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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正案爆發，凸顯勞保、勞退、退撫等台灣三大退休基金的管理問題；從委外代操到自行操作，現行制度都讓民眾血汗錢置身於「缺乏專業」的管理風險，也讓台灣退休金的操作績效長期「績憂」，甚至不到韓國的四分之一。 撰文‧楊紹華 「這些都是勞工和軍公教的血汗錢，請問，今天政府有沒有用最理想的制度、想盡辦法找到最強的人選來幫人民管好這些錢？」關於政府退休金制度的管理操作，一位金融業人士是如此提問。 隨著「盈正案」爆發，勞保、勞退、退撫基金在二○一○年九月短短數周之內，慘遭代操經理人坑殺二．二億元的事實浮上枱面，問題的答案呼之欲出：管錢的制度、管錢的人，都大有問題。 「不夠專業的人，加上不以專業為導向的制度，造成台灣退休金操作績效遠遜於國際，也讓委外代操業者存在徇私舞弊的空間。」政大風險管理暨保險系主任王儷玲說。 在她的解讀中，盈正案或許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不能因此完全否定所有的委外代操經理人，」但這個極端案例卻鮮明地點出事實：「台灣的退休金管理，從委外代操到自行操盤，都嚴重缺乏專業精神。」不專業之處，首先可從委外代操機構的評選開始說起。至今年九月，勞保基金約有一三九五億元委外代操，占基金總規模的二五％，勞退新舊制委外代操金額則達六三九八億元，占比四五％；退撫基金亦有二○二三億元委外操盤，約占基金總額的四○％。這些總額高達九八一六億元的龐大資金，究竟是如何決定由誰操盤？ 代操評選失準 ﹁選秀會﹂每人三十分鐘定生死一位曾經參與評選的學者這麼說：「基本上，能不能拿到政府基金代操額度，是在三十分鐘之內定生死。」無論是勞保、勞退、退撫，依照各自「委託經營辦法」，選定代操業者的遊戲規則大致如下：主管機關公開徵求後，業者先以書面報名，隨後主管機關成立評選小組，勞保、勞退小組人數為九至十一人，學者專家須占一半，退撫基金則為七到九人，學者專家須占三分之二以上；經評選小組篩選後，「入圍」的業者進行下一階段的「面試」。 「入圍名單往往有十四、十五家業者，集中在一天的會議裡進行評選，時間從早上八點半到傍晚六點，每家業者有二十分鐘的簡報時間，接下來的問答時間，少則十分鐘，多者，絕對不會超過二十分鐘。」也就是，每家業者接受評審的時間最多只有半小時到四十分鐘，他形容：「簡直連走馬看花都還稱不上，如何能夠有效判斷誰才值得託付？」走馬看花的結果，不僅會讓評選失準，某位曾經參與「面試」的投信業主管亦認為：「在這樣的流程底下，評審委員往往會特別厚愛明星經理人。」他說：「或許不是迷信，應該說，因為資訊不夠，評審委員為了『避免犯錯』，自然而然會給明星經理人更多的額度。」道理不難理解，若明星經理人代操績效欠佳，至少評審委員可以用「過去績效」說明自己的評選符合常理，「但是在台灣，某些明星經理人就是靠著抓到一檔股票成為明星，與基金公司的團隊研究和風險控管能力，沒有太大關係。」目前台灣退休金管理是政府部門主導，王儷玲長期鼓吹台灣退休金管理應朝「行政法人」（註：組織形態介於政府與民間私人組織之間）方向改革，她舉先進國家尋找代操的嚴謹作法為例，「他們尋找代操業者，不是透過公開徵求招標，不會只有一天的會議，而是先請專業機構篩選業者名單，並實地查核，深入了解每一家業者經營管理和風險控管，甚至請專人調查經理人的身家、紀錄。」 缺少實戰經驗 監督管理的學者不懂股海﹁奸巧﹂她舉韓國為例，由七十六位外部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基金管理中心」負責韓國國民年金操盤，中心設有八大部門，其中之一就是「委外代操」，「他們是透過專業人士，主動尋找適合交付民眾退休金的代操團隊。」回頭看看台灣，除了選擇代操團隊的過程粗糙，後續的監督管理能力也明顯不足。依制度，勞保、勞退、退撫的監督單位分別是勞保監理委員會、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退撫基金監理委員會。其中，勞保、勞退的監理會議每月召開一次，但依「委託經營辦法」，對於委外代操的檢討，則是每季一次。 勞保、勞退監理委員中，專家分別須占四分之一及二分之一，其餘為政府及勞資雙方代表，但以目前的委員名單來看，並沒有任何熟悉股市或資本市場的「實戰」專家。王儷玲強調，投資市場的特質之一是「高度資訊不對稱」，光憑公務員、官員或學者，很難在第一時間警覺弊案發生的蛛絲馬跡，「沒有懂市場的專家來監督，不管辦法怎麼定，壞人就是有辦法騙到你。」她說。 的確，攤開勞保監理委員會或勞退基金監理委員會的委員名單，人數不少，但專家部分多為學者，若對比美國耶魯大學校務基金委員會名單，人數不多，但成員動輒來自私募基金、避險基金或投資公司高層，哪一個委員會較為專業？哪一個容易被騙？不難想像。且從耶魯大學校務基金近五年平均年報酬率七．七四％來看，由具金融專業的人才監管，績效確實比台灣土法煉鋼的方式，高出許多。 今年六月，監察院院務專欄針對勞保監理委員會監督委外代操的效果提出評論，一舉提出三大缺失：「對於績效不佳的受託機構缺少懲罰」、「對於相關利益迴避風險的管理存在盲點」、「對於國外委託經營，委員會根本沒有查核功能」。如今看來，前兩項缺失，某種程度都是盈正案有機可乘的關鍵。 管理費率太低 代操者容易被貪念戰勝正義在王儷玲的眼中，委外代操之所以存在經理人舞弊空間，除了「不會管」之外，「政府也不願意給代操業者合理報酬，於是，出現了所謂的代理人風險。」簡單地說，給錢給得少，就像職棒球員薪水太低一樣，一旦遇到誘惑，貪念戰勝正義的機率自然提高。 「投信參與政府基金代操，根本賺不到錢，賺到的只有現金流量而已。」某位曾參與代操投標的投信總經理說。他指出，目前政府基金給代操業者的費用，是每年大約○．一二％至○．一七％的管理費，管理五十億元，基金公司每年只收到六百到八百萬元。 