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在2月15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作了上述發言。
白重恩在會上分享了一份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這個報告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報告顯示,在稅負維度上,中國在190個經濟體中排第131位,而在20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白重恩表示,這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白重恩指出,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白重恩分析稱,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占的比重只有20%。再看社保繳費在國際上的情況,美國是10%,在福利好的西方國家,比如瑞典則是35%。
白重恩指出,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如果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白重恩還列舉了更進一步的數據。2010年,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中國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中國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以下為白重恩演講實錄:
白重恩:今年年會的組織者叫我講動力,我想動力是一個很大的範疇。我想講一個方面,從財政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經濟的看法,經濟投資簡單分成兩類,一類叫政府驅動的投資,一類是市場主導的投資。這兩類的結構在我們的經濟運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處理的不好,我們可能會陷入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的機理就是,當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為了保增長,要做財政刺激,我們做得最得心應手的就是財政刺激,做政府驅動的投資。當政府驅動的投資增加了以後,占用比較多的資源,使得要素價格上升,然後就會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擠出市場主導的投資。當政府主導的投資多了,就會影響整體的效率,造成整體效率下降。如果整體效率下降,就會帶來經濟下行進一步的壓力,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做了一些數據的分析,證明確實有很多我們的觀察和我剛才講到的是一致的。
比如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高度相關的,比如全社會的資本回報率是在下降的,再比如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在78年到07年之間,平均每年以3.34%增長,帶來GDP6.68%的增長。還有一個更加微觀層面的證據,我們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的分化程度在08年之前是在下降的,08年之後又上升上去了。
為什麽我們會進入這樣一個循環?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之前這樣一個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當基礎設施很短缺的時候,我們是需要政府來做一些投資的。如果沒有這些投資,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我們企業它的運行成本也會比較高,貿易成本也會比較高。但是現在情況改變了,現在我們的投資到基礎設施中得到的回報是越來越低,剛才我說的這個惡性循環就可能會發生。
問題是怎麽走出我們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怎麽走出這樣一個陷阱?剛才我們說有四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導致了下一個環節,仔細想一想並不一定是這樣。比如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導的投資。你可以用政府的財力去降低稅費,這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比較一下這兩個措施它的差別,我們就發現如果是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我們看到了剛才的那個循環。如果降低稅費,當稅費降低了,企業盈利能力增加,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提升,就會誘導更多的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多了,政府主導的投資少了,整體效率就上升,所以這個循環就打破了。當整體效率上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減緩了,我們就走出了這樣一個循環。
這里面一個關鍵就是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還是降低稅費起更大的作用,這就要看我們稅費是不是負擔比較重,如果稅費負擔比較重,我們應該從哪方面入手來降低稅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國際的比較,這個當然不是我做的,這是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個報告,叫做營商環境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其中有一個就是稅負這個維度,在今年出的最新版中,190個經濟體中,我們的營商環境從稅負這個角度來看一下環境,我們是排第131位,排的是比較低的,我們綜合排名是78名。而在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所以說從稅負上講,我們沒有得到改善,甚至稍有惡化。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如果我們要考慮降低稅負的話,從哪里入手?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找了幾個典型的經濟體。按照世界銀行的這些數據,我們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占利潤的比重,世界銀行的研究沒有含增值稅,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們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其他一些經濟體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平均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61%,但是仍然沒有我們高,如果我們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如果一分解我們就看到了問題所在,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的盈利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其他的稅占的比重只有20%。如果我們看社保繳費,我們的國際比較情況是什麽樣呢?美國是10%,大家說美國是一個福利不是那麽好的一個西方國家,我們找福利好的西方國家來比,比如瑞典,瑞典是35%,和我們49%相比,仍然是比我們低的。
