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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泰危機：光伏泡沫遭遇高利貸緊壓

http://www.21cbh.com/HTML/2011-9-23/yOMDcyXzM2NzcyOA.html

9月21日下午4時開始，溫州甌海經濟開發區的信泰集團新廠區門口人群開始聚集，有消息稱，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已經出逃美國。

晚8點左右，警方開始出動，溫州當地知情人士介紹：「得知胡福林可能出逃消息之後，各路供貨商紛紛趕來，但當地已派出警察封廠，所以並未發生搶貨的現象。」直到22日上午，廠區外排了很多車輛，一些人員圍攏在廠門口。

信泰集團是溫州最大的眼鏡生產商之一，2010年眼鏡業務銷售收入2.7億元。多個信息源顯示，信泰集團資金鏈斷裂源於高利貸。當地高利貸融資月息最高達5%以上。由於所欠高利貸無法清償，胡福林不得不選擇「跑路」來逃避債務。債務總額可能高達20億元。

溫州當地某眼鏡企業人士表示：「尚有幾十萬的貨款未能追回。」22日下午5點左右，信泰集團財務總監開始和供貨方逐一對賬，有消息稱溫州市政府已經開始接管此事。

信泰遭遇並非個例。在溫州地方論壇上，僅20日至22日三天，就爆出新耐寶鞋業、浙江歐霸標準件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老闆「出逃」，欠款規模均在億元左右。但這些「出逃」事件尚未被官方證實。

「被保密」的信用等級

信泰集團資金鏈斷裂源於高利貸，保守估計在億元以上。

多數供貨商在9月21日才知道胡福林「出逃」的傳言。9月22日上午，信泰集團一位工作人員稱：「工廠目前還是正常生產的，員工上下班也正常。」上述眼鏡企業人士表示：「我是21日得知的消息，之前只聽說胡家鬧離婚。與信泰業務合作上並未有什麼異樣。」

信泰集團成立於1993年，董事長胡福林自小就繼承家族眼鏡生意，也是當地最早的眼鏡商人。1993年時信泰開始為沃爾瑪代工生產眼鏡，可能在此前後掘得第一桶金。

溫州甌海是眼鏡企業聚集區，胡福林則是當地最大眼鏡老闆之一。恆泰光學目前列甌海眼鏡行業納稅額第一，信泰集團則列第二。

信泰集團擁有最為人所知的業務，就是華東和東北地區布點眾多的「美式眼鏡」連鎖。2010年，信泰集團接手上海希文商貿，成為「美式眼鏡」品牌的擁有者，目前在華東地區擁有200家以上連鎖店。集團預計在未來五年內全國鋪店10000家。

多 個信息源顯示，信泰集團資金鏈斷裂源於高利貸。上述溫州當地人士稱，當地高利貸融資月息最高達5%以上。但目前尚無信泰涉及高利貸的準確金額，保守估計在 億元以上，上述人士表示：「去年單家擔保公司就為信泰擔保了6000萬。」另有消息顯示，信泰與其他眼鏡光學企業的關聯擔保，金額高達數億。

前述知情人士稱：「據信泰集團內部高管透露，其董事長胡福林真實欠款高達20多億。民間高利貸達12億，其月利息就高達2000多萬。銀行貸款達8億，其月利息500多萬。」但這一信息並未得到信泰集團證實。

資金面幾乎肯定是壓垮信泰集團的主要原因，但在此之前，信泰集團的業務實際已經開始下滑。

2007年，信泰集團是甌海區國稅百強榜上第11位的企業，累計繳納國稅（增值稅等）1197萬元；2009年，信泰的國稅繳納額已經降為946萬元，2010年降至570.92萬元。

業績不善和資金鏈緊張，兩者構成惡性循環。融資的困難更是在今年變得尤為明顯，信泰集團的生存開始出現難題。

事 實上，2010年信泰集團的信用資質已經遭遇了危機。溫州工商局資料顯示，2006年至2009年四年間，信泰集團信用等級均為AAA級，但2010年改 為「保密」。根據浙江省的企業信用管理辦法，工商局網站只公開信用等級為AAA級和D級的企業。顯然，信泰集團在2010年已被降級。

光伏泡沫破滅之後

胡福林大舉進入光伏新能源產業，2009年光伏產業淡去了之前的光芒

除了資金因素，信泰集團盲目擴張也是造成目前窘境的原因之一。

眼鏡行業相對穩健，利潤率也較低。2008年底，胡福林開始大舉進入的光伏新能源產業，後金融危機時代的新能源前景令他全力投入。

信泰集團2008年成立了新能源事業部，先後投資組建了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賽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溫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溫州中硅進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光伏企業。

浙 江中硅新能源成立於2008年底，公司總工程師陳旺透露：「由於公司在金華，不知道溫州總部的情況。但如確有逃跑一事，肯定會對公司有一些影響。」中硅新 能源投資4.5億元，主要從事太陽能電池組件的生產。光伏業內人士介紹：「太陽能電池組件並非核心業務。這類工廠類似於加工廠，只生產電池配件和組裝，國 內少說也有幾百家。」

陳旺表示：「信泰集團有計劃擴建金華這邊的生產線，但目前主要在溫州那邊新建了廠房，中硅新能源就沒再新投資了。」 他所說的溫州工廠即溫州中硅科技，是胡福林與當地皮革企業瑞新集團合資設立的太陽能電池片生產企業，總投資額高達12.5億元。胡福林對中硅科技寄予厚 望，設計產能是中硅新能源的一倍以上，計劃2011年年產值創70億元。

中硅科技內部人士表示：「公司部分投產，目前生產正常，但無法透露預期的業績情況。」她同時稱，並不知道胡福林出逃一事，而且「信泰集團佔的股份很小，不會影響公司業務。」

信泰集團投資的另一家公司浙江賽力科技也有很大的規劃。落戶平陽縣的賽力科技尚未投產，規劃將實現年銷售收入7.2億元以上。

上述光伏產業群若能全面開展業務，信泰集團將轉型為新能源企業。但這一步並不順利。2009年光伏產業在歐盟逐漸下調或取消補貼、歐債危機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之下，淡去了之前的光芒。僅在美國，過去一年內就有20%的光伏企業停產或破產。

有信泰集團供貨商稱，胡福林為謀求光伏業務上市，不惜代價借款投資，導致資金鏈斷裂。

由於信泰集團在當地紮根很深，配套及關聯公司極多，當地政府已介入。不過老闆逃跑事件還在繼續，上述眼鏡企業人士表示：「溫州現在的經濟狀況，要說正常也可以，意料之中；要說異常也可以，因為這本來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钱荒与钱祸】逃跑的“炒钱团” 浙江高利贷“跑路”成风 中小企业危险迫近

http://www.infzm.com/content/63368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炒钱已取代炒房成为浙江人的投资首选，高利贷资金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

