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10/100355208_all.html
又見索羅斯。
金融危機，是索羅斯的舞台，近些年來還是他的思想舞台。筆者之一初識索羅斯是在2009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伊斯坦布爾召開 年會，同時以閉門圓桌會議形式召集各界非政府精英人士聽取意見。筆者之一有機會初識聞名已久、當年已過了80歲生日的索羅斯。會間，他發表了對於國際金融 監管體系改革的尖銳意見。會間休息時抓緊時間匆匆交談，他說他不看好美國，但看好中國；他喜歡周小川關於SDR（特別提款權）的主張；還說中國已經很適應 國際的雙邊交往，還應在多邊交往上做更多努力⋯⋯
此後，在華盛頓的IMF春季閉門圓桌會議，在北京大學由財新傳媒組織的對話活動中，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財新《新世紀》記者再與索羅斯相遇。每 年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達沃斯照例是冰天雪地。而從2008年始，索羅斯每年都在主會場之外的某家酒店舉辦一項「私人活動」：那是一個面向媒體的午餐 會，他以正式演講表達他對危機、金融、全球經濟的觀點，發佈他的新書，而且回答記者的提問。活動上不了達沃斯年會的官方議程，但不管如何寒冷不便，參會者 都是專赴達沃斯的大牌記者，餐廳總是座無虛席。
至第五年，也就是2012年1月25日，這個活動成了世界經濟論壇組織方的官方媒體活動之一。午餐會形式照舊，但主持人變成了論壇主管媒體的董事總經理芒克。
2008年，索羅斯在此發出超級泡沫終結論；2009年，他預言金融市場新範式；2010年，他提出加強政府監管甚至需要控制信貸（觀點詳見此處）；2011年，他力主經濟學研究新思維並高調推出新的研究項目。至今年，他談歐債，並且發佈關於歐洲債務危機的評論文集《歐洲和美國金融動盪》。
他提出，歐洲的復興需要三步走：第一，財政要緊縮；第二，經濟結構要調整；其三也是被忽視的：要有新的經濟刺激，而這需要歐元共同債。
其間有記者提問：如果他是投資人該如何決策？81歲的索羅斯笑答，如果他還在管理自己的投資，在當前的不確定性下，一定會感到很難做決策。所以 他很高興現在是退休了，投資的事自己不用操心了。這是去年7月以來，索羅斯正式表示自己不再投資。去年夏天關於索羅斯的新聞這樣說：去年7月，索羅斯基金 退還外部投資者總計10億美元本金，不再為他人管理資金。他當時掌握的資金總計245億美元。有媒體分析，轉為完全的家庭基金後，索羅斯仍會活躍於投資 圈。因為自2000年起，索羅斯就主要只管理自己的資金，此次全數退還外部投資，是為了符合美國證監新規——管理外部資金需要美國證監會註冊——當然，從 此次他回答記者提問的情形看，此分析不確。
國人熟知「金融大鱷」這個詞，始於索羅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鎊，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做空東南亞。2000年旗下量子基金因投資科技股受挫，第一次「退休」，向投資者退還絕大部分資金；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索羅斯再起，一舉獲利數十億美元。
索羅斯也一直是個思考者。他出生在匈牙利，後來移民英國。大學時在倫敦經濟學院主修哲學。70年代初成立量子基金時，他曾打算「五年內賺5億美 元，支持自己當哲學家和作家的夢想」。不過量子基金一直幹到去年，年均複利收益率20%以上。索羅斯後來在回憶錄中表示，他已經知道自己做哲學家並不成 功，而哲學思維用於投資則可能很有成就。索羅斯是2011年9月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第46名，個人資產約值220億美元，與名列前茅的比爾·蓋茨 （590億美元）和巴菲特（390億美元）頗有差距。不過，索羅斯已將數十億美元用於他看重的公益事業，其中包括前年斥資5000萬美元成立的新經濟思維 研究所。他個人著述不少，從《金融煉金術》到《金融市場新範式》到《歐洲和美國金融動盪》，索羅斯一直在講述他對市場的理解：一個靠利用市場無效獲利的職 業投資者，一直在主張通過適當的規制迴避市場崩潰。無論對監管者還是投資者，索羅斯的話都值得一聽。
索羅斯的午餐會後，我們約定了專訪。當天下午，在達沃斯主會場的一間小演播室，財新《新世紀》記者就歐債危機、亞洲教訓和中國角色系統提問，索羅斯逐一道出他的思考——
歐元會解體嗎？
「你不能復原一個攤雞蛋餅，一旦你把蛋黃和蛋清混在一起，就無法再將它們分開」
