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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辰男、蔡宏圖、蔡明忠的兒時地 訴說台灣首富興衰故事 敦南大樓地價百萬倍漲幅傳奇

2013-03-11  TWM

國泰金控前副董事長蔡鎮宇，日前以八十八億元買下童年居住地，不為人知的是，當年蔡萬春僅以每坪九元買下土地，七十年後地價飆漲百萬倍。在這樁天價交易紀錄的背後，見證的是一段台灣兩大財團、四個家族崛起、衰微與再起的故事。 撰文‧梁任瑋 新年一開春，房地產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話題，莫過於寶豐隆興業大股東蔡鎮宇以八十八億元，取得台北市敦南金融大樓的四成產權。該棟大樓的其餘六成產權，則是在兩年前由國泰金控董事長蔡宏圖以九十六億元取得。兩年之內，國泰蔡氏家族兄弟一前一後，取得敦南金融大樓的完整產權，並以總價一八四億元，改寫台北市單棟商辦大樓交易金額最高紀錄。 敦南金融大樓交易案備受矚目之處，除了坐落在台北市無可取代的鑽石級地段，對蔡家兄弟來說，更重要的是，這塊土地帶給他們的是一股莫大無形的傳承力量，即使價格不菲，也在所不惜拿下，而這背後其實蘊藏的是國泰蔡家發跡的故事。 時間拉回到一九四五年，當年台北市的繁華中心在台北車站，敦化南路周邊還是一片農田，連馬路都尚未開通，在台北市西門市場經營醬油等民生物資的蔡萬春，因經營大萬百貨、大萬旅社，是富甲一方的商人，當時他相中敦南金融大樓現址周邊大片土地，以每坪九元的價格向地主程氏家族買下，包含現在私立復興中小學校園在內，面積將近一萬坪。 一九五七年，蔡萬春請來曾設計台塑大樓的建築師陳永泉，在占地近一千四百坪的土地上規畫四幢造形各異的二層樓洋房，再委由國泰自家的營造廠興建，施工品質要求相當嚴謹。 蔡辰男赴日取經 造就大樓外觀古典優雅 「那時我們住家一層面積有兩百坪，兩層就有四百坪！」坐在距離敦南金融大樓步行僅五分鐘路程的「一品大廈」裡，今年七十三歲的國泰集團創辦人蔡萬春的長子蔡辰男，特別翻出他結婚時全家在宅邸內拍攝的老照片，儘管相片已斑駁，卻掩蓋不了近四十多年前，台灣首富家族展露的璀璨榮光。 相片中可看出，蔡家宅邸以西式花園洋房設計，無論建築樣式、材質皆相當考究，白色的外牆搭配現代化的鋁門窗，矗立在敦化南路與仁愛路口，是當時台北市少有的大戶人家。 一九五八年房子完工後，蔡萬春、蔡萬霖、蔡萬才、蔡萬德四兄弟從漢口街的舊家，一起搬到敦南大樓的現址居住，蔡宏圖、蔡鎮宇，以及富邦金控執行長蔡明忠、蔡明興等十餘位堂兄弟姊妹有的才剛出生，如今這些掌握國內金融業半壁江山的蔡家第二代，童年時光幾乎全都在此度過。 「每到元宵節，阮幾個孩子就拿燈籠在房子裡繞來繞去，緊趣味。」蔡辰男說，當時安和路還是一條水溝，在圍牆內的宅邸，一進大門就有一間門房，進去後左邊是獨立車庫、游泳池、籃球場。特別的是，各自獨立的四戶房子中間還有一座小公園，設立一座銅像紀念祖父蔡福安。 蔡辰男說，當時蔡家的生意都在衡陽路附近，為了土地開發，提出以小換大的條件，讓原本校址位於公園路、襄陽路的復興小學交換土地至如今的敦化南路上，所以蔡宏圖、蔡鎮宇等兄弟姊妹，從小都是念復興小學長大，「聽到下課鈴聲響了，傭人再過街到對面接我們回家。」一九七七年，隨著蔡家第二代逐漸長大成人，以及蔡萬春生病，蔡家四兄弟也開枝散葉各自分家，這塊土地遂賣給蔡萬春旗下的國泰信託興建商辦大樓，並由已接棒國泰信託的蔡辰男全權規畫起造。 對建築很有想法的蔡辰男為了設計敦南金融大樓，還親赴日本考察，因特別欣賞東京銀座的佳麗寶大樓屋頂上設計了類似帽子的造形，他聘請香港建築師依此設計敦南大樓古典優雅的外觀，「就像英國皇室成員出席任何場合，一定會戴一頂有風格的帽子一樣，我希望這棟商辦可以留傳永世！」蔡辰男說。 果然，當敦南金融大樓結構體剛完成時，全棟石材的雋永風格，一度引領台北商辦跟進風潮，如今看來更是未隨屋齡增加而減褪丰采。 十信事件爆發 大樓無奈拱手讓人 但傳奇通常來自意外。一九八五年爆發的「十信事件」，讓敦南金融大樓拱手讓人。 「(十信案)出事時，房子還正在蓋，我本來要搬過去的，光是地下室就挖了五層，頂樓還留一層住家要自己住。」蔡辰男回想事發當時一切的措手不及，口氣裡有些許無奈，「我們都還沒用，就整棟賣給新光人壽。」一九八○年代，國泰集團蔡氏家族中，蔡萬春定於一尊，影響力還在蔡萬霖、蔡萬才之上，第二代蔡辰男、蔡辰洲在台灣政商界的勢力曾是喊水會結凍、不可一世。沒想到，敦南金融大樓硬體部分甫告完成，國泰信託即因十信事件波及，由交通銀行派員接手經營，為彌補公司虧損，這棟大樓很快地以二十五．一六億元賣給新光人壽。 命運之難以捉摸，往往在於得失之間無法一手掌握。一九八六年敦南金融大樓的易主，也象徵著一手締造「國泰王國」的蔡萬春家族的隕落。隨著時光流轉，三十年間，蔡萬霖、蔡萬才家族已經分別成就霖園集團、富邦集團，不變的是這塊土地上曾經留下的回憶。 新光人壽取得該棟大樓後，不但更名為新光敦南大樓，並將低樓層商業空間出租給台灣唯一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誠品書店經營，成為台北市知名藝文地標。然而，○二年，新光人壽也受到保單利率高於市場利率影響，財報虧損累累，為了停止每年虧損上百億元的窟窿，新壽董事長吳東進一度公開標售新光敦南大樓，但卻以流標收場。直到○五年，才以發行不動產資產信託︵ＲＥＡＴ︶方式處分，順利換回現金。 新壽﹁換現金﹂ 敦南大樓重回蔡家 一一年，新光敦南大樓因ＲＥＡＴ發行時間到期，又再度以信託財產處分標售，當時蔡宏圖以九十六億元得標，才讓這塊土地重新回到蔡家人的手中。 歷經兩次標售，敦南金融大樓順利由蔡宏圖與弟弟蔡鎮宇先後取得整棟大樓產權，合計交易金額一八四億元，創台北歷年商辦交易最高金額。 蔡辰男看著老家由堂弟接回，他沒有遺憾地說：「蔡鎮宇有魄力，既然一半以上都是哥哥買的，剩下的被別人標走沒有意思，但新光持有二十七年賺了好幾倍，也是贏家。」時空交錯，如今的敦化南路已變身為台灣地價最貴的金融大道，然而商辦大樓有價，回憶與歷史無價。三十年來，這幢大樓見證了一頁台灣金融豪門滄桑史，隨著大樓重新回到蔡氏家族手裡，相信，未來還會繼續上演另一段精采的傳奇故事。 敦南金融大樓易主大事紀 時間 大樓名稱 所有權人 成交金額1960 蔡家祖厝 蔡萬春 每坪9元1985 國信敦南大樓 國泰信託 N/A 1986 新光敦南大樓 新光人壽 25.16億元 2011 敦南金融大樓 國泰人壽 96億元(持分62%) 2013 敦南金融大樓 寶豐隆興業(蔡鎮宇) 88億元(持分38%) 敦南金融大樓 完工時間：1984年 位 置：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45號 基地面積：1393坪 所有權人：國泰人壽、寶豐隆 總成交金額：184億元

前員工自述：社交遊戲帝國Zynga的興衰之謎！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2149.html

【導讀】裁員18%、關閉三家工作室、股價大跌12%……這是有關社交遊戲帝國Zynga的壞消息。三年前，Zynga還曾大紅大紫，最誇張的時候Facebook前10名的遊戲中Zynga佔據了9個席位，它的農場遊戲Farmville一度日入1000萬美元，日活躍用戶4000萬。作為曾經的局內人，@曹金明Jinni 用8000字記錄了Zynga由興至衰的全過程。

引言

早上7點剛過一點，就被手機微信的消息吵醒。在「離佳兒童聯盟」(Zynga中國離職員工的微信群)裡有人率先爆出了Zynga裁員18%，新關閉三家工作室，股價大跌12%的消息，立刻引起群裡一片唏噓。有個剛離職不久的老員工叫到「昨天剛把股票掛出去賣，今天就跌了這麼多!」

這已經不是Zynga第一次大規模裁員，去年10月份曾經裁員100多人並陸續關閉了Boston，Austin以及日本分公司等多個Studio，其股價更是從IPO的發行價10美元跌去70%。Zynga，曾經的社交遊戲帝國，其他社交遊戲公司的崇拜和效仿對象，何以走上如此之快的衰落之路?相信很多人都對這個問題感興趣。華爾街的分析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將Zynga的業績下滑歸咎於大量Facebook用戶從頁面轉向移動，而Zynga沒能在這個新的戰場佔據優勢。但在我看來，這只是促使Zynga衰落的外因，而更大的問題則出現在Zynga的內部。作為曾經的「局內人」，我也會被一些遊戲圈裡的朋友問到類似的問題，而這確實曾觸發我很多回憶與思考。

鼎盛時期

要研究Zynga的衰落過程，首先要看他曾經站在過什麼樣的高度上。嚴格來說，Zynga的鼎盛時期應該是從2010年初到2011年上半年的這一年半的時間。這段時間關於Zynga的報導經常能見諸於各大科技媒體頭條，華爾街關於這起「自Google上市以來的最大IPO」也是格外關注。而Zynga也的確如一個年輕且前景光明的高帥富一般不可一世，可以俯視整個社交遊戲市場。旗下的幾款旗艦產品如《FarmVille》《Mafia Wars》等不僅雄踞了超過一半的Facebook遊戲用戶，最誇張的時候Facebook前10名的遊戲中Zynga佔據了9個席位，而更重要的是在那個時代社交遊戲也真正具備超強的吸金能力。那時候Zynga到底有多賺錢?舉個例子，我剛去Zynga的第一個星期收到了一封來自總部的群發郵件，是在講FarmVille這款產品剛剛創造了新的單日收入記錄 —— 1000萬美元!是的，你沒有聽錯，不是100萬，不是500萬，是1000萬美元，1天的時間，這還僅僅是一款產品。這個數字甚至可以秒殺今天在移動平台炙手可熱的CoC，PAD之流。但是考慮到當時FarmVille的日活躍用戶可以達到4000萬，這樣的收入數字也就沒有那麼聳人聽聞了。

和超強的吸金能力相伴的，是整個公司蒸蒸日上的美好景象和提前到來的奢華享受。2011年初我到總部出差，那個時候公司裡洋溢的是一種忙碌但又輕鬆的氛圍。很多團隊辛苦加班一週，週末部門領導就直接帶著團隊直奔拉斯維加斯Happy，當然費用是公司報銷。每週五晚上公司都有大餐，上等的神戶牛肉擺在刻成「Zynga」字樣的冰雕上，或者是以阿拉斯加雪蟹為主打的海鮮大餐。那個時候Zynga還沒有上市，錢又不少賺，所以在成本控制上可謂毫無壓力。儘管沒有上市，很多拿了大量股份的早期員工已經通過二級市場交易賺得盆滿缽滿，購置了豪宅名車。

另一方面當時Zynga繼《FarmVille》之後的大作《CityVille》剛剛發佈不久，其用戶量有超過其前輩的趨勢，整個公司上下都在為此亢奮。平心而論，雖然《CityVille》不是Facebook上的第一款城市模擬經營遊戲，但毫無疑問是最出色的一款。精美的畫面，豐富的劇情，創新的系統奠定了其五星級的製作品質。這款遊戲最後成功超越老大哥FarmVille達到了1億的月活躍用戶，累計安裝量超過4.6億。我記得當時參加總部2010年Q4的季度總結會，那次會議邀請的嘉賓是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Mark Zuckerburg。可謂是美國版的「雙馬會」(Zynga CEO叫Mark Pincus)，扎克伯格在會上表示，Zynga的《CityVille》讓Facebook的員工瘋狂，「更讓人生氣的是他們都用全屏幕模式玩，甚至都懶得假裝在工作了」，引發哄堂大笑。緊接著，Mark Pincus走上演講台，宣佈Zynga將進入IPO準備階段，更將全場的氛圍帶入高潮。

可以說，2010年到2011年初的Zynga，除了外界普遍指出的「過度依賴Facebook」這個短板以外，沒有其他明顯的危險信號。似乎只要和Facebook的合作關係不出現大問題，Zynga就會長治久興下去。而Mark Zuckerburg出現在Zynga季度會議的現場，難道不正說明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嗎?

產品問題的凸顯

如果非要給Zynga由盛轉衰選擇一個拐點，我會選擇2011年秋天。這年10月Zynga發佈了曾經大熱的黑幫題材遊戲《Mafia Wars》續集《Mafia Wars 2》。《Mafia Wars》作為Zynga早期的產品之一，其吸金能力可以說是異常出色，曾經有不少用戶在這樣一款基於HTML開發、看似簡陋的遊戲裡一擲千金、樂此不疲。因此整個Zynga上下對於這款續作的期待可見一斑。

然而，整個產品在上線之前的公司內測階段就已經出現了一些明顯的問題，首先是產品的美術質量比較粗糙，至少談不上精美。然後就是各種Bug層出不窮，經常玩一會就必須刷新瀏覽器重啟。但是由於這款遊戲在之前已經研發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其中一半時間在開發內容管理工具)，而且之前的各種宣傳和預熱工作已經展開，因此還是在沒有完善的情況下強行發佈了。

正式上線後沒幾天，Zynga強大的流量機器-交叉推廣系統-啟動了，數以百萬記的用戶從《Mafia Wars》以及Zynga旗下眾多遊戲被導流到《Mafia Wars 2》，配合在Facebook的廣告攻勢，使得這款產品幾乎在一瞬間獲得了高達上千萬的用戶(日活躍達到500萬)。記得當時的科技媒體競相以「Mafia Wars 2創下用戶增長速度的新紀錄」為題進行宣傳報導。

然而很快遊戲中的硬傷被暴露出來，留存率大幅下降，用戶快速流失。此時在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也拯救不了這款注定失敗的產品，無奈之下Zynga只好暫停了交叉推廣，甚至嘗試將《Mafia Wars 2》的用戶導回到前作《Mafia Wars》中去，但最終被證明是徒勞，續作用戶流失後幾乎沒有人會回到前作繼續玩，最終《Mafia Wars 2》只剩下了十幾萬用戶，而原本賺錢的《Mafia Wars》的用戶也損失殆盡。

這款產品的失利可以說是Zynga成立以來第一次遭遇大的失敗。在此之前，Zynga的戰爭題材社交遊戲《Empires & Allies》雖然也出現了營收不佳的問題，但至少這款產品的創新玩法得到了認可，用戶留存也一直不錯。Mark Pincus本人曾數次表達了對《Mafia Wars 2》結果的失望甚至是憤怒，而在這之後，Zynga也對新遊戲獲得交叉推廣資源的條件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在一款產品至少在數據角度「看上去不錯」之前，不能獲得來自Zynga其他遊戲的交叉推廣資源。

《Mafia Wars 2》的失利可以說為Zynga的IPO添上了一層陰影。緊接著，在2011年12月Zynga在納斯達克上市，我和一些同事在北京辦公室觀看了現場直播的過程。由於之前的SEC申報文件已經披露了Zynga的利潤率遠遠不如外界推測的那麼高(主要是公司運營成本大幅增長)，再加上對Facebook過度依賴的先天不足，使得這筆大宗IPO在當天就破發收盤，讓很多投資人大跌眼鏡，然而這僅僅是個開始。

在這之後的2012年中旬，另一款Zynga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開發的產品《The Ville》上市了。這款產品的前身叫做《FamilyVille》，早在2010年就開始開發，是一款類似於虛擬人生概念的社交遊戲。由於設計過程中出現了幾次推倒重來的過程，因而遲遲不能上線。然而2011年8月EA的《The Sims Social》的上線卻完全打亂了Zynga的陣腳，這樣一款題材定位幾乎和《FamilyVille》完全相同的遊戲，以其較高的製作品質和創新的體驗模式迅速獲得了大量的用戶，使得Zynga不得不再次調整產品規劃，迅速向《The Sims Social》的設計方向靠攏。

結果，在時隔將近一年之後上線的《The Ville》，看起來只不過像是一個做工更加拙劣的《The Sims Social》。如果我是Mark Pincus，肯定不會允許這款產品面世。然而不知道是因為這款產品的負責人是Zynga的功勛元老Marks Skkags還是其他什麼原因，Mark Pincus對這個款產品似乎頗有信心，甚至數次親自在公司內部的郵件上為其搖旗吶喊。這款產品在上線後不久就獲得了巨量的推廣資源(800萬日活躍)，但其結果比《Mafia Wars 2》更糟糕。用戶快速流失，最終運營了半年就宣告關閉，在隨後的裁員中該項目團隊也受到很大波及。此外，由於和《The Sims Social》的過度相似，Zynga還被老對手EA起訴，雖然最後不了了之，但也讓Zynga背上了「山寨」的罵名。

可能是這兩款產品的失利讓Zynga變得更加謹小慎微不敢了，Zynga後續的很多產品都能看出」山寨 + 微創新「的思路，這其中比較明顯的是《Dream Heights》(借鑑了NimbleBit出品的《Tiny Tower》)和《Bubble Safari》(借鑑了King公司出品的《Bubble Witch Saga》)這兩款產品，也都受到了原創公司的抗議。不過客觀的說一句，美國公司再怎麼山寨，也要比咱國內那種連美術風格都不換的純耍流氓的抄襲手段要高上不少。但不管怎麼說，過度雷同的產品類型(比如《CastleVille》、《FrontierVille資料片》、《Tresure Isle》的續作《Adventure World》)和玩法的跟風都讓Zynga的產品在吸引新用戶、留存老用戶以及創造營收的能力上大打折扣。