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

杭州：“世道疯狂”

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不下2000家。近期跑路的庄家，何金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高利贷业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点”。

“现在是最乱的时候。”昏暗路灯下，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烟头，对南方周末记者喟叹。

何金三十出头，入行3年，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信贷基金”。两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户——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跑路”（即潜逃）了。之前他向基 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

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答曰：“这种情况属于欺骗，不是诈骗。”按现行法律，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的4倍，合约不受法律保护。

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记者9月7日联系采访时，他回复短信，“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中”。

9日晚上，“线人”报说该客户“前妻”将出现在这家小区，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但无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中秋节3天长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还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小半年白干了”。

一家银行贴出拒绝高利贷的宣传画。但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与监管不解决，再多的宣传也没有用。 （CFP/图）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2万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 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如此的行业魅力吸引的当然远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达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绍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 “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摄毒过量之前 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周德文说，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本报记者获悉，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9月14日，记者赶往宝康公司所在的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查看，占地约1000平米的厂房大门紧锁，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公司的身份。绕道至厂房 后，紧闭的铁皮门上有一行小字“宝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透过门缝，偌大的厂房内除了一堆不锈钢管和设备外空无一人。记者长叩厂办公室铁门，躲进屋内的数 人始终不应答。

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 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 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由于楼市低迷，据估计温州至少有220亿热钱转战民间借贷。 （CFP/图）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 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62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多万元、1400多万元和2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 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万元。另外，截至5 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系”。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平时为人和善，不赌博、不玩女人，“只爱喝点小酒”。事发前，一位借给他180万元的债权人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其讨要债款。他一直敷衍，债权人警觉后联系数名债权人一起逼债，王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着，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链接：银行的钱如何转入高利贷？

1.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

2.银行和担保公司的“交易”。每季度末，银行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完成“存贷比”指标，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银行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3.银行职员就任民间高利贷公司的股东，甚至直接放贷。

4.通过信用卡办卡公司从银行申请办理大量信用卡，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

（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采访整理）"

美國為什麼沒有高利貸？ 張化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0u61l.html

張化橋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演講節選（9月24日）。

全民放高利貸？產業空心化？我第一次聽到這兩句話時，肚子都笑疼了。說這話的人完全不顧常識。全民放高利貸就是一個前後矛盾的話。如果全民發放高利貸，那 麼借款人是誰呢？其次，如果大家都放高利貸，供求關係就會發生變化，高利貸不就成了低利貸嗎？那太好了！中國千千萬萬在掙扎的小微企業有救了！現在，民間 利率那麼高，這件事情本身就證明放高利貸的人太少了！不是嗎？在座的100多人,有幾個人發放過高利貸? 請舉手!

關於產業空心化的說法更可笑。如果生產紐扣的中國工廠都"不務正業"去放高利貸，那麼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將沒有紐扣可用，那將是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怎麼辦？紐扣的價格會大漲！漲到比放高利貸更加有利可圖。暴利展現！於是，.... 那些生產紐扣的老闆一定會殺個回馬槍。所以，好心的評論家們千萬不要擔心產業空心化。當然，這個道理也適用於牙膏，襯衣，機床，家具等等。不過，我披露，我家儲存了一些紐扣和牙膏，萬一廠家都去放高利貸，我怕買不到紐扣和牙膏。

昨天，五道口30年校慶時，有個校友問我，為什麼美國沒有高利貸。我的回答是，其實美國是有的。他們的名字比較好聽，他們叫風投，直投，PE，對沖基金或者投行。其實，所有銀行的信用卡借款（包括中國的）也是高利貸。30%以上的年化利率還不是高利貸嗎？

此外，美國還有大量為信用記錄有缺陷的人們，短期急需用錢的人們以及低收入和無資產的人們提供貸款的金融機構。他們的年化利率也非常高（更高）。

當然，在市面上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歐美國家沒有中國那麼多高利貸現象。為什麼？高利貸是相對於低利貸而言的。我們中國的利率管制刺激了貸款需求，鼓勵 了低效率的貸款項目，導致了資金市場的嚴重供不應求。我們的銀行體系用超低的利率向國企，地方融資平台，和有"辦法"弄到貸款的人們發放貸款，那麼，結果 是，高效率但是沒有"辦法"的項目被擋在了銀行外面。這種擠出效應很顯然。

資金市場有一個總供求關係，由此決定了一個均衡利率。一部分資金（民間市場）的利率很高，主要是因為另外的人付了超低的利率。一部分人借不到錢，只是因為另外的人多佔了資金。美國利率早已市場化，普通的高利貸也就沒有生存空間。

