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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日，北京市2012年度高考開始報名。但北大附中高三女生陳子璐卻不打算報名，她在那幾天赴香港參加了一場「洋高考」。
「這是我第三次去考。」陳子璐說。她參加的考試，簡稱SAT，即美國大學招生的學術能力測試。教育部並不批准其在中國大陸設考點，她只好遠去香港。她對這場考試非常看重，因為這是申請美國頂尖大學的重要依據。
陳子璐僅是中國今年大批投身「洋高考」的中學生之一。據國際教育協會和美國國務院教育及文化局聯合發佈的開放門戶報告數據，2006年以後，中 國的本科「留洋潮」開始出現井噴式攀升。2006年之前，中國每學年被美國大學本科錄取的學生一直在八九千人左右，只佔當年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總數的七分之 一左右。但從2006年起，這一數字逐年大幅增加，2006至2007學年度為9988人，到2010至2011學年度已達56976人，翻了超過兩番。 本科生在中國赴美學生中的比例，也從14.7%增加到36.2%。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海外留學目的地。中國教育在線的一份報告顯示，赴美學生大致佔到出國留學生總數的45%左右。自2010年至今，中國已經連續 兩年成為美國最大的海外留學生生源地和海外本科生生源地。最近一年美國大學本科錄取的中國學生，已經超過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韓國與印度之和。
還有更多中國學生計劃踏上這條「洋高考」之路。多家培訓機構都向財新《新世紀》透露，2011年中國參加SAT或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的考生已超過萬人，佔到赴美本科生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一數字，比2005年增長了近100倍。
中產家庭漸成主流
2005年之前，京滬等地已有報考包括SAT考試在內的「洋高考」的零星個例。
新東方國外考試部經理李珊珊向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2005年，「洋高考」SAT的培訓班首度被引入中國內地。當時新東方首個在上海開辦的 班級，招收的絕大多數是已經在海外上高中、但希望能得到強化應試訓練的中國學生。兩個月後在北京開辦的兩個班，全年加起來學生也不到100人。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康健曾擔任過北大附中校長。他向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過去在本科階段就出國的學生，有極少數特別拔尖的學生。這些學生 不少在國際奧賽等比賽中有很優異的表現，因而獲得國外名校的橄欖枝。更多的是在國內難以考上好大學的孩子，其中家庭條件極為優越者，願意把孩子送到國外。
與過去不同，近年來出國上本科的中國學生家庭背景更為多元。中產階層已成為出國大軍的主力。而有意出國的孩子，也不僅限於或家境優越、或學業頂尖、或有升學障礙這三類情況。 「現在的趨勢，確實是在從兩端向中間這部分延伸。」康健說。
在中國，一個本科生出國上學的費用大約在100多萬到200萬元。這包括前期準備階段參加托福、雅思等語言考試的費用一般為數千元；SAT、 ACT考試在中國內地不設考點，報名考試費和來往的路費、食宿，大約在5000元以上；各培訓機構的課程收費不一，從數千元到十幾萬元不等，一般學生會花 去兩三萬元；還有數萬元中介和申請費用，前期準備期間的投入，少則5萬到10萬元，多則十幾萬元；美國大學的學費，多在每年四五萬美元，加上生活費等其他 費用，四年的花費在二三十萬美元。總數合人民幣100多萬到200萬元人民幣。
前文提到的陳子璐，即身在北京中產之家，父母都是企業的中層管理者。家中有房有車，雖然殷實但也算不上大富大貴。出國的決定，主要是陳子璐自己的想法，但父母都很支持。全家初步估算，大約需要花費200萬元人民幣。
2008年就上了大學的何禹，選擇從南方一所「985」高校退學，成為一所美國名校2011年的本科新生。他的家在中國西部一個縣城。他獲得了 包括全部學費和住宿費在內的獎學金，因此沒有給家庭帶來太大的負擔。何禹的師弟、同樣來自西部一個縣城的大二學生柳文，也計劃退學赴美，重讀本科。家裡為 他準備了大約100萬元，這是靠多年做工程等生意積攢下來的。
