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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運動員的選擇：留在體制還是離開

歷時半個月的奧運會結束了，中國隊以金牌總數第三的名次完成了里約之行。近日，傑出運動員代表去了香港訪問，享受榮譽和鮮花。他們或者金牌加身功成名就，或者雖名次沒能突破但意誌頑強表現卓越，可無論成績如何，其中很多運動員包括羽毛球運動員林丹、女排選手魏秋月，都即將面臨退役。在中國，退役的運動員通常只有兩條路，或者繼續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擔任教練、體育官員；或者就此遠離競技舞臺，去學習、或者下海經商。

這是一道二選一的選擇題，離開或者留在，體制。

字典里，體制字面意義是指一定的規則、制度。但這兩個字在中國，指的是機關、事業單位的機構設置、隸屬關系和權利劃分等具體體系和組織制度的總稱。

生活中，選擇留在體制，或者想離開體制的，並不只是運動員。

官員離職上頭條

汪峰想上頭條難，但中國官員離職，走出體制，經常上頭條。

今年8月初，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離職，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堪稱行業八級地震。

去年9月，濟寧市市長梅永紅辭去了市長職務，加入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因為他的廳級身份，此後的一舉一動都被廣泛關註。

在上海，原浦東新區副區長丁磊離職，加入了樂視公司，他的加盟得到了樂視網董事長兼CEO賈躍亭在微博上的熱烈歡迎。

在湖北，丹江口法院原常務副院長徐光明向法院遞交了辭職信也引起了關註。因為他的《一名法院常務副院長的辭職感言》一文在社交媒體被刷屏。他前往了北京，“身份歸零，起點歸零”，從實習律師開始自己的新職業生涯。

轟動一時的棄官從商，2014年也不少。其中最為引人註目的兩例是，杭州市金融辦原黨組書記俞勝法辭去公職，加盟了阿里巴巴，出任阿里網絡銀行行長；國家質檢總局原新聞發言人陳熙同，出任了奇虎360高級副總裁分管市場公關工作。

這些官員在離職前，個個位高權重，他們，為什麽要離開體制？

經濟因素

從以上官員離開體制後的就業方向來看，個人收入的因素不可低估。中國的公務員工資收入偏低，不是秘密。

北京市從2003年開始實施“3581”陽光工資體系，即科、處、局、部級幹部月薪分別約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在上海，一副科級公務員曬出的收入賬單顯示，他全年總收入不超過8萬元。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年鑒報告，2012年全國公務員的年平均工資是48608元人民幣。2009年，正部級官員、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透露過，他的月收入大概只有1萬元。而據中國《工人日報》報道，前副總理吳儀曾表示，副國級別的她年薪也不過十幾萬元。

那麽從公職離開加入商海，報酬如何呢？

豐先生是北京一名資深公務員，年過四十，最近就為了高薪，辭職加入了一家世界500強公司。他的新工作是戰略經理，據他透露，公司給他的稅後薪水接近40萬。而此前，豐先生也就是科級待遇，月工資幾千。一轉眼，月收入翻了近十倍。

在拿到Offer（合同要約）後，他通過朋友找到我，問了我很多問題。問題之一是他很關心拿到的薪資在企業里到底處於什麽水平。“這個Offer是高了，還是低了，未來的成長空間怎樣？”面對高薪，他另一個問題是：“企業給我這麽多錢，會不會因此往死了用人？”

他有這些疑問，我很理解。因為豐先生雖然在行業內公認能力超群，但從來沒有在企業工作過，在這個年紀做出這樣的選擇，他一定要考慮很多——比如收益和風險的比較。我很難回答他的新東家將如何對待他，因為不同的企業，文化、組織行為都不一樣，老板風格也不一樣。從豐先生的薪資來看，在行業內已經處於中等偏上水平。所以我跟他強調，現在這份薪資已經體現了他在市場上的價值，就算做了一段時間覺得不合適，再去其它地方發展也不會低於這個水平。

豐先生的同事，一名科級幹部也考慮過很多次離職去公司做，他已經工作了十五年，此前在事業單位，後來轉做公務。雖然所負責的領域經常有突發事件發生，收入又不高，但他一直沒有離開。“我現在收入不高，如果去企業，我希望的月薪是2萬，這個數字是我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覺得合適的一個薪資。”

中國的公務員工資，跟發達國家的公務員比，的確屬於低收入。

在新加坡，總理年薪高達200多萬美元，而且其他高級公務員工資也很高。比如政務部長薪水在110萬新元左右，常任秘書約60萬至70萬新元，中級官員則為10多萬新元。在美國，以國務院為例，雖然初級公務員年薪只有1.78萬美元，但最高級的15級公務員入門即可拿到9.96萬美元年薪。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的中級公務員薪資，都超過我們的部長待遇了。

實現自我

但這麽多官員走出體制，就僅僅是為了一份在他們看起來沒有鐵飯碗保障的工資嗎？

我在成都，見到了前國家重量級部委的準司級幹部景明。他儀表堂堂、思路清晰、聲音洪亮且明快。景明在數年前就已經離職，現在，他的身份是某外資企業的高級咨詢師，並身兼該公司在中國的董事。

景明回憶，在部里工作的時候，他一度負責國家外匯管理工作。雖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但經過不斷的刻苦業務學習，他熟練地掌握了金融知識，並且在工作中遊刃有余。在歐元推出的那一年，他判斷歐元會大幅升值，並建議通過相關操作充實國庫。

當時因為各種原因，景明的建議沒有被完全采納，但是事後歐元的走勢證明了他的判斷正確。從那時開始，他認識到，自己的專業有多大的價值。也是從那時起，景明萌生了去意，希望找到一個職位可以實現自己的真實價值的地方。

