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如何應對長短期風險？由於中國經濟對於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全球越來越多的人深入地關注這個問題，並為此出謀劃策。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在寒流中載沉載浮，歐債危機更有如雪上加霜。在此環境下，長期高度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顯然難以獨善其身。此外，中國還有自己的問題：勞動力成本攀升、地方債風險待解、房地產調控艱難博弈、投資放緩等。
諸多不利因素在前，中國經濟即便想繼續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來維繫高增長已不可得。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不再僅僅是一個遠景目標，更是迫切的現實需要。
前路如何走？在《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發佈會上，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稱，中國新的改革過程會像上一輪 一樣，先從地方開始，然後再行推廣。「不能期望中國大爆炸似的改革。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改革歷史來看，循序漸進一直是中國政府改採用的方式。」
此報告發表後不久，中國又迎來一個中外高層共同探討的契機。3月17日至19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中國和世界：宏觀經濟與結構調整」 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開幕式並致辭。財政部、科技部、環保部各部部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利亞，亞洲 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奧斯坦·古爾斯比等中外政、商、學界人士激辯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挑戰與出路。
復甦無奇蹟
疲弱的外需是中國經濟加速轉型的直接推手。歐債危機的陰影揮之不去，歐美經濟疲不能興。儘管近期美國經濟數據略顯強勁，希臘亦暫時渡過難關，但對於全球經濟復甦之路，與會者仍都充滿疑慮。
在芝加哥大學教授、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奧斯坦·古爾斯比看來，美國經濟很難出現「V型」復甦，即使在最樂觀的情境下，增長率也很難超過3%。
他認為，雖然近期美國經濟數據讓人樂觀，但不應過分誇大。「私營部門在增長，但政府部門（對經濟貢獻）卻在萎縮。」
房地產行業的過度建設導致現有近500萬空置的房屋，房屋保有量很難在短期內被消化。另外，削減赤字的壓力會使得政府支出繼續收縮，美國經濟只能依靠私營部門推動，這也延緩了復甦速度。
在歐洲，希臘問題的解決也並不意味著陰云散去。探究歐債危機的根源，南北歐之間經濟增長和競爭力的失衡是深層次的原因。在與會專家看來，惟有改變這一狀況，才可能逐步緩解歐債危機的風險。
匯豐集團首席執行官歐智華稱，歐元區內經濟發展不平衡仍然相當嚴重。「儘管德國經濟仍然堅挺，但歐洲很多國家政府稅收銳減，減赤任務使得經濟更加陷入困境。」
在他看來，歐債問題的解決需要從根本上解決歐元區內經濟增長不平衡的狀況。比如將德國大量儲蓄投資到房地產市場以及南歐的工廠，而不僅僅是投資在虛擬資產上。另外，德國還可以提高進口，減少出口，比如傾向性地增加從南歐的進口，這也可以幫助降低歐元區經濟失衡狀況。
歐智華斷言，任何缺乏財政聯盟的貨幣聯盟都無法存續，「僅僅依靠歐洲央行印錢或者給予希臘幫助，仍然是不足夠的」。
針對歐洲經濟和競爭力失衡的現狀，更有悲觀的與會者稱，這種失衡狀況很難出現轉變，歐元區最終仍可能面臨解體風險。
國際金融協會總裁查爾斯·達拉拉認為，如果財政聯盟中只含有那些財政狀況很好的成員國，創建一個「超級歐元」這樣的財政聯盟和貨幣聯盟是可行的。「但如果把南、北歐還放在一個籃子裡，讓南部國家進行緊縮，是不可行的。」達拉拉稱。
即使歐元區得以存續，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債權國來說，也面臨著巨大風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認為，歐洲當下解決歐債危機 的方案包括：繼續進行財政緊縮，增加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規模，歐洲央行扮演最終貸款人的角色，建立共同的財政聯盟。「僅僅依靠財政緊縮很難成 功，靠EFSF作用也非常有限，德國對『道德風險』仍表示較大擔憂，因此效果也可能相當有限。」余永定稱。
在他看來，歐洲央行充當最終貸款人的話，短期效果就會非常明顯。儘管歐洲央行試圖向市場解釋，這並不是赤字貨幣化，但實際來看，長期再融資操作 （LTRO）其實和美國數量寬鬆之間的界限已經非常模糊。「延長到三年，那是不是可以延長到四年、五年？那和美國就沒什麼區別了。」他提出，中國必須加快 調整速度，不要再繼續陷入各種陷阱中。
結束「只談不做」
歐美經濟長期低迷意味著中國增長模式轉型迫在眉睫。一方面是歐債危機和全球經濟放緩，一方面是地緣性政治衝突加劇引發的油價飆升，面對如此複雜的外部形勢，中國必須果斷謀變。
在與會學者看來，外需放緩等因素使得中國以往依賴的一個增長引擎熄火。而今之計，惟有更大力度促進經濟向內需傾斜。而在此過程中，想要真正實現改革目標，推動改革進程，就必須理順體制，國退民進。
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看來，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從領導到企業到經濟學界，認識是一致的，但實際執行中卻碰到很大的困難，效果並不明顯。中國在十餘年前就已經提出結構調整的口號，可「十二五」規劃又再次把其作為核心內容，可見結構調整之難。
錢穎一認為，中國的結構調整要成功，就必須推進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必須調整政府與居民、與企業、與市場的關係。比如消費低、儲蓄高的現象，並不 是因為居民或消費者的儲蓄率高，而是因為政府的儲蓄高。投資過高也是因為政府或國企的投資行為所致。「這個任務不完成的話，結構調整是非常困難的。」
有與會專家認為，如果在轉型道路上動作過於緩慢，中國經濟或將面臨「硬著陸」風險。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努裡埃爾·魯比尼警告，中國政府早就提出要 拉動國內消費，但實際上過去五年間，中國消費佔比非但沒有上升，反而在不斷下降。社會保障網不完善、人口老齡化趨勢、被低估的貨幣使得進口商品價格昂貴等 諸多因素，造成了中國的高儲蓄率，成為提高消費的障礙。
