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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蔣華良：改變以論文為導向的評價體系

“現在的科技數據，美國掌握了70%左右，歐洲掌握了20%左右，其他國家掌握10%左右。幾乎所有好的科技期刊都在美國或者歐洲，大家都把論文往這些地方投。現在美國兩三年就可以研制出一種新材料，他們都不大需要做基礎研究，只要分析下中國等其他國家投過去的論文里和申請專利中的數據，做少量的實驗，即可研制出一種新的材料。”日前，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所長蔣華良在政協科技組的小組討論會上表示。

蔣華良談道，“《自然》、《科學》等國際知名雜誌拒稿率在90%以上，我們在這些雜誌上看到的數據大概只有10%，有的雜誌拒稿率稍微低一點，大概在60%-70%。那些沒發表的文章不是不好，實則這些雜誌太有影響力，投稿的人太多，因而錄取率就很低。這些沒發表的數據其實很寶貴。“

蔣華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跟現有的評價體系非常有關系，因為要按照發表論文雜誌的水平來評職稱等，其實現在科研單位和重點實驗室的評估也是這樣。

“引導大家把論文發到這些具有高影響力的雜誌，這沒錯，但是過分追求這個東西，會影響國家的科技競爭力。”蔣華良對記者表示，大數據現在是非常重要的領域，在大數據的基礎上研制新藥和新材料是科技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蔣華良告訴記者，現在國內好多有識之士也在呼籲，要提高國內雜誌的水平，在評定職稱時也要考慮國內的雜誌。“其實，現在我們國內很多雜質水平都提高了，像《細胞研究》、《細胞蛋白質》、《中國科學》、《中國藥理學報》等雜誌的國際化的水平越來越高。其中，《細胞研究》、《中國科學》等雜誌已經有國外的人來投稿了。”

“當然，還要改革以論文為導向的評價體系，要以對科技發展的實際貢獻、工作的影響力來評價。”蔣華良對記者補充道。

轉型風險導向型監管 深圳證監局建立三大大數據監管平臺

監管架構按風險導向調整，證券公司、資管、私募三大系統成型。從事後監管轉向事中，從合規轉向風險監管，資本市場監管轉型正在銜枚疾進。

據記者了解，2016年1月，深圳證監局正式建立了風險導向型的監管機制，監管職責劃分，從以前的按主體、業務條線分工，轉向對證券公司，以及公募、私募、期貨等資管行業按風險維度劃分，並對監管架構進行調整。

與此同時，深圳證監局還表示，為滿足事後監管向事中監管轉型的需要，該局利用大數據技術，建立了證券公司事中監管風險監測體系、資管業務報送分析系統、私募基金風險監管信息平臺，監管方式正在從以往重合規、人工，向註重風險、技術轉型。

監管架構向風險導向調整

從2015年至今，深圳證監局監管轉型的探索，至今已接近兩年，建立了風險導向的監管機制。

“風險爆發有突發性，烈度也不同，有些風險突然爆發，而且超乎預料，形成跨市場跨行業傳導。”深圳證監局有關人士說，從2016年1月開始，該局進行監管架構進行調整，成立了機構一處、機構三處等新的監管體系。機構一處負責證券公司、期貨公司的日常監管和風險監測，機構三處則負責公募、私募、證券公司資管、期貨公司資管等在內的資產管理業務統一監管。

此外，針對一些全局性的風險，深圳證監局還成立了風險管理小組。此外，面對前海在私募基金數量多、發展快，但風險也在聚集的情況， 2016年8月，該局與前海管理局簽訂備忘錄，建立私募監管協作機制。

上述深圳證監局有關人士稱，以前的監管體系，以機構主體、業務條線進行監管分工。在新的體系下，從風險維度劃分監管職責，將風險監管與主題監管相結合。

“以往更多的是重合規輕風險，側重事後監管，但事後監管的效果非常有限。”深圳證監局有關人士稱，監管架構的調整，完善了內部分工協作機制，也提高了風險監測數據的挖掘深度、風險事項的反應能力。

