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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業有望統一監管標準 套利水分被擠壓

2017年，資產管理行業以“變”開啟。

2月21日晚間，由央行牽頭、一行三會共同參與制定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流出，業界矚目。“之前央行一直在弄這個意見稿，我們也知道這個事。目的是統一監管標準，防止監管套利。”華南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管部總經理向第一財經記者如此表示。

多位銀行、券商、基金公司、基金子公司等機構的受訪人士表示，《征求意見稿》對現存資管業務影響頗大，不低於3成的嵌套資管產品面臨整頓清洗的宿命，不僅監管套利難以為繼，股票質押、定增、非標等業務會受到阻礙外，並且銀行的配置壓力會加大，銀行理財業務的策略和重點也隨之生變。

《征求意見稿》顯示共有內容30條，對微觀業務影響較大的包括限定杠桿倍數、消除多層嵌套、“雙十限制”等，並進一步明確要減少通道業務。

限制杠桿

降杠桿、控風險的思路再一次在《征求意見稿》中體現。《征求意見稿》規定，對於結構化產品，優先份額/劣後份額的杠桿倍數分別為固收類3倍、股票類1倍、其他類2倍;對公募產品和私募產品，總資產/凈資產設定140%和200%的限制。對單只產品，按照穿透原則，合並計算總資產。

實際上，該規定與去年4季度證監會頒布“資管新八條”要求無異，去年3月銀監會下發的58號文也要求結構化股票投資信托產品的杠桿比例原則上不超過1:1，最高不超過2:1。

“影響較大的還有配資部分，全部統一杠桿後對單票配資的影響很大。”一家規模排名靠前公募部門負責人表示，統一監管後信托計劃的股票配資從1：2變為1：1，不僅意味著通道費用的打折，還有銀行資金流出的收緊。

由於負債杠桿在監管標準和執法尺度存在的差異，部分銀行理財產品資金存在借道其他機構投資結構化的分級產品、以規避自身不允許做結構化設計要求的現象。不過，上述資管部總經理認為，此次杠桿限定對銀行資管影響並不大，“一方面前期證監會已經有類似政策，市場已經主動向這方面調整了一段時間，另一方面銀行投配資類，投結構化產品占比較小，所以此次杠桿限定實際上對銀行資管影響不大。”

“此前證監會發布的政策、保監會發布的政策，已經從供需兩端對結構化產品產生較大抑制，所以《征求意見稿》的發布沒有很大沖擊。”他表示。

可以看到的是，隨著不同種類產品的杠桿率趨於統一管理。統一杠桿+穿透式核算下通過不同產品之間的加杠桿套利方法或將走向終結。

“這個辦法不是新東西。陸陸續續各個監管都在做。我不太明白為什麽大家都很吃驚。因為這也都是之前一直在強調的原則。統一標準我個人覺得是好事。”上述資管部總經理表示。

有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征求意見稿》旨在打通監管，不管是信息的報送、還是杠桿率，都將進行一次徹底的監管，並且由於不管在哪個通道、風險準備金、嵌套都是一致的，那麽混業監管就沒問題，也就可以統一來進行監管。

《征求意見稿》的影響也在消退，2月22日債市反彈，國債期貨全線翻紅，10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約T1706漲0.08%，5年期主力漲0.04%。

打擊監管套利

興業證券統計，截至2016年6月底，銀行理財26.3萬億，信托計劃15.3萬億，公募基金8.4萬億，基金專戶16.5萬億，券商資管計劃14.8萬億，私募基金5.6萬億，保險資管2萬億。匯總規模在88萬億左右，剔除產品相互嵌套的重複計算因素後，實際業務規模預計在60萬億左右。也就是說，互相嵌套產品規模在30萬億左右，占比超過30%。

業內人士介紹，銀行理財產品和券商資管計劃投資信托，銀行理財產品投資券商小集合、公募基金，保險資管產品投資公募基金等都屬於資管產品投資資管產品，也就是嵌套。

實踐中，多層嵌套的資管產品通常以銀行作為主要的資金提供方，信托、證券、保險、基金、基金子公司等作為通道，各類結構化信托、資管計劃嵌套其中，典型形式包括銀行互相購買理財產品，銀行借道信托發放信托貸款或轉讓信貸資產、銀行委外投資、定向通道業務等。特別是大量結構化產品的嵌入，使得杠桿成倍聚集，加劇了整個資管鏈條的風險積累。

