股東（即持有超過10%，但低於30%的公司普通股）。

這家公司就是因為規模過小，很少現金投入一個項目，隨後造成危機，如今可能要大股東易主。

“大房企可以分散風險，這邊市場不好其他市場可以彌補，而相比於區域房企而言，有更大的調配空間。”一位TOP20房企營銷總告訴記者。

對於這些中小房企而言，拿到資本市場入場券顯得尤為迫切。而這張門票是否可以拿到，拿到後怎麽辦，可能是擺在這些房企面前的問題。

資管新規配套細則待出，中小銀行升級投研能力謀變

4月27日，《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正式公布，《意見》將過渡期從2019年6月30日延長至2020年底。第一財經記者也從兩位銀行資管部人士處獲悉，包括銀行理財相關細則的配套文件將陸續出臺。

盡管過渡期延長看似利好，但對中小銀行而言，如果想要涉足理財或資管領域，轉型的挑戰不小，難以一蹴而就。首先，消化存量業務是關鍵；其次，新業務要滿足合規要求，而監管層對於銀行理財凈值化轉型的要求，對目前尚缺乏投研能力、人員配備的中小銀行構成挑戰。

“保本理財產品叫停對於依靠保本拉動負債增長的小銀行造成了不小的壓力，而監管倡導的產品凈值化和標準化投資則對有投研能力的銀行來說是一種優勢。近期凈值化理財產品的銷售情況已經超出預期，”南京銀行資管部總經理戴娟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下一步需要銀行繼續強化投研能力，標準化債券投資必然會加大對於信用債的配置，對於權益類投資則可以繼續通過FOF等方式來進行。此外，對於有能力設立資管子公司的銀行而言，資管子公司將給予銀行資管發展帶來更多的機會，同時也符合去通道的監管導向。

華創證券資產管理總部總經理屈慶則表示，代銷或者投顧可能是未來中小銀行理財的主要方向，但代銷不僅要求銀行具備代銷資格，還要銀行對大類資產配置有非常好的趨勢把握；對於不願意代銷其他機構產品的銀行，那麽投顧是另外一個選擇。當然，投顧的終極目標是不用投顧，這同樣需要銀行加強投研能力。

銀行去通道、凈值化轉型

眼下，除了理財規模同比下滑，變化還發生在銀行理財的期限和計價上。按照投資目的，是持有到期還是可交易，可以分別使用攤余成本和市價法。對於銀行而言，目前最擔憂的問題在於，產品凈值化後，凈值波動增大。

《意見》要求資產管理業務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明確剛性兌付的認定及處罰標準，同時也明確了銀行理財投資債券類產品不能采用攤余成本法，除非是期限匹配。在期限錯配情況下是不可能用原來成本計價的方式投資債券的。

“一些客戶基礎好、能力強的銀行，的確可以做到凈值化轉型，但對於部分能力較差的銀行而言，無疑將面臨客戶的流失。”戴娟對記者表示。

此外，不少銀行全年表內非標額度已經用盡，而多數銀行也已在收縮非標業務，這主要因為早前銀行通過資管計劃、信托計劃等通道、嵌套形式進行投資，而在資管新規下，部分投資已不合規，如果非標回表，則需要消耗大量資本金，這也導致資本金吃緊的銀行被動縮表。

同時，資管新規對投資“非標”的要求也愈發嚴格，尤其是在期限匹配方面。銀行期限匹配的嘗試已經展開，但挑戰仍在於拉長理財產品期限後，投資者是否願意買單。

眼下，也有股份行資管部人士對記者表示，具體的事宜仍要等銀保監會的細則指引，尤其是非標究竟如何定義，市場比較關註未來銀登中心和北金所是否可以作為非標轉標的選擇，此外還有公募產品投資非標的比例，銀行資管子公司的配套管理辦法，以及結構性存款如何定性等。

期待資管子公司落地

資管新規對新理財產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屈慶也表示，現在部分中小銀行沒有投研團隊，沒有投研系統，這決定了很多中小銀行不具備開展理財業務的能力。其實按照監管要求，中小銀行應該更多服務當地的實體，也就隱含了中小銀行少做理財業務的意思。

