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醫大一院刺醫血案震驚全國醫療界。
3月26日，衛生部官方網站發表聲明稱，衛生部長陳竺要求嚴懲兇手、嚴厲打擊殘害醫務人員的罪行。
時隔一日，衛生部發出通知，要求各醫療機構和衛生行政部門確保醫務人員人身安全得到保護。同時，落實24小時安全值班制度，對門急診、病房等重點科室、部位，實行24小時安全監控。
中國醫師協會則以「人神共憤，慘無人道」為題，強烈譴責殘害醫護人員的非法行為。
醫患矛盾並未因此緩和。一位接近哈醫大一院的人士透露，事發後，幾個科室都陸續出現患者威脅醫生，如果治療得不好，「也要捅醫生」。3月28日，哈醫大二院的重症治療病房又發生患者家屬毆打醫生事件。
令人震驚的是，在騰訊網站設置的投票中，選擇對此事「高興」的比例高達投票總人數的65%，而選擇「憤怒」「難過」和「同情」的，卻相對甚少。甚至，一些人為醫生被殺鼓掌叫好，發出「怎麼才死一個實習生」的冷血言論。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多位醫學界人士和患者看來，醫患之間已危機四伏。專業人士指出，無論患者還是醫生，都是扭曲的醫療衛生制度的受害者。
3月27日，全國政協委員、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中華醫師協會神經外科分會會長凌峰專程趕到哈爾濱，代表神經外科分會參加王浩的追悼會。
凌峰告訴財新記者，一個優秀的醫學碩士畢業生，未來得及實現自己的理想，就死於這樣一個血腥事件，非常令人痛心、憤怒和難過。
凌峰同時也表示，李夢南的生活境況也確實令人同情，弱勢群體，沒有錢治病。（幫助）這些人應該是國家的責任，國家關懷不夠。
她希望全社會形成這樣一個共識：「傷害醫生等於傷害患者自己！」
患者怨氣何來
「看病的患者真是太辛苦了」
求醫艱難、醫療資源短缺、醫患溝通不暢、患者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悉數成為醫患關係惡化的助推力。
在北京協和醫院這樣的三甲醫院，不少患者的候診時間超過三小時。一些外地患者因掛不上號，不得不住在協和醫院附近的地下室，一等數日。因為在北京就醫，這些患者的醫療費用多數無法在當地報銷，不得不自己承擔。
3月29日下午，50多位掛號患者擠滿了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垂體瘤專診外的樓道。一位老人因加號要求被拒絕，拍著分診台質問護士，「你們這是把患者當親人的態度嗎？」而護士尚未來得及回答就被另一位急著諮詢的患者拽到一邊，老人更加憤怒。
同樣前來內分泌科就診的一位山東患者，首次掛號時，從前一天晚8點開始排隊，直到翌日清晨7點半，才掛到一位主治醫師的診號。為這次診療，她已 在協和醫院旁的招待所住了半個月，每天的住宿費100元，「加上飯錢就花得更多了」。然而，醫生診治時發現她尚未做B超檢查，要求檢查過再來複診，她不得 不為協和醫院的B超檢查再排隊至少一星期。
另一位來自吉林的患者，除了就診，還要求多開一點藥。本屬於醫保目錄的藥品在吉林當地藥店遍尋不獲，她只能依靠每次前來北京就診時多加儲備，更因此不得不全部自費，僅其中一種藥品每月即需花費840元。
當被問及為何不在當地醫院就診時，上述患者均表示，對所在地醫院的醫療水平不放心，已出現多次誤診，寧願花費更多前來北京，至於「連乘醫院電梯都要排隊很久，只能認了」。
即便是協和醫院的醫生，都感慨「到協和醫院看病的患者真是太辛苦了」。哈醫大血案發生後，協和醫院針對日趨緊張的醫患關係，讓16位科室主任 「做一天患者」，從早上掛號做起，模擬患者在協和醫院就診的全部過程，並做體驗報告。「擁擠不堪的環境，有些就醫流程的繁瑣，還有時常掛不上號的無奈。只 有體驗了，才真切地感受到患者就醫的艱難。」協和醫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王曉軍說。
