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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督查福建行動:重點打擊監測數據造假

“督查結束後,我們給省里的督查報告是要請你簽字畫押的。你不簽字,我沒法回去。”10月21日下午,在福建省環境保護廳的會議室里,環境保護部應急中心副主任馮曉波對福建省環境保護廳廳長朱華說。

當日,環保部派出10個環境執法監管重點工作落實情況督查組分赴天津、河北、福建等20個省(市、區)。《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受邀參加第五督查組。

根據安排,各督查組要在21日聽取首個省份有關情況匯報,之後開展現場督查。第五督查組於當日下午16時抵達福州後,直奔福建省環保廳,聽取匯報。

“我表個態吧。”匯報會上,朱華說,督查本身就是對福建環保的推動和促進,希望通過這次督查,對福建環保工作進一步梳理。“我們將按照這次環保部督查組督查發現的問題,在余下的兩個多月時間,找準短板,強化整改。”“至於簽不簽字,我們都會很認真地一項一項落實好。”

22日至24日,督查組還對泉州、廈門兩市19家企業進行了現場檢查,對企業落實環保制度、汙染防治設施建設運行、汙染物達標排放、危險廢物產生和經營情況等進行了現場檢查。25日下午,督查組離開福建趕赴江西。

督查組在福建發現了什麽?

項目清理中的“相親會”

近年來福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2015年,福建省GDP達到2.59萬億元,同比增長9%。

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同時,福建環境質量沒有下降。監測數據顯示,2015年,福建省12條主要河流水質保持為優,水域功能達標率97.8%,Ⅰ~Ⅲ類水質占比94%,較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9.9個百分點。

在環保部每月公布的月度空氣質量狀況報告中,廈門穩居74個城市前10名,福州也位居前列。2015年,福建省23個城市空氣質量均達到或優於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城市達標率為100%。9個設區城市空氣質量均達到或優於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達標天數比例平均為96.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3.5個百分點。

本報記者註意到,福建環境質量持續優良,既有位於沿海、經濟總量相對較小和環境容量大的優勢,也與福建各地的環保努力分不開。

25日上午,督查組完成的此次督查報告稱,2016年,福建省環境執法監管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持續加大新環保法及四個配套辦法實施力度,積極推進環境執法監管各項任務順利開展。

據福建省環保廳的統計數據,截至2016年10月20日,福建省共有違法違規建設項目24080個,已完成清理整頓20770個,占86.3%。其中,淘汰關閉類1865個,已完成1843個,占98.8%;整頓規範類11501個,已完成9931個,占83.4%;完善備案類10714個,已完成8996個,占84%。

本報記者拿到的泉州市和廈門市的數據顯示,泉州市共清理出存在環保違規建設項目5379個,目前已完成清理整頓項目3795個,完成率70.55%。其中淘汰關閉項目292個,完成291個,完成率近100%;整治規範項目2357個,已完成1606個,完成率68.14%;完善備案項目2730個,已完成1898個,完成率80.09%;

廈門市共有違法違規建設項目2280個,已完成清理整頓2248個,完成率98.6%,其中淘汰關閉和整頓規範類項目已全部完成,完善備案項目完成率為98.6%。

“違法違規建設項目清理”是環保部此次督查的九項任務中的第一項。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介紹,通過“淘汰關閉一批、整頓規範一批、完善備案一批”,年底要全面完成清理任務。按照要求,各省級環保部門要對照排查清單按月調度進展,組織開展督查,督促地方做到全面清理,按時完成清理任務。

這項任務的要求很嚴。環保部《關於進一步做好環保違法違規建設項目清理工作的通知》明確,“對應當列入清單而未列入,瞞報、謊報、漏報的責任人,報請省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嚴肅問責;對清理整改推進不力、進展緩慢的地區應進行約談。”

福建省環保廳原總工程師許碧瑞介紹,福建省建立了發改委、經信委、國資委、國土廳、法制辦等省直12個職能部門參加的協調機制,多地還創新的清理方式和方法。

本報記者從泉州市環保局了解到,該局督促、指導各地召開8場環評單位和環保違規項目建設單位的對接會,幫助建設單位盡快完成委托。今年8月,晉江市召開環保違規建設項目認定和備案工作對接會,982家相關企業參加會議,當場簽約19家,有簽約意向企業452家。

“對接會現場像一個相親會。環保部門就是牽個線。”泉州市環保局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泉州今年也召開了11場企業和環評單位對接會。

重點打擊監測數據造假

此次督查的另一個重點任務是了解地方有關查處適用《環境保護法》四個配套辦法及涉嫌汙染犯罪案件的情況,對按日連續處罰、限產停產、查封扣押、移送公安機關行政拘留、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等五類案件的案卷進行抽查,評查其在立案、調查、處罰、執行等方面的合法性和規範性。

“環保部每月都向社會公開《環境保護法》配套辦法執行情況。你們下去之後查一下地方上的真實情況。如果一年不辦一個案子,那可能就有問題了。當地的環境質量真有那麽好?”田為勇說。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隨督查組在福建督查時明顯感到,福建打擊違法排汙的“鐵腕”有力。許碧瑞介紹,今年前三季度,福建省立案查處各類環境違法案件1389件,其中查封扣押625起、限產停產45起、按日計罰25起、行政拘留169起,並分三批將187個突出環境問題列為省級掛牌督辦。福建省環保廳和省公安廳聯合開展了3次“清水藍天”環保執法專項行動,共移送涉嫌環境汙染犯罪案件125起。

“重點是嚴厲打擊監測數據造假。”福建省環保廳監察總隊總隊長秦明介紹,三明市環保局去年查辦了福建省首例自動監控數據造假案,今年又查辦了首個廢氣自動監控弄虛作假案;石獅市生態環保局通過“蹲守跟蹤”“順藤摸瓜”“試驗驗證”等手段,查處了2起“高科技”的自動監控弄虛作假案件。

秦明介紹,今年8月5日中午,三明市環保局執法人員突擊檢查大田新巖水泥有限公司在線監控設施。因在線監控站房上鎖,執法人員聯系企業管理人員立即到現場配合檢查。但企業管理人員以種種借口遲遲不肯露面,其行為令人生疑。

苦等半小時後,執法人員認定企業拒不配合檢查,遂強行進入站房檢查。經查,企業氮氧化物在線監測主分析儀數據為597mg/m3,但上位機、數采儀的數據卻顯示為228.2mg/m3,上傳至環保部門的氮氧化物監控數據還不到實測數據的一半。初步判定該企業存在數據造假行為。