“銀行嵌套通道主要有兩類。首先是基於開戶要求，銀行理財資金並不是獨立法人主體，也不像資管計劃能以計劃開戶。所以地位比較尷尬，在開戶和市場參與主體認定上存在瑕疵，導致不能開戶。”另一位銀行資深資管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5年8月起，中證登開始要求券商資管和基金專戶投資人信息，如果投資人為銀行需要提供銀行自有資金證明。目前普遍做法銀行理財需要嵌套2層通道間接入市。

“非標也得通過嵌套才能出去，按照《征求意見稿》，銀行的錢出來受阻。銀行想要出來的話，除非銀行作為信貸業務放表內，放表外的沒有投資渠道，銀行也有股權直接投的口子，又沒有這個能力，基本不會這麽做。”前述公募基金部門負責人稱。

“應該說《征求意見稿》拉平了監管的要求，我們其實是比較高興的，平等競爭是個好事情。不過具體到監管部門怎麽解讀可能也是個過程。”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子公司負責人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子公司的通道費要過高於信托。因為成本較高，也不如信托受歡迎。

該銀行資深資管人士也指出，業內也存在銀行通過通道加非標，進行監管套利的嵌套問題。為了讓模式變的複雜，故意嵌套通道，無疑，《征求意見稿》這些將擠壓掉一部分監管套利的水分。

在2月22日下午召開的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也表示，“資管新規”非常必要，保險資金運用要為主業服務。資管業務不主張有太多多層嵌套，包括杠桿率過高的問題，最後會有一個統一規定，下一步會統一規範。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也向本報記者表示，《征求意見稿》的本質是倡導機構回歸資產管理的本源，通過主動管理和投資者的風險匹配，提供附加值，而不是通過監管套利來獲得收益。

保監會陳文輝：“一行三會”一直在緊鑼密鼓制定資管監管統一框架

2月22日下午15:00，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2016年保險業監管和改革發展情況及今年監管工作安排”的發布會，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副主席黃洪、副主席陳文輝、副主席梁濤參加了會議。

21日網絡傳一份由一行三會共同起草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被認為未來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有望統一監管。對此，在發布會上，保監會對此作出回應。

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表示，事實上央行牽頭，一行三會一直在緊鑼密鼓的制定監管框架的統一設計。因為整個資管業務，是有個共同的規律，所以統一的監管規則，非常有必要。資管業務占保險業務的很小一塊，但是也存在著問題，我們也不主張多層嵌套，包括杠桿率過高，下一步會有一個統一的規範。

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建議實行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今年兩會上提出建議，應該在2020年前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代之以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他認為，此舉將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點。

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文件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也取得一定成果。但迄今為止，仍未明確“以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改革目標，也未明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基本完成戶籍制度改革任務。遲福林認為，“十三五”期間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必須有切實明確的目標和時間表，確保城鄉戶籍制度能夠被全面取消。

他建議，要把2020年作為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的時間節點。“十三五”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不應在原有制度上修修補補，不能把“暫住證”換個牌子變成“居住證”，也不能長期實行戶籍制度和居住證制度“雙軌制”，而是要積極創造條件，到2020年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

作為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取代，中國應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遲福林提出，要從中央層面下決心，著力推進居住證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進程和省際間居住證制度的相互銜接，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證號為唯一標識、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並使人口城鎮化率(即居住證率)達到50%以上。

與之對應的，是要推進人口管理理念、人口管理制度、人口管理主體的重大變革。這其中包括：由對人口的控制向對人口的服務與管理轉變，實現對流動人口的精細化管理和服務;按照“擴大覆蓋範圍、降低申領門檻、提高服務水平、完善技術手段、推進制度並軌”的基本思路，實現由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向居住證制度的轉變;由治安部門的管理向人口服務部門的管理轉變，探索建立以民政部門為主，由公安、統計、衛生、工商、教育、社保等部門共同參與的人口綜合服務管理系統。

取消城鄉戶籍制度之後，農民怎麽辦?遲福林認為，下一步要統籌推動戶籍制度和農民土地財產權制度改革，讓農民帶著土地財產權進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問題不破題，要實現人口城鎮化的目標就很困難。深化農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快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尤其是落實農民宅基地完整的財產權和確權登記發證工作，將明顯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強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為總體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統一、水平大致相當提供重要條件。由此，為全面實施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奠定重要基礎。

戶籍制度改革在過去多年一直進展緩慢，效率不高。遲福林建議，要盡快制定並實施“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的具體行動方案，盡快明確提出到2020年“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的目標、時間表和重點突破，並強化督查督辦工作，使這項歷史性的重大改革落實、落地。

遲福林認為，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歷史，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點。目前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歷史的時機條件已成熟，與農村土地制度三權分置改革相結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也面臨著重要機遇。