他現在的工作，就是為企業提供咨詢，因為他的專業能力，和自身的背景，很多企業願意為了他的建議或培訓支付數每天萬美元咨詢費。景明不僅在下海後實現了財務自由，更證實了自身的實際價值。

跟景明一樣，“辭職市長”梅永紅談到為何離開官場時，也稱是要回歸價值。梅永紅對媒體說：“很多人都在解讀，我為什麽要這樣轉型。我在進行這樣的轉型，實際上是一種回歸，回到這樣一個更能體現我人生價值的軌道上來。”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一下海就立即可以直掛雲帆，乘風破浪。徐光明在他的《辭職感言》中說：“我知道，前方的路途充滿艱辛，但自己能夠追隨內心，戰勝自己，已經是人生的贏家，成功或失敗，無論什麽結果，都將是我生命下半場的精彩，我堅信：生命，只要向著夢的方向奔跑，一定無悔！”

這種對夢想的追求，和實現自我追求挑戰的勇氣，激勵著他和像他一樣的很多體制內群體，前僕後繼。

生活平衡

除了收入增加，實現了自我發展，據景明說，離開體制後，他在生活上，還有了更多的平衡。

比如在外企，很多企業都有年假制度。普通的員工15個工作日的年假，每工作多一年還可以增加一天。景明的孩子現在在國外讀書，當年因為他的公職關系，想去國外看孩子但是時間總是非常有限。“有一次，我家人都上飛機了，我的護照單位還沒給我，讓我哭笑不得。”他說。而現在，他只要能夠拿到簽證，基本上只要還有假期，可以想走就走。

原上海知名三甲醫院的文醫生，離職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家庭。她曾是心內科醫生，擔任科室主任五年。“按照醫院的工作節奏，三天值一個夜班，不夜班回家也很晚，白天還要補覺。有段時間，醫患關系又緊張，醫院怕出事讓我盯在科室里。我懷疑，這麽下去我會錯過小孩成長最重要的階段，甚至擔心他都不認我這個媽媽了。”於是，文醫生脫下了白大褂，現在在企業里做醫學咨詢。“像以前一樣，我可以參加很多國際會議，也有時間研讀醫學前沿進展，通過接觸以前的同事、專家，回答病人的疑問，我也是在幫助病人。最重要的是，現在我知道什麽時候下班回家。”她說。

轉換角色之難

近十年的“公務員報考熱”，讓公務員招考成為我國競爭最激烈的考試。據有關資料統計，2003年報考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國家公務員的大學生、研究生只有8.7萬人。到2014年則達到152萬，最終計劃只錄取1.9萬人，每個崗位都可謂百里挑一。
但從現實來看，公務員作為一種職業，雖然對於厭惡風險的人來說，比較理想，但薪資收入低等因素已經讓更多的公務員思考如何走出體制，棄官下海逐漸常態化。
但是擺在他們前面共同的問題，就是如何進行身份轉換。

金小姐也曾是公務員，年富力強的她去年選擇了一家高科技企業擔任政府事務工作，負責和政府部門溝通企業的目標，通過了解國家政策、解讀政策，幫助企業改善運營。

金小姐自認和政府的溝通不存在問題，因為畢竟她自己以前就在政府部門。但是剛離開體制加入商海的她對如何在企業里和上司制定部門目標、管理跨部門的期望值、尋求企業內部資源、匯報成績乃至招聘下屬一時間沒有明確的方向。因為這個部門在企業里也是比較新的，老板的期望值又高，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在公司里一點點探索。“有時候辦公室里的同事問我的問題我一時也沒有答案，從他們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們不了解我在做什麽。”她問我在公司的工作方法時候，我建議她首先要保持和各個部門的積極溝通，這是在公司工作最基本的。

而另一位做了多年記者的朋友加盟了一家互聯網公司後，也深感企業變化和自身角色轉換速度之快。一年前他意氣風發加入公司北京總部負責廣告宣傳和傳播，一年後他又回到上海負責市場和銷售。“變化快也許是企業太新，”他說。前一陣網傳該公司資金鏈斷裂，著實讓他出了一身冷汗，“孩子剛出生還不到三歲，有點折騰不起”。

在北方某省的金牌體育大院，我結識了一名體操運動員。她退役後開始讀書，並正在適應從運動員到普通人的轉變。“很難。”她說，“打小我就沒正經上過課，在課堂上坐45分鐘覺得好累，比訓練還累。”她的未來理想是去做健身舍賓（Shaping）的教練，但自己覺得“沒有知識文化也不行”。

他們遇到的困難，代表了一部分想走出體制的人群。

李寧

這也許就是為什麽，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的運動員在賽場上無限風光，但是走到場下開火鍋店、看大門甚至街頭賣藝的都有，卻很少有人如李寧一樣在體制內外可以同時成功。即使是作為球員風頭無二的鄧亞萍，從被任命人民日報社副秘書長，再到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開始創投，都步履維艱，很難說，她已經徹底走出體制。

鄧亞萍

我知道有一家500強企業，全球有幾萬員工。在里約奧運會期間，該公司“曝光了”很多具有雙重身份的員工。他們在日本工廠有技術人員是里約奧運女子曲棍球球員，在愛爾蘭機械操作人員曾是奧運會自行車選手，還有倫敦的科研工作者以前參加過擊劍比賽。他們都沒有獎牌，平時工作，業余訓練，從運動員到500強員工，在他們身上，沒有看到任何不合諧。

他們沒有走出體制之痛，也許，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體制，或者說，亞當•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是這些國家唯一的“體制”。

（作者為500強公司管理人士，文章不代表本報觀點，歡迎來信[email protected]與作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