同時，Zynga高層過度篤信休閒模擬類遊戲在Facebook平台的生命週期，沒有覺察到用戶興趣的快速轉移(或是覺察到了但是沒有迅速做出反映)，因此沒能抓住中核(mid-core)遊戲在Facebook崛起的最佳時機，也就並不奇怪了。

戰略層面的幾大敗筆

除了產品表現不佳以外，Zynga在其發展歷程中也有過幾次比較大的戰略決策失誤，加速了Zynga的衰敗。

1、Draw Something的收購

這筆交易在Zynga的敗筆中不得不提一句，事實大家都知道了：Draw Something上線僅兩週就獲得了數百萬活躍用戶，Zynga「當機立斷」以1.8億美金的價格收購，結果Draw Something的用戶量迅速下滑，還沒來及的給Zynga做什麼貢獻就已經流失殆盡。Zynga也因為這筆交易被投資人詬病，結合上其他負面消息，股價一路狂瀉至2美元。

在這個問題上面，我認為Zynga最大的失誤不在於收購的太早太快(老實說，我還挺佩服這個決策的速度)，而在於錯誤的評估了Draw Something崛起的原因。1.8億美金用來收購任何一款遊戲都顯得太貴重，何況只是這樣一款技術含量不高的手機遊戲?Zynga真正看中的，是Draw Something的平台性。我猜測Zynga董事會理解為Draw Something的火爆是單純的社交需求，這個看起來是「有史以來最具社交性的遊戲」具有很高的平台價值，玩家有可能會長久的留存在平台上面，和好友互動。但這次董事會錯了，玩家在一起開始對這款遊戲上癮更主要的原因是UGC(用戶成生內容)所帶來的新鮮感和樂趣，但是遊戲機制本身決定了其重複性所帶來的致命短板，當玩家覺得內容沒有新鮮感，自然會很快流失。

2、搭建自有的社交遊戲平台Project Z

Zynga在上市初期一直被資本界以「過渡以來Facebook」為由批評，對此，Zynga採取的應對措施是搭建自己的遊戲平台，讓玩家可以脫離Facebook而直接玩到Zynga的遊戲。但是，和對Draw Something的錯誤判斷一樣，我認為Zynga也錯誤的判斷了社交遊戲能夠火爆的本質原因。社交遊戲依託於社交平台，普通用戶首先存在的是社交需求，其次才是遊戲需求。絕大部分社交遊戲並沒有能滿足用戶的社交需求，所以當脫離了Facebook這樣的社交平台，用戶單純的遊戲需求變的微不足道，這樣的獨立遊戲平台無法成長也就不奇怪了。

3、「跨平台」戰略

當移動互聯網變成「瞎子都看得到的機會」，Zynga也自然不可能視而不見。對於如何提升移動遊戲的市場份額，除了收購以外，Zynga選擇了跨平台戰略，即要求Zynga所有的新遊戲在設計之初必須必須同時考慮網頁和移動版本，而且要求體驗必須完全一致。我本身對跨平台並無異議，但我堅決反對的是「簡單粗暴」的移植做法。頁面遊戲和移動平台遊戲的巨大差異性相信有過行業經驗的大家都有體會，一款遊戲適不適合跨平台是一方面，而「提供完全統一的體驗」則更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真正的跨平台，應該是針對平台的特點，提供最符合平台特徵的體驗，讓不同平台的玩家享受到相同的遊戲樂趣。忽視這一點，跨平台反而會變成產品設計的羈絆，最後的產物就是在哪個平台也討不到好的怪胎。

以上的幾大「敗筆」，雖然說每一個都能對Zynga能產生不小的損害，但在我看來，仍然不是讓這艘巨型航母沉沒的本質原因。其根本的問題，是出在企業文化和對待遊戲設計的態度上。

科學與藝術的碰撞

如果說遊戲就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體，那麼Zynga很顯然是站在了「科學」的極端上，具體來說，就是Zynga在遊戲圈中知名的另一件法寶：數據分析和數據驅動。

每一個在Zynga工作過的產品經理，其大多數時間都在跟數據打交道。得益於強大的數據倉庫、A/B測試工具和數據分析方法，Zynga的確迅速積累了大量的遊戲開發的「Best Practices」，配合上「火車模型」的快速開發方法，使得迭代速度和版本改進速度達到了空前的效率。在Zynga，大部分產品的上線頻率是一週兩次，有些時候能達到一週三次甚至四次。一個新功能上線後的一個小時就要求產品經理開始分析數據並提出進一步改進的思路。可以說，從數據驅動和迭代開發方面的角度講，Zynga是整個遊戲行業的領軍人物。

事實上，不像大多數國內遊戲公司將策劃和運營分開，歐美遊戲公司的產品經理通常要求具備策劃和運營兩方面的能力。這本身得確是更加合理的設置，可以大大降低溝通成本。但由於Zynga對數據的過渡依賴，很多產品經理其實在遊戲設計方面的理解並不出色，甚至有些產品經理本身都不怎麼玩遊戲，作出一些明顯有偽玩家利益的設定也就不足為怪了。由於都具有對遊戲「改編」的權力，很多時候產品經理和遊戲設計師(更類似於國內的策劃角色)會產生比較大的爭執，但由於Zynga上下貫徹了數據至上的理論，最後結果往往還是產品經理佔據了上風。

如果說產品經理和設計師的爭執還只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小插曲，那麼」數據至上「給公司上下帶來產品設計的精神枷鎖就是大問題了。由於過渡依賴於數據來驗證遊戲設計的對與錯，使得Zynga不敢做任何沒有被數據驗證過的事情。這也就是為什麼自2012年以後Zynga的很多遊戲都是在」借鑑「其他成功遊戲的核心玩法。如果一款新遊戲想在內部評審中被通過，首先要證明的就是自己的遊戲在使用一種」Proven Mechanic「，否則就會被定義為」風險太大「。而一個在數據上被證明有效果的功能設計，也會被迅速推廣到所有產品中去，而不管這個設計是否從會損害用戶體驗。舉個例子來說，Zynga後來的很多產品都出現了一個「Picutre Wall」的功能，就是在玩家進入遊戲的前期，彈出一個佈滿好友頭像列表的對話框，玩家只要點擊一個按鈕，就可以給50個好友發送病毒性請求，拉他們進入這個遊戲，而玩家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個設計最早在《Bubble Safari》中被使用，後被數據證明有助於提升K-factor(衡量病毒性的重要指標)，於是在後續的新產品中幾乎強制要求增加這個功能。但是至今為止，我都認為這是一種很糟糕的體驗。

2012年3月，Zynga的市場研究部門敏銳的注意到一款叫《Candy Crush Saga》的遊戲(沒錯，就是你知道的那款)在Facebook上快速崛起，並作出分析報告認為三消+推圖(Meta map)類的遊戲在FB和手機上有巨大的成長空間。為了給Zynga北京工作室爭取到更多立項機會，我帶了一個小團隊加班兩個月設計了一個三消推圖類遊戲的原型並完成了Demo，準備正式啟動產品立項流程。在我們開始設計這款原型之前，我就不斷被一些總部的「過來人」告知一定要在產品介紹中強調我們的遊戲是基於「Proven Mechanic」(被驗證過的機制)進行的微創新，否則很容易因為風險過大而被拒。在這樣的大前提下，我們的原型基本上保留了《Candy Crush》的大部分玩法，並設了一個我自認為很有意思的題材和世界觀：一個想成為頂級大廚的年輕人周遊世界各地，學習製作當地的美味料理，但是必須要完成師傅交給的各項任務…

2012年5月，我和北京工作室的美術總監飛往舊金山總部，準備這款新遊戲的Pitch。此時Zynga已經搬到了新的辦公樓，就在我前任老東家Adobe的對面。新辦公樓比之前租用的辦公室要高端大氣得多。但在我走訪了幾個團隊之後，卻發現大家的士氣和狀態大不如前，如果說2011年初的Zynga氛圍是「忙碌、輕鬆、亢奮」的話，如今的Zynga給我的感覺是「疲憊、壓抑和萎靡」。我們驚訝的發現總部的很多團隊在產品研發方面都陷入了泥淖中，很多產品在內部經過多次推翻重來仍然不能被通過，搞得產品負責人也心氣全無。有人好心的提醒我們在正式做Pitch之前先拜訪那些「產品審核委員會」的老傢伙們，看看他們的態度再說。我們欣然接受，於是逐個安排和這些公司最權威人士的單獨面談。然而結果令我們沮喪的是，這些人給我們的竟然是一些截然相反的觀點。負責業務的負責人普遍認為我們這款遊戲仍然有太多「沒有被證明過的設計」，風險太高。而那些資深的遊戲設計師則覺得我們的原型和《Candy Crush》太相似，創新不足。難怪公司內那麼多產品都得不到通過，因為公司的決策層面已經分成截然相反的兩派了。最終，考慮到成功率確實比較低，我們放棄了Pitch，滿心疲憊的回到了北京。後來，管理委員會批准了西雅圖工作室申請的另一款三消+推圖遊戲的立項，不過這款產品至今沒有面世，不知道是否已經在某次階段審核中被槍斃了。

也是在這次出差中，聽到了Zynga當時的首席遊戲設計師Brain Raynolds即將離職的消息，讓我頗為震驚。Brain Raynolds是當之無愧的遊戲設計大師，曾經擔任過《文明2》等產品的主設計師，在Zynga他親自設計了《FrontierVille》這款被玩家廣泛好評的遊戲，我個人也非常喜歡。而這款遊戲中的很多經典設計也被後續的社交遊戲中借鑑，比如在點擊物件後獎勵的物品會以一種弧線的效果彈出(我們內部稱為「Doobers」)就是來自於這款遊戲。在我離職的前一天，Zynga的首席創意官，前《命令與征服》的製作人Mike Verdu也宣佈離職創業，可以說，Brain和Mike的離職象徵了Zynga在遊戲設計方面的全面敗退。在這之後Zynga的自研發產品也確實更加缺少創意和靈魂，只能靠代理發行的方式來爭取一些好的產品了。

客觀的說，數據驅動和快速迭代都是很好的方法學，但是遊戲畢竟不僅僅是數字，更重要的是感受，是遊戲藝術性的體現。完全忽視用戶情感而一味的從數據角度判定和解決問題，最終也會失去用戶的支持。而因為缺乏數據支持而不敢創新，更是Zynga的發展道路上最深層次的羈絆。

Zynga的海外戰略

對於Zynga的海外戰略，我自認算是比較有發言權的人之一。上個月，騰訊平台的《星佳城市》在上線不到兩年後宣佈停止運營，並無後續產品的計劃。作為曾經的《星佳城市》的總負責人，對這款總用戶過1000萬，日活躍將近達到200萬的產品，我個人投入了相當多的情感和努力，期間收穫的雖有寶貴經驗教訓，但更多是遺憾。而去年10月，伴隨著一波裁員計劃，Zynga關閉了日本工作室，宣告了徹底的失敗。聯想起在上個月Gree突然宣佈撤出中國，全部員工解聘，外資IT企業在中國難以成功的魔咒仍在繼續。

總結Zynga的海外戰略，我認為「只不過」犯了一個美國公司進入中國過最常見的錯誤，就是把自己的大公司地位看得過重，跨出國門以後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不認真研究市場，沒有給競爭對手和合作夥伴足夠的尊重和重視。我在和Zynga高層溝通時，聽到他們說的最多就是抱怨「騰訊太不成熟了，他們的平台沒有Facebook那麼完善」等等，但在我離開Zynga後不久，和另一家美國遊戲公司的中國區負責人閒聊時，我才開始漸漸發覺，不成熟的不是騰訊，而是Zynga，是我們。對於騰訊來說，進入中國的Zynga就像是毛頭小子，其地位恐怕連國內的資深合作夥伴還不如，更遑論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合作夥伴」，那只是個美好的PR而已。而我們卻天真的把很多寶壓在騰訊身上，認為Zynga是牛b的公司，所以理所當然應該享有最優的待遇和最好的推廣資源。平心而論，騰訊的確在諸如審批流程等方面給予了Zynga諸多便利。但是在最關鍵的核心推廣資源上，騰訊自然是利益優先，如果產品不能給騰訊帶來最大化的收益，關係再好也不可能獲得免費的推廣資源。而《星佳城市》這款休閒產品，在營收能力上確實不是那些高ARPU的中重度遊戲的對手，騰訊的資源沒有向Zynga傾斜也是理所當然的了。其實，在騰訊的廣點通(自助廣告投放平台)剛剛開放不久，我和我的團隊認真的做了一段時間研究測試，通過數據證明我們可以以非常低廉的價格(<0.3元)購買到大量用戶(10萬/天)同時在一段時間後獲得可觀的利潤。但在和高層申請廣告預算時，得到的答覆是Zynga總部正準備通過發行騰訊自有遊戲到Facebook的方式跟騰訊交換流量，而不願意批准相應的廣告預算。最後的結果是騰訊不同意換量的合作方式，而我們也錯過了從廣點通獲得廉價用戶的最佳時機。

事實上，我不認為Zynga總部在海外戰略上出現了根本性錯誤，只是沒能創造什麼「奇蹟」。而且除了像廣告預算這樣的關鍵性決策以外，Zynga給中國工作室的權限已經算比較寬鬆，從始至終並沒有過多干涉我們以本地化的思路去研發和運營產品。我只能說，Zynga成為了」又一個」在中國失利的美國公司，也是我們各種心態問題和經驗不足等綜合因素所造成的結果。

寫在最後

正所謂當局者迷，如今我離開Zynga已經有8個月，很多問題在離開之後的反思中才一點點清晰起來，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想吐槽老東家，而是本著自我反省的心態希望給遊戲行業一些啟發和參考。作為一名算是見證了Zynga和社交遊戲興衰史的遊戲人，從情感上講我仍然希望看到Zynga可以有機會重新崛起，雖然重振社交遊戲的雄風已不太現實(連Facebook都開始有走下坡路的跡象)，但至少Zynga在移動遊戲的市場的基礎並不算特別薄弱，不是沒有翻盤的機會。然而，從理性角度判斷，我卻選擇看空Zynga，因為在經歷了這麼多興衰榮辱之後，我認為Zynga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仍然是那個只重視數和收益，不重視用戶體驗，不敢於創新的公司。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手機遊戲領域，沒有取得先發優勢的Zynga想要翻身勢必更加艱難。當然，還是那句話，我內心深處依然盼著Zynga重新崛起的那一天，也只有這樣，我那點可憐的Zynga股票也許還能值一點點錢。

註：作者曹金明，2010年到2012年供職於Zynga，擔任Facebook、騰訊平台發行的Zynga遊戲製作人和產品負責人。作者原標題《社交遊戲帝國的興衰之謎－寫在Zynga再次裁員之際》。

農夫山泉興衰史：鐘睒睒恩怨情仇二十年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3-06-18/750631.html

「水質門」背後的公關迷局

2013年，農夫山泉接連遭遇「水質門」、不久變為「水源門」。緊接著又引發了一場堪稱離奇的「水戰」。

2013年3月8日，北京消費者李女士向21世紀網送來一箱未開瓶的農夫山泉380ml裝飲用天然水，24瓶中多少都能看到黑色的懸浮不明物。這箱水產地為農夫山泉湖北丹江口有限公司。

隨後經濟之聲《天天315》稱，寧夏消費者王先生亦在今年3月11日購買的一瓶550ml裝農夫山泉中，發現瓶中有棕紅色的漂浮物。據報導，這瓶水的經銷商是從湖北丹江口的工廠進的貨。

21世紀就此派出調查記者，前往農夫山泉丹江口水源地，並以照片與文字全面展示了農夫山泉丹江口市胡家嶺廠區周圍垃圾遍佈的景象。

問題曝光後，市場焦點的轉換極為詭異：

農夫山泉的新聞發言人迅速把21世紀網的調查與照片定性為惡意報導，同時表示：此次的負面爆發是一個經過嚴密策劃的負面公關事件。

農夫山泉的競爭對手華潤怡寶棋差一著。

事發不久的3月22日~4月9日敏感時間段，華潤怡寶以水污染與水源保護為主題進行了一系列宣傳，不能排除這華潤怡寶是利用本次「水質門」進行的事件營銷。

事實上，自2000年以來，飲用水行業幾大巨頭之間已形成了某種針鋒相對、不給對手留半分餘地的競爭傳統：針對對手的事件營銷炒作，通常選在最對手敏感的時間和地點展開，而農夫山泉與鐘睒睒絕對是這一競爭傳統的始作踴者——2000年6月8日，娃哈哈白天在西湖國賓館召開發布會，農夫山泉刻意選擇同一天晚上，在西湖國賓館的同一個會場，召開了另一場發佈會。

這一回，華潤怡寶不合時宜的事件營銷，被鐘睒睒抓住，成為轉移話題、就勢下台的階梯：4月11日，農夫山泉發佈聲明稱：「我們有理由相信近期針對農夫山泉的一系列報導是蓄意策劃的，隱藏在幕後的就是國有控股用水企業——華潤怡寶。」

對競爭對手的陰謀論揣測與斷言，並不能完全轉移市場視線。

事發後媒體對飲用水產業鏈、乃至水標準的探討，給了鐘睒睒另一個轉移視線的階梯：農夫山泉既是「天然水」的創始者，也是參與起草「飲用天然水浙江標準」的唯一一家飲用水生產企業。論到探討「天然水」標準，恐怕鮮有人能比得上鐘睒睒。

從4月8日到5月8日，市場圍繞農夫山泉的水標準問題，整整討論一個月的時間，仍未得出仍何結論。借助水標準的爭論，整個事件的討論重心完全從「水質門」、「水源門」轉移開來。其間某報紙「連續27天、用67個版面來報導」也成為鐘睒睒津津樂道的又一個「陰謀論」話題。

5月6日的新聞發佈會，是農夫山泉本輪危機公關的一個高潮。發佈會上，既充斥著火藥味，也滿含「事件營銷」的小動作：鐘睒睒一面慷慨陳詞，一面一口口喝下放在發佈席顯眼位置上的農夫山泉瓶裝水。

