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返鄉置業一線報告|六成人返鄉會置業 是什麽讓“村里人”都在買房

每經記者 吳若凡 每經編輯 曾健輝

“這些年，聽到最多的就是，村里人都在買房。鄰居家兒子和兒媳在昆山買了房；隔壁大哥在蘇州買了房；還有一大部分人分別在市里、縣里和鎮上買了房；村北頭姓陳的都搬走了，只有一家沒有在外面買房；南頭咱老李家搬了大半了。”這是打工作家李若在《春節返鄉筆記》里的描述。

的確，在外打工的“村里人”，有了錢，最想做的事，少不了“買房”。

在安居客發布的《2017-2018返鄉置業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里，受訪人群中有返鄉置業意願的人，占59%的比例。

但這近6成的人回鄉置業，並不是回到村子、鄉里買房子，而是在離鄉不遠的鎮上、縣城及市里。

這也是為什麽，報告中新一線城市，尤其是蘇州、杭州、南京等城市，返鄉置業人群占比最高的原因。

事實上，“回鄉置業”作為伴隨改革開放、在外打工、衛星城建設等一系列宏觀話題而生的現象，在近年漸成趨勢，並且在“春節”這個特殊的時刻被急速放大。

但到底是什麽原因，讓“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份習俗，還附加了“買房”這個高頻選項？

買房，就是為了成家

從開始一個人默默打拼，到一個人變成了兩個，再到可能面臨的3口甚至5口之家，買房成家就成了迫切的需要。當大城市的房價無法觸及，回鄉置業便成了打工族的重要選項。

《報告》顯示，在返鄉置業人群中，一半以上年齡超過30歲；單身人群只有19%。打工一族中，80%來自三四線城市及周邊城鎮，但近七成都在一、二線城市工作。

對於這近6成有返鄉置業意願的人群，改善老人及孩子的生活條件，便是他們返鄉置業的首要原因。

安居客首席分析師張波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買房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當一二線城市買房壓力越來越大時，回家鄉買套房，就是一個雖不得已但必為之的選擇。

買房，只是一時沖動？

有趣的是，有回鄉置業的意願，並不意味著有回鄉置業的需要。

就像作家李若描述的，“我有兩個弟弟，小弟還沒有對象。大概是覺得房子買在市里說出去好聽些，方便找對象，前兩年非要在市里買套房，買了也不住，到現在還沒裝修”。

大弟為什麽買房呢？他說道：“你們都搬走了，獨留我在村里，我和誰玩呢？”

事實上，張波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鄉的打工族，春節過完後很多都會再回到大城市。從長遠來看，在租購並舉的政策下，有大批人的長期居住需求或能通過租房來解決，未來大城市的租房人群還會進一步增加，很多時候家里的房子並沒有用。“有時候，大家並沒有回家置業的需求，買套房只是沖動性消費，為了跟風、比較，或者為了實現‘有套房’的願望”。

張波告訴記者，不少人往往回家前並無置業的想法。但中國不同城市和地區間的樓市差異很大，有時候兩地一比、懸殊的差異一現，就會沖動性購房。

當然，有人選擇返鄉置業也是有清楚需求的，如照顧家鄉父母、建設家鄉和回家生活等等，也正是在這些主客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越來越多人加入返鄉置業大軍，而“買住分離”的現象或也會更多地出現。

買房，因為城市需要

為什麽回家買房？很多時候也是因為在城里買不了房。

新城控股高級副總裁歐陽捷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北上深等城市的高房價、高地價，正在擠出部分產業和人口，為更高端的產業和人口騰籠換鳥。

從海外經驗看，通過大都市圈建設，較大的成本落差將引導一線城市的部分產業疏導到周邊衛星城市，部分人口也將跟隨遷移。

而這時候，大家也會發現，我國不少衛星城市的房價與一線城市房價，相差七八倍甚至十多倍。

《報告》顯示，一線城市返鄉置業的人群遷移主要流向周邊省市或省內其他地方，其中從北京返鄉置業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別是保定、天津、石家莊。

與此同時，在一線城市人口容量、就業機會趨於飽和的狀況下，新一線城市爆發出巨大的發展潛力。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新一線城市經濟發展迅猛，GDP增速普遍在8%左右，重慶更是超過10%，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並且新一線和二線城市也正大舉推出人才政策、購房補貼等諸多福利，這些都對人們回歸置業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比如，重慶的高精尖人才可享受住房優惠保障，安家補助最高200萬元；武漢規定非武漢戶籍個人憑“房票”可在武漢購買首套住房；南京的高層次人才購房首套不受戶籍限制，40歲以下本科生直接落戶買房等。

“這個時候人們就會把眼光從一線城市里調整出來。當技術的進步、設施的完善，尤其是國內交通網絡的加速發展，未來我國高鐵將覆蓋全國80%以上的大城市。這些都在拉近‘漂一族’與家的距離，使得返鄉置業更加變得更加容易。”張波表示。

《報告》也顯示，從安居客返鄉置業報告統計的人群流入情況來看，2017年返鄉置業大省分別是江蘇、廣東和安徽，其中江蘇鹽城、蘇州及南通三城返鄉置業人數名列前茅。

新一線城市中，全國返鄉置業熱門城市前五名分別是重慶、蘇州、成都、武漢和南京；二線城市分別是南通、合肥、徐州、泉州和溫州；三線城市分別是鹽城、安慶、泰州和淮安、嶽陽；四線城市則是六安、黃岡、阜陽、商丘和梅州。

返鄉置業一線報告| 回揚州置業：有人後悔沒早買，有人覺得房價仍低

每經記者 史小可 每經編輯 曾健輝

這個春節，“隔壁老李”突然說，“我後悔了！”

老李後悔的原因要從兩年前的春節說起。那年他堅定地認為，老家揚州是一個三線城市，城市規模小，外來人口少，居民收入水平也比不上大城市，在老家買房不如在大城市買。結果，這兩年揚州房價的上漲幅度完全超出了他的預判，以致發出感慨。

如今，更多年輕人離開三四線城市奔赴一線城市尋求更大發展空間，但一線城市高企的房價卻讓他們感到煩惱。

而當家鄉快速發展、房價攀升的時候，這些在一線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又會作何選擇？

揚州房價連漲27個月

雖然老李的戶籍還在揚州，但他常年在武漢工作並且定居，年收入超過30萬元。

兩年前，老李的父母想在揚州換套房子作為改善，但因為年齡臨近退休，貸款有難度，因而希望以兒子的名義按揭一套。

對於買房，老李嘗到過在大城市買房的甜頭。5年前，作為剛需，他在武漢市中心地段以超過9000元／平方米的單價買下一間80多平米的小套三。僅過了3年，這個小區的二手房價已逼近4萬元／平方米。

對比揚州當時平穩、略有下滑的房價後，老李堅持認為，買房必須要在大城市買。於是，憑借在武漢買房的成功經驗，老李計劃了一個在武漢換一套大四居，再把父母接到身邊住的“完美方案”。

然而，隨後的變化並不如其預期。在老李還沒回過神時，揚州房價連續上漲了27個月，直到去年11月環比才小幅回落。

去年12月中旬，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11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統計數據。數據顯示，11月揚州新房價格環比跌0.3%，這是當地房價連漲27個月後的首次下跌。

如今已到2018年春節，對老李一家而言，武漢的大房子還沒來得及買，揚州買房的難度又變大了。對此，老李寬慰自己說：“沒關系，反正我也沒準備回揚州工作，雖然現在揚州房價高了，但還是可以買一套，不過月供得多還點了。”

