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50323
雪中送炭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3
話說朝日在十二月至一月期間「闖關東」，到東三省旅遊，親身感受到何謂「寒冷」！不過據當地人說，一年中氣溫最低的日子反而“並不是最冷”，因為其實每家每戶都有政府安裝的供暖設施，國家也有補助，因此每年只要交若幹「供暖費」，當氣溫低於零度，就會有暖氣供應。故此，他們認為最冷的日子，是快要轉入寒冷期，但氣溫又未到零度，若果還加上一點雨，實在冷得不行！住在華東的朋友也有類似的說法，因為長江以南沒有「國家供暖」，但冬天氣溫其實也是相當低的。因此不少東北人都覺得上海的冬天比東北“還要冷”！
這說明了天氣冷不冷其實只是其次，關鍵是有沒有人「雪中送炭」。宋代大概是第一個將「雪中送炭」作為「半常規措施」的朝代了。
在遼宋金王朝的三百餘年間（約十至十三世紀），東亞地區經歷了一個由暖到冷，然後又再回暖的過程。北宋建立之時，正是氣候轉向寒冷的時期。開封現在冬季的平均氣溫大約是零至八度，但在當時，雖則這個北宋都城位處黃河以南，但是漫天風雪，天寒地凍的景像，在冬天卻並不少見，百姓自是苦不堪言。
這苦寒的厲害，宋初幾位皇帝都有所體驗。乾德二年十二月（965年初），京師大雪，太祖命「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但仍感到寒冷。差不多一百年後，天氣似乎變得更冷了。仁宗至和元年正月（1054年），「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有司為瘞埋之」。
凍死了固然要有關部門「善後」，但更好的做法，當然是不要讓（太多）百姓凍死。因此，就要實行一些「一次性紓困措施」了。《宋史‧太宗本紀》：「淳化四年（993）春二月壬戌，召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一人加賜塗金帶。是日，雨雪，大寒，再遣中使賜孤老貧窮人千錢、米炭。」不巧，措施頒佈當日又遇上了「N年一遇」的大雪，皇上於是急民所急，即時將「紓困措施」加碼。以後歷任君主每遇大寒天，都會有類似措施。後來，為了避免「濫用福利」，朝廷改為向首都百姓提供「炭價補貼」（正如今天中央也會對北京的物價，作出某種控制和補貼。），開封炭價因此長期處於低水，甚至出現將「首都炭」倒賣外地的情況──這當然是違法的！
除了政府向貧民百姓「雪中送炭」外，每到冬天，「雪中送炭」也是朋友之間相當流行的禮物。範成大《雪中送炭與龔養正》詩：「誰與幽人暖直身，筠籠沖雪送烏薪」，烏黑的柴薪，就是「炭」了。生於南北宋之交，至今仍在香港大名鼎鼎的高登也有詩曰：「雪中送炭從來事，況爾羈躬覓蠧椽。」
不過，為何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雪中送柴」呢？木炭是由木材經過不完全燃燒，或者在隔絕空氣的條件下熱解而製成的固體燃料。與木材相比，炭燃燒時的溫度更高，也更耐燒，而且產生的煙顏色較淡也較少。在冬天密閉空間用作取暖的話，炭當然比木柴優勝得多。不過，炭的價值也比較貴。
炭的出現，可說是一切金屬文明的基礎。無論是商代的青銅器，抑或是春秋戰國的鐵器，都必須用炭才能提供足夠冶煉的的高溫。最初炭作為燃料屬於奢侈品，似乎只用於「重工業」，甚至「軍工業」的生產。***
不過，到了唐代，城市中用炭作為取暖似乎已經相當普及了。白居易的《賣炭翁》描寫的正是一個老燒炭匠的故事。從詩中看來，燒炭只是「低端作業」，由此推斷炭應該不屬於高檔奢侈品。
宋代是一個科學技術爆發的時代。燒炭的技術進一步提升，出現了燃燒溫度更高的「白炭」，後來這種技術傳到日本，就是我們現在常聽到的「備長炭」了。「高溫炭」的出現，除了大大提升了金屬冶煉技術外，還意外地催生了「高溫煮食爐」，令宋代的烹飪方法和技術大大超越前朝。*** 據不甚嚴謹的考訂，現代中國菜中非常強調的「鑊氣」，即食物的「煮食／進食溫度」，亦是發端於宋代。「溫度」是中國各菜系相異於其他國家菜餚的一個重要特色。
既然能造出「高溫炭」，那麼一般「低溫炭」（即普通的「黑炭」）的產能就自然更強勁了。宋代的木炭，正如今天美國的「汽油」一樣，是「生活必需品」，因此朝廷非常著緊木炭價格的調控，也保證供應充足。由於這個原因，開封一般百姓家中取暖大都都能「燒得起炭」，家境好一點的甚至可以用炭煮食。至於具規模的酒家食肆，「炭爐」自然是必備用具，個別甚至還有「煤爐」。不過「煤」是另一個課題，這裏暫且不贅。今天吃到多姿多彩的中國美味，就是從那時開始了。
另外，說起「雪中送炭」，原來有系統的「社會福利機構」，也是從宋代開始的。宗教團體無論中外，自古以來就在社會救濟中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城市化令財富高度集中，很多大城市都出現具相當經濟實力的「宗教團體」，例如乾道元年（1165），浙西災傷，「臨安佛教聯合會」即在災區設十二處粥場施粥。一般而言，相對於道教，佛教團體對社會救濟服務較為熱衷，而且信譽也似乎較好。故此，很多由地方政府出資的「官辦慈善機構」，也會讓僧人參與服務，甚至承辦管理。例如蘇東坡在杭州時，建了公立醫院「安樂坊」，也交由僧人管理。
宋代的「官立慈善機構」有不同種類，服務不同的弱勢群體。北宋初年，在京師設立了「福田院」，以救濟「老疾孤窮丐者」，每日能為三百人提供食宿；至哲宗頒使「居養法」，各地方亦設立類似的機構，「惠養鰥寡孤獨」，稱為「居養院」。另外，各地亦設立稱為「安濟坊」的公立醫院，並規定一般平民若發現惡疾無依者，有義務將其送至安濟坊收治。這除了是一項「慈善」措施外，顯然還有公共衛生的考慮。
除了救貧治病，宋朝甚至還在各地建立了「漏澤園」──公共墓地，由政府負責安葬那些孤苦貧弱之人。與現代相似的是，上面提到的各種福利機構，除了少量政府人員外，其實日常管理和服務，大都交由僧人之類的宗教團體，以及地方上的出錢出力的誌願人員負責。
當然，除了政府和宗教團體外，各地還有不同的私人性質的濟貧活動。大體而言，宋代的「社會救濟」活動相對以往歷朝，可謂非常發達。有善心當然是好，但「慈善事業」的發達，也反映了在商業化和城市化之下，貧富懸殊其實日益嚴重，致令「窮到燶無錢開飯等人幫」的人，以及「大把錢四圍派錢幫人」的人，都不斷增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說史150317
李白鬥酒詩百篇？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2
「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杜甫「飲中八仙歌」)
唐代一鬥，合今天約莫2,000mL。李太白的詩向來以「假大空」見稱，若李白自己說的，當然可以不理。不過，這首是杜甫的詩呀！杜詩雖然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既然素有「詩史」之稱，大概也不會說得太離譜吧！一瓶威士忌也不過是750 mL，一次過飲2,000mL，會不會太多了點？
至於《水滸傳》中，武松在景陽岡上山前喝了十八碗酒，一碗算他250 mL，加起來也4,500 mL！
人類真能喝得下這麼多酒嗎？ 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當時喝的「酒」跟我們今天喝的不太一樣。
最初的「酒」，大概是由水果或獸乳等富含糖分的液體自然發酵而成的。至於由人類主動有意識去地製造出來的「酒」，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在今日伊朗西部考古發掘出 蘇美爾人獻給「啤酒女神」Nin-kasi的贊歌，還有製作啤酒的「技術指南」。