這場發佈會的另一個焦點，農夫山泉宣佈退出北京桶裝水市場的決定，在極大吸引了觀眾眼球之餘，也換來了不少評論的同情分。

但問題的關鍵是，由湖北丹江口生產的農夫山泉「瓶裝水」沉澱物，引發的「水質門」、「水源門」，關北京的「桶裝水廠」什麼事？關浙江的的水標準什麼事？

從競爭對手陰謀論，到飲用水標準大討論，再到召開發布會、宣佈退出北京「桶裝水」市場，一系列嫻熟的「事件營銷」，使得消費者對農夫山泉瓶裝水的投訴，、媒體對農夫山泉丹江口水源的置疑，完全被另一撥吸引眼球的「事件」蓋過。

到目前為止，農夫山泉甚至沒有對買到懸浮物瓶裝水的消費者，作出道歉和補償。

水源門並非結束

包括「水質門」、「水源門」在內，養生堂與農夫山泉近年遭遇的質量危機，不管當事方如何質疑對手的「陰謀論」，從根本上說，都與產品涉計之初的概念炒作有關。初始的概念元素不穩定，演變出後來的產品危機。鐘睒睒已經多次經歷了這樣的成敗循環。

農夫山泉在瓶裝飲用水方面提出的差異化營銷理念，是堅持純天然，「從不使用一滴城市自來水」。並且一直宣傳四個主要的水源基地：浙江千島湖、湖北丹江口、廣東萬綠湖、吉林長白山。

「水源門」發生後，農夫山泉在丹江口方面的水源問題，並未得到公眾和當事方的重視——農夫山泉在湖北丹江口的水源地，並非位於丹江口水庫的主庫區，而是位於水庫下游丹江與漢江的交匯口，從確切的地域上來說，農夫山泉丹江口水廠取用的水，是漢江水和丹江水，並非丹江口水庫水。這已經涉及到農夫山泉品牌宣傳的真實性問題。

其次，21世紀網發現，隨著生態環境的變差，中國各大水庫的水質已出現惡化的跡象。從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每月公佈的水質月報來看，從2012年11月到2013年3月，湖北丹江口水庫儘管整體水質情況為優，但連續5個月，在總氮含量指標方面，為「輕度污染」的IV級水狀態。上游庫區的水質指標惡化，農夫山泉水源地「漢江—丹江交匯口」的水質怎能好得起來？

總氮指標，是評價國家地表水水質的一項重要指標，對評價水的富營養化有重要作用。尿素化肥、人工投放的餌料以及魚類的排泄物、工業含氮廢棄物、燃料燃燒排放的含氮廢氣等在自然條件下，經降水淋溶分解後可形成硝酸鹽，流入河湖並滲入地下，從而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硝酸鹽污染，這些都會造成總氮指數的升高。而硝酸鹽在厭氧條件下會被厭氧微生物還原為亞硝酸鹽，長期使用可導致食道癌和胃癌。

同樣總氮指標過高問題，已經於2009年在農夫山泉最重要的水源地浙江千島湖爆發，並演變成當時的另一場「水源門」。

農夫山泉一開始側重宣傳「天然水」與四大知名湖庫水源地，等於是把自己的品牌與水源地的水質綁在一起，進行了一場豪賭。一旦水源地水質變差，勢必對農夫山泉這個品牌遭成衝擊。

前後兩次的「水源門」並非偶然。2009年的「水源門」只是開始，如果生態環境惡化的情況不改變，農夫山泉2013年的「水質門」、「水源門」不會是結束。

概念炒作的成因敗果

產品質量與概念炒作的成因敗果，也發生在「農夫果園」身上。

「農夫果園」的最早宣傳理念是：100%的天然果蔬汁，「不外加任何酸味劑、色素、不添加任何防腐劑。」

但純天然的「農夫果園」具有另一大特質——果汁裡的果肉易發酵膨脹。「喝前『搖一搖』」的人性化口號，給這個天然產品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從2005年起，深圳、青島、湖州、北京、廈門等多地先後發生喝前「搖一搖」農夫果園，結果導致飲料瓶爆炸、消費者受傷的事件。最嚴重的是廈門一位李姓消費者，雨棚房頂直接被炸出比薩餅大一個洞。

類似農夫山泉、農夫果園這樣概念元素缺陷引發出產品危機的事情，在養生堂的產品系列裡也沒少發生過。

養生堂的拳頭產品養生堂龜鱉丸，經過最初的熱銷後，2001年前後一度停產。原因是龜鱉丸以龜和鱉為原料，除去內臟和龜油、 「在零下196攝氏度下使全龜全鱉脆化成微粉」的理念，儘管在當時是一種極為新穎的生產工藝和營銷概念，但這一概念也引起了許多消費者的反感和國家動植物保護協會的干涉，以致養生堂公司屢受衝擊，市場逐漸萎縮。

「母親牌牛肉棒」，在極具異國風情的品牌故事背後，號稱「採用國外傳統配方，選料考究，精選整頭牛中10%的上等牛肉，加入調味料、精鹽等烘烤而成，色澤自然，肉質密實而鮮美。」

但是這個品牌故事與製作工藝，在質量現實面前同樣不堪一擊：2009年初，廣州市消委會對市場上46批次的熟肉製品開展比較試驗，結果檢查發現，養生堂浙江食品有限公司的「母親原味牛肉棒「（72克包，生產日期為2008.08.23）的菌落數超出標準6倍多。

鐘睒睒天馬行空的產品創意和品牌理念背後，水源、原料、製作工藝等問題引發的產品危機，從未曾間斷。

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於，這些產品背後的元素，並不足以支撐鐘睒睒的創意空間。

其中有一些元素，如「養生堂龜鱉丸」與「農夫果園」的原料構成，幾乎已無法改變。一旦改變更改，這兩個產品將面目全非。事實上，「農夫果園」果蔬汁已經開始對原來的100%純天然定位「悔棋」，推出加入食品添加劑、果肉果汁成份降至30%的改版產品。

還有一些產品的出事元素，可以通過積極行動獲得改善，比如母親牌牛肉棒的工藝與衛生控制。

而在巨大的宣傳成本和營銷投入、13年的「水戰」之後，「農夫山泉」飲用水的品牌與質量，已與水源地的水質捆綁到了一起。成為一場不經意間入局的豪賭。

從2009年、2013年的水質檢測報告來看，浙江千島湖、「漢江—丹江交匯口」等水源地的水質危機已出現苗頭。接下來的環境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的時間與金錢成本。

而農夫山泉丹江口水廠周圍垃圾遍佈的情況表明，鐘睒睒似乎還沒意視到，自己已經上了這場沒有時間盡頭的環境治理賭局。

其實，「水質門」、「水源門」問題的關鍵，只在於環境治理做與不做。在這背後，沒有任何競爭對手和「陰謀論」，能打倒農夫山泉。

能打倒鐘睒睒和農夫山泉的，唯有農夫山泉自己。（21世紀網代路[email protected]）

80年代台灣證券資本市場的崛起和主力的興衰 灣灣財經

http://xueqiu.com/6328581830/25563590
台灣奇蹟是指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時，於台灣所進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制度改革及經濟建設。由於其改革結果十分成功，使得台灣發展突飛猛進，成為了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典範，世人更將以下四個國家或地區：中華民國（臺灣）、新加坡和南韓、香港，並稱為亞洲四小龍。中華民國政府在1970年後開始進行十大建設等等改革，從而奠定了80年代島內經濟騰飛的重要基礎。

蔣經國時代，為擺脫石油危機，政府致力推動十大建設，為台灣石化業與重工業打下良好的基礎，此時恰逢越戰，美國向臺灣訂購大量物資，這些因素都促使臺灣經濟快速起飛。由於經濟發展成功，台灣遂晉身亞洲四小龍行列，亦達到新興工業化國家水平。之後政府注意到重工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實行積極的產業政策，在高雄建設大煉鋼廠、大造船廠、大煉油廠等大型重工業基地，亦有美國華僑返回臺灣設立電子廠，如台積電、聯華電子等也取得成功。

1980年代，政府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大力鼓勵內外廠商投資積體電路、電腦等高科技產業，以耗能少、污染低、附加價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科技產業取代傳統產業，民間中小企業也被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所影響。臺灣的個人電腦主板產量位居世界第一，臺灣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

查看原图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台灣上市公司以最早四大公營公司--政府為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於1953年1月發行土地實物債券，並將臺泥、臺紙、農林、工礦等四大公營事業的公司股票搭配補償給地主，做為收購土地的補償代價，自此開始有了有價證券-股票。

台灣證券交易所於1962年正式成立，主管機關將店頭的股市交易市場，改為集中交易市場，自此台灣的股票市場有了雛形。當時主要成分股為台泥、台紙、工礦、農林等四大公司，以後台塑等公司相繼上市。

在1964年那年，台灣股市歷經了第一個牛市達到了頂峰。然而在主管機關的干預下，股市開始出現明顯的修正，當時台泥股由300多元一股，跌為100多元一股。這是台灣股票市場一般散戶的第一個噩夢，許多沒能適應市場調整的公司和市場參與者都受到了顯著的經濟損害，最慘的是證券公司倒閉、主力倒閉、丙種倒閉，輸家是一片淒風慘雨。

這裡要介紹幾個名詞的意思:

何謂股票市場的主力?

一般來說在股市中炒作哄抬，把股票炒高後賣掉，然後再設法壓低行情，低價補回；或趁低價買進，炒作哄抬後，高價賣出的人被稱為主力，大陸市場應該稱為作手。

倘若主力在哄抬股票時，採取不正當的違法手段來坑殺散戶，那麼這個就會構成證券犯罪，投資人是可以採取訴訟求償來保障自己的權益，這個在西方證券市場常見的證券市場參與者的行為。

何謂丙種金主?

非經由合法證金公司或證券商，而取得墊款或墊股的融資融券管道，被稱為丙種。通常必需以股票質押，待股票賣出後才償還借款。丙種墊款給客戶的金額，通常為買進額的七成，客戶僅付給丙種經紀三成保證金。
查看原图金主

非法的墊款墊股者，之所以被稱為丙種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在早期的證券商只有兩種業務，一種是證券經紀商，原先稱為甲種證券商，另一種是證券自營商，原先稱為乙種證券商。在官方名稱當中，並沒有丙種證券商一詞，所以非法墊款墊股者就戱稱自己是丙種證券商，爾後丙種遂成為這種非法業者的代稱而流傳至今。

早期台灣因為未有證金公司，故一般投資人要融資買股票，都得找所謂的丙種金主(提供資金者)，投資人會在丙種金主的帳戶下單買股票(或是投資人提供相對的擔保品做抵押)，這種利息高出一般銀行放款利率許多。政策開放證金公司後，丙種金主為求生存轉而提供的融資比率比證金公司還高(譬如可融資7成的資金)，因此丙種金主是股市投機者的最愛，不會有限資的問題。此外丙種金主也會依股票的狀況決定借不借錢給投資者(這得視股票投機的程度)。

何謂主力和丙種倒閉?

簡單說就是主力和丙種破產，主要因為金融市場出現劇烈的修正，再加上沉重的借貸利息，雙重因素導致其資金斷鍊和信用破產，台灣和大陸市場都有出現過許多這樣的案例。

80年代台股吹起萬點牛市的大泡沫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泡沫經濟都遵循一條相似的形成及發展途徑：經濟高速發展→金融自由化→大量外資流入→貨幣升值→外資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股票價格泡沫→經濟結構失衡，這樣的循環。

台灣也不例外。自1962年台灣證券交易所成立以來，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後，台灣股市出現三次明顯的股票價格泡沫，期間雖然有波段調整，但每次都出現萬點行情，而最終均以大跌數千點作收，尤其以第一次股票價格泡沫波動最大，成因也最典型。

查看原图台股萬點走勢圖

在這一代表性時期，讓台灣股市飆漲的宏觀經濟影響因素主要有三:

1. 台巨額外貿順差與外商投資使新臺幣升值壓力劇增。

台對外貿易自1976年後在出口高速擴張帶動下，連續出現順差，尤其八十年代後順差額迅速擴大，從1981年的14億美元增長到1985年的106億美元，1986年更是激增到157億美元。順差額佔台GNP比重也由1981年的2.9%增長到1986年的20.3%。　　

與此同時，外商對台投資迅速增加，由1976年的1.4億美元大幅增加到1987年的14.2億美元，增長逾10倍，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大幅增加。台灣主管機關為維持匯率穩定，只能大量買進美元，外匯儲備在短期內急劇上升，由1981年的72.4億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767億美元。需求量劇增使新台幣升值壓力不斷增大，市場對新台幣升值的心理預期迅速上升。

2. 主要貿易夥伴美國採取多種手段迫使新台幣升值。

八十年代中期美國是台對外貿順差的主要來源，佔台順差總額的90%以上，同時台灣也僅次於日本成為美貿易夥伴中第二大逆差來源。　　

當時，美國為減少貿易逆差，採取讓美元在國際市場上持續貶值的策略；但新台幣緊釘美元，使美元貶值未起到預期效果，新台'幣反而藉美元貶值之便對其他貨幣持續貶值，外貿順差不斷上升，引起美國強烈不滿。　　

美方多次以台當局人為操縱匯率為由，威脅使用其「綜合貿易法案第301條款」，逼迫台當局放寬匯率管制，讓新台幣升值，以減少對美貿易順差。

3. 台灣主管機關採取匯率「緩升」策略，國際熱錢也大量湧入島內。

台灣主管機關於1986年開始採取對新臺幣匯率緩幅升值的策略，1美元兌新台幣由1985年的39.8元小幅升值到1986年的35.5元。但是，這種「緩升」策略不僅沒有減輕新台幣的升值壓力，反而刺激了市場更強的升值預期心理。　　

不僅島內民眾紛紛拋售美元，國際熱錢也大量湧入島內。 1985~1987年，台灣國際收支賬戶中短期資本凈流入由2.8億美元暴增至40億美元，雖然台當局引導島內利率不斷下調，但仍無法阻止熱錢湧入，新台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劇。　　

在諸多巨大壓力下，台灣主管機關被迫於1987年7月宣佈新台幣不再釘住美元，新台幣應聲迅速升值到1美元兌28.5元新臺幣的價位。 1989年4月，台灣主管機關正式放棄以美元為中心的機動匯率制度，實行由外匯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制度。此後到九十年代中期，美元兌新臺幣匯率基本穩定在25-28元的水平。

投資股票成為新興的全民運動，股民追捧神一樣的主力

台灣股價指數從 746 點到1990年2月股市衝至12,682點，年上漲17倍。同時，台灣平均房價上漲3~5倍，地價飆漲10倍以上。如此興盛的資本浪潮也孕育出許多資本家和主力(莊家)，其中主力(莊家)群體就是這篇文章要探討的主體。他們就是在當時在外資尚未建立足夠的灘頭堡之前，有足夠的條件和資金來左右證券市場的人們，其中最著名的是擁有四大主力稱號的那四位。

據說當時只要是他們鎖定炒作的股票，都會是天天漲停板的股票。散戶們簡直視他們為神一樣的崇拜，當時的散戶還沒嘗過大熊市的滋味，只要買到會飆漲的股票都認為這輩子發達，更別做深入做產業研究，即使到現在要能準確瞭解產業產品名詞的散戶勉強算有點程度和專業，也就別說當時只會聽消息面，記股票代碼和公司名字的大多數散戶。

查看原图當時繁華的西門町街景

然而這群比散戶更有系統和策略的主力，就在當時在大量資金追逐有限籌碼的市場結構大肆拉抬炒作，主力對於自己一呼百諾感到相當引以為傲。在操作手法上，主力炒股講究的是「養、套、殺」，精算籌碼則是每個主力必修的功課，金主、丙種則負責提供子彈)資金(，除了大賺利息，有時也搶主力的帽子)差價(，甚至放空對做都時有所聞。在養、套、殺的戰術中，主力和散戶、空頭之間，打的是一場心理戰，考驗的正是投資人內心的恐懼與貪婪。在這樣的氛圍下，主力手中的股票都能很輕鬆的鎖住漲停板，至於手上股票倒不倒的掉早就拋諸九霄雲外，只管拚命往上拉，最好永遠漲不完。

舉一例當時的新上公司保固從第一天上市起，連續三十七天跳空漲停，之後短暫回檔一天後，又拉出十三根漲停板；主力在短短一年多里，將保固從上市時的十七•五元台幣，一路狂拉至四七五元台幣天價，令股民們瞠目結舌。

台灣股市就在這種股票節奏中，由746點狂飆至12,682點歷史高峰，同時也在股市和房市形成了巨大的泡沫。

主力因市場飛黃騰達，卻敗在自身的資金借貸(槓桿)

凡事有因必有果，根據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將泡沫界定為產生、膨脹、破裂三個過程，認為「泡沫」和「繁榮」的兩種標準：一是持續的時間長短；二是其最終結果是否引致金融危機；「泡沫」所形成的繁榮註定要結束，不是以迅速爆發危機的方式消失，就是以經濟長期停滯的方式結束，其後果必然對實體經濟和金融穩定造成負面影響。泡沫只要在有經濟效益的環境都會出現，世界上最早的泡沫經濟事件-鬱金香狂熱（荷蘭文：Tulpenmanie），連花都能夠產生出經濟泡沫，更別說是其他產業，比如白酒、房地產、礦產、能源等產業，當然集大成於一身股票市場當然也會產生泡沫，而且是最大的那個泡沫。

台灣股市泡沫破裂的導火索是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全球普遍預期油價上漲，由於國際股市低迷連帶衝擊臺灣股市，尤其是日本股市崩盤對台灣關聯性最大。從經濟基本面的因素看，其一是臺灣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貿易順差減少，經貿環境惡化；其二是台灣金融當局改採緊縮性貨幣政策，大幅調高存款準備率與重貼現率，引發股市資金退潮；其三是社會運動蓬勃興起與股市投資的流行大大降低工商界的投資意願。從1990年2月到10月，股市由12600點狂瀉到2485點，房地產業也一蹶不振，給台灣經濟帶來嚴重的後遺症。

當這樣的泡沫資本盛宴結束散場時，四大主力卻因為踏進了投資誤區，成了主要的埋單成員，由於個人並為歷經該年代，僅從報章媒體上獲得相關的資訊，因此就不一一細述他們個人的遭遇，若有球迷想細究可以到網上搜尋或從附註的鏈結去查看，個人只寫些綜合性的見解。

這些當年呼風喚雨的四大主力為何會出現如此嚴重的挫敗，他們都不是呼風喚雨不可或缺的市場四大支柱嗎?個人把他歸結為多發性投資免疫症候群。

最主要的因素: 資金是從非常規金融渠道借來的(借錢炒股)，這種資金通常伴隨一個特點，高息。

次要因素視個人有別，略舉四點為例: 1. 他們自身無法產生足夠償債的現金流。 2. 鉅額違約交割。 3. 鉅額倒帳。 4. 投資的公司本業規模小，基本上只有能算有個殼而已。

一旦主力和主要因素發生關係，那麼只要市場出現重大的系統性風險，他們就很難從其中脫身，只能乖乖地留在現場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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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轉到21世紀的現在來看，新興市場經濟體也都有類似80年代的經濟發展特徵，其中當然也包括大陸經濟體。台灣經驗可以移植到中國大陸市場，在中國經濟騰飛之後，而今台灣模式也有在大陸出現許多成功的案例。那麼台灣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泡沫破滅是否也會大陸市場發生? 這其中又有哪些板塊和群體受到的衝擊最大? 投資人又該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策略，從而在泡沫產生、膨脹、破裂的三個過程，安然無恙地度過這樣的市場變化?