樓市調控政策加碼

房天下的數據顯示，揚州二手房價在2018年1月為13732元／平方米，環比增長2.1％，同比增長39.31%。

記者梳理數據發現，截至國家統計局2017年10月發布的數據為止，自2015年8月以來，揚州新建商品住房價格指數已經連續上漲27個月，直到去年11月才環比下滑了0.3%。

房價連漲的同時，揚州的樓市調控政策不斷加碼。但同時，市場上不乏“開盤熱“、“全款購房”和“日光”等現象。

到年底揚州房價有所回調，主要是政府加強了調控力度。2017年11月29日，揚州市政府出臺樓市調控政策，開始執行“限購＋限售＋搖號”的疊加調控政策。新政於同年12月1日起執行，直接對當地樓市交易產生了影響。

新政規定，在揚州市區範圍內擁有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居民家庭，不得再次認購新建商品住房。認購對象超過銷售房源數量的，由公證機關組織選房公開搖號確定購房人。在市區範圍內戶籍居民擁有第二套住房及以上、非市區範圍內戶籍居民家庭擁有第一套住房及以上的，自取得《房屋所有權證》及《不動產權證書》起，上市交易的限制期限由原規定的2年調整為3年。

這是揚州對樓市調控的再一次加碼。2017年4月，揚州進入“限售”時代，政策要求，在揚州市區範圍內戶籍居民家庭擁有第二套住房及以上、非市區範圍內戶籍居民家庭擁有第一套住房及以上的，自取得《房屋所有權證》或《不動產權證書》不滿兩年的，不得上市交易。

戶口仍在揚州的老李，如今要在揚州給父母買一套100平米的新房，得多花近50萬元左右。

有熟悉揚州市場的人士對記者表示，因為此前揚州並沒有限制非本地戶籍居民的購房資格，所以吸引了來自南京、南通、泰州、鎮江以及部分安徽、東北的外溢購房需求，加上本地的購房需求釋放，最終推動了揚州房價的持續上漲。

專家：三線城市房子宜住不宜炒

與老李後悔沒提早下手所不同的是，一些從一線城市回揚州買房的年輕人群體認為：揚州房價跟一線城市比，簡直是“白菜價”，按揭基本無壓力！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王龍就抱有這樣的想法。2017年4月，作為半個揚州人的王龍回揚州探親。短暫幾天時間，他就在揚州京華城附近以14000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

“我常年待在北京，也在揚州開了一家甜品店，買房主要是為了方便父母回揚州小住。當時買房就是瞬間的決定，因為房價很低，還按揭也沒什麽壓力。”王龍說道。

在揚州“揮金如土”的王龍新婚燕爾，卻並不考慮在北京買房。“婚前是跟父母一起住，婚後我們決定先租房子”。王龍和妻子達成共識，租下海澱區學區房，兩室一廳，月租8000元。說到房租費，王龍只說了三個字：“特別貴”。

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揚州這樣的三線城市有其特殊性。此前揚州房地產的價值被低估，房價一直比較疲軟，但隨著高鐵建設完成後，揚州的區位優勢突出，對當地人置業而言性價比較高。

但嚴躍進同時認為，揚州房地產市場仍非面向全國的市場，外來人口不多，加上周邊城市的商品房存量仍較高，會受到來自南京、鎮江、南通、常州和無錫等周邊城市的競爭，對揚州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形成制約。盡管目前揚州房地產市場的基本面在好轉，但若被炒房客持續追捧就會產生問題，加上三線城市目前房價處於高位，外地人在揚州購房仍需謹慎。

甩開第二梯隊直追京、滬：深圳離一線金融中心還有多遠？

目前，深圳上市公司總市值排名全國第三位，特許金融分析師（CFA）持證人數占全國8%，深圳在中國第三金融中心的“交椅”上坐得越發穩當。

以上數據分別來自深圳市金融發展服務辦公室和深圳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4月15日在深圳舉行的第三屆中國人才峰會上，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即CFA Institute，以下簡稱CFA協會）發布了最新的中國金融行業人才報告，報告內容也同樣顯示，深圳緊追京滬兩大金融重鎮。

該報告是由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牽頭、“一行兩會”協助，CFA協會作為唯一一家國際機構參與其中。該報告全文將會在3個月內發布。

報告認為，金融人才流入和流出均處於高位才是金融中心成熟的標誌，目前上海和北京的數據較為接近，流動系數約等於1，即人才流入和流出數量幾乎相等。深圳甩開杭州、成都、廣州等第二梯隊城市，正在不斷向上海、北京靠攏。

當前，深圳已經有非常好的金融人才積累，人才基礎能支撐未來深圳金融業的發展。根據CFA深圳協會的數據，深圳目前超過400人持有CFA證書，全國約有5000持證者，深圳約占8%。

該數據也與深圳在金融領域中證券業較為發達的現狀基本一致。以深圳證券交易所為依托，據深圳市金融辦統計，截至2017年9月底，深圳境內上市公司為267家，排名全國第六位；總市值突破5萬億，達5.17萬億元，居全國第三位。

此外，深圳也是金融人才布局的區域中心。報告數據從宏觀來分析，國內金融人才布局呈現四大戰略區塊，分別是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區塊，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區塊，以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區塊，以及以成都為中心的西部區塊。

金融業是深圳經濟的一大支柱產業，成為金融中心也是深圳發展目標之一。深圳市金融辦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金融業實現增加值2298.47億元，增長7.2%，占GDP比重14.9%；金融業實現國地稅合計稅收（不含證券交易印花稅）902.6億元，占全市總稅收的21.1%並緊追制造業，居各行業第二位。

長期來看，雖然銀行、保險等傳統金融領域落後於北京、上海，但深圳在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等新興金融行業的崛起，讓深圳具備沖擊一線金融中心的潛力，金融人才的儲備也將有力地支持深圳金融業進一步發展。成長為未來中國金融中心，深圳在路上。

人才不再偏愛北上廣深，杭州、成都等新一線城市更獲青睞

隨著新一線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對人才的爭奪，人才就業不再偏愛一線城市，包括杭州、成都等眾多新一線城市的吸引力不斷上升，從去年開始的人才爭奪戰，效果正在逐漸顯現。

新一線城市更獲青睞

58英才招聘研究院日前發布了《2018年一季度人才招聘報告》顯示，新一線城市成都、重慶、武漢、鄭州、西安的招聘活躍度持續升高。其中成都企業招聘活躍度增長7.55%，人才求職活躍度增長 50.77%。在企業招聘熱門城市排行榜上，成都超過上海。

58英才招聘研究院院長李妍分析稱，2017年，成都出臺了《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行動計劃》，囊括給予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扶持、鼓勵青年人才落戶、保障人才住房、提高人才醫療待遇等多項優惠。不僅是成都，重慶、杭州、武漢等新一線城市也紛紛放出大學生落戶、創業創新等政策大招，吸引了更多求職者，招聘和求職活躍度雙雙提升。

4月19日，國內中高端人才職業發展平臺獵聘發布的報告顯示，從2016年四季度到2018年一季度這一年半時間內，在全國人才凈流入率（地區人才凈流入率=該地區人才凈流入人數/該地區人才流動總人數×100%）排名最高的15個城市中，第一到第四名都被二線城市包攬，它們依次為杭州、長沙、成都和武漢，人才凈流入率分別為13.60%、10.24%、10.19%、9.79%。

