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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組織發布環境違法信息公開報告：省級滿分，縣區級或不足40分

如何知道自己所在地區的環境違法情況？政府部門對此類信息的公開情況又是如何？

8月29日，一個來自民間的《省市縣三級環境違法信息網上公開狀況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發布。在環境違法信息透明度方面，這是全國首份基於省市縣三個層面的調研數據，由上海閔行區青悅環保信息技術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上海青悅”），通過網絡調研，歷時3個月統計得出。

報告顯示，環境違法信息的網上公開情況，在省級層面上100%實現了官網披露。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在相關官方網站上，公開了環境違法信息。

在環保法及水汙染防治法等法規文件中，均要求對外公開環境違法信息，接受公眾監督。上海青悅負責人劉春蕾介紹，包括上海在內的多地公開的信息並不多，而較好的省份則公開了具體的處罰書，例如，內蒙古、遼寧等省廳官網即有行政處罰內容的公開。

根據統計，環境違法主體主要是企業，而企業環境違法信息是企業環境信用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這個信息足夠公開透明，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及其應用，才有堅實的數據基礎。也便於公眾了解、監督。”

除天津、北京、上海、重慶四個直轄市以外，全國374個地市（地市信息從上級政府網站獲取）中，對環境違法信息在官網有披露的比例為89.3%，低於省級層面，但總體情況仍比較好。

有18個省份的全部地市，均在當地相關政府官網上公開了環境違法信息，分別為：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山東、陜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貴州、寧夏。

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甘肅省的臨夏回族自治州，海南省的文昌市、東方市，以及雲南省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五地均有相關官網，但查詢不到披露信息。對於這種情況，劉春蕾認為，不能排除這些地區沒有環境違法案件，但建議能有相關信息公開專欄，也可註明沒有違規案例。

另外，34個地市查詢不到相關官網（包括當地政府或職能部門的官方網站），西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海南三地無官網的地市均超過全省地市總數的一半。

與地市情況相比，除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外，全國共計3016個縣區中有官網、有披露的比例，僅占39.52%。北京市的縣區情況最好，全部有官網、有披露。此外，上海、重慶、浙江、福建、江蘇、吉林、四川、青海、河北這9個省份，分別有過半的縣區有官網、有披露。

總數中有一半以上的縣區搜尋不到發布環境違規信息的官網，共1587個。其中，西藏、遼寧、新疆、安徽、甘肅、河南、江西、雲南、廣西、貴州、山西、天津、陜西、黑龍江、內蒙古、山東、湖南、海南等18個省份，有過半的縣區查詢不到如上官網。另外，有官網無披露的縣區達到95個，占比3.15%；約一成的縣區的相關官網進不去。

四川省在2016年6月發布公告，宣布取消縣級及以下政府職能部門的官方網站，相關信息統一至縣政府官網公布，該省現有的195個縣區官網中123個網站披露了環境違法信息。

總體而言，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環境違規信息公開情況逐級下降，縣區一級最不樂觀，不只是西部地區，中東部也存在沒有公開的情況。考慮到縣區一級的財政、人力等局限性，上海青悅建議地方政府官網設置專門公開目錄，或者統一到上級匯總公開。

省級現貨平臺被判非法期貨交易 首例高院裁決開先河

近日，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現貨交易平臺蘭州西部商品交易中心和其會員單位所提供的交易無效，返還投資者本金，維持原審法庭做出的裁決。這是國內首例高院認定擁有省級政府批文的現貨平臺從事非法期貨交易，支持投資者的申訴。

近年來，不少地方交易平臺打著現貨白銀、現貨原油等名號，以短期高回報、及時止損的噱頭引誘投資者參與。這些平臺的交易普遍具有T+0、高杠桿、強制平倉、買多賣空雙向交易等類似期貨交易的特征，往往給投資者造成巨大損失。

2011年以來，國務院38號文、37號文，以及證監會111號文等多項文件都將地方平臺的上述交易方式認定為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由證監會牽頭的部際聯席會議也對各地交易平臺進行了清理，保留了部分平臺由省級政府審批和監管。即便如此，投資者與交易平臺的糾紛屢屢不絕，愈演愈烈，而法庭審理往往以投資者撤訴和解，或是法院駁回投資者申訴結束。

專家認為，此次甘肅省高院的判決是第一次二審高院認定獲省級政府批準的地方交易平臺從事非法期貨交易，並判會員和平臺承擔連帶責任，共同返還投資者本金，這次判決會對未來類似案件的法庭裁定起到示範作用。

西部商品交易中心於2013年6月成立，2014年1月，由甘肅省商務廳發文同意設立，並獲得甘肅省政府審批。同時，根據甘肅證監局、甘肅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反饋意見，西部交易中心設立後不得從事期貨交易。

據了解，西部商品交易中心從2014年開始提供所謂“飛天銀”、“飛天油”等商品的電子盤交易，交易實行類似期貨市場的保證金制度、強行平倉制度、限倉和大戶報告制度等，來招攬投資者參與交易，由會員公司和投資者進行對賭。

在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多位投資者因參與西部商品交易中心的交易而遭受虧損，受到虧損後12位投資者將西部商品交易中心和其會員單位蘭州聖大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下稱“蘭州聖大”)告上法庭。初審法庭蘭州中級人民法院裁定，被告在沒有期貨交易的資質卻提供了實質上的期貨交易，應償還投資者全部本金。

但西部商品交易中心和蘭州聖大不服原判，認為交易平臺是經相關部門嚴格審批後成立的，具備有關現貨的儲備、交收條件，具備交割能力;投資者的交易行為系自願開戶、自行管理、自負盈虧，不存在誘導或強迫交易的情況。因此，二者向甘肅省高院提出再審，請求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投資者代理律師中銀律師事務所上海所律師郝大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本案的焦點之一是對標準化合約和集中式交易的認定，由於法律上並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當交易平臺辯稱是實物交易而不是合約交易時，是一對一交易而不是集中式交易時，就需要論證什麽是標準化合約交易，什麽是集中式交易。

