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兩會特別報道】協商民主或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 全國政協重啟“雙周座談”這三年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03
2016年3月1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抵京。當日是政協委員報到的第一天。（視覺中國/圖）
又到兩會時間。今天，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本組專題帶你透過兩會細節，讀懂中國特色民主制度。
“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座談會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兩派。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政協的職能是協商，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禮堂，面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直言不諱地道出他對快遞業的擔憂：對快件實行“100%管控”，會讓快遞企業變成“一種類型的病人”，所有企業都要“吃藥”，勢必會影響行業發展。
當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了一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為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王衛作為行業代表，也應邀參加。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十二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舉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舉行。
“雙周協商座談會”，其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 “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
此番重啟有繼承，也有創新。就發起主體來看，當時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現在則由中共領導的全國政協發起。
傳承但不照搬“神仙會”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會議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點召開，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何丕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
“俞正聲主席在開場中說了當天要重點討論哪些問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何丕潔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大家發言結束後還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像有的大會發言，與會者把話講一遍就散會了。”他也發現現場氣氛比較活躍，大家著裝也多是便裝，比較隨意。
另一位曾參加過雙周協商座談的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座談會發言大家都很踴躍，快結束時，還出現了搶話筒的現象。看到委員們爭搶發言，話筒都顧不上用，俞正聲讓大家“再說一個”，他還笑著說，“大家說發言機會難得，是在批評我，因為我與大家見得少。”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定位，俞正聲在2013年10月22日召開的首次座談會上解釋：“通過定期邀請各界別委員主要是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座談交流，聽取意見和建議，使雙周協商座談會成為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協商平臺。”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傳統，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政協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3月，一批認同中共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時事政治座談會”，舉行頻次是每兩周一次，被稱之為“雙周座談會”，也叫“神仙會”。參加會議的有當時全國政協組織的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無黨派推選的代表，以及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當時不僅是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內部也流行“雙周座談”。
但不久，雙周座談參會代表、內容、舉行頻次就發生了變化。1955年，全國政協常委會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座談會內容為：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了114次的“雙周座談會”中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些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恢複了“雙周座談”，但全國政協層面一直沒有恢複。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產生後，作為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推進“協商民主”的一項制度建設和創新，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雙周座談”得以恢複。
重啟後的“雙周座談會”，在名稱中加了“協商”二字，體現了“延續但不照搬”，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強調的“協商民主”。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不談
從已召開的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來看，議題領域較廣，精準扶貧、媒體融合、政府職能轉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有涉及。而且無一例外，俞正聲主席都親自參加，聽取意見建議並和與會者交流探討。
“議題通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務大局為目的展開，也考慮社會民生和百姓關註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另外，議題也會根據政協委員們的調研結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較多的問題來確定。
南方周末記者從全國政協相關人士處獲悉，協商題目的確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
