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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合夥人:中國與當年的日本何其相似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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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合夥人Roy Smith稱,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要經濟強國是誤判形勢。這位觀察家曾在日本地產泡沫破裂之前道出了日本經濟的宿命。

曾撰文稱日本金融霸權的崛起已經走到頭的Smith表示,“中國今時顯露的弱點與日本(當年)極其相似,但無人認同我的觀點。不過,1990年的時候也沒有人認同我的看法,至少我已經對過一次了。”

現為紐約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的Smith稱,中國存在的風險:壞賬、股市高估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化對中國經濟構成威脅,並給脆弱的金融系統造成壓力。這些都與造成日本衰落的條件相似。進一步的相似之處在於人口老齡化以及養老金和醫保支出帶來的負擔。

他還表示,盡管中國經濟很可能得以避免日本式的長期停滯,但一次重大的危機可能會暴露中國經濟中那些尚不明顯的弱點。

Smith上周接受彭博新聞社采訪時表示:

如今大部分人都在談論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21世紀的超級強國。我的看法是,中國的結局可能會和日本一樣。也就是說,成為一個“將成超級強國”但未成之國。

中國之崛起

在人類史上最大規模城市化的推動下,經歷了三十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終於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預測者認為,中國最終將在GDP總量上超過美國。然而,以人均GDP等其他指標衡量,中國還遠遠落後於美國。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人均GDP水平僅日本在1960年時的1/2。更加樂觀的觀察家們則說,這意味著中國追趕發達國家的空間還很大。

曾就職世界銀行的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Louis Kuijs告訴彭博:

我認為現在的中國和九十年代的日本的關鍵差異在於中國的發展階段要低很多。

盡管如此,中國的發展在近些年遭遇了諸多挑戰。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創近二十四年新低。

華爾街見聞曾援引麥肯錫的報告介紹過,截至2014年中期,中國的債務負擔巨大。包括政府債務、銀行債務、公司債務和家庭債務在內,中國債務總量占到GDP的282%。這不僅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高於澳大利亞、美國、德國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現年76歲的Smith表示:

由於存在大量的謊報以及在真實結果出來後會暴露許多弱點,中國金融結構十分脆弱。我不知道真實結果何時會出來,但是當它出來時會帶來後果,帶走世界對中國的一大部分信心。

......

人們說潮來時水漲船高,潮去時滿地巖沙。當年日本也暴露出了很多人們沒有料到的問題。

這位前高盛高管並沒有不存在瑕疵的預測記錄,也不是唯一一個預判了日本衰退的人。

然而,他在1990年10月對日本經濟的預判不可謂沒有先見之明。那一年日本股市大跌,他認為日本房地產泡沫也要破裂。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上,他表示日本制造業將向海外轉移,日本銀行業將在房地產貸款上蒙受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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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34055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據說這是5月A股最重要的一張圖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339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據說這是5月A股最重要的一張圖
作者:張憶東



面對瘋牛行情和糟糕的經濟,興業證券張憶東團隊認為管理層可能會出手降溫股市,並強調5月下旬是一個關鍵時點,投資者須密切註意政策走向,一旦政策面出現像96年“十二道金牌”般的轉向,上證指數可能會迎來一輪至少10%的大波動。


最高潮的演繹將呈現“大尖頂”和“小尖頂”兩種情形,兩種情景假設分別在於前者是“政策對於瘋牛風險不知不覺並且不斷火上澆油”;而第二種情景的假設是“政策調控後知後覺但是循序漸進不斷加大力度”。近期,A股市場的樂觀情緒繼續強化,杠桿上的牛市已經亢奮,融資融券余額突破1.75萬億,股票賬戶數達到2.01億戶,交易賬戶占比創歷史新高。


面對瘋牛行情和糟糕的經濟,政策調控略顯滯後且是溫和出手,顯然較難輕易壓制行情。但是,隨著調控逐漸加力,二季度行情出現“小尖頂”的概率大增,行情向著我們預測的最高潮的第二種情形演繹。因此,最新策略提醒在目前的“瘋牛”階段,可能重演當年連續12條政策的調控才能讓牛市慢下來的那一幕,提防5月中下旬的風險時點。


面對杠桿上的牛市,投資者最需要提防的“大殺器”是針對股票配資業務的“去杠桿”。如果未來數周在“保增長”、推進債務置換的背景,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難免連最後的“窪地”即金融地產等為代表的高分紅大盤股也實現補漲,那麽,行情將呈現全面泡沫化,從而,隨時有可能出現監管層出現針對券商“兩融”及銀行、信托等對股市配資業務的聯合行動,比如,一行三會聯合行動壓縮融資杠桿,那麽,上證綜指很可能出現“小尖頂”式的“像樣調整”,至少10%以上的大波動。


需要提醒的是,調整並不改變牛市,適時的調整能讓牛市走的更健康、更長遠。但是,不要低估大波動的殺傷性,所以,跟蹤資金和籌碼邊際上的平衡關系尤為重要。


附:當年“12道金牌”影響


1996年到2001年的牛市節奏是三大階段“牛市—盤整市—牛市”。其中,值得我們當前市場借鑒經驗和教訓的是1996年的那一段“瘋牛”,即大盤指數從1996年初的512點上漲,雖然10月開始遭遇調控但不改瘋牛,直漲到12月初的1258點,最終在“12道金牌”調控政策的疊加效應下,行情短期暴跌20%以上。之後,繼續上漲到1997年5月初的1510點。






“ 十二道金牌 ”之後,績優股開始了新一輪行情。


在12月中旬全盤跌停的風險教育後,之前炒作投機下“雞犬升天”的績差股開始被拋售,投資者情緒開始回歸理性,估值合理的藍籌股在12月的暴跌中表現出明顯的抗跌性。四川長虹、深發展(現平安銀行)、東大阿派(現東軟集團)等有業績支撐的個股都很快止跌反彈,帶動大盤再次回到上升軌道中,這波上漲一直持續到1997年5月,上證綜指從96年底的855點上漲到1510點,漲幅高達76%。


本文來源:XYSTRATEGY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42662

十億美元估值公司的創始團隊有何相似之處?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623/150059.html

黑馬說:我決定啟動一個精品文章翻譯計劃,目前準備了18篇文章翻譯,涉及前沿技術,創新文化,創業故事,數字化產品,文化價值觀等。歡迎大家給我留言補充一些優秀英文文章,通過眾包翻譯發表在這個專欄中,也讓更多朋友了解和學習時代的變革。

文 | 
Isaac Madan、Shaurya Saluja
 

原文鏈接:

What Do the Founding Teams of Billion Dollar Companies Look Like?


來自沙司塔創投(Shasta Ventures)的Tod Francis和Nikhil Basu Trivedi最近發布了一篇研究報告。報告中分析了25家“獨角獸(Unicorn)”B2C公司和7家即將成為“獨角獸”的公司在A輪融資時的情況 。關於這些公司,我們找到了一些新的數據,並且對它們的創始人團隊做了更多研究——尤其是創始人們的背景,以及我們能從中借鑒的東西。


註:

  • 我們的數據來自公共資源,如LinkedIn和CrunchBase,所以無法保證100%的準確和全面。
  • 數據更新於2015年4月19日。


公司:

我們選取了32家Nikhil和Tod研究過的公司(如下圖所示),通過CrunchBase和LinkedIn,我們總共確認了78位創始人。
 

\圖片來自沙司塔創投的Tod Francis和Nikhil Basu


一開始,我們很好奇哪些投資人參與了早期投資。


種子輪:

以下12位投資人參與了這32家公司中2家以上的種子/天使輪融資。

  • Y-Combinator
  • Ali Partovi 
  • Amidzad Partners
  • Andrew Boszhardt, Jr.
  • Cyan Banister
  • First Round
  • Fritz Lanman
  • FundersClub
  • Hadi Partovi
  • Jason Calacanis
  • Scott Banister
  • Sequoia Capital


A輪:

以下18位投資人參與了這32家公司中2家以上的A輪融資。

  • SV Angel
  • First Round
  • Benchmark
  • Sequoia Capital
  • Accel Partners
  •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 Canaan Partners
  • Greg Yaitanes
  • Greylock Partners
  • Keith Rabois
  • Kevin Hartz
  • Lowercase Capital
  • Michael Birch
  • Shasta Ventures
  • Spark Capital
  • Union Square Ventures


董事會成員:

以下14位擁有這32家公司中2個以上的董事會席位。

  • Roelof Botha, Sequoia Capital
  • Mary Meeker, KPCB
  • Alfred Lin, Sequoia Capital
  • Bijan Sabet, Spark Capital
  • Bill Gurley, Benchmark
  • Bryan Schreier, Sequoia Capital
  • Craig Sherman, Meritech
  • David Lawee, Google Capital
  • Gary Little, Morgenthaler
  • John Lilly, Greylock
  • Larry Summers, Harvard
  • Mark Bailey, DFJ
  • Matt Cohler, Benchmark
  • Randy Glein, DFJ


創始人:

隨後我們研究了這些公司的創始人。

創始人數量

絕大多數的初創團隊擁有2至3位創始人。

 

\本科院校

\創始人們本科就讀的學校範圍很廣。其中Stanford(斯坦福大學)人數最多,有6位創始人來自斯坦福。其余產生了多位創始人的大學(如下圖所示)大多數是整個初創團隊的母校。例如來自Wharton(沃頓商學院)的4位創始人創立了Warby Parker。值得註意的是,位於Santa Monica的New Roads High School(新路高中)也在名單上——兩位Lyft(原Zimride)的創始人是這里的高中同學。


就讀專業

\最多的6個本科專業中,每個專業都產生了至少2位創始人。這些專業分別是Computer Science(計算機科學),Economics(經濟),Business(商科),History(歷史),Electrical Engineering(電子工程),以及Product/Industrial Design(產品/工業設計)。在所有的專業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屬於非技術專業。
 

最高學歷

這些B2C獨角獸公司的創始人們大多沒有選擇獲取更高的學歷,而選擇了工作經驗,這點在下文中會提到。

\年齡&工作經驗

通過他們的LinkedIn主頁,我們研究了每一位創始人的工作年限和年齡。當然了,這個方法只限於那些在LinkedIn上更新了工作和教育經歷的創始人們,而且可靠性存疑。用這個方法,我們可以推算出創始人們在創業時的年齡。

平均的工作經驗是6年,標準差6年。創業時的平均年齡是29歲,標準差6歲。

下圖顯示了工作經歷時長的分布,這些數字被四舍五入到了最近的整數年,而負值表示這位創始人在學校時就已經開始創業。同時,異常值沒有被舍去。

我們的數據顯示有4位創始人在校時就開始創業(對應圖中的-1和0年工作經驗)。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中途退學了。

\行業經驗

很大一部分創始人們在創業前曾在科技公司工作,而其他的行業有風險投資、管理咨詢、以及金融。以下是有2位以上創始人曾經就職的領域。

\技能

創始人們擁有敏銳的產品技能和直覺——LinkedIn上最多的endorsement(技能認可)是user experience(用戶體驗)和product management(產品管理)——同時也包括其他技術和商業上的能力。以下是15種最普遍的技能,每個都擁有12位以上的創始人。


