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東方「三駕馬車」再次聚首的最後一次努力，是在2009年3月5日，離開新東方3年的徐小平先生已經53歲，與新東方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先生在北京盤古大觀超五星級酒店吃飯。他流著眼淚對俞敏洪講了他經常做的一個夢。
「我說我天天夜裡夢見你，夢見新東方這幫人在玩，我想跟你一起玩。」徐小平對記者回憶這次會面。這個富有的投資人露出委屈的表情，講自己小時候的經歷，「一群大孩子一起玩，我跟著追他們，他們見到我就走了，不願跟我玩」。
徐小平反覆申明這個夢是真實發生的，「醒來枕頭濕了一大片」。他用「夢魂縈繞」等語意強烈的字眼兒表述自己對新東方的熱愛，並兩次強調：「俞敏洪沒有回應我。」他此後聲稱的事實比「沒有回應」更為糟糕，據他說，第二天，他又去新東方見了俞敏洪，後者臉上明顯寫著拒絕。幾個月後，徐小平寫信給俞敏洪，「收回了我當時的請求」。
「有一太平洋的話要跟俞敏洪說」
電影《中國合夥人》上映3天後，俞敏洪在自己北京的家中招待了徐小平和王強。約會是提前就定下的，與電影無關。席間，3個人隻字沒有提及這部被外界解讀為「新東方創業故事」的電影。
在單獨進行的幾個小時的談話中，三人分別表達了對電影的看法。
王強和徐小平都聲稱這部電影很了不起。5月31日早上6點多，王強一個人溜進電影院又看了一遍，「一邊看一邊回想往事，想著我們當年是怎麼一步步過來的」。第二天，他仍然沉浸在當年意氣風發的友誼回憶裡，淡化了那些因為利益和觀點不同而導致的痛苦爭吵。
徐小平則一次次借用別人的好話來評價這部電影。「陳可辛看完劇本以後說，徐老師，你這個劇中和中國電影都不一樣。我說怎麼不一樣?你這裡面3個男主角都非常高貴，非常可愛，中國沒有這樣的人。」也許是因為俞敏洪公開表達對電影的不滿，他急於展示這部電影對原型的刻畫是多麼正面。
在一間雜亂的並不寬敞的辦公室裡，穿著灰色T恤的俞敏洪對記者重申他對電影的反感，甚至不願意評價。但他仍然忍不住對某些細節提出了批評，承認「有幾個場景還是挺委屈我的」。這些場景包括他在創業成功後提議給自己分51%的股份，「這樣兩個合夥人當場就會走人，完全不符合企業家的邏輯」，以及電影中的主角成冬青為了阻止上市一個人增30%的股份，「你找死啊，商業中間怎麼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永遠不可能的，當場拿刀子把你給捅了」。
這是他首次公開指齣電影的不足。《中國合夥人》上映後，他的手機一天就收到1000多條短信，來自朋友和那些看過電影的學生。他「出於無奈」，在博客上發表了一篇公開回應，但關於電影本身態度模糊。
正確朋友
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強經常將彼此的性格不同稱作「互補」。這只是事實的一面。
徐小平充滿激情，他的演說自30年前起就總能激起人們的歡呼和掌聲。他喜歡戰略，用王強的話說，「新東方當時的很多戰略都出自徐小平」。
王強的理想主義色彩則顯得冷靜。他讀書量驚人(剛剛出版了一本談論閱讀的新書)，「喜歡務虛」，思考理論問題，是新東方創始人中最不願意接受「勵志」教育的一位。
相比之下，俞敏洪並不是那類讓人驚豔的精神領袖。他生性溫和，堅韌，更加現實和謹慎。一個例子是，他「至今不懂得拒絕」。他承認自己「軟弱」、「優柔寡斷」，並且知道這對企業管理有害。
俞敏洪性格中流露出明顯的現實主義。他能跟不喜歡的人合作，「通常不會露出讓對方感覺到我不喜歡他。」他說，「我處在這個位置，沒有辦法分明地表露愛憎，否則我就沒有辦法做新東方了。」
自從1996年先後從國外回來參加新東方之後，徐小平和王強一直希望俞敏洪變成一個「正確朋友」——從善如流、忍耐、偉大。「你不僅要成為柳傳志，還要成為蔡元培。」這是王強回國之前對俞敏洪提出的期望。