財新《新世紀》：你在分析歐洲問題時提到過拉美和亞洲金融危機，但並沒有詳細對比過。在你眼中，歐債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有哪些共同點？
索羅斯：我正在想這個問題。因為事實上，歐債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很相似，都是源於世界結構的弱點。現在這些 以歐元為貨幣單位計價的負債國家，與當時那些以美元為貨幣單位負債的亞洲國家情況相似，兩者都借用了一種外幣——這是我最近才意識到的。因為歐元是不受任 何一個國家控制的，他們不能控制歐元的發行。這就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借用了一種外幣。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是IMF來監督、確保實施嚴格的財政紀律。在歐洲，德國正在做同樣的事。問題是，目前的狀況，財政緊縮適得其反，因為會使負債纍纍的國家陷入衰退，債務負擔反而會增加。這就是歐洲正在發生的事情，也是二者的相似之處。
財新《新世紀》：當經濟危機襲來，人們總是認為有兩股不同的力量：一種是投資者的理性行為，另一種是投機者的賭博。歐債危機主要是受到哪種力量的影響呢？
索羅斯：我認為主要是由於對金融市場如何運作不瞭解造成的。歐洲當局與市場互動很少，沒有豐富的經驗。盎格 魯-撒克遜國家的金融官員對市場的理解比歐洲大陸要好。所以我寫了一個很長的清單，上面列舉了歐洲當局在處理希臘危機方面所犯的錯誤。他們總是做得太少， 做得太遲，這使得危機惡化。我覺得這很有說服力。
財新《新世紀》：對於歐洲要進行的整頓財政，你如何評價？
索羅斯：經濟衰退時期的財政整頓會導致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德國並不想做別國的資助方，所以不可避免要進行財政整頓。但必須想方設法掙脫這個惡性循環。
這不是哪個國家能單獨做到的。凱恩斯會認為，債權國應該刺激本國經濟以抵消債務國的衰退。現在最大的債權國是德國，但德國不得不平衡預算，無法 再刺激。於是，刺激的惟一來源是歐盟。這要得到所有成員國各自的和共同的承諾、支持和保證，需要某種形式的歐元共同債券，但德國總理默克爾反對。
財新《新世紀》：這種困境之下，你認為歐元解體的可能性有多大？
索羅斯：歐元不能解體。歐元解體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金融資產基於同一種貨幣交織在一起，如果這些資產被拆開，具有不同的價值，你就無法知道交易對手是否已經破產了，這會產生難以控制的錯配。
現在歐元區內的金融體系正在逐步被「再國有化」：意大利商業銀行持有大部分意大利國債，德國銀行持有大量西班牙債券，等等。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經過長時間後，歐元解體就是可能的。
財新《新世紀》：如果事態正向這個方向發展，是否應該考慮到歐元解體以後如何應對？
索羅斯：好吧，我們正在向那個方向發展。當然，曾經也出現過貨幣聯盟解體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解體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都分別使用各自的貨幣。所以這是可能發生的。
但在現階段，德國的銀行和法國的銀行持有大量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債券，德國銀行還有西班牙等國家的債權。這個貨幣聯盟解體會是災難性的。就像你不能復原一個攤雞蛋餅，一旦你把蛋黃和蛋清混在一起，就無法再將它們分開。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
財新《新世紀》：我們曾在IMF的圓桌會議上見過兩次。你對IMF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角色有一些看法，他們應該起到什麼作用？又該如何評價IMF的表現？
索羅斯：實際上，IMF目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它有可持續的資金，因為它在倫敦G20峰會上獲增資1 萬億美元。IMF的經濟學家知道德國提出的政策是適得其反的，所以他們一直在警告歐洲，反對德國的主張。我認為這是很健康，很積極的。其實，德國必須知道 它們在給未來製造問題。
通縮的教訓
「中國不想承擔全球體系的責任，就像德國不願意為歐元區其他國家承擔責任。現在債權國不願意為保護系統而承擔責任」
