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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三星神話的關鍵大將

2012-12-03  TCW
 
 

 

如今的三星已經跨越韓國第一企業的境界,正朝著世界一流企業邁進。這裡自然少不了組織結構發揮的力量,但是從三星人的特質、三星CEO的熱情和挑戰態度來看,可以說有一種無法從組織結構層面來斷定的剛強力量。

三星的CEO們,也都不是天生的CEO,他們跟你我一樣,曾經也只是個平凡的上班族。從他們剛進公司到晉升高階職位,一路上克服的難關與出人頭地的秘訣,這些故事包括了他們獨特的自我管理,以及成為三星CEO的關鍵。

李鶴洙:談判桌上的先鋒

李鶴洙在三星內部的分量,從他負責打理三星的重量級事業,就可以確定其舉足輕重的地位,結束三星汽車部門即是代表性的例子。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與位在東京銀座的日本裕隆日產汽(Nissan),簽署技術交流合約。三星的汽車事業看似將會一帆風順,因為當時三星的品牌價值居於頂尖地位。不料,真正起航後的成果卻不如預期,甚至損失慘重,負債達到四兆三千億韓元。

三星必須突破難關。於是,三星選擇了向來擔任三星守護者的李鶴洙,來擔任突破難關的尖兵。他毫不考慮的舉起申請三星汽車法定管理的紅牌,隨之而來的是堅決的反對聲浪。

儘管如此,事情最終還是照著李鶴洙的意思塵埃落定。李健熙到最後關頭,還是採納了李鶴洙的建議。由此可見,李健熙有多麼信賴李鶴洙。就連三星在北韓的投資事業,也是由李鶴洙主導。

很久以前,北韓就在推動開放化,經濟策略失敗導致的經濟混亂、嚴重的糧食危機,以及企圖緩解減少的國際貿易量,是北韓對外開放主要的背景。當然,北韓的開放策略是仿效中國大陸的條件式開放。意即,在維持原有的體制下,導入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

這個時候,重要的是與韓國大企業的協商,尤其是和大企業當中足以代表韓國的大企業協商。

北韓相當重視與這幾家企業進行經濟性協商,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明白必須由這些大企業帶頭,韓國的其他企業才會跟進。而且,這些企業都是財團等級的企業,所以規模格外龐大。為此,北韓提出前所未見的劃時代條件,視情況允准財團的高層訪北。

有鑑於此,北韓十分殷勤的對三星發出「love call」。現在的三星是公認最有資格代表韓國的企業,在電子產品方面更是凌駕於索尼(Sony)的全球性企業。不過,從以前到現在,三星都不是會輕易被說動的對象,因為,三星對北韓投資一事始終抱持著嚴謹的態度。

況且,雙方在投資部分堅持的條件也不盡相同。北韓要求三星於五年內投資十億韓元,但是三星的初步計畫卻是十年內投資五億韓元。

這是一場北韓與三星的拔河比賽,這次的協商絕對是一場硬仗。而代表三星坐上談判桌的人,就是李鶴洙。二○○五年五月三日,李鶴洙曾為了在北韓建設占地五十萬坪規模的電子科學園區,與中國方面進行最後的協商,並且表示如果雙方順利達成共識,李健熙會長將擇日訪北。這件事情意味著三星實質上的對外接洽是由李鶴洙負責,而象徵性的接洽則是由李健熙負責。人們認為李鶴洙不只是幕後的參謀,更像握有決定權的CEO,主要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尹鍾龍:肩負育才重擔

尹鍾龍確實是三星的明星CEO。今天他能贏得如此的超人氣,不可能與他促成三星電子邁向國際企業無關。

三星電子、三星SDI、三星電機經常被形容為三星的「電子三兄弟」。其中,三星電子就像是電子三兄弟當中的大哥,規模自不在話下,在三星集團尤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尹鍾龍過去就是領導三星電子的代表者,一如三星電子是「電子三兄弟」的大哥,他在三星的各部門CEO之間,同樣也扮演著長兄的角色。