李國華：進一步防範非法集資處置 統一監管規則

第一財經獲悉，3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總經理、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董事長李國華提交政協《關於加大非法集資防範處置工作力度的提案》(下稱《提案》)。

“非法集資活動在高壓打擊態勢下仍屢禁不止，還呈現出了一些新特征，新問題，因此進一步加大防範處置工作力度就顯得尤為必要。”李國華表示。

《提案》中介紹，我國非法集資活動的新特征、新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犯罪手法翻新升級，“泛理財化”特征明顯。非法集資往往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迎合社會公眾對財富保值增值的迫切需求，創造形形色色的所謂“理財產品”，升級犯罪手法。目前，民間投融資中介公司、P2P網貸公司、房地產公司、私募基金、地方交易所等領域已成為重災區。

二是犯罪形式專業隱蔽，欺騙誘導性強。非法集資組織結構愈加嚴密，專業化程度高，投資者辨別難度加大，犯罪分子不惜重金，邀請名人、學者和官員站臺造勢，通過電視、報紙、網絡等各類媒體進行包裝宣傳，甚至直接拉攏金融機構員工，借助金融機構渠道違規銷售產品，惡意盜用金融機構信用，迷惑性更強，使投資者辨別難度加大。

三是網絡化趨勢明顯，波及範圍廣，打擊處置難。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非法集資活動開始從線下向線上轉移，非法產品銷售更便捷、資金轉移更迅速，受害人數眾多，波及範圍更廣，往往遍及全國各省市區，這也增加了各部委、各級政府在打擊處置非法集資活動時的溝通協調難度。

2015年全國非法集資新發案件數量近6000起，涉案金額近2500億元，參與集資人數逾150萬人，同比分別上升了71%、57%、120%。2016年一季度，非法集資立案數即達2300起，為歷年最高峰。

面對我國非法集資呈現出來的新特征、新問題，李國華建議從五大方面來進一步防範新的非法集資活動產生。

一是排查清理，遏制蔓延勢頭。例如，重點要加強對P2P網貸公司、投資咨詢公司、貸款中介公司、理財公司、房地產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易發生非法集資行為的行業和領域的排查。各級政府、行業主管部門要形成合力，堅持“打早、打小、打苗頭”，有效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頭等。

二是嚴格準入，凈化市場主體。李國華建議。對各類金融機構要依法審批、規範準入。要增強對新型金融業態的敏感性，實質上從事金融業務的各類新型市場主體，要及時納入金融監管範疇，對名實不相符、主業不清晰、經營不規範的各類機構，要堅決取締並清除出金融市場。要保障金融機構準入的統一和規範性，金融機構設立審批權限應集中在中央金融監管體系。

三是明確職責，強化金融監管。統一監管規則，強化金融監管協調。李國華建議，在現有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基礎上，將現有監管模式從機構監管逐步過渡到功能監管、行為監管上來，落實“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防範非法集資行為利用監管空白，形成跨行業跨市場傳遞的風險。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監管責任，整合地方金融管理的職責，與中央金融監管體系有機結合，形成合力，有效應對並遏制非法集資活動。

四是練好內功，加強金融機構自身管理。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要構建完善的內控合規體系，嚴禁向涉嫌非法集資的投資公司、理財公司、網貸公司等機構提供融資、結算等服務，加強各類賬戶監測、預警和管理，規範內部員工日常行為，嚴防員工盜用金融機構名義參與非法集資活動，防範道德風險，建立金融機構與非法集資的“防火墻”。

五是構建良好金融生態環境。各級政府、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要充分利用網絡、電視、報紙等媒體開展非法集資典型案例的宣傳教育，讓群眾多渠道了解非法集資的手段和危害，提高自身防範意識等。建議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以多形式、多手段開展投資者教育，逐步打破理財產品剛性兌付，引導群眾樹立正確的投資意識和風險自擔意識，加快全民信用體系建設，構建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資管統一監管”臨近 民生銀行加速資管業務 “五大轉型”

資管統一監管無疑是當前金融行業最受關註的話題。

3月9日，在2017年第八場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民生銀行副行長李彬表示，“目前來做統一資產管理業務的管理辦法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銀行等機構都在做資產管理業務，但是監管歸屬不同的監管部門，相關的規定是不太一樣的，所以產生了鏈條過長、監管套利、脫實就虛等現象。不過，監管部門已經關註到這個問題，也非常重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近幾年金融機構資管業務快速發展與市場的需求增加密不可分。李彬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居民財富快速增長，目前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規模超過百萬億，催生了大量投資需求，驅動了國內資管行業迅速發展。

