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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移民项目也需要公关

　墨博/文 

　　EB-5投资移民项目受到中国人的热捧，但美国民众却对听上去类似于“售卖公民身份”的项目持怀疑态度，这显然不利于2015年9月后该项目的延期。解决之道其实并不复杂，最关键是要将其形象由移民项目转变为就业项目。

　　EB-5投资移民项目是美国政府吸引国外投资的一种方式。在这一项目下，个人可以通过在美国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拿到永久居民签证。

　　最近几年，这一项目颇受欢迎，尤其是受到了中国投资者的追捧。但与此同时，在美国本土针对这一项目的争议渐起。海外的投资者若想保留EB-5，需要进行有策略的公关，以保证在美投资受到欢迎。

　　以投资换身份

　　表面来看，EB-5项目非常简单。来自海外的投资人只要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并且在两年内能够持续提供至少10个工作岗位，就能获得美国的永久居民签证，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绿卡”，同时投资人的近亲亦能获得永久居民签证。但在这简单的规则背后，究竟什么样的就业岗位才符合规定，又需要哪些文件来证明，一系列定义和程序都相当复杂。当然，政府会更偏向于引导投资移民在失业率高的地区进行投资。

　　对投资移民签证项目的争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美国境内有人批评这只是为了方便国外的富人购买美国公民身份，而他们认为美国永久居民权是一项不可出售的特权。另一方面，有投资者利用EB-5伪造项目获取身份，不断爆发的丑闻引起广泛批评。投资移民签证项目由美国移民局监管，造假者一旦被发现，就会面临钱财与身份两空的局面。

　　简单来说，投资移民签证项目的形象出现了问题。

　　在近期弗吉尼亚州长竞选中，投资移民签证项目成为争议的热点。一位竞选人被指控帮助一家中国技术公司的高管获取了投资移民签证，从而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不过，这一竞选人最终获胜，指控并未给其带来致命打击，但却说明了这一原本用来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很可能被抹黑。

　　EB-5项目于1992年发布，在最初的15年里，几乎无人问津。该项目下每年有1万个签证指标，但在2009年之前，每年实际发放的签证都不到100个。之后突然间戏剧性爆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国内资金紧缺，政府意识到EB-5项目在吸引海外资本方面的潜力；另一方面，几乎在同时，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财富增长迅速，尤其是房地产财富膨胀。两厢结合，导致投资移民井喷式增长。2014年9月，EB-5项目的所有签证名额即已发放完毕，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而其中超过80%获得此签证的投资人来自中国。

　　如何“美化”投资移民项目

　　尽管投资移民签证项目受到了特定部门的追捧，但其未来一年内仍面临着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该项目将于2015年9月到期，需要美国国会通过才能获得延期。不巧的是，EB-5是一个移民项目，而移民话题目前在美国备受争议。一些美国人，尤其是保守派，认为美国应该更加严格地对移民进行管制。尽管，移民管制政策最初主要是针对拉丁美洲和南美洲，但与移民相关的政治很可能会将原本不相干的事宜卷入争议中。如果移民改革争议过大的话，EB-5项目很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那么，投资移民项目的支持者应该如何做，以保证下一年的延期成功？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将其形象由移民项目转变为就业项目。普通美国民众其实对此项目知之甚少，但他们对于一切听上去类似于“售卖公民身份”的项目都持怀疑态度。但相反，他们非常欢迎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

　　事实上，有研究显示，在此项目下，海外投资者的投资总额已超过68亿美元，创造了逾5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大多数岗位都是近5年内创造的，而同时期美国的失业率正处于峰值。这一统计数据还不够拯救EB-5项目吗？答案很简单：“不能”。

　　坦率地说，数字太枯燥了。在政治辩论中，没有人会去听数字。EB-5的支持者们必须要采用更贴近人心的方式，讲述一些故事，举例说明这一项目能给普通人带来的改变。有人受益于这一项目，找到了工作，他们可以承担家庭开销，并给社区经济带来活力。

　　不仅如此，外国投资者们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不菲的贡献，他们为就业增长提供资金，同时积极融入当地社区。他们的孩子们在美国中小学及大学入读，为美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最后一点，基于中国投资者在EB-5投资移民中占了绝大多数，这大大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要知道，民众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交流是解决地缘政治争端的最好办法。

　　中美经济紧密相连。投资移民项目正是这种关联的一个方面，它创造了经典的双赢关系，美国获得了投资资金，中国投资者则可以享受到生活在美国的益处。2015年，美国国会就将考虑是否延长这一项目，支持者们要聚焦于其带来的实际利益，避免陷入更宽泛且具争议性的移民议题争论中。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滬港通啟動需要耐心

隨著港交所公告滬港通啟動沒有時間表，市場預期滬港通10月啟動的想法正式落空。

周一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就滬港通發表演講稱，滬港通尚未得到批複。滬港通對中國內地和香港都很重要，滬港通啟動需要耐心。

