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河南省各地興起大規模的「平墳運動」，引發激烈爭議。客觀地說，「平墳」應是新中國建立初期即開始實施的殯葬改革的歷史延續。那時，即使像周作人這樣的傳統文人，也支持殯葬改革，他於1950年1月發表《墳地的改革》一文，說：「現在的問題是為求生產，土地很是重要，怎樣能夠還土地於活人，不要讓死人老是損人不利己地佔領著」。經過多年改革，中國的殯葬風俗已經發生了重大變革，從土葬轉向火葬。
殯葬應以火葬還是土葬為主？有的是宗教因素決定的，如峇里島人因信奉印度教自古就採用火葬，有的是經濟因素決定的，如土地資源緊張的島國，火葬率就高，日本高達97%，英國也有70%，而地廣人稀的大國，火葬率則低，加拿大38%，而美國僅25.5%。
中國土地廣袤，但耕地有限，且人口眾多，矛盾突出，所以，殯葬改革的方向無可厚非，但此次平墳運動，措施激烈，規模浩大，民怨沸騰，令人深思。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平墳是一種惡毒的人格侮辱，即使在當代，平墳的文化蘊義也無大變。一位縣刑警大隊長在職攻讀法學碩士，課堂上，我見其神情哀傷，問之，答曰：因忠誠職守，打擊犯罪分子甚烈，被仇者報復，扒了祖墳，至今偵查無果。
在中國現行民法上，如最高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墳——無論是作為遺體、遺骨的載體，還是作為具有人格象徵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都是死者近親屬人格權的重要內容，也是憲法第38條規定的公民的人格尊嚴的重要內容。
顯然，河南省的平墳運動對民眾的人格與心靈構成了嚴重傷害，僅周口一地三個月內的平墳數量就達200萬座，應涉及上千萬人的親情。官員也是人，對此心知肚明，是什麼壓力和制度促使他們甘冒惡名，出此強手？
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18億畝耕地的政治紅線，它涉及國家糧食安全，觸碰者的烏紗帽將可能直接被褫奪；另一方面是GDP的增長與地方財政對土地的依賴，它涉及地方政府的運轉，涉及地區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進程，地方政府手中如無土地可賣，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熄火停轉，官員將無政績可炫。兩方面的壓力如兩條絞索，地方政府連活人都照顧不及，遑論死者？
細心的人會發現，河南省平墳運動雖然延續已久，但是，大規模強力度地推進，卻是在近年的拆遷運動之後。可見，平墳運動有其複雜性，不是簡單的殯葬改革的歷史延續，它還應是拆遷運動的深入發展，是兩者的交匯點。
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需要消耗巨量土地。拆遷運動與平墳運動此起彼伏，說明地方的GDP增長與財政對土地的依賴已相當嚴重。各級政府大塊賣地，或大塊圈地建設各種新城、開發區、科技園，很快站到了18億畝耕地紅線上。在此政治硬約束下，土地徵收政策收緊，但地方官員智慧迭出，荒山復墾、填海造田，花樣種種。最後，趕農民上樓，讓活人集中居住，騰出宅基地；平墳運動則是讓死人集中居住，騰出墓地。
過去的十多年中，地方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一首以土地為主題的交響曲，高潮已過，平墳運動可能是其哀怨婉轉的尾音。曲終地盡之時，出路在哪裡呢？
河南省平墳運動讓人深思的另一個問題是：以一個嚴密龐大的官僚體係為推動器，運動式地集中實施和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某一具體任務，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它有優勢，但更有劣勢。此次河南平墳運動又提供一個樣本，顯示該模式的幾個特點：
第一，它的手段通常存在嚴重的法律問題。政府強制平墳的法律依據是《殯葬管理條例》第20條，它規定對違規土葬拒不改正的，可強制執行。但根據今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行政強製法》，《殯葬管理條例》作為行政法規，無權對強制執行作出規定。如需要強制平墳，應由民政部門作出行政決定後申請法院執行。如按此程序，河南省平墳運動即使持續十年，也平不了幾座墳。政治運動與法治理想有天然的矛盾，令人悲哀。
第二，它的價值取向與成本計算方式，遵循官僚體制的內部邏輯，以仕途提升為激勵，以「顯示性政績」為衡量標準，並不反映社會的整體利益訴求。所以，姚中秋等學者呼籲保護的祖先崇拜、奉行孝道、封墳護道等傳統文化價值，與地方官員脖子上的那兩條絞索相比，毫無份量。此外，平墳運動對民眾的精神傷害等外部性的社會成本因其隱蔽，難以計算，不影響「顯示性政績」，也不在官員的考慮之中。很多地方深知官僚體制內部運行的秘訣，出台的政策，招招擊中官員穴位，如「完不成任務，黨政正職就地免職」等雷霆手段。「顯示性政績」是官員的命根，它也必將鼓勵造假。大量平墳的土地根本無法復耕，也不影響「有功」官員的陞遷，整個運動就這樣偏離了它的初衷。
第三，它通常缺乏根本解決問題的整體制度設計，即使有，「治表」的制度，或許會得到有效實施，但是「治本」的制度卻難以真正落實，常淪為一種「忽悠」手段，成為前者的輔助手段或詭計。
例如，平墳運動中，最關鍵的制度在於建立公共墓地，但是，河南各地的公共墓地極為簡陋，政府承諾未有實際落實，原因很簡單，因為「醉翁之意不在墓，而在地」。■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財新傳媒法學諮詢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