至於中國，在「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約3,000BC）的遺址中，都發現古人會用發了芽的穀物（稱為「糵」，粵音「葉」。）來製「酒」。
「釀酒」的出現，表明進入農業社會已有相當時間，並已出現「生產剩餘」，（上等人）吃飽飯後，還可以「奢侈」一番。人類學田野研究顯示，「酒」是很多部落祭司進入「出神狀態」，與神明溝通的重要工具，極度神聖。***
到了漢代，雖然用「糵」造酒仍然流行，但也出現「麯」（用穀物培殖的「酵母」）。《漢書．食貨誌》：「一釀用粗米二斛、麯一斛，得成酒六斛六鬥。」連「配方」都有了，顯然「用麯釀酒」已經相當普及了。
這兩種方法的製成品，在名稱上也有差異， 用「糵」釀的「含乙醇飲品」叫做「醴」；用「麯」釀造的才叫做「酒」。 何以我們今天好像沒聽過有人「飲醴」的呢？明代 宋應星在《天工開物》（1637初版）出作了以下解釋：「古來麯造酒，蘗造醴。後世厭醴味薄，遂至失傳，則並蘗法亦亡。」原是「醴」是因為「不夠味」而被淘汰。
相反，「酒」得以繼續發展，成為「含乙醇飲品」的「唯一代表」。大約到了南北朝，釀酒的技術已經相當完善了。北魏 賈思勰在《齊民要術》（成書於533-544）中，講解了十二種「酒麯」的製作方法。 其中大部分方法現在很多高粱酒廠仍在使用。
不過，無論是糵造的「醴」，抑或是麯釀的「酒」，其酒精含量，即所謂的「度數」都不會太高。 酒精（乙醇）雖然是酵母菌糖代謝的產品，但其本身卻有抑制酵母菌發酵的作用。因此，酒精濃度到達「一定水平」，酵母菌自己也會「頂唔順自己的排泄物」，被酒精殺死。 我們現在不也是用酒精殺菌嗎？這個「一定水平」，在實驗室中的測試數據大約是15%-20%。*** 在日常生活中當然很難達到這個水平， 因此，以「酒麯發酵」方法釀造的酒，以當時的技術，其度數大約只有5%-10%，也就是與現代的「啤酒」差不多。
當然，就算酒精含量只有5%，能飲十八碗酒量也相當厲害，不過這還算是人類能力範圍的事。 故此，我們應該驚訝的，不是李白和武松的「酒量」，而是他們的「胃納量」—- 正常人哪有可能一次飲下4.5L的水呀？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 四、五、六、七十度的烈酒，又從那時開始出現的呢？烈酒之所以「烈」，是因為發明了「蒸餾」技術。 簡單來說，就是把釀造出來的酒「蒸餾」一次或多次，使其（酒精含量）更為濃縮。 這些蒸餾出來的酒，就是我們常說的「燒酒」了。 至於平時俗稱「孖蒸」的「雙蒸米酒」（「雙」與「殤」諧音，不吉利！），就是說蒸餾過兩次的米酒。
有部分專家認為中國在唐代已有「燒酒」。 白居易詩雲：「茘枝新熟雞冠色，燒酒除聞琥珀香」—-琥珀色的蒸餾酒，難道是「幹邑」或者「威士忌」不成？雍陶亦有詩：「自到成都燒酒熟，不思身更入長安」。 若嫌「文人多大話」，（更多大話）的史學家又如何？李肇《唐國史補》：「酒則有劍南燒春。」這就是現在某內地酒廠聲稱自己「千年古釀」的由來了。
不過「專家」作為一個群體，當然要表達各種不同的見解，才能保證一直「有飯開」。 唐代幾乎所有與「燒酒」相關的記載都與四川有關，是故有另一派專家認為，此「燒酒」並非彼「燒酒」。 唐人所謂的「燒酒」其實只是一種流行於四川的「酒的飲法」—-把酒燒熱來喝，有學者甚至認為這是「酒火鍋」。***
按目前學術界比較接受的說法，「蒸餾法」大約於元代從西方傳入。 明代 李時珍《本草綱目》：「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創始。 其法用濃酒和糟入甑，蒸令氣上，用器承滴露。 凡釀壞之酒皆可蒸燒……其清如水，味極濃烈。」 這段清晰的描述，顯然就是指我們現在的「燒酒」了。
考古證據也支持這種說法，江西李渡和成都水井街，是目前找到最早的「蒸餾酒作坊」，年代約莫是元末明初。 找到「作坊」，說明這種技術在進入大規模商品生產前，應已存在一段相當時間。
不過，這並不代表在元代之前，中國「一定」沒有「蒸餾酒」，有大量證據表明其實宋代已有製作「蒸餾酒」的技術。南宋 張世南《遊宦紀聞》介紹了一種用於蒸餾花露的蒸餾器。 道士 吳悮的《丹房須知》中甚至還畫有當時蒸餾器的圖。「蒸餾酒」的技術，其實公元一世紀已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出現。 「酒」為何等妙物，不可能要等一千三百年才傳入中國，問題只是普及與否。 明代在不同地區出現作坊，說明「蒸餾酒」在當時已經普及，需求量大。
蒸餾酒的關鍵在於溫度，必須穩定控制在高於酒精的沸點（78.2℃）而低於水的沸點（100℃），才能使酒精從「酒原液」中逸出。由於涉及「尖端技術」，故成本相當高昂。只有當社會商品化和城市化到達一定程度，才能讓一定數量「具消費力人口」集中在一點，引發工業化生產的需求。
與此同時，「蒸餾酒」的技術其實在西方一直進步，技術革新降低了生產成本。供應增加會進一步帶動需求，「品味」往往也會受到供應面的影響—- 從前「飲慣」低度酒，自然覺得「蒸餾酒」太烈；當「多飲幾次」後，就知道「白蘭地梗好飲過花雕！」
「供應創造需求」，可不是現代的新生事物呀！
說史150315
「殘暴蒙古」的事實與偏見
礎執筆
“五窮六絕七翻身”可說是香港股民的常識吧，不過基本上沒有人作出過事實上的考究, 那只是一種毫無根據的都市傳說而已。同樣地, 群眾對歷史也有這種只基於印象的偏見。
無論中外,對「蒙古帝國」的印象都是負面的, 殘暴、破壞、野蠻、邪惡等語詞差不多是形容帝國的基本詞彙, “文明破壞者”幾乎是蒙古人的專用代名詞。
蒙古史權威學者杉山正明在其獲得“三多利學藝賞”名著《忽必烈的挑戰》書中, 一開始便用了近1/4篇幅, 舉出許多例證來消除普遍對蒙古帝國(包括中國方面的元朝)的既有誤解。***
〈被蠻族入侵的中國〉
野蠻的蒙古人殘害了中國人民, 奪取了南宋政權, 以高壓的統治手段, 更以人種區分,將漢人貶為最低等, 在其治下人民生活困苦…..是一般中史書的標準內容。
但事實上, 當年南宋的都城—-杭州, 被蒙古入侵時, 是以無血開城的形式來完成的, 負責帶頭攻城的, 便是南宋降將呂文煥(此前他是抗元最賣力的襄陽守將)。在蒙古統治下的杭州, 非但沒有被破壞, 反而維持了當時世界上最頂級城市的繁華與地位。***
(編按：反之,明太祖攻破元大都的時候,是縱火搶掠,滿城盡毀.)
漢人在蒙古統治下亦非沒有地位, 奪宋前的忽必烈便已任用漢人劉秉忠、姚樞等人作為他營帳的首腦班底。南宋降將一律受到禮遇, 所處境況及待遇均較過往為佳。簡而言之, 南宋差不多可說不是被攻佔, 而是被接收,***近似現代公司的收購合併, 員工仍舊留在原公司工作,換了的只是老闆而已。
蒙古之所以被中國史料被抹黑, 主要因為他犯了兩條大罪—-取消開科取士(或至少是大幅減少)和重商主義。****
沒有開科取士, 中國的士人便缺了升官發財的機會, 滿腹經綸的士人出於本能,駡臭蒙古, 他們還有什麼可做呢! 而將士農工商中最低等的商人, 提升至最重要的階層, 更是犯了意識形態的大忌, 嚴重抵觸中國傳統。(從來在中國, 讀書做官才是王道, 商人賺的錢都是汙穢的, 必須被做官的人奪取才合理。)
抹黑蒙古這現象並不是愛面子的中國人所特有, 其他地域的人也同樣“英雄所見略同”.
〈中亞大屠殺〉
在伊斯蘭文獻中, 記錄了蒙古人在尼沙普爾Nishapur和赫拉特Heart等中亞城市犯下了屠殺過百萬人口的戰爭罪行。***
不過這種說法違反常識, 當時中亞地區的城市根本上沒可能有這麼多人口, 例如赫拉特便頂多只容納得下十萬人。還有更無稽的是, 上述兩城在整個蒙古統治期間均保持了繁榮,其文明並無受到破壞。
(編按)
蒙古西征確曾在中亞數番屠城,但整體上酷烈程度和頻密度遠未如傳說中那麼利害.蒙古輕騎兵團長於機動和戰術運用,而拙於攻堅和持久戰,所以對城市甚為忌憚.(幸而草原極少有城牆的都市.) 城市如在其軍團歸路之上則更為大忌, 所以對降而復叛的城市每痛下毒手.*** 除了這種情況外,甚少屠城.
