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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錢又慢動作 如何贏得野孩子?

2012-4-9  TCW



以新網路經濟創業為主的「野孩 子」群,是柏林能再起的關鍵。

柏林政府是靠什麼留住這群野孩子:積極的減稅招商?蓋大量創意產業園區?或是像台灣一樣辦App創業選拔賽?

答案,跟你想的很不一樣。

上述事項,柏林政府幾乎都沒做,而且政策推出,也遠比其他人慢。「你也可以說他們是後知後覺,」研究倫敦、柏林創意產業政策的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梅克兒(Janet Merkel)說。以倫敦為例,倫敦在二○○四年就開始談新矽谷或是創意產業,但柏林直到二○○七年,才具體定位出今日的產業發展政策。

然而,柏林卻後發先至。

根據隸屬於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的「創意產業暨創新研究中心」評比,在創意產業公司種類、人均專利所有權數量、創意人才密度和人均影音生產力方 面,柏林都超過倫敦。但是,以政府對創意產業補助來看,柏林每人平均比倫敦少了四十美元,而當倫敦有六四%財源來自中央,柏林卻只有不到一○%。

柏林資源少,政策也是直到發現一群野孩子進入柏林後,才開始制定。但是,柏林抓住了三個重點。

關鍵一:照顧人才,勝過向大廠招商

「要檢視城市的競爭優勢和潛力,能否容納新經濟、新想法及標新立異者,就是指標。」ARC的報告指出。柏林政府不急著到國外到處招商找大廠進駐,反而把焦 點放在這群創業家身上。

「關鍵是怎麼讓人才留下來,」梅克兒說。「他們不會因為你蓋了什麼而來,但他會因為你這裡有哪些人、哪些活動而留下,因為他要的是靈感和合作夥伴,」柏林 市府經濟部官員瓦樂(Ingrid Walther)說。事實證明,當柏林把這群野孩子留下來後,大公司與資金自然跟著來,如Google去年在柏林設了研究機構,因為他們也在追逐全球最好 的創新點子。

關鍵二:傾聽需求,比專家主導還有用

三年時間,柏林政府以走訪方式,了解野孩子的想法,才制定政策,這是個由下而上的過程。

先聽再做,與多數國家先請專家來制定大方向,以搶占產業先機的執行邏輯很不同。如二○○四年開始,倫敦以聚落概念鼓勵創意產業,提供集中的辦公空間,成立 文化協會做為顧問,還成立大量的經紀公司,要讓人才發揮商業價值。

這一切的背後,「是大量的學術研究支撐的,由學者和專家主導,」梅克兒說,倫敦從上而下,由政策主導產業發展。

柏林不僅先聽,聽的方式也不同。負責對外招商的Berlin Partner 創意產業處主任庫平(Alexander Koelpin),本來也是創業家,柏林政府透過獵人頭公司找上他,請他「傾聽」這群新創業家的需求。

我們和庫平的兩次採訪,第一次,晚上十一點,地點是柏林的知名夜店Watergate。穿著皮衣、拿著啤酒的他在這裡加班,因為這是柏林夜店公會和音樂產 業一年一次的大會,到凌晨四點的活動中,有兩百多家夜店老闆、唱片業與媒體在場。庫平邊喝啤酒,邊要盤點,明年度音樂界需要什麼樣的活動?柏林政府該如何 協助夜店老闆賺進觀光財?

第二次採訪,是科技新創公司之旅活動,一個下午拜訪六個團隊。在創投辦公室,庫平不斷請益,「請問你都怎麼發現新團隊?我有固定看你的部落格,你花很多時 間研究趨勢,卻又有時間和團隊見面,怎麼做呢?」

「德國人就是這樣,要花很多時間,直到他們覺得真正了解了,才敢推出政策,」梅克兒說。

關鍵三:政策不用多,但都切中要害

柏林推出的政策不多,但切中要害,如工作簽證的簡化,「因為我最近遇到的新創團隊,大概八成都不是德國人,」瓦樂說。

又如房租控制機制。這些年輕人其實並不渴望在超大創業園區上班,政府選擇將東德時期的國宅開放給新創公司,給予第一年房租減半的優惠。

又如微型貸款。新創團隊甚至是自由工作者,不分國籍,都能用優惠利率跟公股銀行借到新台幣一百萬元左右的創業基金,「一家沒有設備、現金流的公司,私人銀 行怎麼可能借他們,」梅克兒說。

新台幣一百萬元不算多,不少國家甚至直接補助更多的金額,但卻是要透過嚴謹機制篩選。然而,柏林政府給錢不囉唆,每個人一生都有一次機會,「如果失敗了, 就宣布破產,然後就不用賠了,」梅克兒說。

聽起來很荒謬,款項還可能無法回收,投資報酬率太難衡量,但對柏林政府而言,這樣做,才能讓更多種子在柏林生根。關鍵,不是這群野孩子當下能創造多少產 值,而是他們的存在,對整個城市價值帶來的改變。

「至少城市會因為他們變得好玩,觀光業就會起來了!」瓦樂說。從二○○五年到二○一○年,柏林留宿觀光人次成長七%,為全歐之冠。柏林的大學,也因此去開 設跨校創業課程,ARC報告中所指,新網路經濟帶來的微型生產力,會造成整個社會文化的重新建構。

柏林政府抓緊這三個重點,原來是有想清楚,留住野孩子背後的目的。

「後知後覺真的不好嗎?」採訪尾聲,梅克兒丟出了這個思考。

人們總期待政府先察覺產業趨勢然後做出引導,但台灣兩兆雙星的慘劇歷歷在目,現在,面對蓬勃發展的App產業,台灣政府即將在信義路開張的App創意園 區,也看得出仍是舊思維,在其規定中第一條是:「進駐人員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進駐團隊至少一名成員,須於上班時間於本園區進行研 發。」

我想回應梅克兒,後知後覺沒有關係,只要知道目標所在。一個政府,若「知覺」的只是選票與社會期待,而非「新經濟體」的真正樣貌與需求,跑在越前面、投資 得越大,所造成的災難,可能還更可怕!

【延伸閱讀】台灣該不該學柏林路線?

台灣到底該努力招商大公司,或是乾脆學柏林,去養出一批小型創業家?

至少,很清楚的,我們若繼續走招商大公司的路,招來的恐怕跟預期大不相同。

過去在硬體時代,惠普(HP)與戴爾(Dell)等硬體大廠,因為供應鏈就在台灣,所以把研發中心移到台灣,確實有技術擴散現象,也與台灣硬體業者一起達 到技術升級的目的。

現在,新經濟走向以軟體與雲端為主的時代,台灣政府又嘗試把Google、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等網路巨人,引進台灣。四月 三日Google在彰化的資料中心動土,就是一例,但不論是Google在彰化還是芬蘭的投資案,數億美元建置的資料中心,完工後,雇用的全職工作卻都不 超過三十個,其中還包括日常清掃維運人員,看不到任何技術轉移好處,只是消耗大量的水、電與用地資源。

上述事實,官員應該都很清楚,這些網路軟體大廠不可能把核心技術移往台灣,因為那是它們最重要資產。

台灣要轉型,建立起一個可以吸引創新人才的環境才是起點,人才來了,資金、技術,甚至國際網路巨人,都會慕名而來。

但柏林的野孩子路線,費時且難以數字衡量成效,對政治人物來說,忙了半天可能有裡子,卻未必有面子。

問題是,我們到底要面子還是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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