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27日在會見俄奧運代表團時表示,在處理俄運動員“興奮劑風波”時,國際奧委會盡管面臨公開壓力,但在信息不利的背景下,依然維護了奧林匹克運動,使其免於“分裂”。普京同時呼籲俄運動員“向世界證明俄羅斯人能誠實公開的取勝”。
俄奧運代表隊參加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歡送會,普京發表講話(圖:中新網)
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7月24日公布對俄運動員興奮劑問題的裁定,決定不對俄羅斯代表團采取全面禁賽的處罰。國際奧委會將通過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來審核相關的俄羅斯運動員能否獲準參加里約奧運會。
普京表示,國際奧委會的上述決定維護了奧林匹克運動,使其免於分裂。不過他也指出,目前距離奧運會開幕的天數屈指可數,但能夠前里約參加奧運會的俄羅斯運動員準確數目仍然不明確,這種不確定性毫無疑問會影響運動員備戰。
普京當天還呼籲俄羅斯運動員向世界證明俄羅斯人能夠誠實公開的取勝。他也表示,俄羅斯會盡一切努力捍衛本國運動員的名譽。
【相關背景】
7月18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發布由該機構的獨立委員會成員、加拿大國際體育律師理查德·麥克拉倫完成的“獨立個人報告”。報告稱俄羅斯體育部門參與操縱了2014年索契冬奧會及其他在俄羅斯舉行的大賽的尿檢。隨後,WADA建議國際奧委會考慮禁止俄羅斯參加里約奧運會。
北京時間7月24日,國際奧委會決定允許俄羅斯代表團參加里約奧運會,由各個單項協會自己決定是否對俄羅斯運動員實施全面禁賽。
(綜合來源:新華社、中新網等)
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俄羅斯奧委會主席亞歷山大·茹科夫表示,國際奧委會獨立委員會共允許271名俄羅斯運動員參加2016年里約奧運會。
其中,允許全員參賽的項目有羽毛球、男子和女子拳擊、小輪車、山地自行車、水球(女隊)、排球(男隊和女隊)、沙灘排球(男隊和女隊)、手 球(女隊)、高爾夫、激流回旋、柔道(男隊和女隊),馬術,乒乓球,帆船,跳水,蹦床運動,花樣遊泳,女子摔跤,古典式摔跤,體操,飛碟射擊,射擊,射 箭,網球,鐵人三項運動,跆拳道,擊劍和藝術體操。
無法全員參賽的項目有:田徑比賽,68人中 只有1名女運動員被允許參賽;自行車項目,9人中只有4人獲得參賽許可,還有3人沒有最終明確結果;皮劃艇和劃艇項目的14人中,只有8人獲得許可,還有 1人目前沒有明確結果;劃船運動和賽艇項目,28人中只有4人可參賽,遊泳項目的35人中有31人被允許參賽,其中包括莫羅佐娃,洛濱采娃;五項運動中4 人中的3人可以參賽;最後是自由摔跤,6人中有5人已經獲得參賽資格,最後1名為列別傑夫,國際體育仲裁院正在進行審查。
8月3日,俄羅斯體育代表團在里約奧運村舉行升旗儀式。
俄羅斯代表團原計劃派387人的龐大軍團前往里約參賽。但是由於世界反興奮劑機構7月中旬發布“獨立個人報告”指出俄羅斯存在系統性操縱運動員 服用興奮劑的問題,並以此建議國際奧委會全面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參加里約奧運會及殘奧會。
國際奧委會日前決定,不取消整個俄羅斯隊在2016年奧運會的參賽資格,並由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來做出決定。有關俄羅斯參賽運動員人數的最終決定將由國際奧委會獨立委員會作出。