財新《新世紀》：新興市場在這場風暴中表現較好。你認為新興市場可能會面臨哪些風險，尤其是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帶來的風險？
索羅斯：發展中國家的表現要好很多，主要是因為中國帶來的經濟刺激。巴西可以把食物賣到中國，可以很便宜地 借一大筆錢用於開發儲油地區——這是非常耗費資金的。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對巴西經濟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對非洲也是如此，很多資金進入非洲。如果中國現 在因為出口增速下降而變得更謹慎，可能會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產生負面影響。
財新《新世紀》：你認為中國在國際金融舞台上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比如在歐債危機、甚至更大的危機之中？
索羅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不可多得的積極力量，是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馬達。與美國相比，中國雖然並不是一個強勁的馬達，但仍被需要。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和刺激經濟的能力，中國能夠推動全球經濟。
但中國不想承擔全球體系的責任，就像德國不願意為歐元區其他國家承擔責任。在歐元區的小體系中，德國是主要債權國；在全球體系中，中國是主要債權國。現在債權國不願意為保護體系而承擔責任。
凱恩斯多年前曾說過，如果出現不平衡，債權國也要承擔與債務國同等的責任。如果現在只懲罰債務國而不刺激債權國，這個世界就會走進通縮。所以我 們是在不同的情況下重現經濟大蕭條所面臨的問題。我們還是沒有學會凱恩斯教給我們的關於通縮的經驗教訓，但遲早得學會，因為債權國總是坐在駕駛座上。
財新《新世紀》：既然中國是主要的債權國，那麼你怎麼看待人民幣國際化？
索羅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得非常迅速。歐洲的銀行一直為全世界提供信貸，2011年前四個月，歐洲銀行大概 借給發展中國家3.7萬億美元，美國銀行借了1.5萬億美元，日本的銀行借了大約7000億美元，當然也包括英國的銀行。法國的銀行給國際貿易提供了大量 資金。由於受到歐債危機的影響，法國銀行資金短缺，不得不收縮資產負債表的規模。這造成了國際貿易資金的短缺。
於是，很多貿易開始從美元轉移到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尋求資金。因此，香港市場在上升，並且發展非常迅速。但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有明顯放緩的跡象。我不知道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因為歐洲的銀行現在能夠從歐洲央行那裡獲得信貸，歐洲銀行系統的信用緊縮已開始緩解。
財新《新世紀》：但人民幣還不是可自由兌換，這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有多大？
索羅斯：這主要是間接的，因為中國大陸人民幣和離岸人民幣市場是割裂的，但又有聯繫。歐洲的信用緊縮使得韓國市場還有一些類似黑市的資金流向中國。這與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碎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這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還需要更多的調查研究。但我直覺感覺這之間有關聯。
財新《新世紀》：中國的成功，被不少人看成國家資本主義的興盛。你對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怎麼看？
索羅斯：首先，作為個人，我不願受到國家的限制，不喜歡「我的存在由國家決定」這樣的想法。如果這是指另外 一個國家，比如中國，我同樣不會喜歡。當然，國家資本主義看起來在中國很成功，但並不是一種有吸引力的資本主義形式。我非常希望中國能夠繼續發展，並且超 越這個階段，開始更多地尊重個人自由。我想中國人民也是這樣認為的。
財新《新世紀》實習記者張遠岸、實習研究員Chris Beam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