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關注威廉 博爾丁(William Boulding)，不僅因為他是杜克大學福庫商學院(Duke University's Fuqua School of Business)院長，也不僅因為他是管理學和領導力學大師，而是因其他追根溯源的精神。看過他寫過的一些文章和講過的話，一脈相承的，就是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特點。
最近他寫了一篇文章，談「商學院應該培養哪些方面的領導力」。你猜怎麼著？他通篇講的，皆乃他自小從父母身上學到的品質。「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言傳身教影響了今天的我。」
沒錯，父母是最重要的學校，父母才是最關鍵的人生導師。「墨點兒」想傳遞的理念之一亦是如此：我們和孩子一起成長，我們對孩子的影響之大超乎想像；而在讓孩子成為一個人格健全、富有創造力的好苗子之前，我們自己應當也必須成為一個「精神富足者」。
博爾丁教授的一句口頭禪是：「我們最好把它弄明白。」
言歸正傳。我梳理了一下博爾丁文章提及的父母潛移默化傳輸給他的幾種能量。可能有人會說，他的父母分別是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這麼富有學術氛圍的家庭，並不具有普適的代表性。這些有一定道理。但你必須承認，好的父母——不論職業或是層級——優點是相通的，普通的工薪階層或農民家庭，培養出全球化良才的案例不勝枚舉。
1、目標感。
我母親的目標感在納粹德國侵佔她祖國挪威的那一刻就變得十分明確。正如紐約時報對她的訃告上所言，她將畢生獻給了她認為我們所有人都與生俱來的「愛慕和平的行為」上。我父親的例子則顯得更加複雜一些。紐約時報在對他的訃告中，將他形容為「極受尊敬但並非正統的經濟學家、哲學家和詩人」。在他臨終前我們最後一次交談時，他用極其簡練的語言解釋了他的目標感：這個世界要麼從好變得更好，或者從壞變得更壞，而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將好結果的可能性最大化。
2、合作制勝。
當我們與價值觀、文化和制度規則非常不同的人、組織和社會群體共事的時候，這些不同就會導致潛在的和實際的衝突。我們是應該相信雙方之間的差異不可調和而選擇退出，還是應該帶著建立橋樑的希望繼續努力？我的父母不相信不可調和的差異，他們相反認為不斷增多的多層面的的接觸將有助於發現共同的利益訴求。從情感上而言，他們更多關注愛而不是恨，並試圖找到所有人和事的優點。只要繼續共事以達到協同合作，爭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3、深入求證。
對我父母而言，一個論證反對一件事情是不足夠的；他總是會問，「你會支持些什麼以讓事情變得更好？」同樣，如果一個人沒有想通那些並非本意卻可能造成的後果，簡單的支持一件事情也是不足夠的。他就是這樣陶醉於複雜之中，並認為那些植根於自身利益的單純的「支持」和「反對」的立場是滑稽可笑的。
4、創造性顛覆。
對傳統界限進行重新思考。我的父親年輕時便從英國移民到美國，因為他希望對觀點的評價是建立在價值而非社會地位或者資歷之上。他經常以幽默的方式將任何一個組織推向顛覆性的創新領域。他也感覺到經濟學缺少了其他學科的豐富性而不能有效地推進人類的行為和體制。「數學讓經濟學變得嚴謹。不幸的是，它也帶來了一片死寂」，他曾這樣說過。我母親在45歲的時候重返學校攻讀博士學位；在那個年代職業母親是非常罕見的。
5、全球公民。
我父親，當然也包括其他人，提出了「地球就像宇宙飛船」這樣的概念，以提醒人們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所有人依賴共同有限的資源去創造共同無限的未來。共同未來的思維方式會消除創造性的解決問題的諸多障礙。
在這篇文章最後，博爾丁總結道：「我思考著我父母的例子，以及學生和商界領袖或許能從中領悟到的道理：擁有目標感去為他人的生活創造不同；打破障礙去建立協作和推動創新；不要以簡單化和狹隘的個人利益為出發點去確定立場；成為一名全球公民。這些要素構成了有擔當的領導力，一種在我們這個互相依存的世界裡去驅動積極進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