此後,國際奧委會還成立了由三名執委組成的審核小組,對俄羅斯參賽選手在極為苛刻的條件下進行審核。根據國際奧委會的條件,俄羅斯參賽選手必須與興奮劑“絕緣”,不能牽涉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獨立個人報告”,還必須接受額外的興奮劑檢測。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出席發布會。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當日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就俄羅斯禁藥事件表態說,國際奧委會要讓服用禁藥者遠離奧運賽場,並稱自己敢於直視俄羅斯運動員的眼睛。巴赫說:“我們想傳達一個信息,那就是國際奧委會將采取非常嚴格的檢測措施,讓服用禁藥者遠離奧運會,讓禁藥無處藏身。”
“我想告訴那些沒有服用禁藥的俄羅斯運動員,你們會得到別人的尊敬,證明自己不用禁藥完全可以做的更好。”巴赫繼續說。他最後說道,“國際奧委會現在還沒有收到俄羅斯方面的解釋,接下來俄羅斯興奮劑檢測機構將接受系統性的改造。”
在高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運動精神也滲透了科技元素。在科技的助力下,今年的里約奧運會有望突破更多世界紀錄。
傅園慧被泳衣“彈到痛”
故事還是要從使盡“洪荒之力”的傅園慧講起。傅爺說:“被泳衣彈到痛,比賽的泳衣太緊了,彈性太小,勒得胸都平了,我們賽前穿泳衣要穿20分鐘,這麽緊我彈到自己!你說這會不會成為我永生的恥辱。”
雖然這只是玩笑,但是泳衣為什麽那麽緊其實是有講究的。為了幫助運動員取得更好的戰績,只能通過有包裹性的材質和設計改進抗壓性、結構、敏感性和支撐性這四個關鍵版塊。讓身體變得略扁平,打造流線型身姿,從而減少遊泳時的水阻,讓選手們遊得更快。
傅園慧所穿的Speedo Fastskin 鯊魚皮系列專業泳衣是由一種叫LZR Racer Comprex特殊材質布料做成的,這是一種單向拉伸的布料,它可以實現出色的靈活性和特定區域高擠壓度。除了幫助身體整體更具流線型從而減少水阻外,泳衣的高擠壓度可以讓選手減少肌肉振動,避免肌肉振動在皮膚表面產生褶皺從而影響身體流暢性,減少無效的耗能,提高爆發力,幫助運動員取得更好戰果。
但是為了追求泳衣“夠緊”的效果,泳衣在彈性上就會有所犧牲,這也就導致Speedo的“鯊魚皮”在穿著時需要足夠的耐心把自己的肉一點一點“塞進去”。
Speedo一直是高科技助力奧運的最典型例子。自從Speedo利用美國宇航局的浮力和減少阻力技術,設計的全身套裝泳衣為邁克爾·菲爾普斯奪得2008年奧運會獎牌和打破世界紀錄後,遊泳比賽就受到了最嚴格的監管:防止高性能運動服成為另一種幫助提高比賽水平的“興奮劑”,不過服裝制造商依然在不斷創新。
本屆奧運會,耐克就為英國遊泳選手設計了配有彈性帶的AdizeroXV泳裝,可以讓身體始終保持流線型姿勢,最大化減小阻力,讓遊泳選手保持在理想狀態。阿迪達斯也參與了奧運會的泳衣研發,它利用身體掃描儀設計出新式套裝。
提高十分之一秒
田徑賽場上一直不乏高科技產品,許多服裝制造商都致力於研發讓運動員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的服裝和鞋子。在本屆奧運會上,耐克就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紡織技術,通過分布在運動服上的小矽膠凸起,可以減少空氣阻力,讓運動員跑得更快。其中AeroSwift 系列是運動服裝類,而AeroBlade則是臂帶或護腿之類的輔具。畢竟對於百米運動員來說,就算能夠提高十分之一秒的成績,都能夠決定金牌的歸屬
3D打印技術也在本次奧運會上發揮了大用處。耐克公司開發了一種3D打印產品——可以改變選手周圍空氣流動的矽膠釘,能夠讓運動員跑得更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耐克還開發了內置大量感應器和冷暖空氣調節功能的運動員座椅,據稱這款座椅以柔性碳膠帶和碳合成,它的神奇之處在於可以智能調節冷暖溫度,形成微型氣候,有通風的喉管,讓運動員可以更快的為身體降溫、保持肌肉彈力,更快地恢複體能與精神狀態。對於需要消耗大量體能比如羽毛球、籃球等項目的運動員來說,如果可以更快的恢複狀態,相對於其他同場競技的運動員來說,無疑構成了一種隱性的優勢。