據勞保局統計，目前共有七家投信業者為勞保基金代操，總額約為四四○億元，這七家業者今年上半年所拿到的管理費僅有三四二○萬元，換算下來全年管理費只有代操總額的○．一五％。「同樣是代操，勞保給國外業者的管理費，多半是操作金額的○．五％以上，比本土業者至少多兩倍。」雖然勞保、勞退、退撫在委外代操時也會在管理費之外提供「績效佣金」，但業者直指：「意義不大！」就像是把業務員的薪水壓到極低，再給他高額的績效獎金制度，「拚半天，賺到的和別人差不多，還是無法創造努力跑生意的動機。」況且，一旦遇到市場環境欠佳、操作困難時，眼看「績效獎金」無望，「經理人更有可能動歪腦筋。」人力不夠專業、報酬不夠合理，這樣的問題，不僅存在於委外代操的部分，「勞保、勞退、退撫本身的操作績效長期欠佳，可以說也是因為人、錢都不夠。」王儷玲表示。 今年前九月，勞保、勞退新制、退撫三大基金分別繳出五．八九％、四．一一％及二．八三％的報酬率，這樣的績效表現，雖已勝過各基金過去五年的年度報酬率平均值，但仍遠遜於鄰國如韓國國民年金近五年六．七九％、新加坡中央公積金近三年一二．一％的報酬率。 「老實說，真的不能苛責這些操作基金的公務員。」王儷玲為政府基金操盤人員叫屈：「他們的人太少，負擔真的太重了。」 操盤人力緊繃 天天打電話找銀行存錢 依現行作法，負責勞保基金運作的單位是勞保局財務處，勞退是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退撫則是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實際負責基金操盤者，分別為勞保四十八人、勞退四十四人、退撫二十四人，換算之後，三大基金內部的「每人平均操盤金額」分別達到一三二億元、二三九億元、二○五億元。 勞退基金監理會主委黃肇熙曾經私下聊到人力短缺之下的操盤實況：「勞退新舊制加起來有一兆多元，很多錢要放在銀行定存，但是銀行根本不收大額存款，所以必須拆單、不斷換票，四十四位同仁每天打電話，一家一家聯絡銀行，每個人單月的資金調度量甚至達到五十億元。」每月調度五十億元，這樣的手筆，恐怕已超過不少中小型規模的共同基金經理人。 工作量與壓力不比一般基金經理人低，但是，薪水卻不算高。王儷玲表示，以勞保局財務處基金運用科的狀況來看，「科長是主管，但月薪大概只有七萬元左右，底下的操盤人員恐怕更少。」業界人士指出，這樣的薪資水準若與韓國操作政府退休金的經理人比較，大概差了二到二．五倍。 薪水偏低之外，缺乏獎勵制度的配套也是問題，甚至應該說，這群幫全國人民操持退休金大計的公務員，不但沒有獎勵制度，反而只有懲罰制度，「賺錢沒有太多的特別獎金，賠錢的話，年終獎金恐怕就會變少。」王儷玲認為，在這種薪資與獎金制度下，操盤人自然而然會朝「低風險」的方向布局，不願為了賺更多錢而承擔較高風險。 考核注重短線 只懲不獎 退休金賺不到長線報酬在專家眼中，讓政府退休金操盤綁手綁腳的原因，除了制度設計「注重短線」之外，還包括了「基金規模不足」。 勞保與退撫是採取「確定給付制」，理論上，此一制度的重點是「現有的基金規模應盡量能夠支應未來負債」，若規模與未來負債相當，稱為「完全提撥」，若基金規模不足，就可稱為「提撥不足」。目前，退撫的提撥比率大約只有二○％，勞保更慘，只有六％，兩者均是嚴重的提撥不足。 提撥比率嚴重不足，基金破產風險攀高，管理者雖然知道「必須搶救」，但更害怕承擔風險；相對的，如果提撥比率較高，則管理者手中資金足夠，又不必過度擔心破產危機，因此能夠讓資金做更有效率的運用，「中國社保基金要求的提撥比率是八六％，美國加州公務員退休金則是八○％，相較之下，政府應立即思考如何分期撥補勞保與退撫的資金缺口。」王儷玲說。 除了政府加速撥補之外，要藉由擴大基金規模快速拉高基金操盤的「戰鬥力」，銓敘部前部長朱武獻認為，應該仿效韓國、新加坡作法，將公私部門退休準備金整併，共組「退休金公團」，共同營運管理，一方面可整合管理人力，另一方面也整合資金實力。 師法韓國、加州 全面導入行政法人制 資訊揭露更透明事實上，採取「行政法人制」的韓國「國民年金公團」，正是王儷玲對台灣退休金管理改革的終極理想。行政法人的目的，是將部分需要高度專業與效率的行政事務引進企業精神，由於非屬公部門，因此也可引進「非公務員」，並且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如此一來，問題幾乎解決一大半。」王儷玲說。她以韓國為例，因為可以引進「非公務員」，所以國民年金公團是從外部招攬專業人士成為轄下「基金管理中心」主力；此外，由於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委外操作對象的選擇及費用，也能回到專業導向。 以二○○一年至一○年的十年期間來看，韓國國民年金公團平均每年繳出將近七．三％的報酬率，即使是在全球股災的○八年，整體績效亦僅小賠○．二％，近乎損益兩平。 據了解，○五年勞退新制上路前，學者一度積極建議採取行政法人制，但在立法院受阻，理由是「難以監督」。不過，透過制度的調整，不難解決行政法人的監督問題。 以韓國國民年金公團為例，雖然高度自主，但每月收支與基金管理必須向衛生福利部報告，再由國家議會監督。此外，同樣是以投資、人才運用高度自主而著稱的美國加州公務員退休金，則是透過極度完整的資訊揭露取信於民。 依目前作法，勞保、勞退、退撫均僅公布十大持股，以及「已出清股票」，但加州公務員退休金則是「完全公開」，包括目前手中持有的證券名稱、持有股數、帳面價值及市場價值等，所有明細完全揭露。在研考會於去年七月的報告中特別強調：退休基金資訊揭露都不夠完整，若要贏得信賴，或可借鏡加州公務員退休金制度。 不過，亦有專家指出，台灣退休金管理無法走向行政法人化的關鍵，還是在於政府心態，「有一大筆錢握在手上太好用了，舉例來說，隨時可以調度資金進場護盤。」他強調，只要政府調動退休基金護盤，無論結果是賺是賠，都代表政府是把退休基金當成政策工具，而不是用「尊重專業」的心態來照顧民眾的退休老本。 「退休金管理的問題是不專業，答案也很簡單，就是導入專業。」