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股現在並不便宜,但上周美股股市仍再創新高,周五標普500指數收在歷史高位2007點。
衡量估值高低的一個常用指標是Robert Shiller發明的周期調整市盈率(CAPE,Cyclically Adjusted Price Earnings Ratio),即用股價除以10年收益均值。諾獎得主、耶魯大學的Shiller教授的研究表明,用周期調整市盈率預測股市未來走勢,能解釋30%的統計相關性。
Shiller教授上周末接受英國財經媒體THIS IS MONEY采訪時表示,“截止昨天美股的CAPE是26.3,追溯至1881年以來,歷史上只有三次出現過比這高的情況。”
Shiller教授稱,“其中第一次是1929年大崩盤前,第二次是2000年我稱之為千禧年泡沫破裂之前,第三次是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
Shiller教授表示,每次當CAPE達到了這些高度,市場就可能會崩潰,盡管目前的歷史樣本只有三次,還不夠多,但依然值得大家警覺。
市場早晚需要去泡沫,或以崩盤的形式完成或也存在另外一種情況,就是企業盈利持續告訴增長,但股價維持不變或緩慢增長,不過按美股現在的勢頭似乎這樣的可能性並不高。
關於新晉諾獎得主梯若爾的報道沸沸揚揚,但他的研究對中國來說到底到底意味著什麽呢?
華爾街見聞曾提到,梯若爾在三大領域做出過卓越的貢獻,其中之一便是壟斷行業的競爭問題。他是新規制經濟學的開拓者,創建了新規制經濟學理論框架的構建,並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學術領導者地位。
20世紀80年代,世界各地在電信、電力、鐵路、煤氣、自來水等自然壟斷產業中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放松管制、引入競爭、產權私有,由壟斷走向競爭已成為世界各地自然壟斷產業市場化改革的主導趨勢。
傳統的規制方法由於忽略了規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使得它們無法提供正當的激勵。梯若爾和拉豐開始探索將信息經濟學與激勵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應用於壟斷行業的規制理論的道路。
在批判傳統規制理論的基礎上,他們創建了一個關於激勵性規制的一般框架,結合了公共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經濟學與機制設計理論的基本方法,成功地解決了不對稱信息下的規制問題。
當前,中國正在著力推進國企改革,試圖通過混合所有制引入社會資本,激發國企活力。在煤炭資源稅改革落定之後,新電改或是下一塊攻克的頑石。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新的深化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已起草完成,並遞交到國務院。方案將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配電和售電領域,其中,發電計劃、電價、配電側和售電側等環節都有望放開。
配電側放開,新增的配電網,要允許社會資本進入;成立售電公司,允許民間資本進入。
政府以及市場都寄希望於這場改革能夠在售電側強化競爭機制,形成市場化的售電新機制。
實際上,美國德州早在12年前就進行過類似的電力改革實驗,與中國一樣,德州也是希望通過售電側的改革、引入獨立售電公司來增強市場競爭,降低零售電價和工商業用戶的電價。
但事實卻是,沒有跡象顯示電價明顯降低。獨立售電公司進入市場後,也沒有看到售電市場的競爭性得到了增強。這與改革的初衷大相徑庭。
至於為何改革無效?今天的諾獎得主梯若爾以及另一位學者Joskow在2006年發表的文章論證,售電側市場,完全競爭的體制有可能比壟斷體制更加無效率。此外,當競爭不完全時,即便引入了獨立售電公司,其也會釘住傳統壟斷售電公司的定價機制,最終使電價無法下降。
他們認為,在沒有安裝智能電表的情況下,市場信息不完全,社會次優選擇和壟斷市場均衡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市場競爭化改革反而降低了整個市場的效率。
而當用戶安裝了智能電表,讓零售商掌握每個用戶實時的用電信息,但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阻礙了消費者對電價做出反應的話,市場競爭則比壟斷更能夠導引向有效率的價格機制。
除此以外,售電側的競爭化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例如,當供電出現短缺,電網管理者需要決定優先供電次序和斷電策略時,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的供電商有強烈的經濟動機虛報用電量。
至於引入獨立的供電商能增強市場競爭性這一假設,在梯若爾和Joskow看來也並不一定成立。據南方能源觀察:
根據Joskow和Tirole的理論推導,如果引入獨立供電商後,市場真能實現完全競爭化,那麽電價機制會趨向於單一電價(價格方差為零)而非階梯電價;相反,在一個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管制下的傳統供電公司制定的階梯電價,就會影響獨立供電公司的電價機制——使其更傾向於采用階梯電價。
改革後,改革地區的傳統供電公司的階梯價格機制並未改變。而被引入用於增加競爭的獨立供電商雖然在改革元年采用了單一電價,但很快就改變為階梯電價,並且其階梯電價與傳統供電公司的階梯電價類似。這暗示了引入獨立供電商可能並沒有讓市場競爭性得到提升。