不過，幾家歡喜幾家愁。對於部分資管能力、客戶基礎本來就紮實的銀行而言，轉型的陣痛並不大，需要的只是投資者適應的時間。幾家銀行也相繼表明了擬出資設立資管子公司的意願。

今年3月，招商銀行公告擬出資50億元設立資管子公司。之後，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公開表示，提出申請就會認真對待，鼓勵更多主體參與資管市場，主體多元化有利於提高競爭與效率，但有一定程序；早在2016年時，南京銀行董事會也同意了成立資管子公司的事宜；同年年初，中信銀行亦稱，成立資管子公司在上一年就通過董事會批準，並計劃於當年4月正式運營；而在此前的2015年3月底，光大銀行就公告稱，董事會已同意全資設立理財業務子公司；同年5月26日，浦發銀行公告擬設立浦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如果有能力的銀行能夠正式成立資管子公司，投資的便利度就更大，原來不得不依靠的通道、嵌套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戴娟告訴記者。

早前，光大銀行資產管理部總經理潘東就提及，嵌套和通道其實是分成三種不同的目的，除了監管套利的目的，即純粹為了規避MPA考核或避免資本計提，另一個目的其實就是為了投資交易。由於資管行業參與者的行業身份不同，不同行業有不同的準入，為了實現投資交易的目的而不得不借助通道。如果新規能給予各行業公平的待遇，通道自然就沒了。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認為，資管子公司盡管以法人獨立運營，但由於客戶、資金、資產等均來自母行，反而有可能成為銀行調節資產負債表、資本充足率、變相剛兌的通道，仍然難以實現實質獨立。如果真正獨立開展業務，就需要市場化運營，面向全市場開發業務。

根據海外經驗，獨立的資管子公司是提升銀行ROE的利器，也是有實力銀行的普遍做法。

渣打財富管理部投資產品總監閔成對記者表示，全球大型資管公司中，有很多是銀行獨資，有很多資管已經超過了銀行自身的表內規模。它們在業務模式、組織架構、流程分工、人員配備、產品體系等方面的做法，對於探索適合中國銀行理財業務的管理體系和組織架構，具有較大參考價值。

探索投顧、代銷模式

在現有模式下，部分銀行也在探索投顧和代銷的模式。

其實，代銷基金等產品的模式也是外資行的普遍做法，但代銷並非易事。

“市場上有公募基金的產品，有券商的產品，還有大銀行的理財產品，信托的產品，不是說什麽產品都需要代銷。而且不同的產品，投資門檻不一樣，也是銀行在選擇代銷產品時重點需要考慮的問題。”屈慶表示，銀行要對金融市場有非常好的趨勢把握，在合適的時間代銷合適的產品，其實就是要自己做好大類資產配置。

此外，銀行要對客戶進行分層，不同風險收益特征的客戶推薦不同的產品。由於以後更多是凈值型產品，這意味著銀行對客戶的風險收益特征的了解要比現在更準確。同時，銀行要評估機構的管理能力，做到事中監控和事後業績歸因分析，這樣才能保證銀行代銷的產品最終能給客戶帶來好的收益。

至於投顧模式，主要是針對那些不願意代銷其他機構的產品，還是希望自己的團隊來做產品的銀行。顧名思義，投顧的意思是錢不出賬，只是聘請外部投資顧問來幫助自己的團隊做好投資。

“如果投顧可以在權益類資產、信用債等投資方面給出較好的建議，我們也會予以考慮，當然對於投顧的選擇較為慎重。”戴娟告訴記者。

這些中小型科技企業的負責人，今天成為上海市委書記的座談嘉賓！

“中小型科技企業是最具發展潛力、最具成長性的創新群體，是上海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市委書記李強今天下午（5月10日）在主持召開中小型科技企業座談會時說，當前，上海正按照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決策部署，加快建設“五個中心”，加快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希望中小型科技企業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在上海這片熱土上茁壯成長，我們將一視同仁為各類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讓企業有更多獲得感。