名字

純粹出於興趣,我們研究了32家“獨角獸”公司創始人們的名字。以下就是出現2次以上的名字。

\結論

以下是我們從這個創始人群體中總結出的一些信息:

  • 2至3人的創始團隊最普遍
  • 他們就讀於各式各樣的學校,多數集中於美國排名靠前的大學,其中斯坦福大學最熱門
  • 非技術專業比技術專業更普遍,而且大多數創始人們並未獲得本科以上的學歷
  • 他們有平均6年的工作經驗,大多數是在軟件和IT領域
  • 創始人們最擅長的能力包括了用戶體驗、產品管理、電子商務、以及戰略合夥


版權聲明:本文由Isaac Madan和Shaurya Saluja共同完成,所有圖表通過Visage制作,Joe Kang整理翻譯。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黑馬說:在現在的創業大潮中,最熱的土地應該是美國和中國,一個是老牌的發達國家,世界科技和創新的領頭羊,一個是高速發展的新興國家。美國的科技創業中心是矽谷,中國的創業中心是北京。

但是,顯然在這兩個國家中,創業熱門城市不僅局限與此,美國的洛杉磯、紐約,波士頓,中國的深圳、上海、杭州等。在這其中,洛杉磯作為僅次於矽谷最熱的創業城市,與國內僅次於北京的創業熱門城市——深圳,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文 | 南七道


\移民文化及地理環境:

在人們的觀念里,美國就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而洛杉磯就是這種移民文化的典型代表。移民對美國太平洋西岸城市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1965年,美國新移民法案頒布實施。將移民配額改為對美國有用的才能和已取得美國居民身份家屬團聚為優先,各國的單一配額則取消。從此大量吸收高素質的新移民變成美國國力表現之一。1990年洛杉磯的人口規模位居全美第二。

大量移民的為洛杉磯提供了足夠多的勞動力,提高了生產效率;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港口城市的便利性,促進了國際貿易的增長和高速發展;最為重要的是,移民帶來了創業和創新精神,這為一個城市註入了核心的文化和靈魂。

在北加州的矽谷誕生的創業公司如群星般燦爛:Google、apple、Facebook、Twitter……另外一個新興的矽谷已在南加州爆紅,405號公路西側從聖塔莫妮卡(Santa Monica)向南到維尼斯(Venice)、瑪琳娜得瑞港(Marina del Rey),在原本是好萊塢明星、體壇巨星和投資大佬密布的洛杉磯市西區(Westside)形成“矽灘”(Silicon Beach),現在已經被新興的獨角獸科技公司占領。Snapchat、whisper等新興公司在此發展壯大,在全球科技創業領域占得一席之地,巨頭如微軟、谷歌等巨頭都有相應的部門設立與此。

與此遙相呼應的是年輕的創業城市深圳,剛建立市時,整個城市只有31.41萬人,發展到2014年,整個城市常住人口高達1077.89萬人。算上流動人口預計在1500萬左右。但整個城市面積只有北京的八分之一。深圳是個典型的移民城市,非戶籍人口高達69.2%。改革開放後,淘金熱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才、野心勃勃的冒險家等都紛紛湧入深圳,這其中包括現在的商業大佬潘石屹等等。

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中,深圳應該是最不強調戶口和捆綁利益的城市,在深圳落戶非常輕松。深圳的城市包容性非常強。“來了,就是深圳人”,因為整個城市都是外地人,所以不存在被排外的感覺。由於靠近香港,整個城市的態度也很開放,“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吸引了大批創新型人才。這都奠定了深圳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取得不錯的成績的基礎,騰訊、華為、萬科等企業的誕生,這一切與包容性的城市文化密切相關。

此外,深圳毗鄰香港,這是巨大的地域優勢。深圳搶先於其他城市接觸到國際化和現代化制度、新的思維和理念、資訊,為創業創新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靠近香港,也使深圳在利用國際資源、開展對外交流以及接受國際化交流和拓展全球視野等方面增加了極大的便利性。這在對外交流、溝通、學習方面,對創業和創新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洛杉磯位於美國西部,毗鄰大海,氣候溫和,向來是美國娛樂、時尚和旅遊的中心。大體上終年幹燥少雨,全年陽光明媚,沒有明顯的冬季。就算是冬季,日間氣溫經也有攝氏20℃。

而深圳地處南海之濱,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長夏短冬,夏無酷暑,冬無嚴寒,陽光充足,氣候宜人,四季鮮花盛開。宜人的氣候在吸引人才方面都有很大的優勢和好處。

2015年6月,百度手機助手對600多位90後移動互聯網創業者進行調查,發布的《中國90後移動互聯網創業者調查問卷》顯示,超過33.9%的90後選擇在深圳創業,超過了北京的30.7%和上海的12.9%。舒適的自然環境、濃厚的創業氛圍和豐富的軟硬件資源,使深圳成為90後移動互聯網創業者的第一根據地。


產業升級及人才結構:

在產業結構上,洛杉磯原本是一個工業、貿易、港口城市。飛機制造、宇宙飛船、導彈研究都是其早期核心產業。國防技術的發達帶動了現代化的通訊設備、計算機等產業發展。由於這些尖端技術的儲備和發展,為洛杉磯的人才儲備打下了堅實而雄厚的技術。洛杉磯擁有的精密儀器、航天航空、動力學等技術人員數量在全球都是領先的。

中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之一的錢學森,就曾經擔任美國洛杉磯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超音速實驗室主任和“古根海姆噴氣推進研究中心”負責人。國防科技的發展又大大促進了相關的民用產業的發展。最典型的行業就是在計算機和電子產品制造、軟件開發、互聯網及數據服務業、計算機系統設計及服務業等方面。這些都今天的科技創業做好了前期的鋪墊和積累。

來自矽谷的資深創業者、uSens淩感科技的核心成員Yiwen在接受采訪時特別提醒:洛杉磯的醫療相關研究及創業特別發達。洛杉磯在商業性研究設施和化驗室方面成績驕人,有全美著名的癌癥等專門的機構和中心。是美國的生物技術中心之一。

深圳的制造業一直位居全國前列,包括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電氣機械和器材、專用設備等制造業。但是早期的支柱產業大多屬於加工產業,沒有太多技術含量,比如富士康。在人口紅利消耗殆盡的情況下,這就迫使深圳不得不進入產業結構調整期。

深圳市場監管局數據顯示,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大幅度增長,制造業企業登記量大幅下降,深圳在由來料加工等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行業,逐漸向高端信息和技術服務行業的轉移。但是,早期在制造業的積累和沈澱為今天深圳的智能硬件行業的爆發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引領全球無人機市場的大疆科技、生產了全球70%手機、比亞迪的電動車、諸如智能家庭影院,智能水杯,智能手表手環等更是數不勝數。

在人才方面,洛杉磯可謂人才濟濟,文化和教育事業也很發達,在當地有215所高等學府和教育機構,其中加州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S NEWS 最新排名24位)、南加州大學等是全球著名的高等學府和研究中心。洛杉磯被稱為是全世界的文化、科學、技術、國際貿易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在大眾娛樂諸如電影、電視、音樂方面領導全球動向,比如聞名世界的Hollywood。但是在矽谷投資人王川(微信:9935070)看來,很多創業的高端人才方面還是需要在矽谷這邊尋找,畢竟矽谷才是美國的創業創新中心。他的十幾個大學同學里,只有一個去了洛杉磯,其他的都留在了矽谷。

與洛杉磯迥然不同的是,深圳在高校方面一直捉襟見肘,除了本土的核心高校—深圳大學外,再就是繈褓之中的南方科技大學,雖然後面花大力氣引進了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研究院,這些更多是形式大於實質。深圳在人才方面的培養是整個城市爆發的巨大瓶頸,在這一點上,不僅沒法和矽谷、洛杉磯比較,和國內的北上廣甚至杭州比較也很寒酸,暴漲的房價等生活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新的人才的流入和引進。不過深圳靠近香港,地緣優勢倒是方便了海外人才的引進。甚至還發起過專項引進海外人才的“孔雀計劃”。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洛杉磯的創業者,很多認為自己的首要人物就是賺錢,而在他們看來,矽谷創業者動輒要求改變世界的口號有些不切實際。這恰好對應了深圳和北京兩個城市的風格和區別,深圳創業者想的更多的是生存下去,埋頭做事,而北京創業者更多是制造概念和說故事。不過在uSens淩感科技的Yiwen看來,這種區別見仁見智,畢竟像特斯拉創始人Elon Musk那樣瘋狂執著於改變世界的是極少數,矽谷的人也要活下去。


創業及風投領域:

根據洛杉磯創業平臺普創(PlusYoou)聯合創始人張晨辰的《2014洛杉磯創業報告》來看,2014年的投資數據主要包括:洛杉磯初創公司活躍的領域主要在社交(21)、健康醫療(12)、地產(13)、軟件服務(35)、電商(30)、數字媒體(26)、手機(27)、廣告(21)、消費服務(26)、遊戲(18)、時尚(10)等幾個領域。

這和深圳的創業領域的分布具有驚人的相似性:社交有中國最大的社交巨頭騰訊及騰訊系創業者,醫療有紐交所上市的邁瑞、創業板上市的深圳理邦等,地產有全球最大的住宅地產公司萬科及相關的創業項目,軟件服務包括早期的金蝶等,電商包括新起的明星公司房產電商房多多等、手機包括華為、中興、酷派、一加等等。其它的數字媒體、廣告、消費服務,遊戲等也有不少的創業公司案例。

根據張晨辰提供的數據,近兩年生長在洛杉磯的估值10億美金的獨角獸公司已經有10多家:包括Snapchat(100億),JustFab(10億),The Honest Co(10億), 還有被收購的Beats(30億),Oculus(20億), Maker Studio(10億),IPO的CornerstoneOnDemand(20億),TrueCar(10億),還有自由生長的SpaceX(50億),Live Nation(40億), Tinder(10億)等等。

而隨著創業的熱潮的興起,深圳估值在10億美金的公司也是如雨後春筍不斷湧出(單位:美金),除了原有的華為、中興、比亞迪、順豐等巨頭之外,新興的如大疆科技(100億)、華大醫學(近20億)、房多多(10億)、土巴兔(10億)、奇酷(10億)、迅雷(上市近10億美金)等等。

在投資方面,洛杉磯聚集了IdeaLab、StartEngine等創業孵化器與加速器,再加上城市發展多年的積累和演藝明星紮堆,流動資金特別充裕,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創業生態圈。據公開資料報道,洛杉磯2014年整個創業圈初創公司融資總額超過30.4億美金,比2013年提高了200%。但是洛杉磯本地迄今還是缺乏有影響力的風投機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深圳,本土的創投機構卻聲名鵲起,引領潮頭:統計顯示,僅僅截至2013年底,深圳的VC/PE機構註冊資本就高達2800億元,機構數量和管理資本額均占全國約1/3。在創業板掛牌企業中,有深圳創投背景的企業占了四成以上;中小板上市企業中,該比例也接近四成。 