隨著普通家庭支付能力提高，二線城市開始成為中國留學市場的新主力。北京嘉途教育諮詢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高端留學諮詢的小型機構。其創始人黃 斌向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他所在的機構超過一半的客戶來自北京上海以外的地區。而像新東方這樣的業界龍頭，也有半數準備出國的高中生來自北京以外的地 區。在重慶巴蜀中學、成都石室中學等重點高中，大約每年有10%的學生會在畢業後直接出國。這一比例，相較於京滬的重點中學亦毫不遜色。
瞄準頂尖大學
學生的結構也在發生變化。以往在本科階段出國留學的，大多都是為了逃避國內高考競爭的成績不佳者。目前，越來越多的優秀生也加入出國隊伍。
在京滬等地，優秀學生出國早已不是新鮮事。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獲知，在人大附中、北京四中、北大附中、上海中學等名校，每年都有幾十名甚至 更多的學生高中畢業後直接留洋。各地外國語學校出國勢頭更為洶湧。成都外國語學校辦公室工作人員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稱，每年出國上本科的學生 接近100人，佔所有畢業生的近六分之一。這些學生，大多瞄準美國排名靠前的頂尖大學。
波士頓衛斯理女子學院，是美國頂尖的女子文理學院。宋氏三姐妹、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都畢業於此。在此就讀的一名中國學生 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在2008年以前，每年被該校錄取的中國學生一般不超過四人，2009年有十幾人，2010年已經有二十多人。
德拉維爾大學2010年曾有一名學者獲諾貝爾化學獎。《紐約時報》2011年11月的一篇報導稱，該校中國學生已從2007年的8個人，增加到了2011年的517人。
申請美國的知名大學，並不像中國這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由於每個學生都可以獲得多份錄取通知書，因此學校給予錄取資格的學生，遠遠超過將會實際來校就讀的數量。
如康奈爾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這樣的名校，錄取率都能達到百分之十幾。對於有特殊專長的學生，美國高校還會給予特殊照顧。
在美國，並不是所有大學都需要SAT或ACT考試成績，只有全美排名前50的學校，才會對學生「洋高考」成績有硬性要求。參加「洋高考」的人數增加，說明流向海外的優秀學生增多。
嚮往「素質教育」
陳子璐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她希望能夠到美國攻讀政治學專業。她對國際政治頗有興趣，曾經在兩年前赴美參加一場多國學生共同組織的「模擬聯 合國」活動。當時和外國學生的交流讓她體會到，外國學生的政治學知識和素養要比國內學生強上一大截，這堅定了她赴美留學的信念。
陳子璐對於西方高等教育的嚮往具有代表性。她說，美國大學自由、開放和多元的氣氛很適合自己；在全球化時代，能夠在美國接受寬口徑的通識教育，參與豐富的課堂討論，並與不同種族和文化背景的學生進行交流，都對個人素質的提升大有裨益。
學者們大多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高等教育，與中國高等教育體系有著顯著差別。以美國為例，高等學校類型多樣，除了滿足最基層需求的社區學院，美 國的高校分為綜合性大學、研究型大學和文理學院等多種類型，不同學校在學科設置和教學重點上各有側重。與國內所有大學都一味追求新建博士點、碩士點不同， 美國有專注於本科教育不設研究生院的文理學院，而這些學院正日益受到中國留學生的歡迎。
文理學院的專業設置，以基礎的人文和自然學科為主，基本沒有工程類學科，因而其教育也少見實用主義的功利色彩，而是以「自由教育」為標榜，重視 培養學生的深厚文化積澱等內在素質。陳子璐希望就讀的就是文理學院，對於她而言，文理學院能夠提供她想要的優質本科教育。沒有研究生院，保證了文理學院的 教師能夠全身心投入對本科生的教學，也不用擔心在其他學校存在的研究生代替老師上課的現象。文理學院實行小班教學，一個教學班人數在10人到30人之間， 豐富的課堂互動，讓「教學相長」成為可能，而多元化的學生來源，更讓課堂討論成為不同文化和種族之間加深理解和交流的平台。
通識教育也是美國大學教育的顯著特徵之一。美國一所文理學院的畢業生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文理學院，一個學生需要學習包括人文、社科、自 然科學在內的多種課程才能畢業。如果有學生選修的課程類型過於多樣和獨特，甚至還可以為自己量身定製一個獨一無二的專業。在其他類型的高校，學生也同樣可 以在不同學科大類中自由選擇課程，選修課也佔很大比例。寬口徑的本科教育，使得美國高校轉專業自由而容易，換過兩三個專業的學生比比皆是。
