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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言：“新實體經濟”時代更需企業家精神

美國提出讓制造業重返美國，德國掀起工業4.0浪潮，可見，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把發展實體經濟放在國際戰略高度來對待。

“如何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不能只談老實體經濟的轉型，更要談新實體經濟的催生。同時，要發展實體經濟中最重要的供給要素：企業家精神。”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下稱“華夏研究院”）院長、華軟資本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王廣宇在深圳舉行的華夏研究院2017年會上表示。

華夏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發展實體經濟對產權的保護非常重要，“加快編纂民法典”將會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樹立一座里程碑。

轉型老實體，催生新實體

發展實體經濟對社會的意義有哪些？王廣宇表示，一是保證供給，特別是高品質的產品供給。二是促進就業、增加稅收。

“這幾年國人在國外搶購馬桶蓋、電飯鍋等的行為，從根本上說明當前我們的供給質量和效率上的缺陷，所以要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王廣宇說，“發展實體經濟，要研究‘新實體’的範式，用新的眼光和思路去開展工作。”

王廣宇說，“發展實體經濟，要研究‘新實體’的範式，用新的眼光和思路去開展工作。”

王廣宇表示，發展實體經濟，並不是等同於發展傳統產業，並不是說看得見摸得著的才叫實體經濟。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傳統的行業，為我們的實體經濟找到了新的方向，不是傳統實體經濟不行了，而是我們正在進入“新實體經濟”的時代，不能局限於生產和制造才是實體的看法，服務和流通也是實體經濟的重要部分。

過去，大家習慣了用“虛擬”和“實體”來劃分企業，“新實體經濟”環境下這一標準需要改變。王廣宇說，需要以“好壞”來區分，好的企業能夠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國家創造稅收、為人民提供就業機會、為中小企業提供普惠金融，能持續推動技術創新，為傳統行業提供新出路，這是需要大力去扶持和發展的實體經濟。

核心是培育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在確定了新實體經濟的內涵後，就需要有創造新實體經濟的企業家。王廣宇認為，改革開放中湧現一批敢於創新的企業家，未來解決新實體經濟的發展， 更是離不開企業家這一要素。

“新常態下，發展實體經濟需要依靠創新驅動，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家的科技戰略，依靠科技研發人員的辛勤勞動，也更需要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王廣宇說。

他特別提到，深圳出現了這樣一批創新企業和企業家，包括華為、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無人機、大族激光、中國燃氣等創新型企業。尤其華為這樣的企業不斷加大科研投入，跑到了世界領先位置。

王廣宇認為，發展新實體經濟的時期，企業家的作用要有所轉變，首先要實現四個聚焦：第一聚焦於技術研發，加快產品和服務的升級換代，提供新供給。第二聚焦於配置資源，適應市場變化，及時調整企業經營方向，重新配置市場資源。第三聚焦於合夥發展，優化企業的產權和治理結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新時代是合夥人的時代，分配出效益。第四聚焦於組織文化，構建良好的企業文化，有效組織和帶領員工沖出困境，走向廣闊的天地。

王廣宇認為，企業家的能力要有所升級，包括創新、戰略、管理、資本等能力。創新能力是引領企業實現創業轉型的關鍵，每一個企業在進行新的業務開拓都是一次創業，只有創新才能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東西，開創新市場，贏得新客戶。戰略能力是應對企業危機的關鍵要素，要在戰略認識上做到超前洞察，戰略選擇上準確把握，註重長遠利益。管理能力是完成企業家職能的首要條件，在企業轉型過程中，需要企業家根據企業的自身資源狀況管理組織結構，有效配置資源。資本能力是放大器，今天的企業必須要學會整合產融資源，企業家必須要學習和使用金融工具。

保護產權完善法治

王廣宇表示，社會綜合改革中要重新給企業家定位。首先要從法律上充分肯定企業家的貢獻，保護產權，重視法制。其次要加強誠信，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嚴厲打擊失信行為。其三是對於商事制度和稅收制度開展重大改革。其四是給予創業者和企業家超額回報，激勵更多年輕人和優秀人才投身事業，對於初創公司在稅費上減免，在手續上簡化，在金融上扶持，創業千辛萬苦，一旦成功回報百倍。沒有從社會文化上對於成功者的正面褒揚，沒有資本市場對成功者的超額激勵，就不會有新的實體企業再次登上高峰。

賈康也提出保護產權完善法治的重要性。他表示，2016年出現民營經濟國內投資明顯下滑、海外投資熱的現象，有些人也說是“資本外逃”，究其原因，固然包括多個方面，但與產權保護不到位、錯綜複雜局面下市場主體的方向感不明確、安全感不充分、希望感不紮實，有內在的關聯。

賈康認為，“加快編纂民法典”將會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樹立一座里程碑。

在此基礎上，賈康認為，保護產權完善法治，問題導向下對接基礎性制度建設以求長治久安，就顯得非常重要。

賈康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去年11月印發的《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更進一步給出了保護產權、完善法治的權威指導。

賈康表示，在原已明確的“親、清”原則和堅定不移支持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大思路、大方向下，在中辦、國內文件內含的公、私產權保護要放在一個法治化平臺上的精神基礎上，此次會議強調：“要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編纂民法典、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上述精神的問題導向與“有所指”，已體現在字里行間，更會從當下聯結長遠，影響將非同小可。

視網絡入侵為重大威脅 特朗普將組建網絡安全企業家團隊

據新華社13日報道，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12日宣布，將就網絡安全組建一個由企業家組成的團隊，由前紐約市長魯迪·朱利亞尼負責，定期召開企業家會議，向特朗普介紹網絡安全問題和解決方案。

特朗普發表聲明說，網絡入侵“是美國和世界許多地方增長最快的犯罪”，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鑒於網絡安全問題隨時有變，政府的安全計劃需要“即時關註”和“私營部門領導人的投入”。特朗普沒有說明這一團隊的名稱和朱利亞尼的職務。

朱利亞尼曾是特朗普中意的國務卿人選

聲明說，許多私營企業與美國政府及公共機構面臨著相似的網絡安全挑戰，如黑客入侵幹擾、數據和身份遭竊、人為網絡操控及保障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安全等，特朗普將定期主持一系列會議，聽取企業高級管理人員介紹應對網絡安全問題的舉措及經驗教訓。

朱利亞尼當天表示，組建這一團隊旨在“為(美國)私營部門和政府雙方創建充滿活力和強健有力的網絡防護”，他將組織私營部門的企業家共同討論網絡安全問題和解決方案，向特朗普建言獻策。

朱利亞尼出生於1944年，現經營一家國際安全咨詢公司。“9·11”事件發生時，他是紐約市長。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他是共和黨總統競選人之一，但黨內預選開始不久就宣布退出，轉而堅定支持特朗普，被認為是特朗普贏得選舉的主要“功臣”之一。

特朗普在11日的記者會上首次公開表示，他認為俄羅斯以網絡黑客手段幹預了美國總統選舉

網絡安全是2016美國大選以來一直持續的話題。本月6日，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國家安全局三大情報部門公布了一份解密版調查報告稱，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發動這場黑客網絡攻擊幹預美國總統選舉，以削弱民眾對美式民主的信心，破壞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獲勝希望。報告提到，俄羅斯政府對特朗普有明顯偏好，期望通過詆毀希拉里的方式來提高特朗普獲勝的幾率。