在這其中,以深創投為典型代表,它是最大的人民幣風投機構,管理各類基金規模逾400億元人民幣,已投資項目571個,累計投資金額約170億元人民幣。公開市場上市數量達到100家。包括樂視網等。達晨創投,15年間投出了57家上市公司,成為創業板的最大贏家。比較著名的還有松禾資本等團隊。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投資機構的興起都有力的保障了創業的良性循環和發展。\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南七道,文章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第一財經日報 鄧海清 2015-07-29 06:00:00

“錢荒”、股市持續大跌和“債災”看似毫無關聯,但是其背景、觸發、影響、結局都有高度的相似之處。

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但是也可謂是喜憂參半、“事故”頻發。

2013年6月史無前例的“錢荒”爆發,銀行間拆借利率超過10%,峰值接近30%,創造了中國貨幣史上的“吉尼斯”紀錄;時隔不到半年,2013年底發生了失控的“債災”,在經濟基本面變化不大的情況下,十年期國債利率從3.4%飆升至4.7%,債市“大熊”導致眾多金融機構損失慘重;時間不過一年,2014年四季度開始股市迎來了一輪大牛市,但很快大喜之後是大悲,2015年年中前後發生了連續大跌。短短四周內,上證綜指大跌35%,創業板指大跌43%,停牌公司超過上市公司總數一半,股民和投資機構信心喪失殆盡。

經歷如此多事之秋,理應“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錢荒”、股市持續大跌和“債災”看似毫無關聯,但是其背景、觸發、影響、結局都有高度的相似之處。從深層次來講,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舊常態”金融設計出現了系統性的排異、不兼容反應。也就是,在利率市場化、金融創新和混業經營已成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本世紀初建立的“分業經營、分割監管”的老房子已經成為危房,監管的滯後、失靈現象成蔓延之勢,借鑒歐美本次金融危機後的經驗,完善監管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新常態下的監管升級,顯然迫在眉睫。

歷次危機共性明顯

目前監管體系“蕭規曹隨”難以為繼

相似性一:三次事件背景都發生在利率市場化初期,影子銀行突破監管界線,隱性的混業經營已成事實。

(1)“錢荒”和“債災”的背景是2012年之後,“非標”泛濫。“非標”是銀行通過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證券子公司等渠道,將資金投向城投平臺等軟約束部門、房地產企業、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的金融創新形式。“非標”本質是企業和銀行加杠桿,銀行通過期限錯配,將銀行間市場資金流向地方政府城投、房地產等部門。在2012年經濟下滑、銀行惜貸時,發揮了增加投資的作用,有利於基建和房地產回暖,在特定時期符合國家利益,可能因為此原因,政府遲遲沒有對“非標”采取任何有效的監管措施。

(2)股市持續大跌的背景是融資融券、傘形信托和場外配資的興起,銀行、證券公司、P2P平臺通過信托、配資公司、證券公司等渠道,將資金投向股民。本質上講是居民部門加杠桿,在開始階段有利於加速股市的上漲,在特定時期也同樣符合國家利益,政府可能也同樣因此遲遲沒有采取有力措施。本次股市持續大跌與此前的歷次股市暴跌相比,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本次股市持續大跌發生在混業經營背景下,資金來源除居民部門外,還有銀行,杠桿使用程度超過以往,因此下跌速度也超過以往。

相似性二:危機促發因子和方式都是前期監管缺位甚至默許,參與者的逐利競賽驅動金融系統風險快速聚集,而後期監管層迫於壓力進行突發性、缺乏整體考慮的強力幹預,市場出現交易需要的流動性“休克枯竭”。

(1)“錢荒”、“債災”的觸發因素是銀行間市場利率自然飆升,並長期維持歷史高位。我們認為,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對於“非標”的態度轉變,在前期,中央政府受用的是“非標”在保增長中的功能;但在後期,中央政府看到了“非標”存在的巨大金融系統風險。由於存在行業利益糾葛,針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政策遲遲無法快速出臺,“同業非標”嚴重地威脅到了央行啟動的利率市場化步伐。因此,央行通過把資金利率維持高位、倒逼銀行去杠桿,“非標”規模開始進入收縮期。高資金利率的直接後果就是“錢荒”,副作用是“債災”,因為債券利率作為長期利率,直接受到銀行間短期利率的影響。

(2)股市持續大跌的觸發因素是證監會嚴查場外配資,導致股市增量資金萎縮、存量資金平盤出局,推倒了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為何證監會在前期對配資持默許態度,而在2015年6月份卻啟動大規模的嚴查行動呢?我們認為,與“非標”是類似的,在前期股市上漲、泡沫較小時,監管者看到的是配資有利於股市上漲;而在後期,看到的則是配資加杠桿存在極其嚴重的金融系統風險。因為杠桿存在正反饋效應,即“股市下跌→去杠桿→股市下跌→去杠桿”,成為加速股市暴跌的重要驅動因子。實際上,股市持續大跌的原因不在於杠桿,根源是A股市場估值太高、泡沫吹得太大,但是證監會嚴查配資是捅破泡沫的那根針,杠桿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相似性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監管的分割並沒有形成防火墻效果,從而獨善其身,無論是“錢荒”、“債災”,還是股市持續大跌,均具有高度傳染性,跨金融市場蔓延擴散。

金融危機傳染的機理主要有兩個:一是恐慌情緒傳導,一旦某一金融市場板塊發生危機,會導致其他板塊的投資者恐慌,對其他板塊資產價格產生影響。二是流動性傳導,由於混業經營,某一板塊發生危機後,金融機構為獲取流動性,只能賣出其他板塊資產,這就對其他板塊產生影響。例如,2013年6月“錢荒”時期,包括債券、股票、大宗商品、離岸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價格均出現大跌。再如,2015年7月8日A股大跌的高峰時,債券、大宗商品、離岸匯率等金融資產價格均出現大跌。由於危機具有傳染性,使得危機的危害超越以往,減少危機發生可能性、降低危機程度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相似性四:危機的化解均超出了監管機構自身的能力極限,最終上升到國務院層面,由央行發揮最後貸款人的角色提供流動性,同時伴有央行向“宏觀審慎”監管權的相應擴大。

(1)“錢荒”、“債災”的結局是影子銀行的監管加強以及央行貨幣大寬松。2014年央行通過定向降準、MLF等方式釋放流動性,但在此之前監管得到極大加強。央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外管局五部委成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前述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127號文),大多數類型的“非標”被禁止,同時央行成為名義上的監管牽頭機構,獲得了一定的監管權。

(2)此次股市持續大跌的拐點則是央行為證金公司提供流動性,央行同樣承當了最後貸款人的職責。之後,十部委聯合發布《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21號文),央行在部委排序中同樣居於最前,且明確央行負責建立和完善互聯網金融數據統計監測體系,央行的監管權又一次得以擴大。

“分業經營、分業監管”

無法適應新三角動態平衡關系

參照國外成熟金融市場的發展經驗,經濟增長模式從要素、投資驅動階段升級到創新、財富驅動階段時,利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創新、混業經營是金融大市場從割裂邁向統一的動力引擎,傳統分割、依附型監管升級為統一功能型監管。

目前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接近尾聲,混業經營已經成為事實,這為金融創新提供了巨大空間和現實條件。“錢荒”、“債災”的背景是銀行、信托、證券、基金等混業經營,貸款受限的企業部門或地方政府曲線獲得銀行資金,導致企業和地方政府部門過度加杠桿。股市持續大跌的背景是銀行、信托、證券、配資公司、P2P公司混業經營,融資受限的居民部門曲線獲得銀行等部門資金,導致居民部門在股市過度加杠桿。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資金可以通過金融創新在金融市場內自由流動,不同行業之間的監管籬笆已經形同虛設。

金融創新的本質是資金流向投資回報率最高的領域,這些領域往往存在監管真空或者監管失當。資金是逐利的,資金只考慮投資回報率(錢能產生多少錢),而不會考慮資金使用效率(錢能產生多少效用或者GDP)。投資回報率高並不是對應於資金使用效率高的部門或企業,越是發展中國家等不成熟的市場,兩者之間的偏離度越大。從經驗上來看,中國投資回報率最高的部門,往往就是處於監管真空的、尋租空間大的部門,“資金大量流入+監管真空”,就會導致金融風險系統性暴漲,從而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

金融創新是否“技術中性”?市場很多觀點認為,金融創新是中性的,即“技術無罪”,有罪的是使用者。這一邏輯實際似是而非,因為金融創新的本質是突破監管,這實際增加了金融系統風險。

以場外配資為例,場外配資的低門檻和高杠桿率使得大量散戶在股票現貨市場進行杠桿交易,使得股票現貨市場成為事實上的期貨市場。期貨市場的門檻很高,只向具有一定風險承受能力、一定金融市場投資經驗的投資者開放,從而減少期貨市場的金融系統風險。當現貨市場變為期貨市場且市場參與者為大量散戶時,導致市場風險急劇增加。這正如槍支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很多國家禁止公民攜帶槍支。因此,即使金融創新是“技術中性”,但是仍然需要甄別金融創新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確保金融創新與使用者相匹配,降低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

為何金融創新在防範系統性風險方面屢屢出現姑息縱容現象?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往往希望市場為政府目標服務,而結果卻常常是市場扭曲和市場失靈。

我們研究了國內外歷次金融危機,發現歷史總會具有很高的相似度。金融創新在初期階段通常符合政府的某種政策傾向目標,所以容易獲得國家的認可或默許,從而監管機構往往采取有意漠視或滯後措施,國內和國外的情況如出一轍。

以美國次級貸款為例,次貸產生的背景是美國政府希望金融部門通過金融創新實現“居者有其屋”,政府為“兩房”信用背書,並采用低利率政策;回到中國,“同業非標”、股市杠桿配資在特定時期也得到了監管者默許。需要強調的是,在當前我國“一行三會”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同時“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下,監管機構的監管行為扭曲更加嚴重,比如,更加容易刻意迎合國家政策的偏好,更加出於行業利益保護而監管放水競爭。這些都導致金融系統風險急劇增加,成為影響中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

單一監管是否能最終消滅金融危機?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的情況,都得不出肯定的結論,監管的意義在於使危機爆發可能性盡量低、造成損失盡量小。特別是在金融產品日益複雜、跨境跨市場頻繁的環境下,沒有央行參與的監管顯得被動,往往在釀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後無力解決。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創新是進攻方,監管是防守方,主動權是掌握在進攻方手中的。但是,作為防守方,理應制定盡可能完善的防守方案,將風險降低到最低。將“反正也防不住”作為放松監管的借口,結果只能是損失的成倍增加。監管的目標應當是在危機之前將金融系統風險降至盡可能低,使得金融危機爆發後的危害降至盡可能小,現有監管體制已經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政策建議

筆者的政策建議是:完善監管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監管改革升級頂層設計,適度增加央行獨立性,構築與國際接軌的統一監管、功能監管、大數據監管、長期利益監管新體系。

