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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4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下稱國資委)綜合樓三樓會議室，掌聲再一次響起。這一次，大家是在為一個人的光榮卸任而鼓掌——李榮融強忍淚水，深深鞠躬，心中無限感慨。
作為國資委首任主任，李榮融任期七年零五個月，為2003年以來任期最長的國內部長級官員之一。特殊的職位、特殊的使命也使他有別於其他同級官員。
上 任之初，面對當時國企經營之難，甫一成立的國資委在「管好」國企，還是「賣掉」國企之中猶豫不決時，他的觀點是堅持「管好」國企。在任期間，李榮融憑藉一 串幾何級增長的數據，使新成立的國資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李榮融剛上任時，央企數量是196家，他卸任後，央企剩下123家;李榮融接手時的央企總利潤為 2400億元，到他離任時，央企實現利潤超過1萬億元;國資委直接監管的央企進入世界500強之列的，由7家增至38家。
雖然身為曾經的「國資大管家」，但李榮融向記者袒露卸任後的心願時卻表示：「希望也能幫助民營企業，為民營企業的成長作一點貢獻。」這一心願使李榮融卸任後婉拒了不少來自大公司的重金邀請，而選擇去高校授課。
「授課的方式離實現我心願的距離最短。」李榮融說。2011年，李榮融一共在清華講了4次課，授課主題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這是作為「教授」的李榮融首次接受媒體專訪，在近4個小時的採訪中，坐在記者面前的他，語氣、神態與在任時沒有兩樣。並且，儘管李榮融的身份已經從「國資掌門人」轉變為「教授」，但他未改初衷——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是實現中國強國夢想的必由之路。
實現心願的最短距離
那些聆聽李榮融授課的清華EMBA學生，有一半是來自非公企業的高級管理者，另一半則來自國有企業。對於這位教授，很多國有企業出身的學生依然習慣稱他為「榮融主任」或「李主任」，大部分來自非公企業的學生則以「李老師」、「李教授」相稱。
早 在經貿委工作的時候，李榮融就開始研究制定非公企業的相關政策。在李榮融看來，中國的民營企業面臨四個「不足」：信息不足，信用不足，遇到困難時獲得的幫 助不足，學習培訓不足。直接給EMBA學員講課，不但可以將自己對企業的理解和經驗傳授給他們，還可以通過集中討論的方式獲得共識。給企業家上過幾次課 後，李榮融感覺，當老師可能是實現他「為非公企業做點事」的心願距離最短的方式。
在外人看來，國企和民企無論在政策上還是實力上，都有天 生的「鴻溝」。前者根正苗紅，後者野蠻生長。而李榮融則多次公開表示，央企和民企是一個相互依存的團體，「資源配置缺了中小企業能配置好嗎?要提高配置效 率，把中小企業都拿掉會好嗎?把非公經濟都拿掉會好嗎?絕不會好的。歷史已經證明，純國有是不行的」。
在清華EMBA，李榮融具體的課時 會根據教學進度進行調整，授課主題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內容主要包括國有企業的變化及歷程和搞好企業的主要措施。雖然講授的更多的是國企的經驗， 但李榮融強調說：「核心就講一個題目，怎麼搞好企業。」在他看來，通過對國有企業近幾年的成就進行分析，也可以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議。
為 了扮演好這個新角色，如今的李榮融將大部分課餘時間用於備課。「要把這個課講好，我前期工作量很大」，「有時候，我要考慮怎麼講才能夠讓學生更好地理解， 常常晚上睡不著覺。」李榮融說，「當然，還是在國資委的時候，睡不著的次數更多。」而國資委研究局局長彭華崗和副局長楚序平是他的得力「助教」，接受本刊 專訪時，除了秘書，這二人也陪同李榮融左右。
無疑，每一次上課，教授李榮融都會成為學員們關注的焦點。每一次課間休息，總有一群學生圍著 李榮融展開激烈討論。清華EMBA2004級校友、中亦安圖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楊進說：「李榮融老師的經歷使得他能夠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的課給 了我們一個觀察中國經濟運行和企業經營的不同的視角。」
鐵面與溫情
作為教授的李榮融，延續了他擔任國資委主任時期的工作風格。
他會根據學生的提問和對問題的具體理解，不斷修改講稿。在修改過程中，他會再三考慮學生更容易接受用哪種方式、從哪種角度講課。「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少講套話、空話，努力講有用的話，這樣人家才願意聽。」
以往，國資委每年召開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之前，李榮融同樣要親自去各家央企調研，歷時好幾個月收集材料。「好多材料別人看不了，只能自己看，所以我每個星期都加班。」
無論是作為國資委主任還是教授，李榮融都強調「講規矩」，因此給外界留下敢於直言、說一不二的印象。國資系統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李榮融兩個「不輕易」的工作風格——重大決策不輕易定，定了不輕易改。
「在制定政策的過程當中，你應該耐心聽取各方的不同意見，這也逐步形成國資委的重要風格。」李榮融說，「定了的事不能輕易改，朝令夕改搞不好事情。應該有這個自信，因為定的過程很嚴密，方方面面的意見都聽到了，近期的、中長期的利益都考慮到了，就不應該輕易修改。」
這一工作風格使李榮融「得罪的人多了」，他認為，平息這些人內心不滿的關鍵是「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對央企進行業績考核是國資委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李榮融開創了對100多家央企進行分級考核的方式。這一方式推行之初，引發了部分央企負責人的不滿，尤其令考核成績靠後和考核降級的央企難堪。
一 些從A類降至B類的企業負責人試圖找人向李榮融說情，「榮融主任能不能把我們企業往前再推一下到A類」，「榮融同志你看看這個企業的情況，人家工作得不 錯」……李榮融說：「這時候我會反過來打電話問他們，數據有沒有錯漏?其實我知道不會有錯漏的，都核了多少遍了。如果數據沒有錯漏，我說這個你得諒解了， 你數據在哪一類就是哪一類企業。」
第一年考核，有兩家央企排到最末位的D類，這兩家央企負責人上午開完通報會後，中午飯都沒吃就回去了。其中一位央企負責人對李榮融說：「我在這裡吃不下飯，回去也吃不下飯。」
這 樣的工作作風，使得他周圍的人評價李榮融是「最不像上海男人的上海男人」。不過，李榮融表示，自己在基層時也是個老實人，「受的欺負也不少」，所以當官後 給自己定下宗旨，不讓老實人吃虧，只有競爭上崗，才能使每個人機會均等，「你只要有條件你就來競爭，競爭不上，你自己再努力」。
李榮融常跟國資委裡的年輕人說：「如果跟我三年沒長進，不是你不行，是我不行。如果你一直很留戀這個崗位，捨不得離開，就表明你還不行;如果哪一天你感覺自己離開這個崗位隨時都有飯吃，那你就行了。」
在家庭生活中，李榮融還有鮮為人知的細膩溫情。
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假期過後，彭華崗問李榮融「五一」都幹嗎去了，李榮融說：「沒幹嗎，勞動節，我把我們家玻璃全擦乾淨了。」接著他饒有興致地向彭介紹起自己擦玻璃的「學問」：怎麼能把玻璃擦乾淨，怎麼判斷是不是擦乾淨了。
李榮融還是一名烹調好手。李榮融的弟弟結婚，婚宴上的菜全是他一手燒製。李榮融在家常是夫人洗菜、自己炒菜。以前李榮融在家還經常拖地板，「現在我腰不好，拖地板什麼的只好讓夫人去做」;每次出差，李榮融從不叫夫人替他整理行李，都是親自整理、親自熨好衣服。