他指出，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不斷增長，目前已經超過50%。不管採用何種標準來看，這樣的增速都是不可持續的。在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投資必然會收縮。「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收縮沒有伴隨著消費的擴張，經濟就很可能出現硬著陸。」
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則相對樂觀。「中國會不會有所謂硬著陸的說法呢？我覺得永遠不會有。」羅奇稱，但中國應該將此次歐債危機視為警告，「『只談不做』該結束了，現在是時候行動了。越快進行必要的改革來刺激消費，對中國而言就越好」。
羅奇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表示，要提高消費權重，政府需要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特別是在服務領域；對於像農民工這樣的低收入群體而言，工資增加 是必要的；政府還應該努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求減少居民後顧之憂，從而推動消費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是我所最擔心的，畢竟政府現在的作為只是 『蜻蜓點水』罷了。」
在他看來，近期圍繞人民幣匯率的諸多爭論，美方的指責理由並不充足。而中國的出口部門也正面臨重要的轉變期。
「長遠看來，隨著中國經濟轉變為內需型，我們就會看到人們開始減少儲蓄，然後整個國家的儲蓄率也會降低，經常項目盈餘隨著也就減少了。」羅奇認為，雖然人民幣仍可能繼續升值，但諸如「嚴重低估」或「匯率操縱」等指責言過其實。
「如果人民幣未來幾年繼續升值一些，我不會感到吃驚。但若是經濟增長率出現大幅下滑，那麼中國政府很可能又會採取2008年到2009年經濟危機中凍結人民幣升值的辦法，凍結一段日子再放鬆，讓它繼續（升值）。」羅奇稱。
讓市場做主
中國的改革之路任重而道遠。未來20年，此前支撐中國持續快速發展的因素將逐漸消失，但諸多經濟領域向市場的轉軌目前卻尚未完成。鑑於此，讓市場「無形之手」發揮更大作用，是提高改革效率的關鍵之處。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淡化政府色彩，引入更多的市場競爭，對中國的轉型來說至關重要。
斯蒂格利茨稱，中國很多關鍵的結構調整，需要政府對研發、教育、醫療方面的投入，但應該改變政府的角色。「政府30年前做的工作和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現在結構調整，單靠政府不可能做得很完美，必須讓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在前述世界銀行發佈的報告中，亦曾對「國退民進」提出建議。該報告認為，中國政府應重新審視政府在要素市場、企業國有制以及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 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應積極發展民營部門，確保市場足夠成熟以有效配置資源，同時使企業足夠強健和富有創新能力，能夠參與高技術部門的國際競爭；當企業發 揮先導作用時，政府需要扮演支持者和輔助者的角色。
對於這種觀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原院長張維迎表示贊同。他認為，國企佔比過高已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最主要障礙。他希望政府在未來五年到十年時間裡，將國企比重降低到10%左右。
在他看來，降低國有經濟比重並不存在技術困難。大量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都已經上市，政府可以通過市場轉讓這些股份。也可以像英國那樣半轉讓、半贈送分給普通投資者。
對政府而言，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合適角色，在改革過程中至關重要。斯蒂格利茨認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政府有幾個問題亟待尋求答案。一是 政府在推動經濟轉型中應扮演何種角色？二是在市場不能有效運作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怎麼做？在什麼樣的情形下需要這麼做？三是上層和下層如何保證相關政策實 施的質量？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則認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意味著經濟增長更加綠色環保，這和中國「節能減排」的目標是相符合的。但想要更有效率地完成這一任務，不僅僅需要更加完善的監管措施，同時也需要充分利用「碳排放」的市場價格槓桿進行調節。
此外，還有些其他的影響因素，比如中國需要更完善的電網和能源傳輸裝置，以降低能源傳輸或運輸的成本；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研究和開發體系以及風險資產交易市場。「一個好的政策，應該是全方位地鼓勵節能減排行為，而非僅僅關注節能減排本身。」斯特恩對財新記者稱。
在他看來，除了利用市場價格槓桿推動「綠色增長」，政府還應該充分利用稅收工具；包括中國、印度、海灣地區、以及美國等很多國家仍對礦物燃料給 與補貼，人為壓低燃料礦物的價格，從環境和可持續發展角度來說，這並非好事。「這是在鼓勵環境污染，實際上，如果不對使用者增加稅負，已經相當於給與補貼 了。」
斯特恩認為，歐債危機的蔓延使得全球減排任務受到影響。部分國家開始轉變視線，更多將目光投向如何挽救經濟上面。「但這是不對的，現在融資成本這麼低，恰是增加投資的機會，也恰是從『高碳增長模式』向『低碳增長模式』轉變的最佳時刻。」
除了讓市場「無形的手」發揮更多作用，與會嘉賓進一步強調，中國政府應在改善民生領域做出更多努力。
IMF總裁拉加德建言，中國應努力提升收入分配均衡，使全國人民都可以分享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的好處。
此外，鑑於人口老齡化挑戰日趨嚴峻，中國應努力完善社保體系，並積極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應對勞動力短缺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