在自行車、遊泳等比速度的競技比賽中,服裝必須合身,才能盡量減少空氣阻力。即便不考慮速度因素,合適的運動服裝也可以減少汗水或熱量帶來的負擔。著名運動品牌 Under Armour 這次負責為美國體操隊打造比賽服,專門針對氣候炎熱的里約熱內盧,新款比賽服可以避免運動員在比賽中滿身大汗。
美國體操隊還使用了一種LumiWave新科技,協助療傷。據稱,該裝置含有50個紅外線LED燈。運動員將手鏈放到有痛感的位置,LED燈發出的脈沖信號,促進人體體內釋放一氧化氮,提升個體細胞複原功能。
這與中國隊運動服裝含有的高科技元素有著一些相似的原理與功效。據悉中國的運動服裝用的是高強彈力的特殊纖維面料,據稱能夠促進肢體靜脈回流,減少血液瘀滯,帶走代謝廢物,提高人體能量供應,縮短恢複時間。因此,中美在奧運競技場對決,在裝備上,暫時也能打個平手。
另外,Under Armour 為加拿大橄欖球隊、瑞士和荷蘭的沙灘排球隊設計了隊服,服裝借鑒了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太空服技術,內置水晶片裝置,可以吸收身體熱量,降低體溫。
科技對於運動員心態的調整也起到越來越關鍵的作用。韓國此次就用光線治療法幫助選手克服時差,還用唾液里的酶對選手進行壓力分析,以及用神經反饋系統引導選手的心理。尤其是在射箭這種需要穩定的心理狀態的項目中,能讀出腦電波變化的神經反饋系統則可以準確地把握運動員什麽時候出現穩定或不穩定的腦電波,並調整到最佳狀態。
不過高科技裝備也引起了輿論對於奧運會有是公平性的指責。從目前來看,服務於運動員的高科技裝備只要能確保處於奧運規則之內,就不會有異議。在美國運動品牌Under Armour運動團隊資深創意總監亞當-克萊門特認為:“科技可以在極力往規則邊緣靠近。”
美國某運動裝備公司的高管甚至表示:“工程師們已經將奧運選手運動服的設計放眼到未來10年,未來運動員的要求會更高,投入的新技術也勢必會更多。”
8月16日消息,運動應用Keep對外宣布,已獲得來自騰訊的C+輪戰略投資,但未透露具體金額。Keep創始人兼 CEO王寧稱,Keep自去年2月上線至今,一年半的時間獲得了5000萬用戶。
本輪融資距離上次披露C輪融資僅間隔3個月。5月17日,Keep公布其已完成3200萬美元C輪融資,由晨興資本和紀源資本領投,貝塔斯曼亞洲基金跟投。
Keep是一款專註健身的移動健身工具App,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交屬性,用戶可以相互交流討論。截公開資料顯示,Keep自2015年2月上線,2014年11月,獲得300萬人民幣天使投資。2015年3月,獲得Ventech(銀泰資本)和 BAI(貝塔斯曼)的 500 萬美金A輪融資;2015年7月,獲得GGV(紀源資本)領投的1000萬美金B輪融資,BAI(貝塔斯曼)和 Ventech(銀泰資本)跟投。2016年5月,Keep完成3200萬美金C輪融資,由GGV(紀源資本)與 Mornningside(晨興資本)領投。
Keep剛上線時僅有7項訓練計劃和16項單次訓練,如今已有20項訓練計劃和76項單次訓練。在原有課程基礎上,Keep推出了拉伸、康複訓練以及瑜伽、按摩等品類,同時增加了鄒市明拳擊、戰鬥跳繩以及邱波、劉湘等運動員特色課程。而且,除了視頻健身課程之外,Keep在3.0版本中也推出了跑步功能和電商版塊,用戶可以使用Keep進行戶外跑,也可在Keep中買到運動時需要的裝備。在這個過程中,Keep也由最初的健身工具向運動平臺轉型,希望滿足用戶更多的運動需求。
運動社交化是近年互聯網投資的風口之一,在龐大的體育市場里,主打各類細分領域的運動類APP層出不窮,目前在APP store上已經有超過2000個相關應用。2014年共有十幾個運動類APP紮堆獲得風險投資,其中包括咕咚、去動、跑跑、約運動等在內的多款運動社交應用獲得融資,涵蓋天使輪、A輪和B輪,投資級別達千萬美元。不過從2015年開始,運動類APP領域的融資熱潮降溫,獲得投資的項目大都處於A輪、B輪之後,主要是在細分領域暫時領先,比如正在轉型階段的Keep。今年以來,資本更趨理性,上半年公開報道的僅有Keep和咕咚分別獲得C輪融資。