近5年來，國內資管行業年複合增長率近50%，成為金融體系內最具活力和成長潛力的板塊。據統計，截至2016年6月底，我國資管業務規模約88萬億元，剔除重複計算後，約60萬億元，接近2015年GDP總量。

五大轉型

“當前，中國經濟金融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監管部門陸續出臺相關政策推動和指導資管業務轉型。”李彬稱，未來民生銀行著力從五個方面加速資管業務轉型，開辟專業化、差異化的資管發展之路。

一是管理的轉型，推動治理模式、組織架構向市場化轉變，開展獨立專業化風險管理改革。

2013年初，民生銀行成立資產管理業務專營部門，對全行理財業務進行集中統一經營管理，在治理模式、組織架構、考核激勵、業務管理模式等方面進行了不斷的摸索和實踐。

在推動治理模式方面，李彬稱，其目標是公司事業部治理模式發展，現在從一些方面都已經開始做準備。

組織架構的轉型，則是要在全行建立大資管的產品平臺，設置資管的投資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加強投資決策能力、資產管理能力，設立固定收益、二級權益、全球市場等獨立的投資條線以及相應的組織架構。

2015年2月，民生銀行正式啟動“鳳凰計劃”，推進全面戰略轉型和經營管理體系再造。其中，資管業務是民生銀行轉型的重點戰略業務之一。

在“鳳凰計劃”中，資管的定位為全行“大資管”產品平臺。據了解，“大資管”平臺面向全行所有的分行，面向所有的地區，由總行來進行產品設計、風險控制等。無論是資金來源端，還是從資產端，平臺創造的產品，面向民生銀行所有的經營機構。

同時，人才體系的轉型，除了引入投資管理和技術人才外，民生銀行還探索市場定價的方式，設立崗位薪酬的分位值等，有望在2017年落地實現。

二是盈利模式的轉型。推動盈利模式向非利差化轉變，資管業務收入模式由利差收入向收取管理費模式轉變。

“可以說之前我們資產管理業務它就是比較簡單的，我這邊作為投資者、融資人有一個負債的成本，另外一端我有資產管理資產的收益率，根據利差收益成為銀行資管的盈利模式。”李彬稱。

不過，未來資管產品收益形態以凈值型為主導，資管業務的利潤模式不是簡單的利差形式，有可能以管理費為主的收益，類似於公募基金的盈利模式。

三是投資的轉型。站在全球視角推動投資品種大類化、多元化轉變，加強組合管理，提升主動資產管理能力，即“做真正的資產管理業務”。

按照李彬所講，要求銀行資管團隊以專業化的能力運用各類金融市場的工具，去捕捉境內外各個市場，包括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甚至股權的市場、大宗交易市場的機會。而非以非標的收益對應成本，投資的轉型要面向非常開闊的全市場。

“我們也將建立以洞察力為導向的投資研究體系，支持大類資產配置，加強委外的管理。民生銀行要加強FOF、MOM的管理能力，把它作為重要資產配置方式。”李彬表示。

四是產品與渠道轉型，產品逐步回歸“資產管理”本源，這也是監管的導向。產品形態由預期收益型向凈值型轉變，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並構建向線上線下立體化營銷轉變，產品標準化、批量化與個性化、專業化相結合，增強線上移動渠道及線下代理渠道的銷售能力。

五是技術轉型升級，將“互聯網+”，“大數據”、“智能化”的新技術引入資管業務，提升客戶需求挖掘能力和風險管理效率。

風險“三道防線”

根據民生銀行提供的數據顯示，經過15年的開拓創新、專業發展，到2016年末民生銀行理財余額突破1.4萬億元。近三年來，民生銀行理財規模增長超過1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達到70%。

2016年該行理財資金投向實體經濟的余額超過1萬億元，重點服務於國家戰略工程和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其中，民生銀行理財投資產業基金、政府引導基金規模超過400億元。

資管業務快速發展的背後是產品的日益創新，如何控制風險成為銀行的一大課題。

“怎麽識別風險、控制風險和跨越風險？這是各家（銀行）資產管理部門和機構面臨的問題。”民生銀行資產管理部總經理何力在前述發布會上表示。

具體而言，就是了解資管業務風險來自於哪些方面，然後抓住風險識別、風險預警、風險處理這三個環節，構築風險“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是風險管理內生機制。民生銀行建立委員會決策機制，形成內部制衡、外部制約的風險管理格局；建立兩頭收緊的閉環式風險管理，前有項目發行風險審查，後有資產投後監控，及時控制、揭示、處置風險。