另外,為了施加心理戰, 蒙古人會自已刻意誇大“屠城業績”,以收震懾之效.
〈韃靼桎梏〉
在俄羅斯, 蒙古的統治素有「韃靼桎梏」的罵名。韃靼Tatarlar在發音上, 與希臘語、拉丁語的“Tartaros”音近, 意即“地獄”, 而“韃靼桎梏”亦可理解為受到地獄般的統治。
被史達林捧為民族英雄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因擊敗條頓騎士團DeutscherOrden, 阻擋了其侵略而享有有盛名。不過那場勝利似乎是得到蒙古的幫助而完成的。而且涅夫斯基不只熱衷與蒙古聯手, 更親手打壓羅斯人針對蒙古的抵抗活動，他的出身原是蒙古人的附庸。
「韃靼的桎梏」這種說法, 據俄羅斯史家J. Fennel判斷, 是在涅夫斯基背叛蒙古人的一刻才出現的，這時他開始把自已定位為“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者”,打碎韃靼桎梏的英雄。
(編按：這和努兒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叛明如出一轍,之前,他是遼東總兵官李成樑的忠實走狗,專門打壓蒙古人和其他滿洲人.)
“將現代的價值觀或印象過度套用在過去, 憑藉一些當時方便來作解釋, 只會讓我們離真實的歷史愈來愈遠。”同樣地如果心存偏見, 不去實是求是,認清事實, 那亦只會離真相越來越遠。
股民在輸錢時, 如只存有被大戶逼害的偏見, 而不去面對事實真相—-自己技不如人, 那除了繼續輸錢外, 實在看不到有任可幫助。
參考書目: 《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1995) 杉山正明
說史150409
厓山之前，已無中華？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9
話說1279年春夏之交，蒙古大軍與南宋最後的名將 張世傑，在今日廣東新會附近的厓門海面，打了一場 克勞塞維茨式的「決定性會戰」。 這場海戰以南宋全軍覆沒告終。 左丞相 陸秀夫得報後，背著不足八歲的宋帝昺 蹈海而死，南宋滅亡。 整個「中原」自此全為「異民族」所統治，「中華道統」由是斷絕，故後世乃有「厓山之後，已無中華」之說。
（此說有人「老屈」是日本「京都學派」領袖 內藤湖南所創，實非！蓋早於明末 錢謙益已有詩雲：「海角厓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
不過，若當真考據起來，「中華」其實遠在更早之前，就已經被「異民族政權」所統治。這個「外族政權」，就是向來被認為是「中華盛世」代表的大唐王朝了。
約在公元四五世紀，曾經叱咤歐亞大草原的「匈奴王朝」逐漸衰落，經過一輪權力真空造成的混亂，最後新崛起的鮮卑大致上控制了局面。唐王室較為確鑿的系譜，也大概由這時開始。唐高祖李淵的的七世祖名叫 李暠，就是「五胡十六國」中被稱為「鮮卑禿髮」的「西涼」開國之君。
西涼國滅亡後，李暠之子 李翻投奔了阿爾泰山的「蠕蠕」（柔然汗國）。「蠕蠕」又名「茹茹」，本是鮮卑別部，後來成為南遷後鮮卑本部「北魏」的北方邊患，「北方六鎮」就是為了防範「蠕蠕」而設置的。 李翻的幾個兒子後來又投奔了 拓跋北魏。其中長子 李寶更被封為「鎮西大將軍、都督西垂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魏書》謂其從此在北魏朝「大享名器，世業不殞」。
李氏的權勢一直延續到北魏分裂為東西兩部之後，李淵之父 李虎是西魏的「八柱國」之一。 什麼是「八柱國」，簡而言之，就是像後金建立的「八旗制」一樣，將全國軍民分為八大部，由八個「柱國將軍」分別統領。 （其實嚴格來說只是七份，因為其中一個是北魏的王族，位高而無權。）李虎就是其中一個「旗主」。
由李暠開始到李虎，我們可以看到李氏家族的形象，一直是遊牧帝國中的一個部落首領。當然，隨著北魏開始實在「一國兩制」以統制新佔領的「農業區域」，李虎除了是個「旗主」外，還是一個「諸侯」─—「唐國公」。
我們再看母系的血統。李氏之前一直作為遊牧帝國的「部落首領」，想娶漢族女子也非易事。到了較為「漢化」的李虎，其妻仍是鮮卑八望族中的「獨孤氏」；到了李淵的正妻— 李世民的生母「竇皇後」，其實這個「竇」姓也是在孝文帝時由「紇豆陵氏」改成的，換句話說也是鮮卑人。甚至連李世民的「長孫皇後」，其「長孫氏」也是由拓跋鮮卑的「帝室十姓」之一「拔拔氏」改成，又是鮮卑人。接連數了近十代人，似乎也很難找到整個李唐王室有一丁點的漢族血統！
其實不單止皇室，就算綜觀整個核心「管治班子」，非漢人的比例也極高。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後之兄，正如上面說過，是鮮卑人。其他如 屈突通、尉遲恭、秦瓊等，其實都是鮮卑人。
另一方面，李唐王朝與突厥的關係也非常微妙。當時鮮卑的勢力大不如前，突厥逐漸取而代之，成為草原的新霸主。突厥分為東西兩大支，東面一支相對較弱，只能留守在「破落的東方」；西面一支較強，主要在中亞乃至波斯等富庶的地區「做世界」。
由李淵在太原起兵開始，就已經向突厥 始畢可汗借兵了— 嚴格來說，這其實是以一個「部族首領」的身份，向「草原的支配者」（可汗）「請兵」！李淵是臣，始畢是君。 《通鑒》載雙方之約：「「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這完全是遊牧部落之間串連寇掠的典型盟約。*** 分別只是李淵家族畢竟受過「一國兩制」的教育，明白「剝削」比「搶掠」更有效益，也有信心做一個能夠管好「農夫」的「牧人」。
《舊唐書》中還有一段相當有趣的記載。話說唐高祖武德九年（626），東突厥 頡利可汗率兵至長安城北渭水便橋。 秦王李世民只帶六騎出城，「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再「獨與頡利臨水交言」，最後將頡利勸退，並約定幾日後回原地再訂盟約細節。 很明顯，李世民懂突厥語，而且相當流利和精通，甚至對突厥文化、價值觀等有深厚了解—你估想sell個賊放低枝槍，唔打劫你咁易架咩？
順帶一提，曾陪伴唐太宗出生入死的六匹愛馬—「昭陵六駿」，牠們的名稱也同樣含有突厥語源。 「拳毛騧」的「拳毛」為突厥語Khowar之音譯，這是西域一個盛產良馬的小國名；「什伐赤」的「什伐」來自突厥語Shad，是突厥的一個軍階，統兵萬人，一般只授予可汗的兄弟子侄；「白蹄烏」的「白蹄Bo-ta」，是突厥對可汗未成年兒子的尊稱；「特勒驃」的「特勒Tagin」，是突厥王公的封號；「青騅」的「青Sin」，表示牠的血統可能源自泰西的「大秦國」；「颯露紫」的「颯露isbara」，是「勇健」之意，常用作將領甚至可汗的頭銜，大概就像日後滿清時的「巴圖魯」。
回說那頡利與李世民立約後退兵，只一年後東突厥遭遇寒災，李世民當然把握機會，「負約」派 李靖將頡利收拾掉。 自此唐太宗被草原上諸部尊為「天可汗」，是一個來自突厥語 （拉丁拼寫「Tengri Qaghan」的翻譯，其中Tengri就是「天」的意思。 （蒙古語的「天」也是同一個詞「Tengri騰格里」。）中國以往的史書，或者中小學的教科書，多數把這個稱號理解為「西域諸國對中國皇帝表示臣服」之意。其實這種理解大有商榷餘地。
1899年俄羅斯考古學家在蒙古境內，發現了一塊由突厥 毗伽可汗在731年，為其弟「戰神」闕特勤所建立的石碑。上面的碑文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草原民族是如何看待本身與「大唐皇帝」的關係。
「闕特勤碑」對當年協助大唐入主中原，有這樣的一段描述：「突厥的眾伯克（貴族）聽命可汗，為之征戰了五十年，向東征戰到日出之地，直到 靺鞨可汗之國（即今天的中國東北地區），向西征戰到 鐵門（今新疆烏魯木齊以西南約三百公里），降服了那裡的所有國家。」顯然，他們把大唐皇帝，視為一個稱霸草原的「突厥的可汗」。
因此較合理的理解是唐帝國與後來的蒙古、滿清一樣，其實是一個「二元帝國」。*** 也就是說，李世民是「東南方」中國皇帝的同時，也是「西北方」草原的「騰格里可汗」。兩個區域之間是平行結構，而非「中央」和「邊陲」的關係。對於突厥人來說，他們大概還會覺得東南方的「戰俘奴隸」才是「邊陲」吧！