這其中，杭州成為最大贏家，“杭漂”成為新的熱詞。據獵聘近期涉及3000多位杭州職場人的問卷調研顯示，人才選擇去杭州工作排名前三的原因是：近些年互聯網等新興行業帶來了更多工作機會；杭州是江南名城，人文自然環境俱佳；民營經濟活躍，就業和創業機會多。這三個原因的得票率分別為45.75%、43.11%、31.67%。

相比之下，一線城市的排名相對靠後。深圳、上海、北京、廣州名列第5、第11、第12、第14名，人才凈流入率分別為9.62%、6.87%、5.65%、5.03%。

4月17日，移動招聘平臺BOSS直聘發布《2018一季度人才吸引力報告》顯示，根據報告，2017年下半年開始，以成都、武漢、南京、西安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集中推出人才吸引政策，多項政策形成全民熱議。這些政策的效果正不斷顯現。

BOSS直聘研究院數據顯示，2018年一季度，新一線城市人才流入率（流入人數/流出人數）為1.07，較2016年增長3.2%。2018年一季度，從新一線城市高校畢業，之後留在當地工作的職場新人比例達73.8%（包括應屆生和工作經驗一年以下的求職者），較2016年增加近20個百分點。

以西安為例，西安市2018開啟“最優落戶政策”之後，截止4月16日，今年已累計已有30萬人落戶。

此外，根據智聯招聘此前發布的《2018年春季白領跳槽指數調研報告》，經濟發展強勁的“新一線城市”是白領最偏愛的跳槽目的地。報告顯示，2018年跳槽時，有33.2%的白領選擇成都、杭州等新一線城市，超越傳統一線城市的32.7%，成為白領最偏愛的跳槽城市類型。

新一線城市發展空間大

新一線城市的人才流入的增多，既有推力也有吸力。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說，隨著一線城市房價、教育、交通等各種要素成本的上升，不少新一線城市通過基礎設施的改善，通過人才新政、創新驅動等吸引大量人才流入，戶籍留人與產業留人相互促進，通過競爭快速發展，新一線城市更獲得人才的青睞。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武漢、成都、鄭州、長沙、重慶等新一線城市，近幾年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人口集聚都十分迅速，收入與一線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小，居住條件好，生活壓力沒那麽大。近幾年，往一線城市走的人越來越少，更多的人留在了新一線城市。

十年前從武漢大學畢業，在深圳工作八年後回武漢工作的張先生說，目前武漢的收入水平與廣深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而且武漢的生活壓力要小不少，“武漢作為大區中心城市，醫療和教育水平等公共資源也都很好，作為湖北人，回武漢是很不錯的選擇。”

彭澎認為，這些新一線城市未來將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點，它們的發展空間甚至大過一線城市。一方面這些城市發展起來後，可有效減輕一線城市的壓力；另一方面又可以起到區域龍頭帶動作用，帶動更多中小城市、區域經濟的發展，有利於縮小區域差距，使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更加均衡。

丁長發認為，新一線城市一定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將當地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做大做強產業鏈。如武漢、西安、南京、成都、沈陽等大區中心城市，高校雲集，科研經費投入大，如何充分發揮科教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十分關鍵。

這其中，包括武漢、成都等城市，目前它們在加快發展的過程中，已逐漸發揮出自身的科教實力雄厚的優勢。以武漢為例，在武漢，得益於武漢在高教方面的優勢，近年來以光谷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良好。目前東湖高新區集聚了烽火通信、華工科技等30多家上市公司。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也讓武漢成為目前最具產業競爭力的二線城市之一，對人才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

近幾年，武大、華科等武漢著名高校畢業生近幾年留在武漢的比例越來越高，並超過了北上廣。例如，根據華中科技大學2015年的研究生畢業質量報告，有43.5%的畢業生選擇留在湖北工作，這也是連續兩年就業湖北人數超過40%，其中絕大多數留在了武漢。

而要吸引人才，除了產業外，宜居也十分重要。比如在住房方面，不少城市也推出了一系列針對人才的優惠舉措。以西安為例，西安市物價部門負責人日前表示，目前西安市20%的居住用地用於公租房建設，20%的居住用地用於限價房建設，最近落戶的30萬人中，學歷落戶占了很大的比重，這也就意味著，這些人的房子，大部分在這40%的專項用途中。

深交所也開現場新聞發布會了！首場宣布五大方向強化一線監管職能

4月24日下午4時，深圳證券交易所首次現場新聞發布會暨2018年會員大會專題新聞發布會隆重舉行，深交所新聞辦主任陸序生、會員管理部總監唐瑞、法律部總監付彥、招商證券總裁王巖出席，並就修訂深交所《章程》、強化交易所一線監管職能等市場關註話題回答記者提問。

兼任本次新聞發言人的陸序生表示，“百聞不如一見”，今天深交所首次現場新聞發布會以面對面的方式加強與媒體的溝通交流，今後將以此為起點，常態化地舉辦現場新聞發布會，及時對外發布重要新聞，落實重要政策，解讀重要規則。

強化深交所一線監管職能

深交所2018年會員大會於4月16至20日召開，大會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審議《深圳證券交易所章程（2018年修訂草案）》，《章程》修訂草案獲得116名會員代表全票通過。強化一線監管職能是此次深交所基礎性、綱領性文件修訂的重要內容之一。付彥向記者詳細介紹了《章程》在這方面的新規定：

一是強化交易所的風險防控職責。《章程》第十七條新增交易所建立風險管理和監測機制，維護市場安全穩定運行的規定。

二是進一步拓展交易所職能範圍。《章程》第七條明確了交易所決定證券暫停、恢複、終止和重新上市，提供非公開發行證券轉讓服務，對證券服務機構進行監管等職能。

三是進一步豐富交易所一線監管手段。《章程》第十四條明確“懲罰性違約金”作為紀律處分，新增“向相關主管部門出具監管建議函”的監管手段。

四是完善會員客戶交易行為管理職責。《章程》第二十一條增加要求會員在與客戶的協議中“約定對委托交易指令的核查和對異常交易指令的拒絕等內容”，要求會員“完善客戶交易行為監控系統”“對可能嚴重影響正常交易秩序的異常交易行為應當拒絕接受其委托”，進一步落實“以監管會員為中心”的交易行為監管模式。

五是將債券發行人等主體納入監管範圍，為交易所組織和監督債券交易等活動提供了依據。

以深交所第四屆理事會理事和會員代表雙重身份參加此次會員大會的招商證券總裁王巖表示：“本次《章程》在強化交易所一線監管職能方面做出了重要修訂，進一步拓展了交易所的職能範圍，豐富了交易所的一線監管手段。”

深化“以監管會員為中心”交易行為監管模式

“以監管會員為中心”的交易行為監管模式是2017年深交所會員大會以來所強調的監管方向。今天晚間剛剛發布的深交所理事會、總經理2017年工作報告中都指出，深交所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之一是持續推進“以監管會員為中心”的交易行為監管，制定異常交易行為監管細則，推進“看穿式”監管，加強跨境監管協作。

王巖稱，《章程》提出了交易所要建立風險管理和監測機制的明確要求，特別是在落實‘以監管會員為中心’的交易行為監管模式方面，進一步完善了會員客戶交易行為管理職責，對會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唐瑞表示，深交所未來將從三個方面落實“以監管會員為中心”的監管模式：一是制度建設，將出臺進一步實施細則，修訂會員管理規則，出臺會員客戶交易行為管理實施細則，建立重點監控賬戶等管理制度，研究發布典型的異常交易案例、監控要點以及監控系統如何建設的指南。