甘肅省高院在裁決書上指出，西部商品交易中心的交易品種、交易單位，最小變價單位、合約期限、履約保證金、單筆最大交易限額、最小交割單位、延期費率等要素都是交易前就確定好的，投資者下單買賣的實際上是以石油為名稱的標準化合約。

此外，就單獨客戶而言，投資者與聖大公司之間是一對一的交易，但聖大公司同時與眾多客戶開展買賣行為，實際上構成了集中交易的結果。

郝大海告訴記者，這種投資者與會員公司之間的一對一交易也叫做做市商交易。“做市商坐莊的人是誰，如果只有平臺那就是平臺，現在既有平臺也有會員單位的話，這里面就產生了很大的分歧，畢竟投資者的錢是打到平臺去了，平臺和會員單位之間的資金分紅，分配多少他們是不舉證的。”

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按理說，交易場所不參與交易，只是提供一個平臺。但實際上，交易所和大的會員串通一氣，成為利益的共同體。”

他認為，從宏觀上看，場外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利用互聯網電子商務進行金融創新、發揮中遠期現貨套期保值功能的探索值得鼓勵。但是微觀上看，一些平臺誤入歧途，簡單炒作海外價格，本身並不具有價格發現和交割功能，也沒有現貨企業參與交易，對實體經濟意義不大。大宗商品交易市場應該直接為實體經濟服務，當務之急是幫助企業把貨物賣出去，去庫存去產能。

省級環保機構擴權 “垂管”旨在沖破地方保護

繼環境保護部升格之後，新一輪環保機構重大改革大幕開啟。

9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的通知。根據這一指導意見，“十三五”時期，我國將完成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任務，到2020年，全國省以下環保部門按照新制度高效運行。

環境執法機構將列入政府行政執法部門序列。攝影/章軻

“底盤性”的制度改革

《指導意見》提出，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旨在“加快解決現行以塊為主的地方環保管理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

在22日下午環保部舉行的《指導意見》解讀會上，環境保護部地方環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吳舜澤對記者表示，“現行以塊為主的地方環保管理體制，使一些地方重發展輕環保、幹預環境監測監察執法，使環保責任難以落實，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現象大量存在。”

吳舜澤介紹，以塊為主的地方環保管理體制，綜合起來存在“四個突出問題”：難以落實對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監督責任;難以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對環境監測監察執法的幹預;難以適應統籌解決跨區域跨流域環境問題的新要求;難以規範和加強地方環保機構隊伍建設。

“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對於全國環保系統來說，是一個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舉措。”環境保護部地方環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主任葉民對記者說。

“與一般的、單項的、單純的制度改革不同，垂改要動體制、動機構、動人員，是對地方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一項根本性改革。”吳舜澤對記者說，同時，垂改也涉及監測、監察、執法、許可等制度的重構，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垂直管理制度是環境治理基礎制度，垂改是“底盤性”的制度改革。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在這次改革中，省級環保部門的權力得到明顯強化。《指導意見》確定，此次改革旨在“強化省級環保部門對市縣兩級環境監測監察的管理”。

在具體的改革措施中，《指導意見》提出，省級環保部門對全省(自治區、直轄市)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在全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統一規劃建設環境監測網絡，對省級環境保護許可事項等進行執法，對市縣兩級環境執法機構給予指導，對跨市相關糾紛及重大案件進行調查處理。

此外，市級環保部門對全市區域範圍內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負責屬地環境執法，強化綜合統籌協調。縣級環保部門強化現場環境執法，現有環境保護許可等職能上交市級環保部門，在市級環保部門授權範圍內承擔部分環境保護許可具體工作。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根據《指導意見》，地方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將進行調整。市級環保局實行以省級環保廳(局)為主的雙重管理，仍為市級政府工作部門。省級環保廳(局)黨組負責提名市級環保局局長、副局長，會同市級黨委組織部門進行考察，征求市級黨委意見後，提交市級黨委和政府按有關規定程序辦理;縣級環保局調整為市級環保局的派出分局，由市級環保局直接管理，領導班子成員由市級環保局任免。開發區(高新區)等的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改革方案由試點省份確定。

12省市提出改革試點申請

《指導意見》明確，鼓勵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申請開展試點，並積極做好前期準備。環境保護部、中央編辦根據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特點和環境問題類型，結合地方改革基礎，對申請試點的省份改革實施方案進行研究，統籌確定試點省份。試點省份改革實施方案須經環境保護部、中央編辦備案同意後方可組織實施。

吳舜澤透露，目前河北、上海、江蘇、福建、山東、河南、湖北、廣東、重慶、貴州、陜西、青海等12個省(市)以黨委或政府名義提出了改革試點申請，並開展了改革實施方案起草等前期準備工作。

“環保部、中編辦將從東中西部區域統籌、前期準備基礎、經濟社會發展特點和環境問題類型、地方改革實施方案完善性等方面考慮，統籌確定試點省份，成熟一個、備案一個、啟動一個。”吳舜澤說。

據本報記者了解，目前，河南、江蘇等省已拿出相應工作方案，河南省還專門制定了《關於做好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期間工作的意見》。江蘇省環保廳有關人士透露，相關方案已報批。

日前出臺的《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福建)實施方案》也確定，“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先行在莆田市開展試點，2017年出臺實施方案，在全省全面實行垂直管理制度。”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目前，環境保護部正在與有關省份對接，協助完善形成各省改革實施方案。

根據《指導意見》的要求，試點省份要進一步強化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環境保護主體責任、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成員主要責任，完善領導幹部目標責任考核制度，把生態環境質量狀況作為黨政領導班子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