無論做什麼，李榮融都精益求精。不做的事情不涉及，要做的事情必須做到極致、最好。
「國企強則國強」
雖已離任，如今身為教授的李榮融，仍密切關注著央企的發展。
有一次出差，他看到機場航班因大霧晚點現象嚴重，趕緊給時任國航總經理孔棟和東航總經理劉紹勇發短信，「你們要盡快改進，可能後邊還會有類似情況，要及時和乘客早溝通，有情況早通知」。
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言談間，李榮融流露出對央企的至深情感。而針對外界從未停止的「國進民退」、「央企壟斷」的質疑，李榮融則很少回應，因為他對這些觀點「不屑一顧」。
「在壟斷問題上，我認為央企背了黑鍋。你怎麼不去罵美國呢?波音和埃克森美孚還不算壟斷嗎?」李榮融認為規模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相反，一個行業中如果沒有主導企業，僅僅依靠中小企業，是不可能有國際競爭力的。
李榮融是「國企強則國強」的堅定信奉者，並將國企做強做大的信仰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如此比喻國企對中國的重要性：「一個家庭如果父親下崗，那對這個家庭是災難，孩子的命運從此會發生重大轉折。」
在李榮融的帶領下，央企將履行社會責任放在重中之重，甚至不惜承擔諸多政策性虧損。儘管這與傳統的市場經濟規則相悖，但李榮融認為，幫助央企樹立責任感，是他執掌國資委最寶貴的工作結晶之一，「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就是黨和國家、人民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辜負希望」。
關於如何深化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爭論，在李榮融卸任之後，反而達到了某種難言是非的高潮。比如2011年「兩會」期間，各界掀起了一股關於央企是否應該提高分紅的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國資委保持了一貫的低調。
李榮融同意央企應提高分紅比例，不過，他強調，要做到的是可持續分紅，而不是一次分完了，明天公司就關門。
「分紅跟企業自身的發展要有一個合理比例，要考慮企業擁有足夠的能力來支付未來的分紅，也就是可持續分紅的能力。所以開始的時候我不太主張提高分紅比例，原因就是還沒走到那一步，應該留點錢給企業自身發展。」
不過，李榮融認為，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當前應該逐步提高分紅比例，提高投資者信心。「現在股市下跌，怨聲更多了，股指回到10年前。股民實在太辛苦了，10年儲蓄再怎麼樣還有點回報，炒股一點回報都沒有。」
李榮融覺得現在的股民太辛苦了，為了瞭解股民心態，他甚至想卸任後也去炒股。「我想炒股並不是想賺錢，就是想瞭解股民的心態。」但為遵守相關規定，他並沒有真的去炒股。
由歷史來打分
李榮融卸任後，外界猜測他留下不少遺憾。對此，李榮融毫不猶豫地說：「沒有遺憾。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都努力去做了，我盡責了。」
2003 年上任之初，李榮融去中央黨校上課，黨校有的老師認為國有企業搞不好，應該私有化。他堅決不認同這些說法，美國的一篇關於私有企業的論文給了他反駁「國有 企業搞不好」的論據：私有企業能持續經營超過三代的不過5%，而且這5%裡頭大企業並不多，不少都是開飯館、家庭旅館的。尤其是在2008年，建立了現代 企業制度的美國雷曼兄弟公司也破產了，這讓李榮融更加堅定了「企業好壞與所有制沒有必然關係，只有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才能搞好企業」的觀點。
如果單就個人的業績評價，李榮融領導中國央企走過了發展最為迅速的7年，「國企能夠管好」已被央企劇增的利潤證明為事實。而且這個事實，似乎還證明了某種經濟理論的正確，即認為不同所有制的企業本身，就企業運行管理而言，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李榮融相信，只要十六大制定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不變，國企改革將會延續此前的思路繼續下去。「沒有這樣的體制，就決不會有國資委今天的成就」。
回顧李榮融主導國資委的七年零五個月，可以看到，歷史給了李榮融難得的改革機遇，李榮融顯然也抓住了這一機遇。不管外界對他主導的改革是讚揚，還是抨擊，「李榮融」這個名字，已鑲嵌在中國國有經濟改革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之中。
採訪結束之際，李榮融拒絕給自己打分，他說，「今天打的分，並不等於明天打的分，最終還是要由歷史來打分」。
本博按：關注方舟子一些打假事件，同時又見許多年輕人好壞不分，缺乏辨偽能力，不禁又想到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的一句話：「中國學生普遍缺乏判斷能力和是非觀念。」真是一語中的。最近，從網上抄錄下一位耶魯大學教授致北大學生的信，給周圍一些年輕人閱讀，有助於他們提高一些認識水平和思想水平。
耶魯大學教授Stephen
背景：Sterns是美國耶魯大學知名進化生物學家，在北大開課，總計40餘名學生。他在批改學生期末論文時，發現幾名學生有明顯或嚴重的剽竊行為，因此該教授回到美國後，仍然非常傷心，發來郵件致函北大學生。
今天批閱論文的時候，我又遇到了兩例剽竊行為。一例手法老練但是情節嚴重，另一例則是厚顏無恥得令人難以置信。這樣總計就有三名學生因為剽竊而在我的課程中不及格。
假如我前些時候沒有警告過你們，並給你們一次機會去誠實地改正你們的文章，這種事情還會多好幾例。有些同學誠實地告訴了我他們都抄襲了哪些部分，我向他們 表示感謝。這些剽竊行為讓我非常苦惱，不但因為它損害了你我之間的師生關係，也因為它告訴了我一些關於北大、關於中國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是你我都不願意聽 到的。它傷害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因為我為了當一名好老師而付出了許多努力。我花了許多時間準備課堂講授，又花了許多時間給你們的文章寫下詳盡的反饋。這些 工作都很辛苦。你無法想像，當改到第500篇 文章的細節的時候你是什麼感覺，除非你親身經歷。我做這一切，是為了讓你們學會更清晰地思考問題，學會有說服力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學會培養自己的理性，鍛 鍊自己理解世界的能力。我做這一切，也因為我珍視你們，珍視你們的想法，而且我想，如果你們都能夠清晰地思考、明智地行動的話，這個世界也會變得更加美 好。
在以後的人生道路里，你們當中有的人會成為身居要位的領導，我希望你們能夠德才均備，因為無德無才的領導者所能帶來的可怕災難，我已經見過太多了。就算不 當領導，我也希望你們所有人都能在你們的生命中創造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無論你們最後從事什麼。而如果你欺騙的話，你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當我所教的學生從別人那裡偷竊話語和思想的時候，我感到受了欺騙，心情沉重如同跋涉泥沼。我會問自己，我為什麼要給那些存心欺騙我的人上課呢？生命是如此的短暫，太不值得。有比這好得多的事情可以做。