北京華信醫院耳鼻喉科副主任醫師陳崇學將如今的醫生坐診稱為「流水作業」，就在3月26日，他診療了逾60位病人，同日坐診的另一醫生則診療了 逾40位病人。陳崇學坦言，一天這麼多病人，詳細瞭解每人病情的發生、發展和結果時間有限，稍微詳細一些，下一位病人就會大聲疾催，只好快速診療。
北京某三甲醫院的一位醫生，勸告自己的朋友，就醫一定要找熟人，否則很難有醫生「用心看病」。
一些醫院存在的過度用藥等不當診療行為也深受患者詬病。
由此，當患者為就醫付出較高成本，而醫療結果卻無法令患者滿意時，醫患矛盾油然而生。
醫療保障體系的不健全，恰是醫療糾紛、醫患衝突的主要誘因。以李夢南為例，一家四口靠爺爺一月1000元的低保生活，僅一次使用類克治療強直性脊柱炎就花了上萬元，且類克不屬於醫保報銷範疇。疾病花費，對本來經濟困難的家庭是雪上加霜。
醫生快速流失
醫生紛紛改行的根源，還是由於其勞動及所承擔的風險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
接連發生的醫患衝突，更給中國的醫護人員和醫學生帶來強烈的情感衝擊。醫生的執業環境正在日趨惡化，已成為不少醫界人士的共同感受。
在慘案發生後的幾天，在離哈爾濱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個三級醫院院長談到哈爾濱事件，他說：「我現在做急診都很害怕，怕病人拿刀捅我。」他一位學生的父親在旁落淚：「沒想到兒子從事這麼危險的職業。」
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告訴財新記者，現在醫院裡年輕醫生的流失非常嚴重，很多醫生都去當醫藥代表，賣醫藥器械去了。
大量醫生索性轉行，放棄從事這一行業。一位曾在協和醫院急診科工作過三年的醫生告訴財新記者，三年中180人的急診科，就有近20人離職，離職者大多不再從事醫療行業。
由於待遇等多方面因素，大醫院的醫生數量尚可維持。雖然醫生離職轉行已很常見，但還有大量較低層級的醫院醫生轉入大醫院行醫。目前中國醫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消化內科主治醫師李博指出，中小醫院醫生短缺的現象尤為嚴重。
如是一來，中小醫院醫生流失，診療水平下降——診療水平下降，民眾更加不信任小醫院，轉往大醫院——大醫院病人多，效益好，待遇好——中小醫院醫生繼續流失。而在這樣的循環中，大醫院的醫患比持續走高，當醫生面對如此之多患者的時候，沒有辦法同患者做細緻的溝通。
在中山醫學院教授謝汝石看來，醫生紛紛改行的根源，還是由於其勞動及所承擔的風險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他舉例說，現在做整形美容的醫生，基本上 都在民營醫院。這些醫院收費很高，對醫生的補償非常豐厚。雖然做整形這個行當也有糾紛，但高收入給了醫生補償，醫生就願意幹下去。
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醫學專業後繼無人。中國醫師協會在2011年進行了第四次醫師執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希望自己子女從醫的醫師僅 6.83%，而不希望的達到78.01%。而在2002年的首次調查中，兩項比例分別為10.89%和53.96%。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朱同玉 說，以後醫學世家會越來越少。
中國內地主要大學醫學院錄取分數，持續在低位徘徊。北京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八年制班在北京的平均錄取分比北大校本部低15分左右。而近五年來上 海交大醫學院在上海的錄取分數線更是比校本部低25分至60分（上海卷滿分630分）。復旦大學醫學院的情況則更為典型，2006年復旦醫學院臨床醫學專 業在上海的平均錄取分數比復旦大學全校平均分數高4分；而到了2010年，臨床醫學在滬平均錄取分數卻比全校平均分低了6分。足見醫學生質量的下降已是不 爭的事實。中國醫師協會醫療風險管理專業委員會常委李惠娟說，現在好大夫都擔憂，自己將來生病會落在二流的人手裡。