同時，建立和實行領導幹部違法違規幹預環境監測執法活動、插手具體環境保護案件查處的責任追究制度，支持環保部門依法依規履職盡責。

解讀會上，吳舜澤對記者表示，“如果認為垂改後，地方環境保護主體責任轉移到環保系統或上交到上級政府，那是錯誤的。”他表示，“垂改不是改變或弱化地方黨委和政府環境保護主體責任，而是要強化地方黨委和政府生態環境主體責任、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成員的主要責任。”

他介紹，根據《指導意見》，在中央文件層面首次提出制定並落實環保責任清單，要求地方黨委和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管發展必須管環保、管生產必須管環保，避免責任多頭、責任真空、責任模糊。同時，進一步優化省市縣環保職能，省市縣三級各自聚焦主責主業，提高環境保護的整體效果。

垂改政策影響評估“效果明顯”

在環境監察方面，《指導意見》確定，試點省份將市縣兩級環保部門的環境監察職能上收，由省級環保部門統一行使，通過向市或跨市縣區域派駐等形式實施環境監察。

在這次改革中，環境監測得以強化。《指導意見》確定，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所轄各市縣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調查評價和考核由省級環保部門統一負責，實行生態環境質量省級監測、考核。現有市級環境監測機構調整為省級環保部門駐市環境監測機構，由省級環保部門直接管理，人員和工作經費由省級承擔，領導班子成員由省級環保廳(局)任免。現有縣級環境監測機構主要職能調整為執法監測，隨縣級環保局一並上收到市級。

此次改革，令基層環保執法人員感到欣慰的是《指導意見》明確，“加強市縣環境執法工作”，依法賦予環境執法機構實施現場檢查、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的條件和手段，將環境執法機構列入政府行政執法部門序列，配備調查取證、移動執法等裝備，統一環境執法人員著裝，保障一線環境執法用車。

“在環保執法人員的著裝方面，財政部將給予支持。未來，全國環保系統的執法人員將統一著裝，統一制式，在這方面，環保部也會有系統的安排。”吳舜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而對於基層環保部門反映的“身份尷尬”問題，《指導意見》明確，統籌解決好體制改革涉及的環保機構編制和人員身份問題，保障環保部門履職需要。目前仍為事業機構、使用事業編制的市縣兩級環保局，結合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分類改革，逐步轉為行政機構，使用行政編制。

有專家表示，當前，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應著重解決好縣級環保部門的法律地位問題，垂直管理後，(縣、區)環保局成為市環保局派出機構，地方人民政府履行環境保護職責將失去有效的載體或部門支撐，環境質量責任難以落實。此外，還應解決好縣級環保部門直管後的公平問題，與地方政府的協作機制問題和自身管理監管問題。

解讀會上，吳舜澤對記者表示，根據此前所做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的政策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垂改可以調動條塊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可以促進地方黨委和政府履行環境質量改善主體責任，可以分級厘清事權，促進縱向有序、橫向協調，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可以回應廣大人民群眾扭轉環境惡化、提高環境質量的熱切期盼。

換屆之年省級人事觀察 黨委一把手更重地方經驗

自2014年8月王儒林調任山西省委書記開始，中央新任命的19名省委書記，多是從地方產生。圖為2016年1月24日，時任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恒在雲南兩會上。8月，李紀恒調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東方IC/圖）

十八大之後的幹部任用中，工作經驗豐富的“老將”頻頻擔當重任。

《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提出，領導班子年齡結構方面，堅持老中青相結合的梯次配備，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

經過幾輪調整以後，各省黨政正職已基本配齊。但在副省級崗位中，仍有多個空缺有待補位，空缺時間長的將近1年。

5年一度的省級黨委換屆即將啟幕。2016年8月31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八屆九次會議宣布，將在今年11月召開自治區第九次黨代會，進行換屆。

至此，已有江蘇、山西、安徽、內蒙古、西藏等14個省份宣布即將召開全省黨代會。除了內蒙古的召開時間尚不明確，另13個省份已明確定在今年第四季度召開，其中河南、山西、安徽、新疆將於10月份召開。

在上一輪換屆中，這14個省份都在2011年下半年，其他省份則到2012年上半年，本輪換屆是否維持同樣的安排尚難料定。

根據地方黨委換屆的總體部署，換屆自下而上進行，目前省以下的市、縣、鄉黨委換屆已近尾聲。省級換屆雖然尚未開始，但常委的調整已經進行，今年已有14個省級黨委書記被調整，最新走馬上任的是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

工作經驗豐富的“老將”受重視

以往的慣例是，書記和即將提名為下一屆行政首長人選的副書記，一般都會在換屆之前調整到位，換屆時這兩個黨政主官人選很少再變動。

以省級為例，省委書記和省長人選一般換屆之前就會調整到位，換屆時只對專職副書記和其他常委人選進行調整，最近幾次換屆大抵如此。不過也有例外，上一輪換屆時，北京市就是在換屆期間實現新老市委書記交替的，原書記劉淇退任，原市長郭金龍接任。

按照這樣的慣例，今年以來調整過的省級黨政主要領導，近期再調整的可能性將會較小。今年中央對14個省份黨委書記進行調整時，還對部分省長進行了調整，一批工作經驗豐富的省部級領導擔當重任。最新一例是工信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許達哲“空降”至湖南任代省長，許達哲生於1956年，今年60歲，已接近副部級幹部的退休臨界點。

達到或臨近60歲當上省長的還有林鐸、劉奇。林鐸也是生於1956年，今年3月從遼寧省紀委書記崗位上被交流到甘肅任代省長。生於1957年的劉奇此前任江西省委專職副書記，今年7月任江西省代省長。於偉國生於1955年10月，去年11月以超過60歲的年齡，從福建省委專職副書記任上轉任代省長，今年1月升至正部。