讓人不安的是，剽竊已經成為整個中國行為模式的一部分。中國忽視國際知識產權。比如說，複印我的書徹頭徹尾違反了國際版權協議，使我損失了收入，對我而言近乎直接的偷竊，然而北大人卻對此安之若素。再比如，我只花大約一美元就能在街頭和店舖買到DVD碟，這些碟片在別國要賣上二三十美元。創作它們的藝術家因此損失的大筆收入全是被偷走的，每年幾十億。因為生產劣質商品對消費者造成潛在的健康威脅而不得不召回，中國已經是臭名昭著了。最近美國報紙上刊載的一幅漫畫描繪了中央委員會被指責侵犯人權。猜他們怎麼回答？「往他們牙膏裡擱點東西，看他們還敢吭聲？」經濟繁榮的背後，腐敗已經成為嚴重的問題。就拿礦業來說，每年大約有五千名礦工死去，就因為礦主為了省事為了利潤而不惜違反法律。
礦主的貪婪導致工人死去，象徵著社會階層之間紐帶的斷裂。天道已喪。中國似乎已經迷失了她的道路。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還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在你們今後的人生裡，剽竊將會遇到極為嚴厲的懲罰。身為研究生如果剽竊，就會直接開除，沒有學位。身為教員如果剽竊，就會丟掉飯碗。我知道你們可能不信，因為北大那位把整本書翻成中文就署上自己名字出版的社會學家
我在北大遇見了如此之多的剽竊，這一事實說明了其它教授和行政官員的所作所為。他們必然是對此頗為容忍，而當發現有人剽竊時，他們未加嚴厲懲罰就遮掩過 去，很可能是因為他們不願丟臉。假如他們真的施以懲罰，剽竊決不會這麼猖獗。給你們當中一些人上課的時候，我感受到了極大的喜悅。我在這裡遇到的年輕的頭 腦，和世界上任何地方比起來都毫不遜色。你們當中許多人都很勇敢，大部分人都很努力，大部分人都很誠實，有些人相當聰明。然而當我離去時，心情是複雜的。 這麼多前途無量的中國年輕人認為要靠作弊才能成功，讓我十分傷心。比起那些被他們竊走思想的人，和那些被他們用竊來的的話語所欺騙的人，他們傷害得還要多 的，是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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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和泥水工相比，誰賺得比較多？ 二十年前，答案是教授，現在，卻是泥水工。台灣技術人才短缺的現實，正在影響你的生活，和台灣產業的未來。 人才斷層頂尖木工團隊半數逾60歲 泥水工有多缺？一位裝潢業者觀察，「以前泥水工是按時間收費，現在卻開始按件計酬」他舉例，前一陣子，他承接一個案子，三個按件計酬的泥水工人，「三個人，一個星期，就賺走三十萬元」，平均一週進帳十萬元，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私立大學助理教授，要熬到教授，月薪才能超過十萬元。 如果是更稀有的泥水工，像貼大理石的工人，「老闆是直接帶一整個○○七皮箱的現金到工地，做完當天直接發現金。」 不只泥水工，現在，鐵工、水電工、鐵工、木工，都缺，以鐵工為例，做裝潢的鐵工，現在行情是日薪二千七百元，好的木工，日薪甚至高達四千五百元，月入十幾萬元。 即使高薪，裝潢工人卻也有人才斷層，以裝潢達人林存謐的團隊為例，他的工人約有七十個人，一半左右都是六十歲到七十歲，四十五歲以下的工人，只有兩個。 產值兆元的精密機械業也有人才斷層，專做木模的福茂企業社老闆馮昌盛觀察，台灣的工具機業，「員工多半都五、六十歲，一旦這些人退休，精密機械產業就有可能出現技術斷層。」 他自己也近五十歲，他的木模廠，是大隈等日本工具機廠依賴的上游工廠，要生產新的工具機零件，要靠他按圖生產出木模之後，再翻砂鑄造出零件，供日本公司加工。 教育斷層教木模的職校全台剩一家 馮昌盛感嘆，過去教木模的職業學校，全台灣有三家，現在卻只剩下一家，他怕台灣好不容易累積的木模技術會失傳，每一年都花錢贊助學生參加模具比賽。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總經理詹炳熾也認為，十年後，精密機械有可能因為退休潮，出現人才斷層，詹炳熾估計，台灣精密機械產業要再成長，工具機產業「研發要招二千到三千人，現場要招三千到五千人，」但現在，先別談是否合用，光是受訓一年只能招到二千一百人。 這是全台灣普遍面臨的現象，走訪台灣技術領域的高手，修車達人林昌巖、鏟花達人張振財、裝潢達人林存謐，他們都捧著技術想找徒弟，經常找了一年，都不見得能夠找得到一個徒弟。 「如果不注意這個問題，以後手工製造的技術，將會慢慢絕跡，」台灣知名設計師十月設計建築設計總監陳瑞憲觀察，在台灣，部分工法已經因為技術斷層失傳，「像行天宮裡用磨石子做出弧度的工法，已經沒人會了，」陳瑞憲觀察，國父紀念館外牆所用的「斬石子」工法，也已逐漸消失。 陳瑞憲說，日本因為人才斷層，缺乏現場施作工人，乾脆把整個房子的內裝都用模具在工廠先鑄好，再把整個房間「裝」在建築裡，他認為，如果走到這一步，台灣裝潢產業強調量身訂做，每一個細節都能調整的競爭力，就會消失，「按照現場手工調整出來的產品，才有生命力，」陳瑞憲說。 如果沒有技術工人，不只裝潢會變得更貴，修車、訂製衣服，工廠裡訂製模具，未來都可能出現付出高價，品質卻反而降低的情形。 今年開始，上銀和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各自想辦法，找出解決方案。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正在推動「人才量產」計畫，詹炳熾分析，他們把技術「模組化」，把原本需要一個高手才能完成的工作，拆成兩個新手也能完成，他舉木模為例，做模具需要製圖和機械能力，過去都由一個人完成，現在，他們把製圖部分拆解出來，再招募原本做電腦繪圖，甚至做文創的人重新訓練，和原本做模具的人才搭配，讓一般人不必是機械背景，也能進精密機械業工作。 學生斷層12年國教恐壓垮技職體系 上銀則和台中高工、台灣科技大學合作，建立新技職教育模式。台中高工校長許楨表示，去年上銀董事長卓永財主動提議和台中高工合作成立「三合一精密機械技術人才培育計畫」，今年可望正式成立。 這個計畫的內容是，從台中高工高二升高三學生中選出四十個學生，高三下先到上銀實習四個月，再送到台科大念書，週一到週四工作，週五和週六則到台科大進修理論，學習車床和精密的五軸加工概念，「四年之後取得學士學位，再到上銀上班。」許楨表示，這批人是上銀未來的管理骨幹，只要能待到六年，「就可望有百萬年薪」。 有心人想挽救技職教育，明年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卻可能再給技職教育再次重擊。許楨分析，過去技職教育用免學費吸引學生，「十二年國教之後，大家都免費，連這個誘因都沒有了，」他擔心的說。 另一個挑戰是，十二年國教入學時，技職體系要和普通高中混在一起排名，在少子化的趨勢下，技職體系要和普通高中搶學生，更加困難。他的擔心一旦成真，十年之後，不只技術工人會跟著退休潮減少，台灣過去數十年累積的技術底子，也可能因為人才凋零，逐漸消失。 | ||||||
在接受美國《連線雜誌》(Wired)採訪時，馬克·扎克伯格透露，每週他都會到加利福尼亞的東門洛帕克市（East Menlo Park）的一所中學教課，課程內容是「如何創建一個企業」。扎克伯格表示，自己深受妻子普里西拉（Priscilla）的熏陶，而她在哈佛畢業後，開始了教師生涯。
扎克伯格還談到：「每週二，我們都會仔細研究一項技能，而每組都有一個小項目需要完成。當課程結束的時候，學生們可以來到Facebook，並且銷售他們製作的產品，就像真的在做市場推廣一樣。」
目前，扎克伯格開始授課的具體時間並未透露。不過今年1月，《水星報》（Mercury News）曾在一篇報導中提到，每週二，扎克伯格都會為「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 Girls Club）教授課外課程。
扎克伯格坦言，在慈善方面，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影響極大：「比爾·蓋茨給我提了些建議：不要僅僅是簡單的散財、捐錢——你需要一些具體的實踐。所以我還在等什麼？顯然，我一天的工作已經佔用了99%的時間，所以我無力再創建一個基金會。但是，我可以使用風險資本的方法，來投資人才。我對紐瓦克（Newark）的學校進行投資，因為我相信這裡的州長、市長，而他們也值得信任。」