據法新社報道,美國官員於當地時間17日稱,巴西里約警方將兩名即將乘機離開里約的美國遊泳運動員帶下飛機進行詢問。這兩名運動員此前稱自己在巴西遭到搶劫。
報道稱,美國奧委會發言人帕特里證實,遊泳運動員康格(Jack Conger)和本茨(Gunnar Bentz)被巴西當局帶離飛機。
法官簽署這一命令是因為發現兩名運動員此前所錄口供與事實不符。但當警方人員當日到奧運村收取美國運動員的護照時發現,這兩名運動員已經不見了蹤影,據巴西聯邦警察方面的消息,羅切特已經回到美國。
據巴西當地媒體報道,羅切特14日報案時對警方說,他和費根以及其他幾名運動員在出租車上遭到一夥扮成警察的匪徒持槍搶劫,強迫他們交出近 400美元的現金,而費根說當時只有一名劫匪。此外在接受美國NBC電視臺采訪時,羅切特講述了被“搶劫”的經歷,他說匪徒亮出“警徽”強迫他們躺倒在 地,然後搶走他們的錢包和現金,但是留下了證件和手機。這些情況讓調查人員非常疑惑,但當調查人員問及更多細節時,費根和羅切特均表示喝了很多酒,記不清楚了。
另一個與兩人所述不符的細節是,他們報案時所說的遭到搶劫的時間存在問題。羅切特和費根說他們從聚會出來是大約淩晨4時,抵達運動員村附近時被 搶,但運動員村的監控錄像顯示他們回到住所時是早上6時56分。錄像還顯示,當時4名隊員經過了金屬檢測門,羅切特還用註冊證件敲打費根的腦袋開玩笑。法 官凱拉認為,這些錄像顯示他們抵達時身體和精神狀態都良好。也正是為此,檢察機關要求重新調查此案,並懷疑美國運動員報假案。
目前,與羅切特和費根一起的另外兩名運動員還沒有被警方要求重新錄口供,但是巴西聯邦警察已經通告美國駐里約總領館和美國奧委會,要求費根交出護照,並暗示另外兩名運動員也要接受傳訊,只是目前尚未收到回複。
美國奧委會僅在一份聲明中說,該國遊泳隊在比賽結束後已經離開奧運村,同時處出於安全原因,不能準確告知每名運動員目前所在具體地點。
羅切特是美國遊泳名將,里約奧運會中他參加兩項比賽並在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斬獲金牌。
據新華社19日報道,巴西里約熱內盧警方18日通報包括名將羅切特在內的4名美國遊泳隊員奧運期間“遭持槍搶劫”事件調查進展。警方結論是,沒有發生搶劫事件,僅為加油站小沖突。其中一名美國隊員在作證時說警方的結論屬實。
警方表示將分析卷入事件所有人的責任,再做最終定論,現在還不能給運動員定性為“報假案”,但他們要對自己的行為做出回應和解釋。
美國遊泳運動員瑞安•羅切特、貢納爾•本茨、傑克•康格和吉米•費根此前表示,8月14日早間,他們參加完聚會返回奧運村時在出租車內被人持槍威脅。巴西警方沒有找到足以證實美國運動員所說的證據。
據俄羅斯“衛星”新聞網報道,警方發言人表示,當地時間14日上午6時許,4名美國遊泳運動員來到里約熱內盧郊外的一座加油站,其中一人試圖打開廁所的門,但門上了鎖,於是數名運 動員一齊按壓該門,並將其損壞。當地出現了一名配槍的保安,但他並未拔槍,更未用槍指著運動員們。加油站經理緊跟而來。在一名充當翻譯的顧客的幫助下,經 理要求美國人賠償損壞的門。經過討論,運動員們付給他一筆數額不詳的錢並離開了。
這段8月14日的監控錄像顯示,包括羅切特在內的三名美國遊泳運動員從加油站出來,到搭上出租車都並無異樣。
目前,據外媒報道,巴西當局允許美國遊泳選手岡納•本茨(Gunnar Bentz)和傑克•康格(Jack Conger)離開里約。此前這兩人因涉嫌編造“遭劫匪持槍搶劫”的事件 被巴西警方沒收護照並拘留。
據報道,美國奧委會負責人還就選手編造搶劫事件向東道主里約和巴西民眾致歉,稱選手的行為“不可接受”,美國奧委會稍晚或就選手的行為作出決定。
近年來,校園“毒跑道”事件層出不窮,引發全社會高度關註。為確保塑膠跑道原材料、施工流程、質量檢測等有據可循,湖南、深圳、上海、浙江等地已陸續出臺地方標準。新標準能否堵住“毒跑道”進入校園的漏洞?如何才能還孩子安全的運動場地?