球迷們比我更瞭解大陸市場，指點討論下吧。

我們永遠記不住房產市場興衰的教訓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6954

主動型基金興衰榮枯的迷思

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312/t20131223_533750.htm
2008-2012年的5年中，分別有97%和93%的主動型基金戰勝上證綜指和滬深300指數；主動型基金-33.7%的平均收益率也大大高於上證綜指的-57%、滬深300的-53%，其波動性也更低。如果把時間拉長到2006-2012年的7年間來看，A股赫然從超級熊市轉變為超級牛市，期間仍有94%和78%的基金分別打敗上證綜指和滬深300指數。主動型基金的中長期指數戰勝率在中國如此之高，令人矚目，其主要利器是海外市場普遍放棄的倉位擇時策略。基金經理們正是依靠在擇時上得到的自由度與靈活性，在熊市中大幅度、大面積地超越了指數。

　　進一步觀察2005-2012年的情況，中國股市在這8年間經歷了三牛三熊，主動型基金也不斷重複了牛市落後、熊市領先的規律。期間中國主動型基金的指數戰勝率落差之大令人驚詫，僅在2007-2010年間就經歷了從7%到100%、再到6%、最後到97%的劇烈起伏。這同樣是最有力的證據，顯示擇時是中國主動型基金普遍戰勝市場最核心的手段。 高潮生/文

　　中國主動型基金能夠戰勝市場嗎？

　　被動型投資過去一兩年在中國的盛行帶給了投資人一個嚴肅的話題：這是緣於中國的主動型基金難以戰勝指數嗎？在美歐等發達市場中，雖然每年都會有一些基金戰勝指數，但每年戰勝市場的都會是不同的基金，只有極少數基金能夠持之以恆地打敗市場（目前紀錄仍由Bill Miller所保持，他所管理的美盛價值信託基金在1991-2005年間連續15年跑贏標普500指數）。按照華爾街的話來說，就是超越市場的可能性猶在，只是勝算不高、勝幅不大、勝者不多。這也導致了被動投資的理念日益為越來越多的投資人所接納：戰勝不了市場就索性加入市場。

　　但中國市場上的情況也是如此嗎？不同的市場環境和運作模式是否賦予了中國的主動型股票基金某些先天優勢，使它們能夠相對容易地戰勝市場呢？

　　從過去5年中國171只主動型基金的業績表現來看，有166只基金戰勝了上證綜指，159只基金戰勝滬深300指數，佔比分別高達97%和93%（圖1）。它表明不是個別基金的優異表現拉高了主動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而是幾乎所有的基金都在高傲地俯視著主要指數。晨星中國股票基金指數包含了所有的主動型基金和指數型基金，超過它的主動型基金比例也達到56%，說明主動型基金不僅戰勝了指數，也超越了指數基金；甚至連指數基金和增強型指數基金也戰勝了指數本身。

　　圖2勾勒出了主動型基金過往5年業績的分佈情況。像在其他市場一樣，全部基金的業績表現近似於一個完美的正態分佈圖形。所不同的是，作為市場標尺的上證綜指和滬深300的收益率不是位於正態分佈的峰值（-28%左右），而均在左側尾端，負收益率分別高達-57%和-53%；晨星中國股票型基金指數和中證500指數收益率則分別為-35%和-34%。對於171只主動型基金來講，其收益率的平均值為-33.7%，中位數為-33.1%，超過了所有指數。而且其收益率跨度從-63%一直延展到驚人的53%，幾乎相差了116%。

　　這與美歐市場的情況也有著天壤之別。主動型與被動型投資之爭已經延續了近30年之久。在美國市場上，除了2000、2005、2009等個別年份外，大部分主動型基金在所有年份中都沒能戰勝其對應的市場指數，包括國內股票基金、海外股票基金以及債券型基金。毋庸置疑，在成百上千名基金經理中，每年肯定都會有人戰勝市場，但難在你無從提前知曉他們是誰；而且能夠連續戰勝市場的人又是鳳毛麟角，這就使投資人陷入了比沙裡淘金還窘困的境地，因為今天的沙子明天可能就變成了金子，而今天的金子明天能否還是金子則無人知曉。

　　不僅如此，中國主動型基金收益的波動性也更低，表明其風險也低於所有指數（圖3）。小盤股通常投資風險性更高，這也反映在中證500指數高達37%的波動性上。上證綜指的31%和滬深300指數的34%高於絕大多數的股票型基金。晨星中國股票型基金指數的波動性為26.6%，略高於主動型基金26.34%的平均值和26.32%的中位數，說明主動型基金的平均風險甚至還低於指數基金。

　　高收益而低風險，這是所有投資人和基金經理夢寐以求的投資景觀。那麼，中國主動型基金是如何實現的呢？是不是絕大多數的中國股票基金經理都能夠高瞻遠矚、戰勝市場易如反掌呢？

　　股票投資具有不少全球性的普遍規律。其一就是都離不開五大趨勢分析：經濟、政策、市場、行業與個股。其二是基於股票的規模、風格、行業的3S效應。其三是戰勝指數的兩大通途不外乎擇時與選股，而且擇時比選股的有效性更高。投資人若能準確判斷何時進場或離場、加倉或減倉，那麼他無需買賣任何單個股票去承受非系統風險，只要不斷地頻繁買賣指數基金便可。

　　但海外市場經過長期的摸索與歷練，已經基本放棄了擇時手段，而只是沿用效率較低的選股方法。這是緣於事實已經反覆證明，沒有人能夠長期而穩定地預測市場走勢，並通過快速加倉與及時離場牟利。股市確實烙有歷史的深深印跡，但又不是歷史的簡單重複。此乃投資界中的海森堡測不準原理。巴菲特、彼得·林奇、比爾·米勒，無一不是依靠選股來奠定大師地位；號稱通過宏觀策略選時的對沖基金，雖然享有為所欲為的自由度與靈活性，但選時正確的概率與常人別無二致。當投資人（尤其是機構投資者）日漸成熟、深知資產配置的重要和戰勝市場的艱難之後，他們不再要求基金大幅度超越指數（超過越多，說明集中投資的賭性越高，日後大幅暴跌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而是將指數作為資產配置的衡量標的，基金只要通過選股方法能夠略微跑贏指數他們就心滿意足了。何況，眾多基金經理精於自下而上的基本面分析，可能在選股方面具有獨到的眼光和見解，但如果要求他們同樣也是擇時高手，能夠高屋建瓴、審時度勢，準確判斷加倉和減倉時機，就未免有些強人所難了。

　　摒棄擇時手段的必然後果就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恪守滿倉操作的原則，而從不揣摩進場和退場的時機。在選股策略的制定中，由於指數已經成為市場的既定軸心和投資人建構資產配置模型的標尺，所以基金都會以它為圓心、以跟蹤誤差為半徑來畫圓，標示出自己的預期收益空間與邊際，以便於投資人檢視是否與其投資理念和配置原則相吻合。

　　就選股理念與策略而言，被動型投資包括指數基金和指數約束型基金（Index-Constrained）兩種，它們的跟蹤誤差上限通常分別是20和50個基點，指數增強型基金就屬於後者的範疇。主動型投資包括四種：指數側重型基金（Index-focused）、指數參考型基金（Index-aware）、指數模糊型基金（Index Agnostic）、無標的基金（Benchmark-free）。它們從受制於指數、關注指數一直延展到漠視指數、無視指數，跟蹤誤差的上限通常分別是2%、5%、8%和沒有上限。對沖基金是以絕對收益為目標，與公募基金追求相對收益的理念大相逕庭，所以應另當別論。

　　不過在中國市場上，無論投資人還是基金經理，大家普遍既信奉自上而下的擇時，也推崇自下而上的選股，反而對跟蹤誤差的理念充耳不聞。這主要是源於中國市場的兩大特點。首先是對基金經理而言，中國股市具有明顯的政策驅動或政策導向特點，調整宏觀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印花稅等對股市的影響不難判斷和解讀，因此他們可以據此及時作出加倉或減倉的決定。如果還能夠準確品悟出不同行業板塊的反應，那就更是錦上添花了。因此，自上而下進行倉位和板塊的大幅調整是基金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其次，就投資者而言，大家普遍持對沖基金的投資心態，相信股市貓論，注重絕對收益而非相對收益。只要能自下而上地選出優秀股票，何苦非要囿於指數的束縛？因此，一些跟蹤誤差高達7%-8%的基金也宣稱自己屬於「中國特色」的指數增強型基金。是否相信並運用擇時手段，中外資產管理人這一投資理念與方法論上的重大差異，在過去幾年QDII產品的共同管理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

　　中國基金業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平衡型基金與混合型基金的數目和規模佔比都數倍於海外市場（2006年時曾佔據了整個基金業的半壁江山）—根源之一也在於此：眾多中國基金都確信自己擁有良好的擇時能力（倉位擇時與板塊擇時），能夠洞察市場態勢、及時而有效控制倉位；在股債之間不斷適時轉換；同時挑出最佳的股票和最好的債券。

　　而在美國市場上，混合型基金歷來都是主流基金的底襯，從未扮演過真正的主角（例如2012年底時只佔美國基金規模的8%）。一來投資者很難在資產配置中找到它們的合理位置，二來基金經理很難是同時精於股票和債券投資的全才，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走紅的配置型基金（Allocation Funds）。它是一攬子基金的系列組合，由多只不同類別的基金配置而成。但它又有別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曇花一現的基金中的基金（FOF）。FOF是跨基金公司的產品，是在多家不同的基金公司中找出各自的最佳基金打包而成。但雙重收費機制、欠缺穩定的優良業績、基金選擇中可能涉及的潛在利益衝突這三大不利因素，使其踏上了日漸消亡之路，專門從事此類業務的公司不是慘淡經營，就是索性轉型或關門大吉。

　　接踵而來的配置型基金汲取其經驗教訓，被設計為一家公司（而非跨公司）旗下多只現有基金的組合。這樣的一個精品組合具有六大優越性。首先是避免了雙重收費，因為所有的入選及備選基金均為一家公司旗下的產品，已經收取了底層管理費，所以在第二層將它們打包成為配置型基金時只需略加萬分之幾的手續費即可。其次，配置型基金每年會自動調整一次，嚴格遵循預先設定好的配置目標（比如70%股票和30%債券）。若其與投資人所要求的資產配置相一致，投資人就可以申購，並且免去了以後每年都要根據股債的損益情況進行調整的煩惱。

　　第三，基金公司會挑出旗下最合適的股票基金和債券基金進行搭配，使投資人可以顧此不失彼，在股票和債券投資上都得到最佳服務，而不是指望找到全能型的基金經理。第四，最瞭解基金經理特點和水平的莫過於公司自己，它們選出優秀基金的概率無疑會高於外人。第五是靈活性。配置型基金是股債配置此消彼長的一個基金系列，而不是單只基金。基民的投資目標和風險承受力不同，設定的資產配置也會不同，但他總能在一組配置型基金中找到與之相匹配的基金。第六是其擴容性。配置型基金不像傳統基金那樣囿於規模的限制，而且早已從初期的美國股票與債券配置，發展成為多元化的基金組合，包括了國際股票、全球債券、新興市場、資源類基金等等，以滿足投資人日益多元化的投資需求。因此，配置型基金就是個筐，啥都可以裝！

　　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中美市場雙方在處理股債配置時的不同思路。在中國，基金相信自己無所不能，擇時好、選股強、選債棒，所以一身背負多重使命，力圖通過混合型基金的管理來證明自己的能力與實力。在美國，基金不相信擇時，但負責為基民找到最佳的股票和債券基金，由投資人自己決定最合適的搭配比例。這一為投資人著想的理念，使配置型基金近20年來在美國發展得如火如荼，2012年底時，美國有150家基金公司共計發行了1156只配置型基金，規模為1.28萬億美元。當然，只有旗下基金足夠豐富的基金公司才有實力發行多種配置型基金系列，到2012年底時，美國市場上3/4的配置型基金均由資產規模前十大的公司發行。

　　在海外市場，如果投資人既不信擇時，也不信選股，那他必然會投奔被動投資的陣營，與指數基金為伍。在他們眼中，沒有任何有效手段可以穩定地締造阿爾法（α）。指數在他們眼中已經儼然成為一座豐碑與神龕。指數的編制與維護是從不擇時的，指數每時每刻都如實地刻劃出它所代表的市場概貌，在熊市中亦是如此。倘若基金在熊市中依然堅持滿倉運作，其業績一定會受到拖累；反之，如果選擇及時減倉，在業績改善的同時，還會由於股票攝取量的減少而有效降低基金的波動性。這就是我們目前在中國市場看到的情況。法規允許股票基金的股票頭寸可以低至60%，賦予了基金經理很大的自由度來隨時調整股票倉位。

　　在海外市場中，隨著擇時策略被普遍放棄，投資人根據他們是否信奉選股策略而分為主動型與被動型兩類。與之不同的是，中國主動型基金的遙遙領先卻是擇時與選股雙重策略共同作用的綜合結果，而且擇時是一個遠比選股更為有效的策略。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在中國股市中表現最活躍、最優秀的是小盤股，即中證500所代表的股票群。如本欄上期所述，中國的主動型基金呈現明顯的大盤成長股風格。但在小盤股領先的市場格局中，居然能有一半以上的大盤成長股基金戰勝了中證500指數，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怪象。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的主動型基金存在強烈且快速的風格漂移。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大盤成長股定位，或許只是整個行業在2012年根據當時大盤股走強的市場狀況所作出的自然調整。在2006和2007年小盤股遙遙領先時，行業的風格取向可能並非如此。這點還有待今後更深入的分析。

　　中國主動型基金長期表現如何？

　　以上結論是基於過往5年的歷史業績、針對171只主動型基金作出的基本分析，有人可能會認為過去5年的熊市只不過是對於2006和2007年股市泡沫的理性回歸，是故事的後半部分，他們更想看到包含那兩年超級牛市在內的長期市場景觀，因為投資者正是從股市過往7年的廝磨中體悟到了它那動人心魄的輝煌與令人窒息的恐懼。根據2006-2012年7年間、總共65只主動型基金的業績表現，圖4展示了它們相對於各主要市場指數的收益率分佈情況。

　　顯而易見，在引入了2006和2007年的數據之後，股市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赫然從超級熊市轉變為超級牛市。上證綜指和滬深300指數在過去7年中分別上漲了95%和173%，代表小盤股的中證500指數更是飆升了281%。相形之下，65只主動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和中位數收益率分別為259%和239%，相對於晨星中國股票基金指數的233%。

　　因此，即便考慮到了2006和2007年的超級牛市，以前根據5年期業績所作的結論也並未出現根本性的動搖，同樣有眾多的主動型基金讓股市指數望塵莫及：94%的基金戰勝了上證綜指，78%的基金打敗了滬深300指數，55%的基金超越了晨星股票基金指數；唯一出現重大變化的是，只有31%的基金站到了中證500指數的前面（圖5）。

　　如果說在過去5年的超級熊市中，主動型基金是憑藉擇時和減倉的優勢，戰勝了市場指數和倉位較高的指數基金，那麼為什麼它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在過去7年的超級牛市中也能夠令市場指數望洋興嘆呢？

　　從圖4中可以看到，中證500指數與滬深300指數在過去7年中的收益率之差高達108%（281%對173%）。所以，倘若基金在2006和2007年小盤股遙遙領先時，重倉了中小盤股票，其業績超越滬深300指數也就會順理成章了。這一點還有待今後通過分析基金在各年度的倉位與板塊調整情況，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在海外市場，人們更喜歡用十年期業績來考量基金的長期相對表現。但考慮到目前中國市場中只有4只主動型基金具有十年期歷史，所以五年期和七年期表現已經足以跨越數個牛熊轉換的歷史時刻和市場週期。

　　主動型基金的牛熊市表現有何不同？

　　如前所述，過去5年，有高達97%和93%的主動型基金分別戰勝了上證綜指和滬深300指數，而在這5年中，這兩大指數分別重挫了近57%和53%。這就自然而然地讓人聯想到，既然中國市場的投資人既堅信擇時，又秉持選股，那麼二者中誰更重要呢？如此高的指數戰勝率是否僅僅源於基金股票倉位的靈活變化，而與選股關係不大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分別考察一下主動型基金在牛市與熊市中的相對表現。如果主動型基金在熊市中由於股票倉位較低而受益，那麼它們在牛市中是否也會由於股票倉位不足而受損呢？倘非如此，就證明基金經理的選股優勢足以彌補倉位偏差所帶來的損失。否則，股票倉位的高低就是決定絕大多數主動型基金業績優劣的核心要素，與選股優劣的相關性不大。

　　自2005年以來的8年中，中國股市經歷了顯著的三牛三熊市場週期。表1比較了主動型基金在週期各階段相較於滬深300指數的業績表現。為了得到更準確的結果，主動型基金中剔除了所有尚處於建倉期的基金；同時考慮到股票基金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固定收益部分與現金要求，滬深300指數也只採用了95%的指數變化值。

　　從表1中可以看到，無論就基金收益的平均值還是中位數而言，都顯示出了一個顯著的規律性變化：主動型基金在所有的牛市中都表現落後，而在所有的熊市中均業績領先。當然，落後或領先的幅度在不同時期會有所不同。2008-2012年的5年間，股市雖然在4萬億投資的策動下一度幾乎翻番，但總體上仍屬於超級熊市，兩大指數都跌去了一半以上。相形之下，主動型基金的投資理念就在熊市環境中展現了非凡的魅力。