王儷玲強調，明年一月起，隨勞委會改制勞動部，勞保、勞退、國民年金等將整併為「勞動基金」，「只有併在一起是不夠的，人力、專業未提升，就算錢變多，仍不能應付當前複雜多元的投資環境；沒有更懂市場的人參與，還是有可能會被壞老鼠騙走百姓的退休金。」台灣退休金管理的五個「不專業」——人少、錢少、薪水低 台灣退休金管理難以走向專業操盤 代操管理強度不足 監理委員會缺乏市場專家，不足以監督「歪哥」經理人，且代操管理費壓至極低，經理人舞弊風險升高。 績效評估注重短線 薪水偏低且缺乏獎勵制度，操作只求「不賠錢」，迫使操盤人刻意避免長線布局。 資金規模銀彈不足 勞保、退撫提撥比率嚴重偏低，破產危機牽制基金操作的風險承擔能力，且銀彈不足，也無法有效進行多元配置。 自營人力質量欠缺 勞保、勞退、退撫分別只有48、44、24人負責操盤，無法應付當今多元複雜的投資環境。 代操評選走馬看花 每家業者接受評審時間只有30分鐘，難以判斷業者操盤素質；且因資訊不足，評審委員為「避免犯錯」，普遍偏好明星經理人。 報酬率只有韓國的四分之一！ ——缺乏專業之下，勞保、勞退近五年平均年報酬率均不及韓國國民年金的四分之一 勞保基金 總規模：5469億元 自營規模：4074億元 代操規模：1395億元 今年前九月績效： 5.89% 2007?2011年平均年報酬率： 1.69% 勞退新制 總規模：8474億元 自營規模：4052億元 代操規模：4422億元 今年前九月績效： 4.11% 2007?2011年平均年報酬率： 0.78% 勞退舊制 總規模：5760億元 自營規模：3784億元 代操規模：1976億元 今年前九月績效： 4.07% 2007?2011年平均年報酬率： 1.53% 退撫基金 總規模：5018億元 自營規模：2995億元 代操規模：2023億元 今年前九月績效： 2.83% 2007?2011年平均年報酬率： 1.85% 韓國國民年金 總規模： 3000億美元 （約新台幣8.7兆元） 2006?2010年平均報酬率 6.79% 耶魯大學校務基金 總規模： 193.74億美元 （約新台幣5618億元）2007?2011年平均報酬率 7.74% 只有「學者」專家 缺少 「實戰」專家國內勞保、勞退基金監理委員會成員包含勞資代表及學者專家，但與國外相比，明顯少了熟悉資本市場的「實戰」專家，績效與監管自然難以提升。 勞退基金監理會 代表 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主任委員 黃肇熙 勞退基金監理會主委副主任委員 劉麗茹 勞退基金監理會副主委勞工團體代表 侯彩鳳全國勞工聯盟總會理事長李昭平 全國總工會副理事長吳聰鄰 全國總工會會務顧問譚秋英 全國工人總工會常務理事梁淑娟 全國產業職業總工會副理事長黃美華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常務監事雇主團體代表 葉宗義 全國商業總會常務監事學者專家 邱顯比 台大財金所教授 周麗芳 政大財政系教授 陳思寬 台大國企系教授 成之約 政大勞工所教授 黃慶堂 銘傳管研所副教授廖蕙芳 謙誠法律事務所律師辛炳隆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周志誠 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理事長張其恆 政大勞工所副教授李樑堅 義守大學財金系副教授金管會 王詠心 金管會證期局副局長財政部 馬小惠 財政部國庫署組長 勞保監理委員會 代表 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專家 謝志雄 勞保基金監理會主任秘書謝幸伶 勞保基金監理會委員（已於9月辭職）吳琮璠 勞保基金監理會委員勞方陳茂全 中華民國全國縫紉業總工會常務理事宋介馨 全國產業工會理事楊德福 新北市產職業聯合總工會理事長董文雅 台灣總工會理事長廖正龍台北市總工會理事長邱寶安 勞委會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員資方 陳清男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副祕書長劉恒元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副祕書長 羅忠祐 世堡紡織董事長 陳文龍 經濟部人事處副處長政府 王麗惠 保險局財務監理組組長石發基 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處處長 耶魯校務基金監理委員 人名 職稱 Douglas A. Warner 前J.P. Morgan董事長Richard C. Levin 耶魯大學校長Byron Auguste麥肯錫董事G. Leonard Baker Sutter Hill Ventures投資公司常務董事Joshua Beckenstein私募基金貝恩資本常務董事Ben Inker 投資管理公司GMO合夥人Paul Joskow 斯隆基金會（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總裁Stefan Kaluzny 私募股權公司Sycamore Partners常務董事Kevin Ryan Gilt Groupe網路公司創辦人、CEO Carter Sominds 藍山資本公司（Blue Ridge Capital）常務董事Dinakar Singh 對沖基金公司TPG-Axon Capital合夥創辦人、CEO | ||||||
什麼樣的公司具有投資價值？硅谷投資人將答案簡化為：投資就是投人，特別強調人的重要性。我自己經常簡化為：好人好事。也就是，生意本身是否好生意，人是否非常優秀。話說到這個層次，其實還是非常宏觀的，本文試圖用三個問題的框架來解釋這個命題。
問題一：這是個什麼事兒？(What's the business?)