特朗普對此表態，雖然美國懷疑俄羅斯開展了黑客行動，但他還是謀求與俄羅斯發展良好關系。

11日在紐約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特朗普首次公開表示，他認為俄羅斯以網絡黑客手段幹預了美國總統選舉。

報道稱，此前在聽取美國情報機構負責人相關匯報後，他已宣布計劃在入主白宮90天內，創建一支網絡安全團隊。

潘石屹：觀察過近30年成功的企業家後，我做的5點思考

潘石屹 2017-01-19 09:51

本文系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原素材參考華西都市報、新浪科技、福布斯中文網、潘石屹博客。

1、第一個思考：創始人分兩種

在商場打拼這麽多年，我看過許多人，也經歷過許多事。我認為創業者分為兩類：

第一類創業者是生意人。

通常，他們嗅覺非常敏感，市場上什麽地方有錢，什麽地方可以賺到錢，他們就順著什麽地方走。中國絕大多數的小商小販都具備這樣一個能力。這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一個一個的小商小販組織起來，就能形成一個龐大的市場機制，讓整個資源及物流都能夠被合理地利用起來。

第二類創業者則是能夠在聞到金錢氣息的基礎上，懷抱一個較高的理想，即「我要為這個社會創造價值」。

聽起來，「創造價值」對商人或企業家來說有點虛。不過其實創業者提供好的服務和好的產品就是為這個社會創造價值，他們往往把做出精益求精的產品作為人生中最大的追求，並且對產品的關註超過了利潤。

比如喬布斯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並沒有想要賺大錢，而是將所有的關註點都放到了產品上，直到他臨終前還在琢磨產品該怎麽做。正是喬布斯的這種執念，才讓蘋果的一系列產品為客戶帶來了美的體驗和享受。

另外，我覺得這種創業者身上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總是試圖尋找到市場運作背後的邏輯，因為如果尋找不到市場運作背後的邏輯，他們便會慌亂。

2、第二個思考：合夥人

說完創始人，接下來我也想談談如何與合夥人相處的問題。我發現合夥人之間的不信任是許多創業者在創業時面臨的最大困難。

 1）與朋友一起創業，最重要的是信任。

比如，當初我跟馮侖、王功權、劉軍、王啟富、易小迪五個朋友一起創業時，我們沒有會計、出納，更沒有審計，於是他們五個便把所有的錢都交給我管。在我們一起創業的4、5年的時間里，我沒有多占過1分錢，哪怕是多出一張出租車票都沒有私自報銷。

我講自己這個故事是想說，在創業的過程中，合夥人之間的信賴特別重要，因為我們不可能一個人完成所有的事情。也許，每一個人的聰明程度、智慧程度不同，不過「信任」是把大家聯合在一起的前提，沒有了「信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團結和良好的合作。

我看過很多失敗的項目，他們失敗通常不是因為項目本身有問題，也不是因為發展方向有問題，而是因為合夥人之間不夠信任，錢分得不均勻，這實際上跟人性的自私有很大的關系。

一個閱歷和經驗豐富的人，常常自己吃過很多虧，或者看到別人吃了很多虧，於是就很容易變得不相信別人，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吃虧上當，這在做事情中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只看到吃虧上當，看不到信任的力量，就容易陷入到一種惡性循環，便失去了信任帶給你的力量。如果你防範別人，別人就會防範你，這樣你就會把精力和聰明才智浪費到相互猜疑上去。我覺得在當今社會要想做成事情，一定要將胸懷敞開，相信別人，有時甚至要相信欺騙過你的人，這將給你帶來巨大的力量。

《悲慘世界》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從監獄釋放出來的冉阿讓在主教家里住，有天晚上他偷走了主教家的銀餐具，後被警察抓住並帶回到主教家。

主教對他說：「你為什麽不跟他們說這是我送給你的？還有我送給你的蠟燭臺你忘記帶走了。」這段話讓我大受觸動，正是這種充分且毫無保留的信任和愛，讓一個罪犯一步步轉化成對社會有用且有愛心的人。

2）夫妻一同創業，要正確看待分歧。

當年，我和我的妻子張欣一起創業時，條件特別艱苦。不光是外部環境，我跟她之間的關系也特別艱難。那時，我們討論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基本上是我說的她不聽，她說的我也不聽；在辦公室里相互不聽取對方意見，回家了也不聽對方意見。最後沒辦法，我們只好分開一個多月的時間。

這期間，我和張欣都開始反省。我覺得我們兩個之間主要是因為各自的背景不同：她是在國外受的教育，曾在華爾街工作；而我則是從甘肅農村來的。因此，我們兩個人其實是兩個極端，一起處事就很容易發生矛盾。

其實我們倆誰也離不開誰，於是我們又走到了一起。後來，我們在一起創業的過程中發現，原來我們認為的缺點正好成為了合作的優點。比如，她對西方國家十分了解，而我卻不甚了解；我對中國情況熟悉，她對中國情況的了解程度遠不如我。

所以，夫妻或合作夥伴一起創業，能力及性格存在差異和互補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她會的東西你會，她不會的東西你也不會，這樣就把事情耽誤了。從我們想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我們的家庭越來越好，公司也越辦越好並成功上市。

3、第三個思考：商業模式要實現盈利

現在，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優秀的互聯網創業者也獲得了成功。我一直在向互聯網企業學習，還曾給自己定下一個任務：每個月要拜訪10家互聯網企業。

然而在拜訪的時候，我卻有些擔心，因為現在很多互聯網企業不關註具體的盈利問題。比如，我之前在拜訪一家互聯網企業時，問他們業績怎麽樣，他們給我的回答是「快盈利了」。 

而且，我在看了大概100多家互聯網企業後發現，80%的企業只是在圍繞著一個概念空空轉。我認為，互聯網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技術，但是一定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創造價值。

作為一個傳統企業家，我想給新興企業家一點建議：只要你是一個企業家，只要你正在創業，就應該把盈利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沒有盈利能力，說明你這個商業模式可能是錯的。

我覺得看一個企業的商業模式能否成功，有三個關鍵的衡量標準：第一是看能不能讓成本降低；第二是看能不能讓效率大幅度提高；第三是看能不能讓閑置的資源被充分利用起來。

除此之外，我覺得創業者觀察問題的角度不能太窄，不能僅局限於一個企業，還應該有歷史的角度和社會的視角，這樣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難題時才有可能將其解開。

4、第四個思考：理念的力量

在我自己做企業的過程中，我一直在觀察近三十年那些成功的企業家身上都有哪些特質。我發現，成功的創業者都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並用這套理念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貫徹每一件事。在這里，我也想說說自己的體會：

1)簡單。

做事要力求簡單。繁雜會讓我們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繁雜一方面是來自我們舊的習慣、舊的規則、舊的禮儀，另一方面則來自於我們賣弄知識、賣弄技能。通常，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很容易，比如多余的裝飾、多余的構建、多余的想法、多余的語言都會把一件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向上的民族總是簡單、大氣的；一個處於衰敗的民族，從建築、家居、服裝、裝飾到語言表現出來的多是繁雜和多余。所以，把簡單作為自己的世界觀，作為自己做事情的指導思想，是走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往往能在簡單的過程中獲得成功的力量。

2)透明。

通常，當你需要隱藏一個秘密時，需要制造一股更大的力量把這個秘密遮蓋住。但紙永遠包不住火，壞事遲早會暴露，所以要想得到最大的安全，就需要透明。

比如，我曾接觸過一位房地產開發商，他每到一個城市投資開發，都要認識當地領導，與當地領導吃頓飯，這樣他才會覺得踏實、安全，否則心總是懸著的，要麽不敢輕易投資，要麽投資了也不放心。殊不知，最大的安全感源自於把我們放到陽光下，而不是在黑暗中。如果你放棄了陽光和透明帶給自己的力量，就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把事情做成功；即便你能夠取得一些小成功，也只是暫時的。