1986年，我從五道口畢業時的論文標題是，中國利率自由化的途徑。我很高興地發現，現在25年雖然過去了，你們還是可以選擇同樣的標題做畢業論文。真好！

全民高利贷 陶冬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28-25033.shtml

连张化桥都去放高利贷了，可想而知全民高利贷运动已经多么地严重。这位瑞士联合银行资深投行专家，放下高薪厚禄，放下风光荣耀，放下一段充满传奇的职业生涯，投身于广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还特意写下《为高利贷平反》的文章。
 　　的 确，民间小额借贷有其生存空间与价值。经济生活中有许多企业与个人无法进入银行的贷款平台或资本市场，却有融资的需要。由于他们的信用记录不完整、抵押能 力有限，民间借贷企业以较高的利率向他们提供资金，是正常的，符合市场规律的。民间借贷，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正式的银行借贷的拾遗补缺，乃经济运作中的一部 分。
 　　但 是在过去12个月中，民间借贷如洪水般席卷神州大地，势头之猛、范围之广，实为共和国历史上所罕见，说全民高利贷一点都不夸张。民营企业家卖掉实业后，资 金无出路，加入放贷大军。大型国有企业坐拥巨额现金，通过旗下财务公司赚息差，加入放贷大军。银行需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开发出各种“保值产品”，也加入 了放贷大军。一般百姓饱受通胀与负利率的煎熬，高息集资一呼百应，又是加入了放贷大军。银行体系外的借贷（影子银行）如火如荼，似乎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民 间借贷，多数触犯监管条例，不是走灰色地带，便是名正言顺地非法。地下运作，便没有可信的统计数据。笔者估计其总规模大约4万亿元，相当于正规银行贷款总 规模的8%，不过这类贷款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下，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民间借贷种类繁多、运作迥异，资金来源、贷款去向各不相同，不过高风险是共同的特征。 在高利贷产业链上，银行、担保公司、典当寄售、投资公司、民企//国企//个人的角色大致相同，整个产业链环环相扣，荣辱与共。
 　　由于资金供应方与需求方之间没有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大量相关业务，担保公司的中介作用便显得十分重要。担保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利贷产业链的灵魂，它们又与银行及大型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民间借贷中较大项目的“deal maker”。
 　　今年国企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实业投资缺乏兴趣，热衷于放高利贷。大集团从银行获取贷款，再通过旗下财务公司中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从事资金拆借，借助自身的融资能力，赚取利率上的差价及中介抽成。
 　　民间集资也十分火爆，而且由浙江等传统据点向各地蔓延，各大城市有集资活动，农村地区也有，往往附有很高的保证回报率。
 　　资金的去向同样模糊。笔者估计，民间借贷中六成以上资金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其中，中小开发商是主要接收者，集体炒房是另外一个出处。生产经营类资金需求，约占2-3成，往往以短期过渡为主，解决上游客户资金未到账前的开支。
 　　随着银根的抽紧，中小开发商对资金的渴求，是民间借贷骤然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开发商绝大多数从未经历过熊市，所以在成交量下降的情况下仍拒绝降价，希望拖到政府政策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也为今后民间借贷崩盘打下了伏笔。
 　　高 利贷行业的繁荣，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政策背景。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急剧调整，令银行的借贷业务萎缩，并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受害颇深。另外，中国人民银行的 基准利率，未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作出适当的调整，导致资金的价格信号失效，民间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体系外融资活动剧增，说到底是银行中介功能弱化的结 果。当然，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和不规范，带来了需求方的问题。而民间借贷的灰色性质，又导致了监管上的“盲点”。
 　　全 民高利贷，是现行货币政策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全民高利贷，乃中国经济中新出现的恶疾，这种情形历史上曾在多个国家出现过，几乎最后都没有好 下场。全民高利贷，极富爆炸性、传染性，资金链中任何一环断裂，风险会迅速向四周扩散，小到企业盈利、家庭和睦，大至金融安全、社会稳定，莫不受冲击。
 　　请政府迅速出手。
 　　本文原载于新财富，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資金鏈拉警報 高利貸將成中國次貸危機？直擊黑暗溫州

年利30% 鄂爾多斯2200億民間資本難禁高利誘惑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1026/2416306.shtml