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當然增值稅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稅種,如果我們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做一個可比較的比例,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僅看稅,由財政部門收的稅它的負擔,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還有更進一步的數據,在2010年的時候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我們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我們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我們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說,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有人說這是法定繳費率,但是其實法定繳費率和實際繳費率有一定差別,但這種差別並不代表負擔輕了,守法的企業要按法定的繳費率來繳費,所以負擔仍然是很重的。我們希望降低政府主導的投資,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們地方融資平臺借債做的投資效率,我給大家一個數,投資回報率是在不斷下降。我們怎麽辦?既然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提出一個建議,政府資產的使用轉向,我們現在是用政府的資產把它裝到融資平臺中,用資產做資本,去借錢,借了錢去投資。如果政府資產的使用受到了約束,這種投資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如果我們加強對資產負債表的考核,加強對投資績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強政府資產管理,可以適當減少投資的沖動。同時用政府的資產來支持社會保障,就可以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從而降低企業的負擔。政府資產更好的使用,從支持投資到支持社保是一個一舉兩得的事,對於我們改善剛才說的那個惡性循環,走出那個惡性循環,是至關重要的。我就匯報到這兒,謝謝。
3月7日上午,財政部部長肖捷、部長助理戴柏華就“財政工作和財稅改革”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個稅改革、PPP落地、地方政府債務、減稅降費、養老金缺口等眾多熱點問題紛紛拋出,看財政部長肖捷如何作答。
談個人所得稅改革:個稅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因為個人所得稅改革涉及到千家萬戶,關系到每個納稅人的切身利益。目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考慮是將部分收入項目,比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實行按年匯總納稅。
財政部還將考慮制定另一項新的政策,就是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記者朋友剛才提到的,有關‘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這是要考慮的。”
“在研究制定改革方案的時候,我們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那麽,對於其他方面的收入項目、所得項目,比如財產轉讓等,我們考慮繼續實行分類征收。”
談"PPP落地率不高":欲速則不達
PPP項目普遍資金規模比較大,涉及領域也比較廣,同時專業性也很強,如果前期準備、論證不充分,會給項目後續帶來不良影響。
同時,有關PPP項目的信息發布後,社會資本也要有一個適應期和響應期,這些都需要時間。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欲速則不達。PPP項目只有前期的準備充分了,後期的實施才能更加順利。
談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開前門”“堵後門
去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前不久公布的去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根據我們的預測,預計到今年底,負債率也不會出現太大的變化,如果與國際水平相比,應當說中國政府還有一定的舉債空間。
近年來一些地方確實存在不同程度的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個別地區的償債能力還有所減弱。為了防範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財政部高度重視,已經建立了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和分類處置指南等一系列制度。為了制止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行為,下一步,財政部將堅持“開前門”和“堵後門”並舉的做法,進一步健全管理機制。
所謂“開前門”,就是要合理安排地方新增的債務規模。在今年提請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的預算草案中,擬安排繼續發行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同時也要繼續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以滿足地方政府的融資需求,降低融資成本。
所謂“堵後門”,就是要嚴格落實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制度,健全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加大對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的查處和問責力度。
談及隨遷子女入學難:“錢隨人走”
從去年春季的學期開始,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已經建立了城鄉統一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現了“教育經費可攜帶”,用通俗一點的話講,就是錢隨人走。
哪些錢可以隨人走?主要是有兩筆錢:一筆是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學生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接受義務教育,學校都能夠及時獲得學生攜帶的公用經費基準定額。而且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公辦學校還是民辦學校,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已經按區域實現了標準統一。另外一筆錢,就是“兩免一補”資金,也就是免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生補助生活費。從今年春季學期開始,這項政策也將實現全國統一,進一步保障隨遷子女在輸入地公平享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這也是政府時刻放在心頭的一件大事。
談新能源汽車騙補:財政補貼非唐僧肉
財政補貼資金不是“唐僧肉”。對騙補問題,財政部高度重視,已經對部分騙補企業進行了公開通報,並依法從嚴處理和處罰,已經追回騙補資金和罰款約23億元,並且對有問題的車輛不再補貼,對閑置的車輛也暫緩清算。目前,相關企業正在采取措施,認真整改發現的問題。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產銷國,去年產銷量已經分別超過了50萬輛。為了讓市場能夠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有一個適應期,在一定時期內,實行適當的補助政策,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是必要的。
談降稅減費實際舉措:政府部門要帶頭過緊日子
今年既要實施減稅降費政策降低企業負擔,又要保證重點領域的支出,財政收支平衡的矛盾和難度都很大。要做到預算收支平衡,坦率地說只能想盡各種辦法做好“加減法”。
所謂做好“加法”,就是要對扶貧、農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領域加大保障力度。這些方面的支出要確保只增不減。另外,還要增加大氣、水和土壤汙染防治資金,支持完善農業保險保費補貼制度。所謂做好“減法”,就是要牢固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明確要求,要大力壓減一般性支出。在這方面,政府部門要帶頭過緊日子,不能大手大腳地花錢。要繼續按照只減不增的原則,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預算,壓縮會議費等支出,並且按照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非剛性和非重點項目支出。