2011年，在Facebook將總部從帕洛阿爾托（Palo Alto）搬到門洛帕克後，扎克伯格曾給一群八年級學生做了一次演講。那時他說：「我初中畢業時的情形已經變得模糊，而以後，當你們回過頭，也許也不會記得太多。但是，我希望你們感到開心。」
到目前為止，切瑞頓仍然住在帕洛阿爾托的一處殖民地風格的房子，30 多年都沒有換過。
一頭黑白相間的鬈髮，隨意的牛仔褲和自己動手修剪的髮型。即便在斯坦福大學校園裡，大衛 切瑞頓教授都鮮為人知、至為低調。學生們很少意識到，這位導師竟然是全球最富有的教授。看起來他總是喜歡反覆飲用茶包，而且開著一輛老式本田車到處跑。「是的，我就是要這個效果。」大衛 切瑞頓說。
儘管硅谷人士幾乎全部是使用 LinkedIn 或 Facebook 這樣的標配，大衛 切瑞頓對此不僅不理會，他甚至連 Twitter 也不用。事實上，這位教授並非凡人——他身價高達 17 億美元，堪稱世界上最富有的學者。
1998 年，還在斯坦福上學的拉里 佩奇和謝爾蓋 布林(兩位谷歌的創始人)找到大衛 切瑞頓，就在後者家中的門廊展示了他們的創業項目。切瑞頓教授和他的朋友安迪 貝托謝姆當場開出了一張 10 萬美元的支票，支持這家還沒有走出宿舍的小公司，也就是後來的谷歌公司。
「那時，他們在籌集資金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難，我不認為這應該是個大問題。」切瑞頓回憶道。自此，他成為投資谷歌的第一個天使投資人。
而當初雅虎和 Excite 公司都曾將谷歌開發的算法拒之門外，並因此錯過天大的好機會。
在福布斯今年 3 月發佈的億萬富豪榜單中，大衛 切瑞頓成為了加拿大最富有的20 位富豪之一。不過，他從未變現過在谷歌公司的投資，一直過著低調而且樸素的生活。「我覺得在投資方面我非常幸運，但在花錢這個問題上我的思維方式跟乞丐沒什麼兩樣。」他說。
如果媒體談到億萬富豪應有的生活方式，他會顯得很不高興。「我覺得那些人建一個有 13 個洗手間的房子，肯定是哪裡有問題。」他還是在斯坦福任教，樂於投資一些初創企業，儘管年紀漸長，但他依然堅持每天工作 10-12 個小時。
加拿大的成長生涯
上個世紀 50 年代，大衛 切瑞頓出生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在家裡六個孩子中排第三。五歲時，全家搬往阿爾伯塔州的首府埃德蒙頓。之後，他進入了高地的公立學校學習，和他的五個兄弟姐妹一樣。
在那裡，他的父母羅斯 切瑞頓和穆里爾 切瑞頓開了一個工程公司。穆里爾 1946 年完成了電氣工程的學習，成為阿爾伯塔省的第二位女工程師。「在我們成長的歲月中，他們一家很特別，因為父母都是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大衛 切瑞頓的同學卡爾弗利安說，卡爾弗利安現在是埃德蒙頓公立學校國際課程監事。
年輕的大衛 切瑞頓對音樂很感興趣。有兩個暑假，他在班夫藝術學校學習音樂劇，曾經在多個歌劇合唱團裡擔綱表演和音樂製作。「回頭想想，我覺得音樂是一個很好的保持理智的方式。否則，我會投入更多精力到數學和技術領域。」切瑞頓說。
他原本可能開心地玩他的古典吉他，但阿爾伯塔大學的音樂專業沒有錄取他，這讓他意外地走上了之後的財富道路。「我的第二選擇才是數學。」他在接受《埃德蒙頓雜誌》採訪時說。
切瑞頓牢牢記得第一次接觸電腦的那一天，他戲稱那是自己的「史前時期」——高中的後兩年。「我記得數學老師開始講起計算機的話題，但我不能肯定之前是否有過一台。不過那時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計算機。」他說，「一直到大學一年級，我才第一次使用。」
一開始他在阿爾伯塔大學攻讀數學，後來轉入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計算機科學。隨後，他在滑鐵盧大學獲得了計算機的碩士和博士學位。
1981 年，斯坦福向他拋出了橄欖枝，他來到這裡，「想嘗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斯坦福的計算機研究具有世界級的水平，我就想試一試，和大牛們比拚一下。」他對《 斯坦福日報》說。
2005 年秋天，切瑞頓教授向滑鐵盧大學捐贈了 2500 萬美元，作為在計算機科學領域獲得傑出成就的獎勵。滑鐵盧大學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了計算機學院。
大衛·切瑞頓以 17 億美元身價成為加拿大最富有的 20 位富豪之一。
愛好「天使投資」的教授
在計算機之外，大衛 切瑞頓教授有很多愛好。他喜歡音樂和帆板。作為投資人，他最廣為人知的是對於創業的興趣。「如果做一件概念新穎而且與眾不同的事情，我會變得很興奮。」
切瑞頓事業的轉折點大概是在 1995 年，當時他參與創建了一個叫做 Granite Systems 的公司。
在它成立僅 14 個月之後，思科就以 2200 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這家公司。這次收購，讓切瑞頓擁有必要的資本，可以投資其他的創業。
「在我做教授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完全沒有什麼錢可以用來投資。」切瑞頓說，「好像是一夜之間，我從需要擔心怎麼還房屋貸款，到還清貸款，再也不用想貸款的事。」
從那時開始，就有斯坦福學生來找切瑞頓教授，請他投資他們的公司，或者就是簡單地請他給些意見。在 Granite Systems 之後，他對很多硅谷的創業公司都有貢獻。最為大眾津津樂道的，當然是 1998 年他給兩位谷歌的創始人拉里 佩奇和謝爾蓋 布林投資了 10 萬美元。他印象很深刻，當時他還帶了這兩位博士生去見硅谷最負盛名的風險投資。
切瑞頓曾經表示，「謝爾蓋 布林對自己打算做的事情一向直言不諱並且更具有侵略性。而拉里 佩奇則要細緻周到小心得多，他性格有點內向。我覺得拉里 佩奇更適合做科學家而不是 CEO。」不過，今天谷歌的 CEO 已經由拉里 佩奇接任。「公司發展到了不同的階段，需要顯得成熟穩重些的人吧。」他說。
除了投資，切瑞頓還擔任過這些公司的諮詢委員會和董事會的成員。因為他擁有計算機和商業兩方面的專長，他不僅和投資人溝通，也帶來了客戶和產品上的想法。他最新投資的公司叫 Arista Networks，這是一個加快服務器的數據轉換的專業公司。
相對投資成功，切瑞頓把自己給計算機領域帶來的變化看得更重一些。「我不覺得錢這個東西很有趣，它只是用來讓新事物成功的必要條件。」他說，「我非常喜歡我所做的事情，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努力工作。」
1998 年，還在斯坦福上學的拉里 佩奇(右)和謝爾蓋 布林找到大衛 切瑞頓，就在後者家中的門廊展示了他們的創業項目。
特立獨行的億萬富豪
去年 1 月，大衛 切瑞頓接受了《福布斯》雜誌的專訪，當時記者注意到他的辦公室裡有一期遊艇雜誌。他對記者說：「我曾經讀過，但我認為這些遊艇就是水裡的一個洞，你得扔進去大把錢。」他翻了幾頁，就把雜誌扔到了一邊。「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給我寄這些東西。」
切瑞頓一直保持低調作風。當《福布斯》記者在斯坦福拿他的名字隨機地問一些學生時，有幾個停下來思考，然後問這個姓氏拼寫方式是不是和喜來登旗下的連鎖酒店一樣。
到目前為止，切瑞頓還開著賺錢之前買的 1986 年大眾越野車，住在帕洛阿爾托的一處殖民地風格的房子，30 多年都沒有換過。他堅持自己理髮，理由是自己動手比較簡單，可以節省一些時間。「不是說我不接受髮型師。」
他最近一次揮霍，是為孩子們添置了一輛 2012 年的本田奧德賽。偶爾他會到毛伊島度假，玩帆板。