　每經記者 彭斐 發自鄂爾多斯
鄂爾多斯人突然富了。「拿到拆遷、徵地款的老百姓，不知道該怎麼花這些錢。」在當地某出租車公司上班的杜平（化名）說，借出去拿高額利息，成了最方便、回報最好的一種投資方式。
當地一位商人與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交流時表示，伴隨著國家能源政策的收緊，鄂爾多斯賴以成名的煤炭資源開始集中，參與難度增加，當地人轉而青睞收益率不錯的房地產行業。
如今，鄂爾多斯的銀根不斷緊縮，房地產企業從信貸市場融資難度也在增加，地產商急於尋求新的融資渠道，彌補資金缺口。
依靠民間借貸維持運轉的鄂爾多斯房地產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資金焦渴中。
暴富：鄂爾多斯沒有「窮人」
「鄂爾多斯沒有窮人。」鄂爾多斯東勝區罕台鎮的居民杜平 （化名）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隨著城市擴建和拆遷、徵地的進行，除了讓老百姓住上樓房外，政府補償款項也陸續發給了當地居民。
隨著煤價2003年後的井噴式上漲，鄂爾多斯這個煤炭儲量佔全國1/6的地級市，也由內蒙古自治區的貧困地區，變為中國內地「最富的城市」。
記者從《2011年鄂爾多斯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瞭解到，「十一五」期間，鄂爾多斯全市累計完成舊城拆遷765.4萬平方米，該市城鎮建成區面積由138平方公里拓展到243平方公里，城鎮化率達到70%，較「十五」末提高15.6個百分點。
與城鎮化同時推進的，是該市猛增的投資額度。該市政府公開數據顯示，「十一五」鄂爾多斯累計完成投資6033億元，是「十五」時期的6.5倍。
在東勝區鐵西三期的規劃下，2009年上半年，杜平所在的罕台鎮開始徵地，當地村民搬進樓房的同時，也成為手持現金的「大款」。
杜平所在的永勝村只有100多人，全村土地超過6平方公里，徵收部分土地後，該村共獲款項4000餘萬元。
據鄂爾多斯市財政局相關調研，僅今年1~7月，全市各區旗在保障性住房專項補助資金上，已簽訂拆遷協議19743戶，已開工建設安置住房13192套，共175萬平方米，項目總投資98.4億元，現已完成投資29.3億元。
2010~2011年間，永勝村按每戶擁有耕地的人頭分錢。杜平家雖有5口人，因老婆孩子沒地，只有3口人參與分錢，得到的補償款達到120餘萬元。
杜平說，永勝村有的農戶最終拿到的補償款能有四五百萬，在鄂爾多斯市，這不算多。
按政府相關回遷政策，拆遷村民只需以每平方米兩三千元左右的價格，即可在指定區域買到樓房。杜平說，即使每家買兩套100平方米的住房，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餘款總是有的。
東勝區經濟開發區副書記兼副主任謝懷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早一個月拿到錢，早點放到典當行，收益就相當可觀，100萬元一年可以獲得30萬元以上的利息。」
誘惑：城鎮居民放貸吃息
2010年春節過後，表姐劉梅（化名）給杜平的電話多了起來，對話內容離不開「理財問題」。
原為當地金融保險業務員的劉梅，向杜平及其親屬介紹「民間借貸」的理財計劃：與其把錢存進銀行吃低息，倒不如以2.5分的月息放給她。
劉梅還打電話給自己的母親、杜平的父母，及父親的三個兄弟。在高利息的誘惑下，他們決定將錢借給劉梅，讓她幫忙「理財」。
從2010年6月到今年4月，劉梅從杜平及其親屬處拿到本金超過600萬元，月息是2分5釐，按年利率30%計，杜平及其親屬每年獲取的利息總額至少180萬元。
中國人民銀行今年7月7日最後一次加息後執行的存貸款基準利率，活期存款年利率為0.5%，五年期存款年利率為5.5%，按此計算，杜平及其家人的600萬元資金每年利息僅分別為3萬元、33萬元。
「有更多的錢能賺，誰不心動？」杜平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
事實上，劉梅扮演的只是一個中間人角色。
劉梅曾向杜平透露，2008年以來，她的借貸總額超過2000萬元。杜平說，除1400萬元來自與她有親屬關係的鄂爾多斯當地人外，劉梅還通過之前做保險業務員所積累的社會關係，進行民間融資借貸。
據瞭解，劉梅將錢放給鄂爾多斯當地房地產開發商，月息3分~3.5分。
「在鄂爾多斯，吃利息差價的大有人在，而且金額不菲。」杜平說，永勝村開始徵地後，村委會相關負責人曾向他表示，從村民手中以2.5分月息借款，再以3分利息轉借，僅5釐錢的利息，該負責人每月就能賺5、6萬元。
自2010年上半年和劉梅打下第一張借款白條開始，截至今年4月，杜平將徵地獲得的120餘萬元全部借給劉梅，截至8月，杜平共得到15萬元利息。
鄂爾多斯金融辦的公開統計數據顯示，鄂爾多斯原有270多家擔保機構，2010年9月~2011年3月進行融資性擔保機構整頓後，數量減至36家，很多擔保公司開始以自有資金放貸，不再吸收公眾資金。
公開渠道的關閉並沒有阻礙「鄂爾多斯人家家放貸」的步伐，當地居民通過各自熟人的路子，紛紛「打白條」放貸吃利。有媒體報導，內蒙古大學的一份調研顯示，50%的鄂爾多斯城鎮居民都參與到了放貸與借貸的資本活動中。
房地產：高利貸主要流向
然而，今年9月，杜平沒有像往常一樣結到利息。「我被騙了，你們放在我這裡的錢可能收不回來了。」9月底，杜平及其親友陸續接到劉梅的電話。
全民高利貸狂歡，這是最可怕的金融風險。在知名經濟評論人葉檀眼中，鄂爾多斯正是全民高利貸的經典案例，而且鄂爾多斯今天的資金模式比起20年前的溫州模式，危害和風險都更大。
杜平萬萬沒想到，他會與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近10億元、已被當地公安局立案偵查的蘇葉女扯上關係。連接他倆的正是劉梅，她曾向蘇葉女借出800餘萬元，月息高達4.5~5分。
10月20日上午，《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債權人身份從東勝區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瞭解到，劉梅已就蘇葉女非法吸收存款報案。
然而，記者撥通了杜平提供的劉梅手機時，得知與債務事宜有關後，劉梅接連說，「打錯了，我不是。」
「她現在很敏感，債主幾乎天天找她，甚至有人威脅她孩子的安全，現在她也是有家難回，我也已經有些日子沒見她了。」杜平說。
「房地產。」對於巨額資金的流向，杜平言簡意賅，「（劉梅的）2000多萬，除借給蘇葉女800多萬，還有一部分借給了其他房地產商。」
當地一位企業家在與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交流時表示，近幾年隨著國家能源政策收緊，煤礦整合，民間資本參與煤礦投資的難度增加，而投資回報率不低的房地產業，已經成為民間資本的主要流向。
對於民間資本的規模，鄂爾多斯市相關部門向記者表示，具體數字很難統計。
「近幾年，由於房價持續上漲，房地產業成為民間資本投資的主要選擇之一。」日前，一份由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高和投資完成的《民間資本與房地產業發展研究報告》中測算，鄂爾多斯民間資本量達到約2200億元，今後規模還將增長。
糾結：民間借貸與銀行貸款
伴隨民間資本投資房地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其投資形式逐步從需求端轉向供應端，如投資開發房地產、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過橋貸款等。
在《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得的一份由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高和投資完成的關於鄂爾多斯《中國民間資本投資調研報告》中顯示，截至今年2月底，鄂爾多斯銀行系統房地產開發貸款餘額僅59.7億元。在360.7億元的投資規模中，不到16.55%。
如今，鄂市的房地產行業資金鏈條已脆弱不堪。9月24日，鄂爾多斯市中富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富地產）法定代表人王福金自殺身亡，揭開了鄂爾多斯民間借貸和房地產開發之間的緊密關聯。
高和投資董事長蘇鑫表示，中國房地產中直接融資不足10%，80%以上資金來自銀行，使得房地產的行業風險很容易傳導到整個金融系統，一旦出現問題，甚至會牽扯社會經濟。
在某國有銀行鄂爾多斯分行工作10年的一位老員工告訴記者，「招商銀行、華夏銀行、中信銀行、浦發銀行紛紛進駐，新進來的銀行不少都以50萬元年薪挖人，不過要完成攬儲任務才能拿到全額，壓力很大。」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該市東勝區金融辦獲悉，截至7月底，鄂爾多斯市銀行的本外地存款餘額為1930.46億元，其中東勝區存款餘額為1125.12億元；同期，鄂爾多斯市銀行貸款額為1806.84億元，其中東勝區貸款額為1148.78億元。
從上述數據不難看出，東勝區的貸款額大於存款額，資金最為活躍。葉檀分析認為，鄂爾多斯是一個資金量大且投資需求十分旺盛的城市，這裡的現金流要比一般城市的平均值高出很多。
「自今年4月份以來，鄂爾多斯的中小企業，特別是房地產行業，確實很難從銀行再獲得貸款。」當地一位商人向記者表示，這與四大銀行在鄂爾多斯的信貸額度有關，有限的貸款額度，遇上了經濟快速發展的鄂爾多斯，每年2月份剛過，銀行的貸款額度可能就已被用完。
一位當地開發商解釋說：「沒有辦法，銀行不放貸，只能從民間借貸。」從事貸款擔保中介的董女士也表示：「即使是有資格的中小企業，目前從銀行貸款也比較困難，因為銀行的貸款額度基本都用完了。」
因此，房地產企業急於尋求新的融資渠道，彌補資金缺口。
上述商人認為，煤礦整合後，大量中小型企業老闆更加關注房地產，因為銀行貸款有限，他們選擇民間借貸，即使利息高於銀行貸款，但如資金能正常流動周轉，盈利率對他們來說還是不低。
負責處理中富地產債務的一位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開發商借的錢已經變成鋼筋水泥，賣不出去；老百姓手裡的錢都借給開發商建了房，房賣不出去，錢還不了老百姓，老百姓就不能買房，「（資金）沒有流動性，只能頂死」。
前景：民間借貸或難消失
信貸緊縮的背景下，依靠民間借貸資金維持運轉的鄂爾多斯房地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資金焦渴中。
《民間資本與房地產業發展研究報告》顯示，由於中小民營企業很難通過一般金融渠道融資，由此催生了大量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地下錢莊等民間金融機構。
報告顯示，在溫州、鄂爾多斯、陝北等地，借貸市場異常發達，鄂爾多斯已經達到全民放貸的地步，月利率高達2%~5%。通過借貸將零散的民間資金聚攏，再投入房地產等高利潤行業，民間資本被不斷放大。
隨著銀根收緊，民間資本轉為通過「短期放貸」填補地產商的資金缺口。在樓市調控背景下，房地產開發企業自籌資金比重明顯加大。
一面是日益緊縮的銀行信貸，一面是急需資金的房地產市場，民間借貸亂象叢生便成必然。近日發生的數起房地產資金鏈斷裂事件，更是引發了人們對於鄂爾多斯發展模式的質疑。
「鄂爾多斯當前遇到的問題，其實並不像外界所謠傳的那樣。」鄂爾多斯當地企業界人士蕭峰 （化名）認為，鄂爾多斯房地產資金有所緊張，與國內銀根緊縮背景有關，也與近幾年鄂爾多斯發展速度過快有關。
在陷入民間借貸輿論漩渦多日後，鄂爾多斯地方政府終於作出正面回應。10月21日上午，該市政府召開了「全市前三季度經濟運行及規範金融秩序、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情況」新聞發佈會。
市政府秘書長奇巴圖稱，市政府已制訂《鄂爾多斯市規範整頓民間借貸活動實施方案》，加強對非法集資的監管和打擊力度，保持全市民間借貸的平穩運行。
「全社會各個領域投資規模持續擴張，對資金的需求量急劇增加。但金融業發展相對滯後、信貸投放整體規模小，銀行信貸資金不能滿足需求，客觀上推動了全市民間借貸的發展。」奇巴圖這樣解釋陷入民間借貸困局的原因。
奇巴圖表示，對具有一定實力、有土地等資產而暫時出現資金周轉困難的企業，政府正在積極協調貸款銀行，做到不抽資、不壓貸、不上浮利率，並通過轉貸、展期等辦法，幫助其渡過難關。
他同時稱，涉及房地產和民間借貸領域的案件只是個別現象，「民間借貸和房地產領域整體形勢平穩、風險可控」。
溫州民間借貸事件，讓鄂爾多斯的金融形勢緊張起來。最普遍的擔憂是，民間借貸體系會不會崩潰。在蕭峰看來，民間借貸不可能消失，目前來看，也並沒有回落的跡象，只是短期內，大家有些信心不足。
日前，鄂爾多斯金融工作辦公室相關負責人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民間借貸是自發和隱蔽的行為，政府沒有辦法對其規模進行監測，溫總理對溫州的調研，說明中央已經開始對中國的金融體系、金融制度和突顯出來的問題進行關注了。