與省長一樣，新任省委書記中，也不乏一批工作經驗豐富的官員。8月底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吳英傑，生於1956年，此前任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十八大以來，受到類似擢升的幹部還包括：今年從遼寧省紀委書記升任甘肅省省長的林鐸，以及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長升任自治區政府主席的布小林等。

目前，中辦發出的關於做好換屆工作的通知全文尚未公開，但2014年制定的《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提出，領導班子年齡結構方面，堅持老中青相結合的梯次配備，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

2014年12月，58歲的浙江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研室主任舒國增，進京出任中央財辦副主任。2015年9月，時任江西省常務副省長莫建成升任江西省委副書記。莫此時離60周歲只剩不到半年時間，3個月之後，2015年12月，莫建成調任中紀委駐財政部紀檢組長。

今年以來，先後有60歲的河南省常務副省長李克升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59歲的北京市委常委茍仲文升任市委副書記，59歲的黑龍江省紀委書記黃建盛升任省委副書記。今年6月，61歲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車俊調任浙江省代省長。車俊此前已經是正部級，這次調任在級別上屬平級調動，但從西部地區的副書記，到了東部發達地區浙江當政府“一把手”。

省委書記多從地方產生

今年以來，書記被調整的14個省份分別是河南、陜西、青海、江西、山西、江蘇、新疆、內蒙古、安徽、雲南、西藏、湖南、湖北、天津。

至目前，僅有湖北省委書記尚空缺，另13個新任省委書記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1人是直接從中央“空降”的。連續13名省委書記都從地方幹部中產生，這在過去少見。

13名新任省委書記中，只有西藏的吳英傑沒有當過省長，由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升任，另12人都當過省長。河南的謝伏瞻、陜西的婁勤儉、江西的鹿心社、雲南的陳豪、湖南的杜家毫、安徽的李錦斌，都由本省省長任上升任書記。青海省省委書記王國生、江蘇省省委書記李強，此前分別擔任湖北、浙江的省長。

山西的駱惠寧、新疆的陳全國、內蒙古的李紀恒、天津的李鴻忠等此前在其他省份任省委書記，此次屬於平級調動。他們4人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首次當書記之前也是省長。駱惠寧曾擔任青海省省長，後任青海省委書記。陳全國曾從河北省長崗位上升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李紀恒此前任雲南省委書記，再往前的職務則是雲南省省長。

實際上自2013年全國兩會結束那一輪地方人事調整後，就鮮有中央部委領導直接“空降”到地方擔任省委書記。

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一批地方省委書記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的領導人。補位時，中央從地方提拔了一批，也從中央部委“空降”了一批，如時任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李建華出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隨著本次兩會結束，此後再任命的省委書記中就難見從中央部委直接空降的官員了。

2014年8月，時任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調離山西，“救火隊長”王儒林赴任。之後新任命的省委書記中，吉林的巴音朝魯、貴州的陳敏爾、河北的趙克誌、遼寧的李希、安徽的王學軍等人，都從地方產生。這6人加上今年新任命的13名省委書記，共19人。

這樣的任用思路，體現了在考察黨委“一把手”時，更註重地方工作經驗。

省長也多數還是從省委副書記中提拔，今年已有四川、陜西、江蘇、福建、山西、江西、安徽、湖北、天津等地的副書記出任（代）省（市）長。

人選考察越來越慎重

經過幾輪調整以後，各省黨政正職已基本配齊，除了湖北省委書記雲南省長沒有到位。但在副省級崗位中，仍有多個空缺有待補位。

造成崗位空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反腐，今年4月，濟南市長楊魯豫落馬後，留下的空缺至今未補，空缺時間已經超過5個月。

同時，因為人事調整留下了空檔期，目前已有多個省委專職副書記崗位長期空缺。今年4月，陜西省委副書記胡和平升任省長後，省委專職副書記至今沒有補上。在胡和平之前，江蘇省委副書記石泰峰、福建省委副書記於偉國都在去年11月出任代省長，後相繼轉正，但兩省的省委副書記繼任人選至今沒有明確，空缺時間已經長達10個月。今年2月，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調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後，湖南省委副書記的接替人選也無公開消息。

最近，隨著江西省委副書記劉奇、安徽省委副書記李國英、湖北省委副書記王曉東、天津市委副書記王東峰轉任代省（市）長，這4地的副書記也留下了空缺。

省委副書記以下，各省委常委也存在類似情況。今年6月，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楊嶽調任江蘇省常務副省長，今年7月，福建省委秘書長鄭曉松調任中聯部副部長，留下兩個省委常委的空缺。

在地方上，一些雖非省會，但經濟實力強或政治地位重要的地級市市委書記也由省委常委兼任，如湖北襄陽、浙江溫州、江蘇蘇州、河南洛陽、陜西延安等。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多個標配為省委常委兼任的職務，“新官”上任後也沒有立即進入常委。上一任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於2013年6月到任，直到2014年12月才升任浙江省委常委。原北京朝陽區委書記程連元2015年7月調任昆明市委書記，今年3月才躋身雲南省委常委行列。與程連元同事的李小三，2015年12月擔任雲南省委組織部長，也是過了5個月，到今年5月才晉升為省委常委。

專家指出，多個副省級崗位長時間缺員，以及一些“標配”為省委常委兼任的職位，新任領導沒能立即成為省委常委，顯示出對省部級幹部人選的考察正越來越慎重。

換屆之後，調整還會繼續

按慣例，地方省委換屆之前，中央會派出幹部考察組，根據常委會的空缺名額，對符合條件的人選進行考察。根據中共中央今年1月印發地方黨委工作條例，省級常委會委員名額為11至13人。