第一,從“監管辦市場”轉型到“管辦分離”,金融基礎設施由央行在金融跨部協調委員會框架下統一規劃建設,形成金融市場一體化基礎上的“分業監管”。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後,分業經營已經不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建設互聯互通的統一大市場是大勢所趨。“監管辦市場”現象普遍,監管部門各自建設獨立市場,導致市場分割和監管分割,不同市場的標準、規則、監管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在混業經營、統一大市場之下,分業監管必然存在監管真空或監管放松競賽,統一監管勢在必行。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所說的“統一監管”並非將“一行三會”簡單粗暴地合並為一個機構,而是從頂層設計出發,建設完善一體化的監管公共基礎設施,實現監管對統一大市場的全覆蓋,構建統一高效的協調聯動機制。

監管公共基礎設施包括交易系統、支付清算、會計準則、信用評價標準、對外數據接口等的統一,避免企業因為面對的規則不一致而產生不當競爭。統一監管應當以央行為核心,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有事前監管的權力,事前將央行撇開,事後要央行“擦屁股”是不合理的。從國際經驗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強化宏觀審慎管理成為各國普遍共識,美國、歐盟、英國等央行均被賦予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監管權。建議在立法、修法時,在《證券法》、《商業銀行法》、《信托法》等法律中,通過適當方式為統一監管留下兼容性接口,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以功能監管、牌照監管取代機構監管、行業監管,把“監管者+保護人”關系轉變為“開放式的牌照監管”。

機構監管是指監管的目標是特定法人主體,例如銀監會監管銀行、證監會管券商和基金、保監會管保險公司,不在監管名單內的主體不在監管對象範圍內。功能監管遵循“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只要從事特定類型業務,不管是否在監管名單之內,都受到相應監管部門的監管。在混業經營背景下,機構監管往往淪為無力、失靈狀態,因為只要成立新型公司,或者通過全業務牌照公司走通道即可避開監管,而功能監管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克服這一問題。因此,必須打破市場金融機構分屬於不同監管部門的依附現象,監管應該跟著牌照走。

第三,加快建設中央金融監管大數據平臺,把“一行三會”金融運行數據集中化處理,作為豐富夯實金融跨部聯系會議制度功能的重要抓手。對於監管機構而言,數據是監管的基礎。市場的行為會表現在各種各樣的數據中,數據包含了豐富的市場行為信息。從數據出發,可以明確當前金融市場中發生的狀況以及存在的風險。在混業經營時期,數據能夠反映混業的真實情況,數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果缺乏數據,則監管會缺乏抓手。以本次救市為例,央行、證監會都沒有掌握場外配資的數據,這就導致既不知道潛在風險有多大,也不知道需要多少資金才能救市。投放資金過少,反而會導致市場信心受挫,加重股災程度。

最後,防止央行最後貸款人角色被濫用、監管過分註重短期利益化傾向,應當從長期利益出發進行監管,同時需要增強央行、審計署等部門獨立性,可以考慮預算獨立。

長期利益監管是相對於監管目標短期化而言的。在各類金融創新初期,金融創新往往具有“利國利民”的特征,符合國家在特定階段的利益,因而監管層往往傾向於默許和視而不見。長期利益監管是指,在金融創新起步階段就要系統性考慮對於金融體系的影響,獲取創新業務真實信息和數據,進行壓力測試,特別是假設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對於金融體系的影響,在事前采取措施,避免金融系統風險累積過多,甚至出現“大而不能倒”的局面。

當然,這並非禁止金融創新,而是理性評估具體金融創新在一定規模、較長時期內對於金融體系的影響,分類給予鼓勵、限制和禁止。從日本的經驗教訓來看,在經濟高速增長壓力下,1950年後的日本央行淪為了受大藏省(日本明治維新後直到2000年的中央政府財政機關)操控的工具。中國央行與財政部之間長期的國庫經營權之爭,2015年財政部主導大規模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事實上形成了對央行貨幣政策寬松的倒逼壓力。為避免監管部門因自身部門預算受到財政或發改委等保增長部門的外在壓力出現扭曲行為,建議適度增加人民銀行、審計署等部門的獨立性,行政上繼續從屬於國務院,但是預算編制等要獨立於財政部。

(作者系中信資管研究總監、海清FICC頻道首席經濟學家)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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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主席履歷高度相似 助力大金融監管時代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2541.html

“三會”主席履歷高度相似 助力大金融監管時代

一財網 宋易康 2016-02-22 22:08:00

“三會”主席的“共享履歷”的新局面是否會助力以央行為主導的“大金融監管體系”的推進?今後,“三會”在監管思路和戰略協同上也將有更多認同和默契。

“農行走出了三位‘三會’一把手。”在劉士余將出任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主席職務消息公布之後,有農行內部人士不無欣喜地說。劉士余這一角色的轉變,使得現任三會主席都遵循了從央行,到農行,再到“三會”一把手的工作軌跡。

的確,此前,農行前董事長項俊波出任保監會主席;農行前黨委書記、行長尚福林先後出任證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

有業內人士則指出,“三會”主席擁有更多共性,尚福林、項俊波與劉士余都是央行出身的領導幹部。其中,尚福林在央行工作長達23年,劉士余也任職央行18年,只有項俊波在央行時間稍短,任職央行3年時間。

“三會”主席的“共享履歷”的新局面是否會助力以央行為主導的“大金融監管體系”的推進?今後,“三會”在監管思路和戰略協同上也將有更多認同和默契。

“三會”主席履歷高度相似

興業銀行、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三會”主席都來自農行,可能與農行發展史和上市過程有關。

“三會”主席中,與農行淵源最深的當屬現任保監會主席項俊波。他從2007年6月出任農行黨委書記、行長,之後於2009年出任農行董事長。直到2011年10月調任保監會主席。在項俊波掌舵農行四年多時間里,他主導了農行的兩地上市。2010年7月15日,農行在A股上市,7月16日,農行在H股掛牌。

魯政委對本報記者表示,農行的上市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大型國有銀行市場化改革的收官之戰。過去由於農行主要經營農村領域的貸款,網點多、人員多,在四大國有銀行中,農行的資產質量並不出色。但中央希望農行在上市時能夠打的漂亮, 所以為了推動農行的改制上市,將很多尖兵都集中到農行。

對於目前“三會”主席的工作履歷,顯然,尚福林、劉士余與項俊波均在央行擁有更加豐富的工作經驗。銀監會主席尚福林畢業後便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94年出任央行行長助理,1996年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直到2000年調離央行,共在央行工作長達23年。

劉士余也在央行任職長達18年,從1996年進入央行,劉士余歷任銀行司助理巡視員、副司長,銀行監管二司副司長、司長,辦公廳主任,行長助理。2006年6月,劉士余任央行副行長,分管支付司、條法司等部門。只有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央行任職時間稍短,自2004年7月至2007年6月出任央行副行長。

進一步對比“三會”主席的履歷,尚福林與劉士余經歷更加相似,兩位不但都在央行有十多年供職經驗,且都擔任過央行副行長、農行領導,此外還曾履職證監會主席。值得註意的是,尚福林是前7任證監會主席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任。

尚福林曾在《求是》雜誌撰文指出,對於不合規的金融創新,金融監管機構必須及時說“不”,他稱,金融創新應建立在合法合規的基礎上,不能超越法律和監管的“紅線”。監管者應當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防止違規監管套利,嚴厲查處創新中的違法違規行為,督促銀行合規創新。

相似的觀點也多次出現在有著互聯網金融“大家長”稱號的劉士余口中。2014年2月,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劉士余在《清華金融評論》發表《秉承包容與創新的理念 正確處理互聯網金融發展與監管的關系》一文,劉士余指出,機構法律定位不明,可能 “越界” 觸碰法律 “底線”。互聯網金融應該有兩個法律上的 “底線”:一個是不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另一個是不能非法集資。

相似履歷助力大金融監管新格局

早在2013年,為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協調,保障金融業穩健運行,2013年8月15日國務院發布批複,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但2015年中國股市的劇烈震蕩暴露出“一行三會”溝通和協調上的問題,在新的經濟金融形勢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或面臨調整。對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丁誌傑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2015年資本市場波動中,杠桿交易直接助推了前期股市快速上漲和後期指數暴跌。場外配資來源複雜,包含銀證保和信托的結構化產品,P2P、眾籌等互聯網金融渠道,各管一段的監管機構無一了解場外配資全過程。

金融監管改革已經成為2016年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項。據境外媒體報道,中國正就合並證監會、保監會與銀監會成為單一監管委員會進行討論。而在此前公布的“十三五”規劃中,“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已經成為重要內容。

另據媒體報道,國務院辦公廳已經將其經濟局六處獨立,設立金融事務局,即秘書四局。屬於正廳(司、局)級部門,主要負責涉及“一行三會”的行政事務協調,巧合的是,據市場消息,或將出任主持工作的李振江也為農行原副行長,不過,農行對此並未確認。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丁誌傑表示,從“一行三會”的監管體制上看,尚存在信息不暢、責任分割不明確等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會因為“三會”領導相似的背景、履歷就能迎刃而解。

以互聯網金融P2P行業為例,2015年出現的諸如E租寶、金賽銀、MMM等問題平臺的跑路或倒閉現象來看,都是出現在行業監管真空地帶,“誰批的孩子誰管”似乎也是“一行三會”體制下的又一難題。

魯政委稱,一個綜合化的監管體制要具有統分結合的特征,統是確保沒有遺漏和死角,分是在統一後仍然不喪失專業化的水平。所以一方面不僅需要“每個孩子”都有人管,還要確保創新生出來的“新孩子”也有人管。這就需要監管從業務的實質看,而不是從姓銀行,姓保險,還是姓券商來看。

在近日召開的一場“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內部研討會上,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指出,從國際監管經驗來看,如果要重構新的金融監管框架,無論是微觀審慎政策還是宏觀審慎政策,一種值得考慮的思路是把工作機制落腳到三個委員會上,即:貨幣政策委員會、金融穩定委員會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

黃益平認為,未來無論是維持現在的“一行三會”格局還是建立大一統金融監管框架,或者采用宏觀審慎與行為監管雙峰模式,都可以考慮把以上三個委員會作為內核工作機制,這樣可以既保證其專業性與獨立性,又有利於各個領域之間的信息共享與監管協調。

編輯:林潔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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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相似問題

好了,8月的最後一天,這也是分享工作坊問題的最後一篇了,上年工作坊圓滿結束,而留下的問題到一年後的今天也得到圓滿結束,哈哈。今天所留下來的問題,我找來一些存檔,與往日一些討論議題相似的,加入相關連結,讓大家重溫一下。




Terry:

有否做股票期權交易?收期權金作增加回報(做covered call,不是沽空)?


止凡回應Terry:

我沒有做這類交易,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懂,感覺操作複雜,拿股價升跌作一些操作,又不明白一些「黑天鵝事件」出現的話會有何影響,不懂,又沒興趣,所以都沒有這類操作。

我覺得投資賺錢從來都不用太複雜,安安定定買正股,讓背後的公司替我賺盈利,這就足夠了,亦是富豪們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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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戶沽期指做對沖
衍生工具的用途



Gloria:

1. 怎麼看保險業的公司,好像明明很賺錢,但派息全部都很少,為何呢?