隨後,執法人員破解了系統管理員登陸密碼,當進入電腦系統查閱相關參數設置時,上位機電腦屏幕上的鼠標光標箭頭在現場未操作的情況下,突然在屏幕上不停地來回移動。憑經驗判斷,上位機已被遠程操控,有人正在篡改系統參數設置。執法人員迅速進行全程錄像。

錄像記錄顯示,期間“氮氧化物模擬量電氣上限值”參數的設置值由11.5被緩慢下降調整至正常值5,此時上位機、數采儀和主分析儀表三者氮氧化物的數據也趨於一致,約為370mg/m3,整個遠程操控調整參數的過程大約持續了90分鐘。

之後,該公司中控系統(DCS)工程師陳某才姍姍來遲,到達檢查現場配合執法。為進一步固定證據,執法人員來到該公司的中控室,發現在DCS工程師陳某所用的電腦上,有一個“CEMS7-1-”控制遠程窗口,顯然這是陳某在調整監控參數後慌亂之中未及時關閉的界面。

在一系列鐵證前,陳某交待了整個違法事實:8月1日開始,該企業因脫硝設施出現故障,噴氨壓力不穩定,導致氮氧化物出現超標現象。為使傳輸至環保部門的在線監控數據穩定達標,企業擅自對氮氧化物“模擬量電氣上限”參數進行修改,將正常上限值5修改為11.5,經過這樣的修改後,企業上傳到環保部門的氮氧化物就變成實際測量值的38%左右,從而實現表面上的“達標排放”。

事後,三明市環保局依法對該企業立案處罰10萬元,並將相關責任人員移送公安機關實施行政拘留。

23日下午,本報記者跟隨馮曉波帶隊的第五督查組人員到晉江某垃圾焚燒企業督查,在一間裝有煙氣在線監測設備的門前,馮曉波讓人打開門。過了一會,一個人拿著鑰匙來開門,馮曉波問他:“是企業的,還是外面的人。”

進屋後,馮曉波察看監測系統數據變動情況,又查看電腦上的數據記錄。隨後讓人拔掉進氣管,再仔細觀察監測數據顯示情況,沒有發現異常情況後才離開。

馮曉波解釋說,按照相關規定,企業人員是不允許擅自進入站房、靠近監測設備的。如果是委托第三方運營,大門應當由企業和第三方運營單位的人同時打開。拔掉進氣管,是為了觀察是否有數據變化,如果拔掉進氣管後數據沒有太大的變化,說明有監測數據造假的可能。

環境質量高位運行的短板

在21日在匯報會上,朱華表示:“福建省環保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環境質量高位運行的短板。”她說,去年,福建省優良天數已經達到97.9%,水流域達標率已經達到94%。但危廢管理以及小流域水環境質量的問題值得高度關註。

朱華介紹,福建省小流域的專項整治是以省政府的名義出臺的,在90%的主幹流水質達標的基礎上,自加壓力,提出通過3到5年的努力,小流域的水質達標率也要達到90%,“這是非常難的。”她說。

福建省環保廳給本報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一些小流域汙染問題不容忽視。畜禽養殖汙染治理水平低、農村汙水垃圾處理設施缺口大、工礦企業治汙不到位等均影響了流域水環境質量。一些地處小流域上遊或偏僻地區的小散亂汙無證無照非法企業,由於無配套的汙染防治設施,直排偷排生產廢水,違法成本極低,禁而不絕、死灰複燃問題較為突出,流域環境執法監管任務依然繁重。

督查組的上述督查報告還指出,“在督查中仍發現部分需要加強的環節。例如,在取締‘十小’企業的信息公開方面,部分地區只公開了取締企業數量,未公開企業基本信息及具體取締手段,群眾難以通過信息公開了解環境執法監管工作的詳細情況。”

福建省環保廳介紹,隨著打擊違法排汙的力度持續加大,環境違法的方式、躲避檢查的手段也不斷翻新,一些違法排汙行為具有極強的隱蔽性,通常難以發現,潛伏著較大的環境安全隱患。

22日上午9時40分許,本報記者乘車從福州出發前往泉州,途徑螺洲大橋時看到,在烏龍江與S203省道之間,有多家建築材料、混凝土、鋼構等企業存在無組織排放,放眼望去煙塵彌漫。

記者在沿途還看到,在一些村莊外圍、山谷之間仍有小企業、小作坊生產,多個煙囪吐著黑煙。

督查報告還稱,福建“一些企業環境保護主體責任不落實,環保意識淡薄的情況仍然存在。例如,部分企業主守法意識淡薄,面對環保執法人員百般抵賴、誤導采樣,甚至失聯、逃逸,加大了調查取證和違法行為認定的難度。再如,督查組在現場檢查時發現,某危險廢物產生企業環保意識淡薄,危險廢物隨意堆存,防流失措施不到位,造成部分有毒滲濾液在地面流淌,存在惡臭現象。”

此外,督查組在現場檢查時發現,福建省部分企業生產廢水處理後深海排放,環境監管難度大,存在較大的環境安全隱患。

本報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環境執法能力薄弱”的問題,對於福建省來說,既是一個與全國同樣的共性問題,更是其面臨的突出問題。福建省環保廳介紹,目前基層執法力量薄弱特別是縣一級人員缺乏,平均不足11人,最少的只有3人。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2月底,福建全省現有91個環境監察機構共有編制1918名,實際招錄在編1641人,只是全國平均數的74%(全國各省平均2202人),是華東其他5個省平均數(在編人員2748人)的59%。全省現僅有214輛環境監察執法用車且已十分老舊,其中還有不少被環保局機關挪用,有的縣級環境監察大隊平時連一輛執法車都無法保障。

督查組在報告中建議,福建省各級環保部門應督促企業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進一步加強環境執法監管信息公開,明確“十小”企業取締標準,排查並消除沿海企業深海排放存在的環境安全隱患,以確保各項環境執法監管重點工作如期順利完成。

第五督查組組長馮曉波(左2)通報環保部督查要求。攝影/章軻

福建省環境保護廳廳長朱華在匯報會上表態。攝影/章軻

督查組在石獅市某水處理企業檢查。攝影/章軻

第五督查組組長馮曉波在晉江某垃圾焚燒企業查看在線檢測情況。攝影/章軻

21日晚,督查組在入駐酒店的一間會議室里連夜查閱福建省環保執法相關資料。攝影/章軻

21日晚,督查組在入駐酒店的一間會議室里連夜查閱福建省環保執法相關資料。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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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建設西部金融中心 實施五大行動計劃