柳文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他感覺在自己所在的學校，大家只是忙於做題，和高中生差不多。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認為，中國大 學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中學教育的延續，急功近利的唯分數論氾濫。他說，當國外大學生自主學習的時候，國內大學生在疲於應付考試。由於片面地追求難度，許多學 生甚至很難完成學業，在一些一般大學的理工科專業，不少學生都因此留級、輟學。他認為這樣的教育方式讓許多很優秀的學生找不到自我。
康健更對財新《新世紀》記者指出，中國教育體制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在於它不是一套選拔機制，而是一套淘汰機制。「中國教育是大篩子，不是揚水 機。」由於評價標準單一，對不同類型的學生沒有足夠的包容，很多家長覺得孩子在國內壓力太大，就把孩子送出國。「這實際上是個教育理念的問題。」康健說。
隨著近年來高校擴招，導致中國高校越來越倚重各類「容易就業」的實用學科，而在美國則有一套鼓勵本科生學習基礎學科的機制。例如，中國近年來法 律系學生數量膨脹，面臨著嚴重的就業困難，美國卻沒有像中國意義上的法律本科教育。美國的法律基礎教育JD，只對在美國已取得學士學位的學生開放，因此在 美國幾乎所有的法學學生，都具有其他學科的本科教育背景，因而有著中國法律系學生所不可比擬的開闊視野。
在中國學生們看來，思想自由也是境外大學的重要特徵。學生可以很自由地在課堂發表與老師不同的觀點，考試評價機制也不以「標準答案」為依歸，而更多考查學 生有無獨立思考和獨到見解，這種氛圍深受中國學生羨慕。事實上，教育進展國際評估組織等多項機構的研究都曾指出，中國學生的數理計算能力、語言能力等總體 而言強於國外高校學生，但中國教育僅強調對基礎知識的熟練掌握，學生的創新能力成為短板。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深化，不少中國父母亦希望孩子能通過留學獲得國際視野。張林是二線城市一家媒體的編輯，已把兒子送到香港上學。他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國際化環境和英文教學培養出的世界公民，符合這個時代的潮流。」
借鑑「洋高考」
之所以中國留學隊伍年輕化，出現「洋高考」熱潮，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更深層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教育改革嚴重滯後，高等教育水平與整個社會發展現狀不相適應。
熊丙奇認為，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就是一個頑固的計劃體制堡壘，從課程設置、人才培養到管理技術上，都遠遠不能適應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需要。
他擔心，隨著越來越多有條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出國去讀書，以後國內的高等教育改革將更不被人所關注，中國高等教育在世界範圍內的地位會進一步下降。
杜克教育總經理吳雨濃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則表示，「洋高考」強調的人文素質和批判性思維是教改的方向。他認為，借鑑「洋高考」的理念和技術，可以幫助中國培養創新型人才。
但許多教育界人士並不像吳雨濃這樣樂觀。康健認為，中國大學現在根本沒有危機感，完全沒有進行體制改革的動力，「現在的高校真要到難以為繼的時候才會去改」。
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大學教育質量差，病根子在於行政化。由於教育體制高度行政化，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掌握著從高校人事任免、財政管理、學科設置、 課程內容等各方面的權力。高校沒有自主權，因而中國內地的高校都是教育長官意志的被動執行者，學術建設和人才培養缺乏真正的活力。雖然教育改革的口號叫了 十幾年，但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停留在技術性枝節上，沒有觸動過教育行政化的總病根，導致中國高等教育嚴重滯後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直接推動了學生們向 國外走。
中央教科所研究員儲朝暉分析，如果有了良性競爭，就能推動國內高校主動改革。但國內高校目前還並沒有明顯感受到國外高校的競爭壓力，也沒有改革的動力。長此以往，隨著優質生源的流失，國內高校將會在世界高等教育競爭中繼續淪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