因此,總體而言,根據目前的數據和分析,並未找到售電側改革引入了競爭、降低了電價和提高了效率的證據。相反,這些證據指向的是售電側的價格更高、更可能存在合謀壟斷的問題。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以下文章來自南方能源觀察:
從2002年1月1日德州的零售改革到今天已經有十二年了。十二年來,85%的工商業用戶至少一次變更了其所屬的售電公司,40%的居民用戶也從傳統售電公司轉向了獨立售電公司。在美國,只有德克薩斯州實現了大量用戶轉向獨立售電公司的預期效果。東部其他一些也推進了售電側改革的州,並沒有成氣候的獨立售電公司及其產業出現。
然而,十二年的實踐中,並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售電側的改革降低了零售電價和工商業用戶的電價。獨立售電公司進入市場後,也沒有看到售電市場的競爭性得到了增強。這與改革的初衷大相徑庭。究竟是什麽樣的原因造成了這樣的情況?從德州市場設計和改革歷程中我們能得到什麽經驗和教訓? 引進獨立供電商就能增加市場競爭、降低供電價格和提高效率嗎?這一系列的問題等待著我們的分析。
一、德克薩斯州的售電側市場化改革歷程
德州電力改革的基石是德州7號法案。該法案於1999年由當時的州長,後來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簽署生效。該法案的內容不只涉及到銷售市場改革,更對整個電力市場改革的制度變遷做了詳盡的安排,其中包括了對電力市場結構的設計、零售價格管制和競爭激勵等設計。針對整個市場從垂直壟斷的結構向零售市場化的制度變遷,該法案特別做了一些設計使這個制度變遷過程平滑化,也使各利益方比較容易接受該制度變遷。但這些平滑設計為售電側的企業提供了很多投機空間,降低了市場的效益。
德州是美國唯一的從消費側改革開始進行電改的州。其他實施了電改的州,其電力市場改革都是從發電輸電側開始,即以廠網分離為出發點,只有德州是先從配售分離開始的。
1.1市場結構和價格管制
從市場結構和售電公司體制而言,7號法案規定了不同的售電主體的認定、資質管理和價格管制辦法;也規定了躉售市場交易中,售電公司如何支付服務費用、輸電費用並向消費者提供上述信息。根據7號法案規定,獨立售電公司不擁有發電設備,而原來屬於垂直壟斷的傳統供電公司仍然被允許在市場中存在。但對這兩種公司的電價管制政策不一樣,亦即存在價格雙軌制度。就電力市場的主體而言,除了原來傳統的售電公司和獨立售電公司之外,七號法案還允許“合作社”式市場主體的存在,亦即超過兩個用電戶可以聯合起來直接到躉售市場上購電。對合作社而言,好處是降低了流通環節的成本,風險是其需要面對躉售市場上的價格波動風險。原有的市屬的或者集體所有制的公用事業公司都被定義為合作社。
在規範了市場結構和定義了各個主體後,七號法案對價格的形成和管制機制也做了規定。德州的零售價格並不是實時價格,消費者並不直接面對躉售市場價格波動。法案規定,獨立售電公司最多能有兩次調價機會,而對傳統售電公司的調價規定則更為嚴格,這就是價格管制的雙軌制。傳統公用事業公司所屬的供電公司在2007年1月1日之前,價格被釘在了2002年1月1日改革執行時所設定的水平。除非傳統售電公司能夠證明這個價格下,其已經損失了40%的用戶或者說天然氣價格導致成本上升,否則不允許調價。但獨立用電公司則被允許每年調價兩次,可以調高也可以調低,調整的依據也是天然氣的價格。對合作社而言,由於其直接面對躉售市場,其必須自行承受躉售市場的價格波動。在上述三種市場主體外,七號法案還允許代理商(boxer)的存在。這類企業整合多家售電公司或合作社,整體到躉售市場中議價和競拍。通過整體性的議價和調節模式,降低進價吸引合作並通過吃入價差獲利。
德州售電側價格管制的另一大特點就是根據天然氣價格決定售電價格上漲與否及相應漲幅。根據此規定,當天然氣價格改變時,售電公司就可以向能源管理局申請調整電價。
1.2 平滑制度變遷的相關設計
七號法案的另一特點,是對市場從一種制度過渡到另外一種制度時,設計了一系列關切各方利益的平滑設計。這與該法案討論和形成的過程中,納入了多方利益主體有關。這些利益主體不僅包括了原有售電公司,還包括了潛在投資者或潛在的通過市場化改革能夠獲利公司的代表以及不同用戶的代表和消費者權益的代表、環保代表等。
在一系列平滑制度變遷設計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擱置成本的估算與平攤的安排。擱置成本是指因為制度變遷導致的資產估價變化造成的成本。例如,在原有垂直壟斷體系下,某公司為了保證供電的穩定購置的核電廠和煤電廠,其估值在10億美元。在改革後,由於發電價格形成的變化,這些發電資產估價產生了變化,變為了6億美元。那麽改革前後的估價差異,亦即4億美元,就是該公司因為制度變遷而產生的擱置成本。由於該公司購買這些資產時並未被告知改革即將發生,因此估值差距由誰來承擔就是一個必須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根據多方協調,最後該成本的大部分由用戶來承擔。實際操作中,以資產的折舊周期(一般為20至30年)進行折算。由於每月對每個用戶造成的電價波動有限,因此很容易獲得用戶同意由其承擔大部分成本。
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平滑制度變遷是對電價變化的凍結和燃油加價的制度設計。德州從改革前到改革中和改革後有一系列的價格調整。七號法案規定,2002年1月1日起,德州實施零售市場開放競爭。州政府在1999年9月1日開始就要求公用事業公司凍結電費波動。但到了2001年,州政府又允許公用事業單位向用戶征收燃料附加費。允許加征燃料附加費的解釋是企業可以對未來可能的燃料價格變化提前征收一部分作為定金。這一附加費在2002年1月1日改革開始時自動終止。而七號法案進一步規定,2002年1月1日的電價被人為地在1999年12月31日的電價上減去六分錢。法案制定者聲稱,這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二、 德克薩斯州的售電側市場化改革的效果
2.1 售電側改革一定能夠增加競爭、降低電價和提高效率麽?