　　那麼，該如何解釋中國主動型股票基金牛市落後、熊市領先這一現象呢？如前所述，海外基金早已摒棄了擇時策略，代之以全天候的滿倉運作，只留存2%左右的現金（取決於基金規模、市場環境、申贖節奏等因素）以滿足投資人的贖回要求。但在中國，股票型基金的股票倉位理論上講可以游移於60%-95%之間，基金經理可以根據市況自行決定基金股票倉位的高低。

　　這就回答了在過去5年間，何以會有如此眾多的主動型基金無論收益率還是波動性，都完美地戰勝了所有的股市指數。選股對於個別基金可能十分重要，但對於整個行業和絕大多數基金而言，擇時才是最核心的要素。換言之，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主動型基金大面積、大幅度地將指數遠遠地拋在身後，主要是得益於中國股票基金獨特的投資理念與運作模式：基金經理信奉擇時，而且法規也賦予了他們隨時調整股票倉位的自由度與靈活性。不過一旦有新規則啟動，將股票型基金的最低股票倉位要求從60%提高到80%，倉位變化帶來的整體影響也將會日漸式微。

　　因此，如果我們不是籠統地將過去5年的業績作為一個整體來看，而將其具體切割為牛市和熊市，就能夠更清晰地看到股票倉位的變化對於決定主動型基金能否戰勝市場是何等重要。相形之下，選股只是小小的配角而已。假設基金經理既不擇時也不選股，而始終將股票倉位恆定在80%，同時將股票部分投入指數基金，他就可以確保熊市領先、牛市落後。我們並非否定選股的重要性—沒有選股的差異，在摒棄了擇時策略的海外市場上也不會如此千姿百態—我們只是強調，在任何市場上，擇時的功效性都遠大於選股，中國市場亦是如此。

　　30年前的美國市場上，基金經理們也曾寄希望於通過擇時與選股的雙重策略來戰勝市場，其結果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而在牛市中紛紛落敗，在熊市中亭亭玉立。那麼最終是什麼因素誘導或迫使基金經理們放棄擇時策略而專注於選股方法呢？除了本欄上期分析過的三大原因，第四個原因就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指數基金與對沖基金的盛行（前者始於1976年，後者始於1949年，但都是直到80年代中期才日漸風行）。

　　牛市中，主動型基金的現金倉位會拉後腿，使之不及指數。熊市中，主動型基金的較低股票倉位避免了像指數基金那般重挫，但它也不會像對沖基金那樣獲取正收益。牛市落後、熊市領先，此乃全球性的市場擇時規律，中國的主動型基金也不例外。換言之，指數基金的滿倉運作使主動型基金在牛市中望塵莫及，而對沖基金的做空手法也讓主動型基金在熊市中望洋興嘆。投資人可以在牛市中領略指數基金的清雅，在熊市中品味對沖基金的濃郁，這就使得主動型基金得以一展風采的空間越來越小。對沖基金做空、槓桿、衍生品這三大利器不是公募基金能夠或者應該傚法的，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與指數基金一決高低：像指數基金那樣滿倉操作，力爭通過選股來戰勝市場，牛市中多賺一些，熊市中少輸一點。

　　這並不是說海外基金經理從此就與擇時手段徹底分手了，他們在極端情況下也會使用，但只是偶爾。同時美國證監會（SEC）從2001年3月31日開始實施新法規35d-1，為了避免誤導投資人，規定股票型基金的股票倉位下限為80%（大中小盤和行業類股基金也必須將至少80%的資產投資於該類股票），這也限制了那些依舊堅信擇時策略的基金經理的可操作空間。

　　根據標普公司的統計，2000年有59.5%的主動型基金戰勝了市場；2009年有58.3%的主動型基金超越了指數。這是近20年來主動型基金戰勝率最高的兩年，非常接近於60%。為什麼是在這兩年呢？因為美國的高科技股票泡沫破滅於2000年，全球性的金融海嘯爆發於2008年末。當股市巨幅重挫且徵兆顯著時，主動型基金經理降低倉位無疑會減少創傷，在危難中將股市指數甩在身後。但股市大幅暴跌畢竟是偶然出現的小概率事件，而且美國基金經理的調倉空間也比中國要小得多，所以即便美國的主動型基金戰勝了市場，次數也是屈指可數，而且幅度有限。

　　為了更深入地分析擇時策略在中國基金業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決定了基金在牛市和熊市中的表現，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主動型股票基金過去8年間相對於不同指數的戰勝率情況，其中以滬深300指數作為大盤股和全市場的代表，以中證500指數表徵小盤股（表2），並得到六個耐人尋味的結論。

　　第一，除了2010年之外，滬深300與中證500指數的漲跌方向始終保持一致，說明歷年的市場運動方向十分明確。就主動型基金而言，除了2005年之外，其他年份也是與股市相向而行，說明貝塔還是最重要的盈虧要素，市場趨勢難以抗拒。基金之所以能夠在2005年中逆勢而為，是因為基金歷經了2003-2005年的三年漫長熊市，大幅度地減少了股票頭寸而提高了債券敞口，從而通過固定收益部分的收益完全補償了在股票投資中的損失。

　　第二，在大小盤股票風格轉換方面，我們尚未看到國際上為人們所普遍關心的規律性現象。例如小盤股是否在牛市更牛、熊市更熊？以滬深300指數為基準，過去8年間出現過牛市和熊市各四次，小盤股只在兩個牛市中更牛，在兩次熊市中更熊。50%的概率稱不上有任何規律性而言。再如大小盤的轉換頻繁，過去8年中小盤股是落後兩年、又領先四年、再落後兩年，還尚未出現過隔年轉換的情況。囿於時間太短和樣本太少，這是否能夠成為規律尚不得而知。

　　第三，主動型基金的指數戰勝率在熊市時要遠高於牛市，無論是相較於滬深300還是中證500指數。在滬深300指數下挫的4個年份中，指數戰勝率有三次在96%以上；在中證500指數下跌的3個年份中，指數戰勝率全部都超過了93%。主動型基金如此大面積、大幅度地戰勝市場，而且比例驚人之高，這也是中國主動型基金在有效踐行倉位擇時策略的有力佐證。雖然指數戰勝率在熊市高、在牛市低，是全球市場的一個普遍現象，但還從未出現過如此高的比例。在美國2000和2009年兩個股市暴跌的年份中，指數戰勝率的高位也就是59.5%和58.3%。

　　第四，相對於滬深300指數而言，主動型基金在8年之中有7次重複了牛市落後、熊市領先的規律，唯有在2006年的超級牛市中例外。而且在這一年中，基金不僅戰勝了滬深300，也超越了中證500指數，可以說是大小盤通吃、橫掃天下。這一輝煌戰績是如何取得的？能否作為選股戰勝市場的有效案例？這一點值得進一步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中證500指數發佈於2007年1月15日，之前基於歷史回測值的數據可一直追溯到2004年底，所以2007年為市場數據，2006年為模擬數據。

　　第五，指數戰勝率的落差如此之大令人驚詫，從0一直到100%。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最有力的證據，說明擇時（更準確地講是倉位擇時）是中國主動型基金普遍戰勝市場最核心的手段。它們正是依靠在擇時上所得到的自由度與靈活性，大幅度、大面積地超越了指數。以2007-2010這4年為例，指數戰勝率經歷了從7%到100%、再到6%、最後到97%的過山車般的劇烈起伏。

　　2007年，基金經理因為股市2006年的翻番而膽顫心驚、紛紛減倉，不成想股市繼續飆升，導致主動型基金大幅落伍；但他們的憂慮終於在2008年得以證實，股市大跌近2/3，讓所有的主動型基金終於得以揚眉吐氣；2009年大家對4萬億的衝擊效應估計不足，沒有及時加倉，結果讓絕大多數基金望洋興嘆；2010年股市出現結構性分化，小盤股扶搖直上，低倉位的主動型基金又得以大面積戰勝滬深300指數。

　　這種劇烈起伏的整體性現象在海外市場很少見到。例如標普公司的數據顯示，由於依靠選股策略戰勝市場的幅度十分有限，所以當大家都不再頻繁而大量使用倉位擇時後，指數戰勝率也就很難大起大落了。美國國內股票基金在過去8年間，指數戰勝率的變化幅度為42.4%（從15.9%到58.3%），而中國相對於滬深300和中證500指數的變化幅度則分別高達93.9%和100%（表3）。

　　第六，主動型基金平均收益率過去8年的波動性為67%，大大低於滬深300的81%，更遠遠低於中證500的88%。這既反映出小盤股較高的波動性，也證實了股票型基金低負荷運作的特點：有限的股票敞口降低了股票波動性對基金的侵蝕。從理論上講，指數中包括300只或500只股票，遠多於基金的平均持股數目64只，所以波動性的由低到高依次應該是中證500、滬深300、主動型基金才對。但事實恰恰相反：中證500為高波動性的小盤股所拖累，波動性更高；主動型基金有效地降低了股票倉位，波動性反而最低。由於在美國市場上摒棄了擇時運作，所以絕大多數主動型基金都會由於持股數目低於市場指數，而導致波動性也會高於相應指數。

　　作者高潮生曾任美國晨星公司全球研究主管

香港房地產三次「熊市」，其間銀行、股市興衰史 易水不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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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歷史，感知未來】
（來源：網上文章）

從二戰戰後開始考察，香港房地產市場在發展過程中，至今有過三次較大幅度調整的「熊市」。我們可以順便考察下香港銀行行業在房地產大幅調整過程中的興衰成敗。房地產行業作為香港的主要經濟支柱，房地產市場波動對經濟的影響比日本、台灣、泰國、美國等國家地區都更為顯著。

第一次「熊市」：1965-1968年

從1954年開始，香港就進入了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時期。一方面是中國內地遷移過去的居民劇增，也帶去相當多的資金。香港60年代初期，人口就增加到300萬。而伴隨的是工業經濟的騰飛，1956-1966年，香港製造業工廠數量從2944家增加到了8941家。財富的積累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長，加上香港房地產商推進的「分層置業」和「分期付款」模式都導致了香港戰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期間房價的漲幅是很驚人的，在尖沙咀商業區，地段較佳的商舖在1954年一年，房價就翻了1倍。

而當時的香港房地產企業也大幅增加到1960年的接近2000多家，其中有一定規模的也有400家之多。不過這些房地產企業大多在後來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了。例如當時房地產行業的龍頭公司：置地、霍英東的立信置業、嘉年地產、廖創興家族等等，在後面都逐步退出或走向衰亡。

繁榮之後就必然是調整，到60年代初期，市場已經暗藏殺機。這就是60年代初期香港爆發的銀行危機。起源是1961年的著名華資銀行：廖創興銀行被擠兌破產，創始人廖寶珊腦淤血病逝。為避免進一步的銀行風潮，港英政府制定和通過了《1964年銀行條例》，首次真正對銀行業進行監管，並設立相應的監管指標。其中最主要的包括針對股本的要求（每家銀行必須有500萬股本要求），流動資金比例至少為25%，投資股票/房地產不能超過股本加儲備積累的25%，單一客戶貸款比例不能超過總額的25%等等。

港英政府的想法很好，但結果卻是致命的。因為香港銀行業在經歷了長期的粗放式發展後，積累的問題反而全部暴露出來。例如廖創興銀行在1960年的存款總額為1.09億港幣，但在房地產上的投資和貸款就高達8200萬，加上家族同時又有經營房地產，其內部的關聯交易頻繁。在缺乏存貸比、資本充足率限制、單一客戶貸款比例限制、流動性限制等等必要的行業監管條件下。香港銀行，特別是華資銀行的經營毫無穩健性可言，危機一觸即發。

1965年1月香港，明德銀號被迫申請破產，然後是廣東信託商業銀行爆發擠兌潮。擠兌風潮席捲全港，在缺乏存款保護背景下，加上英資政府的「不作為」，使得老百姓驚慌失措。恆生、廣安、道亨、永隆等諸多華資銀行被擠兌。後來在香港政府宣佈英鎊暫時為法定貨幣，並且從倫敦大舉運送紙鈔到港，同時限制儲戶取款的金額等舉措下，暫時平息。不過不久，又爆發更大規模的擠兌浪潮。經營了30多年的本地最大的華資銀行——恆生銀行被大舉擠兌，一個月就失去了存款的1/6，提款的人群，從銀行總部一直排到了香港會所。最終不得不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向匯豐出售股權宣佈結束。這場規模浩大的銀行風波，最終只有匯豐、渣打等少數外資銀行獲益。其中匯豐銀行獲益最大，一舉吞併恆生等本地華資銀行，幾乎壟斷了香港銀行行業（市場佔有率超過40%）。而華資銀行從此走向衰落，也僅有永隆、道亨等少數存活較久。

在銀行危機收縮信貸後，引發房地產危機。冒進的房地產商因此遭遇資金周轉的危機。1965年香港地價、樓價、租金都開始大幅度下跌。普通住宅及高檔住宅價格在一年多時間跌去50%，商業及工業地產價格跌幅更大。在1966年的短暫喘息後，1967年又遭遇香港爆發「反英抗暴」運動，港英政府出動軍警鎮壓群眾，左派受國內文革影響，反抗英國政府管轄的活動此起彼伏。香港政局不穩，大批外資人員撤離，中資的中產階級也紛紛移民。在風雨飄搖中，房地產市場再度惡化。1967年港英政府賣地收入僅有1962年的18.7%。

在危機背後，是新興力量的崛起，李嘉誠、李兆基、郭得勝、鄭裕彤等後來的地產大亨們正是在危機中看到香港未來的希望，大舉在低迷時期逆勢吸納廉價地皮物業。這是一次財富的重大轉移。

儘管香港在1967年又一次修訂了《1964年銀行條例》，但並沒有解決香港銀行的監管問題。例如香港作為一個特殊的管轄區，沒有自己的中央銀行。匯豐、渣打銀行一度作為發鈔行，匯豐甚至常常扮演「准中央銀行」的最後支付者角色。這些問題，為80年代的又一次大規模銀行風波埋下了隱患。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恆生指數（追溯到1960年）從60年代初期的90多點，暴跌至1967年的58點左右，跌幅接近五成。如果時光機器將你帶回1966年-1968年的香港，估計正常人是沒有膽量敢於投資股市的。首先就是政局不穩。1966年就由於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引發動亂。隨後港英政府宣佈戒嚴，期間騷亂導致多人死亡。1967年澳門又爆發一二三事件，葡方鐵腕鎮壓，造成3死63人受傷。這導致港澳等地的左派人士極為活躍，被外國人壓制已久的矛盾被激化。接著是全港大規模罷工，港英各部門基本處於癱瘓狀態。港英政府同時進行全港戒嚴和宵禁，宣佈禁止在任何地方張貼「大字報」等煽動性標語。到9月份，有內地的一些中國搬運工人與羅湖邊界的香港警察發生衝突，收繳了他們的槍械。因此，香港人認為中方會軍事介入，人心更加惶恐不安。

其次是，香港中下層居民普遍對港英政府的「不公平」、腐敗等現象感到不滿。1966年8月份的《星島日報》上刊登的文章是：「認為香港無出路，百萬居民迷茫」。民意調查，從18000多戶家庭深入調查，接近25%的居民表示如果可以選擇，將移民別處。因此判斷約100萬的居民有意離開香港。白種人對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和不公平的政策措施，成為老百姓最為詬病的地方。

加上當時香港的工業製造業面臨歐美發達國家的「反傾銷」，製造業舉目維艱。而房地產市場的崩潰以及銀行的大規模擠兌破產，導致股市更是雪上加霜。到1967年，股市已是散戶聞風喪膽的地方。《星島日報》1967年6月的報導這麼說的：「本港上週股票市況，出現大規模崩潰局面，由於人心浮動，降價拋售者擠，跌得更見淒厲。」

正是在這麼蕭條黯淡的局勢下，香港股市卻開始了新的一波牛市，而且是至今為止最大規模的牛市。恆生指數從最低約60多點，漲到了1973年的1700多點！而房地產市場、進出口貿易、經濟總量，都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丑到極處便是美。不到兩年後的1969年，香港人開始從各個方面來解釋股票市場的大幅度上漲了：例如時局的穩定、外資的湧入、「移民」資金的回籠等等。

第二次「熊市」——1981-1984年

其實從1973-1976年期間，香港房地產市場也度過了三年左右的調整時期，但由於此前一輪熊市的打擊尚未完全消散，期間房價的漲幅還算平穩，遠不如股市累計的泡沫大。因此，當市道調整時，房地產市場價格沒有出現大幅度下跌。倒是香港股市在極度投機泡沫破滅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的雙重打擊下，出現了歷史上最「熊」的超級熊市，恆指一度暴跌至150點，跌去90%多。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的，香港人將股災歸結於很多因素，例如銀行加息、石油價格飆升、怡和公司發現假股票等等。甚至也有名嘴呼籲政府「救市」，1973年5月7日，就有這麼一篇文章，稱「港府應該放手買香港股票」。不過也有有識之士指出，香港對上市公司應有更為嚴格的管制，另外，本地人缺乏投資經驗也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他指出「如果不是，恆指絕不會升至1700多點的高峰，如果投資者在1700多點時購入置地（房地產龍頭）公司的股票，當時股價為50.5港幣，市盈率高達178倍。」

在石油危機和股市崩潰的雙重打擊下，香港經濟舉步維艱，全港失業人數高達20萬人，停工關廠時有所聞。而此時，一大批在牛市時期上市的公司暴露出「包裝過度」和財務造假事件。例如保利工程公司，1972年12月上市，發行價2.2元港幣，上市兩個月後的1973年3月份的股價已經漲至25港幣，上漲超過10倍。香港沒有IPO資金賬戶的管制，因此，保利工程拿著募集的資金又投入股市炒作股票，此外，主業也存在造假。到1974年終於暴露出種種問題，最後被勒令停盤退市，僅僅上市不到3年。這只是當時香港股市亂象中的一小部分。1975年《星島日報》這麼描述的：「很多壞分子利用香港證券市場監管真空，偷龍轉鳳將產業變換，誇大市值，再將股票申請上市，所以一個樓宇、一條船、一紙發明，也可以搖身一變成為上市公司。不足兩年中，已有一家公司被迫清盤，25家公司宣佈不派息，既不派息也不發佈財務報表的，則佔40家。」

1973年的香港股災，股票下跌幅度是非常驚人的。不但包括很多小型公司股價跌成仙股（不足1元），藍籌股和行業龍頭公司也都跌到只剩渣。例如匯豐銀行1973年最高峰時股價66.4港幣，到1974年的一年後，最低跌至7.6元港幣。老牌地產龍頭香港置地公司股價從66港幣，跌至一年後的3.4元。李嘉誠的長江實業，從28.6元，跌至1.7元。