“這是我這個月第二次來四川。”10月30日,在天府金融論壇上,最近剛履新中國投資公司總經理的屠光紹就感慨地說。

隨著成都金融地位的崛起,像屠光紹這樣的金融大咖已經越來越頻繁地來到四川成都。

當前成都正按照“157”整體發展思路,以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目標,加快建設西部經濟中心、科技中心、文化創意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和西部綜合交通樞紐。成都提出要抓住“一帶一路”建設、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內陸自貿區等重大歷史機遇,積極提升資本市場、財富管理、結算中心、創投融資、新型金融等核心競爭力。全力推動西部金融中心建設邁上新臺階,加快構築與國家中心城市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

按照規劃,預計到2020年,成都金融業增加值將達2000億元,占服務業比重26%,占GDP比重14%;存貸款規模有望分別突破5.1萬億元和3.8萬億元,在2014年基礎上增長近87%;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分別達到350家和420家;上市公司總數達280家;直接融資總額達到5000億元,占全社會融資比重的50%。

中西部領先優勢

去年9月,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發布了第七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CDI·CFCI)。成都金融中心綜合競爭力排名中西部第一,全國第六。這個排名反映了在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個全國性金融中心保持領先的同時,區域金融中心“成層化”發展格局趨於穩定。

成都金融業的優勢是有數據支撐的。截止到2016年9月末,全市轄區內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3.24萬億元,貸款余額是2.53萬億元,實現保費收入698億元,證券交易額5.72萬億元,資本市場累計融資391.4億元,金融業增加值991.9億元,GDP比重11.5%。各項指標均位居中西部第一。

不僅如此,成都擁有銀行、證券、保險等組織形式齊全、功能完備、運行穩健的金融體系,是西部金融機構數量最多、種類最齊全、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目前已有西南聯交所、四川金交所、川藏股權交易中心、成都金融資產交易中心等要素市場,成都還在西部率先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跨國公司總部外匯資金集中運營試點和個人本外幣兌換特許試點。

“成為金融中心需要各種各樣的條件,成都也具備了很多的條件,我覺得成都的條件是各種條件的綜合。”來自美國芝加哥的美國中西部協會執行副會長薛雨川表示,同時成都也存在這樣的機遇,就是中國進一步向西部發展的背景。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認為,建設好金融中心要從不流動性要素入手,大概分人力資本和人文環境、營商環境、金融部門發展、基礎設施、聲譽和一般因素等方面。“人力資本和人文環境成都肯定是排在全國前列的,金融機構在考慮進入成都時,這方面一定是優選。”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認為成都面臨的重大機遇還有“互聯網+”科技,“成都有人才、宜居、經濟體量大、基礎條件好、民間資本發達,還有非常強的創新能力,我認為成都要抓住人工智能等科技和人才優勢,大力發展金融業,成都會成為西部金融中心”。

琨玉資本創始人楊戈表示,這些年互聯網和金融技術的發展給傳統金融市場生態環境帶來的改變是非常大的。有時甚至是顛覆性的,能不能夠順應趨勢抓住變化?對於成都來說,也是一個機遇。

楊東也表示,西部具有新的機會。“成都具有非常強的創新能力和包容能力,尤其是新金融方面,無論西部、東部甚至是國外,大家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領域位處同一起跑線上,成都在這些領域率先有所布局,成立大的機構或者是交易機制完全能夠做到。”

成都的五大行動計劃

事實上,對於金融的戰略意義,成都很早就給予重視,提出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目標包括建成西部金融機構集聚中心、西部金融創新和市場交易中心、西部金融外包及後臺服務中心,從而構成西部金融中心,並取得積極的進展。

很快成都又在“三個中心”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化,著眼於金融更多地服務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服務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了打造“資本市場、財富管理、離岸中心、創投融資、新型金融”五大功能。

這也是成都根據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戰略部署,積極順應現代金融發展趨勢,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差異化發展,對金融中心的戰略功能的調整強化,繼而開始實施資本市場、財富管理、結算中心、創投融資、新型金融五大行動。

成都提出要努力打造區域性國際資本市場。深化與全國性證券交易所對接聯系,依托蓉歐快鐵沿線及“一帶一路”南線多條經濟走廊,實現成都與亞歐知名資本市場在商品期貨、證券、股權、債券等領域互聯互通,推動支持金交所、蓉交所等交易機構,現有要素市場做大做強,系統謀劃重要的交易機構。

不僅如此,成都還提出打造西部重要的結算中心。不斷擴大傳統離岸金融業務規模,鼓勵開展新型貿易、資金結算以及跨境投融資等離岸金融業。

另外,成都更強調差異化的創新發展路徑,推進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新金融產業及財富資產管理行業發展。

薛雨川就表示,金融中心成立實際上跟金融創新有很大的關系,芝加哥今天金融中心的地位跟CME在全球地位關系密切,金融期貨產生以後,現在CME交易產品里95%以上都是金融期貨的產品,如果CME當時還是做農產品交易,可能今天也沒有芝加哥這樣的金融中心,所以創新是很有意義的。

在財富管理方面,成都是目前整個中西部地區高凈值個人總數最高、增長最快的地區。成都與香港、新加坡、法蘭克福等全球著名的財富管理中心合作,構建良好的私人銀行生態系統。同時,著力完善財稅、法制、人居環境以及人才保障等財富管理發展環境,打造西部第一財富管理基地。

成都還要奮力打造中國新型金融先行區。積極爭取全國融資租賃設備交易中心、商業保理試點資格和金融租賃等牌照。適時探索科技小貸、信貸資產證券化等創新業務;大力發展第三方支付、線上融資、網絡保險、移動支付等金融創新業務;積極推動信托融資、產業基金、保險直投等多種直接融資業務;推動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積極發展互聯網金融。

李揚表示,成都要想成為西部金融中心,就必須在一些更紮實的基礎上下功夫,非流動性的因素、別人不具有的因素要打好基礎,來吸引流動性的因素。“成都無疑在全國居於前列,是西南的中心,在西南地區無疑是領先的,所以我對成都的金融中心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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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迅速!德國率先通過《2050年氣候行動計劃》

據中新社報道,德國環境部長亨德里克斯14日在馬拉喀什稱,該國《2050年氣候行動計劃》當天獲通過。分析人士稱,這使德國成為首個通過此類詳盡長期減排計劃的國家。

亨德里克斯在馬拉喀什氣候大會期間德國政府代表團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做此表示。