首先，人們要知道產品和服務是什麼，這實際是個商業模式問題。世界上的生意種類繁多，賺錢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有的是項目型的，如單個房地產項目、單部電影。這類項目VC一般不做。根據最終用戶的不同，項目有面向個人的，也有面向商家的。互聯網上大家公認有四種商業模式：電子商務、廣告、會員、遊戲。
其次，是這個模式可行嗎？過去人們對免費看信息收取廣告費的模式有疑慮，但現在已經接受這個模式。有的公司現在想收取網上會員費，也有人懷疑，但將來也可能行。公司的商業模式是否得到驗證，對於公司的發展階段來講是個重要的標誌。商業模式沒有被驗證，說明這樣的公司有可能將來徹底失敗。一般傳統行業的商業模式是非常清楚的。當然，也正是由於新的商業模式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並可能獲得巨大的成功，才吸引了很多風險投資公司。與商業模式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這個模式的特點是什麼？有的模式較為輕巧，如攜程的訂房、訂票；有的較為複雜，如網上賣書，需要有庫存、有運輸；有的較為間接，如早年的門戶網站，免費很長時間，最後迎來廣告的收入；有的較為直接，如電子商務網站。
再次，這個事兒有多大？現在人們知道Google的生意是非常大的。也有些生意不大，但如果連鎖起來，也可以很大。市場容量的大小實際是項目的潛力大小。順便說一句的是，中國城鄉差別很大，計算市場容量要小心。
值得提醒的是，在中國的商務環境中，政策是個非常大的約束條件。如果商業模式中過分依賴於政策，會有潛在的風險，如移動增值業務受到運營商的影響。
問題二：為什麼是你？(Why You?)
市場地位非常重要。有穩固市場地位的公司是投資人追捧的公司。人們都希望與市場第一為伍，也希望自己的公司成為市場第一，至少是細分市場第一。市場第一的公司，其團隊的能力往往是已經被驗證的。團隊的能力和過去成功的經歷決定了項目未來的可能。由於創業公司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很多公司談不上市場地位，這時候團隊的能力就是考察的重點。如果有過去相關領域的成功經驗，大家傾向認為項目成功的可能性較大。如果沒有成功經歷，就要看一下經歷和靜態的能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董事會是公司非常重要的權力機構，所以董事會，以及董事會和團隊的互動是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視的方面。
問題三：為什麼是我？(Why me?)
投資人投資一家公司，一定會自問一個問題：這是當前我們最好的選擇嗎？如果有更好的項目，投資人當然會去選取更好的項目。也就是說，這個項目是投資人在當前一段時間內能找到的最好的項目，簡單說就是機會成本最大的項目。另一個投資人經常強調的是，投資人本身對這個項目來說具有什麼價值，也就是所謂增值服務的能力。好的創業者並不滿足於拿到錢，還很看重投資人的附加價值。
三個問題是一個快速檢查好項目的方法。如果你的項目是商業模式已經被驗證、市場容量巨大、模式很有特色、市場地位穩居第一、團隊較強能力、並具有良好紀錄，那麼你的公司拿不到投資是難以想像的。最可能的情況是：公司正在選擇合適的投資人。否則，就是商務條件太離譜。
雖然成功的公司有很多原因，我想，從經濟上面成本低是除了產品好以外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所謂物美價廉如果難以達到，至少要「價廉物不爛」。
微軟的產品不錯，而它所在的軟件行業的主要成本是人力成本，而微軟用低工資策略有效地控制了人力成本（微軟早期的工資標準是業界的60%為基準的）。
Google的產品也不錯，但它所在搜索行業的主要成本是服務器，帶寬，甚至是電費，而不是研發的工程師的人力成本了，所以最大限度節省服務器等基礎設施的成本，是Google成功的一個重大因素。這使它可以用比AltaVista低得多成本提供相同的搜索，從而贏得Yahoo！的搜索訂單。
Dell所在的個人電腦製造業的最大成本，不在人（全球的幾萬人算不上超級大的公司），而在於面對供應商的採購成本和銷售成本。Dell成功的讓它的採購，庫存等成本降到業界最低，而銷售成本通過直銷也降到最低，同樣有了很大的成功。
一個公司，分析一下所在行業的最大的成本，並且做得比同行都低，才從大的方向層面上，有活下去的理由。
週五，日本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在最新一次抨擊美國評級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的報告中指責後者在對一些複雜金融衍生品設定信用評級時犯下嚴重錯誤，並要求標普對其內部評級體系進行整改。
日本金融服務局要求標普在每個季度結束前的15天提交一份報告。日本政府結合了昨天的報告指責標普沒能充分預見到可能對被評級的衍生品資產造成重大影響的各類基本面事件。