“深圳轄區的債券業務規模占比較高，但去年的債券代持風險並沒有在深圳爆發。”深圳證監局有關人士稱，早在2016年初，該局就發現個別證券公司指標明顯高於同業，當年4月啟動檢查，8月份向證監會提交報告，督促重點公司降杠桿、防風險，雖然債券業務規模很大，但在2016年末債市風險中，深圳轄區機構並未受到重大影響。

事中監管風險監測體系的一大做法是，每月編制風險監測分析月報，對風險信息非現場檢查。2016年，根據核查結果，該局還對4家證券公司采取了約談股東或業務負責人措施，對四家公司進行了現場檢查，對一家公司采取了行政監管措施。

建立三大監管系統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深圳共有證券公司20家，證券公司分公司71家，證券營業部366家，境外證券經營機構駐深代表處8家，數量僅次於上海，位列全國各省市第二位;期貨公司13家，期貨公司分公司9家，期貨營業部49家，位列全國第三位;公募基金26家，私募基金3544家。

截至2016年底，深圳包括券商、公募基金、基金公司非公募業務、基金公司子公司、期貨公司、備案私募基金在內的整個資管行業，管理的資管產品達到1.6萬余只，資產總規模超過13萬億，約占全國的1/4，整體規模位居全國各省市第二位。

龐大的業務規模，以及數量眾多的證券業機構，也帶來了巨大的監管壓力，導致風險防範壓力大增。

“無論是證券公司，還是資管的風險監管，過去都是人工，依賴經驗借鑒。”深圳證監局有關人士說，為了減少人工依賴，該局利用信息與大數據技術，初步建立了證券公司事中監管風險監測體系、資管業務報送分析系統、私募基金風險監管信息平臺。

對證券公司事中監管風險監測體系，該局委托畢馬威等第三方機構進行了系統運行情況獨立評估，對指標體系、報表體系、分析模塊等進行優化調整，引入市場風險壓力測試，並且每月編制風險監測分析月報，對風險監測信息進行非現場、現場檢查相結合的核查。

而對持牌機構1.6萬余只資管產品、224個字段的數據，均已實現系統報送，初步建立行業數據庫，並推進系統的二期建設，探索實現系統分析功能，建立包括9大項、近60子項的數據分析體系。此外，還探索編制資管業務、基金公司專戶、基金子公司資管、證券公司資管等4套業務風險報表。

“系統分析的邏輯是建立在原始數據基礎上的，之前以月報數據為基礎，考慮到月報可能存在滯後，今年4月開始，以月報為主，周報作為補充。”該局有關人士說，以資管系統數據為基礎，通過原始數據提取分析，可以驗證公司報送數據的真實性，針對性地制定檢查方案。

該有關人士還稱，企業報送的數據中，雖然故意漏報、瞞報的可能性不大，但確實存在誤報的情況，一些私募基金甚至連公司名、註冊時間等填寫錯誤。而某私募基金向中基協報送的數據，填報的員工人數只有十人，但通過工商、社保、稅務等交叉驗證後發現，該公司實際繳納社保的員工逾200人。

“這肯定不是一家正常的公司，我局已高度關註並開展核查。” 該有關人士說，還有一些財富管理公司，除了前端的募集平臺，還在外地註冊大量平行、關聯公司，或者只有個別公司備案，但卻用來為大量遊離於監管體系之外的公司背書，各個子公司之間互相割裂，一旦發生兌付危機，就可以迅速跑路。在此情況下，單看單體公司是沒用的。

針對私募基金行業中存在的此類情況，深圳證監局正在通過私募基金風險監管信息平臺，摸索新的監管工具。該平臺收集、整合來自監管、政府、私募機構報送及互聯網輿情等信息，形成完整統一的私募基金信息數據庫，涵蓋私募基金基礎信息、產品、運營、財務、關系網絡、互聯網輿情及訴訟違約等全面指標。2016年底，在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證信用增進股份有限公司等技術支持下，私募基金風險監管信息平臺數據庫已初步建立，為摸排私募機構的異常情況以及可能存在的違規行為和風險隱患提供有效線索。