上一輪換屆結束時，除了新疆、西藏，各省常委會都保持在13人，但到現在隨著人事調整以及部分常委因年齡原因退居二線或者退休，不少省委常委會已出現缺額，如北京市委常委兼教工委書記茍仲文今年4月升任市委副書記，北京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戴均良今年6月調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後，北京市委常委會還有2名缺額沒有補充。

但根據《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配備黨政領導班子時不僅要考慮年齡結構，還要優化知識專業結構，重視充實熟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新型城鎮化、生態文明建設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工作的幹部。

連續三任國家航天局局長出任地方要職就是一個例證，今年8月，工信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兼國家航天局局長許達哲被任命為湖南省代省長，其前任馬興瑞目前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市委書記，而當年交棒給馬興瑞的陳求發，目前任遼寧省省長。

本輪換屆安排是，安徽、新疆、山西、河南於10月召開下一次黨代會，湖南、西藏、江西、河北、福建下一次的黨代會將在11月召開，遼寧在12月召開，江蘇、雲南、廣西則定在今年第四季度召開。內蒙古自治區今年8月4日召開的自治區黨委全委會，已經審議通過召開下一次黨代會的決議，意味著換屆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但具體日期尚未公布。

這些安排中都沒有確定黨代會召開的具體日期，這與換屆流程有關。按照流程，召開黨代會之前，還要召開上一屆黨委會的最後一次全會，在這次全會上確定通過黨代會的具體召開日期。

如5年前內蒙古自治區第九次黨代會（選舉產生了本屆黨委）是2011年11月召開的，11月8日，在呼和浩特召開了第八屆委員會第二十次全體會議。會議主要任務是討論通過八屆黨委向第九次黨代會的報告，並確定第九次黨代會於11月10日召開。

其實，換屆完成之後，調整還會繼續。如2011年10月30日，安徽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常委會，時任省長王三運當選省委常委，但兩個月不到，王三運就被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省委常委再作調整。

“自下而上”的換屆原因是，黨代表需要從下而上逐級選舉，但是，下級換屆已經完成後，上級換屆時還要從下級提拔幹部，造成下級常委會出現空缺，不得不在屆中調整常委會組成人員。

2014年7月，在本屆各省常委會履職時間過半時，南方周末曾對404名省委常委的職務變動情況進行過統計，發現已有103人不再擔任本省省委常委，占比高達25%。

銀監會松綁地方AMC不良對外轉讓 省級最多可設立兩家

第一財經從多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下稱“地方AMC”）獲悉，銀監會於近日下發了《關於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放寬了地方AMC的相關限制。

例如，此前近允許省級人民政府設立一家地方AMC，上述政策放寬了限制，允許有意願的省級人民政府增設一家，意味著每個省可以設置兩家地方AMC。

銀監會還要求，省級人民政府增設地方AMC應該考慮三大因素，一是當地不良貸款余額較高，不良貸款處置壓力較大；二是不良資產增速較快，不良資產轉讓需求較高；三是已設立的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正常經營並已積極發揮作用。

每省地方AMC限制提高到兩家，意味著未來將有更多的機構參與到不良的市場當中。根據相關數據統計，目前已經設立的地方AMC已經達到28家。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44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452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75%。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近日在接受學習時報專訪時表示，過去三年，商業銀行用撥備核銷以及其他手段處置了大約2萬億元不良貸款。這些都表明，不良處置市場有巨大的潛力。

在銀監會下發的上述函中，在業界人士看來更具有影響力的是放開了對地方AMC收購的不良資產不得對外轉讓的限制。

銀監會允許地方AMC以債務重組、對外轉讓等方式處置不良資產，對外轉讓的受讓主體不受地域限制。

“最關鍵一點，地方AMC獲得與四大（AMC）同等待遇了，都可以直接轉讓，後續如果司法解釋配套完全，那麽地方資產公司就與四大站在同一標準線上。”一位地方AMC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上述地方AMC人士稱，以前地方AMC只能通過轉收益權這種方式回避監管。銀監會對此松綁也會影響最終端，比如民間投資人的，以往出於業務考慮，只會找四大做通道摘包，現在就多更多的選擇。

此前，有消息稱，民生銀行也有計劃設立自己的AMC，同時市場也有專家呼籲試點民營AMC，上述地方AMC人士表示，現在的趨勢是越來越市場化，這些都有可能。

劉捷當選江西省委常委 系全國首位70後省級常委

16日據人民網消息，中共江西省第十四屆委員會第一次全會選舉產生新一屆江西省委常委。

名單如下：鹿心社、劉奇、姚增科、李炳軍、孫新陽、趙愛明、毛偉明、尹建業、殷美根、陳興超、劉捷、趙力平。其中，鹿心社當選為省委書記；劉奇、姚增科當選為省委副書記。

其中，生於1970年1月的劉捷當選為江西省委常委，成為我國首位“70後”省級黨委常委。

劉捷

據資料顯示，劉捷，江蘇丹陽人，1992年從北京科技大學畢業後赴湘鋼煉鋼廠工作。

1996年到2000年的四年間，劉捷由湘鋼第二煉鋼廠的轉爐車間副主任一步步升任至煉鋼廠廠長。

2003年進入湘潭鋼鐵集團管理層，歷任集團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總經理等職務。

2008年8月，38歲的劉捷成為了湖南省商務廳廳長、黨組書記。

2011年12月，在履新廳長3年後，劉捷離開湖南，調江西省任職，履新新余市委副書記，次年2月正式當選為新余市市長，2013年8月升任新余市委書記。

今年9月，時任宜春市市長的蔣斌調任新余市委書記，劉捷轉任江西省委副秘書長。

省級財政透明8年翻一倍，僅寧夏湖南“剛及格”

