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發改委微博發文指出,國內A股市場下跌並非孤立事件,全球股市同時下跌幾乎更早一步,主要經濟體市場都被波及,且從下跌順序來看,美歐日在前、中國在後。包括A股在內的全球股市同步調整源於多重市場因素疊加導致。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面是股市平穩健康運行的定心丸。
以下為全文:
近期A股調整更多源於外部沖擊而非基本面變化
5月30日,上證指數下跌2.53%,深成指下跌2.35%,創業板下跌2.67%,其中已經五連陰的上證指數創出年內新低,兩市近3000只股票下跌。國內A股市場下跌並非孤立事件,全球股市同時下跌幾乎更早一步,主要經濟體市場都被波及,且從下跌順序來看,美歐日在前、中國在後。此輪包括A股在內的全球股市調整源於多重市場因素疊加,既有中美貿易摩擦再起波瀾、意大利政局動蕩、短期避險情緒濃厚、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外流加劇等外部原因,也有我國債市信用債違約增多導致的風險偏好下降等內部原因,但總體來看外部因素明顯強於內部因素,並且我國經濟基本面穩中向好、上市公司盈利穩中有進的基本態勢並沒有發生改變,股市短期有跌也有漲,5月31日,A股出現明顯反彈,上證指數、深證成指和創業板指分別上漲1.78%、1.88%和1.01%,市場避險情緒明顯緩和。
一、包括A股在內的全球股市同步調整源於多重市場因素疊加導致
第一,中美貿易摩擦再度發酵加重市場避險情緒。5月29日,美國白宮正式發布《關於采取措施保護國內科技和知識產權免受中國歧視性和制約性貿易的聲明》,宣布將加強對中國在美國科技領域投資限制,就知識產權保護訴諸WTO,以及對中國在美出口的價值500億美元的貨物征收25%的關稅。中美兩國就雙邊經貿措施發表聯合聲明僅十天,美方出爾反爾、意外變臉超出市場預期。這一超預期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美國股市,5月29日,美國三大股指集體下跌,金融股領跌,其中道瓊斯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和標普500指數跌幅分別達到1.58%、0.5%和1.16%,其中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均創一個多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恐慌指數VIX刷新三周高點,收盤上漲28.74%。
第二,意大利政治風險影響全球金融市場。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與極右翼的北方聯盟將組閣,這使意大利可能在今年9月提前大選。兩大極端政黨如果獲得支持,意大利會出現一個反對歐元和擴張財政的政府,從而破壞歐元區的穩定。在此背景下,意大利國債利率大幅飆升、股市持續暴跌,意大利10年國債收益率達到3.178%,5月份上升了140BP,違約風險快速加大,並開始沖擊歐洲股票市場,5月29-30日,英德法等歐洲股市出現了明顯的調整,此後沖擊影響快速從歐美傳遞至亞太市場,香港市場和國內A市場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
第三,全球避險情緒增加,歐洲及新興市場國家面臨資本外逃壓力。今年以來,隨著美元走強、美債利率上升,新興市場面臨資本外逃、本國貨幣貶值的壓力,4-5月份,阿根廷、巴西及土耳其等國均出現股市、債市、匯市大幅震蕩。同時,美聯儲貨幣政策加息預期帶動美元步入升值周期,歐、日和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寬松的政策空間變窄。這一系列因素加大了金融資本從估值水平已經很高的市場撤出的意願。加之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導致美元匯率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波動,放大了全球股市快速下調的壓力,同步下跌隨之產生。
第四,從全球股市運行情況看,市場自身普遍存在較大調整壓力。2017年的全球股市牛氣沖天,美股、港股等指標性股指都直線上揚,而進入2018年,市場一改單邊走勢,開始震蕩回調,這種持續上漲之後或早或晚地出現快速回調是市場規律起作用。海外市場特別是美國股市自2009年以來已經持續了近9年的牛市,自底部以來,美國納斯達克、印度孟買SENSEX、德國DAX、美國標普500、日本日經225指數累計漲幅分別達到408%、312%、298%、282%、243%。從這些國家股市波動過程看,經歷了多倍增長後,股市調整是一個必然趨勢,一旦出現某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影響因素或是有重大超預期因素時,就會導致市場出現同步劇烈調整。
當然,除了以上共性原因外,我國A股市場下跌也有金融嚴監管形勢下的各方處於調整適應期、近期企業違約事件增多影響市場情緒等內部原因,但總體來看外部因素明顯強於內部因素。
二、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面是股市平穩健康運行的定心丸
第一,中國經濟持續向好。從生產端來看,工業利潤增速大幅回升,4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速21.9%,較3月份回升18.8個百分點。工業生產持續改善,粗鋼產量回升,5月上旬重點鋼企粗鋼產量增速8.1%,較4月的3.4%大幅回升。5月前25天六大集團發電耗煤增速19.4%,較4月明顯回升。汽車、鋼鐵、水泥等行業開工均在回升。從需求端來看,房地產投資逐步回暖,1-4月住宅開發等房地產投資增長10.3%。民間投資增速明顯提升,1-4月民間投資增長8.4%,已超過總投資增速。消費總體平穩,近期有短暫回落,但預計未來將有回升。從價格走勢來看,5月以來油價、煤價持續回升,截止目前,5月港口期貨生資價格環漲1%,PPI同比漲幅回升。同時,中國經濟發展的內涵也正在發生顯著變化,經濟結構在改善,增長質量在提升,內生動力在增強。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與韌性在增強。