據何丕潔介紹，每年年底，全國政協的各個專委會、局委辦以及政協領導，就會提出下一年重點調研關註的問題，這時就要確定哪些議題適合雙周座談，哪些適合放到政協常委會討論。
“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劉佳義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對議題的要求。他說，座談會註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好、切口較小的問題來協商。
2014年11月13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的議題是“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個話題，如果籠統地談農民工問題講幾天也講不完，但從“工傷維權”這個小切口來說，卻能談得比較深入。
確定議題之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擇參會人員。
由於每次參會的只有20人左右，不僅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還要考慮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過言的政協委員，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考慮到政協委員的廣泛性，在人員選擇上還要突出統戰色彩和界別色彩，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更多的參加機會。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將參會的中共政協委員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之所以參加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的座談會，就在於民革向來比較註重“三農”問題。其實在2014年4月3日，召開落實全民健身條例雙周協商座談會時，也邀請了何丕潔，“但我沒有參加。”何丕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推薦民革黨員中一位在直轄市任副區長的委員參會，該委員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體育，談起來就有的放矢。
按照慣例，每次座談會召開前，相關部門還要進行調研。據何丕潔介紹，討論農村土地確權這個議題前，民革中央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開展了專題調研，很多政協委員都通過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議。
崔永元：“我違反了一點紀律”
座談會每次開會，除了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還會邀請幾位相關的專家學者。2015年6月18日，全國政協就建築工程消防審核驗收召開了座談會，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淩雲就應邀出席。
“參加座談會還是蠻有意義的。”余淩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者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總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決策機關反饋，影響決策。
會議前，余淩雲按要求寫了份發言稿傳到全國政協，之後又根據政協的反饋意見修改了發言稿。發言不超過8分鐘，他回憶，每個人發言時，俞正聲或是插話，或是提問，或是做個簡短評價。
原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是無黨派界別的政協委員，因其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關註，被邀請參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開的“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座談會。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他大概是半個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談會召開當天，他和其他與會者各自前往政協禮堂。會議開始後，先是重點發言，每個重點發言者有8分鐘發言時間，這是事先有準備的。之後是自由發言，實際就是舉手發言，每人有5分鐘發言機會。快到5分鐘時會有工作人員遞去紙條，提醒時間快到了。
崔永元註意到，俞正聲有時也會插話。當時有個研究轉基因的專家在發言時說，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究成功了，應該在國內推廣。俞正聲就問了一句：“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轉基因玉米怎麽區分？”專家沒有回答上來，沈默片刻之後，低頭接著念稿子。
“座談會的會風很好，沒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說。
崔永元參加過兩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議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這個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都覺得需要保護，只是在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和風險”，這一次各方有觀點對立。會議前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每個人說自己的觀點，相互之間不要爭論，因為一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
“但我還是違反了一點紀律。”崔永元說，他聽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觀點時，就直接表示了抗議，大概有兩三個回合的爭論。
實際上，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類似的交鋒經常出現，因為選擇出席者時，就已註意到邀請一些觀點對立、有代表性的委員或專家參加。