2003 年獲得斯坦福大學電氣工程博士的梁松，非常感激切瑞頓的教導。當時他已經畢業，想要開發一個更高級的移動定位技術，於是他向切瑞頓諮詢關於創辦公司的問題。儘管畢業已經 10 多年，梁松覺得切瑞頓的尖銳批評還是有價值的。
「切瑞頓是我見過的最銳利的人。」梁說，「他想得很不一樣，也教導我們去想得不一樣：不要隨大流或者是潮流。他希望他的學生從大處著眼，試圖找出一種方式來改變世界。」
關於投資，切瑞頓更願意投給那些他個人喜歡用的產品和服務，比如谷歌的高端搜索引擎。他肯定不會因為壓力而隨大流。
「我一直很欣賞他的態度。他對那些時尚的或者是政治正確的或者是傳統智慧的東西，幾乎完全無視。」最早從切瑞頓手下畢業的博士生威利 斯瓦內波說。他現在就職於巴黎高等洛桑聯邦理工學院，一所瑞士的工程學校。「剛開始，我完全被他的不敬驚呆了，因為我覺得那些是廣為接受的原則。」斯瓦內波說，「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發現他的確打開一個人的視野，以新的方式解決問題。」
切瑞頓的父母在大蕭條時期長大。父親羅斯說，切瑞頓總是被鼓勵去走自己的路。在父親看來，他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男孩，對團隊活動一直不怎麼感興趣，他會在自家院子裡搭一個木頭堡壘，遠離其他孩子。他還記得，切瑞頓就讀埃德蒙頓高中時，就覺得課程太慢，「他是一個有天賦的孩子，他走他自己的路。」他的父親說，「我們沒有引導他一定要怎樣。」
「我喜歡和我喜歡的人一起工作、教學和做科研。我喜歡騎著我的自行車，駕駛我的舊車。」
切瑞頓，「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老土，但我覺得我就來自這樣的背景下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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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回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海外遺產5千億元，王永慶長子王文洋跨海向百慕達興訟，上週四（9日）他向本刊痛批：「知道父親的錢被少數人管理，我不關心就是不孝。」 本刊順勢關心，王文洋女兒王思涵日前被拍到與男性友人逛街，王文洋開懷說：「是她男朋友呀！」本刊追查，王思涵男友為淡江大學資訊長黃明達長子黃健維，家庭背景簡單，因而通過王文洋這關。身價逾150億元的王思涵，「明年將論及婚嫁！」一位王家友人透露。 王永慶過世近五年，爭產事件仍未平歇。王永慶長子、宏仁集團總裁王文洋日前跨海向百慕達興訟，要追回父親在海外五千多億元資產。上週四（九日），王文洋在北市民生東路的宏仁總部接受本刊專訪。 在港台律師、顧問陪同下，王文洋拿出事先備妥的A4資料，洋洋灑灑說明，這五千億元海外信託得不明不白，一會兒拿下黑框眼鏡，一會兒揮手直批。 小倆口 結識逾十年 花了半個多小時，王文洋完成追產立場的論述。話鋒一轉，談起女兒王思涵日前被拍到與一位男性友人逛街、壓馬路，王文洋臉部線條立刻柔軟下來，「是她男朋友呀！」記者詢問外界叫他「小黃」，真的嗎？王文洋手指外頭，幽默地說：「小黃（指計程車），街上很多。」現場所有人哄堂大笑。 「小黃」有名字吧？王文洋突然緊張大喊：「哎呀！我怎麼可以講呢？會被我女兒敲頭的。」黑白髮色交錯、身材壯碩的王文洋，聳肩、搖頭，連說二聲「不要」後，就急著封口，起身送客，唯恐洩漏消息。 本刊追查，王思涵的男友小黃，本名黃健維，今年三十歲，大王思涵二歲，二人認識超過十年。「明年論及婚嫁！」一位王家友人透露。 爭產砲聲隆隆的王文洋，疼女兒出了名。三年前，王文洋在大媽王月蘭的授權下，將王月蘭所繼承的台塑三寶持股，贈與女兒，加上她名下房產，市價逾一百五十億元，頓時成了「百億公主」。 準親家 單純受肯定 如今，百億公主要出嫁，新駙馬爺首先要過的就是王文洋這關。「小黃的父親是教授，在大學當過系主任，寫了不少教科書，一家四口，背景簡單，這是通過他（王文洋）這一關的重要因素。」這位友人說。 本刊調查，這位準親家是淡江大學資訊長黃明達。十四日上午，記者前往淡大校園拜訪黃明達。他坦言，長子確與王思涵交往，但對其餘提問，則要記者去問「王爸爸」。巧合的是，十四日下午舉辦上市法說會的尚凡資訊（愛情公寓網站），黃明達因學生為創辦人之一而受邀擔任獨立董事。 黃明達娶大學同窗陳麗惠為妻，二人育有二子。黃健維是長子，循著父親腳步，讀淡大、政大資訊管理研究所，弟弟黃健哲從小是資優生，台大電機系畢業，算是王思涵的台大學弟。 王思涵讀的是台大經濟系，「從學號來看，她是外僑學生。」一位同班同學回憶，「她很靜，不是很喜歡念經濟，她說是為了爸爸才留在台灣。」 駙馬爺 丈母娘滿意 二○○七年在王思涵母親陳靜文的追思會上，哥哥王泉仁捧著牌位，而捧遺照的年輕男子，正是黃健維。「陳靜文還在世時，王思涵曾多次帶男友去探望母親，他文質彬彬的談吐讓陳靜文滿意極了。」王家友人說。 不喜歡念經濟的王思涵，真正的興趣是畫畫與設計，這部分是受母親影響。二○○五年，陳靜文首次舉辦的畫展上，王思涵上台獻花說：「她（母親陳靜文）最喜歡白色，所以她盡量用喜歡的色彩放在畫上面。」 當時，媒體提問：「妳給她打幾分？」王思涵說：「一百吧！」為什麼？第一次接觸媒體的王思涵靜靜回說：「因為她是我媽媽。」 對於女兒的興趣，王文洋百分之二百支持。原住信義計畫區豪宅「御之苑」的王文洋，二○○九年新購四、五樓，就放手給王思涵設計，「他還將樓中樓的一樓給Grace（王思涵）當studio（工作室），她曾到法國學設計，手很巧，設計出皮包與皮革款式，再用縫紉機作出來，送給姑姑王雪紅。」王家友人說。 御之苑是信義計畫區裡唯一坐北朝南的豪宅，一坪行情近二百萬元，工作室座落在此地段，全台灣大概找不出第二間。 這還不夠看，「王家買下的七樓，一層百餘坪，上個月開始拆修，說是也要給Grace當studio。」一位住戶說，因事前沒告知，大家有些不開心。王家在御之苑有五戶，為大戶，現在管委會主委正是王思涵。 「王家房子多、車位也多，地下室一樓停車位，扣去公共車位，幾乎是王家的。有段時間，王家在地下室架籃球架及健身房，大家覺得奇怪，但沒人檢舉。」這位住戶說，「常看到Grace與一清秀男子一塊運動。」 王文洋不只供樓做工作室，空閒時還陪女兒逛百貨，有次還被拍到二人在露天咖啡座聊天，王文洋餵女兒吃蛋糕。「Grace逛街，大多是為了欣賞、觀察別人家的設計。」王家友人說。 儘管王文洋後來有女友呂安妮並生子，但並沒有影響父女情。王思涵從小就常跟父親一起分享心事，王文洋創業時，便以女兒英文名字Grace及縮寫THW，為宏仁命名。 也因愛女，王文洋投入藥妝市場，在母校倫敦帝國大學理工學院成立「王文洋生技啟發研究中心」，依顧客自身基因序列組合量身製作護膚保養品，獲得今年歐洲區個人化藥妝新產品創新大獎，他十四日親赴英國受獎。 攤風險 置產英日台 這趟英倫行，王文洋住的是世界最貴的公寓「海德公園一號」。三月初，英國《週日泰晤士報》報導，王文洋以約十三億元，買下二戶海德一號公寓，與卡達總理哈馬德、超級名模「黑珍珠」娜歐咪坎貝爾為鄰。 新房裝潢好了嗎？王文洋說：「買的時候，裡面家具、廚房、鍋子都有，全部都裝潢好，都配好了。我一年去倫敦幾次，就會去住。我自己比較了解的地方是台北、倫敦、東京，都有置產，以分散風險。」 王文洋從中學到博士的漫長求學時期，全是在倫敦。當年，王永慶與弟弟王永在為栽培下一代，特別安排王文洋與堂兄王文淵、王文潮及表弟高英隆一起到英國求學，四人住在一塊。後來，王文洋取得帝國大學光學碩士、物理博士。 目前，王文洋的宏仁集團及大陸事業，多交由專業經理人及女友呂安妮打理，他自己除忙於英國的新事業，而眼前最重要的則是追討父親海外財產。 追四年 索討五千億 王文洋是王永慶與二房楊嬌的長子，原是接班人，但因婚外情而出走台塑，赴大陸另創宏仁。自此，王永慶於公於私，全倚重三房。因此，王永慶二○○八年十月過世後，王文洋對父親死因及其財產安排，耿耿於懷。 經過多次爭產風波，王永慶國內遺產五百多億元部分，已完成繼承，但對海外部分，王文洋不願妥協。「有五百億元的人，台灣多的是，郭台銘甚至我妹妹王雪紅都贏過他（王永慶）。