主要體現在: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培育形成,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速顯著高於工業平均增速,相關新產業、新技術發展將為經濟增長註入新動力;體制機制環境更加優化,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提速,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增強,全面加強依法治國深入推進,有利於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與創造力;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積極進展,進一步消除了發展中的隱患。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不斷創新,針對經濟運行中的苗頭性問題采取預調微調措施,既有利於熨平經濟周期,還避免留下“後遺癥”,將為結構調整贏得更多的時間和空間。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有巨大的韌性和回旋余地,完全有能力、有條件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
第三,國際社會也對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發展充滿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5月30日結束對中國的2018年度第四條款磋商訪問,IMF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在訪問結束後發表聲明稱,中國經濟表現良好,改革取得很大進展,IMF將中國2018年經濟增長率預測值調高至6.6%。此外,A股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也取得重大突破,6月1日,A股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一事將正式生效,共有233家A股大盤股公司入圍。未來將有更多外資通過滬港通、深港通、QFII、RQFII布局A股,MSCI預計,5%的納入權重將帶來近22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將長期利好A股。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將持續向好發展,不僅不會出現重大風險,相反,隨著金融開放和各項改革措施作用不斷發揮,將在國際社會中形成“經濟穩得住、政策有空間、改革在推進”的“中國預期”,也將對全球經濟和資本市場起到重要穩定作用。(作者:李世剛、曹玉瑾,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 博士)
中國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下稱《綱要》)十年之際,中國的知識產權發展方向再次成為內外關註的焦點。
紀念《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頒布實施十周年座談會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務院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副召集人、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在會上發言時表示,站在新的發展起點上,中國將努力培育更多高價值核心專利、版權精品、知名品牌,實現知識產權創造由多向優、由大到強轉變;統籌推進知識產權“嚴保護、大保護、快保護、同保護”各項工作,努力實現知識產權保護從不斷加強向全面從嚴轉變。
外部環境方面,6月1日,歐盟繼美國之後,向世界貿易組織(WTO)申訴,稱中國“以不公平手法要求在華歐盟企業轉移技術”。在內,中國經歷了知識產權領域一系列自發的重大改革:4月,重組後的國家知識產權局進一步明晰了權責;將以《專利法》修改為契機,加快建立知識產權的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顯著提升違法成本;未來數月內即將印發的《2018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推進計劃》(下稱《計劃》)也將制定新十年的創新驅動落實方案。
不同的政策選擇,源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多位業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20年前,中國的知識產權體系建立與貿易政策直接相關。可以說,當時加入WTO談判階段,中美知識產權談判推動了中國知識產權體系的建立和設計。而現在,中國面臨發展上諸多更大課題,如:就業、創新、發展、環保、穩定等新問題。
其中一位參與過《綱要》和《計劃》的學者對第一財經記者稱,6月底國務院機構改革三定方案確定之後,預計7、8月《計劃》就會印發。《計劃》與《綱要》一脈相承,將增加相關表述:為創新驅動提供戰略支撐,為營商環境提供很好的法制保護,以及中國經濟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智力指導等。
他說,不論如何,現在大家普遍認識到,知識產權是重要且高附加值的東西,是企業競爭力的武器——這是一個大的進步,但如何運用好規則將其變成財富和競爭力,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中美歐日再次面臨深度博弈
不容回避的是,在《綱要》實施十年之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雖然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伴隨中國經濟體量的明顯增長,在國際上,也面臨愈加複雜的環境。
3月23日,美國在WTO爭端解決機制項下向中方提出磋商請求,指稱中國政府有關技術許可條件的措施不符合《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有關規定,即所謂中國的“歧視性的技術許可要求”。
商務部條約法律司負責人曾專門就此發表談話稱:中方已經收到美方提出的磋商請求。中國政府一向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采取了眾多強有力的措施保護國內外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中方一貫尊重WTO規則,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中方對美方就此提出磋商請求表示遺憾,將根據WTO爭端解決程序進行妥善處理。