交易所並非是最終決定者。港交所已準備好，上交所也已準備就緒。滬港通是香港繁榮的關鍵。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還通過電話會議表示，交易所在滬港通的角色是“修橋建路”，已完成準備工作，但滬港通何時開通非由他”按鈕“。他稱不知悉滬港通的開通時間，亦不願作出猜測，但他認為滬港通無論對本港及內地都是意義重大的項目，個人相信滬港通推出只是時間問題，而非”會否“的問題。對有報道指滬港通無限期擱置，李小加稱不清楚有關報道的消息來源。

當被問及滬港通延期是否與香港抗議活動有關時，李小加稱不作推測，但滬港通何時推出要綜合考慮技術安全、投資者信心及市場穩定等因素。他稱香港事件暫時對香港大部分經濟環境的影響不大，金融市場仍有序運作，但倘若香港事件長時間持續，香港付出的代價將愈來愈大。

港交所10月26日晚間公告滬港通最新進展稱：至今各方已就實施滬港通作好技術準備。然而，截至本公告日期，香港交易所尚未取得啓動滬港通的相關批準，因此並無實施滬港通的確實日期。當有關滬港通啟動的時間表有任何重大進展時，香港交易所將適時刊發進一步的公告。 

據香港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4月10日的聯合公告所述，從聯合公告日期起至滬港通正式啟動，需要約六個月時間準備。因此，市場預期滬港通會於2014年10月開始運作。

實際上，滬港通推遲並非毫無征兆。按照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今年8月的說法，“滬港通”將在10月份某個星期一啟動，啟動前兩星期，監管機構將作出公告。而10月17日，李小加的口徑改為：“ 滬港通的實際開通時間需要由兩地監管機構決定，是否開通前兩周公布並不重要。”

《香港商報》近日援引不具名消息人士稱，受“占中”影響，“滬港通”已被無限期擱置。而上交所也已取消原定於25日舉行的滬港通開通彩排儀式。

據《香港商報》：

本月初“占中”初現時，原訂在港推行的一系列有關“滬港通”的宣傳活動就已取消，包括官員訪港行程，上交所在港的采訪活動等等。當時還只是計劃暫時推遲，擇機再做，但隨著局勢一發不可收拾，推遲已變成暫時不考慮做了。

不過，針對滬港通可能無限期延遲的說法，人民網發文稱，資深人士表示，滬港通屬於國家既定政策，不可能無限期推遲。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也認為 “滬港通”推出是早晚的事情，投資者無需多慮。

據人民網報道，一位監管層人士說，按照公告的時間點，“滬港通”技術條件等目前已經準備就緒，至於何時推出有待進一步確認。

仍有分析師預期滬港通年內有望啟動。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分析認為，即使滬港通未必可在本月或下月推出，12月也是合適的時機。目前歐美股市動蕩，香港本地風波又起，延遲推出勝過倉促上陣。而且12月是基金經理粉飾成績的傳統季節，或有利於做好市況，給滬港通開通帶來適合的時機。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誌也預計，滬港通年內推出機會仍高。他認為，市場不用過分解讀滬港通或擱置的消息，畢竟滬港通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而且與滬港通相關的準備工作已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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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說】制度轉軌需要歷史耐心

作為制度經濟學一個分支的“轉軌經濟學”，興起於20世紀80-90年代，當時，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紛紛開始了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

轉軌經濟學與“制度變遷”（古典制度經濟學當中描述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轉變過程的概念）的差別在於，歷史上的制度變遷發生時，人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會向、要向什麽樣的目標模式轉變。而“轉軌經濟學”描述的是從一種已經存在的制度向另一種已知的、已經存在的制度進行轉變的過程。

這其實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理解鄧小平的一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要過河，要去彼岸，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僅在於如何過河，所以要摸著石頭加以探索。彼岸的很多細節我們可能也還不是很清楚，但是大致上，當時出國訪問過的領導人們知道我們要搞一個什麽樣的制度。“市場”這個概念很早就作為一個目標模式提出來，是能說明很多問題的。

這也說明，我們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歷史上很特殊的制度變革。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大批國家開始了體制轉軌的過程，用簡單的歸類法，可以說存在兩種不同的轉軌方式，一種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的“大爆炸”式的激進改革，另一種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那麽，兩種方式有沒有一個孰優孰劣的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首先在於舊體制的覆蓋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前蘇聯幾乎90%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自國有計劃部門，幾乎所有的勞動力都加入了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而1978年的中國，國有部門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不到60%，享受統一社會保障的只有占勞動力總數18%左右的國有企業職工。在俄羅斯，如果不改革國有部門，把勞動力和生產力釋放出來，非國有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在中國，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在非國有的農業部門，只要實行了農業改革，允許鄉鎮工業和服務業在市場上發展，就可以在先不進行國有部門改革的情況下，就開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通過“雙軌制”的方式，使新體制成長起來，逐步為改革舊體制創造條件。