為什麽要推進售電側市場競爭化?最初級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壟斷會造成無效率,所以開放競爭以後就能提高效率和降低電價。然而,這一結論的成立依賴於一系列條件:首先,信息要完全,亦即供給方和消費側要有關於每一時刻的個體消費行為的信息;然而,在智能電表和智能電網實現之前,各方只能知道一個月或者每天一個消費者的用電情況。第二個是交易費用為零,然而對一般用戶而言,就算其看到價格波動,也缺乏即時反應的能力。
實際上,2006年,電力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的兩位重要學者Joskow和Tirole就曾經發表文章論證了兩個問題:一、售電側市場,完全競爭的體制有可能比壟斷體制更加無效率;二、當競爭不完全時,即便引入了獨立售電公司,其也會釘住傳統壟斷售電公司的定價機制,最終使電價無法下降。在這篇重要的理論著作中,兩位經濟學家指出,當沒有智能電表、供求雙方只能通過傳統電表知道每個月的用電總量而無法獲知自己在峰谷時段的具體用電狀況時,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將會把售電電價導引向平均躉售價格,但壟斷的市場結構能把售電價格導引向固定月租加用電量電價機制,而後者比前者更有效率。
更進一步,他們論證了,在這樣一個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社會次優選擇和壟斷市場均衡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市場競爭化改革反而降低了整個市場的效率。Joskow和Tirole指出,當用戶安裝了智能電表,讓零售商掌握每個用戶實時的用電信息,但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阻礙了消費者對電價做出反應的話,市場競爭則比壟斷更能夠導引向有效率的價格機制。
總之,即便從理論上而言,完全競爭市場是否比壟斷更有效率,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其答案取決於許多前提條件。實際上,除了上面所分析的,由於信息不完全造成壟斷更有效率的案例外,售電側的競爭化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例如,當供電出現短缺,電網管理者需要決定優先供電次序和斷電策略時,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的供電商有強烈的經濟動機虛報用電量。
2.2 德州售電側改革是否增加了競爭、降低了電價和提高了效率?
在改革實施十年後的2013年,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兩位學者Puller和West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分析方法,較為嚴謹地初步比較了德克薩斯州電改前後,改革地區和非改革地區不同體制供電公司的利潤和電價策略。初步的分析結果顯示,人們“引進競爭,降低因壟斷而過高的供電公司利潤,更有效地制定售電價格”的希望沒有實現。被人們寄予厚望的“競爭促效率”無有力證據支撐。
圖1:不同地區各種供電公司的利潤(source: Puller and West,2013)
Puller和West首先比較了改革與非改革地區不同體制供電公司的利潤,這里的利潤指的是售電公司收取的邊際價格減去其邊際成本。人們認為改革前的壟斷讓供電公司享有了過高的不當利潤,改革帶來的競爭能夠降低供電公司的利潤。
我們看到,改革前,改革地區的傳統壟斷供電公司與非改革地區的傳統壟斷供電公司有變化趨勢相同的利潤曲線;改革區的傳統壟斷公司比非改革區的利潤略高。改革後,改革地區的傳統供電公司利潤不僅仍然比非改革地區壟斷企業高,而且利潤差距逐漸拉大。而改革地區為加強競爭引進獨立售電公司並沒有改變售電公司利潤高企的現象。事實上,大部分獨立售電公司的利潤曲線緊貼改革地區的傳統售電公司。亦即,改革地區的市場中,並未出現人們所期望的“競爭降低供電商利潤”的現象;相反的,引入獨立售電公司帶來的可能是獨立售電公司以釘住傳統售電公司電價形式的“合謀壟斷”。有趣的是,改革地區的最低電價者利潤曲線與非改革地區的壟斷供電商利潤曲線相合。“每月最低電價提供者”並非同一家公司,實際上其往往是剛剛進入市場、需要吸引其他公司用戶的獨立售電公司。
圖二:獨立供電商的引入與市場競爭(source: Puller and West,2013)
除了降低電價,人們還寄希望於引入獨立供電商增強市場競爭性。根據Joskow和Tirole的理論推導,如果引入獨立供電商後,市場真能實現完全競爭化,那麽電價機制會趨向於單一電價(價格方差為零)而非階梯電價;相反,在一個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管制下的傳統供電公司制定的階梯電價,就會影響獨立供電公司的電價機制——使其更傾向於采用階梯電價。
改革後,改革地區的傳統供電公司的階梯價格機制並未改變。而被引入用於增加競爭的獨立供電商雖然在改革元年采用了單一電價,但很快就改變為階梯電價,並且其階梯電價與傳統供電公司的階梯電價類似。這暗示了引入獨立供電商可能並沒有讓市場競爭性得到提升。
因此,總體而言,根據目前的數據和分析,並未找到售電側改革引入了競爭、降低了電價和提高了效率的證據。相反,這些證據指向的是售電側的價格更高、更可能存在合謀壟斷的問題。
三、 改革的陣痛與反思
3.1 制度設計造成的無效率
德州售電側改革實踐的過程中有一系列的教訓和陣痛。最顯著的就是擱置成本的核算和平攤。首先,由政府核算的擱置成本誤差很大,曾經有一個案例,德州政府核定的資產價值只有3億,但第二個月這部分資產在市場中以8億美金售出。如果按照德州政府核定的擱置成本平攤電價,用電戶要多承擔5億美金。同時,從公平性的角度,擱置成本是否應當由用戶承擔,也極具爭議。這不僅涉及到福利重分配效益的問題,還影響到整體市場的投資效率問題。許多擱置成本的產生,實際上是在原有管制體系下,企業的策略性無效率的投資。企業當時進行這些投資的目的就是擡高管制結構下的電價,從而享有更豐厚的利潤。擱置成本分攤制度,實際上就是部分甚至全部的讓企業仍然享有這些策略性投資帶來的過高利潤,而這些過高利潤是通過用戶分擔實現的,這本身就會擡高電價,造成不公平,更會影響整體經濟發展的動力。