二是加強業務督導，對深交所116家會員一方面要加大培訓力度，將培訓延伸到營業部層面；另一方面將選擇部分經濟業務突出的證券公司進行試點，以點帶面形成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

三是建立反饋機制，完善客戶管理的評價體系，強化監督檢查，成立合規檢查部，按問題導向、風險導向及時開展現場檢查，完善會員客戶評價標準，同時也會推出激勵機制，對表現突出的會員以適當的方式予以激勵。

“北上廣深”變“上北深廣” 無錫蟄伏一年重返新一線

城市是人類聚集的產物。當人們不斷湧入城市，這種空間實體便擁有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時，與日俱增的環境和社會議題也提醒著城市規劃者、城市運營者和市民不斷思考，什麽樣的城市才是理想城市？

時至今日，依然很難用文字概述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利用日益豐富的城市數據，或許能為城市建立一套評估體系，描繪人們心目中理想城市的輪廓。

依據最新一年的170個品牌商業數據、19家互聯網公司的用戶行為數據及數據機構的城市大數據，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對中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再次排名。

為保證榜單的延續性與可比性，這份2018年最新的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沿用了上一年的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和未來可塑性五大指標，並維持了原有的算法框架：一級指數的權重以新一線城市研究所專家委員會打分的方式計入，二級指數以下的數據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以此綜合計算得到的結果是，四個一線城市在各自的兩個梯次中調換了位置——由“北上廣深”變為“上北深廣”。15個“新一線”城市的席次也有一些改變，依次是成都、杭州、重慶、武漢、蘇州、西安、天津、南京、鄭州、長沙、沈陽、青島、寧波、東莞和無錫。

自《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發布以來，一線城市的位次三年來首次發生了變化，北京不再穩占城市榜單的第一位。在代表城市人才吸引力與創新程度的未來可塑性指數中，北京依舊排名第一，但北京的城市人活躍度指數卻比去年下降了一位。

深圳的商業魅力指數在今年超越了廣州，成為榜單的第三名。除了專利數量連年居首，GDP也在2017年突破2萬億元，深圳的城市包容度以及所培育出的創新土壤，使得它持久向上的生長力在中國一線城市梯隊中更加突顯出來。

在新一線城市中，無錫經過一年的蟄伏重返新一線；重慶、蘇州、鄭州是位次連續3年上升的3個城市。而東北城市持續衰落，沈陽的排名下降了1位，大連已經跌出新一線城市名單，落到昆明之後的第21位。

越來越多城市都充分意識到，人才是城市發展的核心。今年年初，南京、杭州、成都、西安和武漢等新一線城市都相繼出臺人才新政，吸引高校學生和專業技術人員落戶。這是一場“人才爭奪戰”，更是城市發展核心要素的搶灘。

多樣開放的城市空間與創新人才是互為因果的共生關系。對所有城市來說，發展之道或許並不在於追趕當前的產業風口。集結吸引最優質的人才和資源，在新的機遇到來前做好準備，才能在適當時機最大程度地激發城市能量。這也是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在設定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指數算法時所堅持的價值觀。

城市更新與治理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無論是自下而上，還是從上到下，一座城市的管理者都值得像一家公司的經營者一樣去思考市場中的供需關系，理解城市人真正想要怎樣的多元空間與生活方式，理解人們為什麽寧願拋棄自己的故鄉而來到一座城市，理解人們心中想要尋找的理想城市是什麽樣的。

基於此，我們才有可能將所有關於美好生活的想象，都裝進城市這個複雜而有趣的有機體之中，並在未來居住在一座真正的“理想城市”。

商業資源集聚度

借用商業社會中最為精明且謹慎的門店選址邏輯來判斷一座城市的商業環境，是我們5年前提出“新一線城市”這個概念時就認定可行的方法。現在，這套方法得到了進一步升級。

通過空間算法，我們依據商業資源的聚集程度，將城市內的商業空間分為3類：有品牌門店落位的計為最廣泛的城市區域，相對形成了商業資源集聚效應的為城市商業區，商業品牌最密集的為核心商圈。商圈大小和城市規模差異均不影響得分，在商業核心指數中，我們只考量因品牌入駐所帶來的集聚效益。

杭州、蘇州和武漢等商業多中心城市在城市商業區實力上得分更高。杭州的核心商圈實力排在新一線首位，連接成片的武林廣場與新興西湖湖濱商圈，和錢江新城一起，形成了杭州實力最強的核心商業片區。

在今年的商業資源集聚度中，我們依然考察大品牌青睞度——大品牌如何選擇城市，代表著品牌對城市商業品質氛圍的認可。成都依然是西南地區大品牌進駐的首選城市，成都的消費品牌門店總數連續三年超過廣州及其他新一線城市。此外，在統計口徑內，過去一年重慶新增了158家品牌門店，是新一線城市中增長勢頭最好的。

這些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城市毛細血管中生長的基礎商業，它們更貼近城市人的生活，是商品交往最頻繁之處。

城市樞紐性

若是把城市之間的關聯比喻成一張網，那麽每一座城市都是網絡中的節點。強輻射力的城市向周邊城市輸送更多的商品、資源與人才，弱輻射力的城市往往處於被動接收輻射的地位。這種輸送的能力——即樞紐性，是城市重要的競爭力之一。

交通是聯通城市的物質基礎，在這個維度，我們既考慮了城市的高鐵站數量、民航可直達城市數、經過高速公路條數等城際交通基礎設施類數據，也用城市對之間通過鐵路、民航與高速公路等交通工具的城際往來矩陣分別計算了城市在交通網絡中的樞紐性。

今年的物流通達度指數在物流網點數量之外，新增了各城市收寄包裹的數據。義烏所在的地級市金華表現出色，寄出包裹數排名第二，僅次於物流發達的一線城市廣州。

商業資源區域中心度指數計算的是城市中各商業品牌與其所在區域內其它城市聯系度的總和。華南的廣州和深圳、西南的成都和重慶、東北的沈陽和大連商業資源分配相對“均勢”，而上海、北京、武漢和西安在各自區域內則具有絕對優勢。

城市人活躍度任何一個理想城市的模型都不可能忽略人在城市中的行為。

消費活躍度指數是衡量城市人是否活躍的基礎指標，也意味著城市人的支付能力以及整座城市在線上線下同步提供商業服務的能力。江浙滬地區在這個維度表現突出。網購人均購買頻次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9個來自江浙滬地區。其中，杭州的網購人均購買頻次超越4個一線城市排在首位。成都、武漢和重慶等中西部城市則是日均觀影規模最大的新一線城市，足夠的人口規模為當地的觀影消費市場提供了充足的潛在客源。

夜間活躍度監測的不單是城市夜晚的生命力，更是城市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產出的潛力。如果按區域劃分，華南和華東是夜間活躍度最高的兩個區域。蘇州、杭州和東莞是夜間最活躍的新一線城市。

不安分指數衡量的是城市向上生長更新的欲望，它代表了一種積極的生活狀態。成都是不安分指數最高的新一線城市。成都人樂於在旅行平臺上分享自己的旅遊記錄，也迅速接納了新生的共享單車，並保持著很高的日常騎行活躍度數據。

生活方式多樣性生活方式應是屬於每個城市人的個體選擇，但理想的城市中一定有千萬種不同的生活姿態，它們構成了一座城市多元、包容的性格和氣質，也成為城市最重要的魅力所在。