2016年中國省級財政透明度得分約42分，不及格。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透明度得分中，僅寧夏、湖南兩地及格。

這是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2016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下稱《報告》)透露的信息。《報告》項目組發現，省級財政透明度在逐步改善，從2009年的21.71分增長至2016年的42.25分，幾乎翻了一倍，不過仍未及格。

相比此前沒有一個省份及格的現狀，今年寧夏(65.53分)和湖南(65.18分)“異軍突起”，比去年增加了40多分，從去年排名靠後躥升到今年前兩名。財政大省江蘇以23.71得分墊底。

《報告》判斷財政透明度主要依據9個信息要素，按權重大小分別是一般公共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部門預算、國有企業、政府資產負債、政府性基金、財政專戶管理資金預算等。從這些信息要素得分看，政府資產負債和財政專戶管理資金預算信息公開情況最差，平均得分不到13分。

《報告》項目組組長、上海財經大學公管學院院長劉小兵對第一財經分析，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

《報告》項目組副組長、上海財大教授鄧淑蓮指出，現行預算法沒有明確規定公開政府資產負債信息，一些地方以法律沒規定就不公開。

在劉小兵看來，現在政府主動公開意識還不夠，財政透明度得分高的省份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項目組發函申請後才公開相關信息，如果把依申請公開得到信息剔除，可能中國財政透明度得分只有現有的一半。

首先，公開意味著責任。再次，公開並不意味著透明。目前部分財政信息公開的核算科目設計不合理不科學，即使公開了也並不知道這筆錢花在哪里。比如教育支出，只能看到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等分別花了多少錢，但給北大、清華等各個學校多少，看不出來。

一個好消息是，財政部11月發布《地方預決算公開操作規程》等文件，強化地方公布更廣、更詳細的財政信息。針對2016年地方預決算專項檢查工作也於近日啟動。

副省級城市大比拼：五城進萬億俱樂部，廣深領銜

在城市經濟發展中，行政資源配置至關重要，體現形式也有多種，有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等。這其中，副省級市相當重要，是行政地位上僅次於直轄市的重點城市。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設立至今20多年來，這些副省級城市的發展如何?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15個副省級城市經濟盤點發現，有5個副省級城市GDP超過了萬億大關，廣州和深圳遙遙領先。

15個副省級城市

副省級市正式施行於1994年2月25日，前身為計劃單列市。1993年7月，中央明確除深圳、重慶、大連、青島、寧波、廈門這6個非省會城市仍保留計劃單列市外，其余省會城市不再實行計劃單列。1994年，原14個計劃單列市和濟南市、杭州市共16個市的政府機關行政級別被定為副省級，但仍為省轄市。重慶則於1997年成為直轄市，副省級市減少為15個。

也就是說，目前現有的15個副省級城市，包括了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這5個計劃單列市，以及廣州、杭州、南京、濟南、沈陽、長春、哈爾濱、武漢、成都、西安10個省會城市。

5個計劃單列市全部位居東部沿海省份，其中深圳、寧波、青島和大連對應的省會城市廣州、杭州、濟南和沈陽都是副省級城市，唯有廈門對應的省會福州是地級市。福建是唯一一個省內有城市比省會城市級別更高的省份，福州也是華東沿海省份中唯一沒有被確定為副省級的省會城市。

在10個副省級省會城市中，有6個城市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中心，位列傳統的十大城市之中，分別是廣州、南京、沈陽、武漢、成都和西安，它們與四大直轄市一樣，集中了全國最多最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

從區域分布上，15個副省級市大部分位居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只有3個，即武漢、成都和西安這三個大區中心城市。東北地區則有4個，分別是沈陽、長春和哈爾濱3個省會城市，以及大連這個計劃單列市。

廣深領銜萬億俱樂部

從這15個副省級市的經濟總量來看，廣州、深圳、武漢、成都和杭州這5個城市排入前10名，它們的GDP都超過了萬億大關。在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前10名的城市中，即包括這5個副省級城市，4個直轄市以及普通地級市中經濟總量最大的蘇州。

其中廣東轄下的廣州和深圳在15座城中遙遙領先，去年兩城的GDP分別達到了1.81萬億和1.75萬億，與北京、上海一起構成了我國一線城市的格局。廣東省坐擁兩個一線城市，其第一經濟大省的地位可見一斑。

廣州從1989年起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三的位置，一直保持至今，不過近年來的地位不斷受到同省兄弟深圳的挑戰。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GDP名義增速達到11.2%，比廣州高出3.1個百分點。

廣深之後，是武漢、成都和杭州，這三個城市分列8到10位。十年前，成都和武漢這兩個中西部省會GDP總量分列全國所有城市第14和15位，如今成都升至第9，武漢名列第8。究其原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沿海外貿明星城市發展放緩，而成都和武漢則憑借自身良好的產業基礎和各種優勢，吸引了大量的企業落戶，區域經濟也快速發展。

杭州的表現也可圈可點。盡管2008年以後，杭州經濟增速也曾一度放緩，但近兩年得益於第三產業尤其是信息經濟的增長，杭州經濟實現完美轉身。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780.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0%。至今年三季度，全市GDP持續6個季度保持兩位數的增長。

這其中，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繼續高速運行。數據顯示，前三季度，杭州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1865.77億元，增長23.1%，高於GDP增速13.1個百分點，占GDP的24.0%，比上半年和去年同期分別提高0.2和1.1個百分點。

除了這5個城市，南京和青島也正在加速向萬億俱樂部靠近。尤其是南京，2015年實現生產總值9720.77億元，按照目前的增速，今年進入萬億俱樂部已經是板上釘釘。

廈門：經濟總量小房價卻不低

在這15個副省級城市中，有14個城市GDP總量超過了5千億大關，它們全部位居我國GDP總量的前30名。從人口總量方面看，大多數城市人口總量都在700萬以上(大連逼近700萬)，有4個城市超過了千萬大關，分別是成都、廣州、深圳和武漢。