擔保公司變形記：連云港高利貸跑路潮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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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間借貸者的突然死亡，引發了江蘇連云港金融圈的一系列「跑路」事件。

「只要是搞過民間借貸的人，不管有無關聯，紛紛到各自的上下家收錢，最終處於頂端的擔保公司頂不住了。」當地知情人士對本報表示。

一個月前，連云港市的揚帆、瑞陽兩家擔保公司老闆接連跑路。11月25日，連云港警方向本報記者證實，兩起擔保公司事件的處理已接近尾聲，相關責任人已被控制。

作為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民間借貸本無可厚非。但連云港兩起擔保公司老闆跑路事件，還牽涉到當地的銀行職工。

就連云港的個案而言，當地高利貸、非法集資者與擔保公司之間的資金鏈條已然形成。對於政府來說，如何監管和引導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突然死亡

2011年10月中旬，在連云港從事民間借貸的滕亮突然因病死亡。

滕亮的猝死沒有任何徵兆，因而引發了集資者的擠兌潮，而與滕亮有合作的揚帆、瑞陽兩家擔保公司因此受到牽連。

這三者之間的借貸關係並不複雜：滕亮先從揚帆公司借來1000萬元，再轉手把這筆錢以更高的利息轉貸給瑞陽公司。但誰也沒有料到滕亮的突然死亡。

10月16日，揚帆投資擔保有限公司老闆呂海明突然消失，3天後，瑞陽投資擔保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王兵也跑路，王與銀行合作的6000多萬元擔保資金也失去了信用保護屏障。

10月20日下午，連云港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金融辦以及銀監分局、公安等部門迅速介入調查。經排查發現，與瑞陽公司合作的銀行包括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江蘇銀行、東方銀行等。

這其中，江蘇銀行連云港分行存在風險的銀票敞口1300多萬，據該行一位內部人士向本報表示，「這並不是損失，也不會形成不良貸款，且已追回了一半的貸款。」

「由於王兵是做實業起家，跑路時，旗下仍有5家珠寶專營店，每個店每年利潤約百萬」，連云港銀監分局副局長殷路鳴向本報記者表示，「調查摸清情況後，迅速將王兵資產扣押，銀行也趕到法院申請保全，並與借款企業協商更換擔保機構。」

在連云港有關部門的合力下，王兵在出逃後一週即返回連云港自首。

王兵註冊的瑞陽擔保公司成立於2006年，這一年連云港各種擔保公司不斷湧現。由於當初成立時的門檻較低，全市範圍內擔保公司迅速達到160多家。

據當地知情人士向本報透露，2008-2009年，王兵不再專注於珠寶生意，轉而投資股票、期貨以及房地產開發。

一位與王兵有過接觸的浙江企業主告訴記者，王兵在玩大之後「更顯豪氣」，而各家銀行也不斷追捧他。2010年，瑞陽擔保公司註冊資本提高至6000萬元。

由於擁有擔保公司這個平台，王兵吸引了各路投資者，這其中就有滕亮的1000萬。實際上在事發後，王兵每年需要支付的高利貸利息就超過1000萬元。

「股票市場上王兵並不專業，搞地產需要大量資金且源源不斷，王兵玩不轉，最終資金鏈斷裂」，上述企業主表示，尤其是滕亮的突然死亡令王兵的瑞陽公司雪上加霜。

殷路鳴向本報表示，瑞陽擔保公司雖然因為資金問題出現崩盤，但其涉及銀行款項的風險已經被控制，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連云港目前約有160餘家擔保公司，其中融資性擔保公司84家，涉及銀行擔保貸款金額約150億元，「風險屬於可控範圍之內，」殷路鳴說。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地方政府堅決否定了「王兵將家人送到國外並捲走1.2億元」之說。

揚帆涉嫌非法吸儲

揚帆擔保公司的事發，則更令監管層憂慮，該公司實際控制人之一的呂海明系銀行員工。

記者多方證實，滕亮的1000萬高利貸款項來自揚帆擔保公司。經連云港政府部門排查，揚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本報獲得的資料顯示，揚帆擔保公司成立於2009年2月，一年後更名為揚帆投資公司，註冊資本金1000萬元，其中呂海明、李吉柱分別出資490萬和510萬元。