據介紹,這份行動計劃為歐盟制定2050年減排目標提出了更高要求,並提出了2030年前要在能源、建築、工業、交通和農業領域達到的緊要目標。

獨立環保機構德國觀察(Germanwatch)認為,這是德國履行《巴黎協定》邁出的重要一步。在控制煤炭使用方面,該計劃通過設置“增長、改變結構與區域發展委員會”,開啟全面淘汰煤炭進程。根據目標,德國能源部門到2030年前將淘汰超過60%的煤炭和褐煤。不過,要徹底淘汰煤炭使用,2017年德國大選後產生的下一屆政府需要采取更多具體措施。

作為《巴黎協定》正式生效後的首次締約方會議,馬拉喀什氣候大會上各方普遍認同要強化“實施”和“行動”,以更好應對氣候變化。但近期有人批評說,德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連一份“毫無雄心”的計劃都交不出來。

“這種說法令我感到震驚”,亨德里克斯對此回應說,“如果我們在《巴黎協定》上簽字,卻又不嚴肅對待氣候行動承諾,這是不負責任的。”

談及未來美國氣候政策的走向,亨德里克斯表示,相信新一屆美國政府將堅持其對人權和聯合國法律文件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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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利葉智能的小目標:先恢複行動能力 再打造“鋼鐵俠”

當隊友陸續開啟假日模式的時候,上港主力中衛石柯卻不得不前往醫院,治療一下困擾自己五年多的肩關節病患。單單這個賽季,石柯就曾有過先後兩次因為脫臼,不得不缺席比賽。

除了醫生和家人,幫助他恢複的還有一位——上海傅利葉智能科技公司的協作機器人M2。

M2是一款上肢智能康複機器人,基於力反饋的核心技術模擬各種實際生活中的力學場景,將上肢的評估訓練與分析結合於一體,可提供多樣的目標導向性訓練,幫助患者重塑上肢功能。

“醫療機器人中,手術類機器人技術難度大,風險極高,短期內難以趕上國外,但醫療中的康複機器人,助行機器人將迅速落地,大大降低康複人員的重複勞動,未來幾年會快速地普及。”M2的生產商,上海傅利葉智能科技公司創始人、CEO顧捷告訴第一財經記

者。

 

機器人走進康複管理

機器人行業正在越來越緊密地與醫療設備相結合。“不是取代,而是協助”是上海傅利葉智能科技公司的聯合創始人、CTO徐振華一直在強調的。

力學模擬和反饋是這套設備與傳統設備最大的不同之處,也能讓康複過程不再枯燥無味,治療師們也無需掌握機器編程語言,通過手動控制設定一系列特定的動作軌跡,並保存於機器中達到示範學習與個性化訓練的目的。

 

通過運動控制模塊以外部力傳感器帶來的感知和對電機的速度、位置為輸入,輔以算法,經CPU運算再形成輸出到執行單元,這款機器人由兩套伺服電機構成,最終表現為能夠實現水平面x和y方向的運動。

徐振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主要核心結構件都是自主設計的,所有的算法都是自主創新。他們從最基礎的底層做起,在電路板上集成了基於ARMCORTEXM4內核的控制單元,CAN總線、以太網的技術。人對於力學的反應相當靈敏,因此對模塊與電機控制器的實時通信能力要求極高,底層設計代碼沒有冗余,加上實時任務調度系統,才能提高整個模塊的實時速率。“提高運行速率,再糅合相應的力學算法,成為了我們的核心技術,也避免了專利保護上的風險。”徐振華說。

在張江的辦公室里,記者見到了兩套用來試驗和組裝的模型,也體驗了M2多元化的使用場景。最簡單的是感受手臂被牽引的被動運動和完全自主控制的主動運動。機器還可以根據發力情況協助使用者完成助力運動,如果使用者力量不夠,機器人可以增加力量協助完成,如果使用者力量足以完成,機器人將不提供額外的幫助。考慮到人們拿回一杯水和拿回一本厚重的書對力量的控制不一樣,機器人還能夠提供控制物體慣性的抗阻運動。

這套設備甚至考慮了患者使用過程中的突發痙攣,一旦使用者有劇烈的異常肌肉力量變化,機器會自動停下以避免傷害。

下一個目標是外骨骼

之所以能夠有著迅速的開發上肢訓練機器人的能力,與創始人顧捷和CTO徐振華的相關經歷分不開。

兩人是上海交通大學的校友,畢業後分別在不同的機器人行業領域,之前也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從事大型的下肢康複機器人研究,在項目完成之後被收購了。

兩人決定深入研究外骨骼機器人和協作機器人並努力將它們產業化,於是進行了第二次創業。他們獲得了IDG資本和張江科投參與的天使輪融資800萬元,後來又獲得了A輪融資1500萬元。

“目前對B端的機器人,主要是用來收集數據,而且醫療設備是能夠帶來一定現金流,我們最後的目標還是希望能夠實現制造外骨骼。”徐振華說。

外骨骼是一種能夠增強人體能力的可穿戴設備,穿戴後能夠讓人如同“鋼鐵俠”般具有超能力。比如松下設計的上肢支撐外骨骼Kubota就可以讓造船工人提舉30~100公斤的重物。

外骨骼的技術要點在於人機接口。如果人機接口不正確,非但不能賦予提重物的“超能力”,反而會給人體造成一些骨骼上的傷害。這對設計之中的結構、重量、尺寸、綁帶和人機交互方式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徐振華告訴記者,目前外骨骼的運算部分研發還在繼續,新品發布預計要在明年初。他們希望能夠幫助偏癱患者取代輪椅,幫助他們恢複下肢行走的能力。

“如果可穿戴的消費品是為了讓生活更簡單,那麽醫療設備還要在更簡單的基礎上保留其功能性。”英國IDC中國董事總經理戴一非曾和記者提到過醫療產品的設計和功能需要得到兼容,而實現這些再加上商業化並不容易。

早在1997年,日本的Cyberdyne就已經將一種腿部支撐結構應用於日本一些醫院中,幫助那些受傷的病人進行恢複。

這款名為HAL(HybridAssistiveLimb,綜合下肢助力)的外骨骼結構在2015年被日本政府官方認可為醫療設備,並且被批準用於保險範圍。該產品是利用神經信號來實現人機交互,幫助患者恢複行走能力,價格約在15萬美元。

同樣已經是上市公司的還有以色列的RewalkRobotics。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前三季度總共凈虧損為2395.9萬美元,而2015年前三季度的虧損額1790.8萬美元。由於設備費用高昂,兩家公司都采用了租賃的商業模式。