此後,中方則分別於4月4日、5日在WTO爭端解決機制項下,將美方301征稅建議措施和232征稅措施訴諸WTO。雙方在WTO場合就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301調查”展開多輪交鋒,中國駐WTO大使張向晨多次在發言中反駁稱,中國的合資合作要求、外資股比限制和行政審批程序並未要求外方轉讓技術。他當場分析301報告,稱美方“指鹿為馬”,知識產權制度的初心是促進技術的傳播,不應被濫用,也不應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
全國社保基金會理事長樓繼偉在擔任財政部長時,曾多次參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他在今年3月末的50人論壇中美圓桌對話會上的講話展示了其中的複雜狀況。他表示,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幹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
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我理解美國方面的想法。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知識產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美國用國內法高於國際規則而直接幹預別國,也是不公平的。”樓繼偉說。
值得關註的是,在WTO的場合上,美國的傳統盟友歐盟和日本態度顯得十分曖昧:雖然贊同美國敦促別國更強有力地保護知識產權,但表示任何貿易政策都需要與WTO協議保持一致。
直至6月1日,歐盟貿易委員馬姆斯特羅姆公開宣布,歐盟向WTO抗議美國政府決定從6月1日起額外課征從歐盟進口鋼鋁稅。歐盟也向WTO提告中國,指中國“以不公平手法要求在華歐盟企業轉移技術”。馬姆斯特羅姆稱,“同時狀告美國與中國,說明歐盟是公正的,沒有選邊站”。
商務部條約法律司負責人隨後回複稱,中方已經收到歐方提出的磋商請求。在知識產權合作方面,中歐雙方建立了知識產權工作組機制。通過這一機制,中歐雙方一直保持著有效溝通,在諸多領域取得了積極成果。中方對歐方提出起訴表示遺憾,將根據WTO爭端解決程序進行妥善處理。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說,這個時間點非常微妙,歐盟一直等到美國的懲罰措施落地才同時對中美發起不同的申訴和反制,也是有意在平衡同中美的關系。
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樓繼偉在上述講話中稱,中美打了以後,大家預期貿易會更公平,知識產權會更公平。他同時提醒歐洲、日本,別想“搭便車”、從中得好處,應當大家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美國亞太法學研究院執行長、北京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孫遠釗也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在中國加入WTO之前,這樣的情況便常常發生,一旦美國對中國在知識產權領域扮黑臉,老美前腳一走,歐盟、日本的代表就會尾隨而至,提出一樣甚至更多的要求。但加入WTO後這種情況就好很多了。
未來十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再升級
經過十年的發展,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發展至新的階段,今年以來的一系列動作,也顯示新的十年,將會全面升級。
4月1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演講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作為中國擴大開放的四個重大舉措之一,並通過“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加大執法力度”和“鼓勵中外合作”三個要點指明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努力方向。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今年3月頒發,明確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管理。國新辦4月24日召開的發布會上,申長雨表示,目前國家知識產權局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有計劃、有步驟、有紀律地推進改革的各項工作。
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元紹達 攝)
一位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今年將加快專利法的修改進程,有可能年內就完成修改,同時要加大行政執法的力度。
樓繼偉認為,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並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100萬元,提高到10萬~500萬元,還在北京、上海、廣東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教授李明德表示,中國最高決策者已經明確,保護知識產權,就是要保護創新,讓真正創新的人有收益。如果延伸開去,就是只要在中國設立的公司,不論是外資還是內資,都要受到同樣的保護。而鼓勵創新也意味著,需要對創新的產物(專利)支付相應的費用。
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供的資料,我國已經建立起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門類較為齊全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截至2017年底,中國國內(不含港澳臺)發明專利擁有量共計135.6萬件,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9.8件,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