不過，實話實說，入主中原後的李唐皇室，應該是更用心地希望經營好一個「農業帝國」的。 李世民原來的太子 李承乾，就是因為「結胡髻，說胡語，吃胡食」，喜歡到草原放牧多於留在宮中，結果被太宗廢黜。 這令人聯想起《聖經．創世紀》中「牧人」雅各，以一碗紅豆湯從哥哥「獵人」以掃身上，「騙走了長子的名份」。想來應該是他們的父親 以撒，其實都明白「世界變了」，「牧人」現在要比「獵人」更適合當族長，所以才「扮曬錯手」地替雅各祝福吧！
說到這裏，還有最後一個關鍵的問題。既然唐與元、清一樣，是由非漢族建立的政權，也同樣是以「二元帝國」的模式，將「中國」的勢力範圍大力西拓，何以後世會獨獨認為元、清是「外族政權」？以本人愚見，這種強烈的「華夷之別」，與宋遼的「百年對峙」，以及宋代大倡儒道，有莫大的關係。箇中原因，且待日後的篇章，再與諸位細細道來。
說史150407
從天上掉下來的遊牧民族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8
看中國歷史，經常會有這樣的一個印象：中原王朝大體上更叠有序，但北方草原的情況卻「異常混亂」，常常有些從前未聽聞過的民族，突然出現在新建立的中原王朝面前。 秦漢時有匈奴；隋唐時有突厥；宋明時則是蒙古。這些遊牧民族往往在以前的歷史中沒有提及過，忽然現身南下「騷擾一番」，然後在往後的歷史中卻又銷聲匿跡。難道他們真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然後又鑽入了地下？（事實上很多遊牧民族的「祖先神話」，也的確自認為是從「鳥」或「蛋」而來的；另一個大主題則是「天帝之子／孫下凡」。）
對於這個問題最簡單的回答，就是他們從來都在草原上。 早在中原的商周王朝，甚至更早之前，他們就已在那裏了，只是中原王朝也許未及深究，也有可能是有心為之，對同樣的一些族群，給予不同的稱呼而已。*** 例如「東胡」顯然與「匈奴」所指涉的人群重疊度極高；突厥和蒙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匈奴的後裔。
然而，這個答案並不很全面，因為他們事實上也的確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民族。例如 鮮卑、氐、羯很明顯並不是相同的血統。 不過，對於遊弋於無垠歐亞大草原的眾多民族而言，他們其實重視「部族」，遠多於「民族」。重視組織統屬，多於地緣種裔。 對於大多數的遊牧民族而言，並沒有所謂「國」的概念。「國」就是用城牆「囗」圍住一個地域（「或」是「域」的古字），這顯然只是農業文明的想法。***
對於農業文明，土地是他們的一切，但土地是不能帶走的，因此他們要用圍牆保護自己的「國土」──他們的全部資產。至於遊牧文明，他們沒有國土的觀念，他們的資產就是人口、牲畜、武器和工具。 農業文明的「國」是一片有效管理的疆域；遊牧文明的「國」則是一個有主從序列的經濟、軍事同盟。 因此，衡量「遊牧帝國」強大的標準，並不是指其佔領了多遼闊的疆域，而是它控制了多少的人口、牲畜、武器和工具。
在「中原地區」，本來明明是一個「楚人」建立的「漢國」，然後又出現一個由「冀人」建立的「宋國」，之後再出現一個由「吳人」建立的「明國」，但我們卻從不會因此而覺得，這些新建立的國家及其人民是「從天下掉下來的」。我們會認為這幾個「國」之間有承繼關係，它們只是「中國」的不同朝代。有這種想法，主因當然是因為「中國人」非常重視歷史，也非常喜歡「書寫（創造）」歷史。不過，不能否認的是，為農業文明記載歷史是容易的。
農業文明由於先天限制，只能「被釘死在土地上」，因此相對穩定，變動緩慢而易於觀察了解。農業文明也有「領域擴張」的天性，儘管其速度很緩慢，慢得往往令即使在新拓土地上面的農人，也覺得土地是其「世代所居」。
這種「擴張」的天性，加上穩定得近乎「頑固」的特質，致令在同一片相連可耕土地內的兩個農業民族，最終必然會相遇並發生衝突。 而衝突的結果也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其中一族被徹底摧毀，種族清洗；二是其中一族被完全「吞沒」，「融化」於另一族之中。 無論如何，反正失敗的一族就是永遠消失了，不單在以後的日子，甚至往往連從前的歷史也一併消失，仿彿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若果認為在歷史上在中原相繼出現，由不同「籍貫」統治集團建立的政權，是「一國」的「不同朝代」之話。在草原上先後「突然出現」的匈奴、鮮卑、突厥、蒙古等等，其實也不過是同一個「國」中，分別由「匈奴人」、「鮮卑人」、「突厥人」、「蒙古人」所建立的「朝代」而已。當然，這些草原王朝未必能控制其「勢力範圍」內的所有人口、牲畜、武器和工具，但試問又有哪一個中原王朝，曾經真正控制過其「國土」內的每一寸土地呢？不會動的土地尚未管不完，何況會流動的人口、牲畜、武器和工具呢？
若要作比較的話，遊牧民族其實也有「籍貫」。只是，不同於農業民族的「籍貫」等同其所在地，遊牧民族的「籍貫」是他們所屬的部落──正如滿清的八旗一樣。由於整個部落都會四處移徙，因此「籍貫」並不標示出地理空間，而顯示其人身依附關係。
相對於農業民族的「穩定」，遊牧民族的特質就是「流動」。這除了是說其在草原上四處遷徙外，也指其於流徙過程中，因與其他不同民族和文明的接觸和碰撞，而令其在語言、文化、習俗、血統等各方面的產生的變易。*** 對於一直穩守原地的農業民族而言，這去而復返的遊牧部族，語言風俗都與從前有所差異，也實在難免會把他們視作一個「新出現的部族」。
遊牧民族不像農業民族一般，要堅守「神聖的領土」。廣袤的草原就如浩瀚的海洋，無邊無際。遇上不能戰勝的敵人時，可以向四方八面任意逃走，而不必留在原地坐以待斃。雖然，他們的文化，可能會因為遷移時與異民族（很多時候是農業民族）接觸產生變易而變得「混雜」，但卻鮮有會像「失敗的農業民族」一般被滅絕或吞併融化。
由於農業民族對「穩定」有一種近乎宗教的信念，因此很容易產生一種拒絕學習異文化的「傲氣」。相反，遊牧民族由於四處遷移，四海為家，所以先天就具有學習「在地文化」以適應不同環境，以及不同生產生活方式的特質。
在今天黃河以北到蒙古草原以南，有一條分隔農業和遊牧區域的天然分界線。(編按：這約略是一條等雨綫，區分是否適宜農耕。) 這條看不見的分界線，在歷史上會因為全球氣候變化而向南北推移。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的大小，除了因為所謂的「聖君盛世」或「昏君亂世」因素外，其實更多的是受到這條界線的制約。
不過，無論這條界線最北可以推到哪裏，事實就是，中原王朝的實控疆域，從來沒有越過北緯四十五度，也就是今天蒙古南部左右。 相反，遊牧民族建立的帝國，卻不只一次將力量推到東南海濱，將整個「農業區域」囊括其中。 對此最好的解釋就是，遊牧民族有比農業民族更強的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 他們可以因時因地制宜，以「一國兩制」乃至「一國N制」的方式管理不同的地區。他們在不能放牧的地區，可以學習做「農夫」，至少也學習如何去「管理農夫」。相反，農業文明對「穩定」的執迷，令他們從來未能成功地「管理牧人」，更遑論嘗試讓自己當「牧人」了。
當然，你也大可以認為這完全是由於「中華民族」（漢族？）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所以不會「過度地」掠奪他人的土地……
說史150405
中國兩制，史無前例？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7
話說在上世紀末，為了收回香港（和臺灣？），鄧小平同誌提出了「一國兩制」方案。這個被大量親中媒體歌頌為「史無前例」、「偉大創舉」的方案，據說可以讓香港在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主權下，繼續奉行原有的「資本主義」運作方式。
這裏只是「歷史小品系列」，故此不問這個「一國兩制」實行得成功與否，也不問究竟這個制度的重點到底是「一國」還是「兩制」，現在要問的是，所謂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當真是如此的「史無前例」嗎？
當然不是。作為一個國家行政的定制，其實「一國兩制」早於西漢時代就已經出現了！