日本金融服務局表示：「從公眾利益和保護投資者的角度出發，標普這家公司的商業運營模式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
標普表示對這件事十分看重，並真誠地向客戶和投資者們道歉。而在去年標普下調美國AAA評級後，美國政府對標普進行了口誅筆伐，但後者選擇了捍衛自己的降級決定。
本週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在英國被標普將其前景展望下調至負面後，表示AAA評級對英國已經不再像之前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英國政府做了多少努力來減赤字。
近年來，信用評級機構備受指責：「它們在危機前無所作為，危機出來後又馬後砲般地狠狠降級。」這些評級機構甚至被嚴厲指責為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元兇，2008年，隨著美國房價的崩盤，那些被三大評級機構給出最高信用評級的按揭貸款支持證券(MBS)價值也開始大幅度下跌。上個月在澳大利亞，法官們裁決標普在澳大利亞政府收購金融危機殘留的債務時給出了具有誤導性的信用評級。
自從金融危機以來，尤其在歐元區，評級機構政府間的關係常常被搞得非常僵，歐元區國家政府做了大量的努力和爭辯來捍衛他們的主權信用評級。
台灣演員李立群對海外溫州人的第一印象來自18年前的一次經歷。1994年他和好友賴聲川在歐洲遊玩，到了意大利，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幾乎每個華人餐廳的老闆都是溫州人。「後來我們就不信了，非找一家不是溫州人開的餐館不可。那天找到一家蠻高端的湖南餐廳，進去一看，老闆還是溫州人！」
高滿堂採訪了二百多位溫州商人，「徹底震撼」到他的是一位海外溫商。阿雨在劇中遭遇的諸多細節都來自溫州瑞安籍女商人程慧秋的真實經歷。程慧秋13歲隻身前往法國投奔舅舅，多年以後完成學業，並在巴黎涉足服裝銷售加工業。1990年代末，程慧秋回國創辦了多家企業。與程慧秋喝掉6瓶紅酒之後，高滿堂信心滿膛。
隨後高滿堂奔赴荷蘭、法國、意大利。在荷蘭，溫州人開了三千家餐館；在法國，高滿堂採訪到了溫州的黃先生，此人十幾歲到法國，創業過程中打敗了日本、俄羅斯商人，開設了歐洲第一家上市的倉儲公司，曾代表意大利商界陪同時任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訪問中國。《溫州一家人》中阿雨拿下倉庫辦市場的細節，就取材於黃先生的經歷。在意大利，整個歐洲的紡織業中心普拉托幾乎被溫州人佔了。
導演孔笙對海外溫商生存處境印象最深的則是，初到意大利小城普拉托採訪時，正值當地警察查抄溫州人社區，「天上兩架直升機，地面上百警察」。
NHK好奇的是什麼
《溫州一家人》中周萬順的女兒阿雨13歲時胸前掛著一塊牌子去歐洲投奔舅舅，起步在普拉托，寄人籬下，半工半讀，躲避警察，最終成功在普拉托，艱辛程度絲毫不亞於在國內打拚的父親周萬順。
普拉托（Prato）是歐洲著名的紡織業中心。日本NHK紀錄片《意大利品牌中國人造》中稱，普拉托現有居民18萬多人，中國商人、勞工超過4萬人，華人企業超過3000家。2012年7月14日，《意大利品牌中國人造》在NHK電視台播放，片長49分鐘。
蔣樂群、俞程珊兩位華人加入了該片攝製組，在意大利採訪一個多月，記錄了溫州人在普拉托的真實生態。
據蔣樂群介紹，NHK導演小黑看到意大利取締華人商販的報導後得知，歐洲大量的「意大利製造」其實是溫州華人在意大利開辦企業生產的。NHK之所以不惜工本拍攝這樣一部與日本人無關的紀錄片，原因是如同電子照相機等日本製造是世界名牌一樣，「意大利製造」的服裝是世界的品牌。中國人不知不覺地佔領了中低檔意大利品牌，NHK認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日本人提出的問題是——「MADE IN ITALY」到底屬於誰？
採訪組最初與普拉托4個主要的華人企業家協會聯繫，都被婉言謝絕。製片人神田聰親自赴意交涉，告知NHK紀錄片只是紀實，絕無偏向和惡意，如果中國人做的意大利品牌物美價廉也會如實記錄。經過百般說服，性格溫和待人誠懇的普拉托華商會新一屆會長、溫州文成人王增理同意了NHK的跟蹤報導。
片子開頭展現了普拉托的一條街道，街上到處是中文牌匾。中國工人在縫紉機方陣中忙碌，產品上掛上「MADE IN ITALY」的標籤。
歐洲服裝銷售商蜂擁而至，有用卡車拉貨的大商人，也有用轎車後備箱拉貨的小商販。片中說，普拉托華人服裝企業每年僅在歐洲各國的銷售額就超過1100億日元（約合80多億元人民幣）。
王增理的工廠主營以休閒裝為主的各類女裝，他的設計師全是意大利人，其中也不乏從當地企業挖來的資深設計師。事業蒸蒸日上，王增理一手抓宣傳，一手抓品質，設法擺脫低廉形象，變成真正的「MADE IN ITALY」。
普拉托溫州商人聚餐，輪到王增理做東。數萬日元一瓶的葡萄酒不斷打開，這次餐費花費超過百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5000元）。不過這些溫州商人不是扎堆炫富，而是交流信息，借貸融資。片子的解說詞寫道，「這種聚餐就像標會（呈會）一樣」。