上海願為中小型科技企業鼓勁加油

“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並大力支持中小型科技企業發展，願為中小型科技企業鼓勁加油，也非常希望聽到大家的意見想法。”座談會上，李強開門見山，同在座中小型科技企業代表坦誠交流，令與會者備受鼓舞。深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陳海波、上海曼恒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周清會、上海熱巢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法比恩、上海依圖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朱瓏、上海寒武紀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陳天石、上海優刻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季昕華、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譚黎敏、上海流利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王翌等企業負責人先後發言，暢所欲言，就完善人才服務政策、優化科技創新舉措、倡導弘揚創業精神、搭建中外青年創業者交流平臺、消除隱形壁壘、推動數據開放共享、創新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模式、打造人工智能高地等談了自己的想法建議。

推動更多企業家在上海綻放光彩、施展抱負

李強邊聽邊記，不時就關心的問題同大家進行熱烈交流。他說，中小型科技企業是城市經濟活力的重要體現，也是事關上海未來發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持續推進創新，這是企業發展的靈魂，也是企業長盛不衰的源泉。要充分發揮科技型企業的特質，敢於創新、善於創新，加強核心技術研發，更好實現創新發展。要更加註重品牌建設，瞄準世界前沿，創造行業標桿，把自己的金字招牌擦得更加閃亮。要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 把“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上海城市精神融入其中，推動更多企業家在上海綻放光彩、施展抱負。

營造公平制度環境、良好生態環境

李強強調，要堅持不懈優化營商環境，深入了解企業需求，摸清企業生產經營中的“難點”“痛點”“堵點”，為企業提供高效、便捷、精準的服務。進一步加強制度供給，在營造公平的制度環境、良好的生態環境上下更大功夫，讓中小型科技企業更好更快地成長為“參天大樹”。

上海將全力支持中小型科技企業實現更好更快發展

座談會前，李強和市領導周波、諸葛宇傑來到上海曼恒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深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實地調研。兩家公司分別專註於虛擬現實、人工智能領域，在自主創新研發方面已有不俗業績。市領導詳細聽取企業總體情況介紹，察看最新研發成果，並就企業下一步發展作了具體了解。在同企業創業研發團隊交流時，李強說，當前，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新興產業不斷出現，企業抓住機遇就可能快速崛起。很高興看到大家在上海成功發展，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創新產品，也十分看好企業未來發展前景。希望繼續秉持開拓創新精神，以對事業的執著追求，深耕各自產業領域，更好推動應用場景落地，上海將全力支持企業實現更好更快發展。

“縣改市”開閘 中小城市發展進入加速通道

自去年“縣改市”開閘後，今年該項工作繼續推進。近期，陜西彬縣和江蘇海安先後撤縣設市獲批。

據陜西省政府和江蘇省政府發布的消息，經國務院批準，同意撤銷彬縣，設立縣級彬州市；撤銷海安縣，設立縣級海安市。

大規模“縣改市”封閘20年後，國務院於2017年“解凍”了撤縣設市的審批，河北省平泉縣、浙江省玉環縣、陜西省神木縣、四川省隆昌縣、湖南省寧鄉縣、貴州省盤縣六個縣於當年獲批撤縣設市。

“十三五”規劃把加快中小城市的發展，作為完善城市規模結構的主攻方向，其中撤縣設市和推動特大鎮改市是重要途徑。

今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實施2018年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通知》發布，提到2018年要加快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穩妥有序增設一批中小城市，繼續開展撤縣設市、撤地設市，推動城市群及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地區範圍內符合條件的縣和非縣級政府駐地特大鎮率先設市。”

去年5月，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就撤縣設市相關問題進行解讀時指出，我國城鎮空間分布和規模結構不合理，中小城市數量少、集聚產業和人口不足、發展質量和水平不高的問題比較突出。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由剛剛超過30%上升為2016年的57.35%，但縣級市數量減少了80余個。

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地級市的擴張，很多縣級市被改成了區。該負責人表示，縣級市數量的持續減少，導致中小城市發展滯後，帶來大中小城市發展失衡、城鎮化布局形態不合理、人口城鎮化滯後、大城市病凸顯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制約了我國城鎮化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進一步提升。

因此有序撤縣設市，對於推進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例如，通過撤縣設市培育發展一批中小城市，有利於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降低人口轉移成本，有利於推動優質資源向中小城市集聚，進一步優化生產力布局，有利於減輕大城市壓力。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經過20年的發展，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經明顯提高，很多縣完全是城市的規模，撤縣設市是對它們名稱的調整，讓它們更加名正言順。