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6月12日,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建設座談會”上表示,在試驗區實踐基礎上,人民銀行正在牽頭制定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業績評價方案,近期即將發布並試點。
“開展綠色信貸評價,將結果納入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將有利於督促商業銀行在業務發展、風險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更加規範,同時又有利於推動金融機構優化綠色資產配置,增強綠色金融創新動力和環境風險的管理能力。”陳雨露稱。
他還指出,目前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點總體處於起步階段,存在綠色標準界定不統一、金融機構獲取綠色信息困難、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一系列問題。管理部門在綠色金融領域缺乏明確統一的標準和指引,金融機構對於綠色信貸、債券、保險等領域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界定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給相關業務的開展帶來了不便 ,部門間市場主體之間的工作協調、政策對接也需要進一步加強。
綠色信貸業績評價方案即將發布
2017年6月14日,國務院第176次常務會議審定,在浙江、廣東、貴州、江西、新疆五省(區)部分地區設立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這標誌著中國綠色金融邁入了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的區域探索相互推動、相輔相成的發展新階段。
人民銀行初步評估結果表明,試點總體方案中85%以上的試點任務已經啟動推進。截止到2018年3月末,五省(區)試驗區綠色貸款余額已達到2600多億元,高於同期試驗區各項貸款余額增速2%;綠色信貸資產質量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同期,試驗區綠色貸款不良率為0.12%,比平均不良率低0.94%。
陳雨露回顧道,試驗區建設一年來探索的一些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可以及時提煉,上升到制度層面。一是以綠色項目庫建設為抓手,推動制度建設;二是立足市場化原則,探索多種渠道、多種資源,推動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三是以綠色信貸MPA考核為抓手,構建綠色金融正向激勵機制和風險防範機制。
“部分試驗區積極探索綠色信貸MPA考核辦法,相繼建立綠色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初步形成以資本約束為核心的市場化風險防範機制。”他進一步表示,在試驗區實踐的基礎上,人民銀行正在牽頭制定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業績評價方案,近期即將發布試點。開展綠色信貸評價並將結果納入MPA考核,將有利於督促商業銀行在業務發展、風險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更加規範,同時又有利於推動金融機構優化綠色資產配置,增強綠色金融創新動力和環境風險的管理能力。
他還提到,部分試驗區積極建立綠色貸款財政貼息和綠色信貸風險補償機制,對於開辦綠色業務的金融機構提供財政貼息和風險補償會大大地增強綠色金融的市場吸引力。
標準統一、信息披露需改善
陳雨露同時指出,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在建設過程當中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試驗區改革創新的重大使命認識有待進一步提升,目前創新試點總體處於起步階段,存在綠色標準界定不統一、金融機構獲取綠色信息困難、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一系列問題。由於管理部門在綠色金融領域缺乏明確統一的標準和指引,金融機構對於綠色信貸、債券、保險等領域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界定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給相關業務的開展帶來了不便。
除此,部門間市場主體之間的工作協調、政策對接需要進一步加強。“綠色金融不僅涉及到金融管理部門和監管部門,還涉及到財政、生態環境、農業、住建等有關管理部門,參與的主體不僅有金融機構,還包括大量的企業、第三方中介機構等,在一些試點地區部分協調和政策對接不暢的問題顯得比較突出。”
“當前綠色金融發展面臨著一個突出的挑戰,即可持續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一些綠色項目還難以有效內生化,投資回報率不高、市場吸引力不足。”陳雨露指出,如果綠色金融不能體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就意味著需要政府源源不斷地進行投入和補貼,這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違背了綠色金融發展的初衷。
陳雨露表示,未來應緊緊圍繞提升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的這一核心目標,推動試驗區工作向縱深邁近。一是先行先試,大力探索;二是多措並舉降低綠色項目融資成本。
三是註重風險防範,牢牢守住風險底線。他進一步強調,要註重防範綠色金融發展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過度覆蓋的風險以及“假綠色”風險,各金融機構要不斷地提高環境和風險管理能力。提升對綠色項目環境效益與成本的定量分析能力,合理控制綠色項目的融資杠桿率。