“毒跑道”暴露相關標準缺失 多地制定新“地標”
今年以來,常州、成都、沈陽、北京等地陸續曝出校園“毒跑道”事件,經過媒體追蹤報道,“毒跑道”背後隱藏的一些問題被陸續曝光。而一些專家和業內人士認為,“毒跑道”事件的深層次問題是相關立法空白、技術標準滯後。
據了解,目前我國已頒布的塑膠跑道的質檢標準有《合成材料跑道面層》和《體育場地使用要求及檢驗方法第6部分:田徑場地》等兩項國家標準,但這兩項國家標準只是“推薦”並非“強制”標準。
“相關國標中對跑道面層中的有害物質限量做了規定,但目前來看涵蓋的檢測內容太少了。而且該標準仍舊是對跑道面層的檢測,而非對跑道空氣的檢測,更無法評估陽光暴曬後跑道將釋放多少有毒害氣體。”清華大學化學系基礎分子科學中心博士生顏磊說。
“毒跑道”事件發生後,目前,已有湖南、深圳、上海、浙江、江蘇等地陸續出臺了劍指“毒跑道”的地方標準。
今年5月,深圳市發布塑膠場地的工程建設地方性強制標準《合成材料運動場地面層質量控制標準》(試行),涵蓋了材料控制、施工質量控制、工程監理、工程驗收等多方面。要求合成材料面層施工嚴禁使用含苯、甲苯、二甲苯、二硫化碳、二氯甲烷等溶劑。
在浙江,7月2日正式發布的“浙江標準”還配套出臺了《合成材料運動場地現場氣味評價方法》。上海近期也連續出臺塑膠跑道團體標準《學校運動場地塑膠面層有害物質限量》和《關於加強本市基礎教育學校塑膠場地建設管理工作的通知》,打出捍衛校園健康的“組合拳”。
參與制定《湖南省體育設施建設協會塑膠跑道建設質量標準》的湖南省體育設施建設協會會長李宏武告訴記者,“湖南標準”主要對協會旗下近70家會員單位形成約束,這些單位包括塑膠跑道的材料、生產、施工方,在湖南塑膠跑道的市場占有率達70%以上。
圍堵“毒跑道”入校園 地方標準有哪些新內容?
記者采訪發現,相較於現行國家標準,新出臺的地方標準提高了校園塑膠跑道的相關指標,明顯擴大了有害物檢測範圍,並且對進場材料、施工過程、跑道成品等各環節都明確了必須檢測和監管的內容。
——擴大有毒害物檢測範圍。目前關於學校運動場地合成材料面層有害物質限量的技術指標,國家現行標準明確檢測的為苯、甲苯和二甲苯總和等7個指 標。“深圳標準”引入了對多環芳烴、短鏈氯化石蠟和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釋放率(TVOC)等限量標準。“浙江標準”也新增了TVOC、甲醛釋放率2個指 標。
各地新標準除了擴大有毒害物檢測範圍,還對現有國標中的相關檢測指標進行了提升。根據一些地方標準,塑膠跑道甚至“接近室內地毯標準”或“啃咬也可以保證安全”。
——引入“氣味評價法”強化管理。雖然“是否有毒、毒性如何”需要準確的實驗數據,但也不能忽視異味問題。因此,“上海標準”強調了對有毒有害 物質釋放量,尤其是對暴曬情況下釋放量的考量。浙江則建議學校在室外溫度較高時,可在上、下午課前分別對合成材料運動場地氣味進行評估,評估結果為3級及 以上的暫停使用。相關評定小組由身體健康的在校教師、學生家長或校外專家等5人擔任。
——叫停“低價招標”,明確各環節檢測內容。浙江、上海、深圳等地標中明確要求,原材料進場要進行複核、檢測,甚至每批次均須見證取樣。竣工驗 收前,在監理、建設和使用單位見證下,或由學校邀請家長、教職工代表等共同對合成材料面層成品取樣,由具有資質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相關檢測,不合格項目 不得竣工驗收。
值得註意的是,“深圳標準”還叫停了之前塑膠跑道采購項目普遍通行的“最低價法”定標的招投標原則,規定使用財政性資金建設的場地面層工程,工程承建商的招標采購不得簡單以“最低價法”定標,使用社會資金建設的也可參照執行。
——建立市場準入和黑名單制度。除了在檢測方面高標準、嚴要求,上海等地的地方標準還明確要求建立“學校塑膠場地施工企業黑名單”制度,將違法 違規情節嚴重的施工企業列入“黑名單”,並適時向社會公告。深圳對於塑膠跑道面層因有害物質檢測不符合規定而需拆除的,場地面層工程的承建商和監理單位由 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或政府采購主管部門納入企業誠信不良記錄。
“新標準的出臺必將對問題跑道進入校園起到積極的遏制作用。”上海市建築科學研究院檢驗技術研究所裝飾材料檢驗部主任趙敏認為,隨著新規的全面實施,塑膠跑道的質量將受到嚴格控制,劣質低價跑道中標的現象將有明顯改觀。
強化監管敦促落實 避免新規落地“紙上談兵”
輿論普遍認為,進一步加快完善、修訂國家標準,強化標準的科學性、規範性和強制性,是堵住“毒跑道”進校園的重要保障。
深圳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介紹,一些應用到學校合成材料運動場地上的新材料,可能其含有或能揮發出列表限定之外的新的有毒害物質,建議有關部 門分析研究,推出與時俱進的科學的國家環保標準,“孩子們的跑道接連出現問題,不完全是因為沒有國家標準,塑膠跑道生產企業也不是做不出來好東西,而是因 為市場監管力度不夠,導致標準沒有嚴格執行。”