在股災後，香港政府檢討了自身的監管措施，終於在74年2月通過了《證券法例》和《保障投資者條例》。設立了證監處和證監專員。對於不正當買賣行為進行了約束，包括內幕交易、造市等等。正是經過了對於市場規則的制定和監管完善，香港股市不僅沒有覆滅，反而在後期迎來更大的輝煌，這是後話。

在1973年-1975年的經濟衰退、房地產市場蕭條和股市崩潰的多重打擊下，仍有不少優秀的企業脫穎而出，並且成為日後香港股市的中流砥柱。例如匯豐銀行，1973年-1976年的淨利潤分別為2.79億、3億、3.33億、3.93億港幣，沒有出現過業績倒退。恆生銀行也是如此，淨利潤分別為7000萬、8150萬、9110萬、1.19億港幣。還包括東亞銀行等其他香港銀行龍頭公司，都實現了業績的平穩增長。而李嘉誠的長江實業、李兆基的新鴻基地產等，也都保持了業績的平穩。正是這種優勝劣汰，保證了香港經濟的長期活力。

話說「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正當香港經濟在70年代初期焦頭爛額時，危機卻不經意間溜走了。1976年，石油危機終於告一段落，香港經濟迅速迎來轉機，當年GDP增速高達17.1%。同時，香港政府逐步放鬆了對外匯、黃金管制，1978年宣佈解凍對銀行牌照的發放，大批國際銀行開始進入香港。同時期，香港人口繼續膨脹，從1970年的400萬增加到1980年的500萬，大量新移民和67暴動時移民的居民重新返回香港。另外，50-60年的生育高峰期人口正值結婚年齡，核心家庭正逐步取代大家族家庭，對住宅的需求旺盛。內地方面，1976年正式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內耗，1979年老鄧復出，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同時建立了經濟特區，吸引外來投資。香港經濟引來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榮，1975-1981年，GDP年均增速達到10%以上。

這些因素都刺激房地產市場在1976-1981年出現了繁榮。記錄在案的例如小型住宅（40平）的售價，從1976年的大概2650元/平方米，大幅飆升至1981年的10500元/平方米。香港中區非工業用地拍賣的價格，從1976年最低14910元/平方米，上漲到1981年的347200元/平方米。其中，中區的康樂大廈附近地塊，拍賣收入超過47.55億，創當時的世界最大宗地產交易，單價超過329640元/平方米。在價格飆升的刺激下，投機性日趨嚴重。「炒樓花」、「炒大廈」，炒風日盛。一個叫「金門大廈」的被在1978-1980年間轉手3次，價格從7.15億，炒到16.8億。地價、房價的不斷上漲，逐漸脫離了老百姓的實際承受能力。

例如1975年，香港普通中小型住宅售價為2300元/平方米，一套40平米的小戶型售價為9.2萬港幣。當時香港普通居民月收入為1300元，購買一套房相當於一個人6年的工資收入水平。到1981年地產高峰時，小型住宅售價為10000元/平方米，而普通居民月收入為3000元港幣，相當於8年半的工資水平。另外，銀行的不斷加息也導致信貸出現收縮。1978年樓宇按揭利率平均為10.62%。1981年10月，樓宇按揭利率更是升至21%的驚人水平。高利率削弱了購買的能力和增加了負擔的財務費用。另外，隨著第二次全球石油危機的爆發，世界經濟在1981-1982年左右陷入了經濟衰退中，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對於出口業務較大的香港經濟構成了沉重壓力。

這些因素累積在一起，終於在1981年導致房地產市場崩潰。同時伴隨的是銀行爆發第二次擠兌破產風潮和股市的綿綿熊市。

1982年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在北京訪問，中英雙方傳出在香港前途問題上產生巨大分歧。於是房地產市場以及股市信心最終崩塌。1982年香港地價普遍下跌40%到60%不等。跌幅最大的是工業用地和高檔住宅。南灣道的一些高檔住宅土地價格也下跌了60%。香港政府的賣地收入佔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從最高35%，降到了83年的15%。在低價暴跌的同時，房價也開始大幅下跌。住宅價格普遍下跌3成到4成。例如北角住宅房價從10000元/平方米，跌至6640元/平方米。

冒進的房地產公司遭遇滅頂之災。恆隆地產、鷹君集團、嘉年地產，還包括老牌的龍頭置地公司，都遭遇困境，而佳寧置業等公司更是破產結束。隨之而來的，是銀行業的新一輪危機。

1982年，百年老店謝利源金鋪倒閉，是整個危機的導火索。接著是傳出與之有業務往來的恆隆銀行被擠兌，短短幾個月便到了瀕臨倒閉的地步。這家歷史悠久的華資銀行因為在房地產上投入了太多的資金，導致措手不及。最終被香港政府接管。這家銀行暴露的問題觸目驚心，虧損高達3.36億，其中一筆2.66億的款項，被董事挪用。隨後，大來信貸財務公司清盤，香港存款保證公司、美國巴拿馬財務公司等一批發放信貸的財務公司破產。1985年危機進一步達到高潮，包括海外信託銀行、工商銀行（並非國內的工商銀行）、新鴻基銀行、嘉華銀行、永安銀行、友聯銀行等一大批小型銀行被迫清算。

由於再次暴露出來的銀行業問題，1986年香港修訂了新的《銀行業條例》，其中很大程度是參照了當時剛剛萌芽的巴塞爾協議，例如首次提出了資本充足率的監管指標等等。儘管仍然未能完全解決問題，但畢竟在不斷的修訂改進中，香港的金融監管日趨完善，也為後面成為國際化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遭遇房地產、股市和經濟的多重危機，香港的銀行業龍頭公司，都保持了很好的發展勢頭，並沒有出現危機。例如匯豐銀行，繼續利用危機蠶食對手市場份額，繼續鞏固了自己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崇高信用」。匯豐銀行在1981-1985年期間，淨利潤從21.16億港幣，平穩增長至27.19億港幣，期間沒有一年是業績倒退的，但增速相對處於歷史的低潮時期。1977年-2003年期間，匯豐銀行的淨利潤從6.14億港幣，增長到了2003年的683.2億港幣，增長了100倍。期間，只有1990年、1998年、2001年業績出現過倒退。恆生銀行也表現出色，1981年-1985年的淨利潤從5.94億，增長到9.32億，沒有一年業績倒退。淨利潤從1977年的1.54億，增長到了2003年的95.39億港幣，大致也有接近100倍的漲幅。同時，匯豐銀行和恆生銀行也是極少數能幾十年都在恆生指數成分股之列的公司。

儘管1981-1984年的房地產「熊市」讓人印象深刻，但恐怕沒有人能想到，隨之而來的，卻是更大規模的房地產牛市，不僅持續時間超過了10年，而且漲幅也更為驚人。同時，令人跌碎眼鏡的，還包括了股市。香港股市自1982年開始調整，最大跌幅接近40%，至1985年，市場反覆沉淪，幾次從600餘點上漲至1000多點，然後又跌回原地。在消磨完投資者的信心和意志後，股市終於開始迎來更大規模的牛市，恆指從600多點，一口氣漲到了1987年10月的接近4000點，只不過用了短短2年時間。繁華過後便是危機，1987年10月的全球股災再一次不經意間重創香港股市，恆指短短幾個月便暴跌至1800多點，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回首香港歷史，不管是金融、房地產，還是股市，都是這麼在繁榮和危機中交替前進，只有那些臨危不亂，眼光長遠的，才能不斷將危機轉化為機會。而那些利慾熏心，被繁榮矇蔽眼睛的炒作之士，則不斷在各種危機中被市場消滅、淘汰。

第三次熊市——1998-2003年

和上兩次熊市相比，香港房地產市場的第三次熊市持續時間之長、下跌幅度之巨，都是相當驚人的。但即便如此，香港的房地產市場並沒有因此停滯不前，目前的房地產市場再度沉溺在繁榮和泡沫之中，房地產價格也逐步恢復到10多年前的高峰。

沒有瘋狂，就沒有恐慌。任何投資品被演變為赤裸裸的投機品時，災難就在不經意間降臨了。解釋1998年-2003年的房地產熊市，就不得不提到從1984-85年開始的房地產市場狂潮，這一輪繁榮時期維持了13年左右，房價漲幅累計超過5倍。

這一輪房地產牛市的起源，是中英在1985年5月27日簽訂的《聯合聲明》，規定了中國在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特別是在附件三中，對香港土地契約做出明確規定，對於1997年前香港特區批出的所有土地契約均按照法律予以承認和保護。就此，困擾了香港數十年的前途歸屬問題得以最終解決。各方人士對香港的擔憂煙消云散，81-84年的房地產熊市終於走到盡頭，開始新一輪的繁榮週期。這一次大牛市可以分為三次升浪，一次高過一次，每一次調整都是短促而小幅度，緊接著就是更大幅度的繁榮，直至最後推至泡沫頂峰。第一次是1985年-1989年，第二次是1991年-1994年，第三次是1994年-1997年回歸期間。

很有趣的是，香港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和蕭條，幾乎可以從土地拍賣中看出倪端。1985年的房地產牛市也是如此。1985年4月18日，港府將約1.15萬平方米的金鐘地王土地進行公開拍賣。結果香港各大財團紛紛參與競投，競爭非常激烈。此次拍賣會，云集了香港各大房地產商和銀行、政府要員，以及媒體記者約700多人。最終，太古地產以7.03億競標成功，高出底價約40%。而要知道，1983年港府全年的土地拍賣收入也不過5.85億。這次轟動的拍賣也正式宣佈房地產市道恢復。

1985年私人住宅價格出現了20%-30%的上漲，大型住宅更上漲超過50%。至1988-89年的第一個小高潮，香港房地產指數上漲了一倍左右。市區新樓到1988年，平均售價為15000多元/平方米，超過了1981年的歷史高峰：13000多元/平方米。相比1984年的6300元/平方米售價，上漲超過130%。（注意香港單位一般是平方英呎，換算為平方米時，只是簡單估算）

在1985年以後，港幣跟隨美元貶值，帶動了香港製造業出口，並且也刺激經濟迅速恢復。人均生產總值從1984年的5900美元，增長到了1989年的10000美元，是亞洲四小龍之首。由於經濟轉型，香港向金融服務業、房地產、旅遊、進出口貿易等發展方式轉變。寫字樓，特別是高檔寫字樓供不應求，例如中區交易廣場的租金，從1987年的310元/平方米，上漲到了1989年的850元/平方米。當時香港的寫字樓租金水平已經是全球第三高價，僅次於東京和倫敦。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隨著法制制度的健全，香港已經成為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透明的法制制度、高效的政府管制、較低的稅收成為外資的重要集散地。例如日本在80年代隨著日元大幅度升值，本地製造業出口受限，大批資金在外尋找投資出路。香港因此也成為日本資金重要的投資渠道。據統計，在1986年-1989年期間，日資在香港房地產上的投資就高達200億港幣。

經歷了70年代-80年代初期的高通脹時期後，通脹壓力逐步減輕。1985年後香港樓宇按揭利率逐步降低至10%左右。1987年股災後進一步降息至6.5%左右，為多年的最低水平。同時，銀行由於競爭，將貸款期限放寬至20年，很多銀行還提供了大量的優惠條件。這些也成為房地產市場繁榮的良好資金基礎。

同時，老百姓的炒房之風再起。1985年7月發售的柴灣杏花邨，引發數百人通宵排隊搶購，同時還發生了黑社會僱傭打手插隊的事件。當時的一份申請表，轉手也可以賣到5萬港幣左右。隨後愈演愈烈，1986年還發生過排隊打架鬥毆，導致有人因此致死事件。

1989年由於內地的五四事件爆發，再一次引發香港人的恐懼。房地產市場和股市也同時掉頭向下，出現了一波小幅度的調整。同時，香港又產生了新一輪的移民潮。不過這些都沒有阻礙市場的進一步上漲。1990年時，香港房地產市場以及股市就已經收復了失地，並且開始進一步上漲。1991年中英就新機場達成諒解，新機場的啟動對房地產市場猶如一針強心劑。房地產市場又演變為投機狂潮的可能，當時有業者估計二手樓買賣中55%都是炒家，期樓中，有70%估計都是炒家在買。

1991年8月，迫於各方壓力，港府終於頒佈了「港七條」，包括規定訂金為樓價的5%，登記時每人只能購買一個單位的功能等。但效果看起來並不佳，於是港府在12月份又推出了「新港六條」，包括向買賣樓花者徵收2.75%的印花稅，最重要的是將首付比例，從原來的一成，提升到三成。但是在財富效應和價格猛漲的驅動下，這些政策未能阻礙房地產價格的進一步上漲。1992年第一個季度，香港很多大型私人住宅售價已經達到40000元/平方米。1993年香港房地產商為了規避「首付三成」的限制，通過財務公司向購房者提供額外的貸款，以至於甚至首付比例可以降低至5%（即九成半的貸款）。包括李嘉誠的長江實業、恆基等大型房地產商也都這麼來做。

而香港經濟在90年代更是突飛猛進，90年代是全球經濟和股市的黃金10年。1992年鄧大人又進行了南巡，改革的春風席捲全國。香港人明銳的撲捉到了這種機會，大舉北上，將製造業向內地轉移。1994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已經達到21800美元，超過了英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房價繼續攀升，1994年第一季度，中小型住宅平均售價已經達到50000元/平方米。豪宅價格更是漲幅驚人。

1994年，港府再度迫於輿論壓力，宣佈進行新的「房地產市場調控」。包括了增加土地供應、打擊投機活動等等。並且聲明，如果這些措施不奏效，將啟動更加嚴厲的調控措施。1994年第二季度，房地產市場開始小幅度調整，售價從最高峰下跌了20%-30%。但一年多後，隨著董建華的首任特區行政長官當選，香港人對1997年的感覺，從恐懼不安，逐步轉變為憧憬。當然，最後進一步演變為極度樂觀。於是房地產市場再度爆發最後的主升浪。其中豪宅更是引領了行情。例如某豪宅成交價高達200000元/平方米，帝庭院的一個認籌的籌價就高達130萬港幣之多。1996年豪宅價格飆升了30%-40%。1997年伴隨股市的進一步上漲，財富效應更加推動房地產投機成風。一個豪宅的認籌的資格，居然可以賣到203萬港幣！

1984年-1997年，香港房地產市場終於經過10多年的上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泡沫。根據仲量行物業公司的數據，香港房價期間整體漲幅達到9倍左右，而大型住宅和豪宅上漲了13倍。同時，由於香港股市的構成已經逐步轉變為金融和房地產為主，因此房地產市場的極度繁榮也帶動了金融業的繁榮，從而將股市不斷推高。兩者的相互強化，使得這一輪牛市持續時間和力度都空前絕後。這也為後面的大熊市，埋下了伏筆。

同時，房地產和股市的投機狂潮，導致整個社會都存在不務正業、瘋狂過度投機的思想。香港的貧富懸殊也越來越大。1996年香港超過42%的收入落在了只有10%的人手中。香港貧富懸殊水平達到20多年的歷史最高。香港政府的拍賣土地政策，也被市場認為是推高房價的罪魁禍首。1997年港府接到過很多恐嚇電話和郵件，矛頭都指向高房價和香港的土地拍賣政策。另外，中國政府對於回歸期間營造「河蟹」的局面，也是政府縱容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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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003年的房地產熊市一般認為是由於亞洲金融風暴所致。但實際上，任何泡沫在到達頂峰時，都有那麼一根針在等待它。如果不是從泰國爆發貨幣危機開始，也會從其他地方開始。就像索羅斯所說，失衡的經濟必然會有促使它調整的因素出現。而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對沖基金不過是扮演了這個角色而已。

亞洲金融危機的演變就不必多言，總之，到1997年底，實際上房地產市場已經岌岌可危。1998年1月，各區的大型住宅售價已經較1997年高峰時期下跌了30%，很多回到了1994年高峰期的水平。香港政府在短暫下跌後就迫不及待推出了「扶持房地產發展」的政策。包括暫緩公屋建設計劃，鼓勵居民自由置業等。這些政策促使1998年中期出現了短暫的回暖。但到了1998年第三季度，形勢就進一步惡化。特別是8月份，國際游資第一次展開對港元聯繫匯率機制的衝擊，港府展開慘烈的保衛戰。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進一步惡化。1998年底，大型住宅售價已經比高峰時期回落了50%。各大房地產商醒悟過來，展開了激烈的降價促銷戰。例如新地推出的曉峰園大幅降價至42000元/平方米促銷，而對面的長江實業也進一步降價到41470元對戰。

同時，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房地產、股市的雙重崩潰，再一次重創香港經濟。本地生產總值，從1998年到2003年多年負增長。股市雖然在1999年沾了科技網絡泡沫的光，出現迴光返照，但隨後就再度大幅下跌。到2003年，屋漏偏逢連雨天，倒霉時喝水都會塞牙縫。正當香港經濟低迷不堪時，薩斯病毒肆虐，接近300多人喪命。香港被報紙形容為「死港」。2003年成為香港人最鬱悶、痛苦的一年。2003年GDP負增長2.2%，創歷史最高水平。同時失業率飆升至7.9%，也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加上致命病毒的襲擊，房地產和股市的雙重低迷。香港人苦悶可想而知。03年還因此爆發了超過50萬人的大遊行，實則是宣洩心中的鬱悶。

但還是那句話，丑到極處便是美，按照曹仁超的話，這叫「黑暗盡頭是光明」。2003年也成為香港經濟、房地產、股市的低谷。2004年開始又進入了新一輪的景氣週期。恆指在3年後便上漲了3倍多，達到30000點的歷史高峰，這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

回到本文重點，在這種極度惡劣的環境中，香港的銀行業發生了什麼變化。我說的非常惡劣，是因為幾點：

1、房價的大幅度下跌和交易量的極度萎靡。房價從最高峰到2003年最低谷，大致下跌了60-70%。

2、香港銀行針對房地產的貸款總量佔比非常高。

3、伴隨的是經濟和股市的大幅度回落。經濟負增長時間很長，且失業率飆升。

因此考察這段時期非常有意義。

根據統計，香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發放的樓宇按揭貸款，從1992年的3688億，增加到了1998年的10058億，在香港所有貸款總額中的佔比，在1998年達到51.4%的歷史高峰。房地產公司（包括建築公司）的總市值佔香港股市的31.05%，為第一大權重板塊。另外金融佔23.17%。從香港金融管理局查到的信息表明，1997年香港貸款中，也有超過40%的貸款投向了房地產類（抵押貸款和房地產公司等貸款）。另外，銀行業面臨的還不只是房地產的問題，由於港府進一步放寬了管制，例如撤消了儲蓄存款利率上限，實際上完全放開了利率管制，銀行的息差進一步收窄。