其次，中國與俄羅斯在經濟發展階段上有著很大的差別。前蘇聯基本實現了工業化，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國民受教育水平較高。而1978年的中國仍屬於一個相當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制度改革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展開。俄羅斯盡管開始階段會有較大的陣痛，卻相對容易引入發達國家的一些制度要素，可以較快地實現轉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在於發展階段的差別。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歷史背景的差異。俄羅斯本來就是一個歐洲國家，宗教、文化、政治、法律，與西歐和北美有著諸多的共性，可以較大限度地發揮“後發優勢”或實現“知識外溢”，比較容易以一種簡單的方式移植西方的制度。而中國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上與西方有著太多根本性的差異，從政治制度到宗教文化，走過了極不相同的歷史路徑。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的體制改革，不是簡單的轉軌，而是一個大方向基本明確前提下的“適應性體制創新”。幾百年後，各國的制度可能趨同（西方國家也一定要不斷改革和調整），但是各國走過的路徑，卻可能因歷史背景的差異而各不相同。

總之，確實存在一些可以稱為“中國特色”的東西，確實存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轉軌。差別主要在於各國的起始條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歷史背景不同，而不在於孰優孰劣。

就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而言，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在於：俄羅斯是一個經濟已經較為發達的國家實行制度改革，而中國既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體制轉軌國家。正因如此，我們要充分估計中國“雙重使命”的複雜性，充分認識到中國改革與發展的長期性。沒有發展，我們的制度就不可能完善，而沒有制度變革，我們的發展就會因效率低下而困難重重。

中國一個重要的後發劣勢在於，人們往往會用發達國家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來直接對比我們當前的制度缺陷，並不認真思考發展階段的差異和歷史背景的差異。許多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與我們類似的發展階段中同樣存在過，但是當下的人們不會進行這種歷史的比較，而是每每做著當下“橫斷面”的直接比較，由此提出各種超越歷史的訴求，各種“大躍進”或“體制趕超”的主張就會層出不窮。作為經濟學者，我們的一個重要責任，就在於提醒人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直面一個落後國家可能面對的發展與改革的特殊問題和特殊困難，積極推動改革，同時堅持以一種平和的心態走過我們必須走過的歷史階段。

（本文為《制度改變中國》（樊綱著）序文節選。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黑田東彥：如有需要 日本央行會再次采取行動

繼午間日本央行意外擴大貨幣刺激規模後，行長黑田東彥在隨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如有必要，該行不會猶豫再次采取行動”，“現在討論任何退出策略措施都為時過早”。

他還表示，日本處於結束通縮的關鍵時刻。“油價下跌給物價上漲帶來了壓力，不知為何消費稅上調影響已經延長了”，擴大寬松政策“以維持通脹預期向上改善，旨在結束通縮”。

華爾街見聞網站上午介紹過，日本總務省3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9月CPI同比增長3.2%，低於預期的增長3.3%，創半年新低。據彭博社，扣除了四月上調銷售稅帶來的影響後，日本核心通脹實際僅1%，這也是日本央行追蹤的核心指標之一。

“今天的決定展現了日本央行堅定的決心，日本央行將會竭盡所能達到2%的通脹目標”黑田如是說。

不僅是貨幣政策刺激，日本經濟財政大臣甘利明還補充稱，如有需要，首相安倍晉三還將下令財政刺激。

對於日本央行擴大貨幣刺激是否在為日本政府再次上調銷售稅做準備時，黑田表示：

日本央行放寬政策的行動與下次上調消費稅由關聯，日本央行的預測基礎是消費稅會再次上調，但仍是獨立舉措。

與此同時，他還撇清了與GPIF改革的關系，“日本央行和GPIF政策之間並無聯系”。

見聞網站今天還介紹過，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天宣布，日本政府養老基金（GPIF）將於北京時間16:00宣布資產組合調整方案。

路透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稱，日本政府養老基金委員會（GPIF）委員會批準把國內、國外股市配置比例從12%增持至25%。日債配比下調至35%、國外債券配置比例調低至15%。

繼今天早些時候日本央行意外擴大貨幣刺激規模後，行長黑田東彥在隨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如有需要，日本央行不會猶豫再次采取行動。

日本的物價預期並不像其他國家那樣牢牢錨定。

不知為何消費稅上調影響已經延長了。

油價下跌給物價上漲帶來了壓力。

寬松政策以維持通脹預期向上改善。

日本處於結束通縮的關鍵時刻。

日本央行寬松旨在結束通縮的狀態。

今天的決定展現了日本央行堅定的決心。

日本央行將會竭盡所能達到2%的通脹目標。

刺激經濟的寬松機制依然在產生效果，日本央行寬松的目標不是匯率。

日本央行放寬政策的行動與下次上調消費稅由關聯，日本央行的預測基礎是消費稅會再次上調，但仍是獨立舉措。

日本財政健康是很重要的。日本央行和GPIF政策之間並無聯系。

無意在消費稅上調一事上影響政府決定。

日元貶值對日本經濟總體來說是利好，對制造業是利好。

負利率沒有問題。商品價格下跌幫助抵消了成本上升的影響。

現在討論任何退出策略措施都為時過早。

隨後日本經濟財政大臣甘利明表示：

已告知安倍市場對日本央行寬松政策的反應。

日本央行寬松是對經濟的及時反應。

日本央行寬松和消費稅決定不應被聯系在一起。

如有需要，安倍晉三將下令財政刺激。

第三季度GDP將是任何刺激措施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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