顧捷認為,類似Rewalk外骨骼機器人也許不是最終的穿戴式機器人形態,需要一段時間的叠代和開發,另外這種類型的機器人價位過於高昂,患者難以接受。從股價的下跌表現來看,這與Rewalk創始人離開,Cyberdyne的銷售與預期還有差距都有關聯。

顧捷對未來充滿信心:“我們認為這一技術能夠改變很多行業,比如康複、建築、軍事等領域,有很大的想象空間,並且有一定的技術壁壘。外骨骼機器人技術興起並在迅速發展中,國內技術和國外差距不大,是中國能夠彎道超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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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北武裝沖突致一中國邊民受傷,外交部敦促雙方立即停止行動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21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透露,20日緬北民地武與政府軍間的武裝沖突致使零星流彈落入中方,並導致一名中國邊民手臂受傷。中方已向緬方提出交涉,要求緬方采取措施加強邊境管理,保護邊民人身和財產安全。

有記者問,據報道,緬甸果敢、德昂、若開和克欽武裝組織20日與緬軍在猛古地區交火,期間有流彈落入中國境內。請問是否有中國公民傷亡?中方采取了哪些措施?緬方是否向中方通報有關情況?你如何評價當前緬甸局勢?

耿爽回答,11月20日,緬甸部分民地武與政府軍在緬北地區臨近中緬邊境的緬方一側發生交火。部分沖突地區有零星流彈落入中方,一名中國邊民手臂被流彈擊傷。中方已向緬方提出交涉,並采取措施加強邊境管理,保護邊民人身和財產安全。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已提醒中國在緬公民註意安全,盡量避免前往沖突地區。

耿爽表示,中方正繼續密切關註形勢發展,並與緬方保持溝通。我們強烈希望沖突雙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有關軍事行動,避免局勢升級,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恢複邊境安寧,並防止出現損害中方主權和邊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事情。

另據央視新聞報道,緬甸政府國務資政部發布消息:20日淩晨至15時,政府軍與少數民族地方武裝之間至少發生11次交火,沖突已致8死29傷。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發布,在緬中國公民可聯系使領館求助,中國駐緬甸使館0095943209657、駐曼德勒總領事館0095925917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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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實體零售壓力太大 將開展提質增效專項行動

商務部流通業發展司副司長尹虹日前表示,商務部將圍繞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推動實體零售創新轉型的意見》,開展零售業提質增效專項行動,將挖掘一批行業創新轉型帶頭兵,全面提升行業的服務質量與水平。

尹虹在此間舉辦的“2016(第四屆)中國商業創新大會”上說,我國零售業經過4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規模由小到大,企業實力由弱到強的發展階段。目前實體零售占整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90%左右,實體零售就業人數占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20%左右,實體零售稅收占第三產業稅收的5%左右,在引導消費、擴大生產、惠及民生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尹虹同時表示,近幾年實體零售也面臨非常大的壓力。一方面是經營成本不斷上漲,另一方面是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電商企業的蓬勃發展,都對實體零售造成非常大的影響,目前實體零售的轉型升級到了非常關鍵的時期。

尹虹指出,作為零售業來說,特別需要零售業在服務、理念、模式、技術等方面進行新的探索。當前實體零售行業最大的問題是組織化程度不高,特別是連鎖經營,雖然發展了幾十年,但連而不鎖、連而不強的現象依然存在,核心問題還在於供應鏈管理。在互聯網的背景下,需要建立需求驅動、智能終端和大數據平臺處理,以及市場快速響應的智慧高效的供應鏈管理體系。一方面有利於促進供需的精準匹配和資源的優化,同時也可以減少無效生產,精簡流通環節,提高流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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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之兗礦經歷:力推瘦身行動減去集團一半機構

隨著煤炭十年黃金期的結束,煤炭企業過去長期發展中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逐步顯現。兗礦集團作為傳統國有企業和能源資源型企業,通過化解過剩產能、轉型升級以及體制改革,走出了一條煤企供給側改革的新路子。

兗礦集團董事長李希勇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深化改革是破解發展難題的“牛鼻子”,兗礦努力在國有經濟結構調整、改革創新、煤炭企業轉型升級中發揮帶頭作用。走清潔高效之路是煤炭企業轉型升級的大方向,兗礦集團的目標是“打造國內一流的高效清潔能源綜合供應商”。

去年,全國95%以上的煤炭企業陷入虧損。兗礦集團通過調整生產結構逆勢保持穩健發展,實現煤炭產量1.08億噸、營業收入1020億元、利潤總額達20.66億元。

強力推進去產能

李希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能源化工產品市場波動起伏,企業生產經營、安全環保壓力巨大,改革創新、轉型升級迫在眉睫,降本止虧、提質增效任務艱巨。兗礦以供給側改革為機遇,通過改革創新、轉型升級、提質增效,促進了企業逆勢趕超發展。

在煤炭行業產能過剩、煤炭企業虧損嚴重的嚴峻形勢下,國家出臺一系列化解煤炭過剩產能的政策措施。兗礦集團專門成立集團公司減量化生產領導小組,建立工作協調推進機制,加強綜合協調,制訂實施細則,全面推進煤礦減量化生產管理工作。強化目標責任制,實施煤炭生產全過程監督檢查,確保去產能落到實處。

根據《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完善煤炭生產經營秩序的通知》,兗礦集團制訂276天工作日生產組織總體方案,重新核定省內9對礦井生產能力。按照“杜絕超能力生產,實行減量化生產,法定節假日和周日不安排生產”的目標,編制減量生產實施方案。山東省內9對生產礦井,壓減生產能力650萬噸/年。

李希勇強調,關停退出衰老礦井是化解落後產能,同時面臨著員工安置等壓力。兗礦關停了資源枯竭、產能落後、扭虧無望的文玉煤礦、北宿煤礦和電解鋁廠。關停北宿煤礦獲得國家獎補資金1.49億元,電鋁產業板塊整體減虧1.09億元。組建成立兗煤礦業服務公司和藍天清潔能源公司,為北宿煤礦關閉停產和轉型發展提供了良好基礎和平臺。

作為兗州煤業直屬礦井,北宿煤礦於1976年12月建成投產,原煤核定生產能力100萬噸/年,已累計生產原煤2806萬噸,9月29日煤礦正式停產。兗煤礦業服務有限公司、兗煤藍天清潔能源有限公司成為北宿煤礦新的名片。目前職工的分流安置工作已經基本完成。除了分流150人到集團公司其他單位、500余名符合年齡的職工內退之外,其他713人全部並入兩個新成立的公司。