這其中，廈門是個例外。從經濟總量上看，去年廈門僅為3466億元，在全國地級以上城市中位居第51位，僅略高於蘇州轄下的縣級市昆山，僅為榜首廣州的19%;人口總量上，盡管近幾年來廈門的人口高速增長，但2015年該市總人口也不過386萬，與其他城市差距遙遠，其總人口只有廣州的28.6%。

不過，盡管經濟發展和人口集聚方面遠不如一線城市廣州，但廈門的房價卻僅次於北上深，高居全國第四，遠高於廣州。可見經濟增長與人口流入並不是決定一個城市房價的關鍵，土地供應是否真正滿足市場需要更為關鍵。實際上廈門去年的樓市成交也僅為350萬平方米，相當於廣州、成都等大城市的一個零頭。但這幾年廈門土地供應十分有限，遠遠沒有滿足市場需求。

當然，在幾個主要指標方面，廈門並不都是敬陪末座的位置。在人均GDP方面，有8個城市的人均GDP超過了10萬大關，其中最高的是深圳，達到了157985元，武漢是其中唯一一個來自中西部的城市。經濟總量最小的廈門人均GDP為90378元，位居第9。

在榜尾，人均GDP低於8萬的有4個城市，分別是成都、長春、西安和哈爾濱，主要位於西部和東北。其中，哈爾濱的人均GDP最低，僅為59027元。

錢袋子：幾家歡樂幾家愁

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一個城市財力的主要組成部分。有多少錢才能辦多少事，城市公共預算收入的多寡，決定了其在城市建設、民生支出、契稅優惠等方面的投入。因此一般預算收入是一個城市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GDP與財政收入有一定的正相關性，GDP高的城市，財力相應也要強些。在一般預算收入方面，15個副省級城市中，有8個城市的收入超過千億大關。

其中位居榜首的是深圳。數據顯示，2015年，來源於深圳的公共財政收入達到7240億元，比上年增長30.2%，中央級收入實現4512億元，增長29.7%;深圳市地方級收入實現2728億元，增長31%，為近8年以來新高。

深圳的一般預算收入高，一方面得益於自身金融業、房地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也得益於計劃單列體制下，在稅收方面直接與中央分成，不上繳所在省，留下來的部分自然也較高。

類似的還有廈門，雖然GDP和人口總量在15個城市中落後於其他城市，但廈門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也達到了606億元，超過了長春、哈爾濱、大連這些GDP和人口遠多於自己的兄弟城市，與濟南和沈陽相當。在福建省內，廈門經濟總量和人口也遠不如泉州和福州，但是廈門一般預算收入卻超出他們。主要原因與深圳計劃單列市的情況相同。

相比之下，有些城市的日子就要“捉襟見肘”多了。比如廣州，雖然在15個副省級市中經濟總量位居第一，但其一般預算收入僅為1349億元，不到深圳一半。

原因在於廣東地區發展差距懸殊，全省21個地級市，有12個地級市的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有些甚至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廣東要平衡發展，需要加大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珠三角發達地區更要多作貢獻。

另一方面，廣東經濟發展失衡嚴重，資源聚集珠三角，尤其是廣深。但由於深圳稅收不上繳所在省，廣州、佛山、東莞要做的貢獻就更大了，廣州作為長子，責無旁貸。

這樣一來，廣州的財政收入雖不少，但由於上交中央和省里的比例高，自身留下的並不多。打個比方，廣州每產生1元財稅收入，大概有0. 75元貢獻給中央和省內，自己只留0.25元。比如，去年全年來源於廣州地區的財政總預算收入5116億元，相當於廣州一般預算收入的4倍。

與廣州同樣捉襟見肘的還有東北幾個城市，如大連、沈陽、哈爾濱和長春，它們的經濟總量和人口都遠多於廈門，但是財政收入卻與廈門相當，或遠低於廈門。比如長春僅為388.2億元，哈爾濱也僅為407.7億元，大連為579.9億元。

表1 2015年全國GDP前10名城市

城市

2015GDP

排位

上海

24964.99

1

北京

22968.6

2

廣州

18100

3

深圳

17503

4

天津

16538.19

5

重慶

15719.72

6

蘇州

14500

7

武漢

10905.6

8

成都

10801

9

杭州

10053.58

10

表2：15個副省級城市數據大比較

城市

GDP（億元）

全國位次

名義增速

常住人口（萬）

人均GDP（元）

一般預算收入

廣州

18100

3

8.34%

1350.11

134063

1349

深圳

17503

4

9.38%

1137.89

157985

2727.06

武漢

10955

8

8.80%

1060.77

103274

1245.63

成都

10801

9

7.40%

1465.8

74273

1157.6

杭州

10053

10

9.20%

901.8

112268

1233.88

南京

9721

11

10.20%

823.59

118171

1020.03

青島

9300

12

6.99%

909.7

102519

1006.3

寧波

8011

15

5.27%

782.5

102475

1006.4

大連

7732

17

0.99%

698.7

110673

579.9

沈陽

7280

19

2.55%

829.1

87833

606.2

濟南

6131

24

6.24%

713.2

85919

614.3

西安

5810

26

5.78%

870.56

66738

650.99

哈爾濱

5751

27

7.70%

961.4

59027

407.7

長春

5530

30

3.51%

772.9

71549

388.2

廈門

3466

51

5.88%

386

90378

606.06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制作，其中哈爾濱人口數據為戶籍人口，長春人口數據為2014年數據)