3）講道德，勇於承擔社會責任。

道德是一種約束，是做人的底線和原則。如果違背了道德和做人原則，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成功的。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如果沒有道德的約束，壞人一定會占便宜，占上風，那整個世界將會越變越壞。這些沒有道德的人，實際上或遲或早都得到了懲罰。我們村子里有一句話叫“種瓜種瓜，種豆得豆”，翻譯過來就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

偉大的創業者都勇於承擔社會責任。我覺得，創業者承擔社會責任的第一步是先把業創好，盡量把投資人投給你的每一分錢都用到合理的地方，生產出良好的產品和服務，給社會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第二步是當創業比較成功了，公司辦大了，這時就需要更多地關註教育、環境等社會問題。

5、第五個思考：成功的規律

除了理念的力量，我還發現成功的創業者背後都遵循了三條規律：第一條是摩爾定律；第二條是通貨膨脹；第三條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1）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是指成本不斷降低。從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現在為止，每隔 18 個月的時間，集成電路芯片的集成度翻一番，這意味著成本差不多降低50%。如果沒有摩爾定律，手機設備可能要占滿一個屋子，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互聯網和計算機芯片行業。

2）通貨膨脹。

比如，過去最受益的開發商通常的做法是：借很多錢，囤很多地。囤完地後房價持續上漲。很多開發商負債率117%、120%，天天吃了上頓沒下頓，但過幾年後他們都發展得非常好。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貨膨脹，土地價格飛漲，讓這些冒險的開發商賺了很多錢。

3）中國城市化進程。

國外沒有任何一個人類遷徙活動需要幾億人從鄉下搬到城里去，這個規律主要發生在中國，只有中國目前存在這樣的機會，這讓我們的經濟、社會、市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現在是創業的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因為舊的行業、傳統行業在土崩瓦解，新的經濟、市場秩序在重新建立，市場上風險投資資金量非常大。這是兩個秩序轉換的時點，出現一批有知識、有意願創業的人，後面又有人出錢，所以現在是最好的創業時期，創業者們要抓住這樣一個難得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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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強東：一個理性成熟的企業家，不代表就一定要變得老奸巨滑

京東集團CEO劉強東做客了第一財經《改變世界：中國傑出企業家管理思想訪談錄》，與知名媒體人秦朔傾心相談。他稱，未來12年，京東集團要全面向技術轉型。

劉強東還表示，“隨著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新技術的成熟和普及，我絕對堅信，再次見到AlphaGo的時候，無人能夠打敗它，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把人工智能技術嫁接到我們的商業和技術上去，已經變得可行了。”

以下為劉強東與秦朔對話節選：

秦朔：我看到以前有一些報道，說某種意義上你也是京東最重要的技術專家？

劉強東：那時候我們庫存管理系統、財務管理系統，包括供貨商的管理系統，都是我一個人寫的，因為那時候業務很簡單。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說，我並不認為是多麽高深的技術。但是未來12年，京東集團要全面向技術轉型。

秦朔：過去給人的印象老說京東重，京東有10萬大軍將來可能有更多的大軍，現在為什麽又走到了這樣一個新的模式里面呢？

劉強東：因為隨著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新技術的成熟和普及，我絕對堅信，再次見到AlphaGo的時候，無人能夠打敗它，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把人工智能技術嫁接到我們的商業和技術上去，已經變得可行了。

秦朔：對於我們這樣的用戶來講，可能意味著什麽？

劉強東：意味著你將進一步地縮短購物的時間。隨著我們無人車大範圍部署以後，消費者購物不再需要留任何地址，比如你在北京，在飛機起飛之前你可以在京東下一個訂單，買一瓶香水，你飛到了上海跟朋友去逛街，我們憑借人工智能技術就能夠計算到在什麽時間、哪個最佳結合點，通過無人車把香水送給你，可能那時你正跟朋友喝茶呢，無人車就悄無聲息地跑到你身邊，把香水給你了，甚至都不需要支付。

秦朔：聽起來像個童話一樣的。你估計還有幾年能實現呢？

劉強東：12年之內，京東要把剛才描繪的所有場景全部實現。在技術創新方面，在三到五年的時間，京東會為這個國家和社會交出一份令大家滿意的答案，就像我們過去12年在傳統電商上取得的成功一樣。我們會重新證明自己，我們不僅僅只是能夠把電商做成功，我們同樣可以把金融做得很成功，我們還可以把技術創新做得更成功。

秦朔：從非典到2004年全面轉型以後，似乎京東上了一個快車道，在這個過程中引進了風險資本，我們那時候在媒體上也經常說京東的資金鏈很緊張，有巨額的虧損等等，這個過程中你是不是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劉強東：到了2001年的時候，其實我對整個經營的思路已經很清晰了，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跟今天一樣：用戶體驗、成本、效率。這三件事情可以說是全世界所有商業的核心和本質。如果能把這三者做到最好，我覺得已經能夠為這個行業創造巨大的價值。我的商業信條永遠就是：只要你的商業模式能夠解決社會問題、能夠創造價值，你就一定能獲得成功，成功是早晚的事情。這就是信仰，有很深的信仰，所以我可以等5年、10年，我無所謂。

秦朔：到2008年開始做物流的時候，大家會去想說這是因為劉強東要賭一把，還是說劉強東手里有了很多的錢？

劉強東：什麽是商業模式？就是如何賺錢，很簡單。所以我投資物流的時候，我也做過詳細的測算，我堅信我做了物流之後，成本不但不會上升反而會下降，所以我才決定自己自建物流。這一點是外界很多人不可以理解的。

秦朔：在上市以後，當時大家覺得電商未來的高增長還會有一個很漫長的趨勢，但是沒有想到接下來，比如說你們又搞了生鮮、金融、技術，方方面面，今天的布局跟當年給人的印象，京東只是個電商，又完全不一樣了，新的業務發展是怎麽規劃和設計的？

劉強東：其實都很自然的，京東沒有跨過界，因為金融也是建立在電商基礎之上的。我們過去電商之所以能有很好的用戶體驗，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其實都是建立在技術基礎上的，如果沒有很好的運營技術，我們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技術是業務的支撐體系，是基礎，它支撐我們兩大業務板塊，一個是電商，一個是金融，金融也包含保險。

秦朔：讓你來描述一下中國的零售市場，因為有了京東，出現了哪些更本質性的改變？

劉強東：在京東關註用戶體驗以後，無數的互聯網公司也把用戶體驗放在首位，可以說京東是互聯網行業中第一個大規模提出並徹底貫徹用戶體驗這個概念的。第二是行業成本，中國社會化物流成本占整個國家GDP達到17%-18%，而日本只有5%-6%，所以中國有大量傳統企業的利潤都被社會化物流成本給侵蝕掉，利潤率就沒了，而京東是第一次把整個中國社會化物流成本降低了70%，把過去達到100天的庫存，現在壓縮到了只有30多天，提高了兩倍以上，這都是京東過去多少年來給整個行業帶來的價值。