話說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廢封建，置郡縣，將全國土地分為三十六郡，由中央派郡守治理。 然而，秦統一僅十五年而亡，與實行封建的周朝得享八百年國祚實在是天淵之別。 新建立的漢朝認為秦的速亡，是因為缺乏諸侯屏藩中央所致。不過，按照「大陸史學」的說法，「廢藩置縣」始終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於是，代表先進無產階級利益的 劉邦同誌，就創造性地提出了「郡國並行」這個真正「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方案。（其實連這個也並非真的「史無前例」，戰國時代各國相繼推行變法時，在「廢藩置縣」的大趨勢中，必然也曾存在過相當一段時期的「郡國並行」，只不過作為初始的「建國制度」，西漢確是首創無疑。）
漢初將 韓信、英布等異姓功臣分封為王，當然只是權宜之計。不過，在把這些異姓諸侯全部翦除後，劉邦仍然分封了九個劉姓諸侯王，錯落地置於直屬中央的郡之間，這「一國兩制」，顯然就是有心為之了。 郡、縣各級行政官員，包括首長郡守、縣令均由中央任命；諸侯國的統治者則由世襲產生，各「國」內的各級官員也由諸侯王任命。 初時諸侯國的領土往往有數個郡那麼大，並享有獨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當然也有自己的軍隊。 基本上，各諸侯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在自己的「國土」中實行自己喜歡的制度。 因此，原理上九個諸侯國，有權分別實行九種與中央朝廷不同的治國「意識形態」，這樣的話，何止「一國兩制」，「一國十制」也是可以的。
先不評論香港「一國兩制」的情況，但漢朝的「一國兩制」實行了不久就已經名存實亡了。經歷了一場「挑戰法紀」的「吳楚七國之亂」後，中央對各諸侯國大力整肅，領土大幅減至不足一郡之地。 而且，國中的高級官員改由中央任命，軍權當然也被削除。 至此，所謂的諸侯，其實已淪為一個世襲的郡守或縣令而己。
看到這裏，大概有人會說，現在實行的「一國兩制」，說的是兼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互相衝突的意識形態，這種大膽和創造性的設置，絕非漢代「郡國並行」可以相比。
的確，在一國之內「兼容」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在一國之下兼容兩種「主義」，其難度大概不會比在一國之內兼容兩種「文明」更大吧！這個「偉大的壯舉」，也早在北魏之時就已經嘗試過了。
北魏（386 – 534）是史上第一個嘗試按照「中華帝國」模式建構的「非漢族政權」。孝文帝（467 – 499）是一個非常英明而有創造力的君主，簡單地說，他就是第一個不單要做鮮卑王，而且還有野心要成為「中國皇帝」的「蠻族」。 其雄才大略與一千年後的清太宗皇太極不遑多樣，只可惜孝文帝英年早逝（33歲卒），後繼無人，帝國在其死後不久即分崩離析。（不過稍加深究，隋唐兩代由君主至重臣及整個統治集團，其實胡人血統都佔極大比重，視之為「外族政權」亦無不可。只不過一貫的「大漢族史觀」大概很難接受「中國」其實早為蠻族所據，而建立「隋唐盛世」的竟然不是「中國人」！）
孝文帝積極推行「漢化」政策，但原來的鮮卑貴族因文化、習俗、經濟形態等因素強烈抵制。 因此，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將帝國分為兩部。 南部「新佔領區」為帝國核心，是都城之所在，皇帝親自坐鎮，區內全面推行漢化措施。 政制上改行「班祿制」，由國家給予官員俸祿，以取代以往鮮卑貴族以「掠奪」為主要收入。 人口管理方面則實行類似「里甲制」的「三長制」，編戶齊民，並以「均田制」作為配合的經濟政策。 很明顯，這是一套屬於「農業文明」的管治方式，而管理對象則是原居於該區的漢人和南遷的鮮卑人。 ***
至於在北方的鮮卑發祥故地，則設六大兵鎮，以類似於後來努爾哈赤「八旗」的方式，統轄留居北方的鮮卑部族。北方區域維持「遊牧文明」一貫的管治方式。***
只可惜，這種在一個國家之內兼容兩種不同文明的偉大嘗試，由於各種原因，不能說實行得很成功。這個承載著鴻圖偉略的「一國兩制」模式，最後在孝文帝死後不久即引發「六鎮兵變」，直接導致帝國分裂。
不過，正如孟子所言，五百年必有聖人出。到了十世紀，中國北方的 遼朝，承繼了北魏這種糅合「農業」和「遊牧」—-人類兩大文明範式的「一國兩制」，將其完美地實踐起來。
讀過金庸《天龍八部》的各位，大概都會記得，喬峰被 遼道宗 耶律洪基封為「南院大王」。按照書中的描述，「南院大王的官位，在我遼國已是最高的爵祿」。
的確，遼國實行的是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一國兩制」模式。──「南北院制」。這個制度將整個管治架構分成「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兩部分。簡而言之，就是將國家分為兩部分──「農業系統」和「遊牧系統」，分而治之。
大體而言，「北面官」管理宮帳、宗室、部族和屬國事務。 「北面官制」下又設「北樞密院」掌全國軍政，「南樞密院」管詮選、丁賦等；「北、南樞密院」外又設「北、南大王院」。 《遼史．百官誌》：「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很明顯，「南院大王」並不是遼國「南部的大王」，充其量只是（半個）財政部或民政部長而已。 更重要的是，這個官職其實是屬於「北面官」系統，而不是管理帝國南部「農業文明區」的。
至於「南面官」系統，則基本上參照唐宋的體制，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六部與大理寺等職。
因為帝國內南北兩大區域無論氣候、土地、民族、文化、風俗、生產方式、社會形態等各方面都有顯著差異，故此，遼國遂「創造性地」提出「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方式，以管理這個從根本上就是屬於兩個截然不同文明的區域。 兩地實行兩套平行的立法、行政、軍事和司法系統，同時也發揮「區域互補」的優勢。這個「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是遼國能夠成功維繫一個跨域多民族帝國，逾二百年的重要原因。***
至於自漢唐開始的「西域都護」、元明清一直存在的「土司」，其「區域自治」的程度，都顯然要比今天的「一國兩制」為高。 「一國兩制」，乃至「多制」，從來就是中國歷史中的常態。 要說「史無前例」，大概就是今天「一國兩制」的「兩制差異」，或者「區域自治權」，都可說是「史無前例地少」吧！
說史150404
南越史(一) 石火光中亡國恨
掌門執筆
今日的越南古時分為兩個部分：A「北越」,以河內(古稱昇龍府)為中心的紅河河谷; 和「南越(古稱占婆)」, 以西貢(今稱胡誌明市)為中心的湄公河河谷.
越南中部為山脈叢林,少平地, 但以順化為中心的「中越」接連南北,也曾是最後一個王朝「阮氏王朝」的首府.
比較兩個河谷, 紅河河谷氣候不穩定,多風雨, 但因隣近中國,開發較早,人口稠密.北越即古之「安南」,世代受冊封,為中國之屬國.***
湄公河谷更為肥沃,且氣候良好, 但古時人口反倒稀疏,開發較遲, 其與柬埔寨的聯繫較安南更為緊密. 占婆遲至晚明才併入安南,合為一國.
本篇簡要記述「越戰時期」成立的「越南共和國」(國際上稱為「南越」, 以別於稱為「北越」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歷史, 資料出自
《南越第一共和國興亡史：越南戰爭序曲》(2014),作者 唐向宇.
(註: 註意本書具有鮮明的反共立場.)
〈法國人的殖民事業〉
嘉隆帝對法國人心存感激,容許羅馬公教(天主教)宣教, 在位時境內有教徒36萬人. 但其繼任者明命帝開始禁教, 紹治帝、嗣德帝治下教禁愈演愈烈,教徒遭迫害而死者4萬人. 1855年嗣德帝頒布全面禁教令,官員須於一個月內,平民須於半年內放棄信仰,並且懸賞通緝神父. 法國人取得借口,準備武力幹預越南,乘機開展殖民事業.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爆發, 法國艦隊赴北京前先行攻佔西貢. 1860年艦隊獲勝回程,佔領南越三個省. 1874年再獲正式割讓另外三個省,實際控制了整個南越. 法國人稱北中越為「安南」,南越為「交趾支那Cochin-China」.