李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去產能的同時要保障電煤供應。電煤供應始終是兗礦煤炭運銷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主動降低電煤價格10元/噸,大幅壓縮市場發運量,優先保障直供電廠供應,確保電煤合同供應量按月足額兌現。

清潔高效轉型之路

作為傳統煤炭開采企業,兗礦集團自2002年開始便積極探索煤炭清潔利用和深度轉化的途徑。兗礦引進2名國家“千人計劃”人才,開展高效清潔型煤、超潔凈煤和精細化工產品研發,實施“藍天工程”,搶占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制高點。

李希勇強調,“藍天工程”作為兗礦的一號工程推進實施,推動高碳能源低碳化、有煙煤炭無煙化、高硫煤炭低硫化、黑色煤炭綠色化、 運營服務一體化,打造國內一流的高效清潔能源綜合供應商。

兗礦清潔型煤燃燒汙染物排放指標達到0.4%以下含硫量的優質煤種排放標準,氮氧化物最低排放濃度達到100mg/Nm3左右,符合國家汙染物排放指標要求。改性型煤生產車間具備3.5萬噸/年型煤生產能力,中試生產線於7月31日首次設備聯合試運轉成功,進入正式生產階段,今年采暖季可為鄒城用戶提供潔凈型煤8500噸。

據介紹,兗礦集團在高效複合添加劑技術、改性型煤技術、燃煤鍋爐超低排放技術都取得了突破。根據民用爐具、工業鏈條排爐、循環流化床鍋爐等燃煤鍋爐不同燃燒特性,成功研制出高效複合添加劑,對燃煤進行提質改性,為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煙塵、汞等燃煤多汙染物協同脫除奠定了基礎。以煙煤資源為原料,采用幹壓成型工藝,加工生產高效改性清潔型煤。與散煤相比,煙塵排放濃度降低95%,煤爐匹配實現高效燃燒,燃盡程度大於95%,熱效率大於85%,節能15%-30%。

針對工業鏈條排爐,形成型煤脫硫脫硝除塵技術路線,不需昂貴複雜的尾部煙氣脫硫脫硝設施,不需對鍋爐進行太大改造,就能實現燃煤汙染物有效控制。與傳統的鏈條鍋爐相比,氮氧化合物排放濃度可降低30%。針對循環流化床燃煤鍋爐,采用複合添加劑技術、低氮燃燒技術,實現超低排放目標。根據工業實驗結果,煙氣二氧化硫時均值可控制在35mg/m³,脫硫效率95%-97%。

一位兗礦集團“千人計劃”引進專家對第一財經表示,兗礦高效清潔型煤與無煙煤、蘭炭相比,具有顯著優勢,燃燒效果好,燃燒效率高,灰渣含碳量低於1%,具有易點火、上火快、火力強、封爐時間長、火力易於控制等特點。

他還介紹,兗礦與中科院合作研發的解耦爐具,是民用爐具產業的一次革命。通過煤爐匹配,減排氮氧化物35%-50%,二氧化硫實際排放水平低於含硫量0.3%的優質無煙煤。同時避免了蘭炭加工過程中的一次汙染,真正實現源頭治理、清潔生產、綠色消費。

煤炭產業發展應適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對傳統煤炭生產企業的影響,煤制油、煤制化工原料是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向。李希勇表示, 煤制油項目被兗礦定為重中之重,未來煤制油項目將是兗礦的主導產業。今年兗礦將繼續優化煤制油項目生產工藝流程,確保全年生產油品100萬噸。

去年9月,兗礦集團旗下陜西未來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對外表示,中國首套百萬噸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未來能源煤間接液化制油項目產出達到歐V標準的優質油品,在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上走在全國前列,對於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實現國家能源多元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體制改革”瘦身健體“

李希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化改革是破解發展難題的“牛鼻子”。今年年初,兗礦集團成為山東省委首批實體企業改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單位。兗礦進行了一系列體制改革,致力於打造治理規範高效的現代企業制度。

兗礦以精幹高效為目標,開展“瘦身行動”。經過兩輪機關機構改革,總部機關機構由48個減少至10個;管理人員由867人減少至100人。集團整體機構數量減少50%,管理技術人員減少25%,中層管理人員減少150人。開展人力資源“五項整頓”,累計減少各類用工2.1萬人,向資源開發基地轉移人員7100人,年節約人工成本18億元。

此外,兗礦集團頂著巨大壓力清理中間供應商6500多家,節約采購成本15億元。實施礦區生活物資統一配送、公務出行委托管理和通勤車輛社會化運營,年節約費用1.4億元。

為激發企業活力,放權搞活,兗礦推行“五自管理”。全面推行競聘經營,創新實施以自主組閣、自主經營、自主用工、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為特色的管理模式。26家競聘經營單位減虧增盈6.5億元。選擇6家單位作為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完成金通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利潤同比實現翻番。

李希勇強調,人事和薪酬分配改革是激發企業潛能的核心之一。契約化聘任經理層高級管理人員,總經理以下管理人員全部取消行政級別,實行全員競聘、崗位管理、易崗易薪。建立管理、技術人才“雙通道”晉升機制,暢通人才成長渠道。建立與內部市場化相銜接的薪酬分配機制,打破“大鍋飯”,推行崗位貨幣化,實現崗位增值、員工增收、企業增效。

作為山東省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單位,兗礦探索“管資本”的新路徑以發揮資本乘數效應。整合資本運營平臺,成立金谷裕豐和端信投資公司,利用上海、深圳自貿區的優惠政策,推動金融投資產業高效發展。完成中期期貨增資擴股,參股齊魯銀行和中泰證券,認購浙商銀行首次發行股份4億股。參與發起多支相互保險、合夥基金。增資上海融資租賃公司50億元,開展設備售後回租業務。收購久泰能源公司52%的股權,實現低成本快速擴張。新風光公司在新三板掛牌上市。4家單位股改上市加快推進。集團金融資產規模達到200億元,實現資本運營收益20多億元。

李希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下一步還將以上海資本運營中心為依托,在全球範圍內引進高端資本運營團隊,推動企業開放式重組整合,盡快完成5家單位股改上市和6家單位混改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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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首次回應“廢鈔行動”:以後不再有排長隊