而另一個嚴重影響市場效率、提供投機機會的制度設計漏洞,就是調價依據天然氣價格的管制制度安排。從2002年到2010年的八年時間內,天然氣價格不斷上漲,企業以此為由漲價七次,無一次降價。但與此同時,它們在躉售市場中則更多從煤電、核電等廉價供電的供給方購買電力,通過這一策略享有很高利潤。這極大地刺激了汙染嚴重但是比較便宜的機組發電能力投資。
第三,改革市場並沒有呈現更加競爭化的態勢,相反出現了合謀的跡象。通過合謀,雙方都享有了更豐厚的利潤。相類似的情形出現在臺灣的油氣市場。臺灣的油氣市場改革是通過引入臺塑,希望臺塑與原有的國有壟斷企業中油形成競爭。但實際上,臺塑進入市場後,就將其價格釘住中油的價格,根本沒有競爭,通過釘住中油價格策略,臺塑享有了高額的利潤。這一系列的證據都驗證了Joskow和Tirole在2006年理論分析中的推論。
3.2 改革陣痛
在德州電改剛剛開始的那些年,管制、運營和核算系統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造成了許多損失和不便,也造成了民怨。首先,德州電網運營中心ERCOT數次錯誤核算用電量和價格,在發電成本每兆瓦1美金時錯誤核算為1萬5千塊美金每兆瓦,並以錯誤價格出清,造成消費者很大損失。此外,ERCOT還經歷了數次無預警的系統崩潰,導致電力交易終止。而還有消費者賬單錯誤的問題則持續了很長時間。圖中呈現了改革前後的投訴量,可以看到改革後的投訴量達到了改革前的3-8倍。
圖三:改革前後消費者的投訴量(source:TCAP,2014)
四、總結
從德克薩斯州的售電側改革實踐和學術分析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一些結論、經驗和教訓:
第一,在售電側市場,引入獨立售電公司並不一定增加售電市場的競爭性;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也不一定比壟斷的市場結構更有效、帶來更低的售電價格。
第二,改革推進的過程中,為了照顧各方利益,必須有一系列的平滑過渡設計。然而這些設計大多給市場合謀、投機等策略性行為帶來了空間,對市場穩定造成風險,降低了市場的效率,擡高了電價,並帶來較為顯著的負面政治後果。
第三,就德州的實踐而言,售電側改革沒有有效地降低電價。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三個:一是天然氣的價格上漲和價格管制機制釘住天然氣價格的設計不合理;二是可能存在的獨立售電公司和傳統售電公司的合謀;三是由於沒有智能電表等原因所造成的競爭市場比壟斷市場效率更低。
| ||||||
二○一四年諾貝爾生物及醫學獎得主歐基夫,鑽研大腦定位系統四十年,開啟腦神經科學全新領域。有過一段不墨守成規的青春,他建議年輕人應自由探索,別被教育系統限制住,一旦找到熱情,就全力衝刺! 撰文‧楊卓翰 人類已經理解痛覺、觸覺、視覺這種直接的神經反應,但是我們的記憶儲存在哪裡?我們的方向感從何而來?這些更抽象、更複雜的謎題,直到約翰.歐基夫(John O'keefe),這位二○一四年諾貝爾生物及醫學獎得主的研究,才發現通往人類大腦的鑰匙。 害羞學者 解開人類大腦之謎 我們的大腦裡有近一千億個神經細胞。人類所有的思緒、記憶、感情,都是藉由神經細胞來傳遞、記錄訊息。當你看到這行字時,腦中已有數十億個細胞正在運轉著處理訊息。 一九七一年,歐基夫發現動物大腦中的海馬迴中有「位置細胞(Place Cell)」,如同「腦內GPS」能記錄我們身處何處、面對什麼方向。這個研究,在當時被視作笑話,不被主流學術認可,但之後的四十年,歐基夫與他的學生默瑟(Moser)夫婦,不但開啟腦神經科學全新領域,能治療失智症,也一同獲得瑞典皇家學院的肯定。 「歐基夫發現了大腦定位系統中第一個神經細胞;這也讓三十多年後默瑟夫婦能發現另一種網絡細胞。這些研究解開數個世紀以來科學家的疑問,讓我們對大腦運作的方式有了全新的了解。」諾貝爾委員會在聲明中說。 七十五歲的歐基夫,身材高大,一頭銀髮,兩排鬢鬍則修剪得整整齊齊,像極沉穩的船長。站在科學發現的第一線,歐基夫卻格外害羞。他只願意在學校為他辦的記者會露臉,面對聞風而來的大批記者及攝影機,他穿著卡其褲、海軍藍西裝外套,兩手夾在雙腿間,顯得十分彆扭。因為四十三年來與他為伍的,除了家人與同事,就是實驗室裡的小白鼠。 多彩青春 放棄飛機夢 與白老鼠為伍「我現在都躲在家裡,不敢出門!」歐基夫說,然後是一陣大笑。他的腔調很有趣,因為他出生於愛爾蘭家庭、在紐約長大、在加拿大蒙特婁求學,又回到英國做研究。繞了世界一大圈,英、美、法腔在他口中不斷變換,就像他多彩的生長環境,讓人摸不清底細。 歐基夫在把自己深埋於白老鼠實驗室前,嘗試過的路,和他說話的腔調一樣多變。他年輕時對古典文學有過興趣,也在紐約大學念過航空學、造過飛機,之後他選擇心理學和哲學,直到二十多歲,才開始專攻腦神經。「我的確有著一段不墨守成規的青春。」他對記者說。 一般人可能對變換跑道充滿疑慮,但歐基夫在年輕時,轉換專業比翻書還快。「我在紐約讀高中時,曾經想要念古典文學。」不過,受到戰後美國蓬勃發展的航空業影響,歐基夫夢想可以親手做出一架飛機;所以高中畢業後,他到紐約大學的夜校讀航空學位,白天時則在格拉曼航太公司(Grumman Aircraft)上班。 白天工作、晚上念書,歐基夫還嫌不忙,他多方探索,最終發現了真正的熱情所在。 「在紐約大學時,我除了工作,還修了心理學和哲學,開始對人類心理的運作方式感興趣。而哲學就是在解釋人類的認知和行為,我深深地為這種人類最根本的東西著迷。」他在今年二月卡弗里獎論壇上說。因此,他放棄了飛機夢,中斷了紐約大學夜校,轉讀紐約市立大學的全職學位,研究腦部行為反應。 雖然在起跑線前猶豫不決,但歐基夫一旦找到熱情,就全力衝刺。在畢業後他到加拿大蒙特婁麥吉爾大學──當時數一數二的腦神經研究學院繼續研究。 無畏嘲笑 探索海馬迴位置細胞 雖然專攻一個領域,但是歐基夫探索的個性沒有改變,在行為心理學大師赫柏(Hebb)的指導之下,歐基夫開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研究神經心理學。「赫柏非常鼓勵學生嘗試新的主意、新的技術。所以我在探索中,學會各種記錄神經細胞的實驗。」歐基夫說。 歐基夫打破傳統,創造出一種實驗,就是分析白老鼠腦中的不同神經細胞,在自由移動中發出的各種訊號。利用這種技術他發現,老鼠就算蒙上眼睛,還是會在某個特定的位置時,海馬迴其中一個特定的神經細胞一定會發出電波;當老鼠在其他地方時,另外一個神經細胞則會啟動。 知道自己發現了動物在腦中記錄自己定位的「位置細胞」,歐基夫和海馬迴專家的同事納德爾(Lynn Nadel),在一九七一年將研究發表在期刊。