我們來看看匯豐、恆生和東亞銀行在期間的表現。其中匯豐銀行當時已經是全球性銀行，但恆生銀行和東亞銀行皆是本地銀行，因此也許比匯豐更能反映當時銀行業的狀況。

恆生銀行：

業績方面來說，1998年淨利潤出現了27%的下滑，至68億港幣。1999年-2003年，恆生銀行的淨利潤分別為：83億、100億、101億、99億、95億。的確徘徊不前，但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下滑。由於保持了極高的派息率（幾乎將全部盈利用於派息），其淨資產回報率還是維持很高的水平。從1999年的17%，提升至2003年的23%。

期間的貸款增速非常緩慢，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後，對於貸款的需求大為減少，恆生銀行的貸款增速在2002年將至只有0.7%，2003年也只有1.9%。

在此期間，恆生銀行保持了較高的資本充足率水平，核心資本充足率保持在11%以上，資本充足率保持在13%以上。

淨息差也的確隨著市場利率的下降和市場化，趨於下降，2003年淨息差為2.28%，相對於2002年的2.46%，繼續下跌了18個基點。

期間的呆壞賬並沒有出現大幅惡化，相反保持非常平穩。2002年恆生銀行的壞賬率為2.7%，2003年為2.3%，反而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注意到期間的壞賬可能有些已經撇帳。恆生銀行的壞賬撥備相對於國內目前的撥備水平是偏低的。例如撥貸比在2003年僅有1.10%，撥備覆蓋率，僅有48.3%。放在今天的國內，是絕對不達標的。再強調一下，國內目前針對銀行的監管，至少從紙面上是遠比當年香港更嚴厲的。

例如對於資本充足率來說，香港的銀行，例如恆生銀行的資本中，包含了對於物業和長期投資股票的重估價值。2003年股東權益為396億港幣，其中就包括了68億左右的「重估儲備」。如果這麼計算的話，國有銀行的「股東權益」還會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因為中國不允許將這種物業或長期投資股票的「增值」部分納入淨資產中，除非是專門用於收租的商業物業，例如金融街，才存在部分的「重估」。

另外，中國銀行業的「靠息差」過日子的現狀，多少也是由於管製造成的。恆生銀行的非息收入佔比在2003年超過31%，其中絕大部分是投資收益和保險業務收入。因為它允許兼營證券、基金、投資和保險業務，實際上都是全牌照的混業經營。

匯豐銀行：

匯豐在80年代開始全球擴張，到90年代末已經是全球性的大銀行，因此很好的對沖了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波動。匯豐銀行1998年-2003年的淨利潤分別為：334億、419億、516億、421億、486億、683億港幣。期間只有2001年出現過一定幅度的下滑。這六年淨利潤翻了一倍。但是由於期間發行了不少新股用於收購，因此每股收益，從1998年的4.19元，增加到2003年的6.54元，幅度不如淨利潤增長那麼快。2001年的業績下滑，是因為當時阿根廷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為此做了9億美元左右的撥備。與香港本地倒並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匯豐銀行當時的擴張也是以股本稀釋為代價的，而且也遭到很多人的詬病。例如2003年收購美國HI銀行花費了148億美元之巨，超過HI銀行三倍賬面價值。超過100億美元被計入商譽，要求逐年根據現金流情況進行攤銷。HI銀行當時情況非常糟糕，幾乎是虧損狀況，而且壞賬率很高。在收購後，匯豐還專門為此在兩年內拿出了80億美元作為壞賬的撥備。加上收購花費的148億美元，代價可謂不小。為了湊足資金，基本上都是發行新股來融資的。當時市場也認為匯豐幹了大蠢事，而且未來的商譽攤銷將極大拖累業績。但事實證明了這只是瞎猜測。匯豐後面不僅沒有為此進行大額的攤銷（因為扭轉了HI銀行的危機，經過測試後就不需要進行大額的攤銷）。反而在收購HI後在美國市場佔有了一席之地，隨後北美地區成為匯豐重要的盈利部門。

至於香港房地產熊市對匯豐的影響微乎其微，就不再累述。

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也算是非常老資格的香港本地銀行，1984年就入選恆生指數成分股至今。

業績方面，1998年和其他銀行一樣業績倒退，但幅度很大，下降了60%。1999年後逐步收復失地，2003年淨利潤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

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後，東亞銀行的資產負債規模也徘徊不前，加上息差縮小，因此利潤連續5、6年都維持在較低水平。

資本充足率方面，東亞銀行一直維持較高的水平，2003年超過17%，同時貸存比也只有71%，顯示這些老牌的銀行在放款上還是比較穩健的。對比6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當時的銀行根本就是野蠻生長，很多銀行放貸都超過了存款總額，而且對於一個行業發放巨額的貸款。

1998年的房地產熊市對東亞銀行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但經過一次性大額提取撥備後，東亞銀行仍然在後續的幾年中實現了業績的平穩。從隨後的2008年再一次看到，銀行在危機後大額的進行撥備，將壞賬撇清後，仍能維持自己的盈利水平。2007年東亞銀行淨利潤超過40億港幣，較1997年頂峰時期仍翻了一倍，較1998年低點翻了差不多5倍左右。2008年再一次在全球金融危機中遭遇危機，淨利潤從42億下滑到區區1100萬港幣，但2年後，東亞銀行的淨利潤又恢復到了42.24億的歷史最高水平。

【案例】中國電子競技幕後史：對戰平台興衰錄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320/59691.html

中國電子競技第一個盈利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有人說選手打比賽掙獎金，有人說賽事組織做比賽賺廣告費，我覺得從不同的角度說都對，但是如果站在穩定和成熟的角度來說，而我覺得是第一個盈利的商業模式是電子競技對戰平台。

電子競技對戰平台的繁榮是過去十幾年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逼出來的。

現在，我們玩《英雄聯盟》，只需要在遊戲裡點一下「開始」等會就匹配到隊友和對手了，聊天交友都十分方便。這就是一個對戰平台，而且它是遊戲本身自帶的。

可在互聯網普及之前，大多數遊戲是單機模式的，當單機模式遇到了互聯網時代，變革又不能馬上跟上時，第三方對戰平台就以過渡時期產品的身份登場了，只是沒想到，這一個過渡期就是十多年。

1997年1月，美國暴雪正式推出了著名的對戰平台：暴雪戰網(http://battle.net)，但在那個電腦使用技術和互聯網剛起步的時代，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別說匹配對手了，成功登錄上去找到人聊天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一面是中國玩家的遊戲需求越來越大，另一面是中國競技遊戲項目網絡化的自主研發差的還遠(實際上這件事情最近幾年才有點眉目)，再加上，在那個時代老外也不會照顧中國玩家的需求。

於是，中國IT技術人員被逼著不斷摸索，終於建立起一個又一個的第三方電子競技對戰平台，來滿足中國的網絡和玩家需求。

聯眾棋牌

1998年3月，3個技術研發者鮑岳橋、簡晶、王建華湊了20萬元，在北京上地的一家旅館裡，組建了主營在線棋牌遊戲的北京聯眾電腦技術有限公司，簡稱 聯眾。2000年，聯眾註冊用戶達到70萬人，同時在線人數達到9000人，到2003年年底，聯眾同時在線人數一舉突破50萬大關!

聯眾棋牌對網絡和配置要求不高，迎合了那個時代的需求成為電子競技第一批嘗到甜頭的人，但是以現在的角度來看，聯眾的後招不足，棋牌平台門檻低，核心競爭力不足，於是當騰訊QQ推出棋牌平台後，馬上就搶光了聯眾的用戶。

暴雪戰網(http://battle.net)的模仿者們

1997年就上線的暴雪戰網是一個非常具有戰略眼光的設計，不但在互聯網剛抬頭之前就想到了與單機遊戲如何進行整合，而且已經很清楚的看到了聯網對戰的關鍵是「自動匹配系統」，就是根據你的戰績匹配與你實力相近的人。

光是這一點中國很多對戰平台就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力氣去模仿。

可惜的是由於暴雪戰網的服務器一直在國外，直到2008年才進入中國，所以這給了模仿者相當多的時間去學習改進，於是，這也造成暴雪戰網在中國電子競技歷史上幾乎一直是個高端而小眾的平台，這個品牌形象對暴雪之後的戰略佈置影響很大，我們後面細說。

星際爭霸時代私服戰網滿天飛

由於FSGS技術的出現讓中國各地的本地服務器的數量暴漲，FSGS全稱Free Standard Game Server(免費的標準遊戲服務器)，由德國NETGAMES公司開發，是模擬Blizzard(暴雪)公司遊戲對戰平台Battlenet(戰網)的第三方軟件。

1998年到2001年間國內的星際爭霸私人戰網平台非常多，光是不完全統計的就近百個了，但是大多數受到軟件和硬件的制約，規模都不大，其中這幾個比較有影響力：北京263戰網，CGOL(亞聯)戰網 & DM(亞聯東魅)，遊俠戰網，北碚戰網，網聯戰網等等，

其中，263戰網從程序上明確了「戰隊」單位，這充分推動了戰隊的規模化發展，讓玩家開始有了歸屬感，有組織的團隊溝通促進了電子競技的發展，CSA戰隊當時在263真是枝繁葉茂。

還有就是著名的亞聯戰網，這是個要好好說說的案例。

從1999年開始免費運營的亞聯戰網，憑藉比較豐厚的資本裝備了高配置的服務器，購買了FSGS高級版本，不受Linux版本999的限制，能支持全速的Ladder Game，穩定的遊戲對戰吸引了絕大多數的星際爭霸玩家，幾乎統一了中國星際戰網。

中國電子競技玩家的熱情第一次被推到一個高峰，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繼續這樣發展下去趕超韓國電子競技指日可待。

2001年12月，亞聯戰網得到香港東方魅力公司的注資後，開始強推收費。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收費後玩家一夜之間四散而去，亞聯從此淡出我們的視線。

我們來聊聊原因，首先是時間點，我查了一下，騰訊QQ會員功能推出時間是2000年12月18日，因為苦於沒有收費渠道，所以一直沒什麼起色。

到2001年初，中國移動公司推出了「移動夢網」服務，移動夢網通過手機代收費的「二八分賬」協議(電信運營商分二成、互聯網內容提供商分八成)，騰訊開通了移動QQ業務，發展收費會員，並開展更多的增值服務，最多的時候，騰訊佔據了移動夢網內容提供商七成的業務份額。

到2001年底，騰訊終於實現了正現金流，而到了2002年3月騰訊的在線剛突破300萬。

也就是說，在2001年底，騰訊才持平。而中國玩家願意每月給互聯網公司掏10塊錢這個習慣，也是騰訊花了很多年才培養出來的，現在說起這個階段，估計2003年到05年的淘寶都想哭。所以，用戶支付渠道缺失和支付習慣還未養成是亞聯失敗的主因。

亞聯是電子競技對戰平台裡第一個吃螃蟹的，也是第一個受傷的。我敬佩那個時代的電子競技先驅者，他們的勇氣和探索是電子競技前進的源動力。

浩方平台的興衰

說起浩方平台就一定要說下它的創始人 李立均，在互聯網上你是搜索不到李立均的背景資料的，我也不方便說(這就是寫當代史為難的地方)，但是我們可以根據現有資料推測。

上海浩方科技是一家成立於1998年的高科技民營企業，主營業務是軟件開發、系統集成、網絡系統應用等領域，年產值穩定在四億元左右。

這是一個可以在1998年到2001年拿到上海電信改造工程的公司。並且浩方平台是2003年能在全中國的電信機房裡快速部署服務器的公司， 這個動作即使是QQ對戰平台也沒做到(其中也有騰訊對版權問題的舉棋不定)，要知道當時QQ棋牌平台可是剛秒殺了聯眾，所以這不是「背景深厚」這4個字能簡單概括的。

2001年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李立均為了讓浩方的產品更多元化，在2002年下半年，收購了「遊戲上海灘」平台，以此成立上海浩方在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當時平台的開發者有2個人，一個是負責服務器端的徐欣(也就是浩方號是01的奔騰，現起凡公司CEO)，一個是負責客戶端的曾芳飛(老虎)，最開始浩方平台項目就是他們2個人。

浩方的技術實力本身很強，市場方面拉起的班子也不弱。

話說在2003年中期，當時最火熱的CS中文社區Ccsk團隊內部高層發生了一場爭吵，一面是網站的所有者DDM和總經理老夢，一面是外聯負責人楊晨(後來的浩方市場總監，現自己創業)和負責技術的郭茁(暱稱星星，後來的浩方運維主管，現起凡總裁助理)。

當時，DDM和老夢等人在成都，楊晨和郭茁在上海，所以爭吵是在Ccsk的內部論壇裡進行的，我當時剛升Ccsk新聞組副組長，所以這些文章我剛好都能看到。

至於楊晨和郭茁為什麼離開?他們當時在論壇裡寫了大量相互爭執的文章，寫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以前的矛盾，雖然小矛盾的積累是一個原因，但是真正的主要原因還是當時沒人能說的清楚電子競技未來怎麼盈利，這就像賭大小一樣，骰盅沒有打開前，你說大，他說小，誰都有道理可以說，這種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分歧，即使現在回頭看當時，也是很難下個定論的。

爭吵的結果是Ccsk分成了兩撥人，一幫人去了北京，當時一個女投資人打算開一批E開頭的公司炒概念上市，於是Ccsk變成了Esai億賽，而楊晨和郭茁去了上海浩方在線做了市場和技術。

楊晨的加入把電子競技記者站的概念帶到了CGA，但是畢竟CGA是一個新的東西，在有一段時間裡Ccsk的訪問量還是高於CGA很多的。

這裡先做個名詞解釋，很多人把CGA跟浩方平台HF理解成一個東西，其實這是兩個品牌，CGA是特指中國遊戲聯盟網站China Games Association，這是一個專門做電子競技新聞報導的網站，但是由於連浩方的官網地址都是CGA，所以這兩個品牌就混在一起了，本文中的CGA都是指這個媒體。

2002年到2003年，浩方平台做了很多市場推廣工作。

比如，浩方與中央電視台CCTV5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幫助CCTV5《電子競技世界》提供一部分內容和人才支持，當時CGA的主編K4，賽事主管飛影等等與當時的節目主持人段暄和編導每期節目都溝通很多。

2003年CGA還邀請了當時如日中天的瑞典SK戰隊訪華，在上海的美羅城表演賽後，幾百粉絲追著大巴車跑的場面讓第一次來中國的SK戰隊激動不已，他們之前根本意識不到在這個國家竟然有這麼多的電子競技愛好者，回國後他們大力宣傳在中國的見聞，中國電子競技的火熱從此開始讓世界瞭解。

另一方面浩方平台在全中國的電信機房裡做了快速的部署。

浩方當時的機遇非常好，或者說當時的中國互聯網內容提供商很幸福，2002年左右這個時期，網絡運營商缺內容，比如，長城寬帶剛起來的時候，鋪設網絡很快，但是鋪起來以後，發現自己的網內沒內容，用戶還是要跳轉到別的網絡去看網站玩遊戲，可是大家知道，這個跳轉對網速很影響，時間長了，用戶就不用你的寬帶了。

於是，當時的網絡運營商為了搶內容，給網站和遊戲運營商們提供大量的免費帶寬，浩方的起步就剛好趕上這一波了，再加上浩方當時與電信的合作關係，浩方的服務器端部署就這樣快速的完成了。當時負責電信渠道鋪設的也是浩方的元老黃春雨(Rain，現上海由趣CEO，做手機遊戲)。

浩方對戰平台在電子競技CS黃金時代的快速崛起有多個因素：

1、簡化了用戶聯網的操作，可以自動處理很多複雜的網絡情況。

2、有資本有條件在中國大江南北快速部署服務器，讓眾多競爭對手望塵莫及。

3、CGA網站有較大的實力派出新聞報導組，去報導國內外新聞，讓玩家離新聞更近。

4、免費的浩方平台和CGA網站的捆綁式發展相互推動了電子競技愛好者的聚集。

這一系列的原因，讓浩方平台的客戶端幾乎是一夜間就出現在了中國各地網吧的桌面上。

說起CGA的那段時光，真是讓人非常自豪，穿著CGA的工作衫出去都是一種驕傲。

我直到現在都認為CGA新聞組是電子競技時代最強的，當時新聞組的核心人員有主編K4、JOJO、飛翔的荷蘭人、Sfred、百曉生、BBC張宏聖(就是現在的遊戲風雲BBC，當時他是CGA War3分站的站長)、Jkidd、bigxia、MagiCGoA、treebear、殺不死人、Kevin、mint等等，都是能力很強，能獨當一面的人。

浩方平台和CGA就這樣在1999年到2004年的CS時代走到了頂點。

下面就要說浩方平台的衰落了，什麼?你覺得轉折太快?

沒辦法，歷史就是這樣，無論我們是否喜歡，衰落就這樣從2004年悄然開始了。

我一直在說中國電子競技項目的5年論，這有點像迷信的宿命論之類的，但是這是我十多年來觀察到的一個規律，CS從1999年開始到2004年，剛好是第五年，就在這一年，CS開始衰落，而2003年面世的暴雪魔獸爭霸3(WAR3)經過一年的發展開始興起。

在這個新舊更替的關鍵時刻，2004年盛大啟動了對浩方平台的收購計劃，在當時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有前景的資源整合，但是在現在看來，卻有另一段心酸。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收購合作?兩方面原因：

1、浩方平台從2002年到2004年初都是免費運營的，方便、速度快、免費為浩方平台帶來了巨大了在線人數，印象裡在2004年初浩方平台在線就過90萬了，但是不賺錢，當時沒有現在的網頁遊戲，電子競技玩家也還沒有像現在的消費能力，支付手段也不夠成熟，廣告收入也不穩定，浩方平台很迷茫。

2、2003年盛大的快速崛起讓中國遊戲行業看到了出路，到2004年，盛大公司要赴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看中了浩方的在線人數，對於當時的財務報表來說，在線人數是個很重要的衡量數據。

在這兩個原因下，盛大對浩方平台說，快，到碗裡來!這事就成了。

這個收購是從2004年開始經過2年完成的，由於過程太過於內部，我不好說這是不是一份對賭協議，但是我看到的是從2004年開始，浩方平台強行推出了一些盈利功能，比如，會員擠人功能。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功能的需求背景，浩方對戰平台是以房間為單位容納用戶的，但一個房間人數的上限也就幾百人，而大家都希望能快速匹配到高手，所以有一些服務器總是爆滿，不好擠進去。

付費會員擠人功能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付過錢的會員在進入這個服務器後，系統會隨機性的擠出一位非付費會員，雖然這大大提高了用戶的付費率，但這對於相對較多的非付費用戶來說是非常不好的用戶體驗。

對此，我當時得到的消息是這是上面下的命令。

於是我的理解是，這樣做是為了提高用戶付費率，以便將來可以把平台賣個更好的好價錢。

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裡，浩方平台的在線人數從接近100萬下跌到30萬左右，最後略有回升穩定在50萬左右。

關於盛大收購浩方到底花了多少錢?