秦朔：你從你自己18年的成長來看，你覺得這個管理能力，如果說最早是1.0的話，現在是經歷了幾個階段，達到了一個什麽樣的感覺呢？

劉強東：1.0版本的時候，強調的是全員銷售，整個都是銷售型組織。到了2.0版本的時候，強調系統流程，到了3.0版本的時候，就是從去年開始提出來，強調的是授權。中國社會環境很特殊，授權也帶來了很多的風險，比如說貪汙腐敗，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秦朔：對，最近我們發現了很多互聯網公司，包括百度等等，都加大了打擊內部這種腐敗力度。

劉強東：是，我們大概兩周之前(2016年10月24日)實名公布了內部腐敗案件，公布之後公司股價跌了，我們的IR受到很大的壓力，寫了好幾封郵件說投資人都恐慌了。為什麽?因為在美國，如果發現公司有10名員工貪汙，那說明這個公司已經爛到家了。但是在中國如果不能夠抓到腐敗的員工，這公司管理才是爛到家了。授權是一種信任，如何在充分授權的同時打擊腐敗，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平衡。

秦朔：你跟你的員工從一開始給我們的印象就像一個大家庭。

劉強東：對，我覺得這種文化是骨子里面了，因為我們從農村出來，農民的生活方式從小就是家在一塊的，永遠在一起的。

秦朔：你現在對一線的了解還會非常準確嗎？會不會慢慢地也有這種大企業病，或者官僚主義的東西會滋生？

劉強東：多少會有，以前基層有一點事情，我第二天就能知道，但現在有時候要經過很長時間我才知道。比如說前段時間我去參觀(宿遷)員工宿舍，最早蓋宿舍大樓的時候，我已經明確跟同事說，希望給員工蓋的是高級白領公寓。結果現在宿舍快裝修好了，有一間樣板間，我進去看，他竟然給我弄了個八人間。我就問為什麽?他說老板你三四年前提的需求，現在我們員工人數已經是過去四五倍了，一個宿舍住兩個人，住不下了，只能一個宿舍8個人才能住得下。他這是一種思考，要讓每個人都有宿舍住，但是他忘記以人為本，住不下可以再租，我們要讓員工活得有尊嚴。所以我要求把這個樣版間留著，叫“恥辱間”，這是我們管理人員一個恥辱，你並沒有把我們員工真正放在心上。

秦朔：最早創業的時候，聽說你家里不是很支持，那個時候是什麽樣的情況？

劉強東：我最早創業的時候其實就是因為外婆身體不好，她每天都要吃藥、要去輸液，但是全家都是農村的，舅舅、姨家里面糧食都賣了也是不夠，當時就只是想能夠趕緊賺點錢，有足夠的錢給外婆治病。

秦朔：你覺得這樣的一些經歷，對你此後創業究竟意味著什麽呢？

劉強東：我覺得給我帶來最大的烙印就是做事永遠要腳踏實地、農民式的腳踏實地，就像農民在地里幹活，永遠是一步一步把稻子播下去，走的時候收走，從來不想走什麽捷徑，快速的致富方式等等，都不會有。

秦朔：有人說劉強東是一個很軸的人，也有人說劉強東很率性，你怎麽看待這一類對於你的性格，以及你的性格在公司管理上的一些非議呢？

劉強東：你剛才的形容我覺得還挺到位的。我有兩條線，一條線就是本我、自我這條線，我希望我永遠不改變，永遠是10年、20年前的劉強東，我60歲還要簡單，隨意，隨性；第二是管理這條線，這是很冷冰很理性的東西，我必須要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成熟、不斷地學習。我覺得這兩條線並不沖突，不代表你作為一個理性的、成熟的企業家，就一定要變得老奸巨滑、老油條一樣，你的性格要是改變了，對人對事的看法、對世界的認知也就改變了，我希望兩者都能保持得很好。

潘石屹：觀察過近30年成功的企業家後，我做的5點思考

投資人說 2017-01-22 08:46

*本文系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原素材參考華西都市報、新浪科技、福布斯中文網、潘石屹博客。

1、第一個思考：創始人分兩種

在商場打拼這麽多年，我看過許多人，也經歷過許多事。我認為創業者分為兩類：

第一類創業者是生意人。

通常，他們嗅覺非常敏感，市場上什麽地方有錢，什麽地方可以賺到錢，他們就順著什麽地方走。中國絕大多數的小商小販都具備這樣一個能力。這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一個一個的小商小販組織起來，就能形成一個龐大的市場機制，讓整個資源及物流都能夠被合理地利用起來。

第二類創業者則是能夠在聞到金錢氣息的基礎上，懷抱一個較高的理想，即「我要為這個社會創造價值」。

聽起來，「創造價值」對商人或企業家來說有點虛。不過其實創業者提供好的服務和好的產品就是為這個社會創造價值，他們往往把做出精益求精的產品作為人生中最大的追求，並且對產品的關註超過了利潤。

比如喬布斯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並沒有想要賺大錢，而是將所有的關註點都放到了產品上，直到他臨終前還在琢磨產品該怎麽做。正是喬布斯的這種執念，才讓蘋果的一系列產品為客戶帶來了美的體驗和享受。

另外，我覺得這種創業者身上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總是試圖尋找到市場運作背後的邏輯，因為如果尋找不到市場運作背後的邏輯，他們便會慌亂。

2、第二個思考：合夥人

說完創始人，接下來我也想談談如何與合夥人相處的問題。我發現合夥人之間的不信任是許多創業者在創業時面臨的最大困難。

 1）與朋友一起創業，最重要的是信任。

比如，當初我跟馮侖、王功權、劉軍、王啟富、易小迪五個朋友一起創業時，我們沒有會計、出納，更沒有審計，於是他們五個便把所有的錢都交給我管。在我們一起創業的4、5年的時間里，我沒有多占過1分錢，哪怕是多出一張出租車票都沒有私自報銷。

我講自己這個故事是想說，在創業的過程中，合夥人之間的信賴特別重要，因為我們不可能一個人完成所有的事情。也許，每一個人的聰明程度、智慧程度不同，不過「信任」是把大家聯合在一起的前提，沒有了「信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團結和良好的合作。

我看過很多失敗的項目，他們失敗通常不是因為項目本身有問題，也不是因為發展方向有問題，而是因為合夥人之間不夠信任，錢分得不均勻，這實際上跟人性的自私有很大的關系。

一個閱歷和經驗豐富的人，常常自己吃過很多虧，或者看到別人吃了很多虧，於是就很容易變得不相信別人，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吃虧上當，這在做事情中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只看到吃虧上當，看不到信任的力量，就容易陷入到一種惡性循環，便失去了信任帶給你的力量。如果你防範別人，別人就會防範你，這樣你就會把精力和聰明才智浪費到相互猜疑上去。我覺得在當今社會要想做成事情，一定要將胸懷敞開，相信別人，有時甚至要相信欺騙過你的人，這將給你帶來巨大的力量。

《悲慘世界》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從監獄釋放出來的冉阿讓在主教家里住，有天晚上他偷走了主教家的銀餐具，後被警察抓住並帶回到主教家。

主教對他說：「你為什麽不跟他們說這是我送給你的？還有我送給你的蠟燭臺你忘記帶走了。」這段話讓我大受觸動，正是這種充分且毫無保留的信任和愛，讓一個罪犯一步步轉化成對社會有用且有愛心的人。

2）夫妻一同創業，要正確看待分歧。

當年，我和我的妻子張欣一起創業時，條件特別艱苦。不光是外部環境，我跟她之間的關系也特別艱難。那時，我們討論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基本上是我說的她不聽，她說的我也不聽；在辦公室里相互不聽取對方意見，回家了也不聽對方意見。最後沒辦法，我們只好分開一個多月的時間。

