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巴菲特公司獲得了有史以來最高的超額收益，高達33%。但是並無法保證一定的慣性，因為在變化的市場中，過去的成功方法與想法無法轉移到未來。在這一年的信中，巴菲特將有趣的複利改為了複利的悲哀（sorrowofcompounding),在這裡他並不是要說複利怎麼不好，而是要引出投資規模的問題：在特定的市場環境下，到底最佳的投資規模怎麼來確定？日益增長的規模到底是否會影響我們的投資業績？巴菲特第一次正面的指出，在「目前」的情況下，增資可能會傷害而不是幫助我們未來的業績。
在投資方法方面，隨著資金規模的不斷增加，和市場的不斷變化，套利類投資的機會不斷減少，但是低估類投資（私有化視角）的表現很好，雖然隨著道瓊斯指數的上漲，這類機會也是越來越少，但是一旦抓住，就會有很好的表現。緊接著，巴菲特又指出了Diversification得問題，他表示比大部分投資公司的投資分散化要低。不能刻意地去追求分散化，我的理解是非理性的分散化約等於惰性的投資，這也是很多投資公司難以追平道指的原因之一。在巴菲特的概念裡，如果一項投資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他就會考慮將基金資產的40%投資於這一項投資上：1. 依據的事實和推理的過程正確的概率非常高；2. 因各種因素變化導致投資內在價值大幅波動的概率非常低。雖然這種集中投資的策略可能造成某一年或某幾年的業績非常差。投資業績將上下波動，但他相信這一投資策略將會提高長期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