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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吸走了誰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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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擴張日益脫離實體經濟的現象越來越受關注,人們抱怨,不受制約的銀行膨脹賺取了暴利,更帶來嚴重的負外部性,最終受損的將是經濟的長遠增長和社會福利。

2013年6月3日,在上海舉行的「外灘國際金融峰會」上,交通銀行新任董事長牛錫明的發言,再次引發銀行業暴利的熱議。

在這天的論壇上,民營企業家郭廣昌大膽向在場的金融家們提問:我們老是覺得為什麼銀行把那麼多錢都賺走了,好像2000家上市公司,一半利潤是10家銀行拿走了,這樣拿下去,我們製造業怎麼辦,還能拿多久?

資產大放水

賺錢動力強,風險控制弱。

對這個尖銳的問題,牛錫明沒有迴避,他直截了當地指出了銀行業暴利的原因——資產膨脹太厲害。

牛錫明,現在金融業的盈利水平確實比較高,在整個上市公司中,佔據了半壁江山,共有一萬多億的盈利。但他認為,銀行盈利這樣高,主要還是這幾年銀行資產膨脹得太厲害。

牛錫明解釋,中國銀行業2002年資產只有20萬億,2012年年底突破了100萬億,這麼短的時間之內金融資產大幅度膨脹,這是銀行利潤最重要的來源,利潤主要是資產膨脹型的利潤。

事實上,牛錫明記憶中的數據已略為保守。根據銀監會的統計,截至2013年一季度末,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為138萬億元,2012年底為131萬億元,而2008年底資產規模不足62.4萬億元,四年增幅約為70萬億元;再看美聯儲公佈的數據,2012年底,美國銀行業資產為13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83萬億元。

銀行業資產的快速膨脹究竟是喜是優?為什麼近幾年膨脹得如此迅猛?這當然是相當複雜而敏感的宏觀問題,與宏觀貨幣調控部門的宏觀政策直接相關。

牛錫明則明確表示了對龐大資產的擔憂,他說:這麼大的金融資產,本身所掩蓋或潛伏的金融風險,還是比較大的,而我們只看到了它顯性的一面,就是利潤,但沒有看到它風險的一面。

很明顯,這也是目前中國金融界的普遍憂慮:我們現在是贏得了利潤,但是利潤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只有兩個來源渠道,一個是把其他部門的利潤轉移到了金融部門,一個是以未來的不良資產為代價,贏得了現在的利潤。

牛錫明繼而又含蓄地點出了銀行業暴利的另一個深層次原因,他說,我在金融業幹了三十多年,我感覺到我們的盈利機制建設是比較完善的。因此,大家在市場上去競爭業務、取得盈利,這個動力是超強的。但是風險的控制機制相對是薄弱的。

賺錢動力強,風險控制弱,這番話幾乎從一個側面給出了答案。

資金熱,經濟冷

錢去哪裡了,都去還銀行利息了。

總的來說,銀行資產的膨脹有兩個途徑,一個是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超發,一個是商業銀行信貸的發放。就是因為以上兩條,中國金融體系發放的M2已經超過100萬億,這最能說明為何商業銀行資產如此膨脹。

央行發行基礎貨幣是因為漸進升值的人民幣匯率政策,為了控制人民幣匯率過快升值,只有用人民幣購買貿易順差和進入境內的熱錢,這是純粹的印鈔,這些就是基礎貨幣,又叫高能貨幣。

商業銀行拿上這些基礎貨幣後,要去掙錢盈利,就只能拚命放貸,又加上中國行政性控制的巨大利差,導致放貸就是穩賺不賠的生意,誰放的多誰就掙錢多。

前幾年的圖景是,央行經常和商業銀行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央行懼怕信貸投放過多,導致通貨膨脹,就通過發行央票或者定向票據,或者打電話窗口指導,甚至召開行長會議進行約談等等方式,但是商業銀行總是不大聽指揮。為何?答案只有兩個字:掙錢。

因此,中國的銀行業在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台貸款風險方面,吹起了兩個大泡沫,這兩個大泡沫是中國宏觀經濟的兩大毒瘤,到現在還在時刻折磨著宏觀調控者的神經,進一步的投資拉動基本無從談起。

最近中國出現資金熱、經濟冷的現象,人們問錢去哪裡了,結果發現,銀行的錢被借去歸還銀行利息了,哪裡有資金進入實體經濟?