印度一夜之間廢除500和1000盧比大額紙幣的行動已近1個月。雖然讓無數印度人陷入了排長隊換鈔票的混亂和焦慮,也遭到了不少反對和質疑聲,但印度總理莫迪自11月8日宣布廢鈔後就未再對此事無公開發聲。

當地時間12月3日,莫迪首次公開回應此次廢鈔事件。他在捍衛廢鈔行動的同時,也表示將努力緩沖此次廢鈔風波帶給百姓的困擾。

在北方邦的人民黨競選集會上,莫迪表示:“請支持我在打擊過去70年里危害我國經濟的痼疾上所做出的行動……是我讓你們所有人不得不去排長隊。但是,這是將終結所有長隊的最後一次。”

11月8日,莫迪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從當天午夜零時起即廢除500和1000盧比面值的紙幣,目的是為了打擊猖獗的腐敗和假幣問題。為了趕在12月底前將舊鈔換成可以使用的小額紙幣或新印制的500和2000盧比大額紙幣,印度當地每一家銀行門口都幾乎排起了換幣長隊。

根據印度央行的官方說法,當時市面上流通的500和1000盧比紙幣的總金額多達15萬億盧比,相當於224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5萬億元),占印度全部流通貨幣的約86%。

在12月3日的公開回應中,莫迪繼續肯定了此次廢鈔行動的目的和意義,並承諾:“我不會讓你們做出的犧牲和經受的苦難白費的!”莫迪還向公眾呼籲,請給予此次廢鈔行動更多耐心。等到12月30日,即舊鈔換新幣的最後時效過後,當地的現金流通就將重新進入穩定的局勢。

與此同時,莫迪也敦促人們更多使用電子交易系統,從而減少對現金交易的依賴。目前,印度社會仍然高度依賴現金交易,小到生活用品和藥品,大到家用電器和房地產,都絕大部分使用現金交易。即使是電商行業,也有70%的人選擇貨到後現金付款的方式。

反對聲越來越多

盡管莫迪對於此次廢鈔行動信心十足,但不容忽視的是,針對這一行動的反對聲音也越來越多。反對者有來自政治領域的,也有不少來自經濟領域的頂級學者。其中就包括前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和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和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辛格此前將此次廢鈔行動痛批為“歷史性的決策錯誤”。被公認為是印度經濟改革開放奠基人的辛格認為,這會削弱人們對貨幣體系的信心,也會對銀行業的形象造成影響,是一種“合法的掠奪”;印度GDP增速可能因此下滑2%。

而克魯格曼在上周五也稱,莫迪的決定是“極具破壞性的”,將會給印度經濟帶來“重大”的臨時性損失,同時也不會在長期產生多大收益。

根據印度財政部的官方聲明,在廢鈔行動實施的前幾天,由於銀行回收舊鈔以及釋放新紙幣的速度與效率遠不如預期,釋放的現金僅為回收的六分之一,當地的現鈔陷入了嚴重的短缺境地。

政府為緩沖廢鈔做了什麽?

為了減少大規模廢鈔行動帶給當地經濟和個人生活的負面影響,印度政府和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適時提高了換幣限額。

比如,11月25日,印度央行稱500和1000盧比的舊紙幣可以在央行分行兌換。11月24日,政府停止了在櫃臺用舊鈔換新鈔的形式,規定只能存款;與此同時,政府確保給予領取養老金或撫恤金的人以及軍人足夠可流通的現金;允許舊版的500盧比紙幣在包括港口、醫院等地於限定的時間內使用。

11月23日,印度政府宣布將為農民提供2100億盧比(約合人民幣210億元)的農業信貸。11月21日,央行允許農民每周從自己賬戶上的取款最高達2.5萬盧比(約合人民幣2500元),而且也允許農民使用舊版500盧比從國營商店購買種子等。同一天,政府還允許那些結婚的家庭取款上限可達25萬盧比(約合人民幣2.5萬元)。

11月15日,政府規定銀行必須使用不可消除的墨水以防止有人不顧換錢上限、去不同的取款機或營業窗口多次換錢。

另外,在廢鈔行動開始不到一周,印度財政部就適當提高了換錢上限,將每人每天去ATM機和銀行賬戶上取現的上限從2000盧比提高到2500盧比,去櫃臺換錢的額度則從4000盧比提高到4500盧比。根據當地人每天平均賺250盧比的水平來算,幾千盧比可夠一周的基本生活開支。

印度財政部經濟事務部門秘書長達斯(Shaktikanta Das)還曾公開催促印度的寺廟通過存錢以緩解現金不足的危機。由於募捐額度一般都較小,寺廟往往擁有大量的小額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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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網絡清流,工信部將開展互聯網基礎管理專項行動

12月7日從工信部網站獲悉,工信部將組織開展互聯網基礎管理專項行動,旨在強化網站備案、IP地址、域名等互聯網基礎管理,提升技術能力,完善長效機制,充分發揮互聯網基礎管理中網站主辦者和接入地溯源作用,維護良好的市場環境,有效支撐各項互聯網管理工作,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自發文之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本次行動將主要部署以下任務,包括集中清理未備案網站,集中更新不準確備案信息;優化網站備案業務流程,提升服務水平;加強接入服務企業賬號管理;完善違法違規網站處置應急響應機制;加強內容分發網絡業務及IP地址的管理;規範域名註冊和解析服務市場;開展域名註冊信息采集;提升備案系統業務管理功能的支撐作用。

據悉,本次專項行動的工作目標一是繼續保持網站備案率在99.9%以上,備案信息主體準確率即備案主體資質證件準確率在90%以上,著力提高網站備案聯系方式信息的準確性;

二是進一步優化網站備案信息真實性核驗流程;

三是加強域名註冊信息報備,規範域名註冊和解析服務;

四是健全機制,加強協作,聯合相關部門及時處置網上各類違法違規行為,打造清朗網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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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今年“天網”行動已追回908人,追贓23.12億元

“截至11月,今年‘天網’行動共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908人,其中外逃國家工作人員122人,追回贓款23.12億元,‘百名紅通人員’19人。”12月9日,第13個“國際反腐敗日”到來之際,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劉建超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正在以自身追逃追贓的實踐引領國際反腐敗執法合作。”

2016年,我國的反腐敗國際合作深入推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杭州G20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在華設立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天網2016”啟動,包括楊秀珠、閆永明在內的19名“百名紅通人員”歸案,新增外逃人員人數進一步下降……

追逃決心堅不可摧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反腐敗國際合作,多次對加強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為追逃追贓工作的深入開展指明方向。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2014年以來,我國設立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先後開展“天網2015”“天網2016”專項行動,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2442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397人,“百名紅通人員”37人,追贓金額85.42億元。