“還要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李宏武說,要提高市場準入門檻,把好施工單位的入口,專業項目要由專業公司承擔,避免層層轉包。同時,監管方必須是業內專家,而不是隨便一個監理公司。
李宏武介紹,湖南省教育後勤協會和湖南省體育設施建設協會聯合設立了專家評審組,對具有體育運動場地建設資質的單位進行了專業評審及相應的業績 核查,同時報湖南省教育廳備案,聯合向省內各級學校推薦了11家有資質、有能力的施工單位,作為選擇“2016年度體育運動場館建設單位”的參考。
另外,一些參與制定地方標準的業內人士坦言,“毒跑道”“毒操場”等接連出現,暴露了從市場到監管的諸多缺陷,背後除了缺乏強制標準等問題外,相關職能部門監管缺位、歸口管理模糊等也需要重視。
不少專家及業內人士建議,目前對於塑膠跑道等學校合成材料運動場地建設和使用,亟需建立一套完整的監管體系和詳細方案,明確教育、體育、住建、環保等相關部門的責任分工,建立多方聯動、各司其職的監管體系,並加大責任追究力度。避免出現“有標準難落實”等情況。
歷時半個月的奧運會結束了,中國隊以金牌總數第三的名次完成了里約之行。近日,傑出運動員代表去了香港訪問,享受榮譽和鮮花。他們或者金牌加身功成名就,或者雖名次沒能突破但意誌頑強表現卓越,可無論成績如何,其中很多運動員包括羽毛球運動員林丹、女排選手魏秋月,都即將面臨退役。在中國,退役的運動員通常只有兩條路,或者繼續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擔任教練、體育官員;或者就此遠離競技舞臺,去學習、或者下海經商。
這是一道二選一的選擇題,離開或者留在,體制。
字典里,體制字面意義是指一定的規則、制度。但這兩個字在中國,指的是機關、事業單位的機構設置、隸屬關系和權利劃分等具體體系和組織制度的總稱。
生活中,選擇留在體制,或者想離開體制的,並不只是運動員。
官員離職上頭條
汪峰想上頭條難,但中國官員離職,走出體制,經常上頭條。
今年8月初,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離職,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堪稱行業八級地震。
去年9月,濟寧市市長梅永紅辭去了市長職務,加入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因為他的廳級身份,此後的一舉一動都被廣泛關註。
在上海,原浦東新區副區長丁磊離職,加入了樂視公司,他的加盟得到了樂視網董事長兼CEO賈躍亭在微博上的熱烈歡迎。
在湖北,丹江口法院原常務副院長徐光明向法院遞交了辭職信也引起了關註。因為他的《一名法院常務副院長的辭職感言》一文在社交媒體被刷屏。他前往了北京,“身份歸零,起點歸零”,從實習律師開始自己的新職業生涯。
轟動一時的棄官從商,2014年也不少。其中最為引人註目的兩例是,杭州市金融辦原黨組書記俞勝法辭去公職,加盟了阿里巴巴,出任阿里網絡銀行行長;國家質檢總局原新聞發言人陳熙同,出任了奇虎360高級副總裁分管市場公關工作。
這些官員在離職前,個個位高權重,他們,為什麽要離開體制?
經濟因素
從以上官員離開體制後的就業方向來看,個人收入的因素不可低估。中國的公務員工資收入偏低,不是秘密。
北京市從2003年開始實施“3581”陽光工資體系,即科、處、局、部級幹部月薪分別約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在上海,一副科級公務員曬出的收入賬單顯示,他全年總收入不超過8萬元。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年鑒報告,2012年全國公務員的年平均工資是48608元人民幣。2009年,正部級官員、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透露過,他的月收入大概只有1萬元。而據中國《工人日報》報道,前副總理吳儀曾表示,副國級別的她年薪也不過十幾萬元。
那麽從公職離開加入商海,報酬如何呢?
豐先生是北京一名資深公務員,年過四十,最近就為了高薪,辭職加入了一家世界500強公司。他的新工作是戰略經理,據他透露,公司給他的稅後薪水接近40萬。而此前,豐先生也就是科級待遇,月工資幾千。一轉眼,月收入翻了近十倍。
在拿到Offer(合同要約)後,他通過朋友找到我,問了我很多問題。問題之一是他很關心拿到的薪資在企業里到底處於什麽水平。“這個Offer是高了,還是低了,未來的成長空間怎樣?”面對高薪,他另一個問題是:“企業給我這麽多錢,會不會因此往死了用人?”