四是完善體制,共同形成綠色金融有效工作的合力。五是加強評估,總結推廣成熟的經驗,爭取在統一綠色金融標準及促進綠色金融外部性內生化、提高綠色金融商業可持續性、完善綠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這些關鍵的方面形成更多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
近期,國家發改委密集組織調研,分析研判當前經濟形勢。
發改委官網顯示,7月16-19日,投資司與中咨公司等有關單位專家赴北京、上海、浙江開展基礎設施投融資實地調研。調研組與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城投(集團)有限公司,及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仙居縣等有關方面深入座談,了解園區開發、交通等基礎設施投融資的現狀和問題,聽取有關單位和專家對創新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的意見和建議。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家發改委從宏觀調控的角度,著眼全年的經濟增長進行大範圍調研,目的為下半年有針對性地出臺一些政策打下基礎。投資司近期到多地實地調研聽取意見建議,一個原因在於有效投資對經濟增長起到關鍵作用,調研有利於找準實際拉動有效投資的發力點。
此外,為更好推動東北地區與東部地區對口合作,探索通過發展“數字經濟”引領東北振興,7月23日,發改委振興司綜合處有關同誌會同東北三省和沈陽、大連、哈爾濱等城市發展改革委負責同誌赴京東集團考察對接。
座談會上,振興司綜合處有關同誌介紹了國家發展改革委支持東北地區深化改革創新,培育新動能的有關工作考慮。京東集團副總裁曲越川介紹了京東集團電商、物流、技術、金融等重點領域與東北地區的合作情況,並提出了下一步京東助力東北振興的有關建議。
胡遲認為,東北經濟增長對東北自身和全國都有影響,從近期經濟數據看,東北經濟有向好態勢,說明近年來振興東北的政策正在逐步發力,起到了一定效果。
除了上述兩個司局外,發改委的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和法規司也在地方實施了調研。
為深入了解當前就業形勢和企業用工情況,研判中美經貿摩擦對就業創業的影響,研究提出進一步細化、實化穩定和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近日,發改委的就業和收入分配司赴山東省濟南市、青島市開展專題調研,了解企業生產經營和用工變化、面臨的突出困難和問題,聽取地方政府和企業關於穩定用工的對策措施和意見建議。
此外,為分析研判今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長情況,推動城鄉居民增收試點工作取得新進展,就業司還赴重慶市開展調研,深入了解促進技能人才、小微創業者等重點群體增收的政策舉措落實情況,聽取關於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和社會地位、拓寬技能人才職業發展通道、完善職業教育體系的意見建議。
就業和收入分配司稱,下一步,將會同有關部門,進一步細化、實化相關政策,大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精準有效應對中美經貿摩擦,著力穩定和促進就業,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為有針對性地做好《招標投標法》修訂工作,完善招投標法規制度和管理體制機制,使招投標工作更好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發改委法規司組成調研組於7月19-20日赴河北雄安新區開展專題調研,了解雄安新區在招投標管理制度方面開展的創新實踐,聽取當地政府部門和各類市場主體對解決當前招投標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加強招投標領域改革以及修訂《招標投標法》的意見建議。
胡遲對第一財經表示,發改委本輪對企業的調研著眼於就業形勢、生產經營狀況,這與“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相關聯。而《招標投標法》的修訂為了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為企業的投資提供更多便利。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2018年6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經歷了一波快速向下調整的階段,並接近2017年1月3日的低點,引發了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走向的關註,公眾討論中出現了“找回人民幣丟失的錨”、“7不可破”等觀點,在此我們客觀審視人民幣匯率2018年迄今的波動,梳理公眾可能存在的誤讀,並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結合央行政策動態分析政策的思路走向。
1.近期貶值的人民幣是弱勢貨幣嗎?
2018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先揚後抑。我們將年初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分為三個階段,節點分別是中國貨幣政策和中美貿易領域的重大事件,即4月17日晚間,中國央行宣布降準;6月18日,美國白宮發表聲明,確定對華500億美元貿易品征收關稅。
第一個階段,從年初至4月17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是震蕩上行的趨勢,其間上漲4.10%。4月17日至6月18日是第二個階段,其間,美元指數在美歐經濟走勢分化的預期下大漲6.04%,大部分新興市場貨幣對美元開始大幅貶值,土耳其里拉、墨西哥比索和南非蘭特均貶值10%以上,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僅貶值2.42%。第三個階段從6月18日至今(截至8月24日),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疊加美元指數走強的背景下,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近7%,由此引發了市場對於人民幣對美元快速貶值的關註(圖1)。由此產生了第一個問題,相對於全球貨幣而言,人民幣是相對強勢還是弱勢?