尹鍾龍的長兄形象,從他帶頭指揮三星人事政策的部分就能看出來。

三星以人才至上主義為經營之道,早已是業界熟知的事。三星就等於傑出人才,傑出人才就等於三星,三星就是如此重視人才政策。甚至三星的人才發掘和培育,也是由各部門的CEO親自張羅,而站在各CEO的最前線,扮演前導角色的人就是尹鍾龍。

三星電子分別在漢陽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學等各大院校開設軟體、數位換算、通訊等課程,讓參與課程的學生一年在學校、一年在企業現場進行實務演練。三星在海外分公司也積極的落實產學合作,中國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三星電子會對中國感興趣是因為龐大的中國市場。三星電子分別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二十餘所大學,為超過三百多名預備人選提供「三星獎學金」,更設立了以企業現場實務為主的「暑期學校」。

三星電子更與美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達成策略性聯盟,共同研發顯示器技術。肯特大學是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一所學校,是美國顯示器產業中相當具有國際權威性的一所大學。除此之外,三星也跟俄羅斯的莫斯科鮑曼科技大學(Bauman Moscow StateTechnical University)與國立莫斯科大學簽訂產業合作與人才培育的「備忘錄」(MOU)。

三星電子如此積極與各國大學進行產學合作,一方面是基於新技術的開發,更大的目的是企圖比其他企業搶先得到優秀的人才。這是李健熙侵略性的「人才至上主義」反映的結果。但是,這並不是單靠李健熙的想法和意圖就能達成的事。這件事情需要有人擔任實務上的領導角色。既然如此,誰值得放心交付三星如此重視的人才要務呢?三星將這個陣前指揮權交給了尹鍾龍,甚至他也親自到管理研究所及理工科系等授課。

李潤雨:半導體拓荒者

二十年前,一向沉著的三星前會長李秉喆對著話筒大發雷霆:「他們是瘋了嗎!絕對不可以讓他們搭同一班飛機回來!叫他們每一個人搭不同班機!」李秉喆發怒的原因,是他擔心如果大家都搭同一班飛機歸國,萬一中途發生飛行意外,那麼三星將失去半導體技術所有最好的人才。這個事件當中,向李秉喆報告全數人員打算搭同一班飛機回國,卻受到嚴厲責備的人,就是李潤雨。

李潤雨在韓國是名不虛傳的半導體拓荒者,也是半導體技術的第一人。今天不只三星,就連整個韓國的半導體技術能夠跟上國際水準,李潤雨也發揮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李潤雨的好頭腦是他身邊的人都知道的事,只要是跟半導體有關的國內外名著他幾乎都涉獵過。更驚人的是他不但能夠過目不忘,甚至連頁碼他都能清楚記得。儘管如此,今天的他能夠成為韓國半導體演進史的見證人、更為半導體技術的第一人,並不是單純靠著他過人的記憶力就能辦到,而是經過一番艱辛的努力才得來的成果。

李秉喆在一九八三年,終於對外正式宣布三星進軍半導體界,也就是喧騰一時的「東京宣言」。然而,所有的問題在這時候浮出枱面。雖然看得到半導體市場的發展性,但是三星幾乎完全沒有半導體方面的技術。這時候大家一致認同的計策便是向日本學習技術,這也就是李潤雨被任命為團長,組成「紳士遊覽團」的背景。

當時韓國只是個半導體的不毛之地,為此他幾乎每天吃、睡都在公司,為開拓半導體技術打頭陣,日後也都真的達成了目標。從日本歸國的李潤雨開始積極開發半導體,並於一九八三年成功研發64K DRAM,這是李秉喆發表「東京宣言」短短十個月以後的事。

以現在的半導體技術來說,這種程度算是小兒科,但是在當時可說是劃時代的大事件。

尤其,日本和美國的半導體業者都表示相當驚訝。日本和美國開發的64K DRAM是他們歷經數十年的研究成果,而三星卻只花了短短十個月,就實踐人家投入幾十年的時間才換來的成果。(本文摘錄自第一至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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