人們在城市中極富個性的生活方式選擇離不開空間、活動和商業3個要素。因此今年我們重新建構了生活方式多樣性指數的算法框架，從出門新鮮度、休閑豐富度和消費多樣性三方面更聚焦地衡量這個與城市人生活感知密切相關的指數。

餐廳、咖啡館、運動場館、書店、博物館、電影院等場所提供了城市人在工作與居住之外的“第三類空間”，人們在這里與熟悉或陌生的人交談、交換情報、迸發靈感。離開家和辦公室，這類提供“出門新鮮度”的戶外活動空間正是有意義的社會活動發生的地方。

更多的人開始跑步、健身、閱讀、聽音樂和旅行，這些休閑活動類數據都可以用來衡量城市人的休閑豐富度。

通過電影票房、音樂App的付費意願、淘寶線上消費商品的多樣性、對星級酒店的偏好與旅遊產品的購買意願，我們能觀察到城市人多樣的消費類型。從數據看，成都、南京和杭州相比其他城市更願意在音樂上投入資金。

未來可塑性

未來可塑性指數試圖觀察的是城市在未來能給予人們多少想象和可塑空間。我們試圖在這一指標中觀察兩種對年輕人就業和定居產生影響的力量:良好的創業氛圍、工作環境以及誌同道合的夥伴吸引著年輕人來到城市;而空氣汙染、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又讓人們不得不在生存與生活間作出選擇。在這兩種拉力與推力的拉鋸戰中，前者的影響力更占主導。

創新能力是城市可塑潛力的重要一環，初創公司是最主要的創新主體之一。杭州、成都創業平臺數量和融資規模僅次於一線城市，是創業環境最好的新一線城市。

高校是人才最主要和穩定的來源，然而這並不代表城市就擁有更多人才。南京是優質高校生源最豐富的新一線城市，但卻也同時面臨較低的畢業生留存率。城市提升自己競爭力的核心是，讓人留下來。

這一指數還考慮了城市人消費行為中的商品信息關註度、會員用戶情況。越來越多追求理性與品質的消費行為，會給城市商業帶來新的升級空間。

城市的GDP和人口數據也在這里納入考量。在考慮規模基數的前提下，不同級別的城市突破各自增長瓶頸的能力多少給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也讓人們相信自己的選擇。

什麽？新一線城市更年輕！

五四青年節，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領英）公布了圍繞“年輕”的話題調研結果，對比了一線與新一線城市職場人心態的差異。調查發現，新一線城市的職場心態相比一線反而更年輕，江浙地區優勢尤其明顯。

根據領英的調查，一線城市相較於新一線在城市年輕程度上已經不再具有明顯優勢，蘇州、杭州、南京年輕程度突出。前五名分別為：蘇州、深圳、上海、杭州、南京&北京。而年輕也不再僅僅與年齡本身相關。

“不難看出，新一線城市由於生活節奏及成本都相對適中，加之越來越重視文化產業配套設施和活動的完善，職場人往往有更多精力和能力去堅持喜歡做的事。相對物質條件或硬件設施，新一線城市以‘軟性福利’吸引職場人，更好地關註自身，發展多元的生活方式，從而保持一顆積極年輕的心態。”領英內容及社交營銷負責人陳梅表示。

怎樣的優勢讓新一線城市能夠保持職場人的年輕心態？經調查，判斷一個城市“年輕與否”的重要因素包括：人才大量湧入且多元化程度高（55%），城市未來發展空間大、機會多（54%），城市文化娛樂設施和活動充足（52%），城市生活節奏適中、有充足的時間精力經營興趣愛好和社交（50%）。在這些因素中，新一線城市發展均衡，整體上不輸一線城市，而且在“未來發展空間”和“城市生活節奏適中”這兩項上均大幅度地反超。

所謂“職場這趟渾水趟得越久，人越油膩”在陳梅看來和事實有一定出入。“我們調研發現，工作時間越久的人職場心態越年輕，工作15年以上的受訪者中55%的人都認為心態要比實際的年齡越年輕。是不是職位越高的人，思維越古板老舊呢？其實不是的，也有50%的高層管理者，他們認為他們的心態是比實際年齡要年輕的。我覺得這個事情也非常好理解，當你的心態越開放，其實是更加容易學習新事物，在這個行業里做的更好。”她說。

除了城市環境，企業也是影響職場心態重要的環境因素之一。工作中最令職場人頭痛的問題是工作強度大、節奏快（55%）、人際關系複雜（51%）和企業文化沈悶老舊（41%）。在這方面，新一線城市雖然在工作強度和節奏方面優勢明顯，卻在人際關系和企業文化上落後一線城市不少。新一線城市在忙著開展產業建設，引進企業以吸引人才的同時，還需重視起企業文化和團隊的建設，經濟利潤與內部文化缺一不可。

領英數據顯示，職場人普遍認為“興趣愛好”、“社交圈子”以及“自我認知”是影響職場心態最重要的決定要素。而在這三個因素中一線與新一線城市在“興趣愛好”上的關註程度呈現出顯著的差異，超過56%的新一線職場人認為經營好個人興趣愛好對於保持自身心態年輕至關重要，而這一數字在一線城市只有46%，對於一線職場人來說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交圈子和人際關系的影響。

美世中國區副總裁、員工健康與福利業務負責人虞煒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可以用“我”世代來描述現在的90後職場年輕人，即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與眾不同。“他們追求不同。對企業而言，會看到90後有這樣的需求：比如需要半年的休假，到外面去看看。他們不會像父母輩那樣，認為沒有六個月的工資會形成一種壓力，也不一定會把薪酬作為上班的一個動力。他們還需要被認可、獲得成就感和自我實現。”

事實上，為保持年輕狀態，發展興趣愛好、旅遊、以及堅持運動健身，是職場人普遍采取的最主要措施。除了在堅持健身運動上一線城市比例更高外，相對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的發展興趣愛好和旅遊，新一線城市則均超過了一線。在對於自身的投資方面，新一線城市在大多數方面的占比均超過一線城市，其中，新一線職場人最重視的還是興趣愛好，51%的人表示會通過購買興趣愛好相關的產品及門票來保持年輕；而一線城市占比最多的則是運動健身，超過47%的職場人會在這項上投資。

在員工管理的時候，虞煒認為企業應當要更有同理心。企業首先要認識到，五個不同世代的人在一起工作將成為常態。第二，企業要關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階段提出的訴求，“這不僅僅關乎薪酬福利。他的生活階段不同，對職業生涯的看法也不一樣。對待不同員工，不需要刻意區分對待，而是要講究同理心。”

中部新一線城市擴容 產業定位“只看高端”

中部地區的新一線城市紛紛開啟城市擴容大幕。

近日，河南省會鄭州市的中心城區總體城市設計亮相，新的中心城區體系大幅提升，總共圍合面積將達66平方千米；武漢打造世界級名片“長江新城”，總規劃面積500平方公里，不亞於再造一個新武漢；長沙高鐵會展新城亦揭開序幕，城市東南新門戶呼之欲出。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與前些年全國掀起由開發商主導的“造城運動”有所不同，本輪城市擴容，各地政府紛紛對標雄安新區，高端高新產業先行，杜絕新城再淪為炒房團樂園。

從鬼城到鄭州“陸家嘴”