放眼全球匯率市場,年初以來大部分發達國家及新興國家貨幣均對美元出現了貶值,人民幣對美元貶值5.53%,相對於其他貨幣,人民幣依然保持強勢。在主要發達國家貨幣中,瑞典克朗、澳大利亞元、新西蘭元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均大於人民幣(圖2)。在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中,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南非蘭特均貶值14%以上(圖3)。
盡管如此,市場對於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幣值的波動仍十分關註,也有不少“誤讀”流傳,例如,關於人民幣錨的觀點;又如,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不可破7;等等。下文就對這些觀點進行梳理。
2.何為人民幣匯率之錨?
每當人民幣幣值出現一定波動之時, 市場和公眾總會產生擔憂甚至恐慌,這緣於長期的“浮動恐懼”,習慣雙向波動的人民幣仍然需要時間。在最近一段的波動中,“尋找貨幣錨”的討論十分熱鬧,其中被廣為傳播的觀點有兩個:一是,美元依然是人民幣的錨;二是,外匯儲備是人民幣的錨。這兩個觀點都是錯誤的。
2015年的“8·11 匯改”後,中國人民銀行逐漸形成了基於一籃子貨幣的人民幣指數作為“參考貨幣錨”、根據市場預期和供求關系、輔以逆周期調整因子、在目前設定的區間內自由浮動的匯率機制。美元指數與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的運行情況顯示,人民幣在脫離美元這個錨(圖4);同時,穩定一籃子所需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與實際公布的中間價基本一致(圖5)。事實上,中美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分化使得人民幣將美元作為錨的做法不再可行,將一籃子貨幣的人民幣指數作為“參考貨幣錨”,意在相對於全球主要貿易夥伴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為明智之舉。
CFETS人民幣指數是央行參考的主要對象,此外,CFETS(BIS)和CFETS(SDR)也在參考之列。第一財經研究院也推出了CBNRI-NEER(名義有效匯率)和CBNRI-REER(真實有效匯率)兩個人民幣指數。如圖6顯示,CFETS的幾個指數和NEER指數的波動趨勢基本一致,2018年以來先上行後下行,總體有走弱趨勢,但人民幣匯率相對於一籃子貨幣保持穩定,參考的應是“真實有效匯率(REER)”,而非“名義有效匯率( NEER)”。第一財經研究院的REER從2016年至今在一定的波動中實現了相對穩定,也就是說,正如匯率形成機制所設定的那樣,人民幣實現了針對“一籃子貨幣”的基本穩定。
至於第二個觀點,人民幣以外匯儲備為錨,這里有對中國基礎貨幣投放轉型的誤讀(從外匯占款到運用流動性工具發行人民幣),更深層次的原因依舊是根深蒂固的“浮動恐懼”。事實上,短期的貨幣幣值波動由市場情緒以及貨幣的供給和需求決定,就長期而言,作為貨幣之間的比值,一國貨幣的長期之“錨”是其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以及綜合國力。
3.市場預期是悲觀的嗎?
使用搜索引擎檢索“人民幣”,映入眼簾的往往是“人民幣持續貶值”、“人民幣8連跌”等標題,不過,市場預期真的如此悲觀嗎?
