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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有多遠?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23/100371979_all.html

中國經濟如何應對長短期風險?由於中國經濟對於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全球越來越多的人深入地關注這個問題,並為此出謀劃策。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在寒流中載沉載浮,歐債危機更有如雪上加霜。在此環境下,長期高度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顯然難以獨善其身。此外,中國還有自己的問題:勞動力成本攀升、地方債風險待解、房地產調控艱難博弈、投資放緩等。

  諸多不利因素在前,中國經濟即便想繼續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來維繫高增長已不可得。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不再僅僅是一個遠景目標,更是迫切的現實需要。

  前路如何走?在《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發佈會上,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稱,中國新的改革過程會像上一輪 一樣,先從地方開始,然後再行推廣。「不能期望中國大爆炸似的改革。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改革歷史來看,循序漸進一直是中國政府改採用的方式。」

  此報告發表後不久,中國又迎來一個中外高層共同探討的契機。3月17日至19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中國和世界:宏觀經濟與結構調整」 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開幕式並致辭。財政部、科技部、環保部各部部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利亞,亞洲 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奧斯坦·古爾斯比等中外政、商、學界人士激辯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挑戰與出路。

復甦無奇蹟

  疲弱的外需是中國經濟加速轉型的直接推手。歐債危機的陰影揮之不去,歐美經濟疲不能興。儘管近期美國經濟數據略顯強勁,希臘亦暫時渡過難關,但對於全球經濟復甦之路,與會者仍都充滿疑慮。

  在芝加哥大學教授、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奧斯坦·古爾斯比看來,美國經濟很難出現「V型」復甦,即使在最樂觀的情境下,增長率也很難超過3%。

  他認為,雖然近期美國經濟數據讓人樂觀,但不應過分誇大。「私營部門在增長,但政府部門(對經濟貢獻)卻在萎縮。」

  房地產行業的過度建設導致現有近500萬空置的房屋,房屋保有量很難在短期內被消化。另外,削減赤字的壓力會使得政府支出繼續收縮,美國經濟只能依靠私營部門推動,這也延緩了復甦速度。

  在歐洲,希臘問題的解決也並不意味著陰云散去。探究歐債危機的根源,南北歐之間經濟增長和競爭力的失衡是深層次的原因。在與會專家看來,惟有改變這一狀況,才可能逐步緩解歐債危機的風險。

  匯豐集團首席執行官歐智華稱,歐元區內經濟發展不平衡仍然相當嚴重。「儘管德國經濟仍然堅挺,但歐洲很多國家政府稅收銳減,減赤任務使得經濟更加陷入困境。」

  在他看來,歐債問題的解決需要從根本上解決歐元區內經濟增長不平衡的狀況。比如將德國大量儲蓄投資到房地產市場以及南歐的工廠,而不僅僅是投資在虛擬資產上。另外,德國還可以提高進口,減少出口,比如傾向性地增加從南歐的進口,這也可以幫助降低歐元區經濟失衡狀況。

  歐智華斷言,任何缺乏財政聯盟的貨幣聯盟都無法存續,「僅僅依靠歐洲央行印錢或者給予希臘幫助,仍然是不足夠的」。

  針對歐洲經濟和競爭力失衡的現狀,更有悲觀的與會者稱,這種失衡狀況很難出現轉變,歐元區最終仍可能面臨解體風險。

  國際金融協會總裁查爾斯·達拉拉認為,如果財政聯盟中只含有那些財政狀況很好的成員國,創建一個「超級歐元」這樣的財政聯盟和貨幣聯盟是可行的。「但如果把南、北歐還放在一個籃子裡,讓南部國家進行緊縮,是不可行的。」達拉拉稱。

  即使歐元區得以存續,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債權國來說,也面臨著巨大風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認為,歐洲當下解決歐債危機 的方案包括:繼續進行財政緊縮,增加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規模,歐洲央行扮演最終貸款人的角色,建立共同的財政聯盟。「僅僅依靠財政緊縮很難成 功,靠EFSF作用也非常有限,德國對『道德風險』仍表示較大擔憂,因此效果也可能相當有限。」余永定稱。

  在他看來,歐洲央行充當最終貸款人的話,短期效果就會非常明顯。儘管歐洲央行試圖向市場解釋,這並不是赤字貨幣化,但實際來看,長期再融資操作 (LTRO)其實和美國數量寬鬆之間的界限已經非常模糊。「延長到三年,那是不是可以延長到四年、五年?那和美國就沒什麼區別了。」他提出,中國必須加快 調整速度,不要再繼續陷入各種陷阱中。

結束「只談不做」

  歐美經濟長期低迷意味著中國增長模式轉型迫在眉睫。一方面是歐債危機和全球經濟放緩,一方面是地緣性政治衝突加劇引發的油價飆升,面對如此複雜的外部形勢,中國必須果斷謀變。

  在與會學者看來,外需放緩等因素使得中國以往依賴的一個增長引擎熄火。而今之計,惟有更大力度促進經濟向內需傾斜。而在此過程中,想要真正實現改革目標,推動改革進程,就必須理順體制,國退民進。

  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看來,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從領導到企業到經濟學界,認識是一致的,但實際執行中卻碰到很大的困難,效果並不明顯。中國在十餘年前就已經提出結構調整的口號,可「十二五」規劃又再次把其作為核心內容,可見結構調整之難。

  錢穎一認為,中國的結構調整要成功,就必須推進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必須調整政府與居民、與企業、與市場的關係。比如消費低、儲蓄高的現象,並不 是因為居民或消費者的儲蓄率高,而是因為政府的儲蓄高。投資過高也是因為政府或國企的投資行為所致。「這個任務不完成的話,結構調整是非常困難的。」