王增理就是這樣一步步起家的，他20年前來到意大利，開始替意大利人打工，後來向同鄉借錢創辦了屬於自己的公司。
意大利式「運動式執法」
從11世紀開始，普拉托的紡織業長盛不衰。然而近3年，普拉托失業率從4%逼近10%，職介所人滿為患。NHK的紀錄片中有這樣一個細節，職介所一天只有4份招人廣告，還全都是臨時工。失業者抱怨，外國人來了，意大利人失業了。
當地企業呼籲控制使用「MADE IN ITALY」的標籤，理由是華人品牌的「MADE IN ITALY」品質參差不齊。一位鬚髮皆白的意大利老師傅聲稱，「我們的傳統和品質是無法複製的。」
壓力之下，王增理等溫州老闆出席了普拉托市政府的聽證會，會議主題是，是否限制中國企業使用「MADE IN ITALY」標籤。
聽證會上，意大利人攻擊華人企業的量產方式；華商則質問，「普拉托市大部分稅收來自中國企業，為什麼還要限制我們？」
市長最終拍板：「中國企業若存在違法將徹底取締！」
王增理覺得，即便華人企業完全守法，質量過關，也無法避免這次打擊。
取締查封行動之前，有一場市民活動，用意是增進中意兩國孩子的瞭解。中國眼鏡男孩說，他幾次嘗試與意大利人交流，對方非常冷淡，只好躲回到中國人自己的團體中。意大利人則堅持說，由於外國人增加，意大利變了。
會後，一位中年男人操著嫻熟的意大利語質問議員，十年前你們難道沒有把中國人當奴隸使用嗎？為什麼現在才來談融合？我在意大利待了20年，沒有一個意大利朋友。意大利出了問題，難道責任全在中國人嗎？坑坑窪窪的道路也怪中國人嗎？犯罪增加也怪中國人嗎？議員說，你在意大利待了20年，卻一直堅持稱自己是中國人，可見融合是多麼困難。
二人握手告別，敬禮如儀。隨後中國男子走向牆邊的留言板，在中國人寫下的「傳統」、「文化」、「和諧」、「尊重」、「友誼」、「團結」等詞彙中間寫了一個字——「恨」。
運動式執法開始了。2012年6月18日，直升機在唐人街上空隆隆作響，普拉托警察、稅務、衛生局全面出動。
意大利警方提供的資料稱，溫州人的主要問題是偷稅漏稅、非法用工。一家服裝工廠裡20人沒有工作簽證，工廠內部違法改造成宿舍，其中有的工人一年多沒出過工廠。工廠裡搜出的「來路不明的現金」裝滿大紙箱。一個箱包廠，三十多位中國工人沒有工作簽證，工人月薪只有兩萬日元左右（不到1500元人民幣），不到意大利人的十分之一。
普拉托政府矛頭所向不僅僅是服裝企業，華人餐館也被牽扯其中，查封了二十多家，四萬人的唐人街陷入蕭條。NHK的紀錄片中也提到，「有的餐館被查封的理由，竟然是店主不會說意大利語」。
設計師徐月娟不僅不在打擊之列，還是意大利人追捧的一個。她的自創品牌「毫無疑問已被認為是『MADE IN ITALY'中的頂級品牌」，2012年2月獲得意大利政府頒發的「正宗意大利製造」證書，是中國企業中惟一一家。她理解的「MADE IN ITALY」，「意味著精工細作，追求完美」。
與徐月娟不同，王增理「寄希望於力量不斷增長的祖國的力量」。他在網上獲知，大連正在籌建一座7層的時尚大廈，三分之二的店舖將展示意大利品牌。王增理邀請大連那家企業的老總來到意大利，以期與意大利人在合作中消除摩擦。
「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利益追求、民族尊嚴、文化隔閡……人性的複雜性都表現出來了。」蔣樂群說。
《溫州一家人》中，普拉托戲份最多，事實上劇中普拉托的街景不是普拉托，而是普拉托附近的小城盧卡。
孔笙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去盧卡拍普拉托，原因有兩個：一是溫州人整天請客，會打擾劇組的工作，二是新市長上任後溫商生存環境動盪。孔笙在意大利採訪期間，上了普拉托當地報紙的頭版頭條，報導所談的都是移民、產業、種族關係等政治問題、國際關係問題。
孔笙對普拉托現象的觀察與NHK不謀而合——意大利民眾的抱怨是，華人過於勤勞，將本該屬於他們的生意搶走了。而且華人移民沒把意大利當作祖國，掙了錢總是要走的。意大利官方查抄溫州人的理由，一是非法移民，二是現金往來的地下銀行。
高滿堂在歐洲採訪時發現，第一代溫州創業者已經隱退了，第二代創業者特別注重孩子的教育，在歐洲辦了很多學校。溫商繼承了第一代創業精神，又注入了新的活力。公民意識強了，法制意識也強了，歐洲溫商的書房裡、餐廳裡，製衣車間裡，法律書籍處處可見。
在《如何像沃倫·巴菲特那樣完成一筆交易》(How To Close A Deal Like Warren Buffett)一書中，湯姆·瑟西(Tom Searcy)和亨利·德夫瑞斯(Henry Devries)這兩位作者對巴菲特的決策技巧進行了分析，目的是看看他在完成交易時會關注什麼東西。
「巴菲特最著名的就是利用極少的信息來從事規模龐大的交易，例如一家公司為了向銀行申請貸款而提交的幾頁紙的商業計劃以及標準財務信息等。」瑟西和德夫瑞斯在書中寫道。兩人還補充稱，企業領導人可以利用這套原則和行之有效的戰略來讓自己的公司取得「爆炸式的重大增長」。以下是小企業領導者能從巴菲特那裡學到的四種決策技巧，有助於他們為自己的公司完成交易：
1、瞭解交易對手的財政狀況
如果你想要明白一項交易將給你帶來怎樣的好處，那首先就需要準確地知道你正在與誰做生意。這就意味著，你需要知道有關對方財務狀況的所有信息，其中包括對方如何賺錢以及如何花錢等。這些數據「對於討論合作的可能性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瑟西和德夫瑞斯在書中寫道。