始建於2000年的鄭東新區，與鄭州老城區僅隔一條中州大道。直到2013年，鄭東新區都少有人居住，到了夜晚漆黑一片，因此被媒體稱為“中國最大鬼城”。

但近年來，隨著內部人口流動與城市功能升級，鄭東新區開始有了改觀，全區吸納人口120萬人，昔日空空蕩蕩的中央商務區如今人氣鼎盛。

鄭東新區不僅脫了“鬼城”的帽子，還通過打造金融示範區，帶動了整個鄭州的產業升級。

2017年以來，鄭東新區對標武漢、成都等先進地區，在持續壯大銀、證、保等傳統金融業態的基礎上，謀劃航空金融、科技金融、消費金融等新興業態，構建集銀行、證券、保險、期貨、基金和新興金融業態為一體的“5+X”金融產業體系。

截至去年8月底，鄭東新區持牌類金融機構突破300家，累計入駐金融機構1200余家；鄭州商品交易所累計成交量近4億手，累計成交額約14萬億元，分別占全國市場的19.01%和11.71%。

2017年，鄭東新區GDP總量為406.44萬億，同比增長8.5%，GDP增速跑贏鄭州全市平均水平。在全國28個區域金融中心排名中，鄭州首次躋身前十。

長江新城是繼“中國光谷”“中國車都”後，武漢打造的又一張世界級“城市名片”。

如果說鄭東新區在規劃建設初期並未繞開“房地產先行”的話，武漢的長江新城則從源頭杜絕了炒房投機者的入侵。

去年7月17日，武漢市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正式啟動長江新城建設。會上，武漢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陳瑞峰指出，長江新城起步區規劃範圍內，將實行針對規劃土地、城市建設、房產管理、城市管理、戶籍人口遷移和工商註冊登記行為的“六管控”措施。

同年9月30日，長江新城管委會掛牌成立之時，時任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再次強調，長江新城建設要堅持“五條原則”，首先就是不搞“土地財政”，要向改革創新發展要效益，長江新城絕不是炒房投機之地。

按照總體規劃，長江新城將重點吸引高端高新技術企業，大力發展高端裝備制造、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目前，長江新城招商引資工作初顯成效，已與招商局集團、中建三局、融創集團、哈佛醫學創新中心等簽訂合作協議，與中信集團、中國電信、中科院武漢分院、華潤集團、鑫創科技等達成合作意向。

新城不應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中部新一線城市擴容，在新城產業規劃上，大都優先選擇金融保險、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等高端產業。

武漢的長江新城主打高端裝備制造、生物技術、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長沙的高鐵會展新城則將通過會展的展示平臺，輻射帶動生物醫藥、智能制造、工程機械等長沙優勢產業協同發展；鄭州的鄭東新區主張構建金融、信息服務業發展雙引擎。

但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波指出，中西部地區城市擴容，興建新城不應完全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

首先，中西部城市承擔著我國產業轉移的重任。隨著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制造業必然向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地區轉移，為了防止“產業空心化”問題，這些城市應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在吸引高附加值產業投資的同時，做好傳統制造業的承接工作，在承接中做到產業內部升級。

同時，高新產業的聚集與發展離不開整個產業鏈的貫通，而部分傳統制造業其實位於高新技術產業的上遊產業鏈，只有註重全產業鏈的打造，才能為新城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產業和商業生態環境。

陳波表示，城市以人為本，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在新城區順利落地和升級，有利於人員的聚集，從而為發展相關的生產和消費型服務業提供廣闊的空間。

馮侖：新一線城市成為更多年輕人的選擇

曾經有人問我“年輕人應該選擇在大城市蝸居一張床，還是選擇在小城市豪華一套房？”當時我從投資的角度做了分析。現在除了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又有了一個新的可能，那就是強二線或者說新一線城市的崛起。

無論是在一線城市打拼的人，還是五六線的小縣城里希望再進一步的人，就業置業與“新一線城市”開始生發出新的關系。

目前，最大範圍公認的“新一線城市”有 15 個：成都、杭州、武漢、重慶、南京、天津、蘇州、西安、長沙、沈陽、青島、鄭州、無錫、寧波、東莞。

關於這些城市，有一個數據很有意思。它們是滴滴最大的新用戶增長點。2017 年第四季度，這些城市給滴滴貢獻了1/4 的新用戶。還有一個數據，BOSS 直聘的大數據顯示，近 3 年來，工作首選城市為北上廣深的 18 ~35 歲青年勞動者的比例迅速下降，從 2015 年的 65.8% 下降到了 2017 年的 46.5%。青年就業的選擇也在向新一線城市集中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變化，當然有一些共同的條件。比如，這些新一線城市都放寬了落戶的限制，買房有優惠，對創業更支持，還會提供一些租房補貼，在醫療方面也有很多優惠。新一線城市吸引人才的政策集中出臺，城市“搶人”越來越明顯。

從整體上看，新一線城市的吸引力非常大。一線城市里，北京、上海戶籍難得，廣州、深圳房價太高。相比之下，新一線城市的確有很多機會。2017 年，杭州、武漢、成都、鄭州、西安等新一線城市吸引人才的能力最強。

另外，寬松的環境，工作機會、收入、戶籍、稅收、醫療福利等，使新一線城市增加了很多新的供給，出現了更好的條件。而買房與就業又是緊密相連的，這樣一來，就業增加到哪，買房也就會相應地增加到哪。

在新一線買房已經成為很多青年選擇就業地時的重要參考因素。

第一，全國超過 20 個城市已接入公積金異地轉移接續平臺。年輕人去新一線城市工作，落戶、公積金購買房已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轉到新一線城市，人口流動、職業流動，以及居住場所的流動，並不會因為公積金貸款買房成為障礙，這是一個特別大的利好。

第二，從百城 GDP 走勢來看，新一線城市與北上廣深的差距正在縮小，比如重慶去年 GDP 增長速度達到了 9.5 %。這些城市自有的造血功能支持了房市的長遠增長，投資的風險遠低於三四線城市。

第三，大量人口湧入新一線城市，帶來了充沛的人才和勞動力的同時，房地產租賃市場也有所發展，投資房產有人接盤，並且可以“以租養貸”，這個機會要比一線城市多，也刺激了市場。

第四，“長租公寓”這個概念在新一線城市非常火爆。新一線城市外來人口比例高，受房企歡迎，長租公寓未來也大有可為。房企在布局長租公寓時也是按照城市在布局，基本上都是聚焦在新一線城市。

第五，房企越來越偏愛新一線城市，也提升了新一線城市的房市活躍度。一線城市現在拍地難，就算房企拿到土地，也可能是政策性住房，並不太賺，所以新一線城市正處於上升期，大有可為，大房企願意去，這對於新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更新和升級是個好事。

第六，年輕人愛去新一線城市，未來發展有空間。因為大學生等高素質人群是人口流動的核心人群，落戶政策會推動城市的發展，短期內由於需求的增加，將推動房地產的租賃和購買市場，所以各大城市對於大學生的爭搶，以及大學生往新一線城市的移動，將會推動這些城市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增長。

第七，從新一線城市樓市發展情況來看，也證明了上面這幾個判斷。比如說 2017 年新一線城市住宅用地的成交金額在千億以上的城市有 5個，其中杭州住宅用地成交金額最大，南京和武漢成交金額次之，武漢成交金額首次突破了千億，達到了 1330.74 億元，同比上漲 46.1%；成都土地成交金額同比上漲 100% 以上，整個土地市場成交額首次也突破了千億。