由於呂海明曾在建設銀行連云港分行工作過，並擔任過某支行的管理人員，背景和人脈網絡清晰，在其跑路後的第三天便被警方控制。

本報從當地銀行系統獲得的資料顯示，揚帆公司涉嫌違規吸納的公眾資金約1.3億元，吸收的存款利息在2分—9分不等，牽涉到300多人，目前已逐一登記完畢。

實際操作中，揚帆公司的股東李吉柱成立了一家「龍珠理財公司」，負責高息吸納公眾存款，而呂海明則利用存款進行放貸和投資。

「如果不是滕亮突然死亡，估計問題不是很大，但由於信息不對稱造成了百姓大規模擠兌」，一位給龍珠理財提供了50萬元（月息3分）的人士告訴記者。也正因為百姓擠兌不成紛紛報案，揚帆公司事件才得以浮出水面。

由於高額利息支付及時，揚帆公司曾在民間有不錯的口碑，「即使8月份陸續有人提現，也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重視。」 上述給龍珠理財提供資金的人士說。

有關揚帆公司的具體案情，連云港方面以「正在排查」為由拒絕透露更多信息。不過有當地銀行人士向本報證實，建行原職工呂海明是被警方控制後才從銀行「主動辭職」的。

此外，連云港跑路的民間借貸者不止是揚帆和瑞陽兩家。本報從當地銀行人士處獲悉，月餘前建設銀行連云港分行新浦支行原副行長顧某某涉及高利貸資金6000多萬，隨後顧與全家悉數跑路。建行總行曾派調查組前來調查，顧返回自首後也主動辭職。

被轉嫁的風險

殷路鳴向本報記者坦承，在兩家擔保公司老闆跑路之前，政府對擔保公司的運營監管一向較為重視，但監管手段相對落後。

在目前的體制構架下，融資性擔保公司在經信委系統核准登記，小額貸款公司由政府金融辦負責管理，而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監管則處於真空地帶。

擔保公司的迅猛發展，與銀行的直接推動亦有明顯的關係。

商業銀行與擔保公司合作的目的是為了轉移風險。實際操作中，能控制風險的中小企業客戶早被商業銀行納為己有，往往把一些償債能力較差的「垃圾客戶」與擔保公司捆綁，利用保證金起到約束擔保公司和降低信貸資金風險的作用。

據當地銀行的一位高管對本報記者表示，80%以上的客戶都是銀行自己做，20%風險較大的企業客戶，銀行才會選擇與擔保公司合作。

由於目前在商業銀行的貸款考核中，「中小微企業數量」是一個重要指標，因此銀行不得不快速擴大「風險較大、原本不符合貸款條件」的中小微企業項目數量。

上述在連云港投資的浙江企業主向記者表示，很多時候銀行會向企業主動推薦擔保公司參與借貸業務。

但這種方式反而加重了企業的負擔。「銀行本來就是準備借款給該企業的，卻一定要拉來一個擔保公司，結果是企業多付了利息或手續費。」

目前大多數擔保公司都會要求被擔保的企業向其繳存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如某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100萬元，為其提供擔保的擔保公司會要求企業向其繳存20萬元保證金，企業按100萬元貸款本金向銀行支付利息，實際得到的融資僅為80萬元。

擔保公司變形

蘇州某商業銀行的人士告訴記者，如果企業正常經營，則擔保公司每年可獲得相當於註冊資本金10%的利潤，「這是相當可觀的收入」。

2006年之後，擔保公司越來越多，「當時的門檻較低，一般有個幾百萬的資金就可以註冊成立。」殷路鳴表示。

2008年—2009年期間，在國家4萬億投資拉動下，擔保公司數量井噴，「這個過程中，很多從事高利貸的人就註冊了擔保公司，甚至一些銀行的人和公務員成為了實際控制人。」

上述浙江企業主對本報表示，由於國家當前對信貸實行緊縮政策，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鏈壓力更大，「實體企業貸不到款，可銀行給鋼材城的貸款都是上億，而鋼材城並沒有實體業務。」

而擔保公司的另一個利潤源泉，是利用企業的「過橋資金」壓力。

按理說，企業的貸款到期時，必須歸還全額本金和利息後才能再行申請借款，但問題是，「現在銀行因為資金壓力要2-3個月才能續貸，以往一般是一個禮拜就可以了。」而要維持運作的企業資金鏈不能斷，高利貸成為了其短期借款的主要來源。

於是，這個「時間差」成為擔保公司大顯身手的機會——他們充當了借款銀行的角色。

據前述浙江企業主透露，擔保公司與商業銀行關係密切，對一些貸款到期的企業情況很熟悉。在銀行續貸批准之前，這些擔保公司主動找這類企業，願意提供高息借款，以解企業燃眉之急，等到銀行續貸批出款項時，企業再用來歸還擔保公司的借款。

「可以說，銀行的員工和擔保公司肯定存在著私下的利益輸送，這是存在已久的現象。」這位浙江企業主表示。

當地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揚帆公司正是扮演了上述角色。

地產基金「高利貸」路徑 裂變還是重塑？

http://www.21cbh.com/HTML/2012-1-1/0OMzE5XzM5Mjk0OQ.html

猶如圍城。

「限購、限貸、限房價……對以往總能主導市場的開發商來說，2011年的樓市環境四面楚歌，2012年還會是同樣的基調。」上海市南匯某樓盤開發商林先生表示，雪上加霜的是，比如行政區域調整後，關於項目的相關政策調整又被耽擱了。而這一切，則顯示在項目的融資鏈上。

圍繞資金這條命脈，今年以來，房地產領域高利貸行為與私募基金關係尤為密切。

基金接盤

行業洗牌加速！缺錢房企的融資身段一波比一波降低。

「這種現象首先表現在股權併購和產權轉讓等案例不斷增多上。」林先生透露，其某一別墅項目的合作夥伴不得已將手頭該項目股份轉給一家基金投資機構，套現後，才得以挽救正在二三線城市運作的房地產項目。

這個處於上海郊區的別墅項目林先生也擁有5%的股份，他同時也是這傢俬募基金機構的合夥人之一。基金通常有「募集-投資-管理-退出」的完整經營週期，但很顯然，基金公司卻成了這個項目的股東。

「受樓市調控影響，今年房企資金回籠和融資雙雙受阻，非常規的融資方式你不得不用。」林先生表示，圈子裡，大家都在想方設法「解套」，但他自己卻很難，因其運作的一個項目所在行政區劃正在進行調整，至今土地證都無法辦理，融資鏈一波波收緊後，林先生覺得異常辛苦。

事實上，林先生所說的「非常規融資方式」，即樓盤股權變更，似乎變成一種普遍現象。鏈家地產市場研究部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北京和上海兩大產權所中掛牌的房地產行業項目超過170宗，比去年增加14%，涉及金額超過180億元。