除了交易對手的財政預算狀況以外，你還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首先你需要瞭解的是，『為什麼』進行一項交易對你們公司的前景來說很有意義。」這兩位作者解釋道。「一旦知道了你們公司前途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那麼就需要找到最大的解決方案來與之匹配。」
在進行這種研究工作時，小企業業主還應持相當小心的態度，不能只是依靠人云亦云的想法，不能只是因為一種價值觀廣泛為人所接受就也對其加以認同，而是應該依靠資金來進行研究，瞭解真實而準確的數字，以及這些數字與整體行業相比意味著什麼。
2、從一開始就要討論錢的問題
在剛剛開始建立關係時就談錢，這會讓人感到不適，但你需要早早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在《巴菲特致股東的信》(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一書中，他曾寫道企業家需要從一開始就談清楚有關錢的問題，原因是「他們不會想要浪費自己或是對方的時間來在價格未知的情況下討論一項交易，哪怕只是初步的討論」。
3、使用區間來取得資格和取消資格
當你討論有關錢的問題時，你應該對價格、成本結構、收益和表現等各種指標使用一種區間性的度量標準，從而瞭解各方願意適應調解的最低和最高數 字。如果你不這樣做，那麼到最後的結果可能會是「發現你自己過於偏離目標，以至於(你與交易對方之間的)關係已經遭受了永久性的損害」，瑟西和德夫瑞斯寫道。
4、只有時機成熟時才進行談判
對於一項交易而言，你應該一次只解決有關某一個點的問題，而不應嘗試在一次會議上就把整個交易都拿下。在瞭解其他細節以前，你永遠都不應該試圖進行談判。
在你瞭解這一點以前，不要嘗試進行談判，因為這基本上意味著你正嘗試「在共同的整體畫面被構建起來以前就要從中拿掉微小的組成部分」，瑟西和德夫瑞斯寫道。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萬曉曉 朱熹妍 1月 9日下午，超日太陽（002506，SZ）董事長倪開祿在向本報談及「捲款跑路」風波時說，「我一點也不緊張，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在他看來，眼下最要緊的事情，是青海200MW電站項目的啟動，以及盡快改善公司的流動性。為此，公司已經制定了自救方案，上報給相關部門。
本報獲悉，為瞭解決超日太陽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相關部門在10天時間內，召開了三次協調會，以商討對策。倪開祿表示，通過這次風波，公司也將吸取教訓，進入新模式的轉型。
非經營問題
1月11日上午，針對超日太陽公司的問題，相關部門召開了第三次協調會議。與會者有證監會、上海證監局、上海高院、上海銀監局、交易所、上海市政府和奉賢區政府的領導。
參會的一位相關人士向本報透露，前兩次會議都是超日公司向各部門匯報說明公司的情況，而第三次協調會，則是各部門對於超日問題的定調。
該人士稱，會議於1月11日下午1點結束，各部門在進行討論後，最後的結論是：「超日的問題屬於流動性問題，而非經營問題。」
「這樣的結果蠻好的，我這裡青海項目的進展特好。」此時正在青海溝通200MW電站事宜的倪開祿對會議結果反應平靜，「我們屬於流動性問題是肯定的，所以各政府部門都幫助支持，如果公司是經營性問題，那大家就肯定不會幫助支持了。」
會議形成共識，要求超日公司馬上成立債務委員會，分別召開與銀行、供應商的債權人會議。銀行做到免罰息、繼續放貸，而超日要負責與供應商進行協調，談好付款比例。
據一位參會者透露，與會的證監會領導稱，「各部門的高層領導，在10天的時間，這麼緊急地為超日太陽公司召開了三次協調會，是屬非常少見的，也充分表達了對超日公司的信心和支持。」
在會上，超日公司除了陳述自救方案外，也提出了希望政府給予資金補助和支持。但當場並沒有得到明確表態，具體還要看超日公司海外電站的處置情況，以及自救方案的實施。
本報從參會人員和超日太陽瞭解到，其自救方案大致包括：加緊海外電站的處置，預計將回籠資金14億，以及加大應收賬款的回收，預期能回收資金25億元，此外，還包括洛陽、九江、上海政府解除對公司資產的查封，保證公司債增信的完成。
此次協調會後，相關銀行已經默許不收貸，超日太陽的債權人會議將在本週舉行。
反思
倪開祿1月9日傍晚前往青海，洽談電站項目，那是他下一個希望所在。
在他看來，「外逃」風波來得莫名其妙。直到收到公司所在地南橋鎮鎮長的短信，才知道一則有關他「攜款外逃」的消息，已將公司和他本人推上了風口浪尖。「我當時一點也不緊張，我又沒跑路，這是說得清楚的。」倪開祿對本報說，自己並無不良嗜好，「不喝酒，不抽煙，也不賭錢，多次出國，連拉斯維加斯都沒有去過。」
但不可避免的是，公司資金鏈斷裂的事實也被充分曝光出來。1月3日下午，境外業務還沒處理完的倪開祿，決定先返回上海「救火」。在此之前，為了穩定各方信心，他辭去總經理職務，由女婿張宇欣接任。「公司的策略現在看是有些冒進了，但我沒有做錯，很多事情是沒法提前預知的，現在來評價的，都是以成敗論英雄。」倪開祿認為，如果不是銀行兩個月內收走了3.8億貸款，公司不至於遭遇如此境地。