  有與會專家認為,如果在轉型道路上動作過於緩慢,中國經濟或將面臨「硬著陸」風險。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努裡埃爾·魯比尼警告,中國政府早就提出要 拉動國內消費,但實際上過去五年間,中國消費佔比非但沒有上升,反而在不斷下降。社會保障網不完善、人口老齡化趨勢、被低估的貨幣使得進口商品價格昂貴等 諸多因素,造成了中國的高儲蓄率,成為提高消費的障礙。

  他指出,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不斷增長,目前已經超過50%。不管採用何種標準來看,這樣的增速都是不可持續的。在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投資必然會收縮。「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收縮沒有伴隨著消費的擴張,經濟就很可能出現硬著陸。」

  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則相對樂觀。「中國會不會有所謂硬著陸的說法呢?我覺得永遠不會有。」羅奇稱,但中國應該將此次歐債危機視為警告,「『只談不做』該結束了,現在是時候行動了。越快進行必要的改革來刺激消費,對中國而言就越好」。

  羅奇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表示,要提高消費權重,政府需要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特別是在服務領域;對於像農民工這樣的低收入群體而言,工資增加 是必要的;政府還應該努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求減少居民後顧之憂,從而推動消費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是我所最擔心的,畢竟政府現在的作為只是 『蜻蜓點水』罷了。」

  在他看來,近期圍繞人民幣匯率的諸多爭論,美方的指責理由並不充足。而中國的出口部門也正面臨重要的轉變期。

  「長遠看來,隨著中國經濟轉變為內需型,我們就會看到人們開始減少儲蓄,然後整個國家的儲蓄率也會降低,經常項目盈餘隨著也就減少了。」羅奇認為,雖然人民幣仍可能繼續升值,但諸如「嚴重低估」或「匯率操縱」等指責言過其實。

  「如果人民幣未來幾年繼續升值一些,我不會感到吃驚。但若是經濟增長率出現大幅下滑,那麼中國政府很可能又會採取2008年到2009年經濟危機中凍結人民幣升值的辦法,凍結一段日子再放鬆,讓它繼續(升值)。」羅奇稱。

讓市場做主

  中國的改革之路任重而道遠。未來20年,此前支撐中國持續快速發展的因素將逐漸消失,但諸多經濟領域向市場的轉軌目前卻尚未完成。鑑於此,讓市場「無形之手」發揮更大作用,是提高改革效率的關鍵之處。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淡化政府色彩,引入更多的市場競爭,對中國的轉型來說至關重要。

  斯蒂格利茨稱,中國很多關鍵的結構調整,需要政府對研發、教育、醫療方面的投入,但應該改變政府的角色。「政府30年前做的工作和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現在結構調整,單靠政府不可能做得很完美,必須讓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在前述世界銀行發佈的報告中,亦曾對「國退民進」提出建議。該報告認為,中國政府應重新審視政府在要素市場、企業國有制以及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 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應積極發展民營部門,確保市場足夠成熟以有效配置資源,同時使企業足夠強健和富有創新能力,能夠參與高技術部門的國際競爭;當企業發 揮先導作用時,政府需要扮演支持者和輔助者的角色。

  對於這種觀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原院長張維迎表示贊同。他認為,國企佔比過高已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最主要障礙。他希望政府在未來五年到十年時間裡,將國企比重降低到10%左右。

  在他看來,降低國有經濟比重並不存在技術困難。大量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都已經上市,政府可以通過市場轉讓這些股份。也可以像英國那樣半轉讓、半贈送分給普通投資者。

  對政府而言,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合適角色,在改革過程中至關重要。斯蒂格利茨認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政府有幾個問題亟待尋求答案。一是 政府在推動經濟轉型中應扮演何種角色?二是在市場不能有效運作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怎麼做?在什麼樣的情形下需要這麼做?三是上層和下層如何保證相關政策實 施的質量?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則認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意味著經濟增長更加綠色環保,這和中國「節能減排」的目標是相符合的。但想要更有效率地完成這一任務,不僅僅需要更加完善的監管措施,同時也需要充分利用「碳排放」的市場價格槓桿進行調節。

  此外,還有些其他的影響因素,比如中國需要更完善的電網和能源傳輸裝置,以降低能源傳輸或運輸的成本;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研究和開發體系以及風險資產交易市場。「一個好的政策,應該是全方位地鼓勵節能減排行為,而非僅僅關注節能減排本身。」斯特恩對財新記者稱。

  在他看來,除了利用市場價格槓桿推動「綠色增長」,政府還應該充分利用稅收工具;包括中國、印度、海灣地區、以及美國等很多國家仍對礦物燃料給 與補貼,人為壓低燃料礦物的價格,從環境和可持續發展角度來說,這並非好事。「這是在鼓勵環境污染,實際上,如果不對使用者增加稅負,已經相當於給與補貼 了。」

  斯特恩認為,歐債危機的蔓延使得全球減排任務受到影響。部分國家開始轉變視線,更多將目光投向如何挽救經濟上面。「但這是不對的,現在融資成本這麼低,恰是增加投資的機會,也恰是從『高碳增長模式』向『低碳增長模式』轉變的最佳時刻。」

  除了讓市場「無形的手」發揮更多作用,與會嘉賓進一步強調,中國政府應在改善民生領域做出更多努力。

  IMF總裁拉加德建言,中國應努力提升收入分配均衡,使全國人民都可以分享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的好處。

  此外,鑑於人口老齡化挑戰日趨嚴峻,中國應努力完善社保體系,並積極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應對勞動力短缺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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