徐小平與王強分別提起范冰冰說過的一句話：「能經受多大詆毀，就要承受多大批評。」而他們指向的對象俞敏洪卻是個自稱對演藝明星毫無興趣的人。這種反差無處不在。他們分別多次強調自己批評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用徐小平的話說，批評建議「我會發很多條短信反覆說，那些把他折磨死的建議，我連續幾年一如既往地提」。
沉默寡言、「從沒爆發過」的俞敏洪，努力在言辭中淡化這種苦惱：「我對人的批評很快就會忘掉，也沒有說有多嚴厲的批評，大不了就是他們天天罵我土鱉，農民意識，完了沒有眼光，對一個企業管理者來說，這應該是算比較嚴重的。」
他也會流露出一絲懊惱，「把朋友請回來，完了本來是一起幹事業的，結果弄回來以後最後事業幹不成了，還天天吵架」。
的確是明星，的確是屌絲
1996年，俞敏洪創辦的新東方學校收入已經在2000萬左右，利潤數百萬。當他準備出國拜訪已經幾年失去聯繫的徐小平和王強時，腦子裡想著的是兩人的才華和耀眼光芒。
俞敏洪和王強1980年一同考進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兩人住相鄰宿舍。兩人風格完全不同，王強多才多藝，後來成為新組建的北大藝術團團長，是「絕對的風雲人物」，而俞敏洪出身農村，對城市生活充滿陌生感。因為都喜歡讀書，兩個人交往密切。
1983年，自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徐小平來到北京大學團委任文化部長，擔任藝術團的指導老師，3人隨後產生交集。徐小平至今還記得那個「意氣風發」的大三學生站在北大團委的筒子樓門口與他交談的場景。
王強與徐小平都處在舞台的中央。他們至今相信自己當時是耀眼的主角。而俞敏洪很難舉出什麼輝煌的事蹟，他為人和善，人緣不錯，很長一段時間內包辦了全宿舍的打水任務。他自籌資金創辦了一本詩刊，辦了兩期就停刊了。俞敏洪讓人印象深刻的事蹟除了上佳的酒量以外，只有艱苦學習英語的韌性，以及娶到了一位被稱為系花的太太。與其他兩人不同，他的故事是一個苦孩子奮發圖強的故事。
上世紀80年代末的風波之後，徐小平和王強出國。如今，電影《中國合夥人》又讓王強找回了當初的生離之痛，「我當時也是立志不回國了」。王強回憶說，徐小平是最早走的。
國內這頭藏著一個文藝青年痛下決心改換命運的故事。一個具有象徵意味的事件是他扔掉了自己的所有詩稿。他曾在演講中將此誇大為「付之一炬」，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說，那是一種演講需要的修辭，事實上只是扔掉，「扔在哪兒我就不知道了，沒有真正像林黛玉把詩一頁一頁撕下來扔掉了，那個太有詩意了。我不會這麼做的。」
如今，俞敏洪已經可以從容地分析自己的轉變過程：除了克服心理上的障礙，還要經歷語言的改變，從知識分子的語言變成跟公安局交流的社會語言。他被扔進了完全陌生的環境裡，想辦法認識公安局的某一個人，再認識其他人，然後跟公安局的關係好起來。「慢慢也就習慣了，吃飯聊天喝酒都很習慣，像朋友一樣。」他說，但又補充道，很艱難，「誰要不信，就讓北大的教授、老師去跟公安局打交道試試看」。
俞敏洪將此歸因於生計所迫。但王強相信，俞敏洪天生具備與別人打交道的才能，一個例子是在大學畢業後，俞敏洪住的是單人宿舍，而其他老師住的則是雙人宿舍。
畢業已經十幾年，等到俞敏洪再一次出現在王強面前時，王強受到了極大的觸動。「在普林斯頓，我看學生都能認出他來，覺得很受刺激，他是有名氣了。」王強說，「在北大的時候，哪有人認識俞敏洪，但是到美國沒有人認出我來，只認出老俞，這反差太大了。」
「新西方」
當俞敏洪到加拿大時，徐小平處於失業狀態。1993年到1994年，徐小平曾回到國內，創業辦音樂學校，但失敗了，又回到加拿大。這期間，不得志的徐小平甚至沒有聯繫過舊日朋友俞敏洪。關於二人在加拿大的重新相聚，徐小平講述的版本是「我哭著喊著求他帶我回來一起做新東方」。俞敏洪的回憶則略顯平淡：「他發現我在中國已經做了一個非常不錯的學校。當時我就跟他說，你在國外生活得也不如意，如果你還想搞音樂的話，你回來，我給你30萬塊錢。」