他倆還把研究寫成書《認知地圖──海馬迴》,而歐基夫對哲學的執著,也在書中顯露。「當時大部分人都覺得我們瘋了,因為這本『神經學著作』前五十頁都在講哲學!」納德爾回憶。 歐基夫的挑戰不只如此,牛津大學生理學退休教授史坦(John Stein)指出,「當時學術界都不看重這項研究,除了發表在非一流期刊之外,大家也認為研究有瑕疵,沒有考慮老鼠的嗅覺或其他人為因素。所以當時他們忍受了很多嘲笑。」歐基夫也說:「我們一開始受到很多質疑,因為海馬迴深埋在大腦中,離直接接收訊號的部位還很遠,所以很多主流科學家都不相信其中的關聯。」 勇於嘗試 失智症新療法現曙光 但是,歐基夫並沒有放棄,接下來的四十年,他用更多不同實驗方式證明當初的發現。○五年,默瑟夫婦發現海馬迴位置細胞,與內嗅皮層中的網絡細胞(Grid Cell)形成了完整的位置系統,讓大腦的地圖更清楚。 「現在,歐基夫的研究已是腦神經重要的基礎,也證實阿茲海默症、失智症等腦部退化與位置細胞有關。」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主治醫師陳品元說。「除了小鼠,未來也可能應用在大型動物,或是人類身上。」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陳右穎,正與歐基夫的實驗室合作,已成功利用老鼠腦部訊息反推預測老鼠的位置,「他的實驗,在人類史上太重要了。」他說。有了歐基夫的基礎研究,未來失智症的治療除了藥物,也可能採用物理性的電療方式,讓腦部退化疾病不再是「不可逆轉」。 若歐基夫沒有在年輕時勇於嘗試、勇敢跨界,我們也無法享受這珍貴的果實,七十五歲的他,仍然不打算停止尋求解答。 在記者會上,歐基夫也擔憂英國教育太過保守:「我自己走過好幾個國家,年輕人應該讓他們自由探索、體驗。但是現在英國的教育系統越來越狹隘,我們應該激發好奇心,而不是用體制來限制下一代。」歐基夫永遠不停歇的探索之心,也許正是我們教育下一代,最重要的一件事。 約翰‧歐基夫(John O'keefe) 出生:1939年 出生地:紐約,父母為愛爾蘭人現職:倫敦大學學院解剖學系和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學歷:加拿大蒙特婁麥吉爾大學生理心理學博士 家庭:已婚、育有2子 獲獎:2014年諾貝爾生物及醫學獎 | ||||||
| ||||||
諾貝爾經濟學獎於十月十三日揭曉,由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Jean Tirole)獲獎,瑞典皇家科學院肯定他對獨占、寡占型企業及政府監管方面的卓越分析與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廣泛獲得政府運用,發揮的影響力,堪稱無出其右。 撰文‧乾隆來 「馴服具有寡占實力的超級企業!」這是瑞典皇家學院對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Jean Tirole)的評語。十月十三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將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提霍勒,即是肯定他針對獨占、寡占企業的運作,以高深的數學模式發展出產業理論,並且幫助政府解決一個抓破頭的問題:「如何規範寡占企業?」在提霍勒的理論基礎之上,歐洲政府發展出規範電信、鐵路、電力公司等寡占產業的政策,從而打造出更有效率、對消費者更為有利的公共服務。他的理論甚至用在Google(谷歌)這種新興的寡占企業,成為歐洲政府對谷歌等公司進行反托辣斯管制的憑藉。 產量驚人! 完美結合學理與實務 不僅如此,提霍勒的貢獻遠遠超過寡占企業理論。他是神奇的經濟學家,自一九八一年從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經濟學博士起算,至今三十三年的時間,已經提出超過兩百篇重要的論文,十一本經濟學著作,他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超過八萬次,傲視全球經濟學界。而且他的論文領域極為廣泛,幾乎涵蓋當今重要的經濟、金融領域,是一位產量驚人,又篇篇造成重大影響的全能經濟學家。 在經濟學的領域裡,有的學者專精於理論、有的專注實證研究,鮮少跨界,只有提霍勒是自己提出創新的理論,並做完後續實證研究,從上游做到下游,三十三年兩百多篇報告,平均一個多月就有一篇。 更特殊的是,歷屆經濟學獎得主都在理論上做出重大的貢獻,但是,多數得主一生都在學校的象牙塔內,堅持學術的專注;少數例外如克魯曼、羅伯席勒以及史迪格里茲,則是跨出象牙塔,在華盛頓擔任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或者在媒體大量發表評論,成為學官兩棲的明星。 相形之下,提霍勒可說是例外中的例外,他堅守在法國土魯斯大學內做研究,專注在學術研究,不汲汲營營於政壇與媒體,不搞學官兩棲的花招,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卻廣泛獲得政府運用,協助歐洲政府完成國營事業民營化、電信產業自由化、金融市場規範、以及歐元全面整合等重大政策,發揮的影響力,堪稱無出其右。 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給人高深莫測的感覺,而提霍勒與傳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總能在最熱門的時點上,將經濟學理論與實務結合,並且提出理論與實務都讓人驚豔的建議。 例如今年讓全世界計程車司機又愛又恨的UBER叫車,使用「尖峰加價」的定價策略,在周末晚上、或者假日的高峰時間,搭乘的費率可能是平日的六、七倍。UBER「尖峰加價」的定價方式,成為各城市計程車司機工會攻擊的標的,他們認為計程車服務不能夠有「歧視性的定價」。 但提霍勒早在他二○○六年的論文中,就以「雙面服務」(two-sides services)理論解釋這種定價行為,因乘客與計程車司機都是UBER的客戶,公司經常會採用一種特別向單邊客戶傾斜的定價或促銷方案,來達成總體業績最大化的目標。 此種「雙面服務」的公司非常普遍,例如夜店必須同時招徠同等數量的男性與女性酒客,但在策略上,夜店往往會「看似賠本」地讓女生免費入場,藉此吸引男客甘願買票進場。