他有這些疑問,我很理解。因為豐先生雖然在行業內公認能力超群,但從來沒有在企業工作過,在這個年紀做出這樣的選擇,他一定要考慮很多——比如收益和風險的比較。我很難回答他的新東家將如何對待他,因為不同的企業,文化、組織行為都不一樣,老板風格也不一樣。從豐先生的薪資來看,在行業內已經處於中等偏上水平。所以我跟他強調,現在這份薪資已經體現了他在市場上的價值,就算做了一段時間覺得不合適,再去其它地方發展也不會低於這個水平。
豐先生的同事,一名科級幹部也考慮過很多次離職去公司做,他已經工作了十五年,此前在事業單位,後來轉做公務。雖然所負責的領域經常有突發事件發生,收入又不高,但他一直沒有離開。“我現在收入不高,如果去企業,我希望的月薪是2萬,這個數字是我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覺得合適的一個薪資。”
中國的公務員工資,跟發達國家的公務員比,的確屬於低收入。
在新加坡,總理年薪高達200多萬美元,而且其他高級公務員工資也很高。比如政務部長薪水在110萬新元左右,常任秘書約60萬至70萬新元,中級官員則為10多萬新元。在美國,以國務院為例,雖然初級公務員年薪只有1.78萬美元,但最高級的15級公務員入門即可拿到9.96萬美元年薪。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的中級公務員薪資,都超過我們的部長待遇了。
實現自我
但這麽多官員走出體制,就僅僅是為了一份在他們看起來沒有鐵飯碗保障的工資嗎?
我在成都,見到了前國家重量級部委的準司級幹部景明。他儀表堂堂、思路清晰、聲音洪亮且明快。景明在數年前就已經離職,現在,他的身份是某外資企業的高級咨詢師,並身兼該公司在中國的董事。
景明回憶,在部里工作的時候,他一度負責國家外匯管理工作。雖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但經過不斷的刻苦業務學習,他熟練地掌握了金融知識,並且在工作中遊刃有余。在歐元推出的那一年,他判斷歐元會大幅升值,並建議通過相關操作充實國庫。
當時因為各種原因,景明的建議沒有被完全采納,但是事後歐元的走勢證明了他的判斷正確。從那時開始,他認識到,自己的專業有多大的價值。也是從那時起,景明萌生了去意,希望找到一個職位可以實現自己的真實價值的地方。
他現在的工作,就是為企業提供咨詢,因為他的專業能力,和自身的背景,很多企業願意為了他的建議或培訓支付數每天萬美元咨詢費。景明不僅在下海後實現了財務自由,更證實了自身的實際價值。
跟景明一樣,“辭職市長”梅永紅談到為何離開官場時,也稱是要回歸價值。梅永紅對媒體說:“很多人都在解讀,我為什麽要這樣轉型。我在進行這樣的轉型,實際上是一種回歸,回到這樣一個更能體現我人生價值的軌道上來。”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一下海就立即可以直掛雲帆,乘風破浪。徐光明在他的《辭職感言》中說:“我知道,前方的路途充滿艱辛,但自己能夠追隨內心,戰勝自己,已經是人生的贏家,成功或失敗,無論什麽結果,都將是我生命下半場的精彩,我堅信:生命,只要向著夢的方向奔跑,一定無悔!”
這種對夢想的追求,和實現自我追求挑戰的勇氣,激勵著他和像他一樣的很多體制內群體,前僕後繼。
生活平衡
除了收入增加,實現了自我發展,據景明說,離開體制後,他在生活上,還有了更多的平衡。
比如在外企,很多企業都有年假制度。普通的員工15個工作日的年假,每工作多一年還可以增加一天。景明的孩子現在在國外讀書,當年因為他的公職關系,想去國外看孩子但是時間總是非常有限。“有一次,我家人都上飛機了,我的護照單位還沒給我,讓我哭笑不得。”他說。而現在,他只要能夠拿到簽證,基本上只要還有假期,可以想走就走。
原上海知名三甲醫院的文醫生,離職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家庭。她曾是心內科醫生,擔任科室主任五年。“按照醫院的工作節奏,三天值一個夜班,不夜班回家也很晚,白天還要補覺。有段時間,醫患關系又緊張,醫院怕出事讓我盯在科室里。我懷疑,這麽下去我會錯過小孩成長最重要的階段,甚至擔心他都不認我這個媽媽了。”於是,文醫生脫下了白大褂,現在在企業里做醫學咨詢。“像以前一樣,我可以參加很多國際會議,也有時間研讀醫學前沿進展,通過接觸以前的同事、專家,回答病人的疑問,我也是在幫助病人。最重要的是,現在我知道什麽時候下班回家。”她說。
轉換角色之難
近十年的“公務員報考熱”,讓公務員招考成為我國競爭最激烈的考試。據有關資料統計,2003年報考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國家公務員的大學生、研究生只有8.7萬人。到2014年則達到152萬,最終計劃只錄取1.9萬人,每個崗位都可謂百里挑一。