按照過去流傳的故事版本，王強在美國的生活算是成功的。他出國後改讀計算機專業，年薪7萬美元，因此，甚至在王強表明回國的願望後，俞敏洪還勸他仔細考慮。「這說明他對我負責，怕耽誤我，我很感激他。」王強說。
事實是，王強此時早已厭倦了在美國的生活。在租來的兩居室公寓的餐桌上，他告訴俞敏洪：我決定回去跟著你一起幹了。王強描述，俞敏洪當時既興奮又遲疑：「喝完酒以後我說咱們嚴肅地談談這個事。一開始他展示新東方非常興奮，等到嚴肅談，他反而沉悶了，因為他心裡也沒準備，把我們這樣的人物叫回來，他人生面臨什麼?」
真實故事比電影更精彩。為了打消俞敏洪的疑慮，王強在俞登上回國飛機之前的一刻直截了當地向這位老同學「明志」：「當時我也是刺激他，我說老俞你要考慮，你一定要讓我去新東方，咱們3個做，如果你不答應，我現在直率地告訴你，半年以後我一定會在你的校門對面建立一個學校，做的是和你一模一樣的東西，這個學校名字我已經想好了叫新西方，校長叫王強。老俞一聽，沉默片刻，他說算了，大家一起回去吧，就在新東方3個字下做吧。」
徐小平幾乎是緊跟著俞敏洪回到了國內。俞敏洪結束與一個加拿大人的合作，將留學諮詢的業務交給徐小平，「小平這下要大干一場了。」友誼和事業在這個時候達到了蜜月般的融合。電影中的一個經典細節可以在這裡找到原型：「俞敏洪當著我老婆的哥哥說，『小平很快會讓我嫉妒的』，他真說過。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對我那麼深厚的期待和鼓勵，那真是無比溫暖。」徐小平說。
監管俞敏洪
那是一個好友重聚的喜悅時刻，俞敏洪和先期回國的徐小平帶著一束花去機場接王強。3個人不約而同對《人物》記者講述了同一個細節。就在從機場回俞敏洪家的出租車上，王強突然嚴肅地問俞敏洪：「你現在是我們的老闆，如果將來我們比你賺得多，你能接受嗎?」
在俞敏洪看來，這意味著信心的宣講。而在王強和徐小平看來，這更像是一種姿態展示：他們不會是俯首聽命的打工者，仍然是大學時代不假辭色、充滿質疑和拷問的摯友。
大學時代的交往習慣頑強地保留下來。「可能老俞的痛苦就在於此，他始終無法建立起絕對的領導權。」王強說，「我很難想像突然畢恭畢敬地叫他『俞總』。我們擺脫不了大學時對他的印象。我寧可自殺，或者他殺。別人可能完成這種職能(身份)轉換，但我們3個從來沒這習慣。」
徐小平接受記者採訪時，曾將對俞敏洪的批評與國家政治中的監督相類比，「一個國家的活力是靠不同觀點的交鋒和辯論來實現的」。
與他一樣，王強也自如地在3個合夥人的關係與政治博弈中的關係間來回切換。他表示自己「痛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哥們兒義氣」，因為那是中國人情中虛偽而無實質的東西。他表示，自己在治理企業上不如俞敏洪。「我對權力真的沒有慾望，但是我對監管權力有巨大的慾望，我的樂趣更在於監管。」
王強在新東方的會議室裡推動了兩件事，一是要求手機關機，一是禁煙。
禁煙是王強感到滿意的事。起初，新東方很多工作人員抽煙。開董事會時「看不見對方，云山霧罩」。他第一次發難引發了爭吵，王強使用了他此前此後多次使用的攤牌術。他要求董事會投票，要麼禁煙，要麼他離開會場。俞敏洪也使用了他的慣常方法解決這一爭論，用王強的話說「各打三十大板」，既肯定了王強的意見，又說這次會議並不正式，抽一抽也可以。
王強制定了禁煙措施，第一個罰款對象是俞敏洪的母親。在新東方初創時，這名早年的萬元戶、自小對俞敏洪嚴加教育的農村婦女進入新東方協助兒子。王強因俞母在走廊抽煙，罰了她兩百多元錢，然後馬上作為典型在全公司推廣。「但我忘了是老俞他媽給的錢還是老俞給的錢。」
長達幾年的「改革」針對的問題之一是「家族問題」，其實質是「母親問題」。俞敏洪的母親李八妹在學校周邊辦起了餐館和日用品小賣部。漸漸地,李八妹神奇地將新東方下游產品的含金量開發了出來—把學校住宿班的食堂、學校教材印刷、教師錄音磁帶採購等業務拿下，到2000年底做到了1000多萬的流水。李八妹將新東方視作俞敏洪的家族企業，在人事和經營問題上多有干涉，甚至經常像過去在江陰家中那般訓斥俞敏洪。