有的人從盛大2005年第四季度財報裡讀出6000萬美元，有人說是李立均花了3000萬人民幣做了浩方，賣了3000萬美元。

這個具體數字是多少，我們不去深究了，因為結果很明顯，就是盛大覺得這個買賣做的很疼。

於是，盛大收購浩方之後，就把浩方放在一邊了，浩方在之後的幾年裡，幾乎沒有什麼大動作，推廣和研發都進展不大，而且每年的營收相對於盛大本身網遊收入來說也不值一提，就這樣，浩方平台開始了原地踏步，給了其它平台崛起的機會。

GG平台，GG對戰平台現改名Garena，中文名競舞台。

GG平台的創始人就是現在聚美優品的創始人陳歐，世界很小吧。

2005年，第二屆StarsWar開始前一晚，我見到了來做技術調試的陳歐，那是GG平台開發的GGTV第一次應用到世界級的大賽現場直播中。當時的陳歐，靦腆只是笑，話不多，埋頭在筆記本上一直調試到很晚。

GG平台的技術在當時的對戰平台中是非常特別的，雖然陳歐自己說他的技術並不複雜，但是網絡連接的速度卻非常的好，特別是在中國連國外的比賽中，表現尤為出色。

2005年是魔獸爭霸3(WAR3)開始輝煌的時候，我已經加入了http://Replays.net，跟創始人ZAX一起在美國虛擬物品交易平台IGE下工作，WE戰隊也在KING的帶領下進入IGE。

由於IGE中國的負責人許云波個人非常喜歡魔獸爭霸3，而且虛擬物品交易當時在國內的宣傳走電子競技更加方便，再加上IGE當時良好的現金流，形成了一個中國電子競技歷史上十分穩定的發展階段，SKY的WCG雙冠王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

可是，那個階段對剛從新加波唸完書回國的陳歐來說並不是太好，一方面是他希望能繼續唸書，一方面他也希望GG平台能得到更大的發展。但是在那個時候，連在線人數最高的浩方平台盈利模式都不清晰，所以GG平台的投資洽談遲遲沒有結果。

於是，http://Replays.net創始人ZAX跟陳歐聯手，開始了艱難的自力更生，ZAX將當時WAR3玩家關注度最高的http://Replays.net論壇用戶導入到GG平台裡，用戶可以直接用BBS的帳號進行登錄，之後推出的GGTV、戰隊好友功能、防卡防作弊功能，都吸引了大量用戶。

即使這樣，GG平台的發展還是很緩慢，陳歐一度打算將GG平台賣給IGE，但許云波當時覺得IGE的公司重心並不在此，於是沒有接手。

就這樣陳歐帶著GG平台去了新加坡，最終被Garena投資，後來因為一些內部矛盾，資本排擠創始人的老套故事再次上演，陳歐拋售了自己擁有的股份，去了美國斯坦福讀書，之後回來東山再起，這就是另一個故事聚美優品的前傳了。

VS平台的興起和衰落

VS平台以及後來的掌門人等等平台的成功，一方面是平台技術的成熟，另一方面是他們所處的時機已經比浩方平台好太多了。

在WE.SKY拿到2005和2006年WCG雙冠王后，中國電子競技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大眾接受，我們那時候出去談合作，已經不用再費力的跟人解釋什麼是電子競技了。

在電子支付手段方面，淘寶和支付寶等手段到2007年左右已經非常成熟了，而且電子競技第一批玩家已經接近而立之年，消費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電子競技在那個時候第一次呈現出美好的願景。

VS平台在WAR3時代十分聰明的規避掉與浩方平台的正面衝突，選擇走高水平職業選手的品牌路線，推出能反映用戶水平的VS積分等級概念，迎合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並且抓住浩方玩家多但是速度慢的特點，走小而快的策略，吸引了很多WAR3的核心用戶。

雖然小眾的VS平台在WAR3時代活的並不滋潤，但是與浩方平台不同命的是VS撐到了好時候。

從2005年上線的VS平台，在隱忍了2年後，遇到2007年Dota興起，在線人數不斷上升，到2010年DOTA最火爆的時候VS在線人數曾達到100萬，全面超過了浩方平台。

在營收方面，VS更是趕上了好時期，無論是互聯網電商廣告熱潮，還是網頁遊戲聯運模式，VS平台手中的資源變現方式都趨於成熟。有了錢之後的VS平台開始自己投資研發自己的遊戲《VS三國》，據說投了一個億。

然而《VS三國》的市場反應平淡，VS平台自身的技術也沒有什麼改變。以及後起之秀11對戰平台推出的DOTA天梯系統的火爆在次印證了那句老話，商場如戰場不進則退，VS平台從2010年開始慢慢衰落。

由於本文主要是寫1998年到2010年，所以11對戰平台的歷史，暫時不去涉及，但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可以預測一個方向。

電子競技對戰平台起於單機遊戲，興於互聯網發展，迎合了玩家對遊戲溝通交流的需求，但是其核心的匹配和交流功能其實屬於遊戲的一部分，競技遊戲網遊化之後，遊戲製作商開始越來越重視自身的匹配和交流功能開發。

換句話說，我認為電子競技對戰平台在過渡時期的歷史使命快要結束了，對戰平台不會消失，但是會趨於邊緣化。

【敗局】響馬回憶西祠興衰：不是一個資本好故事

http://www.iheima.com/thread-4244-1-1.html
子曰「四十而不惑」。

作為中國最早成名的BBS西祠胡同社區創始人，響馬(劉琥)在2011年迎來不惑之年。生日那天，響馬給西祠同事和股東藝發了一封辭呈，第二次選擇離開。

這是一個感情複雜的決定：1998年創辦西祠，2000年出售給藝龍，2005年重返西祠，2011年再次離開，響馬見證的不僅僅是西祠的興衰，還有整個互聯網的沉浮。

響馬在西祠做最後一項重要工作，是試圖將西祠從藝龍中剝離出來，這個計劃從2008年開始，響馬給設定的期限是40歲生日。

他把這看做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如果依然糾結在西祠裡，基本已經做不了太多事情，互聯網格局三年一大變，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和機會。

可惜的是，直到2011年西祠剝離依然沒有眉目，發出辭呈郵件的那一刻，響馬感覺到一絲輕鬆，可以重新開始了。



出售

嚴格來說，西祠的出現純屬偶然：1998年在家寫程序的響馬由於犯頸椎病，病中無聊寫了個程序，1隨意取個「西祠胡同」的名字發佈，此後一路發展成為當時最熱門的網站，尤其在海外華人中頗有影響力，2000年初西祠全球排名甚至達到100多名。

1998年-2000年的互聯網初期，即使騰訊(495.4, 12.20, 2.52%, 實時行情)都在苦苦尋找盈利方式，就更別提西祠了。隨著西祠註冊用戶上升到百萬，無論是服務器、平台系統都陷入超負荷運轉，為了「玩好票」的響馬甚至為省錢經常只吃方便麵。

但作為一名大學教師，響馬實在捉襟見肘，不得不在2000年發展最高峰時，將西祠出售給e龍(後改名藝龍)。在沉澱人文情懷的西祠上，有很多網友不理解響馬的行為，甚至指責響馬利用網友賺錢。

2005年響馬重返西祠接受《金陵晚報》採訪時表示，「我就是一個程序員，為了留住西祠不關站，必須做出犧牲。」即使到現在響馬都不後悔將西祠出售給藝龍，「如果不賣掉西祠早就死了。」

那時候響馬只是個程序員，不會融資不會講故事，甚至不會付美元從國外購買域名。「我對賺錢興趣不大，所以當西祠發展到我不得不去賺更多錢來支撐、甚至根本靠勞動賺錢不能支持的時候，我選擇放棄一些快樂來追求快樂。」響馬向《金陵晚報》表示。

將西祠出售給藝龍後，響馬告別生活10年的高校，去了一家上市公司就職。

回歸

每年舉辦一次的互聯網大會常規地點是北京，2008年卻挪到南京。西祠作為南京互聯網行業代表也參與大會，總經理劉輝在現場向媒體透露一個重要信息：西祠將在2008年底、2009年初從藝龍徹底剝離，並醞釀兩年調整後獨立上市。

從藝龍2000年收購西祠開始，西祠的業務就一直獨立發展，藝龍不參與戰略，但給與資金支持。雖然2005年前後西祠面臨強勁對手天涯，但口碑和業務發展狀況還不錯，在2005年就實現盈利。

在天涯和西祠叫板最白熱化的時候，響馬離開南京已經5年，但不斷有西祠老友到訪，花一個星期痛心疾首描述西祠如何人氣下滑，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希望響馬重回西祠。此時劉輝也在遊說響馬，希望他能夠幫西祠發展產品和技術。

畢竟響馬對西祠有深厚的感情，離開西祠的5年他也積累了不少技術經驗，他認為西祠還能發展的更好，所以決定回歸。

2005年的西祠員工不超過20人，註冊用戶達到900萬人，其中收費VIP用戶超過1%。2006-2007年期間，西祠發展到達高峰。

不過藝龍畢竟是上市公司，在上市初期自身依然虧損情況下，並未給西祠太多投入，而無論無線還是商業化都需要大量資金。從長期看BBS業態離規模盈利還很遠，如果西祠想再上一個台階，需要引入更有信心的投資者。

在這種背景下，西祠團隊於2008年開始尋求外部資本，希望能盡快將西祠從藝龍中剝離出來，並且計劃2年內獨立上市。

阻力

但是剝離並非易事。

來自藝龍的阻力是，他們希望要麼全資控股，要麼全盤賣出，沒有部分引入資本這種折中方案，讓西祠的資本運作難度大增。另外作為上市資產的一部分，西祠被給出較高估值，而資本方的評估則相對較低，即使西祠團隊不介意但是藝龍不答應，很難達到統一。

2008年正是西祠發展頂峰，響馬和西祠團隊認為自己做的不錯，但在與風險投資進行密切接觸後，發現依然有很多缺陷。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西祠並不是一個好故事。難以讓資本滿意的是：即使西祠每年在線用戶數都翻番達到很大體量，但幾年來盈利依然維持在初級水平，很難突破形成規模。接下來西祠還能有哪些新故事去和SNS、微博(20.03, -0.19, -0.94%)較量?西祠給不了明確答案。

其實不僅是西祠，當時被外界頗為看好的天涯，也從2009年開始屢次衝擊國內上市，但同樣受到微博等新社交形態的影響，加上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最終沒有下文。

在商業化方面，當時的西祠已經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向用戶收費、推出廣告系統等，但遭到用戶強烈抵制，進展情況一直不太好。在移動化方面西祠2007年就開始佈局，但由於資金限制，技術和市場方面均跟不上，也沒有太大進展。

遲遲沒有接盤方，運營狀況不理想，2010年前後西祠用戶增速開始放緩，在微博微信爆發時代則徹底落到隊尾，至今西祠依然是藝龍全資子公司，但基本未在藝龍財報裡予以披露，已經被外界遺忘。

性格

僅用一篇文章，很難描述響馬對西祠的感情，在總結西祠經驗教訓時，響馬更多會把問題和原因放到自己身上。

還是賣給藝龍這個話題，響馬並不後悔的最大原因是「我沒有能力維持這麼好」。那時候他不認識投資人不會說話也不會忽悠，西祠不那麼便宜根本賣不掉，「人能做到什麼程度，自己心裡很清楚。」

至少在他看來，在藝龍資本支持下，2001年到2008年之間西祠發展的很不錯，在出售西祠這件事情本身上並沒有選擇錯。

不過西祠這麼多年並未給響馬帶來太多財富。西祠出售給藝龍時，坊間傳聞價格是現金加股權200萬元，響馬則表示並沒有這麼多，熟悉他的人也只說，僅相當於當時房價下的一套房子而已。

作為大學教師出身的響馬，身上或多或少帶有些儒雅，知識分子對於「錢」這個話題通常羞於啟齒。

2005年劉輝找響馬回藝龍時，正值藝龍上市，響馬刻意迴避這個時間，等藝龍上市之後才重返西祠。「您就算上市前幾個月回去也不會有太多期權吧?」新浪科技問，「是啊，但是我不想讓外界認為我是因為他們上市才回去。」響馬回答。

不過這些性格缺陷在響馬重返西祠後有所改變，畢竟他需要主動出去找錢幫西祠渡過難關。2008年響馬一有空就去聽管理學、經濟學的課程，參照西祠這一路發展的悲喜，對於正確和錯誤的策略有了很深感悟。

對於自己的優勢，響馬總結對產品、社區以及人的感覺。西祠發展早期是一個懵懂探索的產物，但是放在現在看，已經是基於興趣交友最早的雛形：網友自定義討論主題開版面、可開設私人討論組等等。

再次離開西祠後，響馬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拿到天使投資的他和投資人認真聊過：依然不確定這件事情是否能做成，但是要做成一定不會是小事。
反思

除了關於自身性格的反思，響馬也坦言對西祠生意模式看的不夠清楚。其中最關鍵一點，就是沒有順應西祠本身的生態去發展。

當時在西祠上有三種生態，一種是網友，第二種是營銷公司，第三種是西祠廣告系統。但這三種生態並非共同發展，長期以來西祠對營銷公司採取封殺策略，但是強推自己的廣告系統，網友層面則對營銷和廣告都很排斥。

「其實營銷公司很辛苦，自己做很多活動和廣告，西祠站方對他們封殺，不是借力而是互相爭利，根本就沒時間考慮網友感受，徒增運營成本，卻沒有產生銷售價值。」響馬現在認為，這三方面原本可以成為有機整體。

雖然當時西祠廣告系統每年收入幾百萬元，但響馬認為並不健康，「收入越大對西祠內部的干擾越大，這不是跟用戶一起成長。」

「可是與營銷公司合作，就不怕對用戶造成騷擾嗎?」新浪科技問。響馬則回答，平衡的關鍵是做好服務，比如用一套後台系統服務營銷公司，並且建立相應的規則。

尤其響馬認為，南京作為六朝古都文化氛圍濃郁，就應該通過各種活動「做文化」，如果服務好這些做文化的營銷活動，不僅會獲得網友支持，還能夠低成本獲取收入。「最好的生意就是和別人一起做生意。」

除了策略上有所失誤，另外一點阻礙西祠發展，則是出售給藝龍後負擔太重。即使響馬重回西祠，但畢竟西祠已經易主，受到藝龍上市公司身份及控制權限制，西祠團隊也缺少魄力打破利害關係。

其中一個重要案例是無線戰略，事實上2007年西祠就已經做無線規劃，但由於做無線會損失原有利益，並且需要巨大投入，長期也看不到商業模式，西祠沒有人敢拍板去做這件事情，最後不了了之，錯過最好的發展時機。

從外部環境上看，響馬則認為社區從一開始就是細分生態領域，只能專注做用戶，而非大公司關注的長尾。而只有互聯網發展到現在規模，基於小品牌小商戶的精準投放廣告系統推出，才有可能讓社區找到生存辦法。

再出發

2011年離開西祠後，響馬先去了一趟西藏，回來後啟動新項目「孢子」。這是一款基於興趣交友的產品，包括網頁版和移動版本，目標是做一個可以聚合生長的群組型社區。

其實雖然西祠、天涯等逐漸走下坡路，SNS代表公司人人網、開心網都略顯疲態，但依然有各種社交工具層出不窮搶佔用戶時間，無論是微博、微信還是陌陌，都在各自領域佔據一定市場份額。

響馬認為，上述幾類APP代表的是不同社交分類：微博代表的是公開社交網絡，海量快速UGC內容是最大優勢;而微信則是私密熟人社交，在單點社交上做的最好;陌陌代表的則是完全陌生人社交。

「在中國最缺少的就是興趣社交。」響馬說，「孢子」實際上延續他在西祠的思路，雖然在西祠時已考慮到這個方向，但當時要推翻太多東西阻力太大。
事實上百度(159.91, 1.22, 0.77%)貼吧、豆瓣小組的成功，已經驗證興趣社交的持續生命力，不過百度貼吧及豆瓣小組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圍，而響馬認為如果延續西祠的文化氣氛，在興趣社交上依然會有發展的空間。

比起第一次創辦西祠，響馬這次目標更加明確，而且現在互聯網基礎流量夠大，商業模式可以用精準廣告營銷去匹配，已經不會有以前那麼迷茫。

目前孢子整個團隊只有10個人左右，產品也只是初步上線內測，基本都是西祠原來的老用戶。響馬現在並不打算大規模推廣，他認為社交產品核心還是體驗，如果推廣後用戶覺得不好很快會流失，響馬希望把握的節奏是：初期規模、產品優化、再做規模、再做優化。

不過孢子並沒有明確的方向，這和豆瓣小組是截然不同的。響馬坦言試圖避免豆瓣方向性太強的策略，他認為方向性太強的好處是容易運營，但方向性強的時候會過濾掉很多方向不一致的用戶。

響馬更希望用「孢子」這個名字背後的含義去解釋定位：「簡單，輕巧，可複製，可組合，群組和群組可以一起組成更大的群組，就像生命體的繁殖一樣。」

雖然響馬這一次有了清晰的思路，但也不得不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除了百度貼吧及豆瓣小組的持續發力，就連阿里巴巴(滾動資訊)旗下的「來往」也改變策略，同樣以「興趣社交」為主題。

比起上述公司響馬在資金上和資源上並不佔優勢，「孢子」是否能夠從激烈競爭中走出來，還需要時間的驗證。

看中國社交網絡九年興衰史：猜誰是下一個社交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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