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一直是懸在經濟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但真正的債務規模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數字還要大。(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尹中卿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稱,目前地方債的實際規模很可能超過30萬億元。
報道中,他提到,審計署兩次審計只是摸清了地方債的“底數”而不是“實數”,許多地方往往還有一些比較隱蔽的債務並沒有全部審計到,地方債的實際規模有可能比審計數據多一倍左右。
華爾街見聞網站曾報道,截止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70萬億元人民幣。考慮或有債務後,全國各級政府債務約30.28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7.9萬億元。
而前一次審計是在2011年,當時的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地方債余額10.72萬億元。
尹中卿介紹,從1997年至今,地方債幾乎每年都增長20%以上,其中1998年債務余額比上年增長接近50%,2009年比上年增長超過60%。特別是2008 年第四季度以來,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出臺的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政策、增值稅轉型改革,導致地方收入增速放緩,收支缺口擴大,形成地方政府舉債新的誘因。在“穩增長”背景下,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地方政府舉債增加了內在需求,而流動性充裕又為地方政府舉債提供了有利條件。近幾年來,地方債規模迅速擴大、急劇膨脹。
他表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目前,地方債風險已經成為威脅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如果執行嚴格的金融規則,不少地方債已經無法依靠“借新還舊”展期。如果按市場化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
我認為風險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期限錯配嚴重。據審計署數據,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中逾期債務1.15萬億元;2014年到期應償債務2.4萬億元,占地方債余額的21.89%,是償債壓力最重的一年。2015—2016年地方債到期比重則分別為17.06%和11.58%,今後3年需償還超過一半(50.53%)。有專家根據模型預測,地方政府2014年後將出現資金缺口(地方可支配收入-地方支出-還本付息);2015年後將會出現絕對的資金缺口(地方可支配收入+新增債務融資-地方支出-還本付息)。據審計署2014年6月24日報告,2013年6月底至2014年3月底,9個省本級為償還到期債務舉借新債579.31億元,但仍有8.21億元逾期未還。
二是個別地方債臺高築。據審計署數據,至2010年底,在省、市、縣三級政府,除54個縣(區)沒有政府性債務外,全國其他地方政府均有政府性債務。至2012年底,有3個省級、99個市級、195個縣級、3465個鄉鎮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其中,有2個省級、31個市級、29個縣級、148個鄉鎮2012年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借新還舊率(舉借新債償還的債務本金占償還債務本金總額的比重)超過20%。
三是地方債風險傳染效應更為明顯。前兩年,由於傳統銀行信貸收緊和土地出讓收入減少,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嘗試通過銀行表外業務、財務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甚至民間集資等“影子銀行”渠道融資,地方政府除了顯性債務外,實際上還存在著較多隱性債務,目前已進入集中兌付期。相比傳統銀行信貸,此類融資成本更高(通常比從銀行舉債成本高10%以上)、產品設計複雜、直接債權人分散,“剛性兌付”現象突出,風險防範化解手段不足。一旦出現償付困難,地方債局部違約風險傳染效應更強、波及面更廣,化解地方債風險的難度更大、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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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日下午表決全票通過備受關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特首普選方案包括:
一、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
(一)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
(四)行政長官人選經普選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新華社北京8月31日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審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2014年7月15日提交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並在審議中充分考慮了香港社會的有關意見和建議。
會議指出,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規定,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須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公眾咨詢。咨詢過程中,香港社會普遍希望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並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等重要原則形成了廣泛共識。對於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香港社會提出了各種意見和建議。在此基礎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會議認為,行政長官的報告符合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要求,全面、客觀地反映了公眾咨詢的情況,是一個積極、負責、務實的報告。
會議認為,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進步,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關系到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關系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審慎、穩步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源於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即“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嚴格遵循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體現均衡參與,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鑒於香港社會對如何落實香港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普選的規定存在較大爭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正確實施香港基本法和決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負有憲制責任,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一些核心問題作出規定,以促進香港社會凝聚共識,依法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會議認為,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堅持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這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職責所決定的,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客觀需要。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為此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