「通過變賣資產解決錢荒問題，或者希望通過尋找合作方分攤樓市下行風險。」林先生所說的合作方，其實就是各類投資基金。

在 基金「接棒」地產的同時，2011年地產基金的募集也進一步提速。清科研究中心報告稱，2011年一季度完成募集的25只可投資於中國大陸地區的私募股權 投資基金中，房地產基金佔5只，募集資金達9.59億美元。而在二季度後，依舊有大牌房企挺進房地產基金領域，如濱江房產、世茂股份。

私募「投機」化

顯而易見，不論是中國的房地產企業還是國外的資本，不管是中國的基金機構還是曾經的炒房團，都紛紛涉足地產私募基金。

可以說，地產私募基金是「求錢若渴」的房地產企業與難抑投資衝動的出資方之間實現聯姻的最直接途徑，而房地產宏觀調控舉措更是加速了雙方的合作步伐。

根據行業慣例，在資金募集方面，由地產商牽頭的私募基金需要打造一個較為符合自身需求的資金來源渠道，這需要一系列核心技術，比如對投資的項目選擇、判斷、投資、執行、監督、退出等。

「這個週期原本至少得有四到八年。」一名房地產基金業內人士表示，「但現在，兩年都嫌長了。」

據該人士介紹，目前，市場上大量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模式各不相同。「一類是以可轉債形式投資房地產項目，以開發商贖回可轉債作為主要退出途徑。還有一類則是通過股權收購的形式，收購房地產項目，再以銷售退出。」

而這類債權形式的投資，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就是一種變相的「高利貸」。

「基金把錢給開發商，開發商保證每年給基金回報，但同時也必須把公司印章、銀行印鑑給基金作為抵押。」一位房地產基金業內人士表示，債權類投資一般會設置保底、回購或對賭條款，以確保基金收益，「這就像放高利貸」。

對於這個說法，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近期一份公開發布的《人民幣房地產私募基金發展報告》（下稱《報告》）也給予了佐證：「多數基金對房地產企業或項目進行股權形式的投資，獲取股權收益，但實質上僅承擔了債權的風險。」

與 此同時，從調研情況看，目前人民幣房地產私募基金的年化目標收益率基本確定在20%~25%，由於基金對投資項目的風險與收益的匹配要求，越是投向中小開 發企業的項目，目標收益越高。如：投入特大型開發企業的項目年收益率在10%~15%；一般較大開發企業的項目年收益率在15%~20%；中小開發企業的 項目收益率在20%~25%，甚至達到50%。

實際操作中，此種融資模式早已經滲透進中小房企。

高利貸異化之路

很明顯，私募基金形式的房地產融資模式早就在實際操作中被擠壓和異化，基金管理機構背後的投資人大多實際上就是基金所投項目的開發商本身。

但對於大多數中小開發商而言，地產私募基金可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輸血給房地產企業只是最表面的現象。

「成立基金的原因，一方面是管理閒置資金，另一方面，如果發現因資金緊張而陷入困境的樓盤，集團旗下的房產也可以接下來做，讓實力欠佳的企業平穩退出。」一家正籌謀上市的電器集團公司主管財務的副總透露。

據該人士介紹，公司成立的基金管理機構從集團剝離後，其實依然是集團出面募集資金。

他拿該集團在杭州的一個開發項目舉例稱，項目投資資本總額20億，自有資金部分基本在旗下企業高管中完成募集。當時，集團提出的資本年化利率是40%。一般是兩年一個週期。兩年後，是否退出，以什麼方式退出，由公司決定。

「實際上，公司跟高管簽訂的就是一張借款協議。通過基金管理機構募集的資金是合規的。」該人士稱。

據其透露，高管所募資金完全是通過民間借貸。比如某高管通過身邊親朋好友以類似傳銷的方式募集資金，價格也是根據層級不同而有所區別。「前些年房地產行情好，資金募集比較容易，但是今非昔比。」該人士透露，公司第三季度財務會議上，與以往相同價格的資金已無法募集到。

銀行閂水喉全城高利貸

2012浙江第一起資金崩盤案：還不上高利貸的年關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723

還不上高利貸，俞中江主動向政府匯報資不抵債的情況並尋求保護。據估算，他的案子牽涉3家銀行，上百家公司，把所有資產都抵押變現之後，還有約30億元借款還不上。

俞中江是被房地產投資拖垮的。他的主業一直盈利，但後來開始大筆投資，用五個蓋子蓋十口鍋，導致資金鏈越繃越緊。

年關之際，江浙地區的資金鏈異常緊繃。

兩週前，走投無路的俞中江主動向政府匯報資不抵債的情況並尋求保護。這是最近的一起資金鏈斷裂事件。

俞中江是浙江中江控股集團董事長，浙江建德市人，名下有包括一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公司。據知情人士估算，這個案子牽涉3家銀行，十幾家大公 司，上百家小公司，涉及民間借貸約25億元，向銀行及國資背景的杭州市財務開發公司貸款、借款達25億元。把俞中江的所有資產都抵押變現之後，還有約30 億元借款缺口，「將有一場大震」。

據南方週末記者調查，俞中江目前並未被捕，但已被限制出境。由於涉嫌虛報產權和重複貸款等違法違規行為，該案很快將轉為刑事案件，俞中江本人還未被正式拘留，但「護照已經收了，有警察監視行蹤」。而該案涉及的某國有銀行建德支行行長已被撤職。

目前杭州市政府會同建德市政府正聯合多家債權人對中江控股旗下資產進行保全，成立專門小組爭分奪秒地處理此事。「既要最大限度地保護債權人利益，也要防止俞中江的企業倒閉，他的香料廠就有一千多員工呢。」建德當地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訴記者。

俞中江的手機一直無人接聽，在短信中他以「暫不方便談」為由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請求。

敗在房地產

房地產投資失利，讓中江控股資金鏈斷裂。

據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紹，中江控股資金鏈斷裂的主要原因是投資房地產失利。

2008年，俞中江開始大舉進入烈火烹油的房地產行業。當年6月，中江控股接盤杭州金星房產公司及其位於杭州餘杭區的西城時代家園。當時西城時代是 一個幾乎處在停工狀態的爛尾樓盤，中江控股接手後遇到房地產調控，房價大跌，也未正常開發。其間金星房產的股權幾經轉讓倒手，曾被媒體指稱「炒賣地皮」。 該樓盤二期拖延了一年多未按期交房，2009年6月在杭州市委常委、餘杭區委書記朱金坤與網友對話時，維權的業主大倒苦水，被多家當地媒體跟進報導。