第二道防線是專業風險管理能力。民生銀行將風險管理部門劃分為公司、零售、金融市場三大風險管理領域，建立專業的金融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和團隊，逐步形成反映迅速、管理專業、風控有效的風險管理能力。

第三道防線是建立定期監督機制。民生銀行發揮內部獨立審計的稽核功能，定期對資管重點業務及管理流程進行檢查、督導和優化，確保了全行資產管理業務長期穩健發展。

社科院藍皮書建議：未來有必要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

針對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核準環節多，效率不高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治藍皮書課題組建議，未來有必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分類管理方式進行整合，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從而減少環節，提高效率。

3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2017年《法治藍皮書》和《中國外資準入管理的發展與展望》。

目前，我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外資準入法律法規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憲法為核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等三資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為基礎、《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外匯管理條例》和《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等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為指引的外資準入綜合管理法律體系，以及《海商法》、《郵政法》、《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一些涉及外資行業準入和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

課題組稱，中國成功搭建了外資準入管理的機構監管框架，商務部門、發展和改革委分別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項目的管理部門，工商部門負責外商企業的註冊登記手續，外匯管理部門負責境外機構和境外個人在中國境內直接投資的外匯登記，交通、工業和信息部門等特定行業主管部門則具體負責本行業內外資的行業準入和管理。

隨著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以及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之際，擁有引資大國和海外投資大國雙重身份的中國在外資準入管理上也開始了進一步的探索。

課題組稱，中國引入了自貿試驗區的制度設計。中國在自貿試驗區內推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備案”管理模式，在自貿試驗區外施行“指導目錄+備案”管理模式，並進一步強化“先照後證”改革後的事中事後監管。

此外，在國家安全審查方面，中國也相繼通過了《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和《國家安全法》，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法治藍皮書同時表示，外商投資準入管理模式的變化帶來了一些問題，包括如何與外商投資綜合管理法律體系和外資行業準入管理法律體系相互銜接，外資準入管理的監管框架能否適應這種改變，缺乏《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情況下準入管理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利益等。

法治藍皮書表示，第一，外資三法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為適應對外開放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明顯已經不適應當前發展的需要，僅對三部法律進行小範圍修訂，難免會影響中國外商投資綜合管理法律體系的發展，也拖後了外商投資管理基本法律的出臺。

第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並輔之以備案管理的外資準入管理新模式與當前的行業準入管理法律體系還存在一定的銜接問題。以互聯網內容信息服務為例。當前互聯網已經與傳統行業深入融合，原有《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規所建立的分類審批、技術優先和備案管理等已經不適應現有發展的需要。

第三，外資準入管理的監管框架對新管理模式的適應短時間是無法完成的。盡管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項目備案都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然而與之配套的信息備案系統能否順暢運行，公務人員能否及時處理，如何甄別備案中的虛假信息以及能否判斷備案前應接受國家安全審查均構成了對從事備案工作的公務人員能力的直接考驗。此外，由於自貿試驗區外以《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為基礎的的負面清單並不能全面覆蓋國內所有行業外資準入的領域，因此，備案人員對負面清單外的行業法律熟悉程度也會給備案造成影響。

第四，《國家安全法》雖然已經通過，然而具體實施細則一直沒有出臺，在此情況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利益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課題組認為，應加強頂層設計，盡快出臺《外國投資法》。《外國投資法》應為外資準入管理的基礎性法律，法律除了繼承現有三資企業法的備案管理制度外，應當明確規定外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概念、準入管理、信息報告、投資促進和投資保護等基本制度，並強化違反法律的處罰措施，從而起到保護、規範外資準入管理行為的作用。

法治藍皮書建議，加快制定和修改電信等行業準入管理法律，做好與外資準入管理改革的銜接。修改《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行業準入法律，改變分類審批、技術優先和備案管理等不適應發展需要的管理模式，從消費者和用戶角度將物理網絡和傳統通信(電話、傳真和短信等)、內容信息服務(互聯網信息服務)等進行分類立法，加強內容管理水平，從而做好行業準入管理和外資準入管理新模式的銜接工作。

法治藍皮書建議，在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監管機構人員的能力建設和增進機構的協同監管水平。未來有必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分類管理方式進行整合，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從而減少環節，提高效率。

同時，鑒於部分外資準入管理等中央事權下放，有必要加強中央、省級，甚至是市(區)、縣級外資準入管理部門機構監管人員的能力建設，提高其管理能力和水平，進而避免備案管理的差異化和對國家安全審查工作的疏忽等。此外，外資準入管理部門應加強與行業管理部門、市場管理部門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增強機構間的協同監管能力，做好外商投資準入管理、行業管理和市場管理的銜接工作。