北大、復旦等醫學院校尚且如此，一般的醫學院校招生則更困難。廈門大學於1996年創建醫學院，由於建院較晚起點相對較低，醫學院在廈大一直是 較冷的專業。2011年廈大曾將醫學生學費從每年6760元調降到5460元，而2012年則宣佈醫學生全面免費，目的即是吸引優秀生源報考。
許多醫學院學生在實習時都經歷過醫患衝突，甚至還有被打罵的經歷，這些都給醫學生的職業選擇帶來陰影。還有醫學生告訴財新記者，現在上課的時候老師也常向學生講醫患矛盾的尖銳。此次哈醫大一院醫生被刺事件後，醫學生群體的失望和憤懣更被推到極致。
臨床專業的醫學生放棄從醫，已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北京華信醫院急診科醫師欒禹博從醫四年，32位同班同學現在仍在從醫的僅有21個。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消化內科主治醫師李博告訴財新記者，他的大學同學已有一半多沒有繼續做醫生了。
惡性循環
優質醫療資源不足並非簡單的醫療資源不足，而是沒有有序配置
為了緩解「看病貴、看病難」，中國政府啟動新醫改已近三年。2012年「兩會」期間，衛生部長陳竺透露，三年來，全國財政對醫改新增投入已超1.1萬多億元人民幣，未來還將不斷加大投入。為何醫改不斷深化，投入不斷增多，但醫患衝突愈演愈烈？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朱同玉認為，即便如此，現在醫療投入仍嚴重不足。醫改強調醫療服務的公益性，但是公益性的主體應該是政府，醫院只是 公益性的載體。政府作為公益性的主體投入不足，就把矛盾下放到了醫院。中國的公共醫療投入佔財政的比例才百分之四點幾，這個比例太低了。
中山醫學院教授謝汝石也認為，醫患關係緊張的根源還是優質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根在政府的政策錯位。由於政府對醫療投入嚴重不足，公立醫院不得不 自行創收維持，許多醫療機構的補償渠道基本上靠醫療服務收入和藥品收入來支撐，迫使醫生增加出診量，而「醫生本身已經很忙了，他們沒有可能對病人進行充分 的溝通和足夠的關懷」。
更多專家認為，根源在於制度設計的問題。中國社科院學者朱恆鵬認為，所謂的優質醫療資源不足並非簡單的醫療資源不足，而是沒有有序配置。和睦家 醫院院長盤仲瑩認為，目前的醫改政策並沒有觸及到根本，連「頭疼醫頭，腳痛醫腳」都還達不到。真正的根本問題，除了投入不足，更重要的是醫療衛生服務的支 付體系扭曲。
在她看來，擴大醫療服務供給的一個重要措施是吸引更多的醫生從醫，但「現在的掛號費一般5元，嚴重扭曲的價格機制下，要想激發醫生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的。」
盤仲瑩還指出，所謂「看病貴」，現在中國平均60%的費用是病人自己掏，所以社會矛盾就要轉到大夫來背。尤其對於支付能力不足的患者，國家沒有建立緊急醫療救助，「很多時候醫院就只有放棄不救了」。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學者鎖凌燕也認為，現在醫患關係緊張，實際上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醫療保險不充足，患者自己承擔的比例很高。而且現在醫療責任的舉證倒置，使得預防醫療過度，也可能造成醫患矛盾增加。
在盤仲瑩看來，現有醫療衛生體制的問題就是「該控制的地方不控制，該放開的地方不放開」，醫患衝突不是醫生和患者之間的，而是醫療體制和醫生患者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