會議認為,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經過修改後,已經向擴大民主的方向邁出了重大步伐。香港基本法附件二規定的現行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不作修改,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繼續適用現行規定,符合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的原則,符合香港社會的多數意見,也有利於香港社會各界集中精力優先處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從而為行政長官實行普選後實現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創造條件。
鑒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的有關規定,決定如下:
一、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
(一)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
(四)行政長官人選經普選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三、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依照法定程序通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予以規定。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本決定的規定,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
四、如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未能經法定程序獲得通過,行政長官的選舉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五、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的現行規定不作修改,201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繼續適用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立法會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就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
會議強調,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辦事,穩步推進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是中央的一貫立場。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依照香港基本法和本決定的規定,共同努力,達至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素有“經濟憲法”之稱的預算法日前完成實施20年來的首次大修,並將於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在解讀該法案時,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坦承,目前大多數的地方債沒有納入預算管理,脫離中央和大人監督。
相比原預算法,新預算法為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套上預算監管的“緊箍咒”。樓繼偉說,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雖總體可控,但大多數債務未納入預算管理,脫離中央和同級人大監督,局部存風險隱患。
以下是他的解讀亮點,來源為新華社:
新預算法折射下一步改革方向
樓繼偉說,1995年開始施行的原預算法在今天已難適應形勢發展要求,尤其是按照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有必要全面修改預算法。
他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此次修改突出預算的完整性,政府全部收支要納入預算管理;遵循預算公開原則,強調預算必須接受社會監督;更加符合經濟規律,拓展預算審核重點、完善地方債管理等多處修改,傳遞出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改革方向。
亮點一:政府全部收支入預算接受人民監督
新預算法一大亮點是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如第4條明確規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應當納入預算”;第5條明確規定“預算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
樓繼偉說,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是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基本前提。收入是全口徑的,不僅包括稅收和收費,還包括國有資本經營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支出也要涵蓋廣義政府的所有活動;同時,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預算管理,避免地方政府債務遊離於預算之外、脫離人大監督。
亮點二:避免“過頭稅” 預算審核重點轉向支出預算和政策
原預算法規定預算審查重點是收支平衡,並要求預算收入征收部門完成上繳任務。於是在客觀上帶來預算執行“順周期”問題,容易導致收入征收部門在經濟增長放緩時,為完成任務收“過頭稅”,造成經濟“雪上加霜”;而在經濟過熱時,為不擡高基數搞“藏富於民”,該收不收,造成經濟“熱上加熱”。
樓繼偉說,新預算法旨在改變這一現狀,將審核預算的重點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同時,收入預算從約束性轉向預期性,通過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解決預算執行中的超收或短收問題,如超收收入限定沖抵赤字或補充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省級一般公共預算年度執行中出現短收,允許增列赤字並在下一年度預算中彌補等。這些規定強調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有助於避免收“過頭稅”等行為,增強政府“逆周期”調控政策效果。
亮點三:規範專項轉移支付減少“跑部錢進”
針對地方可自由支配的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偏小、限定用途的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繁雜、交叉重複、資金分散、配套要求多等問題,新預算法第16條、第38條、第52條等條款對轉移支付的設立原則、目標、預算編制方法、下達時限等做出規定。
樓繼偉說,新預算法重點規範了專項轉移支付,如強調要建立健全專項轉移支付定期評估和退出機制、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事項不得設立專項轉移支付、除國務院規定上下級政府應共同承擔事項外不得要求下級政府承擔配套資金等,有利於減少“跑部錢進”現象和中央部門對地方事權的不適當幹預,也有利於地方統籌安排預算。
亮點四:“預算公開”入法從源頭防治腐敗
與原預算法相比,新預算法首次對“預算公開”做出全面規定,第14條對公開的範圍、主體、時限等提出明確具體的要求,對轉移支付、政府債務、機關運行經費等社會高度關註事項要求公開作出說明,並在第92條中規定了違反預算公開規範的法律責任。
樓繼偉認為,將預算公開實踐成果總結入法,形成剛性的法律約束,是預算法修改的重要進步,有利於確保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提升財政管理水平,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
而對於預算不夠細化問題,新預算法第32條、37條、46條等多處做出明確規定,如強調今後各級預算支出要按其功能和經濟性質分類編制。樓繼偉說,按功能分類能明確反映政府職能活動,知道政府支出是用到教育上還是水利上;按經濟分類則明確反映政府支出按經濟屬性究竟是怎麽花出去的,知道有多少用於支付工資,多少用於辦公用房建設等。兩種方式不能偏廢,分別編制支出功能分類和經濟分類預算有利於更全面理解預算是怎樣實現的。
亮點五:嚴格債務管理 防範債務風險
相比原預算法,新預算法為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套上預算監管的“緊箍咒”。樓繼偉說,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雖總體可控,但大多數債務未納入預算管理,脫離中央和同級人大監督,局部存風險隱患。
按照疏堵結合、“開前門、堵後門、築圍墻”的改革思路,新預算法第35條和第94條,從舉債主體、用途、規模、方式、監督制約機制和法律責任等多方面做了規定,從法律上解決了地方政府債務怎麽借、怎麽管、怎麽還等問題。
亮點六:“勤儉節約”入法 違紀鐵腕追責