2. 人民幣正在下跌,人人都叫要轉回港幣,但我不明白,日元也正在下跌,但人們便一起去日本買樓,去玩,去消費,我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動作,你又怎麼看呢?


止凡回應Gloria:

1. 保險業的公司多數股息率不高,其實派息多寡,是好是壞,要視乎這家公司那些不派出來的盈利,是否好好地被利用,如果不派出來的現金,保留在公司內,能令來年賺得更多的話,所賺的回報率比起派回股東手上賺得更多,這就不派更好了。

巴郡都是從不派息的,主因是派息有稅項,巴菲特不希望被美國政府雙重徵稅,多年來保留盈利在公司內,股價增長都不得了。如果股息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話,就別投資這類公司了。

2. 你說所看到的情況是沒多大矛盾的吧,人民幣貶值,可能會繼續貶下去,是對未來的預期,所以叫人轉港幣。而日元貶值,所以去日本消費,因為港元強勢,消費更抵。如果內地的旅遊業都吸引的話,亦可以見人民幣貶值多返內地消費,更抵玩。

不過,我對外匯了解不深,亦對預測未來匯率升跌沒多少概念,這些建議,還是聽過便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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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派息的考慮
人民幣升值世界會怎樣



Terence:

1. 你會較注重行業景氣,還是公司能力?

2. 金沙、中海油和神華,行業走下坡,但個人認為是好公司,你怎看?

3. 近期建行比上3股跌得多,應不應該轉?


止凡回應Terence:

1. 行業景氣與否,我多不太上心,有時一些好公司,總在行業低潮時才會出價吸引的入貨價,好像近年零售業的不濟,才有機會以10倍PE買到莎莎。

2. 三家公司我都沒有花太多時間研究,所以可能你的認識比我更多,不妨分享一下你的看法,為何你認為它們是好公司呢?

3. 這太著眼股價了,股價升值與否並不是持有一家公司的考慮,未來股價升跌,無人知道,大部人都追求預知股價,亦希望買中升的,沽出跌的,但有多少人能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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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板塊
低買高賣(東方訪問)



William:

有值博率高的機會,你會投機嗎?


止凡回應William:

這個問題,與我的投資理念有點不同。穩當地達至財務自由這些目標,其實又未必需要投機,博賺多一點。尤其是當資產到達一定的水平,你未必會為投機所獲的利潤而亂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你的資產達一定量,每年所制造的現金流都達六七位數字,而你所謂的投機,可能是為賺幾萬元,甚至一萬幾千,這看起來未必吸引,沒太多動力去做吧。

而且,「值博率高的機會」,這個詞彙累死不少人,每個人作出投機之前都會以為是「值博率高的機會」,不可能有人覺得值博率低還會出手的吧。


相關連結:
買輪為博賺多點



Eric:

1. 假設以4元買入價值10元(多次研究分析後的推斷)的股票,之後升至8元後一直都未能到達推斷的內含價值,應該繼續持有,還是尋找其他投資機會?

2. 分析銀行類型股票報表的常見陷阱?


止凡回應Eric:

1. 若我好肯定這股票值10元的話,在8元沽出就好像有點奇怪,這個沽出原因就是因為自己在4元買入了?這就是一般人話「有食唔食,罪大惡極」,要先鎖定利潤云云。我可以告訴你,不跟價值走,不太可能一直持有大升幾十幾百倍的股票,好像十年前平保、國壽,或者是近年騰訊等,升一倍兩倍就一定沽掉了。

我認為合理的沽股原因,有空不妨看看這篇文章《沽股原因》。

2. 不只銀行股有陷阱,很多股票都有陷阱。我印象中,一般國際級的銀行股年報都不容易看的,而且當中有很多不知明的項目,好像衍生工具投資等,會被放到資產項上,但當出事,好像金融海嘯時,這些衍生工具小數目可能變成有毒資產,以幾何級數地變成要賠錢的項目,把盈利一下子吃光,一般投資者不是容易看懂的。


相關連結:
股票估值的問題



總結:

分享了一年,完成了這個《工作坊Q&A》系列,日後如果blog友心中有問題想問的話,不妨先點擊一下這個系列的連結,可能會看到其他網友有類似問題與討論,得到啟發。


克里姆林宮:特朗普和普京的外交政策觀念“驚人相似”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俄羅斯方面一再釋放善意。先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當地時間9日率先向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表示祝賀,並表達了希望改善兩國關系的意願。1天後,克里姆林宮又稱,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觀念和普京的“非常接近”,讓俄羅斯看到了逐步改善俄美兩國關系的希望。

關系正常化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在紐約表示,他看到普京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想法不可思議地類似,這意味著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開始有意義的對話擁有了堅實的基礎。

佩斯科夫說,很驚訝特朗普的勝選講話和上個月普京在俄羅斯南部的一次講話如此相似。兩人同時都說道,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如果其他國家有意願,也準備發展和其他國家的關系。

“他們提出了相同的主要外交政策原則,這很不可思議。”佩斯科夫說,“他們在外交政策上的思辨方式接近。那可能是我們溫和樂觀的基礎。他們至少可能開始對話,開始清除我們雙邊關系中的積弊。”

普京在此前祝賀特朗普當選時說,希望能和特朗普共同努力,做一些工作,使兩國關系走出危機。他說,關系改善的道路艱辛,兩國關系已經惡化,但俄羅斯願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方聽到了總統競選時特朗普做出的有關恢複俄美關系的聲明。我們明白,鑒於美俄關系的惡化程度,這將是一條艱辛的道路。但就像我多次說的那樣,俄美關系的狀況不是我國之過。”普京說,“但俄方願意,也希望能與美國全面恢複關系。我們認為這將是一條艱辛的道路,但願意作出自己的努力。”

當前莫斯科和華盛頓在敘利亞、烏克蘭、北約等問題上存在諸多分歧。佩斯科夫說,由於長時間的累積,兩國雙邊關系要回到一個較高水平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互信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實現。”他說,“不可能馬上就宣布兩國間建立互信,特別是在過去的幾年中關系受到嚴重損害的情況下。”

他稱,對於修複關系,普京準備靈活應對,但他的靈活性也有條件,需要看到美國方面的一些對等反饋。

聯系

大選期間,特朗普多次明確表示對普京的贊賞,並稱計劃全方位恢複美俄關系。而特朗普和俄羅斯方面的關系也成為民主黨對他的一個重要“攻擊點”。

今年八月特朗普陣營競選主席馬納福特(Manafort)被曝出收受烏克蘭前親俄執政黨1270萬美元,雖然他嚴辭否認,但在美方指責俄羅斯黑客涉嫌入侵民主黨電子郵箱的背景下,該消息對多次發表“親俄”言論的特朗普造成重大打擊,馬納福特隨後辭職。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里德(Harry Reid)甚至在大選前公開聲稱,FBI正在調查關於“唐納德•特朗普、他的顧問以及俄羅斯政府之間密切聯系和配合的爆炸性消息”。不過,馬納福特對此否認,稱這些都是民主黨轉移希拉里“郵件門”焦點的手段,特朗普團隊也否認了和俄羅斯政府之間的任何關系。

然而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里亞布科夫(Sergei Ryabkov)稱,在美國大選期間,俄政府和特朗普政治團隊的一些成員保持聯系,了解其大部分隨行人員。

“莫斯科和特朗普團隊有聯系。”他說,“顯然,那些所謂他的圈內人是我們最了解的。不能說所有,但他們中的一些保持和俄羅斯代表的聯系。”

不過,另有美國媒體引述俄羅斯外交官的話稱,俄羅斯大使館官員和特朗普團隊成員見面只是“常規做法”,希拉里競選團隊拒絕了類似的會議要求。

里亞布科夫說,莫斯科當然會在選舉後繼續和特朗普團隊聯系。他同時補充稱,對特朗普的勝利,俄羅斯並沒有感到“歡欣雀躍”。

此外,俄羅斯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10日也稱,莫斯科希望特朗普的當選將帶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


【旅遊】歷史何其相似,日韓80、09年代的出境熱已轉移至中國:不知不覺中已成世界第一大出境消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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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歷史何其相似,日韓80、09年代的出境熱已轉移至中國:不知不覺中已成世界第一大出境消費國

大因素助力出境遊,未來三年出國遊年增速30%

1.1人口基數:城鎮化進程擴大出境遊人口基數

2000年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加速,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擁有更高的收入、更進階的消費層次、更便捷的簽證手續,以及身邊的出境遊氛圍。

目前我國城鎮常住人口7.5億,根據國家衛計委預計,2030年城鎮化率將達70%,未來15年將新增2.3億城鎮人口。龐大的城市人口將成為出境遊人口的主要來源。


東部城鎮人口比例最大,仍然是目前出境遊的主要來源地。中部城鎮人口增速略高於東部,孕育巨大出境遊潛在人群。


1.2物質基礎:收入提升奠定物質基礎

從海外發展來看,出境遊人數與居民收入水平相關度高。城鎮居民是出境遊主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奠定出境遊旅遊人數和海外消費的基礎。


1.3匯率條件:歐日量化寬松外幣貶值,入境需求顯著釋放

自2014年來,日本和歐洲經濟困難加劇,日本央行和歐洲央行分別推出量化寬松計劃,日元和歐元相比堅挺的人民幣日趨貶值。

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日元和歐元相比人民幣,分別貶值15%和22%。受此利好因素推動,國內赴日本遊客增長89%,赴德國遊客增長44%,赴法國遊客增長37%。日元和歐元貶值,對於國內赴兩地的客流量增加,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由於日本和歐洲經濟困境短期難以改變,量化寬松政策仍將持續。由此導致的日元和歐元貶值,在未來3-5年內仍將維持。受此利好影響,日本和歐洲兩地將成為未來國內出境遊的重要目的地。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8月11日連續數日貶值,由1:6.1162變動為目前(9月24日)1:6.3785,匯率水平較貶值前下跌4.3%。這造成出境遊成本上升,兌換一萬美元需要較之前多花2623元人民幣。旅行社的采購地接資源成本直接上升,旅行社可以提價把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但這之間有一個時間區間需要旅行社自己承擔成本。比如,產品3月份定價,4、5月份發售,7、8月份消費者出遊,9月份與目的地資源方結算,這時需要更多的人民幣兌換成原有的美元與資源方結算,成本上升。

以凱撒旅遊披露的審計報告為例,按照2014年的敏感性分析,人民幣每貶值1%,毛利率下降0.30%,凈利率下降0.26%。近年來,隨著旅行社自身抵禦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不斷提高,下降幅度逐年減小,2012年這兩個數值為0.38%和0.33%。


日元和歐元兌人民幣匯率受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的影響,匯率上升。但長期來看,自2014年4月至今,日元、歐元大幅貶值,在人民幣當下貶值造成匯率小幅反彈下,日元、歐元兌人民幣貶值的大勢仍未改。

部分處於選擇邊際的出境遊客可能會因此取消行程,部分收入水平較高的遊客可能放棄赴美遊轉而進入外幣仍較人民幣仍貶值的日本、歐洲出遊,部分收入能力強的遊客可能仍會選擇出境遊但購物消費數量會減少。