簡單說,雙面服務公司對兩邊的客戶必然出現差別待遇,藉著提供單邊客戶的優惠,來創造最大的收益。 面對傳統計程車業者的攻擊,UBER引用提霍勒的理論,主張「雙面服務公司」的定價依循兩個原則:其一是價格敏感度;其二是供給與需求的變動。因此,UBER主張,平日較計程車費低廉的定價,不是削價競爭搶客的惡性手段。在周末或者聖誕節的夜晚,UBER乘客需求遠大於車輛供給時,車資暴漲六、七倍的尖峰價格,也是正常、不涉及歧視消費者的合理模式。 對症下藥! 不同產業該有不同修理工具但在諸多創新且務實的理論中,提霍勒最大的貢獻,還是在寡占產業的規範理論。 寡占產業對於經濟學者來說,是一個充滿黑箱、難以涉入的領域,也因此經濟學家兩個世紀以來著力在完全競爭市場。但在現實的世界裡,寡占或獨占市場的規模,卻遠遠超過完全競爭市場,從莫斯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從北京到倫敦,政府的國營企業、或是與官方關係密切的寡占事業,才是人類經濟活動的主力。 提霍勒在一九八一年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之後,就一頭栽進寡占產業的領域,早年各國政府對於寡占產業的管理只有一招:「價格控制」,白話的說,就是「禁止漲價」。 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政府對於汽油、自來水、電力、交通的管理,使用的都是價格控制,並且在寡占事業的成本大漲、出現虧本問題時,給予大量補貼。提霍勒三十年前的研究就指出,價格管制帶來的負面影響,經常高過正面效益。 問題是政府或是人民沒有能力管理寡占企業,寡占企業的經營者享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不論是各種原物料成本、基礎建設的投資,或是營運的專業,政府都缺乏足夠的資訊,也就無法對寡占事業進行有效管理。 台灣其實就是面臨寡占企業的嚴重挑戰,不論是虧損連年的台電、水價亞洲最低的自來水、轉轍器頻頻出包的高鐵、積重難返的台鐵,或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通傳會、NCC)管理的電信、有線電視產業,幾乎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如走馬燈般的歷任經濟部長、交通部長、通傳會主委都束手無策,提不出扭轉營運的對策,更無法產生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形同「產業綁架政府」,更造成國民與消費者的重大損失。 提霍勒首先破除「一招闖江湖」的傳統觀念,認為不同的寡占企業、不同的產業,都有不同的特性,政府不能只「靠一支螺絲起子」修理所有的國營企業,而是必須針對不同的產業,備好「存放各種器具的工具箱」。 例如電信自由化之後,少數幾家電信公司表面上相互競爭,實際上卻也因為電話必須互通等技術因素,以及客戶價格維持的考量,電信公司的合作甚至可能大過競爭。如果政府不加以管制,那麼寡占電信公司聯手,對於消費者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 政府面對電信公司,必須先推動資訊透明,避免寡占電信公司對價格的操控,另外再透過其他的政策工具,例如要求電信公司加大對基礎建設的投資等等,來確保電信公司之間存在強大的競爭壓力。 去年台灣對4G頻譜的標售,無疑就是提霍勒寡占產業理論的一次實證,透過新的執照、新的投資,政府在三大電信公司之間創造了新競爭架構;但是在有線電視產業,NCC要求升級為數位網路的政策,卻遭到部分系統業者的拖延。從提霍勒的理論來看,管理有線電視與管理行動通訊產業,的確是需要依據不同的產業,採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才能有效規範寡占業者。 緊隨變遷! 為歐債危機找出新道路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的得獎報告中,敘述提霍勒的貢獻總共厚達五十四頁,幾乎是歷年經濟學獎得主中最厚的一本,委員會讚揚他「全方位的科學貢獻」,因為提霍勒的研究領域既廣且深,不只具有堅實的數學模型基礎,能夠提出創新的模型,而且他的研究,一直緊扣著社會變遷的脈動。 今年元月,提霍勒發表新論文《死亡的擁抱:國家主權債務與金融市場的死亡輪迴》,試圖說明歐元國家如西班牙、希臘等國的銀行體系破產,造成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迫使歐盟推動歐洲銀行體系整合。提霍勒提出「雙層保釋理論」(double-decker bailout),在各國政府對區域銀行疏困的同時,歐盟也出手救援各國政府的主權債務危機,藉此逆轉歐元區的「死亡輪迴」。提霍勒認同歐元體系整合,再度以他高超的理論實力,在歐債危機中尋找出歐元整合的新道路。 提霍勒在八○年代寡占市場的研究,對歐洲政府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帶來重大貢獻;近年持續的金融泡沫、國家主權信用移轉的系列研究,更在歐債危機、歐元體系整合過程中,為歐洲央行與各國政府的金融整合點亮了明燈;提霍勒站在堅實理論基礎之上,堅守在學術殿堂內,對外卻能為政府找出改革的政策工具,這樣的成就與風範,正是台灣與各國經濟學家最佳的導師。(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提霍勒 (Jean Tirole) 出生:1953年 經歷:法國土魯斯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科研所長學歷: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工程學學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多產質精的經濟大師 著作「超廣角」提霍勒著作的2大特色:第1,書名絕不花俏,極度生硬;第2,涉獵範圍超廣,從單一產業、企業理論到金融危機,他無所不包。 提霍勒的重要著作 出版年 寡占模型 1986 產業組織理論 1988 博弈理論 1991 政府採購規範中的激勵理論 1993 銀行監管 1994 電信競爭 2001 金融危機、流動性與國際貨幣體制 2002 企業金融理論 2005 資料來源:亞馬遜網站 |
2014年即將劃上句號,大宗商品在這一年跌勢慘烈。雖然原油價格也遭遇重創,但是在所有品種當中,年度最慘大獎得主還是屬於鐵礦石。