但從現實來看,公務員作為一種職業,雖然對於厭惡風險的人來說,比較理想,但薪資收入低等因素已經讓更多的公務員思考如何走出體制,棄官下海逐漸常態化。
但是擺在他們前面共同的問題,就是如何進行身份轉換。
金小姐也曾是公務員,年富力強的她去年選擇了一家高科技企業擔任政府事務工作,負責和政府部門溝通企業的目標,通過了解國家政策、解讀政策,幫助企業改善運營。
金小姐自認和政府的溝通不存在問題,因為畢竟她自己以前就在政府部門。但是剛離開體制加入商海的她對如何在企業里和上司制定部門目標、管理跨部門的期望值、尋求企業內部資源、匯報成績乃至招聘下屬一時間沒有明確的方向。因為這個部門在企業里也是比較新的,老板的期望值又高,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在公司里一點點探索。“有時候辦公室里的同事問我的問題我一時也沒有答案,從他們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們不了解我在做什麽。”她問我在公司的工作方法時候,我建議她首先要保持和各個部門的積極溝通,這是在公司工作最基本的。
而另一位做了多年記者的朋友加盟了一家互聯網公司後,也深感企業變化和自身角色轉換速度之快。一年前他意氣風發加入公司北京總部負責廣告宣傳和傳播,一年後他又回到上海負責市場和銷售。“變化快也許是企業太新,”他說。前一陣網傳該公司資金鏈斷裂,著實讓他出了一身冷汗,“孩子剛出生還不到三歲,有點折騰不起”。
在北方某省的金牌體育大院,我結識了一名體操運動員。她退役後開始讀書,並正在適應從運動員到普通人的轉變。“很難。”她說,“打小我就沒正經上過課,在課堂上坐45分鐘覺得好累,比訓練還累。”她的未來理想是去做健身舍賓(Shaping)的教練,但自己覺得“沒有知識文化也不行”。
他們遇到的困難,代表了一部分想走出體制的人群。
李寧
這也許就是為什麽,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的運動員在賽場上無限風光,但是走到場下開火鍋店、看大門甚至街頭賣藝的都有,卻很少有人如李寧一樣在體制內外可以同時成功。即使是作為球員風頭無二的鄧亞萍,從被任命人民日報社副秘書長,再到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開始創投,都步履維艱,很難說,她已經徹底走出體制。
鄧亞萍
我知道有一家500強企業,全球有幾萬員工。在里約奧運會期間,該公司“曝光了”很多具有雙重身份的員工。他們在日本工廠有技術人員是里約奧運女子曲棍球球員,在愛爾蘭機械操作人員曾是奧運會自行車選手,還有倫敦的科研工作者以前參加過擊劍比賽。他們都沒有獎牌,平時工作,業余訓練,從運動員到500強員工,在他們身上,沒有看到任何不合諧。
他們沒有走出體制之痛,也許,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體制,或者說,亞當•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是這些國家唯一的“體制”。
(作者為500強公司管理人士,文章不代表本報觀點,歡迎來信[email protected]與作者交流)
據新華社2日報道,國際殘奧委會1日裁定,不允許俄羅斯運動員以個人名義參加里約殘奧會。
里約殘奧會即將於9月7日開幕。國際殘奧委會1日在聲明中稱,在俄羅斯殘奧代表團被國際殘奧委會宣布禁止參加里約殘奧會後,有超過175名俄羅斯運動員申請以個人名義參賽。不過,國際殘奧委會決定禁止俄羅斯運動員以個人名義參加里約殘奧會,“這是俄羅斯殘奧委會被禁後,不可避免的後果”。
國際殘奧委會表示,他們此舉得到了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的支持。
俄羅斯殘奧會運動員(來源:俄羅斯衛星網)
國際殘奧委會8月初宣布因俄羅斯殘奧委會無法保證嚴格執行《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和國際殘奧委會相關反興奮劑規定,禁止俄羅斯代表團參加里約殘奧會。俄方隨後提起上訴。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在8月22日於里約召開聽證會後於23日宣布,法官們認為國際殘奧委會所做的禁止俄羅斯參加里約殘奧會的決定沒有違反程序規則,俄方上訴被駁回。
由於國際殘奧委會總部在瑞士,俄方隨後又向瑞士聯邦法院提起上訴。不過,該法院在8月31日發布聲明稱,俄羅斯殘奧委會需要進一步證明他們遵守反興奮劑條款,而目前還不能取消對俄羅斯殘奧代表團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