他介紹，2010年11月，超日太陽登陸中小板IPO募資23.76億元，超募9億元。「2011年的時候，銀行都排著隊前來送款」。
錢一下子多了起來。當年，超日太陽決定投資30億資金，將海外電站投資擴大至150MW。以投資海外電站來消化組件庫存，並獲得銷售回款。公司將對外銷售的組件，基本鎖定為光伏電站投資商，佔總銷售的90%。「進軍海外電站，其實在為公司找出路，光伏產品價格急劇下跌，大家都在虧本賺吆喝，海外電站幾乎是唯一盈利路徑，不去做，就只有等死。」倪開祿說，「這樣的風險在於資金需求大，但當時在選擇走這條路的時候，銀行對我們的表態是非常積極的，我們手裡的資金也很充裕。」
倪分析認為，「造成現在這樣狀況的原因是，銀行態度的扭轉和海外的政策風險，誰也不會料到，之後歐債危機導致當地銀行對電站建設收緊銀根，歐美又對中國光伏產品展開『雙反』，客戶的付款週期一拖再拖，加劇了資金鏈的緊張。」「比如，希臘說要退出歐元區，這怎麼能事先預估！我們當時正在啟動希臘40兆瓦電站的建設，國開行那裡有10億歐元的授信，表示同意希臘項目的貸款，都已經放到貸款池了，突然希臘宣佈退出歐元區，國開行的貸款也就停下來了，一下子後續的事情全亂套了，我們為希臘配套的組件都已經發過去了。」這讓倪惱火。
為了趕希臘電站上網的工期，使得項目能夠正常進行，超日只有自己墊資金進去，連同資本金一起，接近6000萬歐元，對現金流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還有超日在保加利亞的項目，當地政府突然提出，電站要徵收39%的上網附加費，這意味著電費收入的近四成沒有了，對客戶在當地的貸款交易造成很大影響。」倪開祿認為，這些都是沒法實現預估的。「此外，公司投資參股的這些海外電站，按審計部門的要求不予並表，造成了公司應收賬款13億元，否則的話，按投資收益，超日在2011年還會有3000萬左右的利潤呢。」倪開祿說。
緊接著，國內銀行也對光伏行業進行了嚴酷的收貸。2012年5月，銀行開始正式對超日收貸，直至11月，超日共計被銀行收回貸款達8.8億元，尤其是10月、11月，公司一下被收掉貸款3.8億元。「這直接造成了公司資金鏈的斷裂。」倪開祿說，「貸款遲遲不放，資金遭到抽血，企業轉眼間就到了今天的境況。」
2012年12月底，超日的子公司收到一筆200多萬歐元的進款，結匯後直接被銀行劃走700萬元人民幣。「我們是母公司在該行有貸款的，在貸款還沒到期的情況下，子公司的款卻被他們劃走了，況且兩家公司是沒有財務關聯的，是不能搞『父債子還』的。」倪開祿說，劃賬的銀行也承認此舉打官司是會輸的，但還是把錢劃走了。這筆資金本來是倪打算用來發工資的，只有另想辦法解決。
從銀行排隊送錢到緊密收貸，行情迅速發生了逆轉，倪開祿父女的股權質押也未能倖免。倪氏父女共持有超日太陽股權3.7億股，佔公司總股份的43.89%，如今已經幾乎全部質押，質押對象大多為信託公司，共計融資9.7億元發展個人業務。
不料，光伏行業的景氣度急轉直下，超日上市僅兩年來，股價跌幅高達75%。「股權質押也是始料不及的，並非像外界說的在瘋狂質押，其實，按最初的設計，只質押60%，其餘的為機動。沒想到股價大幅下跌75%，那只有不斷補倉。」倪開祿說，為了補倉，其個人補進去的資金也高達數千萬。
解決方案
在落實完青海業務後，倪開祿還將繼續出國處理賣電站和收款事宜，以解決公司流動性的問題。「通常每年還款都在2月到4月間，企業的流動性改善了，貸款也會恢復的。」倪開祿說，「電廠賣了後，公司債也不會有問題了。」
按計劃，今年3月，超日將有5億元人民幣能收回，爭取在年底再回籠10億元。4月，美國、意大利的電站會完成退出，希臘電站也即將上網，爭取4、5月退出。海外電站只保留保加利亞的項目。
對於質押的信託資產，倪開祿稱，信託公司也在想辦法，爭取找到個打包方一併處理。「接下來，公司的盈利模式將會轉型。」倪開祿向本報記者介紹，以前公司在做電站項目時，是投資—運營—轉讓，接下來，要更改為，與合作夥伴前期開發—項目成熟後要約轉讓—確保組件供貨。
在他看來，後者的模式會讓出部分投資利潤，但資金上卻大大安全，不僅保證了組件供應，也保證了生產利潤。
倪開祿稱，計劃2013年，這個新模式佔總體業務比例的20%，2014年提升至40%以上。除了對舊有模式的調整，超日還寄希望於日本市場的爆髮式增長。
本報記者聯繫了超日公司在日本的獨家代理商，Chaori Solar株式會社副會長陳斌，他介紹，「其他一些上市公司在開拓日本市場時，多是以貼牌銷售，而超日是直接打自己的品牌，現在前期鋪墊已經完成，正在走上正軌」。他認為，在2013年超日太陽會迎來爆髮式增長，銷量可以達到60兆瓦以上。
在倪開祿的計劃中，青海、日本以及海外電站的這些項目加起來，便可以保證公司在接下來的正常運營。目前，公司組件產能500MW，電池片產能500MW。「我們的負債率並不高，只有65%，公司截至2012年12月，賬面資產75億元，債務總計約47億元，股東權益28億元。」倪開祿介紹，計劃3月份，工廠開工率可達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