2014年1月9日，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是“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會上就分成了兩派，“挺核派”認為，核電是清潔能源，在霧霾日益嚴重、能源結構調整迫在眉睫的情況，中國應該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但“反核派”認為，核電站在技術上並不成熟，應該實行總量控制。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雙周協商從一開始定下的工作原則中，有一條是“堅持廣開言路、求同存異、民主協商、集思廣益”，鼓勵各界別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意見和見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產能過剩”座談上，全國政協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諱：“化解產能過剩雖然經過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講，成效並不顯著。”“對於產能過剩的行業，再好的項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雙周協商座談會。曾經參會的委員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解決了工傷保險“老大難”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兩年多下來，經濟、民生等相關部委負責人，幾乎都受邀參加過雙周協商，其中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頻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談會主題是“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會上，政協委員顏輝提出建議，應從立法源頭上確保職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在場的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回應：2020年前，人社部將在全國推行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努力推動95%的養老保險參保率。
當天派員去現場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廣電總局等部委，如果委員的意見與在場某個部門有關，俞正聲都會點相應的部委領導作回應，並強調：“政協的職能是協商，不是給你們作指示，而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社會組織是社會協商的重要載體。2014年7月25日，全國政協對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協商座談，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到會介紹了相關情況，並與委員們互動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從結果來看，到目前不少雙周協商的意見已經影響了政府決策。
2013年12月24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了汽車尾氣問題後，形成了報告給中央。該報告提出，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後來，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
2013年11月7日，有關建築產業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在報送的信息上批示：“推進建築產業化勢在必行”，要求住建部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相關人士介紹，雙周協商座談會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協商的成果，初期座談會結束後，是將協商成果以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不會報送有關部委。
2014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將協商成果報送到中央領導和相關部委，推進了協商成果的落實轉化。
建築業工傷保險，在過去視為“老大難”問題，社會上呼籲了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進行了協商座談，這實際也是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工委從2013年就開始跟蹤調研的專題，並與人社部、住建部、總工會、安監總局等部門進行調研。那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又圍繞資金來源、體制機制障礙、部門利益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形成了供國務院決策的參考建議。
2014年12月，國務院四部委終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解決了多部門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改變“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推行，不僅推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發揮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主體作用的一個探索，讓更多的政協委員有了“存在感”。
過去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只開一次會，委員主體作用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這個現象被稱為“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政協常委每季度開次會，政協主席副主席每月開次會）。但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20名左右的政協委員，一年能邀請400人。一屆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政議政，改變了“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啟動，也使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一定位更加清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協商民主作為十八大之後的高頻政治詞匯，呈現出越來越被肯定的走勢。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延安時期的一種政府組成機制，共產黨員、工農、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協商”已經有“協商”的意思，但那時還是一種“民主協商”，而不是“協商民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鄭萬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早在1991年中央領導同誌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有兩種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論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但到那時，還只有“協商”，尚未明確提出“協商民主”這一概念。
在“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全國政協做過不少推動工作。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加強協商民主工作，成為當年兩會熱點。2007年11月15日，國新辦發表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確認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了“協商民主”，並提出了“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從而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制度形式。