1.4政策催化:簽證放寬釋放出境遊需求

伴隨國內出境遊人數增加和海外消費擴大,各國對華簽證政策在程序簡化、政策放寬、延長免簽上持續改善。截止2013年,中國已與81個國家簽署了相關互免簽證協議,其中35個國家實現落地簽政策,4個國家免簽適用於持普通中國護照。


1.5航線催化:國際航線增加提升出境遊客流

根據民航局統計,2009年全國起降國際航班37萬架次,運送約3700萬人。2014年全國起降國際航班58萬架次,運送約7100萬人。5年內國際航班數量和搭乘人數翻了近一番。新開設的國際航線極大促進了出境遊人數。


1.6未來33年出境遊人數有望保持20%增速,出國遊人數保持30%增速

2000年以來,國內出境遊人數保持年複合19%的增長率。綜合城市人口增加,可支配收入提高,歐元和日元相對人民幣貶值,簽證政策逐年放寬和國際航線穩步增設五大因素,結合2015年上半年出境遊人數同比增長20%。

我們認為可負擔出境遊消費人群會持續增長,出境較以前會更加便捷,預計未來3年出境遊人數繼續保持20%左右的增速。

刨除港澳臺,出國遊人數過去5年保持約30%左右的增速,未來3年我們預計出國遊人數繼續維持年增長30%左右的水平。


中國穩居世界最大出境旅遊消費國,市場特征明顯

2.1我國出境遊處於日本上世紀080年代初,韓國090年代初的水平

出境遊產品昂貴,選擇與否主要由居民收入決定。2014年我國人均GDP為7485美元,處於日本上世紀80年代初、韓國90年代初的水平。可以驗證,剔除港澳遊的出國遊,2014年出國遊人數占我國人口比例為3.12%。

日本、韓國相同的出國遊比重,對應在日本上世紀80年代初、韓國90年代初。我國出境遊處於日本上世紀80年代初,韓國90年代初的水平。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很長的發展時間。


2.2發達經濟體的出境遊比例,穩定維持在較高水平

參考日本、美國的出境遊比例,可以發現,兩國在21世紀初的經濟成熟穩定時期,出境遊比例較高且穩定。出境遊已經融入生活,作為國民度假、旅遊等方式存在。


2.3穩居世界最大出境旅遊消費國,海外購物成出國遊重要環節

隨著出境遊目的地由港澳走向亞洲、歐洲、美洲等,成本逐漸提高,人均出境遊消費逐步提升。

近五年人均出境消費年複合增長7%,與GDP增速基本一致。2014年人均出境遊消費達到約8700元人民幣。自2012年起,我國已經連續三年成為最大的出境旅遊消費國。


占出境旅遊消費較大比重的是購物和交通,其中購物占比最大,超過了50%,總支出超過了4000億元人民幣(2013)。海外購物成為重要旅遊環節。


高端消費群體大幅提升,助長了旅遊購物的總開支,80後是出境遊客的主力。


2.4收入主導客源地:以一線城市++東部省會為主,東部二線城市亟待開發,向中部城市擴張

東部地區一直是我國出境遊的主力,一線城市和長三角省會城市是主力中的核心力量。這些城市的居民年收入在4萬元上下,以目前出境人均消費8000元計算,一次出境遊花費一個人兩個半月的收入。


出境遊增速最快的地區集中在中部省會城市,該地區居民年收入一般在3萬元上下。

人均年收入3萬元可作為出境遊需求爆發的門檻,類似的,國際上也把人均GDP5000美元作為出境遊爆發轉折點。


以平均年收入3萬元為門檻,東部浙江、江蘇、山東、廣東四省滿足的城市最多,這些地區的二三線城市有積累的出境遊需求尚未被激發和釋放。

中部地區居民年收入超過3萬元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會,需求的地域分布較分散。由於該地區收入增速較快,按照年增速保守10%計算,3年後中部6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都將超過3萬元,出境遊需求有望蔓延到更多中部城市。

2.5成本主導目的地:亞洲為主,日泰增速快,德法美穩步增長

港澳遊是出境遊主要目的地並呈現下降趨勢

由於距離較近、開銷較小,港澳遊長期是出境遊主要目的地,總數約占總出境遊人數的7成。


港澳遊中有一半左右是不過夜遊客,另一半是旅行社組織的過夜遊,過夜遊近年下降較快。以出境遊主力城市上海為例,旅行社組織的港澳旅遊人數呈下降趨勢。


亞洲遊價格較低增速迅猛,是出國遊主要目的地

刨除港澳,亞洲仍是出國遊的首要目的地,約占總出國人數的68%。短線亞洲遊價格較低,部分與國內一線景點價格持平。在出國遊消費較高的情況下,消費者選擇目的地時會著重考慮價格因素。

加上日元貶值、簽證政策放寬等因素,赴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出國遊增速明顯。


我們預計短期內亞洲遊在一線城市和東部地區的火熱仍將持續。未來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可以負擔起更昂貴的出國遊時,歐洲遊增速有望超過亞洲遊,較便宜的亞洲遊會遷移到中部非省會城市。


歐洲遊以法德為主,東部經濟發達省份需求增速加快

對於大部分遊客,歐洲大國法國、德國是去歐洲遊玩的必經之地,出遊人數占赴歐洲遊的主要部分。赴歐洲旅遊人數約占出國遊總人數的12%,其中赴法國人數約190萬人,德國人數約100萬人(2013)。

增速最快的地區在經濟發達地區,如北京市、浙江省、江蘇省,赴法國、德國、意大利旅遊人數2015年上半年旅遊人數同比增長在30-40%左右。


出境遊市場規模5年超3萬億,10年超超5萬億

3.15年後的出境遊市場規模超33萬億

2014年出境遊人數為1.17億人次,出境遊消費1649億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平衡表旅遊板塊凈流出,包含交通、門票、餐飲、海外購物等所有出境遊消費),合1.02萬億人民幣。出境遊市場達到萬億規模。基於敏感性分析,我們計算出未來5年出境遊市場規模。


由圖表所示,未來很樂觀、樂觀、中性、保守預計出境遊消費市場年增速分別為34%、28%、23%、20%,五年後市場規模分別為4.44萬億、3.56萬億、3.14萬億、2.50萬億。

我們基於樂觀和中性之間,預計未來5年市場增速25%,5年後出境遊消費市場規模(包含交通、景點門票、海外購物等所有在內的出境遊消費)將超過3萬億。

3.210年後的出境遊市場規模超55萬億

我們假設5年後出境遊消費市場規模為3萬億。在此之後隨著出境遊人數存量龐大,出境遊人數增速會放緩,加上GDP增速下降,人均消費增速隨之下降,相乘得出的出境遊消費總額的增速會隨之下降。

我們考察了日本在1980年代時期的出境遊消費增速,當時日本與現在中國類似,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GDP增速8%,出境遊消費增速13%。結合我國歷史增速,我們預計未來5-10年,出境遊人數增速降至年增長10%,人均消費增速降至年增長5%。


由圖表所示,未來很樂觀、樂觀、中性、保守預計出境遊市場年增速分別為23%、20%、16%、12%,市場規模分別為6.86萬億、6.16萬億、5.34萬億、4.77萬億。

我們預計未來5-10年出境遊消費增速在15%左右,這與日本當年13%年增速接近。

15%高於日本當年13%的增速主要是因為,13%是日本在人均GDP5000美元-3萬美元的17年間出境遊消費的年複合增速,後期增速較低的權重較大。而我國2014年人均GDP僅為約7500美元,距離人均3萬美元還很遠,目前處於增速較快時期。

我們預計10年後我國出境遊市場規模(包含交通、景點門票、海外購物等所有在內的出境遊消費)將超過5萬億。

傳統旅行社變革通過整合上下遊資源力求實現全產業鏈

4.1海外經驗:不斷並購整合誕生大型綜合旅遊集團途易


"航空+酒店+旅行社"全產業鏈全球旅遊巨頭途易

途易(TUI)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綜合旅遊集團,總部位於歐洲。2014財年,途易實現營收合計約1460億人民幣(187億歐元),凈利潤約9億人民幣(1.05億歐元),2014年市盈率在30-45倍之間。

途易是全產業鏈、全業態旅遊巨頭,經營業務覆蓋全球180個國家,客源地覆蓋31個主要的市場,年服務客戶超過3,000萬,旗下業態包括:

在歐洲擁有約1,800家零售門店網絡;

控制6家航空公司,運營著145架飛機;

在24個國家擁有248間酒店,近157,000張床位,所有酒店均地處熱門旅遊度假勝地;

旗下兩家郵輪公司運營7艘郵輪;

在全球主要旅遊目的地擁有38家地接社,提供完善旅遊目的地服務;

市場領先的全球酒店B2B分銷平臺,為地接社、航空公司和代理商提供180個國家的超過6萬家酒店的預訂;


業務遍及歐洲和加拿大,市場占有率超過40%

途易在歐洲主要國家英、法、德等國的市場份額居於首位。


途易2014年營收總計約1460億人民幣,運營的歐洲和加拿大的市場產值約為3360億產值,途易占到所運營的市場份額的43%。


途易的歷史:兼並收購和剝離,終成旅遊、航運、酒店大型綜合旅遊集團1968年成立途易(TUI,TouristikUnionInternationalGmbH&Co.KG,國際旅遊聯盟公司),由四家旅遊經營公司遊羅巴、薩摩旅遊、胡梅爾旅遊和蒂格旅遊共同組成;

1970年,收購國際航空旅遊、穿越歐洲公司,創立酒店品牌羅賓遜俱樂部;

1972-1978年,收購一系列連鎖酒店,成立假日旅遊專列;

1995年,荷蘭途易及奧地利途易成立;

1996年,瑞士途易成立;

1998年,最大股東德國船業巨頭普羅伊薩格-赫伯羅特為公司制定戰略轉型,目標為塑造成旅遊、航運和物流公司,整合為"赫伯旅遊聯盟"(HTU);

1998-2000年,迅速開展在旅遊業拓展,收購1-2Fly等3家旅遊公司;

2000年,HTU更名為"途易集團",母公司普羅伊薩格啟動大規模重組,將途易由一家大型聯合企業轉變為純粹的旅遊及物流集團;

2005年,途易將物流業務剝離;

2007年,途易旅遊業務部門與英國旅遊公司首選假日(FirstChoiceHolidays)合並,合並獲歐盟委員會批準,公司成為年均180億歐元營業額的全球最大的旅遊公司。


通過連續並購,途易在航空、郵輪、酒店板塊上拓展迅速,成為橫跨旅行社門店、航空公司、酒店、郵輪、旅行社地接社的全產業鏈大型綜合旅遊集團。



4.2易食股份:背靠海航航空++酒店++郵輪,打造全產業鏈出境遊運營商

優質出境遊運營商凱撒旅遊,借殼易食股份

上遊資源掌握力強,建立完善目的地地接服務體系

上遊資源掌握深度上,凱撒旅遊已開發出德國、法國雙線出發的環歐巴士旅遊線路。同時,凱撒還取得了歐洲鐵路、德國鐵路、意大利鐵路、西班牙鐵路的代理權,國內消費者可以直接在凱撒官網預定。另外,凱撒還成為了2012年倫敦奧運會中國大陸地區獨家票務代理商及旅遊服務供應商,還是多家世界知名郵輪公司在中國的重要代理商;