鐵礦石價格今年下跌超過50%,略勝於原油的45%。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在鐵礦石熊市中依然拒絕減產導致鐵礦石價格“一路向南”。但是在供給端明顯過剩和中國需求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三大巨頭依然考慮在2015年增加產能。
從摩根士丹利總結的圖形就可以輕易看出鐵礦石價格“領跌風采”。
摩根士丹利則表示中國鋼鐵消費將在2015年見頂,而J Capital Research研究也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很有可能會導致2015年鐵礦石需求進一步減弱。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諾貝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oseph Stiglitz周四表示,希臘是否會離開歐元區並不值得過度關註,因為歐洲自身才是問題的根源。如果不摒棄德國奉行的緊縮政策,那麽歐元區恐將面臨劇痛。
Stiglitz認為,
如果歐元區不進行改革,並且摒棄所謂的緊縮政策,那麽由其所帶來的反作用力(破壞力)將不可避免。希臘這一次可能會選擇屈服於德國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但是這種阻礙經濟複蘇、並且已經被證明無效的政策不可能永遠延續下去。
希臘總理薩馬拉斯支持的候選人Dimas未能當選總統,希臘將於本月25日提前大選。抵制財政緊縮的希臘左派Syriza很可能上臺,而如果Syriza上臺,其要求希臘放棄財政緊縮和改革、撕毀希臘與“三駕馬車”(IMF、歐盟委員會以及歐洲央行)之間諒解備忘錄的施政觀點將使歐洲不複從前。希臘或將面臨退出歐元區的風險。
2010年以來,希臘GDP的下行速度比美國1930年代大衰退時期還要強勁。年輕人失業率已經飆升至50%以上。
本周公布的德國和意大利失業率數據也顯示出緊縮政策的弊端。德國12月季調後失業率刷新歷史新低6.5%,意大利11月失業率卻飆升至歷史新高13.4%。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兩個國家的失業率不分伯仲。而更早的十年間,德國失業率甚至時常高過意大利。
Stiglitz最後表示,
民主不會允許財政緊縮一直在歐元區盛行,但是在回歸正軌之前,歐元區將面臨巨大的痛苦。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羅伯特·席勒本周稱,美國股市估值過高, 他正考慮清空美國股票,增加在歐洲的投資。席勒曾預言美國科技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2013年憑借“資產價格的實證分析”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席勒稱,他提出的周期調整市盈率(cyclical adjusted P/E ratio)公式顯示,美國股市目前的整體估值已經和歷史頂峰2007年相當。歐洲股市估值只有美國的一半。
“我打算賣掉所有的美國股票,歐洲現在要便宜的多。” 席勒在接受CNBC采訪的時候表示。席勒稱,美國利率過低導致股市估值過高。
席勒稱,巴克萊的研究數據顯示,世界股市估值最低的國家是希臘。 周期調整市盈率僅為3.7%。而美國則達到27.6。希臘、俄羅斯、葡萄牙、匈牙利是全球股市估值最低的四個國家。
不過,席勒表示對投資希臘和俄羅斯並無太多信心。但他稱西班牙和意大利估值也很低,他已買入兩國的股指期貨。
歐洲股市今年以來表現強勁。由歐盟十二個國50只藍籌組成的STOXX Europe 50指數今年以來已上漲11.2%。西班牙股指IBEX 上漲5%,意大利FTSE指數則上漲12%。相比之下,美國標普500指數上漲不到2%。
上圖為STOXX50指數截至2015年2月20日一年的走勢
2014年11月,席勒在接受CNBC采訪時稱,美國股市估值過高,不過他仍持有美股。在最新一次接受CNBC采訪時,席勒表示,他的資產組合中,有50%的錢在股票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現在主要的資產價格都過高。”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據BBC報道,著名經濟學家、博弈論創始人、《美麗心靈》男主角原型約翰·納什夫婦當地時間23日遇車禍,在美國新澤西州逝世。享年87歲。
約翰·納什(1928年6月13日-2015年5月23日):美國數學家,前麻省理工學院摩爾榮譽講師,主要研究博弈論、微分幾何學和偏微分方程。他的理論被運用在市場經濟、計算、演化生物學、人工智能、會計、政策和軍事理論。晚年為普林斯頓大學的資深研究數學家。1994年,他和其他兩位博弈論學家約翰·海薩尼和萊因哈德·澤爾騰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15年,他與路易·尼倫伯格共同獲得了阿貝爾獎。
1950年,納什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學位,他在那篇僅僅28頁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納什均衡”的博弈理論。
納什沒有因為獲得了諾貝爾獎就放棄他的研究,在諾貝爾獎得主自傳中,他寫道:“從統計學看來,沒有任何一個已經66歲的數學家或科學家能通過持續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礎上更進一步。但是,我仍然繼續努力嘗試。由於出現了長達25年部分不真實的思維,相當於提供了某種假期,我的情況可能並不符合常規。因此,我希望通過至1997年的研究成果或以後出現的任何新鮮想法,取得一些有價值的成果。”
珠海未來將引進10位諾貝爾獎得主做科研。7月22日,“粵創粵新”廣東創新驅動發展主題大型網絡采風活動來到珠海。珠海市分管科技的副市長王慶利在與采訪團的座談中透露上述消息,目前已確定的諾貝爾獎得主有兩位,其中一位是以色列的化學家。
王慶利介紹,這一項目由清華大學教授黃子為牽頭,計劃在珠海高新區成立一個諾貝爾研究院,在幾年內引進10位諾貝爾獎得主。