課題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外資準入備案管理之際，盡快出臺《國家安全法》第59條的實施細則，厘清“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的內容，借鑒《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明確規定審查範圍、審查要素、工作機制和程序等內容，為我國外資準入國家安全審查工作提供指引。

提升環境執法能力 環保部將推執法人員統一著裝、配備用車

“遠看像修空調的，走近了才知道是環保部門的。”第一財經記者日前在貴陽市花溪區的一次采訪中，有環保執法人員這樣調侃自己。

當時在執法現場，貴陽市花溪區環境監察大隊的執法人員們，除了胸前掛著的“貴州省行政執法證”，就是一件印有“花溪環保”字樣的黑馬甲，衣服和褲子五花八門。

由於沒有統一的制式服裝，給環保執法帶來很大困難。近日，環保部第九督查組有關人員在河北省邢臺市現場檢查時執法證被搶奪。

“如果像北京等城市的環保執法人員那樣，有制式服裝，有大蓋帽，加上必要的執法裝備，肯定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位環保執法人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貴陽市花溪區環境監察大隊人員對重點排汙企業進行現場執法檢查。攝影/章軻

21日上午，在環境保護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透露，環保部正“積極制定執法服裝標準，並商財政部積極推動全國執法人員盡早配發。”

去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將環境執法機構列入政府行政執法部門序列，並推進垂直管理改革。

田為勇介紹，環境監察執法機構是環保部門所屬的、並接受委托專業從事現場環境執法的機構。目前，全國基本已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環境監察執法體系，機構總數超過3000個，人員超過7萬。環境監察機構主要負責現場執法、監察稽查、糾紛調處和排汙費征收等。其中，最為核心的職能就是執法。

“2016年以前環境監察執法機構未納入政府執法部門序列，沒有強制權可以行使。在新《環境保護法》實施以前，環境監察執法機構沒有法律地位，需要同級環保部門委托才可以進行執法。”田為勇說，2016年以來，環保部門的執法能力發生明顯變化。

“首先是讓環境監察執法機構‘名正’了。環境執法機構列入政府行政執法部門序列，並推進垂直管理改革。”田為勇說，讓環境監察執法機構“言順”。《指導意見》依法賦予環境執法機構實施現場檢查、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的條件和手段，讓環境監察執法機構能夠挺起腰板執法，不再有所顧忌。

此外，還提升了環境監察執法機構“軟實力”。2016年開展環境執法大練兵活動，連續第二年實施“三年培訓計劃”，對193個市級環保部門和1595個縣級環保部門開展稽查，累計稽查案卷(案件)2.96萬個，有效提升基層執法的能力和水平。

田為勇介紹，按照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環境監管執法的通知》的要求，繼續推進全國移動執法系統的建設和使用。截至2016年底，全國整體覆蓋率超過50%，現場執法信息化水平得到較大程度提升。為充分使用移動執法系統數據，提高統籌調配執法力量的能力，開發了環境執法平臺的原型，並與天津、江蘇、廣西和湖南等省(區、市)全部環境監察執法機構的移動執法系統進行了聯網。為因地制宜推進信息化，組織研發了環境監管APP，配發給尚不具備建設使用移動執法的地區，大幅度提高了環境督查執法的效率。

田為勇對記者表示，目前我國環境汙染違法犯罪行為高發多發態勢仍沒有根本性扭轉，企業頂風非法排汙的現象還比較普遍，暴力抗法的案例時有發生。與此對應的是，全國環境監管執法能力依然相對薄弱，難以承擔繁重執法任務。

他表示，將推進執法人員統一著裝、配備一線執法用車、納入行政執法序列，全面提升環境執法能力。

同時，強化自動監控數據的使用，推進環境監管執法平臺建設並拓展試點聯網範圍。繼續豐富熱點網格內容，推進熱點網格在大氣汙染防治強化督查中的應用。依托部分科研機構和環境保護部直屬事業單位，開展環境執法的新技術、新手段和新方法研究，不斷提高環境執法的科技含量和技術水平。

環保部當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移送行政拘留和移送涉嫌環境汙染犯罪等五類案件22730件，同比上升93%，而且所有地級市均有適用配套辦法案件。其中，按日連續處罰案件共1017件，同比上升42%，罰款8.14億元，同比增加43%;查封扣押案件共9976件，同比上升138%;限產停產案件共5673件，同比上升83%;移送行政拘留共4041起，同比上升94%;移送涉嫌環境汙染犯罪案件2023件，同比上升20%。