1883年協和帝登基,向清朝求援, 清兵入越,爆發了「中法戰爭」. 法軍進攻順化皇城,阮氏王朝投降. 1884年中國戰敗,正式放棄越南宗主權. 至此,敲定了南北越為法國直轄殖民地,中越為保護領地的局勢, 阮氏王朝名存實亡.***
1887年法國在 河內設立「印度支那總督府」,*** 總管法屬 a東京殖民地(北越); b安南王國(中越); c交趾支那殖民地(南越); d柬埔寨王國; e老撾王國;和 f大清國廣州灣租界(今廣東湛江市)六地政務. 法國經營印支事業大成, 前後緒延近百年.
印支半島的現代化受益於法國殖民甚深,尤以越南為然. 越南在法治時期建設了西貢和海防兩個現代港口城市, 西貢更成為整個印支的經貿和文化中心. 法國人廢科舉,為越南註入現代西方文化,培養了法語菁英階層,*** 甚至創造了越南語拉丁拼音文字「國語字」,取代漢字和喃字.
摧毀法國人印支事業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與及一位受過法式教育的傳奇人物「越南國父」胡誌明.
〈胡誌明的民族解放事業〉
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魅力型領袖, 其艱苦卓絕與立身亷潔,雖死敵莫不折服; 至於鐵腕無情,則不分敵我,鹹皆喪膽. 他的終身誌業就是不惜任何代價把國家從法國人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
胡誌明少年時在順化就讀法文中學Lycee Quoc Hoc. (註: 其死敵 吳廷琰和同誌 武元甲、範文同都在這兒畢業.) 後來遊歷歐陸,在法國接觸到列寧思想, 加入了「法國共產黨」,更是該黨的第一批黨員. 他由始至終奉「列寧主義」為圭臬, 他就是越南的列寧.***
1929年共產國際派胡誌明到 香港成立「越南共產黨」,*** 這是他復國事業的起步點.
1933年起他在莫斯科接受為期五年的專業革命家訓練. 1938年底到廣西和雲南跨境主持越共在北越的反法活動, 他因此通曉六種中國方言.
1940日本在法國維希政權同意下無血佔領越南, 仍保留了法國殖民地架構.
1941年胡誌明建立「越南獨立同盟會(越盟) 」 “民族陣綫”, 廣泛團結各路復國誌士.
9月2日胡誌明在 巴亭廣場宣告越南獨立, 成立 「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
非常有趣的是他邀請了「美國戰略服務辦公處OSS」(註: 中情局CIA的前身.) 的人員參加大會,並且坐上了主席臺,造成一種親美的錯覺. 他告訴美國人越盟是民族主義組織, 而隱藏其共產主義內核.
同日, 盟軍發布指令,以北緯16度為分界綫, 北界由中國(中華民國) 軍隊受降, 南界由英軍受降. 中國派遣軍隊進入越南接管北界,但並不插手河內政治, 且於隔年即全數撤出. 這就給了胡誌明極大的活動空間.
同時, 總統 戴高樂迅速委任海軍上將 達留禮為「駐印度支那最高行政長官」, 法國重返印支行動正式開始. 其時法國國力全然衰竭, 全靠美國的援助才有能力重返印支.*** 美國國策原本並不贊同恢復戰前的殖民地格局, 但韓戰才罷,冷戰方興, 遂轉向支持法國的重返行動.
趁著這段河內權力真空時期, 胡誌明機敏地整固內部,清洗越盟中的非越共派系; 又以暗殺手段翦除反共的政治和宗教領袖. 他的手段非常酷烈,死者數千人, 而 “越盟” 從此等同於 “越共”.
1946年1月「越南臨時聯合政府」成立,胡誌明任主席, 與法國人進行談判.
接管南界的英軍拒不承認越盟, 將其勢力逐出西貢.
1946年2月第一批三萬名法國遠東派遣軍到達西貢, 英軍立即轉移權力,撤離越南. 法國人先取回南方半璧江山.***
1946年12月越盟和法國人談判破裂, 歷時八年的「第一次印支戰爭」爆發.
由於越盟對反共力量大力打壓, 反共派都依付到法國一方, 越盟的共產色彩益發突出, 而第一次印支戰爭也就帶有濃厚的內戰意味.***
說史150401
「儀器」的用途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6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厚古薄今」的想法，認為「古代」是無限美好的。這種想法蔓延到「科學領域」，每每會將古代中國的科技與科學水平提升至 “神秘莫測”的程度，強調中國這樣那樣的發明發現，要比西方早多少多少年。這種奇妙的想像至今竟然還有市場，本身也有點難以想像。
本篇會為各位介紹中國古代幾種奇妙的「科學儀器」。從某個角度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明清以前，其實對研發各種「科學儀器」也是頗為熱衷的。翻開各種史籍，都會發現關於各種各項「科學儀器」的記載，有些比較簡略，有些非常精細。其中不少單看描述已讓人覺得非常神奇，於是自然會有些具有「科學精神」的現代人嘗試把它們複製出來。在古代眾多的「神奇儀器」中，有三種特別受到「複製者」的垂青，它們分別是「指南車」、「候風地動儀」和「水運儀象臺」。
先說〈指南車〉。
相傳這是黃帝戰蚩尤時所創製，單聽其起源已經充滿神話意味。 從各種記載看來，這「指南車」並非使用磁極原理辨別方向，而是一輛神奇的「機械車」，車上立著一個「手指指」的木人，無論車向哪個方向移動， “木人之手”始終指著南方。
首先要說明的是「指南車」並不止一輛，或者準確一點，應該「被發明」了不止一次。 若是細心翻閱歷代古籍，就會發現「指南車」其實已經「失傳」和「重現」了好幾次。 可以合理地猜想，這些歷代相繼出現的「指南車」應用的原理未必一樣。 至今考古並沒找到任何「指南車」的實體或部件，而有關「指南車」機械結構的記載，也只有「宋代版」—這是「最新版」了，因為自宋代以後，已再沒有製作「指南車」的記載了。
約在二十世紀初，大量中國的古籍被介紹往西方，其中記載的這些「神奇儀器」自然引起西方學者的興趣。他們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研究以古代中國技術製作「指南車」的可能性，中國學者當然很快也加入這類「愛國研究」當中。結果這些複製者成功造出四至五種不同的「指南車」，其應用的技術結構原理各不相同，但似乎都能符合「宋代版指南車」對於功能、型制、結構數據的描述—這些記載本來就有「很大的詮釋空間」嘛！
至於〈候風地動儀〉的難題就更大了。
這一臺據說由東漢 張衡發明，可以報告地震的儀器，除了外觀和功能的描述外，並沒有留下任何關於內部結構的記載。 於是，複製者就唯有各自發揮想像空間了。目前製成品應用的原理主要有兩大方向，其機械結構和運作原理完全不同。
說實話，我很懷疑這樣的「複製」有多大的意義。因為既然無法得知原件的具體情況，這些現代的「複製者」無論如何努力，都不過是在「研製」一件「新儀器」，以達成一些也許出現過的古代儀器的功能。對於「證明」古代科學技術如何「輝煌」，似乎也沒有多大的直接關係。
那麼，若果有關儀器的記載足夠詳細，是否就能成功「複製」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輝煌」呢？這倒未必，因為若然記載太詳細、太具體，在製作上就少了許多彈性。要在所有細節上符合鉅細無遺的記載，難度一點也不少。***
在複製〈水運儀象臺〉時就碰到這個問題了。
據記載，「水運儀象臺」是在大約十一世紀末的北宋，由當時頂級天文學家 蘇頌和韓公廉等人設計製作。此儀器以水力推動，自行長期運作，並集天體觀測、天象演示、計時報時等功能於一身。非常幸運地，蘇頌所著的《新儀象法要》一書留傳至今，書中記載了「水運儀象臺」的結構和各種部件，並有具體尺寸，甚至還附有若幹圖解！
如此詳細具體的技術資訊，當然鼓舞了眾多現代研究者的巨大熱情，而「終極目標」，當然就是要複製出一個一模一樣的「水運儀象臺」。第一件複製品在1958年誕生，現在成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一件展品，它也的確只是一件「展品」！據記載，蘇頌的「水運儀象臺」高達十二米，而1958年的複製品僅及原件的五分之一。 按照一般的機械常識，一件能正常運作的裝置，按比例放大後就不一定能夠運作；相反縮小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可惜，這個縮小了的複製品，就是不能如文獻記載一般，依靠流水的動力長期無礙地運作。為了向觀眾演示「水運儀象臺」的「模擬運作情況」，館方唯有在儀器內安裝電動摩打。此後也陸續出現過相類似的「水運儀象臺」複製品，但始終沒有出現過一個能完全符合記載，又能長期準確地運作的例子。
事實上，這儀器是如此之「神妙」，以至於後來經歷靖康之變後，南宋朝廷雖然找到蘇頌的兒子，希望按照《新儀象法要》的記載來重新裝配（不是重建）運作這個「水運儀象臺」，但卻始終「搞佢唔掂」。時人更為此哀嘆「天道不行」。