有記者提出質疑,會不會諾貝爾得主僅是掛個名,不做任何實質性的貢獻?王慶利表示,引進的諾貝爾獎得主每年在珠海的工作時間是有規定的,如果有研究成果,知識產權是歸中國所有的。這個項目將成立一家公司完全按照市場化模式運作,政府對於必要的研發費用會有適當補貼。
珠海非常重視人才引進。2013年,珠海出臺全國首部地方性人才法規《珠海經濟特區人才開發促進條例》。
除了政策,珠海還拿出真金白銀吸引人才。珠海高新區印發《關於實施引進培育人才“鳳凰計劃”的意見》,對於高新區居住的大學生、研究生給予住房補貼,同時對評估的高端人才給予生活補貼,對高層次的人才團隊給予天使投資扶持。同時,重點推動博士後、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高層次的平臺建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高新區出臺了共有產權住房管理辦法。產業人才在珠海符合條件的購買房子只需要支付70%,由政府出30%,購房滿10年後可以擁有另外的30%,同時也可以上市交易。
此外珠海還對青年人才推出政策,符合條件的可以享受24個月的住房補貼,博士是800元一個月,研究生是400元,本科生是200元。
什麽是創新?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的定義很簡單。他認為,創新是采納新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實踐上的變化。如果已經存在很多年,但是之前沒有太多的收益,現在才為大眾所用,這不算是創新。
在2015浦江創新論壇上,菲爾普斯發表了以創新為主題的演講。
創新驅動經濟
在菲爾普斯看來,中國已經工業化了,而且取得了非常驚人的成就,在非常短的時間里達到了一定高度,並且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同時在不斷拓展消費者市場,包括服務行業等。所有的改革和發展都非常有價值。
但是,菲爾普斯同時也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創新力的重要參考指標,是創新帶來人均收入的增長以及其對GDP 的貢獻。
在他看來,中國人希望有更好的繁榮、更成功的體驗,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從而獲取更多回報、成就感,希望能夠享受未知領域探索的興奮感。“如果要有這種體驗,中國人必須有現代化創新的驅動經濟。”
菲爾普斯註意到中國的大踏步前進,特別是政府的大力推動。他在《大繁榮》一書中也講到,國家成為創新背後最重要的支持。
“一般人沒有能力提供高價值的創新,所以要想實現相對而言更有價值的創新,必須要有一批高度專業化、知識豐富、有實驗經驗的專家才可以。”他說。
在談到解決高價值的創新時,菲爾普斯表示認可企業彼此之間進行合作共同開發創新。“我認為這樣的合作很有潛力,可以排除很多障礙,排除缺少專業知識、實驗探索等高成本的障礙。我也看到了中國企業與國外企業合作的需求。中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同樣可以帶來很多利益。”
埃德蒙·菲爾普斯,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
菲爾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宏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債、稅收、代際公平、價格、工資、微觀主體行為、資本形成、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領域——經濟增長問題,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菲爾普斯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態最優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從而正式確立了經濟增長理論。
中以合作
在當天的論壇上,科技創新引領中國與以色列合作也成為了關註的焦點。
以色列副總理兼內政部長西爾萬·沙洛姆(Silvan Shalom)在會上表示,中以最近同意開始談判自由貿易的協議,將進一步促進雙邊協議的簽署。
他表示,在科技創新方面中以合作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2015年中以的基礎創新聯合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在北京的會議,並建立了三年中以科技創新合作的計劃。目前,中以合作數量緊隨美國,中國是以色列第二大合作夥伴。
菲爾普斯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對以色列來說,能有技術出口是很幸運的事兒。以色列還是應該繼續開放,與國外的創新者競爭。這也會產生一些擔心,比如人才流失,去矽谷或者北京等地方。對於中國,購買以色列或其他國家的技術,經過消化吸收可以有自己的創新,代價會小一些。但也要考慮是否會打擊中國創新者的積極性。”
從投入的總量和長期的積累來看,中國在創新方面已經取得長足發展,但差距依然存在。10年間美國全社會研發支出3.76萬億美元,是中國同期的支出4.7倍。
要想加速創新發展,與技術創新有優勢的國家合作就成為了一個良好的選擇。
如今,以色列的研發投資在GDP當中占的比重最高,而以色列的高科技的出口和科技產品的出口占出口總額的75%。
以色列經濟部首席科學家艾維哈桑在提到以色列成為創新國度的原因時將其濃縮為了三點:建立生態環境;把擁抱失敗和承擔風險作為創新基因的一部分;政府部門和民營部門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而非相互替代。
以色列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營活動原來由政府資助,目前屬於私有的24家技術孵化器企業。他們為項目的早期發展提供最高兩年成本85%的資金。在這里,每年產生超過80家新公司,自從計劃啟動以來已經成立了超過1400家公司,代表著超過5億美元的政府總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