中國外匯市場是一個以銀行間市場為中心進行結售匯頭寸平補的市場,市場的參與主體主要是銀行等金融機構,交易須具備以真實貿易業務為供需的基礎。中國外匯市場有在岸(CNY)和離岸(CNH)兩個市場。
基於對中國外匯市場特征的把握,觀測市場預期的指標主要有三個維度,銀行結售匯、風險逆轉期權和在岸離岸市場差異。
第一個維度能準確反映當期市場參與者的結售匯意向。當結售匯讀數為正值時,說明市場更願意將手中的美元結為人民幣,這時市場上美元供大於求,對人民幣預期持樂觀情緒;當結售匯讀數為負值時,說明市場更願意將手中的人民幣售出為美元,這時市場上美元供不應求,對人民幣預期持悲觀情緒。由於相關部門公布的銀行結售匯數據中包括即期和遠期結售匯數據,因此,將遠期因素剔除才能更好地觀測當期市場情緒。2018年以來剔除遠期結售匯影響後的市場結售匯數據顯示,1~3月市場對人民幣持悲觀情緒,4~5月市場對人民幣情緒轉為樂觀,6~7月情緒再度反轉,但7月結售匯逆差遠小於2016年下半年,也就是說當前市場的悲觀情緒遠不及2015年和2016年下半年(圖7)。
第二個維度是從期權衍生品入手觀測市場情緒,該指標的優點在於能量化市場情緒的強弱且具有前瞻性,缺點在於外匯期權衍生品的市場參與者比外匯市場參與者更少,因此,該指標的樣本代表性弱。其中25Delta風險逆轉指標的讀數大於0時,表示市場看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讀數越大即看跌情緒越強烈,當讀數小於0時,表示市場看漲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讀數越小則看漲情緒越強烈。2018年以來,離岸和在岸25Delta風險逆轉指標在大部分時間段均處於正值,說明市場對人民幣有看跌情緒,但情緒悲觀的程度遠低於2016年(圖8)。
第三個維度是從離岸在岸市場的差異來判斷市場情緒。由於離岸市場相較於在岸市場更市場化,如果市場存在貶值預期,而在岸市場不能通過價格的波動釋放預期,那麽投資者可以在兩個市場進行套利。
從2018年以來離岸在岸人民幣匯差的指標看,今年以來兩個市場的匯差非常小,7月以來離岸在岸人民幣匯差出現倒掛,說明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有貶值壓力,不過倒掛幅度要遠小於2015年下半年。(圖9)2015年“8·11匯改”後,曾出現過離岸在岸較大的匯差,當時投資者通過在境內購買遠期外匯合約(DF),到離岸市場賣出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合約(NDF),到期後,把在岸市場低價購買的美元,在離岸市場高價賣出,這種套利表現為離岸在岸遠期匯差走闊,但如圖10所示,2018年並沒有產生該現象。還有一種套利方法是,在離岸市場借入人民幣,然後換匯為美元,在人民幣貶值後賣出美元換回人民幣,用人民幣還款,從而套利,這樣的套利會使香港同業拆借市場上離岸人民幣的拆借利率大幅飆升,不過2018年以來也沒有出現Hibor飆升至2015~2016年超過20%的現象(圖11)。
4.央行為何重啟逆周期因子?
今年以來,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顯著上升、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貨幣政策分化的背景下,央行選擇退出對匯率市場的常態幹預,並且慎用數量型幹預手段,通過釋放匯率壓力來自發調整匯率的供需,進而也能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央行也備有充足的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以應對外匯市場可能存在的單邊“羊群效應”。8月6日起,中國人民銀行要求金融機構按其遠期售匯(含期權和掉期)簽約額的20%交存外匯風險準備金,相當於讓銀行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虧損而計提風險準備。8月16日,中國央行上海總部通知,要求上海自貿區各銀行不得通過同業往來賬戶向境外存放或拆放人民幣資金,以收緊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增加做空離岸人民幣的成本(圖12)。8月24日19:28,央行宣布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逆周期因子。隨即離岸人民幣對美元一度升破6.83元關口,最高觸及6.8267元。
逆周期因子誕生於2017年5月,中間價模型由2015年“8·11匯改”後的“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該因子並非由央行設定,而是由外匯市場自律機制核心成員根據經濟基本面變化、外匯市場順周期程度等自行設定。逆周期因子在2016年有效緩解了市場順周期行為並穩定了市場預期。2018年1月,隨著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供求趨於平衡,“逆周期因子”解甲歸田。時至8月,“逆周期因子”又重出江湖。
根據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秘書處發布公告,“近期受美元指數走強和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外匯市場出現了一些順周期行為。基於自身對市場情況的判斷,8月以來各個報價行陸續主動調整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中的‘逆周期系數’,以適度對沖貶值方向的順周期情緒。”
顯然,貨幣當局認為順周期行為主要是外因沖擊造成的,中國經濟基本面穩定,人民幣沒有大的貶值基礎。這也是央行此前選擇退出對匯率市場的常態幹預的原因。此外,公告強調了“逆周期因子”是基於市場情況由各報價行自發調整。
5.固守整數點位是好策略嗎?