“不能保證能全部發現風險，但通過這些工具，能多發現早發現風險，以前的風險發現，具有偶發性被動性，別人都舉報了，甚至人去樓空了才能發現。”上述深圳證監局有關人士說，相對於以前的監管方式，這種監管工具有效得多，根據系統排查線索，目前已對可能存在重大風險的數家私募開展了現場核查。

發改委專家：要改變房地產導向的發展模式

（新華社記者 郭緒雷/圖）

在日前由複旦大學舉辦的“2017上海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詳細解釋了當前中小城市轉型背後的邏輯。他指出，城鎮的發展與政策有著密切關系，在政策的引導下，城鎮化的發展過程狀況也都各有特色。在他看來，近年來集中重點發展中心城市、忽略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是造成諸多城市問題的重要原因，而“多規合一”仍是未來解決城鎮化建設問題的重點。

“房地產導向的發展模式已經20年了，也統治了規劃界20年。這種規劃方式要有所改變。”李鐵在會上表示。

數據表明，在城市規模上，中國千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個，300萬－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21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140個。相較之下，美國3.5億的人口是中國的1/4，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9個。日本人口是中國人口的1/10，也只有1個千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東京），之後還有300萬－500萬人口的城市名古屋。

“中國有13.7億人口，大概7.8億的城鎮人口，每年兩千多萬人口進入城市，這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李鐵談到。

中國到底發展什麽樣的城市好？李鐵表示，中國在城市化發展的道路上一直在走一個優先性的選擇——發展特大城市，由此也造成了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持續擴大，人口還在向特大城市流動。經過這麽多年重點發展中心城市後，中心城市存在一系列問題，例如房價、交通、郊區發展嚴重滯後等。

“城市中心區房價上漲趨勢能不能降下來？中國13.7億人口，高收入人口購買力足以支撐中心城市的房價，為什麽不能在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去選擇一部分空間，建一些住房給那些中低收入人口、白領階層呢？”他表示。

他認為，中國是等級化的城市管理體制，“大城市管著小城市，小城市管著小城鎮”，所以資源向大城市靠攏。“當前三四線房地產之所以過於膨脹，原因就是把土地都集中在中心城市里，沒有向周邊的小城市提供土地指標，特大城市同樣如此。所以在規劃上、在財政體制上沒有給中小城市轉型發展提供空間的時候，當然就形成了大城市過大，城市核心區人口膨脹，各種城市病集聚，房價上漲。”

他同時指出，中國目前一千多個中小城市中，三四線城市現在已經遇到了問題。而對最近提出的“特色小鎮”發展路徑，李鐵表示出擔憂，他認為特色小鎮已經出現“過熱”現象，原因就是城市發展成本過高，資源過度集中，城市的包容性越來越差，逼著人口產業要素去尋找更廉價的空間。所以中小城市問題的提出可能是破解未來中國城鎮化道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術選擇。

如何對未來中小城市轉型進行規劃？李鐵稱“多規合一”是主要方向。

“‘多規合一’是要解決規劃的部門分割，如果按照傳統的模式各司其職，或者形式上放在一起、思想上沒有變化，肯定做不好。”李鐵談到。

李鐵指出了三個解決方向，第一要“以人為本”，城市規劃要從實際人口出發。不能重蹈“人口越多、拿地越多、財政越多”這種模式；第二要堅持可持續發展，更高效地進行資源配置。“過去中國無論從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從空間規劃的思想是不考慮資源配置問題的，屬於精英性的規劃思維模式，但是現在不行了，尤其是地方財政現在遇到很大的問題。怎麽才能在有限的資源中提高它的配置效率、能創造更多的資源，這需要我們考慮。”第三是考慮人的需求，生活方便、宜居宜業的需求。

“現在所謂規劃轉型，根本上體現三個問題：以人為本研究人的問題，可持續發展資源的空間的有效利用，如何實現緊湊型城市，最後怎麽樣實現創新。如果這三個問題做到了，思想上做到了，在方法上做到了，相信規劃界會形成一次有利於中國城市發展的革命。”李鐵總結說。

名詞解釋：多規合一是指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等多個規劃融合到一個區域上，實現一個市縣一本規劃、一張藍圖，解決現有各類規劃自成體系、內容沖突、缺乏銜接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