但他是經營之神，說他只留下五百億元的人，非常看不起他、污辱他。」王文洋說。 「我調查四年發現，家族中少數成員未經父親同意，祕密在百慕達設立四個信託，擁有台塑集團多家上巿公司股權，最高近一九％，現值一百七十六億美元（約新台幣五千二百億元）。」 「父親若要做公益信託，在台灣就能做，沒理由跑到國外去。如果要做國外信託，因為他不懂英文，會要求翻成中文，自己一個字、一個字看。結果通通沒有，信託用英文寫的，我爸爸一個字也沒有看過。」 若回流 國庫受益多 王文洋回憶說，二○○九年一月在討論遺產的家族會議上，王永慶私人財務顧問洪文雄明確指出：「目的信託不是慈善，不是公益信託，公益信託才免稅，公益信託捐出去是政府的，在台灣國內的，而我們這是海外的。」 王文洋解釋，照洪文雄的說法，「這個錢，不是公益信託，算是海外財產，照理應課稅。」他四月初向百慕達最高法院呈報，主張這四個信託行為無效，他估算，五千多億元遺產稅為一千五百億到二千三百億元間。 「這不是為了我，最大受益者是中華民國政府。而且這個錢，真的是被侵占。」被誰侵占？王文洋回說，「只有三房知道。」「知道父親的錢被少數人管理，不公不義，我不關心就是不孝。」他不平的說，說他在爭產的人，是抹黑他。 但台塑另一創辦人王永在家族成員對此算法不以為然，因為這四個信託基金的財產，為王永慶與王永在二房共有，非王永慶獨有。看來，這場豪門恩怨大戲還只是在中場而已。 ★寵女富爸 王文洋 ．年齡 62歲 ．現職 宏仁集團董事長 ．學歷 英國倫敦帝國大學物理博士 ．家世 父為經營之神王永慶，與亡妻陳靜文育有王泉仁、王思涵2子女，與女友呂安妮育1子王泉力 ★百億千金 王思涵 ．年齡 28歲 ．學歷 台大經濟系畢業 ．財產 名下房產、持股現值逾150億元 | ||||||
是時候拆分谷歌了。
理由很簡單：它太大了。歷史告訴我們：私人企業是不會被允許變成一個龐然大物的。一個多世紀以前的1911年，美國高等法院批准了標準石油公司的拆分，一個龐然大物最終被分割成33個公司。沒錯，谷歌確實一直在創新，但昔日的標準石油同樣如是。儘管如此，羅斯福總統依舊利用反壟斷法將其拆分。遭受類似命運的還有那些控制著技術革新鑰匙的其他大型工業集團。
假如羅斯福總統活在當下，我相信他也會集中火力對付谷歌、蘋果和微軟，我們這個時代需要像他一樣勇於革新的政治家。
近些日子以來，「進步主義」這個詞又重新被提及。但相比現在的進步主義者，20世紀初以羅斯福總統為首的「進步運動」顯然更願意直面壟斷等社會問題。
1909年出版的赫伯特克魯利的《美國生活的希望》是古典進步主義者的聖經。這部著作引領著20世紀初的「進步運動」，運動的參與者不僅包括Sydney和Beatrice Webb這樣的社會改革家，也包括一些倡導制度管理和科學管理的企業家。在地方政府，進步主義者則希望改變市長選舉制度，用類似「職業經理人」的方式選擇「城市經理人」來管理。與現代進步主義一樣的是，古典進步主義也非常重視技術的力量，認為科技的發達將有助於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兩者的分歧在於對市場的態度。克魯利認為市場有自然趨向於壟斷的特性。那些傑出的初創企業勢必會發展成掃清其他競爭者，獨佔鰲頭的壟斷者。理由其實很簡單，熟悉達爾文《進化論》的一定不會陌生：適者生存，弱肉強食。進化絕不是失敗者能夠重來一次的遊戲，市場也一樣——領先的企業會越做越大，直到有一天吞併所有競爭對手。
和現在的科技行業一樣，古典理論裡的進步主義者通常是精英階層，他們相信那些聰明人終將爬到社會的頂層，規劃其他人生活的權利是對他們超於常人的智力和能力的獎賞。和如今的那些硅谷億萬富翁不同的是，一個世紀以前的進步主義者認為一旦掌權，富人就將不可避免地壓制可能威脅他們統治地位的那些精英。
他們的解決方案並不像達爾文主張的那樣任其自生自滅，而是通過政府的力量不斷打擊壟斷，由此不斷複製小企業壯大的過程，卻又不至於讓它們變得太大。製造這樣循環往復的過程就是美國第一部反壟斷法的邏輯所在。
古典進步主義者還碰到另外一個精英管理帶來的社會和道德問題：少數人的成功即意味著多數人的失敗。克魯利拆分壟斷企業的解決方法也許並不能夠有效釋放那些精英的能力，可他至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經濟壟斷會浪費人力資本。
出於同樣的原因，進步主義者推動頒佈了童工法：他們認為市場自然的趨利特性會讓他們試圖僱傭成本更低的童工。
克魯利稱企業越大，它所能創造的社會價值就越低：它可能會開始逃稅，賄賂官員，增加不平等。聽上去很熟悉吧？卡耐基，眾所周知羅斯福最大的「敵人」，也承認無法認同他的鋼鐵和鐵路生意創造了很大的社會價值。就像他寫的，他所做的很多慈善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在為他的「成功」做補償。
古典進步主義者希望政府能夠保護小企業，這就造成了企業越成功，社會對於企業的態度就越敵對。正是這種態度催生了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Michael Sandel的著作，前者是最後一位古典進步主義者，提出了「均等勢力」的概念，後者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進步主義者。
總而言之，是時候重新審視和接受古典進步主義留下的遺產了。
壟斷是真實存在的，必須與之抗爭。即便你可能不喜歡古典進步主義的教條，但它至少擁有具體的操作方法，以及可以爭辯的觀點。
2013-09-23 TWM
撰文‧賴筱凡
二十年前，他是六輕建廠環評通過的委員之一；二十年後，他卻成為台塑集團最頭痛的人物。台塑內部還成立專案小組，每月追蹤訴訟進度。這位被台塑求償四千萬元的學者，為何從挺六輕到成為台塑的眼中釘？
「當年我們也是覺得，六輕設立會替雲林增加很多工作機會、經濟效益，六輕也在環評會議上承諾，他們會用最先進的科技處理汙染的問題，只是沒想到，後來和預期不一樣。」他無奈地道盡二十一年來的一八○度心態大轉折。
他是莊秉潔，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一九九二年，六輕設廠環評就是在他手上，有條件通過。二十年後，他的學術研究報告卻發現，六輕營運所排放的汙染，讓全台灣的癌症標準化死亡人數每年增加一六八六人。
甚至，他因為這篇名為〈國光石化營運將比六輕石化營運致死亡人數多一五○％〉的論文發表，讓台塑三度興訟，也要把他告到底，還鬧上國際期刊《自然》（Nature）與《科學》（Science）。
專訪莊秉潔的這天，是台北地方法院宣判他勝訴的隔兩天，他沒有太多喜悅，「唉，當初真的所託非人。」他認為，如果台塑按照當時承諾處理汙染問題，也許局面會有所不同。
一次實地探查
打開台灣空汙的潘朵拉盒子故事得從三年前說起。在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邱貴芬邀約下，莊秉潔與獨立紀錄片導演簡毓群等人，來到彰化芳苑實地探查，那裡，原本是國光石化的預定地。
「那裡真的很漂亮，剛好在國光石化的議題上，回來後我就想來模擬看看，如果國光石化蓋廠後，可能造成的空氣汙染會是如何。」空汙研究是莊秉潔的專長，就是出於這麼單純的動機，讓他一步步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隨著一份份研究數據出爐，也讓他揭開了不能說的祕密。
指著外頭的天空，莊秉潔問我們：「你知道為什麼台中的天空這樣灰濛濛，能見度只有五公里，超過五公里就看不到嗎？」而這景象更詭異的地方是，明明頭頂上的天空那麼藍，偏偏天際線卻像裹上一層霧一樣。
莊秉潔手指輕敲，一份記載著各式數據的簡報檔就此展開，「這是現代文明才會有的問題，它叫PM2.5，也就是所謂的細懸浮微粒。」當許多化學物質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被排放到空氣中，這些顆粒直徑小於二．五微米的細懸浮微粒，就被統稱為「PM2.5」。由於細懸浮微粒的顆粒小，僅頭髮直徑的二十八分之一，不只會隨氣流飄散，甚至還會被吸入體內，穿透肺泡直達血液。