這期間，我和張欣都開始反省。我覺得我們兩個之間主要是因為各自的背景不同：她是在國外受的教育，曾在華爾街工作；而我則是從甘肅農村來的。因此，我們兩個人其實是兩個極端，一起處事就很容易發生矛盾。

其實我們倆誰也離不開誰，於是我們又走到了一起。後來，我們在一起創業的過程中發現，原來我們認為的缺點正好成為了合作的優點。比如，她對西方國家十分了解，而我卻不甚了解；我對中國情況熟悉，她對中國情況的了解程度遠不如我。

所以，夫妻或合作夥伴一起創業，能力及性格存在差異和互補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她會的東西你會，她不會的東西你也不會，這樣就把事情耽誤了。從我們想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我們的家庭越來越好，公司也越辦越好並成功上市。

3、第三個思考：商業模式要實現盈利

現在，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優秀的互聯網創業者也獲得了成功。我一直在向互聯網企業學習，還曾給自己定下一個任務：每個月要拜訪10家互聯網企業。

然而在拜訪的時候，我卻有些擔心，因為現在很多互聯網企業不關註具體的盈利問題。比如，我之前在拜訪一家互聯網企業時，問他們業績怎麽樣，他們給我的回答是「快盈利了」。 

而且，我在看了大概100多家互聯網企業後發現，80%的企業只是在圍繞著一個概念空空轉。我認為，互聯網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技術，但是一定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創造價值。

作為一個傳統企業家，我想給新興企業家一點建議：只要你是一個企業家，只要你正在創業，就應該把盈利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沒有盈利能力，說明你這個商業模式可能是錯的。

我覺得看一個企業的商業模式能否成功，有三個關鍵的衡量標準：第一是看能不能讓成本降低；第二是看能不能讓效率大幅度提高；第三是看能不能讓閑置的資源被充分利用起來。

除此之外，我覺得創業者觀察問題的角度不能太窄，不能僅局限於一個企業，還應該有歷史的角度和社會的視角，這樣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難題時才有可能將其解開。

4、第四個思考：理念的力量

在我自己做企業的過程中，我一直在觀察近三十年那些成功的企業家身上都有哪些特質。我發現，成功的創業者都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並用這套理念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貫徹每一件事。在這里，我也想說說自己的體會：

1）簡單。

做事要力求簡單。繁雜會讓我們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繁雜一方面是來自我們舊的習慣、舊的規則、舊的禮儀，另一方面則來自於我們賣弄知識、賣弄技能。通常，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很容易，比如多余的裝飾、多余的構建、多余的想法、多余的語言都會把一件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向上的民族總是簡單、大氣的；一個處於衰敗的民族，從建築、家居、服裝、裝飾到語言表現出來的多是繁雜和多余。所以，把簡單作為自己的世界觀，作為自己做事情的指導思想，是走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往往能在簡單的過程中獲得成功的力量。

2）透明。

通常，當你需要隱藏一個秘密時，需要制造一股更大的力量把這個秘密遮蓋住。但紙永遠包不住火，壞事遲早會暴露，所以要想得到最大的安全，就需要透明。

比如，我曾接觸過一位房地產開發商，他每到一個城市投資開發，都要認識當地領導，與當地領導吃頓飯，這樣他才會覺得踏實、安全，否則心總是懸著的，要麽不敢輕易投資，要麽投資了也不放心。殊不知，最大的安全感源自於把我們放到陽光下，而不是在黑暗中。如果你放棄了陽光和透明帶給自己的力量，就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把事情做成功；即便你能夠取得一些小成功，也只是暫時的。

3）講道德，勇於承擔社會責任。

道德是一種約束，是做人的底線和原則。如果違背了道德和做人原則，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成功的。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如果沒有道德的約束，壞人一定會占便宜，占上風，那整個世界將會越變越壞。這些沒有道德的人，實際上或遲或早都得到了懲罰。我們村子里有一句話叫“種瓜種瓜，種豆得豆”，翻譯過來就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

偉大的創業者都勇於承擔社會責任。我覺得，創業者承擔社會責任的第一步是先把業創好，盡量把投資人投給你的每一分錢都用到合理的地方，生產出良好的產品和服務，給社會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第二步是當創業比較成功了，公司辦大了，這時就需要更多地關註教育、環境等社會問題。

5、第五個思考：成功的規律

除了理念的力量，我還發現成功的創業者背後都遵循了三條規律：第一條是摩爾定律；第二條是通貨膨脹；第三條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1）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是指成本不斷降低。從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現在為止，每隔 18 個月的時間，集成電路芯片的集成度翻一番，這意味著成本差不多降低50%。如果沒有摩爾定律，手機設備可能要占滿一個屋子，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互聯網和計算機芯片行業。

2）通貨膨脹。

比如，過去最受益的開發商通常的做法是：借很多錢，囤很多地。囤完地後房價持續上漲。很多開發商負債率117%、120%，天天吃了上頓沒下頓，但過幾年後他們都發展得非常好。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貨膨脹，土地價格飛漲，讓這些冒險的開發商賺了很多錢。

3）中國城市化進程。

國外沒有任何一個人類遷徙活動需要幾億人從鄉下搬到城里去，這個規律主要發生在中國，只有中國目前存在這樣的機會，這讓我們的經濟、社會、市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現在是創業的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因為舊的行業、傳統行業在土崩瓦解，新的經濟、市場秩序在重新建立，市場上風險投資資金量非常大。這是兩個秩序轉換的時點，出現一批有知識、有意願創業的人，後面又有人出錢，所以現在是最好的創業時期，創業者們要抓住這樣一個難得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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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胡葆森：建議政府支持“企業家辦大學”

201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南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建議，在變革時代，我們急需更具創新精神的教育。教育體制改革需要全社會的推動，企業在推動教育變革方面應當發揮重要作用，但目前參與程度尚有巨大的發揮空間。

在教育改革的參與力量中，企業的參與尤為重要。作為社會中最具活力、變化最敏捷的機構，企業在推動教育變革方面可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當前國內企業對於教育的參與主要形式為捐贈辦學、捐資辦學等層面。胡葆森建議，還可以進一步進行有意義的深層次參與，真正觸及到教育的理念和需求層面。

比如，對教育體制改革、對學校辦學理念的影響、對教育如何滿足人才需求方的要求、對學校尤其是對高校的課程設置和專業設置的改革等方面都可以加深探索。

他認為，在這些大的層面上，如果依然沒有企業的共同參與，教育與社會、企業的供求失衡局面也許還是無法得到真正改善。

我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伴隨企業界和企業家階層的壯大成熟，企業和企業家精神已經成為當代社會變革的敏銳而活躍的因素。越來越多企業家對於高質量的教育事業表現出高度責任感和參與熱情。他們有視野、有熱情、有資源、有行動力，在教育領域發揮更重要作用，成為促進教育變革的一種創新力量。

建議中提到，要鼓勵和推進企業參與教育改革和創新事業。

具體來說，建議政府從戰略角度來出臺政策引導和規劃企業參與到教育改革中。設立企業參與教育改革和創新的固定平臺，賦予企業明確的參與渠道和參與機制。鼓勵企業和公立高校建立雙向交流制度。

除了捐資辦學、投資辦學、建立教育基金會、資助教育公益機構、創辦互聯網教育項目等，還要鼓勵讓企業不再停留於以物質財富支持教育，而是更廣泛更多元地參與到教育改革的大事業中，切實打破企業界和教育界的藩籬。