監管者的「護犢心態」

對於金融體系的這種負外部性要有足夠的警覺。

不過,監管層屢次對銀行業的放貸以及產生的暴利,給出了委婉的辯解。

2012年2月,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亞布力論壇上發言,認為保持銀行業的利差是有「好處」的,這些好處就是:由於國家銀行是通過剝離不良資產,然後進行財務重組上市,在國家改制的過程當中背了很多的財務負擔,在一定的時間之內保持銀行的存貸款利差,保持銀行盈利能力,是為了儘早償還過去的歷史欠債。

2013年3月的兩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對銀行業暴利的說法也進行了辯解。他說,說中國銀行業存在暴利有點過分,但是相對於其他行業,去年銀行業的利潤狀況確實是不錯的。周小川認為銀行業的利潤的高低可能由多種因素決定,其中有一種因素是(銀行業利潤)存在很大的週期性。

針對銀行業高利潤是否主要是由利率管製造成的問題,周小川說,「高利潤是不是完全是利差的原因,還需要進一步分析。」他解釋,從亞洲金融風暴到現在,中國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利差大致在3個百分點左右,其中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高一些,大約是3.6個百分點左右。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以及危機恢復期間,銀行是全面虧損的,而且虧損留下的窟窿,之後好多年都沒有完全補上。可是那個時候的利差比較高,而現在的利差則有所收窄。

兩位高管把維持利差、導致銀行業暴利的初衷歸結於歸還歷史欠賬上。可是,是誰承擔了銀行業巨額不良資產的成本?

就銀行業而言,我們看到的是,除了當時被下崗的人員以外,其他人隨著銀行業很快進入暴利階段,薪水猛漲,遠遠高出社會平均水平。

至於就不良資產本身而言,則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不良資產處置部門,也就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先後被剝離的達20萬億的不良資產,是以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交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處置的。它們處理不良資產所得收益連歸還特別國債的利息都不夠,最終這些特別國債還掛在中央銀行的賬上無人問津,早被大多數國人忘卻了。

而從銀行業分離出來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最近幾年也成了暴利行業,此前的不良資產在一輪輪貨幣超發泡沫中突然升值,不良資產成了優質資產,資產管理公司們自然賺得缽滿盆滿。

那麼,被剝離的不良資產成本到底是誰來承擔?要想讓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來還,已經幾無可能,那麼央行的掛賬只能以發行貨幣稀釋存款人的存款價值為代價。

這樣,在當下中國的銀行業就產生了這樣的景觀:當宏觀經濟上升時期,銀行業瘋狂放貸,風險控制被棄之不顧,資產膨脹,利潤暴漲,銀行業薪酬待遇讓全社會豔羨;當宏觀經濟下行,不良資產形成,處理不良資產又成了政府的職責,而對不良資產付出「對價」的則是全體國民,銀行業在「經濟安全」的藉口下安然無恙,當然不排除在改制時一些下崗職工付出成本。這就是目前中國銀行業在「護犢心態」和「父愛情結」之下的道德風險。

從長遠來看,銀行業暴利對中國會產生什麼影響?就大的方面來說有兩個,一個是社會層面上的,一個是宏觀經濟層面上的。

在社會層面上,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就以2013年5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為例,「2012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和「2012年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顯示,非私營單位的平均工資遠高於私營企業,其中金融業收入最高,是農、林、牧、漁業收入的4倍還多。

宏觀經濟層面上,則是形成了製造業的空心化,同時產生了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台債務這兩大毒瘤。

如此看來,限制金融業的暴利已經是刻不容緩,根治它,則必須從最根本的改革開始,一個是利率市場化,一個是匯率市場化,一個是資本賬戶的開放。

更重要的是,監管者需要站在社會福利的角度,對於金融體系的這種負外部性要有足夠的警覺,從而及時調整政策,維護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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