凱撒旅遊已與全球各大洲共104個國家和地區的700多個地接社建立了合作關系,並在漢堡、慕尼黑、法蘭克福、巴黎、倫敦、洛杉磯等地較早建立了旅遊目的地接待公司。

中下遊批零一體化,註重零售服務質量

凱撒由批發到零售,從北京到全國,逐步建立起批零一體化的全國分銷體系。


目前,凱撒已在全國的23個城市設立分子公司,零售門店的總量達87家,全部采用自營(無加盟)保證服務質量。其中,北京以外的零售門店已占約一半。公司計劃,在未來2-3年將完成在全國49座城市布局設立直營分子公司的計劃,線下門店的總數將達到300余家,構建起完善的國內直營銷售網絡。

零售為主,產品偏中高端

凱撒業務以零售為主,2014年零售收入17.84億元,占主營業務收入26.45億元的67%。


凱撒的產品相對偏中高端,通過研發、專業運作以及對旅遊、文化與生活的深入理解,在產品研發與專業運作領域註入更多原創性內容。例如,凱撒開發體育、戶外的主題遊項目,借助專業人士設計路線,把遊覽過程變成知識普及和專業體驗,增加產品毛利。


營收增速穩定25%左右,毛利率14%左右

凱撒2013-2014營收增速分別為26.1%、23.6%,預計2015-2017營收增速分別為38.9%、25.5%、23.4%,營收增速穩定在25%左右。2015年的高速增速主要源於並表德國凱撒以及除歐洲外目的地資源投入後的增長。其中,由於受2015年5月19日起實施的指紋采集政策影響,凱撒預計2015年歐洲部分增長有限。

凱撒2012-2014毛利率分別為11.23%、12.18%、14.35%,預計2015-2017毛利率穩定在14%左右,處於行業較高水平。


借殼易食股份,成為海航旅遊持股資產,經營獨立又有聯系

凱撒借殼易食股份已於7月過會,易食股份為海航集團旗下上市平臺,過會後凱撒控股股東轉變為海航集團旗下一級子公司海航旅遊。

與海航的關系獨立又有聯系。經營和管理是獨立的,包括凱撒的團隊是獨立的,財務是獨立的,整個經營計劃是獨立。凱撒采用是預算管理制和總經理負責制,海航對凱撒在財務上有指標要求,業務上還是凱撒原有的團隊經營。

海航旅遊是全產業鏈旅遊集團,構建航空+酒店+郵輪旅遊生態圈

海航旅遊是全產業鏈旅遊集團

海航旅遊集團成立於2007年,是海航集團三大戰略業態之一--航空旅遊的核心企業。

目前,海航旅遊服務網絡已布局亞洲、歐洲、美洲多個國家和地區,並逐漸實現全產業鏈立體結構,從機票、酒店、門票、旅行社到互聯網服務、金融支付等,都可以一站式解決。


凱撒是海航旅遊旗下重要上市平臺,借殼易食股份過會後,易食股份直接持股方由海航臵業變更為海航旅遊。


凱撒受惠"航空+旅遊"模式,協同發展漸顯

航空、酒店是出境遊中最核心的兩個環節,而海航集團在航空層面具備較強的競爭優勢。2014年,海航集團的航空總運力已經達到8,000萬旅客。

作為國內首個五星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在拓展國際航線網絡上動作頻頻。目前,海南航空開通了國內外航線500余條,通航城市近100個。其中,海南航空陸續開通了中國至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的30余條國際航線。

航空資源對凱撒業務拓展進行有力支撐,包括(1)我國旅遊市場比較明顯的淡旺季特征強化了資源瓶頸;(2)同一體系內的溝通成本較低,例如,由於包機容易滋生覆蓋問題。目前南航已宣布不再與旅行社等經營性單位進行包機合作。目前,公司機票的關聯采購比例在30%左右。


雙方的協同在"航空+旅遊"模式上體現充分。自2011年海航控股凱撒以來,雙方攜手陸續開發了巴厘島、沖繩、馬爾代夫等正班直航航線。

此外,凱撒旅遊與首都航空合作日益密切:

首都航空:首都航空由海航與首旅集團共同出資在2010年組建,是定位於旅遊市場的旅遊型航空公司,目標以航空為龍頭整合旅遊產業鏈的優質資源。2014年第四季度,凱撒攜手首都航空相繼開通北京-清州、杭州-靜岡、西安-沖繩等多條包機直航航線。2015年第三季度,凱撒攜手首都航空,開通北京-丹麥哥本哈根,杭州-丹麥哥本哈根的北歐包機直航航線,目標是在北歐旅遊旺季增加航空運力,輸送更多旅遊人次。

4.3眾信旅遊:目標全方位出境綜合服務提供商,資本運作不斷

營收增速較快,業務批發為主

2014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42.17億元,同比增長40.3%。批發收入25.21億元,占營收的60%。


立誌成為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全方位出境綜合服務提供商

在2014年年報中,公司提出進一步升級發展戰略,立誌由領先的出境旅遊運營商成為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全方位出境綜合服務提供商。公司將多角度多方面延伸,拓展出境旅遊、商務會獎、遊學及留學教育、移民臵業、醫療體檢、出境及海外金融、保險等各類出境服務業務領域。具體手段上,將加強目的地資源及客源地渠道兩頭布局,建設全新的"出境雲"大數據管理分析平臺,打造上述各類出境服務業務平臺及目的地生活服務平臺。


眾信旅遊自上市以來資本運作不斷,布局全面

眾信旅遊於2014年1月23日在深交所上市,成為民營旅行社A股第一股。之後經歷了一系列資本運作,建立香港子公司、線上PC端布局悠哉網+線上移動端投資"行者"、橫向並購竹園國旅、縱向上遊收購境外度假村企業+境外目的地直采平臺世界玖玖+並購歐洲地接社周遊天下、縱向中遊並購批發商"魅力假期"+"行天下"、發起設立晨暉新經濟基金+旅遊產業基金+投資創新工場基金、金融板塊收購外幣兌換公司+發起設立壽險公司+小額貸款公司。


4.4中國國旅:免稅貢獻主要利潤,傳統出境遊毛利較低

出境遊業務為公司旅遊業務重要組成

2014年公司營業收入120億元,旅遊業務占比60%。旅遊業務中,出境遊業務占比53%。出境遊業務收入為63.7億元,毛利率5.66%,近年來增速呈現波動放緩的趨勢。


傳統業務毛利率較低,免稅貢獻主要利潤

中國國旅的傳統旅行社業務成本較高,利潤較薄,出境遊毛利率最低,2014年為5.66%,貢獻8%的毛利。利潤主要來源是免稅業務,2014年毛利率46.37%。


4.5中青旅:遨遊網OO2O戰略培育出境遊

在公司的積極推動下,估計2014年的交易額達到約20億元(含呼叫中心),同比再次實現翻番的增長。銷售產品中,約70%為公司自有產品。

根據艾瑞的數據,遨遊網2014年在線度假市場份額約為3.2%,其中,優勢領域出境遊的市場份額則要達到5.2%,在第二梯隊中處於領先位臵。


網遨遊網O2O,"互聯網+"的典型樣本

從2010年開始,遨遊網的O2O經歷了4年的摸索。從公司的表述看,遨遊O2O的獨特性和深遠意義包含三個層面:(1)遨遊網O2O利用技術創新拉近了與客戶的距離;(2)遨遊網O2O倒逼旅遊產品加速叠代創新;(3)以遨遊網為基礎打通三渠道(遨遊網、呼叫中心、連鎖店)實現服務一體化。

公司是最為積極、堅定踐行O2O的傳統旅行社。無論是極高的在線化比例,還是積極推動互聯網對業務模式的升級,遨遊網O2O都可以看做是"互聯網+"的典型樣本。

由遨遊網O2O到"遨遊網+",平臺化深入

目前階段:(1)遨遊網並非以流量為主導的模式,踐行的是O2O的道路,而目前公司線上占比已超過一半;(2)過程中,公司在O2O層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2015年公司對遨遊網的投入較大。目前,我國旅遊度假產品的在線化尚低,根據艾瑞數據,2014年在線占比僅約10%。遨遊網平臺化的空間較大。

遨遊網的戰略規劃包括:(1)邀約100家旅遊產業優質運營商,(2)建設O2O"百城千店",目前已鋪設300余家,以合作形式,入駐當地旅行社掛售遨遊網產品,

(3)招募全國英才加入"遨遊網+"發展事業。

投資建議

2014年全國旅行社出境旅遊的營業收入合計超過1157億元,占到當年出境遊全國總消費的11.34%。根據易觀智庫產業數據庫發布的研究報告,2014年國內在線旅遊的出境遊交易規模約為150億元,在線滲透率在10%左右。

在線旅行社在零售端擁有優勢,可以借助互聯網面向全國零售,但傳統旅行社也有其壁壘:

(1)首先,以易食股份、眾信旅遊為代表,在上遊地接社、中遊批發商和下遊零售門店都有布局。在線旅遊側重利用互聯網做零售,在上遊和中遊的布局少,在這兩塊對傳統旅行社的利潤擠占還較小。從歐洲TUI公司發展歷程可以看到,上中下遊資源的整合,尤其是占主成本的航空和酒店的整合,打通上中下遊產業鏈,節約采購成本和提高服務質量,是十分重要的。

(2)其次,出境遊產品較複雜,註重服務、產品設計和零售。傳統旅行社在線下廣布門店,目前遍布全國的2000余家出境遊旅行社仍占據出境遊市場90%左右的份額。出境遊需要掌握外語,這與在線旅遊擅長的國內遊顯著不同。消費者初次選擇更傾向於到門店問清楚,外語不通的情況下,到目的地希望有導遊帶領和陪護,對於中老年人更是如此。

因此,由於出境遊產品的特殊性,傳統旅行社較在線旅遊擁有不易突破的優勢。易食股份和眾信旅遊都在打通上中下遊,發展全產業鏈出境遊。易食股份通過收購凱撒旅遊,借助凱撒已經布局的上中下遊產業鏈和正在拓展的下遊直營銷售鏈,依靠海航集團已經建立的"航空+酒店+郵輪"生態圈,在全國範圍內拓展迅速,發展道路與歐洲TUI有相似之處。眾信旅遊通過一系列的兼並收購,整合上中下遊產業鏈,構建涵蓋內容廣泛的出境遊綜合服務平臺。我們給予兩家公司"推薦"評級。

風險提示

整合上中下遊出境遊產業鏈不及預期。1)易食股份:短期內,300家直營門店計劃顯著提高銷售人數,增加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限制短期業績;長期內,海航集團給予公司的資本整合支持力度等待觀察,整合的產業鏈上下遊資源不並入公司體內,公司靠單一的旅遊板塊收入支撐;2)眾信旅遊:出境遊綜合服務涵蓋面廣,資本投入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對於占出境遊成本比例大的機票、酒店的資源獲取效果低於預期。