由於全世界對PM2.5的研究是近三十年才開始，就連美國最新標準都是二○○六年才出爐，將日均值訂在每立方公尺三十五微克、年均值十五微克。「但這些數字在台灣，年均值是三十五微克。」莊秉潔說，這整整是美國的兩倍之多。
儘管如此，這會造成什麼後果？
二○○九年，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的研究報告發現：「當細懸浮微粒的濃度每增加十毫克，將讓全死因（全部死亡原因）增加四％、心血管疾病死亡將增加六％、肺癌致死將增加八％。」相反地，如果細懸浮微粒濃度每減少十毫克，平均年齡將增加一．六歲。
換言之，這份由美國教授波普（C. Arden Pope）做的研究直接告訴我們，空氣中細懸浮微粒的濃度越高，與人類的生命健康有著高度的正相關。這對身為學者的莊秉潔來說，開啟了他的好奇心，於是他拿出六輕的相關數據做實驗，以驗證波普的理論是對還是錯。
沒想到，答案是我們無法承受之重。
一份驚悚報告
指全台罹癌致死率倍增
「在九五％信賴區間下，六輕石化所造成之PM2.5濃度，與全台(不含花東)共三二二鄉鎮之惡性腫瘤死亡率變化量呈現顯著相關。且PM2.5濃度每增加十微克╱立方公尺，將使惡性腫瘤標準化死亡率男性增加一二九％，女性增加一七六％……，根據這關係計算出，全台已因六輕營運所排放之汙染造成全癌症標準化死亡人數，每年增加一六八六人……，依六輕石化之劑量反應函數推估國光石化，則若國光石化營運後，其汙染會造成全癌症死亡人數達每年四二九五人……，國光石化造成癌症死亡人數多於六輕人數將近一五○％……」一連串數字，就這麼寫在研究報告的第一頁摘要上。
於是，莊秉潔一一年一月才剛做完這份報告，四月開始的一連串國光石化環評會議，「你就會開始感受到被攻擊的壓力，原因是我做的這個研究。」莊秉潔笑得苦澀，環評會議上一波波對他的攻擊，儼然成了鬥爭大會。
這期間，莊秉潔甚至受到總統馬英九的召見，他將每項數據細詳地解釋給馬英九聽，研究方法、理論根據、模擬數據等，都攤在馬英九的眼前。「總統那時反問了我一句：『如果真的是這樣，這（國光石化）怎麼建？』」莊秉潔不願意多做評論，但答案已昭然若揭。
就在國光石化最後一次環評大會，那時莊秉潔已被環保署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事關重大發展的環評大會，他自是不得其門而入；直到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的那個下午，馬英九帶著行政院各部會舉行記者會，宣布停建國光石化。
那一刻，讓莊秉潔以為正義獲得了伸張，卻沒料到，一場長達十六個月的訴訟噩夢，正等著他。
「國光石化宣布停建後，我又回到了原本專心做學術研究的平靜生活。」卻在同年十一月，一封從台塑寄出的存證信函送到了莊秉潔手上。看了內容後，莊秉潔原本不以為意，直到台塑鋪天蓋地的刑事告發、民事訴訟襲來，他才驚覺事態有異。
十六個月以來，莊秉潔就不停地為台塑的訴訟案件奔走、準備答辯資料，即使台塑的妨害名譽刑事告發遭到檢察官駁回，卻一次、兩次、三次地緊咬莊秉潔不放。
一個訴訟噩夢
奔走十六個月終換來勝訴
台塑內部人士透露，由於莊秉潔的報告給台塑造成很大的壓力，為此還成立專案小組，每個月固定開會討論，殺雞儆猴意味濃厚。
但針對這部分，台塑否認並表示，莊秉潔的研究報告內容為模擬數字，研究方法、資料來源、研究模型等許多地方都存在爭議，莊秉潔不應直接拿著初步的研究數據，就斷定六輕營運與居民罹癌有關，畢竟癌症的發生原因複雜，還需要考量到飲食習慣、基因等。
為了這個案子，連莊秉潔的家人都感受到壓力，「我一度想要他不要再講了，可是他一直認為，他只是就研究成果說話。」他的妻子莊美玲坦言，台塑是那麼大的集團，說沒有壓力是騙人的。對於空汙專業一竅不通的她，還拿著莊秉潔的研究報告，去請教其他學者，「但他們都告訴我，他的報告是沒有問題的。」九月四日那天下午，是莊秉潔人生中無法忘懷的一天，台北地方法院認定，台塑控告莊秉潔「毀損名譽」的民事訴訟一案，判決莊秉潔勝訴；同一天，刑事訴訟的部分，檢察官也第三度駁回了台塑的告發。
整樁訴訟案走了十六個月，莊秉潔怎麼也沒想到，二十一年前，他一手簽署有條件通過環評的六輕，最後會回頭告他。
莊秉潔坦言，在六輕開始蓋廠後，為了學術升等、寫論文，他專注在教授、埋首做研究，鮮少追蹤六輕設廠後的實際情況，直到後來又在環保署邀請下，成為六輕監督委員之一。
「那時候才發現，六輕已經不是我印象中那樣。」莊秉潔在監督委員會上重炮抨擊，認為當初六輕設廠前的許多承諾，設廠後卻有落差，「六輕有三八七根煙囪，卻只有數十根煙囪有申請排放資料，這不是空空的嗎？」這席話到了媒體上，又成了台塑訴訟的把柄。
現在要他再多列舉一些台塑當年承諾卻未兌現的事項，莊秉潔搖搖頭，就怕講多了，讓台塑又有機會告他。
其實，莊秉潔從不以環保人士自居，當年他與一干環評委員會通過六輕設廠，也是看在台塑有財力、有能力可以在促進經濟發展之餘，用科技做到與環境間的平衡，只是他沒料到，六輕的承諾事項並未全數做到，也才會有驚人的研究結果。
就在莊秉潔訴訟宣判的隔天，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也發表了最新報告，距離六輕十公里內的居民罹癌率增加四．○七倍，與當時莊秉潔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對此，台塑雖未有進一步回應，但台塑也說，去年環保署訂定出PM2.5的相關規定後，台塑就開始針對PM2.5做監測，在汙染防治上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資源。
十六個月來走一遭，即使莊秉潔一度感到挫折，但他始終有著身為學者的堅持，「基於學術倫理，我不能輕易更改數字，也不能因為巨額求償而退縮。」就像真理永遠是不會改變的，若會改變、會朽壞，那就不是真理了。
莊秉潔
出生：1962年
現職：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
經歷：中興大學教授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土木博士
一分鐘認識PM2.5
空氣中，直徑小於2.5微米的細懸浮微粒，統稱為PM2.5，主要組成為硫酸滴、硫酸鹽、硝酸滴、硝酸鹽、氮氧化物等，飄浮於地面到高度1200公尺之間。由於PM2.5會停留在空氣中，並隨著氣流移動，其濃度若過高，遭人體吸入，將有害健康。目前美國制定每日PM2.5排放濃度為每立方公尺35微克，台灣也已於去年跟進。
談到哲學家的長壽秘訣，李中華說，馮友蘭、梁漱溟、張岱年他們最大的一條就是，平時的生活比較平淡自然，沒有刻意養生。「年齡並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追求的是安身立命，能夠把自己的生命和從事的事業結合在一起，保持非常平和的心態。他們平時生活也很樸素，沒有那麼多生活上的特殊要求。」
李中華說，他們不怎麼「養生」，像馮友蘭、梁漱溟先生就不怎麼運動。吃的也是很普通，不是什麼山珍海味。他說：「他們生活都非常簡單，周輔成先生活到98歲，他真的很簡單，沒有過多慾望、要求。他認為，吃飽了能工作就是最大的福氣。宗白華享年近90歲，他是美學大師，平日非常逍遙，穿的就像普通百姓，經常背一個黃色背包，裡面裝著餅乾，到哪裡餓了就拿一塊吃，像一個小孩似的，活得很坦然。這是他們的境界，心胸是比較寬的。」
秘訣2：心中無塊壘：
王博說，哲學系教授長壽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哲學家長壽可能跟哲學系學科本身的特點有關係，因為哲學是對世界，對生命的一種理解，這種理解很容易讓人有一個比較開闊的心靈。張岱年先生活到95歲，經歷那麼多的挫折，一直很達觀。身體健康，一個是先天的遺傳，後天很重要的一點是心態，包括如何去面對世界，如何面對挫折，如何看待成功等等，都會對生命產生很重要的影響。哲學家心靈所經歷的東西應該是很豐富的，面對不同哲學對世界的理解，而不同的哲學背後都有其道理。哲學本身就是講道理，這個世界不僅僅有一個道理，有時候會有幾個道理，這些道理本身都是合理的，在這個過程中的思考使哲學家的心靈有更大的包容性。