當然，除了名號之外，縣改市對地方仍有一系列實質性的利好。比如，改成市就意味著擁有更多的城市建設管理權限，尤其是城市建設中的用地指標、基礎設施負債等權限都明顯擴大。

此外，通過縣改市，增加中小城市數量，也有利於帶動區域經濟發展。陜西彬縣和江蘇海安縣的縣改市，其中的一個著眼點就是要加大區劃資源整合力度，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協調健康發展。

陜西彬縣地處陜西西北部與甘肅東部交界處，周圍城鎮化水平較低。通過縣改市，可以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李小加談生物科技投資風險：中小散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在最新一期的李小加網誌中，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一個真正服務實體經濟的資本市場不能僅是錦上添花，更應該考慮雪中送炭。既然要雪中送炭，上市門檻就不可能過高。監管的焦點只能體現在嚴格的信息披露上。為了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香港交易所不會對入市融資規模、價格與節奏進行“流量管理”。如果想讓香港的生物科技板塊成長為參天大樹，就不能把它們放在呵護下的溫室里。

李小加還特別提醒投資者在投資前一定要做足功課，為自己的投資負責，“尤其是對生物科技不熟悉的中小散戶投資者，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修改後的香港上市新規首向連收入都沒有的生物科技公司敞開了大門，對於為何要邁出這大膽一步，李小加表示，一般來說，沒有收入的公司都處於高風險的早期發展階段，投資者很難有可靠的標尺來判斷公司發展前景和投資風險，所以我們以前的上市規則不接受沒有營業收入的公司來上市。但生物科技公司是特別的，因為它們的產品研發、制造和銷售過程都受到國家醫藥監管當局的嚴格監管，它們每一階段的發展都有清晰明確的監管標準和尺度，這一特點使得生物科技公司可以在資本市場上提供財務指標以外的清晰具體的披露，供投資者來判斷投資風險。

李小加指出，生物科技行業的發展關系著人類的命運，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應該在這一重大科技革命中擔當重任，發揮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為生物科技行業雪中送炭。

李小加強調，生物科技行業也有特殊的投資風險，首先，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研發周期長，一種新藥從研發到最後獲批在市場銷售，短則三四年，長則達十年；第二，由於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事關公眾健康，受到政府嚴格監管，在獲批生產前幾乎不可能有營業收入，因此它們的產品研發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第三，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研發失敗風險高。

此外，投資生物科技板塊可能還面臨兩大市場風險，一是股價波動風險。生物科技板塊不同於一般的行業，它們上市後的表現容易兩極分化，任何有關產品研發與監管審批進程的信息都容易給股價帶來劇烈波動。二是內幕交易的風險。由於高度的專業性和信息嚴重不對稱，生物科技板塊內幕交易的風險會明顯高於其他板塊。

針對如何設定上市門檻，李小加稱，門檻主要設定在最小市值和臨床測試進度方面：如果門檻設的太低，可能會把過高風險的公司放進來，不利於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如果門檻設的太高，又無法滿足生物科技行業的合理融資需求，而且可能把很多急需資金的好公司擋在門外，讓投資者錯失良機。最終設定了15億港幣市值和已通過一期臨床測試、即將進入二期臨床測試這兩大主要上市門檻，並根據行業特點為此類上市公司設定了特殊的信息披露要求，以幫助投資者判斷投資風險。

同時，李小加提醒投資者在買賣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之前一定要仔細研究上市公司的產品研發、臨床實驗結果和監管程序等細節，為自己的投資負責。而且，鑒於生物科技行業的專業性和複雜性，投資這一板塊需要了解足夠的專業知識和行業背景，這樣的投資機遇只屬於擁有豐富投資經驗和一定風險承受能力的成熟投資者（主要為機構投資者），生物科技公司並不適合所有的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散戶。

他還建議對於生物科技了解有限的散戶投資者應該先觀察再試水，在機構投資者與上市公司充分互動和博弈、形成穩定的價格趨勢之後再逐步嘗試。此外，鑒於生物科技板塊的特殊性，個股投資風險很高，如果能用一籃子個股組合的方式來投資可以分散風險，東方不亮西方亮，投資者可以在數十家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後，通過投資相關生物科技指數基金來分享這一板塊的整體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