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地緣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沒有被中華帝國征服過的國家。甲午一戰打完後，鄭觀應寫了一部非常暢銷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國最大的敵人。
當時，日本的產品已經對中國構成了威脅；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更是取代英國成為最大的貿易商；更讓中國人難堪的是，日本商品在傳統的「中國貨」上也取
得了優勢，日本茶葉、日本絲綢的國際貿易額相繼都超過了同類的中國商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
對日本貨的第一次抵制運動發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簽「二十一條」，遭到各界的強烈抗議。隨之，各地紛紛爆發了日貨抵制運動。
當時，抵制日貨的暴風源是上海，滬上各界在張園召開了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5月9日，當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
後，舉國視為奇恥大辱，這一天，被定為「國恥日」。上海、廣東等十多個省份的商會通電反對，抵制風潮隨即席捲全國。正是在這次風潮中，中國的民族工業第一
次打出了「中國人用中國貨」的口號，數以百計的工廠湧現出來，生產中國貨以替代流行的日貨。此後每年的5月9日「國恥日」都成為了抵制日貨的動員運動。抵
制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政治、軍事和經濟敵人。
對日貨的第二次抵制風潮發生在日本入侵東三省的1931年。據《時代》週刊的報導，此次日貨抵制運動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並出現了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制度化。
在抵制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
商」的概念，在民族危機的語境裡，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當時的國民政府也針對性地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
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近2/3。
對日貨的第三次抵制發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這又有了新的發生背景和特徵。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鄧小平首次出訪的國家就是日本，他帶去的唯一訴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業的投資。當時的日本企業也成為開放中國的最積極的參與者，整個1980年代可以說是中日經濟的「蜜月十年」。
進入1990年代後，情形又變了。首先是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了，國家和企業競爭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國本土企業經歷了十年磨練，基本上完成了輕工業的產
業佈局，於是，一場振興民族品牌的經濟運動如水到渠成般地開始了。與前兩次相比，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商戰」，中國企業在價格、規模、技術和行銷傳播等
方面展開了全面的攻擊，並取得了超乎想像的成功。及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競爭對手。
在最近的釣魚島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發了激烈的反日貨行動，然而我們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車洩憤之外，我們似乎找不到一個成規模的產業抵制。這
表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一百年來，中國真的比以前強大太多了，我們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來處理睦鄰關係，中日是否「必有一戰」我不知道，但是，
中日必然一起「站」在東亞，卻已是數千年的歷史。
最後再說一個事實：在經濟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族經濟是靠抵制而獲得成功的，中國、日本都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