在資訊如此充足之下，卻仍做不出一個「完美」的製品，當然令一眾現代研究者相當沮喪。不過，這種沮喪也許本來就不應存在。到底會不會是大家從一開始就對這些「儀器」的用途有所誤會呢？
為何會這樣說？不如先聽一個有關「指南車」的小故事。「指南車」由於是「黃帝所創製」，所以經常會作為古代帝皇出巡儀象的一部分。雖然古書中鮮有關於「指南車」機械運作原理的記載，但《南齊書》中卻記載了一種「另類運作原理」。話說宋武帝 劉裕北伐滅了後秦 姚興，戰利品中就有一輛前朝留下，外型恢宏的「指南車」。 自此劉裕每次出巡的隊伍中，都必然展示這輛「指南車」，以向天下臣民誇示自己的武功和威儀。可惜因為年代久遠，車子內部結構已經損壞，劉宋的機械工程部門又不懂修理，結果唯有派人躲在車中，控制車上的木人「指南」！
所謂「儀器」，其實就是「禮儀之器」。在古代中國，絕大多數這些「新奇刺激好玩」的神奇儀器，往往都是為了誇示朝廷的威儀。 「指南車」如是，「候風地動儀」如是，至於各種「天文儀器」，作為帝皇「通天」的工具，就更如是了。直到清代，所有天文儀器，包括由傳教士監造和西方人送贈，標誌著當時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各種天象演示和天文觀測工具，都登錄在《皇朝禮器圖式》之中。不錯，「儀器」就是「禮器」，其功能不在於其表面的「觀天象」、「測地震」、「辨方向」，而在於「與上天溝通」、「向萬民宣示」。
若果將「水運儀象臺」理解成中國歷史上一座最宏大、最華麗的禮器，也許問題就有另一個答案了。作為「禮器」，平日自是藏於深宮禁苑之中，不為外人所窺見。 即使是在大型「祭典」之時，它也只是讓個別位高權重的大臣和外國使節「驚鴻一瞥」。它只需要在典禮中保持運作即可，也絕不會有人上前查驗其運行是否精確。因此，這臺神秘而奇妙的「水運儀象臺」是否能夠長期運作，是否精密準確，絲毫不影響其作為「禮器」的主要，乃至唯一功能。
上述說法當然只是一種推測而已。只不過，若明白這些「儀器」的本質是「禮儀之器」而非「科學儀器」的話，一眾現代研究者恐怕也不必把焦點過度落在複製其「科學功能」方面了吧！
說史150330
吃牛肉，做好漢。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5
要說「英雄好漢」，大概立即就會想到《水滸傳》。這部小說雖然在明代成書，但其中很多內容，其實自宋元已透過話本、雜劇等形式一直流傳，因此不少情節也的確是如實反映了宋代的社會生活。***
古代平民百姓吃肉的機會不多，而豬肉則長期佔整體肉食的最大部分。
直到今天，香港每年人均消耗豬肉超過70KG，幾乎等於第二位的雞肉（45KG）和第三位的牛肉（25KG）加起來。
在古代當屠夫似乎是個相當體面的職業，除了有“江湖地位”外，收入應該也很不錯。《三國演義》中張飛的職業就是屠夫，似乎有點家底，結義的桃園其實就是他家的後園，結拜用的祭品酒食也是他買的。小說中似乎還暗示，三人招募義軍、打造兵器，揭竿而起的資金，大部分也是張飛出的。至於《水滸傳》的屠戶則主要擔當歹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魯智深三拳打死的胡屠戶。一個賣豬肉的也敢號稱「鎮關西」，作威作福，可見當時做屠戶是相當有社會地位的。
雖然豬肉是老百姓最普遍的肉食，但翻遍整部《水滸》，竟然沒有一處關於「吃豬肉」的描寫！那麼好漢們「大杯酒，大塊肉」，吃的是什麼？他們吃的主要是牛肉。
史進在自己家中殺牛；林沖雪夜上梁山，「花槍挑著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武松在景陽岡豪飲，「切二斤熟牛肉」；石秀劫法場前吃的也是牛肉；第三十八回宋江帶李逵去酒家吃飯，叫酒保「大塊肉切二斤來」，也沒說明是牛肉，酒保就自動說：「小人這裏只賣羊肉，卻沒牛肉。」這說明“好漢要吃牛肉是常識”吧！李逵聽說沒有牛肉吃，還把碗裏的湯汁撥了酒保一身……
好漢為什麼偏要吃牛肉，這主要是因為，吃牛肉是「犯法」的！
大約從春秋開始，各國就已明令禁止私宰牛隻。無他，進入精耕量產型農業時代，「耕牛」是各國爭霸圖強的「重要戰略物資」嘛！*** 宋代法令對私宰耕牛的刑罰很重。《宋刑統》：「……如盜殺馬牛，頭首處死；從者減一等。」這可是殺頭的大罪呀！好漢們吃牛肉，其實就是要強調「造反意識」，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集體身份認同」！
不過，有人買也要有人賣呀！正所謂「蝕本生意冇人吼，殺頭生意有人做」，只要利潤豐厚，就自然會有地下市場。由於耕牛是生產必需品，因此政府對其有若幹的價格補貼，一頭活牛大概只賣七千錢。至於牛肉，由於供應少，故價格非常昂貴，即使是肉價最低的北宋中葉，每斤也要一百錢（約為豬肉之二至三倍）。宰一頭牛大約有二三百斤肉，可賣得二三萬錢。也就是說，私屠者單賣牛肉就已經有二萬錢以上的純利！還未包括其他牛角、牛蹄、牛皮、牛鞭……如此暴利，殺頭也要幹！
雖然，這些黑市牛肉店只能開在城外，但數量似乎也真不少。《宋會要•食貨誌》真宗景德年間，從洛陽到汴京這條全國最繁忙的「公路」上，「道逢鬻牛肉者甚眾。」
那良民有沒有機會吃牛肉呢？當然有。北宋黃庭堅詩：「酒闌豪氣在，尚欲椎肥牛。」南宋方嶽詩：「家家飯牛肥，歲歲浮蛆香。」可見吃牛肉也不是好漢的專利。雖然法律禁止「私宰耕牛」，但年老的耕牛，經官府認證後，還是可以合法屠宰的。
事實上，各大城市也有若幹擁有特許牌照的酒家，可以合法販賣牛肉。「合法牛肉」的價格當然更為高昂。正如今天有不法雞販會將「冰鮮雞」，甚至「雪藏雞」混進「活宰雞」中銷售，當時也有部分不法牛肉店，掛著合法的「牛肉販賣牌照」，暗中幹著出售私宰牛肉，牟取暴利。有關當局對此類不法商人往往難以執法，以至有大臣想到以「經濟手段」控制：「伏望特下有司立法，凡倒死牛肉每斤不得過二十文。」既然牛肉的暴利源於活牛的「價格管制」，只要連牛肉價格也一併管制，不就解決問題了嗎？可惜這個精妙的點子，最終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並沒有實行。
另外，宋代的軍隊也有深厚的吃牛肉傳統。從某角度來說，兵賊是一體兩面。反賊吃牛，當兵的當然也吃牛。也許牛肉勞軍的傳統，還遠早於宋代，「犒賞」的「犒」就從「牛」字部；春秋時的鄭國牛販弦高，就是趕著十二頭牛，冒充使者去犒勞意圖突襲鄭國的秦軍，秦將孟明視也沒有覺得可疑。可見用牛勞軍是非常自然合理的事。辛棄疾詞：「八百里（代表「牛」）分麾下炙」，似乎也是有根有據的。
雖然相對於其他肉類價格昂貴，但宋代人對牛肉的熱愛和消耗量是遠超前代的。這從他們對烹調牛肉的心得可以證明，因為「心得」是要靠經驗累積出來的。南宋「武狀元」華嶽詩：「豬頭煮去和皮擘，牛肉秤來帶骨燒。」似乎也有相當研究。
宋代還出現不少以牛不同部位製作的名菜，這樣豐富的「牛食譜」顯然是唐代以前沒有的。例如不少詩文和私人筆記中都提到的「牛心炙」。楊億詩：「宴客牛心炙，朝天雞舌香。」辛棄疾詩：「末路長憐鞭馬腹，淡交端可炙牛心。」牛心的價格據說與熊掌相若，是相當矜貴的食材。南宋韓元吉詩雲：「牛心與熊掌，夢寐不到口。」南宋美食家林洪在其食譜《山家清供》中就有記載這道菜的作法。
由此看來，似乎牛肉的美味，也並非是「反建制」好漢的專利。那麼，好漢要進一步「凸顯個性」，還可以吃什麼呢？答案是「吃狗肉」！
跟我們一般的印象不同，原來自從南朝宋、梁開始，已有法律明令禁止吃狗肉，到武則天時也有專項禁令。至於宋代，早於太宗時已下令「屠狗以食，犯者定行處斬。」這禁令最早的源起可能與朝廷崇佛有關，《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苾芻食狗肉，為狗所吠，佛言不食狗。」當然，自從梁武帝訂立「素食規範」以後，佛教徒也不「食牛」，甚至不吃任何肉類。
不過，吃牛肉實在太普遍，禁不勝禁，宋真宗時甚至下詔：「兩浙諸州，有屠牛充膳，自非通議烹宰，其因緣買者，悉不問罪。」就是說，若果在不知情下買和吃了「私宰牛」，也不用問罪。
吃狗肉就沒有這麼普遍了，因此執行上可以嚴謹一些。專門記錄刑事案件的《折獄龜鑒》就有記載，包拯在擔任揚州知州之時，處理過一宗將犯禁屠狗之人斬首示眾的案件。這是「包青天」少數有根有據審理過的「真實案件」之一。另一宗比較著名的，非常巧合地正是「私宰耕牛案」。
「非法吃牛肉」的人雖然不算太多，但已經令好漢們「反建制」形象不再是獨家專利了。為了「別樹一幟」，好漢們在吃牛肉的同時，偶然也會吃一下同樣非法，但較少人吃的「狗肉」，以示「有型有款」。至於花和尚魯智深之所以特別愛吃狗肉，大概是因為他除了是「好漢」，還是「出家人」，「吃狗肉」可以一次「反兩個建制」，「雙倍有型」之故吧！
說史150417
南越史(二) 壯士長歌入漢關：奠邊府大捷
掌門執筆
上回說至：日本投降,二戰結束.