沈甸甸的成績單對外逃腐敗分子形成了強有力震懾,也向國際社會彰顯了中國反腐敗的堅定決心。俄羅斯《獨立報》發表評論稱,中國的“打虎”行動不會“虎頭蛇尾”,相反,它將成為中國一個長期的行動計劃,以達到讓官員們“不敢貪”的目的。

“現在,我和外國同行提到‘老虎蒼蠅一起打’,不用再作過多解釋,它已經成為國際反腐敗領域中大家都明白的語言,這說明我們的理念、措施和實踐逐漸被國際社會認識、理解和接受。”劉建超說。

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範大學刑事科學研究院教授黃風表示,近年來中國推進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不僅解決自身問題,也成為國際社會的典範,“腐敗分子外逃和腐敗資產外流是所有國家都要面臨的嚴峻問題,一些國家專門來學習我們的工作舉措和經驗。”

追逃機制更加完善

11月7日,距離楊秀珠歸案還有大約一周的時間,中央追逃辦各成員單位及浙江省追逃辦的同誌正緊急召開協調會議,討論楊秀珠歸案前的準備工作。時值北方的初冬,屋內關於任務分工、細節把控、註意事項的討論卻熱火朝天。正是在中央追逃辦的統籌協調和科學指揮下,一個個外逃貪官相繼歸案。

中央追逃辦是一個什麽樣的機構?

2014年,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設立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包含中央紀委、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銀行等8家成員單位。成員單位既各司其職、肩負起自身的責任,又發揮各自的優勢、渠道和手段協同作戰。

“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不僅中央有力度,省市一級也在發力。”黃風說。據了解,目前,全國31個省區市均已建立省級追逃辦,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化格局已經形成,逐漸釋放制度優勢。

中央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高波認為,“中央追逃辦和省級追逃辦的成立,改變了過去缺乏執行力和協調力的被動局面,我們對外溝通協調的效率、對內執行政策的能力煥然一新。”

為全面掌握外逃貪官的信息,中央追逃辦編織了內外兩張信息收集網,制定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外逃信息統計報告制度,從中央到縣一級層層建立外逃人員數據庫,及時更新、動態管理。同時,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設立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舉報平臺,接受海內外公眾對外逃貪官的舉報線索,為開展追逃追贓工作提供有力支撐。

“追逃追贓是一個綜合工程,隨著體制機制日益完善、隊伍得到鍛煉、手段更加豐富,我國的追逃追贓能力不斷增強。”劉建超說。

追逃防逃步步深入

11月12日,“百名紅通人員”閆永明從新西蘭回國投案自首。中新兩國執法部門就緝捕閆永明、追繳其違法所得一直進行密切合作。在法律威懾和政策感召下,閆永明最終選擇認罪,退還巨額贓款,繳納巨額罰金並回國投案自首,對閆追逃追贓工作實現了“人贓俱獲、罪罰兼備”的目標。

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拉開序幕之初,就始終堅持兩條腿走路,追逃和追贓同步進行。據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追逃追贓處負責人介紹,“對於轉移至境外的腐敗資產,我們同有關國家開展合作,通過雙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或境外民事訴訟等方式進行追贓。”

“未雨綢繆”勝過“亡羊補牢”。在追逃追贓的同時,不斷加大防逃力度。國外編織追逃“天網”,國內築牢防逃堤壩。2015年首次實現追回人數超過新增外逃人數,2016年新增外逃人數進一步下降。這不僅源於追逃追贓取得的豐碩成果,讓企圖外逃的腐敗分子放棄幻想,也得益於防逃工作紮實開展。

2015年天網行動拉開序幕,五個子行動之一的“清理違規證照”就是為了卸掉企圖外逃人員的臂膀,做到關口前移、防患於未然。“天網2016”行動明確提出,人民銀行會同公安部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贓款專項行動,中央組織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央紀委機關開展出國(境)證照違規問題專項治理行動。

“防止一個外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追回一個,所以要不斷加大防逃力度。”劉建超表示。

追逃合作不斷加強

細數已歸案的37位“百名紅通人員”名單,不難發現,2016年從美、加、澳、新等西方發達國家追回來的外逃人員,相較於2015年有明顯提升。這固然是由於逃往美、加、澳、新等國的人員比例大,但同時也彰顯出雙邊反腐敗合作平臺的渠道作用。

2005年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JLG)反腐敗工作組成立以來,中美反腐敗和執法部門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與合作。中美之間共同確定的五起個案,即楊秀珠、王國強、黃玉榮、喬建軍和“二許”(許超凡和許國俊)案均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也將反腐敗議題納入其中。

中國和加拿大之間建立中加司法執法合作磋商機制。今年以來,“百名紅通人員”常征、巴連孝、曾子恒、蔣謙等先後從加拿大歸案。9月,雙方在磋商框架下簽署《關於分享和返還被追繳資產的協定》,為跨境追贓搭建了合作機制。

中國和澳大利亞簽訂刑事司法協助約定,並已經簽署引渡條約。中國與新西蘭之間在重點個案上開展良好合作。“百名紅通人員”閆永明從新西蘭回國投案自首。

“反腐敗追逃追贓國際合作中,我們同有關國家在機制建設和個案合作中,取得的追逃追贓成果成為今後可以援引的重要案例,對與其他國家開展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劉建超說。

反腐敗國際合作的中國聲音越來越宏亮、中國故事越來越精彩。從2014年北京APEC峰會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到2016年G20杭州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在華設立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從2016年組織32個代表團出訪43個國家和地區、接待35個外國代表團組和4個國際組織來訪,到簽署和續簽6個雙邊反腐敗合作諒解備忘錄、13次為54國1個國際組織來訪團組專題介紹中國反腐敗工作,中國的主張越來越被國際社會傾聽,拒絕腐敗分子入境、追繳和歸還腐敗資產越來越成為國際反腐敗合作的重要議題。

成果不斷擴大,但追逃追贓依然任重道遠,面臨著諸多難點和障礙。我們同有關國家法律制度和體系存在顯著差異,與有的國家尚未簽訂引渡條約,在客觀上影響了追逃追贓的效率。與此同時很多外逃人員潛逃時間長,增加了追逃追贓的難度。

“不管跑多遠,跑多久,不管有多難,我們追逃者的腳步始終不會停息,將始終以螞蟻啃骨頭的韌勁,毫不松懈、持之以恒地將追逃追贓工作不斷向前推進。”劉建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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