中央環保督察組完成省級層面督察 談話省級領導163人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12月13日剛剛從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了解到，第二批7個中央環保督察組目前均已完成第一階段省級層面督察任務，共計與275名領導談話，其中省級領導163人。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2016年第二批7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於11月24日至11月30日陸續對北京、上海、湖北、廣東、重慶、陜西、甘肅等省(市)實施督察進駐。

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介紹，督察按計劃實施，截至12月10日，7個督察組均完成第一階段省級層面督察任務，共計與275名領導談話，其中省級領導163人，部門和地市主要負責同誌112人;累計走訪問詢169個部門和單位，調閱資料2.8萬余份。

進駐期間，督察組及時轉辦督辦群眾舉報問題。各被督察地區建立機制、立行立改，黨政主要領導一線督導，有關部門協調聯動，各地市狠抓整改落實。

截至12月10日，督察組共受理舉報8657件，經梳理有效舉報並合並重複舉報，累計向被督察地區轉辦5462件;各被督地區完成查處1893件，其中立案處罰1479家，處罰金額6614.16萬元;立案偵查213件，拘留112人;約談1100人，問責687人，解決了一批群眾身邊的環境問題。

據本報記者了解，根據督察安排，目前各督察組正在開展下沈督察，進一步調查核實省級層面督察聚焦的有關問題，預計下沈督察時間10天左右。根據有關規定，督察進駐期間，督察組不處理被督察地方的具體環境問題。

中央環境保護督察邊督邊改情況匯總表

督察省(區、市) 受理舉報數量(件) 交辦數量(件) 已辦結(件) 責令整改(家) 立案處罰(家) 罰款金額

(萬元) 立案偵查(件) 拘留(人) 約談

(人) 問責

(人)

來電 來信 合計 屬實 不屬實 合計 行政 刑事

北京市 1137 146 1283 716 152 40 192 221 195 129.54 6 1 3 215 28

上海市 831 313 1144 677 114 5 119 61 69 765.8 0 1 0 3 2

湖北省 1204 199 1403 809 310 28 338 313 137 1149 148 7 4 232 97

廣東省 1550 656 2206 1348 254 42 296 783 671 2482.7 47 30 43 189 112

重慶市 1201 107 1308 976 587 12 599 933 266 708 3 7 5 294 33

陜西省 726 102 828 494 188 35 223 69 92 743.67 1 9 2 104 256

甘肅省 423 62 485 442 90 36 126 45 49 635.45 8 0 0 63 159

合計 7072 1585 8657 5462 1695 198 1893 2425 1479 6614.16 213 55 57 1100 687

註：數據截至2016年12月10日20:00

副省級城市 成都僅次深圳成創新高地

回首2016，成都建設中國西部科技中心和國家創新型城市，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區域創新創業中心，是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重要使命。僅2016年內，成都新增科技型企業12000家以上；高新技術產業產值達8286億元，技術交易額突破440億元，均位列副省級城市第五；全市專利申請量突破8.4萬件，其中發明專利3.4萬件，均位列副省級城市第三……“雙創”品牌效應初步顯現，創新創業生態環境日益良好。

12月30日晚，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辦，成都市廣播電視臺、市科技局承辦的2016創業天府菁蓉年匯雙創嘉年華在成都電視臺1號演播廳舉行，在活動現場，中國十大科技創新人物——電子科技大學周濤教授，發布並解讀“成都‘雙創”熱力地圖”。

發明申請量 成都全國副省級城市第二

現場發布的“成都‘雙創’熱力地圖”依據為今年1至9月相關數據，周濤表示，2016年前三個季度，成都的新增科技企業超過了11000家，專利申請數突破了三萬件，發明申請量在所有副省級城市里面，成為了僅次於深圳的創新高地。

成都市打造“菁蓉匯”系列活動以來，截至目前，已舉辦“菁蓉匯”主體活動31場，“菁蓉訓練營”55場，“菁蓉創享會”181場，近500家創投機構、12000余家企業及團隊參與。在“菁蓉匯”品牌帶動下，2016年成都市各類創新創業機構開展創新創業活動2000余場，服務了52000多家企業及團隊，吸引了10萬余名創業者參與。

前三季度 高新技術產值達5472.8億元

熱力地圖也顯示了成都高新產業在2016年的傲人成績，2016年前三個季度，成都的高新產業相比去年同期有了長足增長，其中高新技術產值達到5472.8億元，主要分布在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用設備制造業和醫藥制造業三個方面，高技術的服務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了845.5億元，主要分布在專業技術服務、電信、廣電和衛星傳輸服務，以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三個方面。

特別值得一提的，成都包括天府新區成都直管區在內的22個區市縣，在成都市委市政府雙創精神和雙創政策的指導下，結合本地產業基礎和人才優勢，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根據2016年前三個季度的統計數據，用數據來說。

成都市新增科技企業十強區市縣，依次是：高新區、金牛區、青羊區、成華區、錦江區、武侯區、天府新區成都直管區、雙流區、新都區和溫江區。

成都市研發經費投入的十強區市縣分別是：高新區、青羊區、金牛區、郫縣、武侯區、新都區，以及雙流區和錦江區（並列第七）。同時，成華區、龍泉驛區和溫江區（並列第九）。

建成世界矚目創新高地 成千年歷史創造者

2016年，成都成為副省級城市唯一獲批國家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和專利保險雙示範城市，四川大學、郫縣、中國電信（成都基地）獲批國家“雙創”示範基地，成都創新創業熱度位居全國第三，創新創業獲得國務院表彰。

最後周濤寄語說道：“成都是一個承載我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它也是一個聆聽過我們歡笑和哭泣的城市，它更是一個浸潤了我們幸福和痛苦的城市，這個城市曾經無數次讓我們驕傲，如今，我們再一次蓄力而為，要將成都建設成為世界矚目的創新高地，希望我們這一代成都人，既是千年歷史的傳承者，又是千年歷史的創造者。”

每經記者 張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