8月2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結束4連貶,調升351個基點,報6.7942;但在岸人民幣(CNY)跌破6.84,離岸人民幣(CNH)對美元跌破6.86。次日,CNH日內連破6.88、6.89、6.90、6.91關口。8月3日晚7:00,中國人民銀行官網發文,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8年8月6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隨後,CNY、CNH應聲上漲。
央行在8月3日的出手幹預由此被市場認為是人民幣不會破7這個重要心理關口的證據。“逆周期因子”重出江湖,似乎又加強了這個方向的力量。固守整數關口是一個好的預期引導手段嗎?
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匯率是一個連續變量,從系統穩定性角度出發,連續函數更容易實現金融系統穩定。
2015~2016年間,人民幣匯率管理上的教訓依舊值得汲取。2015年“8·11匯改”之前,通過觀測美元對人民幣當日收盤價與中間價的差值可以發現,從2014年年底到匯改前市場已經對人民幣有強烈且持續的貶值壓力(圖13),當時央行通過消耗外匯儲備來對市場進行數量型幹預(圖14)。然而,市場對於人民幣的貶值預期並沒有被消除,直到8月11日匯改當天,人民幣匯率開盤大幅度貶值1136個基點,一次性貶值接近2%,在隨後的幾天里,人民幣匯率連續貶值,3天內貶值超過3%。隨後,貨幣當局一方面試圖穩定市場預期;另一方面,也進行了數量型幹預,賣出美元穩定人民幣匯率;同時加強宏觀審慎措施,嚴控資本外流。在此期間,外匯儲備顯著下降,引發了市場對於外匯儲備的擔心,又加劇了人民幣的貶值預期。
我們認為,通過宏觀審慎措施引導預期,而非消耗外匯儲備固守點位,是更加有效的應對羊群效應之策。
6.中國在操縱匯率嗎?
6月15日白宮確認對華商品加征關稅標誌著中美貿易摩擦成為事實,此後至8月20日,人民幣對美元貶值近7%,有輿論猜測,“貿易摩擦升級勢必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貿易,而人民幣貶值是應對貿易摩擦的武器”。
對此,8月21日,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李波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人民幣匯率主要是由市場供求決定,不會把人民幣匯率作為工具來應對貿易摩擦等外部擾動。”此外,李波表示,在保持匯率彈性的同時,央行也堅持了底線思維,在必要的時候通過宏觀審慎政策對外匯供求進行逆周期調節,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
盡管中國未將匯率作為政策工具,但在 8月22~23日於華盛頓舉行的中美貿易談判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仍是美國政府關註的重點議題。美國財政部每半年對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進行評估,判斷有關貿易對象是否利用對匯率的操縱(壓低本幣對美元匯率)獲取對美優勢。有媒體稱,美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匯率推升至貿易摩擦之前的水平。
正如李波所言,如今人民幣匯率主要是由市場供求決定。對於近期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央行並沒有進行數量型幹預,不論基於美國對“匯率操縱國”的法律評估框架抑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評估匯率問題的框架,美國都無法指責中國存在“匯率操縱”。
關於匯率操縱,美國現行的法律框架是2016年實施的《2015年貿易便捷與貿易促進法案》(簡稱“法案”),其中第701條是美國判定一國為“匯率操縱國”的法律依據。根據該法第701條(a)(2)(A)(ii)條款,當一國滿足以下三個標準時會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 (1)存在巨額對美貨物貿易順差;(2)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3)在外匯市場持續進行單向幹預。在2016年4月29日美國財政部發布的報告中,明確了法案中三個標準的量化門檻(表1)。目前中國顯然不符合第二條和第三條標準,因此不能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
此外,2018年IMF最新的外部頭寸(ESR)報告顯示,根據外部均衡評估法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回歸估計,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與基本面和可取政策所對應的水平相比低5.3%。但該方法對中國的適用性較弱。總體而言,在經常賬戶稍顯強勁的情況下,由於中國的經常賬戶相對於實際有效匯率的彈性較低(0.23),IMF認為中國匯率水平與基本面保持一致(表2)。
總之,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背景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行是市場情緒和經濟壓力的自然出清。央行僅在必要的時候使用逆周期宏觀審慎工具,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基於中國有好的經濟基本面,有略微強勁的外部頭寸,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的基礎。而即便放眼全球匯率市場,人民幣匯率也屬相對強勢。
(楊燕青系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闞明昉系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