2017 年新一線城市土地樓面價在每平米 5000 元以上有 5個城市，杭州土地成交樓面價格排在第一，為每平米 7899 元，同比上漲 7.92%；成都和沈陽土地成交樓面價也分別為每平米 4071.52 元和每平米 3386.29 元，同比漲幅都在 90% 以上。最近五年內新一線城市商品房銷售面積在全國占比均在 20% 以上，新一線城市商品房銷售金額在全國占比均在 25% 以上。

總結一下2018 年新一線城市的發展方向。租賃市場會迎來長足發展，過去一兩年上升期拿的地都會入市，這會提高區域的房價水平，新一線城市的租房市場也會上漲。

此外新一線城市的棚戶區改造也會加快，這個獨特的市場會帶來房屋置換升級的數量上升。受整體調控影響，2018 年新一線城市的房價總體趨穩，價格漲幅收窄，但卻是一個有支撐力的市場，而且會緩慢的增長，這一點應該是非常有信心的。（馮侖系萬通集團創始人、禦風資本董事長）

原標題：《在三四線小城置業，不如去新一線城市落戶又買房？》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馮侖風馬牛”微信公眾號

金融白領在扶貧一線：大梁山里的玉米脫貧故事

當前精準扶貧進入攻堅克難階段，為了確保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大批駐村幹部包括金融機構白領，告別繁華都市，割舍對家庭的掛牽，克服惡劣的自然條件，整日穿梭在田野山間，奮鬥在扶貧一線，把希望帶給了貧困地區的人們。

任超便是其中一員。2016年初，中國太保壽險十堰中支公司與十堰市鄖西縣湖北口回族鄉坎子山村結對扶貧，從此拉開了坎子山村的脫貧攻堅戰。作為該公司員工，有農村工作經驗的黨員幹部任超，不顧自己身患糖尿病、嶽母住院治療等困難，主動請纓，擔任十堰市駐坎子山村扶貧工作隊員。他備足了藥品和生活必需品，踏上了駐村的征程。

第一財經記者見到任超時，58歲的他已在坎子山村紮根一年多，且升任駐村第一書記。任超的臉上早已曬得通紅，儼然成了地地道道的坎子山村人，他總喜歡以“我們村”作為話語的開頭。

地處陜鄂交界大梁山中的坎子山村，從十堰市驅車要兩個小時高速和兩個小時山路。深山交通不便，幹旱缺水。雖然村里修了水窖，但冬天水管結冰，村民還是不得不花一上午的時間到最近的縣城搬水。如何幫助環境惡劣的村子走出貧困，是任超心中的頭等大事。

“起死回生”的玉米

“頭頂金銀山，腳踏米糧川，玉米桿子能挑水，洋芋堆成山。”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坎子山村流傳的一句順口溜。那時該村是個物產豐富的好地方，然而如今曾經的優勢消失殆盡，因為不通路，當地土特產只能眼睜睜看著爛掉，“貧困”成了坎子山村的代名詞。

據了解，除了交通不便、幹旱缺水外，坎子山村還是十堰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一，也是最偏遠的少數民族村。全村平均海拔1540米，最高處牛頭嶺海拔1799米。區區15平方公里面積，只有耕地1318畝，而山場卻有24000余畝。轄內有5個村民小組，152戶521人，其中回族87戶248人，回族人口占全村的48%。

來到坎子山村後，任超迅速開始了走訪村民、建檔建冊、查漏補缺的工作。半個月內，他走遍了公司對接的17戶貧困戶。“家里幾口人、是否養了牛和羊、房子怎麽樣、勞力強不強、有無讀書郎、有無病怏怏、種了幾畝地、有些啥家當、家庭收入怎麽樣……”任超手里經常拿著一本紅色的民情日記，對每一個貧困戶家中的情況，對記者如數家珍。

在完成調研後，任超總算發現了一個突破點——玉米。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坎子山村，冬天最低溫度可達零下二十幾攝氏度，農作物只有玉米、土豆和包菜能成活，別的都不行。最要命的是，村子缺水情況十分嚴重，每年只有8月份到10月份的雨季，村民才能攢一些雨水，用來維持一年的生活。

不過與華北平原地區一年兩季的玉米不同，坎子山村的玉米一年一季，日照充足，當地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得該村種出的玉米顆粒大、金黃飽滿。“高山玉米生長時間長，口感更好。”任超對記者表示。

去年任超向中國太保壽險湖北分公司匯報了村里的實際情況。為了解決村民銷售難、種植玉米不值錢的難題，省公司推出了“玉米訂單”包銷50萬根玉米的項目，將之作為2017年20件實事之一。“我們在全省有四萬多名營銷員，大家的力量是無窮的。”任超說。

原本一根鮮玉米只能賣0.2元，太保壽險的采購價按照高於市場價的每根0.6元收購，預計村民種一畝玉米地可以賺2400元。

鮮玉米的整個銷售環節通過坎子山村合作社統一完成，成本包括向農民的收購價0.6元，加上采摘、收儲、包裝、物流等各項支出，每根鮮玉米最終定價2元。“如果按照50萬根的規模計算，除了農民增收、合作社賺錢外，還能預計結余十萬元，我們的計劃是將結余一次性投入坎子山村，用於玉米加工再擴大生產。”任超介紹。

合作社還為新產品設計了洋氣的包裝，並起名“魏書記”鮮玉米。魏書記是坎子山村的老村支書魏登殿，他也是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被村民稱為當代“愚公”，是湖北省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基層幹部傑出代表。

太保的包銷為坎子山村玉米種植解決了銷路問題，公司還幫助村里新建了玉米加工廠

合作社為新產品設計了包裝並起名“魏書記”鮮玉米

一條可持續的扶貧路似乎找到了。山上的積雪融化了，玉米種植地的地膜也都覆蓋上了，任超欣喜地看到坎子山村發生的變化。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常年幹旱的坎子山村去年卻在玉米即將收成時迎來綿綿秋雨，玉米歉收了，原計劃包銷50萬根，最終實際只采收30萬根。“雖然產量下降了，但與村里此前種植其他作物相比，農民們實際收入比原來還是有了成倍的增長。”任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建檔立卡貧困戶馮龍會按照訂單安排，種了12畝玉米。鮮玉米賣出了2.5萬元，比前年收入翻了2倍多，一下子摘掉戴了幾十年的窮帽子，他對記者咧開嘴笑個不停。

任超發現，鮮玉米的采摘受到氣候條件和坎子山村地理條件的雙重限制，首先，鮮玉米必須成熟一個，采摘一個，太小過早采摘或者太老過遲采摘都不行；其次，由於山路崎嶇，必須派人挨個山頭采摘，運到村委會，采摘成本極高。

吸取去年的經驗教訓，任超又醞釀出新的致富計劃。目前，由太保捐贈10萬元幫助村里新建了玉米加工廠，將鮮玉米加工成玉米碴，由此替代鮮玉米銷售。

記者跟隨任超來到新建的玉米加工廠發現，設備一應俱全，可以將鮮玉米直接磨成玉米碴並裝入真空的包裝袋中。新產品“坎子山玉米碴”包裝精致，封面還印有“源自高山深山，口感清香甘甜”的字樣。