針對現實中的奢侈浪費問題,新預算法對於厲行節約、硬化支出預算約束做出嚴格規定,如第12條確定了統籌兼顧、勤儉節約、量力而行、講求績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則,第37條規定嚴控機關運行經費和樓堂館所等基本建設支出等。
樓繼偉說,相對於原預算法僅就擅自變更預算、擅自支配庫款、隱瞞預算收入等三種情形設置了法律責任,且不夠具體明確,新預算法重新梳理了違法違紀情形,加大了責任追究力度,在第92、93、94、95四條里集中詳細規定了法律責任。如對政府及有關部門違規舉債、挪用重點支出資金,或在預算之外及超預算標準建設樓堂館所的,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撤職、開除的處分。此外,如構成犯罪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等。
將抓緊修訂預算法實施條例
新預算法即將施行,貫徹實施如何不打折扣至關重要。樓繼偉表示,關鍵要做好新預算法實施的立法配套工作。
他指出,中央層面需按照新預算法確定的原則及授權,抓緊修訂預算法實施條例,研究制定財政轉移支付、財政資金支付、政府債務管理、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等方面的規章制度;地方層面可制定有關預算審查監督的決定或者地方性法規。總之,要加快形成一套較完善的現代預算制度,增強新預算法的可操作性、可執行性,為依法理財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編者曰:今天開始連載香港系列。話說有人反映近段時間的博文思路比較散,究其原因,一來很多內容來自於互動交流,脈絡本身就比較多;二來某些系列的文章,比如香港話題當時比較敏感,所以就沒上博客。現在事情氛圍緩和些,所以登出來以饗讀者,請大家見諒。
這段時間,香港列車碾死小狗的事,鬧得很厲害。打的標語是“血債血還”,“草菅狗命”,“還狗狗一個公道”啥的。
這段時間主要是人大常委會開會,決定香港政改方案,關鍵是兩點。
1.
2.
如果是這樣定下來的話,就要考慮香港反對派占中而可能導致的金融動蕩。
之前有人問滬港通的事情,那麽滬港通選擇在這個時候開始試水,在9月份左右開閘,確實有這些政治考量。海外很多資金之前埋伏在香港,估計意圖有兩種:
1.
2.
人家海外資金如果只是商業目的的話,你必須考慮讓它走1,而不是走2。當然如果人家就是政治目的的話,管你呢,人家只要狠狠逃離把香港股市給崩了就行。
據《大智慧》報道,新版《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將於12月浮出水面,有望在12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進行審議,法律的修訂將實質性加速這一輪土地改革進程。
參與上述兩部法律修改討論的專家稱,兩部法律修訂工作進展順利,新版本有望於下月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而修法的總方向是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立”。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要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但按照現在《土地管理法》,宅基地使用權和承包經營權都是不可以抵押的,因而要對這些法律條款按照改革需求進行修訂。
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之一,土地改革關乎中國9億農民的利益,也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關鍵。
中國證券報周三報道稱,由國土資源部、農業部等多部委參與制定的土地改革總體方案已成形並提交審議,預計最快可在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正式推出,並在2015年安排試點。
明年土地改革有望迎來實質性推進的第一步。往後十年,可能是中國進入城鄉一體化全面改革的重要開端。值得註意的是,此次改革的兩大重點將是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和農地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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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28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十四講專題講座,題目是《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 促進中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張德江委員長主持講座。
主講人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介紹了國際與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現狀,分析了中國證券市場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並就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戰略目標、未來改革思路、重點等談了看法。
吳曉求認為,自滬深交易所正式運營至今24年來,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成長為擁有2600多家上市公司,市值超過36萬億元的全球第二大證券市場。但距離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目標還存在相當大差距,主要體現在市場化程度不高,行政或非市場性力量配置資源作用明顯;國際化水平不高;信息披露和市場透明度有待改善;投機色彩明顯,投資功能不足。存在上述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認識誤差、設計偏差、政策不明晰、法律不健全等。
吳曉求認為,要構建與中國大國地位相匹配的大國金融,需正確認識證券市場功能,深刻理解發展證券市場的戰略意義,推進證券市場化改革和國際化戰略。要修改相應法律法規中有關股票發行審批或核準的內容;重點推進發行制度改革、並購重組規則的調整和退市機制的嚴格執行;明確資本市場開放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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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星期四)上午9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會,聽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
直播視頻如下,來自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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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彭博新聞社, 人大代表、中國中國銀行監事梅興保稱,李克強總理在會見兩會代表時表示,中國將在5月1日前後發布存款保險的具體條例。
今天早些時候,中國央行副行長潘功勝也表示,“中國今年將推出存款保險制度。”
實際上,潘功勝上月接受中新網采訪時就已表示,存款保險制度今年應該會實施。但在被問及是上半年還是下半年實施時,他只說“會比較快地實施”。
《存款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已於2014年12月30日結束公開征求意見。潘功勝指出,自去年存款保險制度進行公開征求意見後,大家提了一些意見,均比較認可。目前存款保險制度出臺實施的準備工作已經比較充分。
值得註意的是,潘功勝1月23日曾在國新辦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透露,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存款保險制度實施方案》、《存款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工作已經圓滿完成,制度出臺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在按照規定履行相關審批程序之後,存款保險制度將會付諸實施。
此外,今年1月8日至9日召開的人民銀行工作會議明確了2015年工作的主要任務,“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位列其中。種種跡象表明,存款保險制度今年實施成為大概率事件。
根據征求意見稿,存款保險實行限額償付,最高償付限額為人民幣50萬元。也就是說,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銀行所有存款賬戶的本金和利息加起來在50萬元以內的,全額賠付;超過50萬元的部分,從該存款銀行清算財產中受償。
至於為何設置上限為50萬元,潘功勝稱,一方面考慮到要為絕大多數存款人提供保障,保證絕大多數存款人的信心和穩定;另一方面要考慮到防止道德風險,既包括存款機構的道德風險,也包括存款人的道德風險。據測算,這一限額能夠為全國99.6%的存款人提供全額保護。
從抗通縮的角度也需要下調存款利率,只不過考慮到利率市場化的背景,可能需要首先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打破剛兌。
.....