在做好加減法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加強財政資金的監督管理,繼續推進預算績效評價,同時也要加大預算公開力度,提高支出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更大程度地發揮好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切實把錢花在刀刃上。
談營改增:已做到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一項非常正確的抉擇。全面試點屈指算來已經有10個月的時間。從試點的實施情況看,已經做到了所有行業的稅負只減不增。去年全年由於實行全面營改增試點,減輕企業負擔5700多億元,超出了在設計試點方案時的減負預期。無論是新增試點的行業,還是前期已經開展試點的行業,甚至是原來已經實行增值稅的加工制造業等行業,都全面實現了減稅。
作為稅制本身,由於營改增的實施,增值稅全面替代了營業稅,稅制得到了簡化,解決了過去多年來存在的貨物和服務稅制不統一的問題,消除了增值稅和營業稅並行所造成的重複征稅問題。
談財政赤字空間:首先要看需要
去年和今年增加的赤字,主要是用於減稅降費和保障重點領域的支出,既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適度擴大總需求。今後是否再繼續擴大赤字也應當根據需要來確定。
其次,還要看赤字形成的債務是否有能力償還。我們政府舉債籌集的資金不是用於給公務員發工資、搞福利,而是形成了有效投資,這些投資又相應形成了優質資產,也就是說,債務是有資產對應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終沒有改變。中國經濟的蛋糕會越做越大,財政收入的蛋糕也會隨之增大,這是償還債務的根本支撐。
另外,在今年的預算報告中有關軍費、外交等數據不存在所謂“不透明”的問題。
談企業稅負:適當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預算報告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將增值稅的稅率檔次由4檔減並至3檔,目的就是要營造更加公平的稅收環境,減輕企業負擔,擴大減稅效應。同時,在今年減稅政策的安排中,還有兩項是專門為中小微企業制定的減稅政策,一項就是讓更多的中小微企業能夠享受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的優惠,也就是說,凡是年應納稅所得額在5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都可以享受減半征收的優惠。第二項就是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到了75%,也就是說,在計算企業所得稅的時候,中小企業可以將更多的研發費用在稅前扣除。
降費方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和預算報告都明確提出要求,財政部重點是做好兩項工作。一是全面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包括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基金,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減免部分基金。這項改革措施到位之後,全國政府性基金還剩21項。二是取消或停征35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中央涉企收費項目減少一半以上,還剩33項。
有關方面還要進一步清理規範經營服務性收費,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以上提到的這些減費措施,今年預計將再減少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今年的減稅降費政策給企業直接減輕的稅費負擔加在一起,約有5500億元。
談精準扶貧問題:861億元
今年財政部將繼續貫徹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主要考慮從三方面做好財政扶貧工作。首先,要繼續多渠道增加財政扶貧資金。今年擬安排補助地方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861億元,比去年增長30.3%,重點支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等。同時,在教育和醫療衛生等領域,也會加大扶貧相關投入。另外,我們還致力於發揮好財政資金杠桿效應,撬動更多的社會資本,共同參與扶貧工作。
其次,要深入推進財政扶貧機制的創新。將把涉農資金的整合試點工作推廣到所有的貧困縣,盤活和統籌使用存量扶貧資金,也就是把零錢變成整錢。此外,還將幫助貧困群眾更多地從產業發展中受益。第三,切實加強扶貧資金使用管理。進一步完善管理制度,把支出進度、使用效益作為財政扶貧資金分配和績效評價的重要因素。為加強財政扶貧資金的使用管理,今年財政部將專門組織開展一次檢查,對扶貧資金擠占挪用等違法違規問題,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決不姑息。
談養老金缺口:總體上仍然是收大於支
當前,我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體上仍然是收大於支,能夠保證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目前也確實有一些地方出現了養老金當期收不抵支的問題。對此,財政部和有關部門高度重視,督促當期基金收支矛盾突出的省份,完善相關制度規定,切實加強基金管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解決好基金缺口問題,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從長遠來說,還要進一步改革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堅持精算平衡的原則,做到兩個確保,一是確保制度可持續,二是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
對於如何有效管控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問題,財政部已經陸續出臺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管理辦法和相關的配套政策。比如建立相互制衡的機制,明確委托人和相關機構的權利和責任,要求合理進行資產配置;建立相應的風險準備金制度,專項用於彌補委托投資資產出現的投資損失;另外要求相關的管理機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切實加強風險防控,維護基金安全。對違反規定造成基金資產損失的,要依法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讓億萬人民能夠老有所養,讓老百姓的養命錢真正成為放心錢,這是重要責任,財政部將盡全力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3月31日,歐盟發布了一份歐盟指南草案。根據草案內容顯示,歐盟願意與脫歐後的英國舉行貿易會談,但前提是英國在脫歐“分手”商談進程中進展順利,其中包括支付高達520億英鎊的“分手費”。
事實上,英國脫歐勢必會削弱歐盟的經濟勢力。英國的脫離意味著歐盟失去了組織內部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同時也意味著英國對歐盟預算的貢獻也將消失。據悉,英國是歐盟預算的第四大貢獻國,僅次於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在2015年,英國支付給歐盟的預算費用高達180億歐元,占總預算的15%。因此歐盟需要一筆費用來彌補相應的預算,包括之前所承諾的退休金以及進行審批完成的相關項目。然而,英國表示,它將不會支付這筆“分手費”。同時,其它歐盟成員國也表態,不會為英國“背鍋”。
記者10日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了解到,根據近日簽署的中日間有關社會保障協定,日本將免除中國在日本投資企業的派遣員工、船員、空乘人員、外交領事機構人員和公務員繳納厚生年金和國民年金的義務,中國將免除日本上述人員繳納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義務。
據人社部有關負責人介紹,《協定》的簽署將有效維護兩國在對方國就業人員的社保權益,減輕雙方企業和人員的社保繳費負擔,進一步便利兩國經貿和人員往來。
據了解,中日政府間社會保障協定談判於2011年正式啟動,雙方於2018年1月共同對外宣布實質性結束談判。此前,中國已分別與德國、韓國、丹麥、芬蘭、加拿大、瑞士、荷蘭、法國、西班牙、盧森堡簽署了雙邊社會保障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