2017年第一季度，全國實施五類案件總數4987件。其中，按日連續處罰案件共224件，同比上升54%，罰款26375萬元;查封扣押案件2190件，同比上升229%;限產停產案件1228件，同比上升308%;移送行政拘留958起，同比上升206%;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機關案件387起，同比上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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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統一登記系統將全國聯網 以“宗地號”查房

經濟觀察報通過多渠道獲悉：國土資源部、住建部等多部委正緊鑼密鼓地推動不動產統一登記系統全國聯網，目前超過1000個市縣的不動產信息平臺端口已經接入全國，浙江、福建等省份也完成了全省不動產信息端口與全國的對接。

國土資源部制定的不動產統一登記系統全國聯網的進程表是，2017年年底完成、2018年投入運營。

據了解，房產買賣雙方可以依法以“宗地號”查詢房屋產權、土地性質、抵押、查封等基本信息。

查詢權和公開權爭議

全國不動產信息系統，在功能上類似於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不同的是，企業信息系統任何人都可以查詢，而不動產信息系統需經房產所有人同意才能查詢。

原國土資源部地籍管理司副司長向洪宜向經濟觀察報介紹，若全國不動產聯網平臺投入運營，購房者可以依法在全國聯網平臺上輸入“宗地號”查詢房屋的基本信息，若想了解房產的詳細信息，比如圖紙等，需買賣雙方持委托書依法到當地“宗地所”查詢具體情況。

盡管開放查詢有利於防範房屋交易風險，但也有專家對這一查詢規則持保留意見，建議還權於民，把房產信息公開和隱藏的權利交給房產所有者，從IT技術來說，這並不困難，也花不了多少錢。當然如果是公安、法院、檢察院等系統為了辦案等情況，該怎麽配合就怎麽配合。

經紀公司的擔心

經濟觀察報記者了解到，目前鏈家公司內部已關註到全國不動產聯網系統進展，轉型中的鏈家定位於房地產交易平臺，對全國不動產聯網可能帶來的變化保持著關註。

房地產的數據信息系統，無論對官方還是企業來說，都意義重大。在國家層面，目前由國土資源部主導的不動產信息系統是房地產稅開征的技術條件；從企業的利益訴求看，鏈家等經紀機構的房地產交易平臺是鞏固行業地位、延伸經營廣度和深度的重要手段。“若全國不動產聯網的查詢權利在政府部門，是利好鏈家等中介機構的；若查詢權利在個人手中，對鏈家影響有限，因為鏈家系統在房源審核方面做得不錯，對抵押房、查封房有嚴格的審核機制。鏈家現在最擔心的是全國不動產聯網具備交易功能、讓經紀人入駐這個平臺。”熟悉鏈家的一位人士分析。

向洪宜表示，全國不動產聯網現階段的思路是規避個人財產受到損失，全國不動產聯網也是為房地產稅作技術準備，暫時不會涉及交易。

接近財政部的一位人士表示，IT技術上沒有問題，問題是涉及交易與否取決於房地產稅的立稅標準，若房地產稅的立稅標準是以交易環節為標準，那就需要這些交易數據，若房地產稅的立稅標準是以持有環節為標準，可能就不會涉及交易環節。

距離全國不動產聯網正式投入運營還有500多天，但鏈家內部已開始調整戰略，加大了線上投入和服務職能，控制線下門店規模。

承德房地產“限售”政策出臺 四區五縣統一執行

據承德市人民政府門戶網消息，承德在市區(雙橋區、雙灤區、營子區、高新區)、興隆縣、灤平縣、豐寧縣、承德縣、平泉縣範圍內，能夠提供本市一年(含)以上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限購1套住房;對已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無法提供一年(含)以上本市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暫停在上述區域內向其售房。

以下為通知原文：

承市政字〔2017〕40號

承德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強化調控措施穩定全市房地產市場的通知

各縣、自治縣、區人民政府，承德高新區管委會，禦道口牧場管理區管委會，市政府各部門：

為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依據《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促進全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結合我市目前房地產市場實際情況，在認真落實好《承德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全市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意見》(承市政字〔2017〕27號)等調控措施的基礎上，現就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嚴格商品住房限購措施

在市區(雙橋區、雙灤區、營子區、高新區)、興隆縣、灤平縣、豐寧縣、承德縣、平泉縣範圍內，

能夠提供本市一年(含)以上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限購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對已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無法提供一年(含)以上本市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暫停在上述區域內向其售房;