15年最重要的防火墻當屬存款保險制度,過去不能打破剛兌的一個重要顧慮是擔心風險傳染,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但如果以後50萬以下的存款都得到了全額擔保,那麽即便出現了銀行的違約,也不會導致大規模擠兌的發生,畢竟50萬以下有著政府的擔保。反過來也意味著打破剛兌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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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二校門“清華園”牌坊。 (清華大學網站/圖)
中國高校信息公開程度哪家強?
3月11日,據人民網消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發布了高等教育透明度指數報告(2014),首次對國內著名高校的信息公開情況進行評估,對象涵蓋了教育部直屬、“211”和“985”共115所高校。
測評結果顯示,信息公開程度最佳的高校前十名分別是:中國海洋大學、西南交通大學、湖南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國海洋大學,測評獲得88.87分(滿分100分),而北京大學獲67.11分,清華大學獲76.84分,浙江大學77.98分,人民大學82.15分。
從各高校排名來看,傳統頂尖院校許多未排進前十,北京大學更是跌出前50名,但湖南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大學等排進前20名。
據了解,此次評估的指標體系是依據教育部2014年出臺的《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和《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建立,主要評估各高校門戶網站對五種信息的公開——學校基本情況、招考信息、學生管理信息、財務信息、信息公開專欄,而評估標準則是“只看有無,不問好壞”。
2014年7月25日,教育部發布《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要求全國各高校建立即時公開制度,於每年10月底前向社會公布上一學年信息公開工作年度報告,並要求部屬高校於當年10月底前在學校門戶網站開設信息公開專欄,統一公布清單各項內容。
清單內容包括招生、基建招投標、財產捐贈、校級領導幹部因公出國、學術不端等50項信息,教育部要求75所直屬高校即時公開、確保真實,同時將啟用第三方評估機構監督高校公開信息。
前述人民網消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測評報告指出,教育部出臺的《辦法》對各高校信息公開工作的推進很明顯。某些高校突破了清單範圍自行創新,如華東理工大學與華南理工大學在公布校領導簡歷及分管工作時,同時公布了校領導的電話及電子郵箱;武漢理工大學在公布校級領導幹部社會兼職情況時,提供完整的統計表並說明報酬與報批情況;雲南大學公布校領導因公出國(境)信息的電子邀請函等。
同時,一些高校在信息公開工作上仍實行公開的雙重標準。如在華東師範大學信息公開網上點擊“校級領導幹部因公出國(境)情況”鏈接到“華東師範大學公共數據庫服務系統”,查詢者需要登錄才能進入。大連海事大學、東華大學也需要用師生賬號登錄後才能查看教師因公出國(境)信息。
此前,據財新網消息,21世紀教育研究院也做了第三方評估,在其發布的《2014年度高校信息公開情況評價報告》中,75所教育部直屬高校信息公開綜合評價平均得分71.30,八成直屬高校信息公開綜合合規性“及格”。
值得註意的是,北大、清華、人大等名校的表現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做的評估中也不甚理想,其中,北大僅排在58名(60.80分),人大和清華則分列第25名和26名。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評價,“這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對信息公開工作的重視程度和服務意識問題”。高等教育是各級教育中享有最大力度財政投入的公共部門。尤其是占有最多資源的名校,理應肩負對公眾的社會責任,對於公眾關註的焦點信息,應保證其知情權,向納稅人和整個社會匯報其獨占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