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器官移植，是指運用醫學技術手段摘取捐獻者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或組織）的全部或者部分，將其植入接受人身體內以代替病損器官（或組織）的過程。這一技術的誕生為醫學領域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有數字表明，到2003年，全球器官移植總數已達到936萬例。器官移植對於人類已經不再陌生，而器官移植也已經納入公眾談資和視野當中。
雖然器官移植技術日益成熟，應用愈發廣泛，但供體器官來源不足，卻成為這項新技術的瓶頸。對此困境，學界多主張以「政府主導下的器官捐贈補償機制」進行解決，而伊朗，正是世界上實行此制度的唯一國家。
1965年時，伊朗開始採用血液透析法治療腎病，由於資源有限，55歲以上的患者被排除在治療計劃之外。透析對任何一個國家的醫保經費都是沉重的負擔，如2005年時，美國腎病患者花掉了政府210億美元，佔到聯邦衛生支出的6.5%。
1967年時，伊朗進行了第一例腎臟移植手術，如何促進器官移植便成了首要任務。於是在1988年時，有償器官移植制度終於被批准，隨後，腎移植數量大幅增加，到了1999年時，伊朗成為了全世界唯一消滅了腎臟移植等待名單的國家。
就此，美國醫療政策專家John Goodman認為美國需要向伊朗學習。在美國，每天都有約十多人因無法及時接受器官移植而死亡。據美國器官共享聯合網絡2009年8月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共有103363名等待接受捐獻器官的患者，但在2009年1-5月期間，美國僅有6009人捐贈了器官。
實際上不止是美國，全球其它國家都存在嚴重的器官危機，即便是實行「預先默認同意」制度（即假設每個人都是捐贈者，除非他主動提出不加入捐贈）、在世界器官移植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西班牙，其每百萬人口中也只有32位屍體捐贈者，要知道這個比例還是位於歐盟國家之首的。截至2011年底，西班牙仍然還有5484人在排隊等待接受器官移植。
那麼，伊朗的「有償器官移植制度」究竟是如何消除供應器官不足的呢？由腎病患者組成的「透析與移植患者聯合會」（DATPA）擔任整套系統的核心。患者如果無法從親屬處獲得腎臟，則由DATPA尋找合適供體。願意等的人可以等待屍體腎源，等不及的可以去首都德黑蘭，在位於市中心的腎臟病患關懷慈善協會（CASKP）周邊的區域，賣腎廣告多如牛毛。
接下來，DATPA將會為患者匹配合適的腎源，合適的話將擇機進入手術階段。手術後，政府將對有償捐獻者提供1200美元的補償和一年左右的健康保險，患者也會付一筆錢。如果患者比較貧窮，特定的慈善組織將給予捐獻者2300-4500美元的補償。
這套看似簡單的系統實際大有文章。免費中介DATPA將患者與捐獻者分隔開來。此外，透析、徵集、移植手術、術後抗排異藥物和術後康復的所有費用都會由政府來承擔，移植團隊均屬於大學的附屬醫院，開銷由政府支付，這些設定旨在降低窮人移植器官的門檻。而伊朗器官移植協會也會全程監督移植事宜，為了讓市場可控，患者給捐獻者的補償費用並非雙方私下商定，而是由DATPA協調而成。
伊朗的有償器官捐獻制度並未出現明顯的不公平問題，據一項隨機調查顯示，在器官接受者中，有50%是窮人，36%是中產階層，13%為富豪。對於大多數國家在「利他行為」的倫理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器官捐贈制度，以及那些唯道德論者而言，這不啻於一記打擊，就連已經教育和呼籲「無償捐獻」、「利他捐獻」三十多年的美國，仍有太多的人因等不到器官而遺憾地離開人間。器官短缺則必有器官黑市和器官移植旅遊。
總之，這個由國家財政支持，嚴格監管的有償器官市場帶來了比較理想的結果。目前，伊朗不僅已經沒有腎移植等候名單，還有超過50%的末期腎臟疾病患者因為器官移植而重獲新生。
除了伊朗外，新加坡的「有償器官捐獻制度」也正在籌劃中。世界衛生組織在《保住腎臟》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不能充分利用腎捐獻所具有的潛力，這方面的代價是人為造成的。」
【點評者說】器官移植市場涉及器官供給，由於在市場交易中自願供給方往往是窮人，這就帶來了倫理問題，反對者認為窮人沒有損害自己健康的權利，市場交易器官「越界」，因此必須否定買賣雙方的交易權。不過白市不存在，可不意味著黑市不存在。也許轉基因技術的發展有望解決器官供給問題，雖然又會有新的倫理問題，但總比窮人賣腎的情感衝擊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