同期，俞中江還在建德嚴州大道的新安江畔投資了5萬平方米的高端住宅樓盤「拉里維娜·水上人間花園」，該小區售樓處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住宅樓已銷售 告罄。但記者1月16日看到，沿江的15幢排屋尚無一戶有人入住。當地論壇上有消息稱，數十套拉里維娜的房子已被金華法院凍結，將進行公開拍賣。

「他的運氣不好，2009年和2011年都遇到了調控和緊縮。」一位俞中江的朋友告訴記者，而俞「運氣最差」的投資項目，當屬接盤西湖畔的准五星級酒店——溫德姆豪廷大酒店。

位於杭州環城西路的溫德姆大酒店原是都錦生絲綢廠所在地，與浙江省政府一街之隔。10年前一家北京的公司以每平米5500元的「地王」價格拍得這塊 地，蓋了這幢造型獨特的「蝴蝶樓」，其間兩易其手，業主都虧損退出，「蝴蝶樓」也成為西湖邊著名的爛尾樓，還落了個「風水不好」的名聲。

2010年，中江控股以7億元的價格將該酒店和公寓的部分產權拿到手，當年9月溫德姆正式開張。

俞中江的一位朋友告訴記者，接盤溫德姆的目的就是為了轉手倒賣。由於是第三次轉手，俞接盤的價格已經很高，而當時他並沒有足夠的資金，因此花了很大的代價去集資。

表面上看，溫德姆豪廷大酒店似乎沒理由虧損：它地理位置優越，內部豪華程度比肩5星級酒店，並由美國豪生國際酒店集團管理，來自冰島的大堂經理給客人極專業之感。

但1月15日晚，記者來到這家酒店，從燈光來看其入住率非常低。晚間在燈光效果下，酒店呈藍色蝴蝶形狀，蝴蝶「左翼」是酒店，「右翼」是公寓，中間 則是一片嘈雜而燈紅酒綠的KTV、酒吧和名品店。該酒店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其入住率一直不高，「今年還稍微好一點，聽說老闆虧了很多錢，已經把股份轉給了 合作夥伴。」

一位當地酒店業業內人士認為溫德姆的虧損不是因為風水，而是因為「這個老闆是『半桶水』，本不是吃酒樓這碗飯的，酒樓的定位、規劃、管理和經營其實 是很複雜的，做不好就是燒錢」。他說，「我認為他最大的失誤是酒店的主打不清晰，又是賓館又是公寓又是KTV，初來客人連正門都找不到，搞得『三不像』， 做砸了不奇怪。」

浙江一位投資界人士告訴記者，據他所知2010年溫德姆的原業主無力償債時，曾將酒店的全部物業收益權作為抵押，進一步獲得新的貸款或股權資本注 入，以期拯救其整體業務。但由於酒店收益回收期長，而地產項目短期風險較大，酒店資產估值又明顯偏高，他當時就感覺所謂的重組不過是「飲鴆止渴」，後來俞 中江接手溫德姆的結局證明了他當初的判斷。

俞中江前傳

「中江的主業盈利其實非常好。」多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但俞中江並不願固守主業。

俞中江在建德當地是風雲人物，出租車司機出身，發家於香精香料行業。

1998年俞中江成立建德市新安江中江汽車出租服務社，註冊資本36萬元。2000年他創立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生產高科技香料及油脂化學 品，該公司曾被評為「杭州市高新技術企業」，後在新加坡借殼上市成功，年營業額1億元，據說年利潤為2000萬元左右。「中江的主業盈利其實非常好。」多 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但俞中江並不願固守主業，「他這人性格冒進，膽子大，有些盲目求發展。」俞的一位朋友告訴記者。

2002年，俞中江在杭州正式成立「集投資、科技、製造、貿易、旅遊、服務於一體的綜合性、多元化控股集團」——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公司包括杭州麥林環保船用漆有限公司、杭州中外合資博來盛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建德市望江賓館有限公司等。

2003年，俞中江看中了民用航空業的投資機會。中江控股作為佔股70%的大股東，在建德市壽昌鎮投建佔地500畝，包括1條800米長的跑道、2 個停機坪的千島湖通用機場，試圖開通千島湖區域的空中遊覽項目、空中貨運以及飛往黃山等地的航線。該機場的小股東之一是建德市政府，一期投資4000多萬 元，二期投資2000萬元，當年曾因拿到國家相關部門的第1號批文而「名震建德」。但之後該機場一直處於虧損狀態，空中貨運和開通航線的宏偉藍圖並沒有實 現，至今機場「只有幾架滑翔機在那裡玩玩，那塊地幾乎空置」。知情人估計，包括拿地和早期投資在內，俞中江此次投資虧了「不下一個億」。

五個蓋子蓋十口鍋

「他是個四兩撥千斤的騰挪高手，常常『五個蓋子蓋十口鍋』，說實話三年前我都沒想到他能撐到今天才倒。」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俞中江的攤子鋪得如此之大，資金需求早已超過其主業的盈利所得。「他是個四兩撥千斤的騰挪高手，常常『五個蓋子蓋十口鍋』，說實話三年前我都沒想到 他能撐到今天才倒。」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早期，俞中江主要以項目做抵押，向銀行等正規渠道融資，他一共向建德本地的一家銀行貸款約7億元，向浙 江省某銀行系統以及國資背景的杭州市財務開發公司貸款18億元。

後來當貨幣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緊縮時，為了借新還舊和維持項目運轉，俞中江在建德、溫州以及北京的民間共借貸了約25億元，「從月息二三分一直借到五 六分」。其債權人中，既有官員、大老闆，也有普通工薪階層。據說，中江旗下企業的內部員工為了每個月多賺點利息（月息1.5分），很多人聯合親戚朋友拿出 積蓄，甚至從銀行貸款出來打到中江的集資賬戶上。

有的債權人已將俞中江告上了法庭，據金華市人民法院公告顯示，案由為「民間借貸糾紛」的永康市中泰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旭曦訴俞中江及中江控股案，將於2012年2月7日開庭。徐旭曦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無可奉告」。

在利滾利的高利貸雪球效應下，俞中江根本無能力償還債務。事發之前的一段時間，俞中江還鋌而走險，向有黑社會背景的紹興高利貸借了幾筆資金。據說幾個月前他從某銀行貸出4億元，回到建德的當天晚上就被高利貸債權人分光以償還利息。

最後實在壓力太大，他選擇了主動去政府匯報情況並尋求保護。

更正並致歉：

本報1月19日「2012浙江第一起資金崩盤案」一文中的「浙江省財務開發公司」有誤，應為「杭州市財務開發公司」。特此更正，並向浙江省財務開發公司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