胡葆森建議，政府要明確支持“企業家辦大學”，以更大的開放性鼓勵企業家籌辦具備世界水平的民辦大學。通過開放社會資本，探索資源引入機制和特色運營機制，實現公立大學和民辦大學的公平競爭，制定民辦大學發展規劃和發展目標，在未來，辦出幾所具有世界水平的民辦高校。

另外，還要鼓勵企業界建立教育基金會，對教育捐贈給予稅收減免等優惠措施。教育基金會是目前企業參與教育改革事業較為成熟的方式，胡葆森建議教育部同財政部、民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進行研究協商，根據相關法規，制定相應政策，統一並明確對教育、慈善基金會等公益組織的收入實行稅收優惠政策。

“兩高”報告：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保護企業家精神

3月12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下稱“兩高”報告)。

“e租寶”、“中晉系”、徐翔等人操縱證券市場案、伊世頓公司操縱期貨市場案等熱點問題被納入“兩高”報告。

“兩高”報告還多次談及“產權司法保護”話題。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旨在為各類市場主體營造安全的投資創業環境。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作報告時稱：“要正確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嚴肅查處侵害企業產權犯罪，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保護企業家精神。”

加強產權司法保護

2016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侵犯非公企業和非公經濟人士合法權益犯罪13629人，立案偵查侵犯非公企業合法權益的職務犯罪1009件。

最高檢工作報告稱：嚴格區分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個人財產與企業法人財產、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等界限。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依法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

“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慎用強制措施，制定依法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實施意見，暢通申訴渠道，依法複查糾正錯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談及產權司法保護時表示，加強產權司法保護，依法糾正涉產權冤錯案件，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

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工作情況 來源：人民網

2016年8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的《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並11月初對外發布。

這一文件對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等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成為了產權保護的綱領性文件。

2016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和《依法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工作實施意見》。

在檢察院方面，2016年以來《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關於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等意見相繼出臺，為檢察工作中的產權司法保護提供“路線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對第一財經表示，“兩高”報告中闡述了具體的工作措施，是對“兩高”之前所發布的相關意見的落地。

對於未來工作的開展，劉俊海提出，恒產的前提是恒法，一定要確保落地生根，絕不能束之高閣。

積極參與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約2.3萬件，審結2萬件，比2015年分別上升42.3%和42.6%。地方各級法院受理案件2303萬件，審結、執結1977.2萬件，結案標的額4.98萬億元，同比分別上升18%、18.3%和23.1%。

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副主任陳誌遠在解讀最高法工作報告時表示，各級法院受理案件突破2300萬件，再創歷史新高；結案標的額達到4.98萬億元，這一數字相當於2016年財政收入的31%。

在商事領域，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商事案件402.6萬件，同比上升20.3%。其中，審結股權、證券、期貨、票據、保險等糾紛案件124.8萬件；審結破產案件3373件；審結房地產糾紛案件25.5萬件；妥善審理涉及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等案件31.8萬件。

最高檢報告顯示，全年共批準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828618人、提起公訴1402463人。在金融領域，突出懲治非法集資等涉眾型經濟犯罪和互聯網金融犯罪，起訴集資詐騙等犯罪16406人，北京、上海等地檢察機關依法妥善辦理“e租寶”“中晉系”等重大案件。

在2017年的工作安排中，曹建明表示，將“積極參與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嚴懲非法集資等涉眾型經濟犯罪以及洗錢、地下錢莊、網絡傳銷犯罪，嚴懲‘老鼠倉’等證券期貨領域犯罪”。

最高人民檢察院2016年工作情況 來源：人民網

堅持反腐力度不減

最高法報告顯示：2016年，各級法院審結貪汙賄賂等案件4.5萬件6.3萬人，其中，被告人原為省部級以上幹部35人，廳局級幹部240人。

在2016年，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等重大職務犯罪案件相繼審理。值得註意的是，在審判白恩培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中首次適用了“終身監禁”。

2015年8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確，對於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貪汙、受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兩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這一新的刑罰措施旨在強化對腐敗犯罪的高壓態勢。

“這項規定實施以來，法院已先後對白恩培、魏鵬遠、於鐵義三名嚴重腐敗犯罪分子適用了終身監禁措施，這將進一步強化刑罰的震懾作用。” 陳誌遠表示。

全國檢察系統在2016年立案偵查職務犯罪47650人，其中原縣處級幹部2882人、原廳局級幹部446人。依法對王瑉等21名原省部級幹部立案偵查，對令計劃、蘇榮、白恩培等48名原省部級以上幹部提起公訴。在社會保障、涉農資金管理等民生領域查辦“蠅貪”17410人。查辦受賄犯罪10472人、行賄犯罪7375人。查辦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侵權犯罪11916人。

代表委員熱議“一帶一路”新機會，企業家布局大市場

“一帶一路”是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的“熱詞”之一，如何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帶來的機遇，積極布局，贏得相應的市場，不少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企業家顯然有自己的打算。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的重大合作倡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市場機遇

對於企業來說，“一帶一路”顯然打開了一個極大的市場。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五礦董事長何文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巨大，對鋼鐵、有色等基礎材料有著旺盛的需求。據統計，“一帶一路”國家每年鋼鐵總消費量約2.5億噸，鋼鐵凈進口量超過200萬噸的國家有12個，人均鋼鐵消費量仍處於很低水平，發展空間巨大。

此外，“一帶一路”國家礦產資源豐富，分布有世界七大成礦帶，很多是大型、特大型礦床，而且還有很多待勘探的空白區，為我國礦產企業“走出去”提供了重大機遇。

中國五礦是中國最大的金屬礦產企業集團，也是全球最強最大的冶金建設運營服務商，資產規模超過7000億元，從業人員20萬名。

“下一步將加大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區域的業務開拓和市場開發力度，在礦業開發、冶金工程技術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五礦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何文波說。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工商聯副主席李偉對第一財經稱，“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升級版，更是中國經濟未來最寬綽的增長點。可以帶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可以帶動裝備制造業從中低端走向高端，也有助於傳統加工企業的市場轉移等。

李偉表示，食品企業在“一帶一路”中也應該找到自己的結合點，從銷售來說，我們可以通過“一帶一路”擴大我市場；從品牌來說，通過“一帶一路”，一大批國內的優秀食品企業能夠走出國門，創造世界級的食品品牌；從文化上來說，以飲食文化為載體，向世界傳播中國富有特色的文化，也是食品企業的重要使命。

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越來越多國外的消費者開始喜歡上中國的美食。至於中華文化如何跟當地生活習慣及信仰結合到一起，李偉認為，一方面要堅持中華美食的傳統性，爭取做到原汁原味；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當地的習俗，如伊斯蘭文化等。借助“一帶一路”，中國的食品產業可以誕生世界級的企業。

“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比如德國，由於之前它的經濟波動比較大、增長比較緩慢，手上有非常豐富的科技含量比較高的資源項目，以前他們是不願意賣或者賣得很貴的，但現在他們願意賣了，我們也有機會去買了。”全國政協常委、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以正泰集團多年來“走出去”的經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有比較多的傳統家族公司，它們制造的品牌、制造的技術、制造的工藝等有很多都值得我們學習和提高，這些資源對國內企業來說正好可以實現互補。

南存輝說，像阿聯酋、沙特等中東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需要新能源、新興產業等領域的高端技術。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像正泰之類的一大批民營企業通過創新、轉型和發展，在技術、標準、品牌、產品、服務以及整體的系統運營能力等方面都已取得了比較大的突破，現在借助“一帶一路”這股東風，這些原來優越感比較強的國家也逐漸接納了中國企業。