任超指出，對於坎子山村而言，產業扶貧是有效又長久的扶貧方式，既能幫助貧困戶就業增收，又能解決村集體底子薄的問題。

去年脫貧人口逾前年兩倍

在靠玉米種植加工尋得可持續扶貧的突破路徑之外，易地搬遷也是村里的一樁大事兒。部分村民的老房子分散在深山中，由於不可能為每家每戶單獨修路，所以易地搬遷成為改善交通出行的唯一辦法，且這些村民長期飽受飲水難題，加之老房子破舊，一些已經存在安全隱患，急需搬遷。

任超剛到坎子山村時，村里41戶村民易地搬遷已經有了方案，但要落實依舊困難重重，遲遲未有動工。

任超發現，由於坎子山村山路崎嶇不平，可用於建房的宅基地資源稀缺，易地搬遷新址就涉及占用兩戶村民土地的問題。經過任超反複與他們協商，兩戶村民最終同意將土地置換出來。

盡管如此，想妥善安置這41戶搬遷村民，將他們統一搬入原計劃修建的連排搬遷房，新地還是不夠用。

任超發現，這41戶中一些家庭子女常年外出打工，一些家庭只有二三口人。如果統一搬入搬遷房，除了不能保證人人都能住上之外，還會使得家里人少的村民花費過大，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任超建議，為戶內人口少的村民單獨建設一室一廳的“小戶型”保障房。這一方案最終得到村民的廣泛認同。

易地搬遷房與10套保障房同時興建，終於解決了坎子山村土地不夠用的難題。但新的問題又隨之而來。按照湖北省規定，易地搬遷不能增加農民額外負擔，不允許額外收費。即便如此，對於一些較為貧困的村民而言，1萬元也成了大難題。

這些村民找親朋好友湊一些錢，村里再找開發商延期支付一些費用，然而還是不夠。最後，任超找到太保壽險與部分村民結成了一對一幫扶對子，對扶貧搬遷給予資金支持。

例如，中國太保壽險十堰中支公司總經理胡長青與建檔立卡戶、村里清真寺的阿訇馬成榮結成了一對一幫扶對子。除了為他確定脫貧路徑，還想方設法進行物資幫扶。去年7月，胡長青自掏腰包拿出1萬元交到馬成榮手里，幫助他們全家從山頂搬下來。

而就在去年初春，因貧困而看不到希望的馬家媳婦丟下兩個孩子，離家出走了。作為駐村第一書記，任超也對阿訇家非常關心，經常上門看望老小，指導他家養牛養羊，並堅定他找回媳婦的信心。在任超看來，維護貧困家庭的和諧美滿，同樣是扶貧工作隊的責任。

在全家人搬進易地搬遷房後，今年馬成榮的媳婦小姚終於回來了。她說：“家里太窮，阿訇又掙不了多少錢，我是出去打工掙錢了。”

錢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一些村民根深蒂固的祖宅思想仍給搬遷工作帶來不小阻力。任超發現，一些村民雖然住在深山，交通、飲水不便，但耕地就在房前屋後，勞作十分方便。此外，整個家族祖祖輩輩都住在那里，但按照當地規定，一旦易地搬遷，老宅基地是要退還的。部分村民顯得很為難。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任超等駐村幹部便與村幹部一起，挨家挨戶上門跟村民做思想工作，講明易地搬遷對生活的改善，以及住在深山里的安全隱患。一些村民終於被說服。截至目前，41戶中僅有3戶尚未搬遷。

安全隱患不是空穴來風。就在易地搬遷的最後關頭，去年一場大火讓坎子山村貧困戶熊婆婆家“雪上加霜”。當時，家中不慎著火後，看著熊熊火苗夾著滾滾濃煙從屋里躥出時，熊婆婆手足無措，幸好任超帶領夥伴們及時趕到，背出了腿腳不便的她。

盡管老房子被燒掉一半，但熊婆婆依然堅持要住。面對老人的“任性”要求，任超和村民們合力幫她修葺了老房，還送來了安全方便的不銹鋼竈，做飯、烤火兩不誤。

在坎子山村，像熊婆婆與阿訇這樣與太保結對的貧困戶共有17戶，這些人都成為駐村幹部的重點幫扶對象。

致貧返貧的原因複雜多樣，需要認真分析並“對癥下藥”，而脫貧的關鍵則在於幫助貧困戶擺脫“等靠要”的思想，並通過技術培訓、產業扶持等方式幫助他們，確保脫貧的精準和長效。

通過玉米扶貧和易地搬遷，在任超的努力下，坎子山村的脫貧工作去年取得了較大成果。村里2014年建檔立卡時有貧困戶95戶、269人。2016年脫貧19戶、53人；2017年脫貧33戶、115人。目前除了4名貧困人口已經離世外，還有97人未脫貧。

“到2020年，我們一定要完成脫貧攻堅戰任務。”任超扶著駐村工作隊剛剛為易地搬遷的村民們豎起的不銹鋼晾衣架說。

與老支書合作無間

駐村幹部還需與當地村幹部形成合力，方能事半功倍。任超與坎子山村黨支部老書記魏登殿的配合，就在村里成為村民口中的佳話。

坎子山村駐村第一書記任超（左二）與老支書魏登殿（左三）的配合，在村里成為佳話

魏登殿從1975年擔任坎子山村黨支部書記至今，被稱為當代“愚公”、已經連續當選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他，多年來始終吃苦耐勞、鍥而不舍、無私奉獻。

駐村幹部和當地村幹部有所不同。前者蹲點駐村，調研分析，收集村民困難，幫助村里出點子，並依托背後的資源優勢，為發展村級經濟、幫助村民擺脫貧困起到了積極作用。後者則長期紮根，對於村里情況更為熟稔。

這些有駐村工作隊的貧困村，一般來說，會由一名駐村幹部擔任駐村第一書記，作為黨組織名義上的“一把手”，而村里還設黨支部，有黨支部書記。

魏登殿告訴記者，駐村第一書記任超十分接地氣，和老百姓相處融洽，特別是能夠做到“五得”：“懂得，受得，吃得，走得，做得。”而任超則告訴記者，自己在與這位老書記的合作中，基本能達成共識，一年來沒有大的分歧，配合得十分融洽。

當初坎子山村在決定種玉米脫貧致富後，選種過程就體現了駐村幹部和村幹部的密切配合。

已有農村工作經驗的任超通過拜訪農科院專家了解到，坎子山村屬於高山地區，一款“恩單105”玉米品種更適合該村種植。但村幹部和鄉領導認為，市場上更受歡迎的甜玉米可能銷路更好。任超經過反複咨詢，發現當地的氣候條件並不適合種植甜玉米，絕不能拿村民做實驗。最終，任超說服了他們，決定種植“恩單105”。

任超告訴記者，駐村幹部與村幹部平日都是在一起戰鬥，相互密切配合，選種後為教授村民正確的播種方法，他與魏登殿排了時間表，挨家挨戶地指導村民播種，那幾日幾乎睡在田間地頭。

“魏登殿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而駐村幹部通常學歷高、眼界廣，可以出謀劃策，一年來我們配合得十分融洽。”任超說。

除了在決策上出謀劃策和幫助村民在脫貧過程中少走彎路外，任超表示，作為駐村第一書記，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更多要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積極思考怎樣更好地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同時協調駐村工作隊隊員以及背後單位的力量，將扶貧任務落到實處。

目前，駐村工作隊由幾家幫扶機構聯合組成，每個人都是與定點幫扶公司聯系的橋梁。正是在他們與村幹部的通力合作與幫扶下，在坎子山村委會旁，一塊空地正在盤整地面，據悉，這里9月份就會新建起一所小學，從而解決村里娃娃們要來回翻幾小時山路去上學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