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是：1997年夏天，「三駕馬車」在李八妹開的飯館包間裡吃飯時，俞敏洪聽見外面散座處母親又哭又鬧，徐小平和王強都看不下去了。王強說:「敏洪，你能不能對你媽發一次火?鎮住她，以後就不會這樣了。」俞敏洪站起來向外走去，叫了一聲「媽—」, 然後當著屋裡屋外的一大堆人，「撲通」跪下了。
妖怪
徐小平沒有如願回到新東方，而王強也拒絕再走回頭路。徐小平曾向俞敏洪推薦讓王強重新回新東方董事會，俞敏洪說「小平感謝你解開我一個心結，以前我都得把你們兩個人一起考慮」，言下之意，兩人一起回變動太大了。但王強在電話裡直接拒絕了俞敏洪的好意，他甚至逼迫徐小平，「如果你還想著回新東方董事會，我就不跟你一起做『真格基金』了」。
2010年，徐小平成立「真格基金」，並邀請王強成為聯合創始人，兩人都感覺重新找到了方向。俞敏洪也參與了對「真格基金」的投資。他將此視為3人友誼延續的證明之一。
王強和徐小平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新東方和俞敏洪。王強在離開管理層之後的4年為新東方開了幾百場免費講座，「你想除了友情還有什麼解釋呢?我要以一種問心無愧的方式離開這個舞台。」
2012年7月，做空機構渾水公司唱衰新東方，許多大投資人詢問徐小平，「半夜兩點鐘給我打電話，我不知道真相，但是我說，買!買!絕對沒問題!事實上，聽我話買的人都賺錢了。」
俞敏洪不在的時候，俞敏洪經常成為徐小平和王強的話題對象。甚至講起俞敏洪「發火」的故事時，王強也帶著開心的語氣。他說，有一次，俞敏洪被母親惹得生了大氣，在外面發火扔了手機，還砸到王強的車上。
「你看他非常理性。」王強說，「老俞是有超人的掌控能力，他的車也在旁邊，怎麼會扔到我的車上?手機沒摔壞，我的車倒受傷了—又不是因為我刺激他。」
在俞敏洪看來，跟以前相比，徐小平和王強對他的批評與之前變化不大，「王強比較含蓄，徐小平比較直白，因為徐小平他就一直是以批評我為他的樂趣」。但現在這些批評聽起來更容易接受，一方面「會更客氣一點，因為沒有了現實中的利益衝突」，另一方面，也不再夾雜很多個人情緒。
對此，他的兩位好友和昔日合夥人的態度未必如此淡然。
「我在微博上發了很多話，關於那麼多知名企業因為戰略失誤錯失了發展機遇，都是給『那個人』看的。」徐小平說。他後來又說，有些話「只要那一個人聽懂就行了」。
這3個人仍然不時強調已維持了30年的情誼是多麼重要，話語風格各異，意思如出一轍。「結果是好的，過去的爭執就不重要了。」這是俞敏洪的說法。王強形容3人的友誼，「就像一個少女通過結婚變成一個少婦一樣，她失去了少女的那種單純的美，她可能獲得了少婦的這個成熟的美」。徐小平則以特有的激情洋溢的言辭稱俞敏洪是「我尊敬的企業家，我熱愛的朋友」。他說，友誼「建立在打造新東方的烈火真金的錘煉之上」。
「小平的身上體現一個什麼叫做大的愛字，這是我從他身上學會的。老俞我從他身上學會了堅毅，百折不撓，這些都是我人生中做事的時不時要回在腦子裡的這麼一個標竿。」王強說他今天在「真格基金」覺得非常快樂，這緣於徐小平率真的性格，「我是30年少見這樣的人。我坦率地講，這一輩子，如果我這一生，要有一個最重大的事情要託付給一個人的話，在朋友中我可能想像的第一個人，或者沒有第二個人，那就是小平。他真是沒法掩藏。」
「那俞老師呢?」記者問。
「我不會託付給俞老師。他思考太多了，我讀他很費解。」
王強感嘆，在看完《中國合夥人》之後，他終於能清晰地表達自己關於這份友情的看法。
「友情跟荷爾蒙一樣，特點是野性、沒有原則，友情的野性需要與公司治理所要求的遊戲規則，與強大、冰冷甚至殘酷的理性碰撞，被程序正義的理性馴化。否則，友情不足以支撐一個企業的正規化治理，一定會分崩離析。如果友情能在這個前提下接受馴服，他就會變成冷冰冰的理性之外的的一個取之不盡的資源。」
事實上，這段關於友誼的富有文采的總結，遠不如採訪結束時王強的一句話，更能讓多年來纏繞在新東方3位合夥人之間的妖怪顯影。
「想想老俞也挺心疼的。」王強突然說。他強調，這句話，自己一輩子也不會當面告訴俞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