王博說，張岱年先生長壽的原因，說起來是6個字「坦蕩蕩，看得開」。「一個人如果坦蕩蕩地話，他就會胸中磊落，這樣的話他就沒有太多的愧疚，他的心態就會變得和樂，看得開。一個人如果能看得開的話，他的胸中就沒有壘塊，我們經常講鬱悶，鬱悶就是胸中壘塊。」
在任繼愈追思會上，王博說，論語說「仁者壽」，任公即是。任公之仁體現在剛毅木訥，其知則體現在「擇善而固執之」。雖與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有親緣關係，但學術觀點不同，體現了北大哲學系的多樣性和開放精神。
王博說：「他們為什麼會長壽？我覺得這不是簡單的自然的原因，其實這是哲學的一種魅力的體現。這種魅力會讓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受益。」
秘訣3：把事業當生命：
李中華認為，哲人高壽還在於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融到工作當中，他們去世前還在動腦子，思考問題，「不知老之將至」。
「張岱年在晚年時，工作起來沒有那麼有精力，他就覺得不舒服了。這些老先生都是以學術、事業作為生活的主要部分，安身立命。他們離不開工作，把事業當生命，活著就是在創作，不想享樂。馮友蘭先生也非常感人，他創造了世界學術史上一個奇蹟，從85歲到95歲，他重新寫了七本書，這七本書加起來應該有200萬字。第七卷是在他95歲去世前三個月完成的，完成他就放心了，如果沒有完成他還會挺著。」
「文革」時馮友蘭在勞改大院，家人擔心他會自殺，而馮友蘭先生卻和弟子們淡淡地說，任務還沒有完成，我不會自殺。「馮先生跟我們講到『文革』時期，就會告訴我們：學哲學的人應該有這樣的智慧，不能輕易地自殺。」李中華認為，他們受到哲學智慧的啟示，對一般的問題總是有一定的超越。
「梁漱溟先生上世紀50年代初以後，就不能公開講話，也不能發表文章，拮据了幾十年，但是他還是那麼長壽。」李中華說，哲學與智慧相關，不是純知識的追求，智慧本身總是能讓人遇到挫折想得開一些。「挫折是對人最大的考驗，有的人卻經不起挫折。我們要不以榮辱為念，擺脫名譽、地位對自己思想、精神的束縛。」
秘訣4：環境寬鬆：
李中華說，老先生們的長壽還與北大的環境有關，如果一個環境矛盾百出，鉤心鬥角，每個人都不愉快，置身其中是很難高壽的。環境是人創造的，反過來環境對人的影響也很大，創造一個和諧的環境非常重要。
他說，現在有些人把個人利益看得太重，包括有的人說話尖酸刻薄，火氣很大，都不利於自己養生。不發火不代表沒有原則，還是有是非善惡。
「學術界的人只要遠離政治爭鬥，將書本作為自己的終生夥伴，對養生有非常大的好處。」他說。
啟示世人
啟示1
樓宇烈自稱是不戴假牙的「無齒之徒」，他特別強調做事情要「恰如其分」。他認為，人來到這個世界時是沒有牙的，「回去」的時候也應該沒有牙。他說，人要自然地生存最好，年紀大了，更要克制自己的飲食慾望。「前人告訴我們，不要用你的胃去磨那些硬的食物，不要用你的胃去暖那些冷的食物。現實中我們經常強調不要過咸，其實太辣、太甜都是危害身體的，我們要去掉偏食、偏味。」
對於都市白領在各種壓力下身體透支，樓宇烈說：「說句不客氣的話，很多白領身體亞健康，都是自找的。人的一生不要想著沒有遺憾，總會有遺憾的，不要強拼，不要放不下。事情是做不完的，過過慢生活，很多事情自己完全可以掌控。」他認為，我們現在難以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也需要保證睡眠，而且最好有規律。不要讓自己過分勞累，要有勞有逸。要打開心扉，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讓生活充滿藝術色彩，喜歡唱歌就唱歌，喜歡跳舞就跳舞……喜靜的人可以寫字畫畫，以此來凝神。「歌舞宣洩，書畫凝神」，能夠動靜結合是最好的。
樓宇烈說，中國哲學比較強調平和中庸，做事情不要絕對化，正如孔子所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否則就會傷害自己。中國哲學相對來講能夠把人生看得透徹一點，把生死看得淡一些。「當然，也不一定適應於每個人，如果勉強去做，變相地克制自己，也不見得就好。人的慾望不是要克制，而是要節制。」他說，學哲學，要進得去，還要出得來。如果研究哲學，卻被其中的理念束縛住了出不來，那就適得其反。所以，學哲學的人有長壽，有短壽，也有精神失常的，不能一概而論。
啟示2
近年80歲的樓教授仍在授課，他說：「講課對我不是負擔，要做自己能夠做的。老年人要認識到自己身體上的老化，也要保持心態上的年輕。自己能夠做的事情儘量自己去做，讓自己覺得還是一個有用的人，而不是一個一切需要靠別人的人，心態也就不一樣。」
樓宇烈說，心病是有情感的人生的，要以情來治情，服無方之藥，即聖人的言語。對於普通老百姓，不一定要讀多麼深奧的哲理書，多讀一些通俗易懂的民間諺語也無不可，比如「平常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心安然，生活也就很坦然。
「現在因情緒而引起的疾病越來越多，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都會影響我們的健康。」樓宇烈引用明末清初哲學家王夫之的「六然四看」養生方法：「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處事斷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懷，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
他認為，面對SARS等自然災難，要以一種平常心去看待。這些災難正是在警告我們，人類自己生活中出了問題，疫病才能侵蝕，我們要提升自己的抵抗力。「我們現在越來越認識到生理的病，有外在的原因，比如說環境問題、病毒、細菌等，還有內在精神情緒的問題。如果能把精神情緒放平穩了，身體本身的抵抗能力就會增加，外來的侵蝕就會受到阻力，得病的幾率也就會減少，等於提高了自己的免疫能力。人的很多病是由於看不開，拿不起，放不下。應該保持一種對生活的樂觀，看開名利，看破生死。」
他說，可能研究哲學的人能夠明白事理，知道如何調節、控制自己的慾望，這大概是哲理養生的功效。所以心智的成熟很重要，我們要過平靜、有意義的生活，並非刻意拉長壽命，而是盡享天命，壽終正寢。自然地度過自己的生命，不因遇到難事而糾結，保持心態平和的狀態。
啟示3
如今年近70歲的李中華教授退而不休，每天依然工作十幾個小時，並參與《儒藏》的編纂。「我受這些老先生影響，不看重名利。有的人會因為文章署名打得不可開交，為了稿費而折騰不已，心中芥蒂太多，放不下。人生都是小事，這些小事都要計較的話，就非常影響人的精神。」他說，「我的體會就是這樣，我平時對吃點小虧是毫不在乎。小虧要經常吃，不要斤斤計較。」
對於哲人不刻意養生這一點，李中華說，現在有些人刻意養生，什麼都不聞不問，麻木了。「儒家不是這樣的，論語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者壽，智者樂』。不要帶著功利的心態去做事。境界、道德素養對一個人的生命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李中華說，人的生命要順應自然，不能背逆自然。《列子》中說：「不逆命，何羨壽？」刻意去追求壽、名、位、利，對思想反而產生束縛，也就不能逍遙。「當然，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擺脫現實去逍遙，但是心態上可以是放鬆的。平時不感到有什麼苦惱，不要讓那些小事情影響自己。有的人為了名利絞盡腦汁，對身體特別不好。」
「中國哲學強調的就是人生。哲理可以養生，但是不能分裂了，僅僅當成知識。」李中華說，中國哲學實際上是要解決人生問題，不像西方哲學那樣語言分析、邏輯分析，中國哲學重視中庸，不能當成純知識，而是當成智慧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