有媒體報道認為,協商民主或許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2013年3月產生新一屆全國委員會之後，便把對加快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並對增加協商的頻度和提高協商層次進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間，全國政協赴全國各地，對協商民主的推進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調研共分八個組，經過多次討論後，全國政協決定重啟“雙周座談”。
現在，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兩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再加上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可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協的參政議政格局。
政協委員提出監管“二次元”，分級制度要來了？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309/154611.shtml
導讀 : 對於二次元來說，“分級制度”關系到他們是否能接觸到更多更廣泛的非低齡向ACG作品，同時也他們也希望，在“分級制度”的監管下，中國ACG產業能更為健康地發展。
題圖 / 沒有黃段子的無聊世界
所謂分級制度，光靠監管就夠了？
正值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文聯主席許欽松在兩會提出，“二次元”世界對青少年成長影響很大，需要適度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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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案一出，引起了二次元們的廣泛討論，其中“分級制度”的呼聲最為高漲。對於二次元來說，“分級制度”關系到他們是否能接觸到更多更廣泛的非低齡向ACG作品，同時也他們也希望，在“分級制度”的監管下，中國ACG產業能更為健康地發展。
許欽松委員提出了怎樣的提案？
許欽松委員曾在兩會訪談中解釋了他對內容監管的2個提案：
｜對於網絡劇來說，需要把監管前移
許欽松委員表示，內容監管要在作品還沒有進入到制作或者投資階段之前就要進行。其主要目的是在於，讓內容創作者和投資方能盡早知道自己做的這部作品能否通過審查，避免審查不通過導致的資源浪費現象。
｜需要監管二次元相關內容
許欽松委員認為，應該在某一個地方統一出現一個標示，大概分為三類：“一是完完全全給孩子看的，成年人可以看也可以不看；二是專供成年人看的，孩子不能看；三是孩子跟成年人一同可以看的。”
ACGx看到，許欽松委員提出的這2個提案，實際上與國外的“分級制度”差不多，有著近似的做法以及同樣的監管目的。
國外的“分級制度”能做些啥
簡單來說，國外的分級制度就是按照文化產品的內容，根據不同年齡段來劃分是否適合某一部文化產品的分級制度。這種制度要求內容生產者，按照未來預計的用戶年齡層來生產作品，包括暴力元素、性暗示等，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在《電器街的漫畫店》的動畫中，我們也能了解日本是如何實施“分級制度”的
但ACGx註意到，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他們的分級制度是一種行業規範，是一種基於未成年保護的自律行為。審查者與生產者均是相關文化行業從業者，也保證了整個產業的發展並不會受到太多的外力幹擾。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內容生產者從一開始就已經明確了產品的定位，而評級結果則影響了內容宣發環節可以使用的渠道，也決定了消費者是哪些人。從經濟的角度看，這種從上至下的精準定位是十分有利的，出品方不僅可以準確地尋找到目標消費者，也能提高內容產量；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分級制度”也很好地保證了未成年人能接觸更多更好的優秀作品。
不難發現，國外的“分級制度”實際上是由內容生產者、渠道發行商以及最終的消費者來共同完成的。這是一種基於“未成年人保護”的行業自律及監管行為。
中國真的可以馬上實施“分級制度”嗎？
實際上在中國，簡單的“分級”早已出現。在電視臺這類信息接收相對被動的領域，黃金時段一定是向大眾的，而偶像劇之類的則是放在10點以後播出，這與美日的電視節目安排基本一致。
然而由於缺乏內容分級，在網絡上無論是《精靈寶可夢》，還是《沒有黃段子的無聊世界》，均可以隨意點播，出現了大眾向動畫與深夜動畫同臺演繹的尷尬局面。從表面上看，對網絡內容的監管似乎迫在眉睫。
上圖是2015年4月新番播出時間表，註意播出時間大部分都是0點前後，實際上中國的動畫放送平臺早已完成了與日本的同步播出，這些內容主要以深夜動畫為主
但是ACGx認為，即使是這些內容平臺也通過一些技術手段完成用戶在點播環節的分級篩選，“分級制度”也未必能落到實處。最大的問題出在最後一個環節，即消費者環節，這體現在以下2個方面：
｜大眾社會對動畫作品的偏見
對於中國大眾社會來講，“動畫是給小孩子看的”這種觀念根深蒂固。這種觀念不僅嚴重影響了中國原創動畫內容的定位，更導致了“分級制度”的寸步難行——既然動畫是小孩子看的，那就“一刀切”就好了。
在美國，兒童向的動畫是不允許出現槍口滴
於是，《熊出沒》這種看似兒童向卻充滿了各種暴力元素的動畫得以登上電視熒屏。如果按照國外的分級標準，這部動畫並不適合7歲以下兒童觀看，盡管滿篇的“請勿模仿”，然而懵懂未知的小孩子卻對劇中的暴力畫面更感興趣。
“一刀切”的政策，不僅阻礙了動畫的內容定位，也在某種程度上傷害了兒童的身心，與動畫的原意背道而馳。
｜家庭對文化內容的忽視
分級制度最終的落實者是家庭，無論美國還是日本，尤為重視動畫內容是否對孩子有益，而中國的家長往往是這樣想的：“別人家的孩子都在看，準沒錯。”於是作為家長的成人雖然規定了看動畫的時間，但是並不參與到內容的審查中，在內容篩選上完全無視年齡要求。
百度搜索“防沈迷”，第一個聯想詞居然是“身份證號碼大全”
此前，中國的網絡遊戲曾推出過“防沈迷系統”，但是某些不滿18歲的青少年卻通過借身份證之類的手段避開了這一系統，成年人的縱容，才是“防沈迷系統”形同虛設的原因。“小孩子玩個遊戲看個動畫，至於這麽上綱上線麽？”在中國這樣想的人絕對不在少數。
對於中國來說，“分級制度”不僅僅是一個行業自律的問題，更是一種社會與家庭的教育問題。在我們尚未將文化內容與教育緊密聯系在一起之前，“分級制度”將難以執行。
監管“二次元”關鍵在執行
與其他行業制度一樣，“分級制度”的關鍵在於執行。一方面，從生產便已開始的內容分級可以極大地豐富二次元乃至泛娛樂的內容數量，但是另一方面，執行力的不足則是“分級制度”最大的隱患。
執行力的源泉在於大眾認知的改變，這種觀念改變來自於供求雙方的共同努力。曾經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煙酒的規定，最終得以落實並不是因為會被罰款，而是基於大眾在未成年人保護上的認知轉變。“煙酒會影響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基於這樣一種共識，市場才得以規範。
同樣的，“二次元監管”最難的環節就是在於大眾對ACG內容觀念的轉變，只有當大眾意識到文化產品與家庭教育的緊密聯系，“分級制度”才會得以順利執行，這個產業才能像美國日本那樣遍地開花，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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