像印度、埃及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市場很大，也充滿了商機。“在他們很多智能化網絡不具備的情況下，我們會把比較成熟的產品和技術帶過去，在那里建合資工廠，或者參與當地重要項目的建設，另外也參與他們的一些改造與提升。”南存輝補充道。

“過去幾年，複星已經基本完成了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布局；未來，我們還會在過去的基礎上繼續加強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尋找機會。但同時，我們將更多關註像巴西、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過去在歐美、在中國的經驗，也將幫助複星在這些新興國家的項目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複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廣昌如此描述複星“走出去”下一步的計劃和目標地。

郭廣昌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一帶一路”作為國家戰略，對中國是有益的，因為中國發展確實受益於全球化，但中國也推動著全球化，讓全球受益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積極布局

除了資源類企業之外，其他產業也同樣在“一帶一路”上逐漸拓展自己的市場。2016年5月，華誼集團與泰國泰倍佳企業有限公司合資設立華誼集團(泰國)有限公司，共同投資建設輪胎生產基地。

這是華誼集團非常重要的一個海外布局。全國人大代表、華誼集團總裁王霞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家企業今年會建成投產，輻射東南亞市場。“目前海外業務占集團總的業務比重為15%~20%，我們希望未來5年，這個比重能夠翻番。”

不僅是國有企業，全國人大代表、上海鵬欣集團副董事長葛俊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民企目前的海外布局也是緊跟“一帶一路”的。

2016年6月15日，鵬欣集團旗下大康國際農業食品有限公司收購巴西Fiagril農業生產資料服務公司，由此每年可獲得500萬噸左右的大豆、玉米。“今年大康農業擁有的大豆產量會達到1000萬噸。”

全國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對第一財經稱，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在工業制造領域，走在世界前列，有很多世界第一，但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國之一，中國的農業和食品領域跟國際消費水平比卻還有較大差距。

總結來說，工業走得快，農業走得慢。劉永好認為，補上農業這塊短板是對國內農業食品企業最大的挑戰，當然也是一個機會，因為有後發優勢。早在20多年前，新希望就開始向海外投資，一開始主要是投資建廠，推動食品農業的發展。最近幾年，在國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後，更是加快了在海外投資發展的步伐，在國外參與並購。

此前，劉永好曾對媒體表示，美國阿丹米公司（ADM）、嘉吉公司（Cargill）等是全球糧食和大宗貨物貿易的絕對領導者和控制者，但是在牛羊肉、奶、魚蝦等高端蛋白領域，“還沒有一個比較強勢的領導者”。他希望沿著澳大利亞、南美、北美等新大陸農牧業資源發達區域與國家系統布局，圍繞高端牛、羊、奶、魚蝦等高端動物蛋白產業鏈進行投資和並購，將新希望打造為高端蛋白供應領域的“ABCD”（四大糧商）。

目前，新希望在海外生產的產品，只占到集團整個銷售的10%左右，劉永好稱，希望能夠經過幾年或者十年的努力，將國外、國內的銷售比例做到四六開，使其國際化的程度更高。

近年來，正泰集團加快了“走出去”步伐，經歷了從產品輸出到服務輸出，再到投資並購的不斷升級，積極布局海外，提升全球化競爭力。在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上，目前正泰在德國、泰國、馬來西亞、埃及、巴基斯坦、伊朗等“一帶一路”沿線多個國家設立了工廠、研發和營銷機構，在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銷售機構和物流基地。其中，正泰的電力變壓器在巴基斯坦電力系統中占據70%份額。此外，正泰還積極參與印度、非洲、歐洲等國家和地區開展的電網改造或並購項目、太陽能光伏電站及輸配電工程投資建設項目，以及技術研發資源並購項目等。

“一帶一路”上的重慶果園港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也在3月6日的兩會記者會上表示，三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進展是快速的，成果好於預期。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投資已經超過了500億美元。現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前景越來越光明，“一帶一路”建設的實際項目越來越多，成果越來越豐碩。

僅以上海為例，2016年上海企業“走出去”中，“一帶一路”成為熱點。上海市2016年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合同119億美元，增長6.7%，其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89億美元，增長66.5%，占上海全市合同承包總額的72.3%。

上海自貿區成為橋頭堡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3月5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表示，要努力把上海自貿區建設成為開放和創新融為一體的綜合改革試驗區，成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

上海如何發揮橋頭堡的作用？上港集團董事長陳戌源對記者表示，上海作為橋頭堡，港口就是橋頭堡最核心的部分。今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後，上港集團將和沿線國家的港口、航運企業以及相關企業一起，推動形成“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機制，來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港口間的合作。

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在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表示，“一帶一路”上有200多個大中城市，合作不可能一哄而起，可以推進城市、園區、企業、項目四聯動，企業走出去和不同城市的園區結合起來，同時實現產業集聚。

而從自貿區的角度，王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比如伊朗恰巴哈爾港，1993年就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上海可以考慮對接；還有一些國家願意來複制自貿區模式，上海自貿區作為中國第一個自貿區，也可以考慮對接。

另外，自貿區的本質不是著重對貨物貿易開放，而是服務貿易的開放。也因此，需要通過自貿區包括金融、航運、專業服務等服務貿易開放，推動投資便利化，來適應“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

王戰稱，比如“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地區)，上海過去沒有直航，這就是服務貿易的一個短板。下一步自貿區的進一步開放，就要破解這類短板。

東航集團總經理馬須倫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東航在加緊推進國際化戰略，連續加大國際運力投放，希望打造“空中絲綢之路”，助力“一帶一路”戰略。
2016年，東航新增9個航點，加密25條航線。先後開辟上海至布拉格航線、開通秘魯至上海東航產地直達航班、開通西安至阿姆斯特丹的貨運航線，主動承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

“客貨運加起來，2016年東航國際航線市場運力投入，已經占總投入的50.5%。去年中美航線運力增長62%，歐洲航線增長40%，澳洲航線增長25%。”馬須倫說。

馬須倫還建議，進一步放寬入境免簽政策，給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航空旅客入境“落地簽證”。同時，敦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等給予我國公民“落地簽證”制度。

專訪瑞信亞太區CEO司徒瀚：堅持“企業家銀行”模式 或適時增持在華股份

007系列電影里，有一句經典臺詞：“如果你不相信瑞士銀行家，那麽世界將會怎樣?”瑞士的銀行一直被認為是全球最令人信賴的銀行，其慎重而周到的服務舉世聞名。而在亞洲，瑞士信貸銀行集團(下稱“瑞信”)摸索出了一個新模式——企業家銀行(Entrepreneurs’Bank)。

在2017年冬季達沃斯期間，瑞信亞太區首席執行官司徒瀚在瑞士達沃斯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相比於其他銀行，瑞信的最大區別或者說核心優勢是立誌於成為一家‘企業家銀行’，即為企業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包括在融資、並購、戰略策劃方面。”司徒瀚告訴記者。例如阿里巴巴、滴滴、神舟專車等著名中國企業都是瑞信的客戶，瑞信也是阿里2014年美國上市時的主承銷商， 這個250億美元的項目至今仍是最大融資額的IPO 。