對於引進人才和駐承單位、來承投資創業的外地戶籍人員等，經其服務所在地縣區政府認定後，可不提供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購買1套住房。

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新購買的商品住房須取得不動產證滿二年後方可轉讓。補繳的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不得作為購房有效憑證。

二、完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規定，經河北省市場利率定價自律委員會商定，對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作以下要求：

首次購買普通住房且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本市戶籍居民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於30%，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於50%;

對已擁有1套住房且無購房貸款或貸款已結清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為改善居住條件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普通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40%;

對擁有1套住房且相應購房貸款未結清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為改善居住條件再次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普通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50%。

對已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暫停辦理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

三、調整住房公積金政策

各縣、區要認真落實好《承德市人民政府關於調整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的通知》有關規定，暫停辦理全市範圍內住房公積金異地貸款業務，停止辦理“住房公積金貸款置換商業銀行個人住房貸款”業務。

四、加大市場監管力度

各縣、區要加大對商品房價格的管控力度，引導開發企業理性定價，對新建商品住房預(銷)售價格實行指導，對申報價格明顯高於周邊在售項目價格和本項目前期成交價格，且不接受指導的項目，暫不核發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或不予辦理合同網簽備案;

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的項目不得進行預售、不得收取或變相收取任何價金，不得參加任何展銷活動。

取得預售許可證或辦理現房備案的房地產開發項目，自取得之日起10日內一次性公開全部房源並進行銷售。

嚴格執行商品房銷售明碼標價、一房一價規定，不得超出備案價格對外銷售。

嚴格執行新建商品住房(預)銷售合同網簽備案撤銷程序，不得以撤銷商品房買賣合同備案等方式進行商品房轉讓。

住建部門要切實強化交易資金管理，2017年度內市縣區商品房預售資金和二手房交易資金全部實行監管。

五、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應

各縣、區要合理安排土地供應規模、結構和時序，穩定土地市場預期。建立購地資金審查制度，確保房地產開發企業使用合規自有資金購地。經國土資源部門和有關金融部門審查資金來源不符合規定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取消土地競買資格，並在一定時間內禁止參加本市範圍內土地招拍掛。嚴格執行土地利用動態巡查制度，督促房地產開發企業及時足額繳納土地出讓價款，並嚴格按照合同約定及時開工、竣工，加快商品住房項目建設和上市節奏，盡快形成市場有效供應。

六、開展整頓規範房地產開發銷售中介行為專項行動

住建、國土、市場監管、公安、物價、城管、人行和銀監等部門要加強房地產開發全過程聯動監管，持續整頓規範房地產開發銷售中介行為。

要深入開展規範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營行為專項行動，嚴厲打擊房地產開發企業囤地炒地、惡意炒作、捂盤惜售、哄擡房價、變相漲價、價外加價、捆綁搭售，以及違反明碼標價制度、不按規定執行價格申報及備案制度等違法違規行為。

開展整頓房地產中介專項行動，打擊中介機構發布虛假房源及不實價格信息、壟斷房源操縱市場價格、提供虛假證明、為不符合交易條件的房屋提供中介服務、虛假宣傳誤導市場預期，以及從事首付貸、過橋貸及設立資金池等場外配資金融業務違法違規行為。

嚴格管理房產類公證業務，防止為違法銷售行為進行公證。對發現的問題要依法處理，及時將相關信息記入誠信檔案，予以公開曝光。對涉嫌違法的企業和個人，移交公安等部門依法處理。

七、做好市場監測分析和輿論引導

各縣、區要繼續落實好房地產交易信息日報制度，建立健全工作機構，充實工作人員，確保數據及時完整準確。加強市場運行監測、分析和研判，建立預警機制，做到提前預警。全面準確、及時發布房地產市場信息，切實做好市場輿情監測，正確解讀政策，嚴厲打擊以各種形式制造、傳播虛假信息誤導消費的行為，並依法追究當事人責任。各類新聞媒體、網絡平臺要加強正面宣傳和輿論引導，客觀公正報道房地產市場情況，穩定市場預期。

八、明確地方政府主體責任

各縣、區政府及市政府有關部門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進一步統一思想，充分認識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和控房價、防泡沫、防風險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切實承擔起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主體責任，政府主要負責同誌是第一責任人。要完善工作機制，建立房地產調控聯席會議制度。市政府將對執行政策措施不到位、房價上漲過快、規範房地產企業經營行為工作不力、不能有效遏制炒房行為的縣、區政府和市政府有關部門實施問責。

本通知自2017年5月15日起施行，由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國土資源局、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地方稅務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人民銀行承德市中心支行負責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

承德市人民政府

2017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