(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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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運】以史為鏡知興衰:歷史總會有驚人的相似,對標2012,挖掘集運行業2017投資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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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運】以史為鏡知興衰:歷史總會有驚人的相似,對標2012,挖掘集運行業2017投資主線

業特征:強者恒強,呈現“大小年法則”


集運行業有以下三大特征:1)集運行業集中度在三大航運板塊(集運、散運和油運)中一枝獨秀,而聯盟化和虧損帶來的並購進一步提升行業集中度;2)集運行業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呈現“強者恒強”和“盈利集中”的特征;3)集運行業“大小年法則”不斷應驗,行業具有非對稱的自律性——可以共苦無法同甘,班輪公司博弈是“大小年法則”的主要原因。

特征一:集中度一枝獨秀,聯盟化大勢所趨

集運行業集中度在三大航運板塊(集運、散運和油運)中一枝獨秀。以行業前5大公司為例,集運、散運和油運行業的Top5市場份額分別為57%、12%和15%,前者集中度為後者4-5倍。此外,與其他兩個行業不同的是,集運行業一般采用“聯盟”制度——“聯盟”可以為班輪公司提供船舶和艙位共享,以提高裝載率、增加服務覆蓋面和航次密度。“聯盟”制度進一步提升了行業的集中度水平:目前,四大集運聯盟CKYE、G6、2M和Ocean3占據了美線和歐線90%以上的市場份額。


特征二:規模效應顯著,強者恒強、盈利集中

集運行業呈現“強者恒強”和“盈利集中”的特征。近幾年來,集運行業運力和盈利集中度不斷提升:前十大集運公司運力規模市占率由2007年的60.5%提升至2014年的65.2%;從整理的前十大班輪公司2011-2015年的盈利狀況來看,不管是累計盈利規模還是盈利次數,前幾大班輪公司都展現出較強的競爭力。由於集運業務同質性較強(提供海運貨物的位置移動服務)且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大型的班輪公司依靠較大的經營規模往往能實現低成本經營,在競爭中占據較為有利的位置。


特征三:盈利漲跌互現,印證“大小年法則”

2010年以來,集運行業“大小年法則”不斷應驗:行業基本面方面,行業運價水平和班輪公司盈利狀況自2010年開始基本遵循“一漲一跌”的規律。另外,從我們編制的全球集運股股價指數(以2008年初的總市值為基數100)來看,自2009年股指超跌反彈之後,2010年開始集運行業的股價指數同樣遵循“大小年法則”。



集運行業具有部分自律性,班輪公司博弈是“大小年法則”主因。對集運行業的分析一般采用以運價和裝載率為核心的供需分析模型:需求端與全球宏觀經濟(尤其是歐美經濟)高度相關;供給端的主要影響因素為船舶運力存量、船舶交付量和閑置運力等。但是,在散運和集運行業的對比中發現,集運行業運價和裝載率的相關性遠低於散運行業(相關系數分別為0.48和0.80),甚至在2011-2014年之間出現運價和裝載率的明顯背離。我們認為,其主要由於集運行業的集中度明顯高於散運行業,使其具備協同定價的可能;2012-2014年,集運運價指數難以突破“運價底線”(但提價效果也難以持續)進一步印證集運行業具有一定的自律性。

在行業具有部分自律性的背景下,班輪公司之間的競爭部分趨近於典型的“囚徒困境”:行業好轉時,船公司傾向於擴張規模,而運力的大量投放會使得運價承壓下行,行業景氣度下滑;行業較差時,班輪公司盈利普遍不佳、提價動力較強,通過采用一定的運力控制措施,班輪公司得以維持較合理的運價水平(但行業整體性供需失衡決定難以維持高運價)。我們認為,這是行業運價和盈利呈現“大小年法則”的主要原因。


中期趨勢:集中度持續提升,供需格局向好


2017年集運行業供給壓力減小,供需關系大概率改善:供給和需求增速預計分別為2.44%和3.23%,需求增速自2011年以來首次超過供給增速。同時,由於2016年班輪公司大面積虧損,伴隨著並購重組事件頻發,帶來行業集中度的再度提升,運價向上彈性增加。另外,雖然韓進海運此前出售的運力回歸市場將對運價造成一定的壓力,但是我們認為該部分運力對行業的影響有限。

運力增速下行,供需關系改善

2017年集運行業供給壓力減小,供需關系大概率改善。供給方面,由於2016年上半年行業運價水平整體處於低位,班輪公司經營惡化,運力擴張意願明顯減弱:行業船舶訂單量大幅收縮,同時船舶每月拆解量逐漸超過交付量。根據我們的測算,預計2017年行業有效運力為2035萬TEU,同比上漲2.44%。需求方面,Clarksons預測2017年行業運輸周轉量同比增長3.23%,行業需求增速自2011年以來首次超過供給增速。

另外,從2017年船舶訂單預計交付情況來看,交付密集度呈現“前高後低”的特征,運力交付壓力逐漸減弱(實際交付由於訂單延遲和取消等因素與預計情況有所差異)。單月來看,運力交付較為集中的月份為2月、4月、6月和7月。


行業虧損連連,集中度再提升

“大小年法則”2016暫時失效,或為2017年埋下伏筆。2015年為集運行業的“小年”,班輪公司盈利狀況不佳,按照“大小年法則”,2016年應為“大年”。但是,由於油價下跌的擾動,2016年行業景氣度依舊下行,班輪公司慘淡經營:2016年前三季度,班輪公司馬士基、達飛輪船、長榮海運、赫伯羅特等皆出現虧損;韓進海運於2016年8月宣布破產。



伴隨著班輪公司的大面積虧損,行業並購重組事件頻發:例如,2016年7月,赫伯羅特將與阿拉伯輪船合並;2016年11月,日本郵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整合集運業務,等等。在行業經歷寒冬的時候,班輪公司傾向於抱團取暖,由此帶來行業集中度的提升:前十大船東市場占有率由2015年62.8%提升至2016年的67.8%。




韓進破產余波未熄,但預計影響有限

韓進破產是2016年集運市場的最大事件之一,韓進海運也成為集運破產史上規模最大的班輪公司。破產之前,韓進海運共擁有97艘集裝箱船(共計62.4萬標準箱,市場占有率為3.0%,60艘為租賃船,37艘為該公司自有),在美線和歐線的市場占有率分別為6.7%和4.9%。在韓進海運破產之後,運力暫時退出市場,帶來行業供需關系的階段性改善。

隨著破產事件的逐漸發展,韓進破產期間遭凍結的運力逐漸回歸市場。韓進租賃船舶返還船主,美線資產由韓國SM集團旗下新成立的班輪公司SMshipping(SM航運)承接。SMshipping原計劃2017年3月開始運營,但是由於缺乏足夠的集裝箱去配置12艘船的船隊,可能無法按照計劃在3月啟動貨運服務。我們預計,韓進美線運力回歸市場的時間區間為4-5月份。

由於運力集中回歸市場將對運價造成一定的壓力,這成為目前市場最大的擔憂之一。但是,在我們對交付運力規模進行測算分析後,認為該部分運力對行業的影響有限:一方面,交付運力在市場總運力中的占比較小(占比為0.39%,以6500TEU/艘的最大值計算),另一方面,雖然美線占比較大(2.43%),但是由於美線以固定運價合約為主,對班輪公司盈利影響有限。


2017年Vs2012年:歷史或將重演,未來景氣向上

由於2016年行業大面積虧損的情況與2011年較為相似,同時2017年初的提價、扭虧預期、股價表現也和2012年高度類似,因此我們將兩者進行對比研究,並得出以下結論:1)參照2011-2012年,在經歷2016年集運行業整體性寒冬之後,2017年班輪公司自律性將有所提升、提價動力較強,參考當年的運價峰值,歐美航線運費仍有50%以上的上行空間;2)從股價表現來看,2016年12月以來,海外班輪上市公司股價帶動國內班輪上市公司股價上漲,與2011年4季度至2012年的情況極為相似,且目前本輪的股價漲幅僅為2011-2012年那波行情的30%-50%;3)2017年集運行業整體基本面將優於2012年,一方面供給壓力大幅減小,另一方面2017年4月集運新聯盟運營,行業集中度再度提升;4)雖然後續閑置運力將逐步回歸市場,但一方面需求是環比向上的趨勢,另一方面行業自律性的閑置運力依然不會中斷,因此我們認為這不妨礙運價中樞上修。


行業盈利難兄難弟,後續提價動力較強

2016年,集運行業整體經營慘淡,行業巨頭馬士基集運業務出現2012年以來的首次虧損(集運業務虧損3.76億美元)。回顧歷史,馬士基集運業務上一次出現虧損在2011年。從行業盈利狀況來看,2016年與2011年較為相似,行業中班輪公司都出現較大面積的虧損(包括行業巨頭馬士基和達飛輪船)。次年(2012年),集運運價持續上行,班輪公司盈利狀況明顯改善。參照2011-2012年的情況,我們認為,在經歷2016年集運行業整體性寒冬之後,2017年班輪公司自律性將有所提升、提價動力較強,行業盈利水平大概率隨著運價上行改善。


市場預期改善,股價淡季上漲

2012年,伴隨著集運運價上行,國內外班輪公司基本面改善,股價呈現不同程度上漲。2016年底,集運行業亦呈現淡季不淡的現象,運價波動走強,絕對值和趨勢都比去年大幅改善。與此同時,國內外班輪公司股價也積極作出反應:2016年12月以來,班輪公司馬士基、東方海外、陽明海運和長榮海運股價平均上漲15.4%。


供給壓力大減,行業自律性有望提升


2017年集運行業整體情況將優於2012年:一方面,從供需格局來看,預計2017年和2012年行業供給增速分別為6.87%和2.44%,2017年供給壓力明顯小於2012年。另一方面,從2017年4月開始,集運新聯盟“OCEANAlliance”和“THEAlliance”將正式開始運營,原來的4大集運聯盟(2M、O3、G6和CKYHE)將縮減為3大(2M、OCEANAlliance和THEAlliance)。隨著行業集中度提高,行業自律性將有所提升,增加運價的向上彈性。


閑置運力或將回歸,不礙運價中樞上修

行業閑置率大概率走低,但不妨礙運價中樞上修。目前,集運行業的閑置率為6.9%(部分與韓進事件有關),市場擔心隨著後續運價上升,閑置運力盈利改善,將回歸市場。但是,我們認為,目前閑置運力高企主要由於韓進破產導致的運力閑置(行業閑置率由2016年8月的5.15%提升2.8個百分點至2016年10月7.9%;韓進8月底宣布破產,破產前運力市場份額為3.0%),前文已經分析,韓進運力的回歸對市場影響有限。另一方面,參照2012年,雖然2012年上半年伴隨著運價上行,運力閑置率回落(閑置運力回歸市場),但是,從整年的運價平均水平來看,依然較2011年上漲24.5%。況且,經過2016年的大範圍虧損,班輪公司盈利改善意願較強,我們認為,2017年運價中樞較2016年上修是大概率事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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