堅持“企業家銀行”戰略

2016全年，瑞信在財富管理行業的表現突出，而投資銀行業務在亞太區(除日本外)國際銀行中排名第一，業務穩步增長。

瑞信的“企業家銀行”模式在中國尤其適用。“私營企業在中國乃至亞洲蓬勃發展，創新企業層出不窮。我們從諸多企業的初期階段就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例如阿里巴巴、神州專車等，這也讓瑞信能夠和企業形成長期深度的合作關系。”司徒瀚對記者表示，瑞信在中國並沒有零售業務。

這種優勢早在阿里上市之時就得以充分體現。阿里上市之前選定了五家投行作為承銷商(瑞信、德意誌銀行、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而瑞信是主承銷商之一。一般而言，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的還是本土投行，而作為一家歐洲本土銀行，瑞信得以脫穎而出也展現了其“企業家銀行”的理念。

瑞信自2012年以來，牽頭主導阿里16項境外並購與融資交易，股票市場融資、債務融資、海外並購、可轉換股等，涉及總計金額超過540億美元。

瑞信也看好中國具有成長潛力、尚未上市的企業，“我們也是那些非上市企業的核心合作夥伴。我們在初期就參與到了他們的發展過程中，也幫助了一系列獨角獸企業進行融資，例如滴滴、口碑網、易果、神州專車等。”

此外，司徒瀚認為，中國科技企業將成為全球行業的佼佼者，“我們的核心關註之一就是科技企業。隨著各行業技術升級的趨勢不斷遍地開花，我們也將利用這種專業知識為各個行業的潛在客戶服務，包括消費、零售、醫療、工業和可再生能源領域。”

不排除增持中國業務

隨著中國金融業不斷開放，司徒瀚表示，瑞信會繼續拓展中國業務平臺，在時機適當和法規容許下，增加對在華合資券商的持股比例。

“我們相信中國的發展潛力，瑞信不排除未來增加對在華合資券商的持股比例，現在持股比例為33.3%。不過，目前沒有增持股權的計劃，瑞信正在雇傭更多資深人士拓展私人銀行和投行業務。”司徒瀚告訴記者。

瑞信方正的證券經紀業務於2016年9月30日開始營運。瑞信(香港)有限公司是中國市場規模最大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之一，已委任其在中國的合資證券公司瑞信方正證券擔任其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券商。

在中國，瑞信還與工商銀行合資建立了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名為“工銀瑞信”。截至 2016年6月底，工銀瑞信的總資產管理規模超過 1萬億人民幣，是中國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

“全球化終結”不可取

就全球經濟形勢而言，司徒瀚認為，全球處於同步上升周期，尤其是美國經濟基本面樂觀。

“我認為，美國經濟基本面比較好，今年3次加息是可能的。美國處於上升周期，亞洲國家並未出現明顯資本外流，該地區還是保持較高的增速，仍存在很多機會，尤其是債券市場，新公司層出不窮。”司徒瀚表示。

總體來看，瑞信對2017年的經濟形勢更為樂觀。然而，“需要擔憂的是，民粹主義升溫導致逆全球化趨勢盛行，這反映了很多中低層階級對現狀的不滿。”

司徒瀚認為：“我們需要更多包容性的政策，在技術革命的浪潮下，政府需要為更多人創造就業機會，加強教育投入，需要對失業人員進行再就業培訓，加大線上教育的普及率。”

值得一提的是，瑞信研究院從歷史角度將1913年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結束(之後見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之時的情況，與當前的第二波全球化浪潮退卻時的世界形勢進行了比較。

“我們今天經歷的三個主要趨勢，在過去曾是促使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崩潰的主動力——需求疲軟和產出增長停滯，政策和經營環境受到制約，及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和進口替代加強。”但瑞信研究院認為，全球正在向多極化世界過渡，而不是繼續朝著“全球化終結”的道路邁進，因此最好是訂立政策目標，建立一個可以在明確的規則及相關制度下運作良好的多極體系。

其認為，穩定的多極化框架倡議可采取多種形式，並提出了以下建議：

在缺乏新的全球貿易協議的情況下，主要的“地極”(美國、歐盟、日本、印度和中國)可成立一個貿易協調機構，幫助最大程度減少貿易糾紛，並團結不同國家，在以貿易為基礎的倡議(例如中國的絲綢之路計劃)上開展合作。

隨著三到四個大“地極”的存在，中小國家之間可能建立聯盟——例如建立由小型、開放型經濟發達國家組成的官方網絡，以便為小國“發聲”。

機制方面，20世紀的國際組織可能縮減規模。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可能至少認識到他們無法立足於這一新格局，並可能需要改造為規模更小並以區域為中心的機構(即世界銀行可能會將總部遷往非洲)。

由於全球化的好處不斷受到質疑，而事實上人口模式、負債和生產力疲弱很可能會持續下去並抑制國際上的長期經濟增長率，因此要重振“我們所了解的全球化”，可能只會徒勞無功。

瑞信研究院認為，接受“多極化發展道路”是一種更為現實的觀點，而且這種情景肯定比“全球化進程結束”的結果更加可取。

楊曉渡:企業家掌握財富後謀求政治權力很危險

“有些企業家特別願意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這里面有兩種不正常的情況，”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3月18日表示，一種是資本希望求得特殊照顧，而這有違市場公平;另一種是掌握經濟財富之後希望謀求政治權力，這非常危險。

政商關系如何界定，是一個敏感又重要的議題。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門設立“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的會議環節，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及多位企業家參與討論。

楊曉渡表示，中國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有其自身努力的內在因素，同時也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和良好的環境。中國企業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決不允許將此作為腐蝕官員、腐蝕社會的工具和手段，不能用來圍獵政府官員，汙染政企關系，企業財富決不能用於突破法律約束的領域。

他認為，當前要營造的是“親”和“清”的新型政企關系，要防範權力對金錢的尋租，避免金錢對權力的腐蝕，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

在這場討論會上，還有泰康人壽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陳東升，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等企業代表。

參與“政商關系”、“反腐敗”話題的討論，對企業家而言亦十分敏感。陳東升就在會上帶有調侃意味地表示，與楊曉渡同臺討論“需要底氣”。

“企業的生意有三種，與政府的生意、與企業的生意、與消費者的生意，這其中與政府的生意容易出現腐敗，與企業的生意也可能會出現腐敗，但是與消費者的生意，腐敗的機會幾乎是零。”陳東升說，經營企業可以選擇商業模式，幸運的是他選擇的是“與消費者的生意”。

他認為，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持續的投資得到的回報越來越平均化，企業賺錢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逐漸進化到依靠創新、並購整合來賺錢。“走的長的企業家，一定是堅持市場化道路的企業，”陳東升說，做企業是跑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但很多企業家忘了這一點，許多人想當“百米冠軍”。

陳東升總結，過去有很多企業倒掉，倒掉的企業主要有兩類，一種是追求高速增長倒掉了，一種是官商勾結倒掉了。只有堅持走專業化、市場化、規範化、國際化的道路，才能走的長。

“我還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企業家內心的價值觀也很重要。”陳東升說，自己並不是為了發財“下海”，而是為了做一個好企業、一個代表民族驕傲的企業。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代表，劉永好表示，如今政商關系已經出現變化，“權勢人物”在收手。

“我的好幾個朋友都在講，過去有的投資機會被有權勢的人物拿走了。現在反腐敗情勢下，權勢人物不再碰這些機會了，這對我們來說就是機會。”他認為，民營企業家追求基業長青，至少要做到三個方面。一是要有企業家精神，拼搏、創業、激情、活力，會用人;二是要有底線意識，這對商人而言非常重要;第三就是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