1945年9月2日胡誌明宣告越南獨立, 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同日,盟軍發布指令,以北緯16度為分界綫, 北界由中華民國軍隊受降,南界由英軍受降. 中國短暫接管北界,隔年便撤出, 於是胡誌明掌握了北越.***
英國拒不承認北越,而美國更支持法國重返越南. 1946年2月法國「遠東派遣軍」抵達西貢,英軍當即移交權力. 法國人取回半壁江山, 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基本格局.****
1946年12月北越和法國談判破裂,「第一次印支戰爭」爆發. 戰爭伊始,法國人揮師進逼河內,戰場從頭到尾都在北越境內. 北越人以遊擊戰頑強抗阻,戰事很快陷入僵局.
1949年新中國建立極大地鼓舞了北越人的鬥誌, 並且從中國人那兒取得大量軍事及經濟援助. 這是北越能夠長期抗戰的先決條件.***
(4) 「越南國」和「越南共和國」
1948年法國人整頓局勢, 從香港召回阮氏王朝末代皇帝 保大,成立「越南國」.*** 法國承認越南 “獨立”, 夢想恢復二戰前的殖民地政治狀態. 只是時移勢易,今非昔比, 現今法國需要仰仗美國鼻息才能立足印支. 越南國政局混亂,軍閥割據, 內閣走馬燈式更替.
1954年保大從歐洲召回舊世家後人,聲望卓著的 吳廷琰出任總理.
1955年10月吳廷琰卻透過全民公投,革了越南國的命, 成立「越南共和國」, 並出任首屆總統.***** 本書說的就是這個短命國家(1955-75年)的歷史. (註：當時國際上一般稱之為 “南越”; 以別於稱為 “北越” 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回頭戰況,1952年底韓戰結束,美國騰出資源支援法國. 法國人重拾主動,取得局部勝利,再次進逼河內. 而中國也同樣地從韓戰脫身,騰出資源支援北越, 透過 “代理人戰爭”,中美再一次較勁.***
(5) 奠邊府大捷
1953年法國調來名將 納瓦爾Navarre出任派遣軍總司令, 為求決勝,部署了「奠邊府會戰」.*** 奠邊之戰是個“必殺局”, 火中取栗,構思大膽. 納瓦爾設局有深意, 並不止於表面看來那樣 “步步為營”. 他的戰略構想如下：
選定的戰場位於群山中的谷地,與法軍大營相互隔絕; 卻是北越軍從腹地南下的必經之路. 法軍空投兵員16,000人和大量物資, 依地勢構築了三個勢成犄角的火力基地, 另加六個外圍哨站, 各以總司令一位情人的名字命名, 合成 “九寨環形陣地”.
此陣專為降伏 “人海戰術”而設,非常利害. 法軍擁有制空權,實施空中補給, 足以長期固守, 而機場則設在核心基地之內. 北越軍欲解河內之困,只得攻堅; 而攻堅又只能用人海戰術, 這樣法軍就可以殲削其主力了.****
1954年3月北越人甘心中法國人之意, 發兵50,000傾巢入陣,兩軍決戰奠邊府. 納瓦爾的對手是 武元甲將軍,一位投筆從戎的學校教師. 這是武術名家vs街頭鬥士之戰.
雙方都士氣高昂,作戰英勇. 北越軍初遇此陣,死傷慘重; 但手中擁有未曝光的皇牌— 中國供應的重炮, 只是苦於缺乏制空權,無法調到適切位置進行轟擊. 另一方面, “九美人大陣”雖然牢不可破,近攻必死; 但機場卻是其 “死穴’. 破了機場,斷其補給, 則法軍立成甕中之鼈.
北越人的做法是：先以重大代價攻破一個前哨站, 從側面迫近核心基地. 再把重炮拆缷為零件,用人力搬上附近山頭, 重新裝組,轟擊機場. 還有, 一切要摸黑幹,以避開法國空軍視綫.*** 北越人艱苦卓絕如此！他們成功了. 機場被毀,法軍彈盡援絕,終於5月投降. 此役點算, 法軍2,080人戰死, 10,900人被俘,可算是全軍覆滅.
法國人之敗除了自信過度,兵行過險外; 納瓦爾癌癥暴發,中途退役, 後繼者墨守成規,不知變通,亦是敗因. 而北越人的狠勁實在令人無話可說, 只不知當年究有幾多熱血男兒粉身碎骨於斷崖深壑….. 是役, 北越戰死者7,900人.
在這場歷時八年的戰爭中,總計法軍76,000人陣亡; 北越軍死者更高達20萬以上.
「奠邊府大捷」是法國人的終局, 他們承認失敗,決定徹底退出印支,*** 由美國人收拾爛攤子.
(6) 日內瓦會議
1954年4月美蘇英法中五國在 日內瓦召開會議,商討和平解決亞洲問題, 會議分為朝鮮和印支兩部分. 5月討論印支局勢, 參與國除五大國外還包括：柬埔寨、老撾、越南國和北越. 值得註意的是美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該部分會議, 他這樣做別有用心, 為的是避免在有關決議上簽字,保存未來的操作彈性.***
經過了極其艱辛的討價還價, 諸國終於1954年7月達成共識,發布了著名的「日內瓦協定」.***
協議共有十三項條款, 其中最具重要性的有以下三點：
A 以北緯17度為「臨時軍事分界綫」, 南北各五公里劃為非軍事區.
B 法國軍隊在規定時間內全面撤出印支.
C 1956年7月南北越合併, 舉行全國秘密投票普選.
由於整個協定暗含著南北二國對等, 「越南國」(ie南越)認為不可接受,拒絕承認.
總理 吳廷琰更宣布簽署日為 “國恥日”.
最後, 簽署國共有 蘇、英、法、中、老撾和 「越南民主共和國」(ie北越) 六個國家. 柬埔寨持保留態度. 美國單方面聲明 “不妨礙該協定” 雲雲.
「日內瓦協定」當時被視為國際外交上的重大成就,*** 冷戰兩大陣營達成妥協, 和平解決了棘手的區域政治難題, 避免重蹈韓戰覆轍.
但是內中卻有一事鮮為人知： 17綫的訂立令到北越喪失若幹地盤, 他原先堅持的是16綫. 但法國人要求18綫, 為了達成妥協,周恩來在最後關頭向北越施加極大壓力,逼其就範. *** 為此越人銜恨甚深！
二十多年後中越反目,兵戎相見. 越南人把事件抖出來,並且這樣定性： “在日內瓦會議最後一周, 是周恩來出賣了越南人民.”***
資料出自《南越第一共和國興亡史：越南戰爭序曲》(2014) 唐向宇.
「奠邊府大捷」章節資料出自 《鏖戰的年代A time for war》 (1999) Schulz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