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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近重慶沃爾瑪店長期出售假冒綠色豬肉一事的曝光，打擊了消費者對這些「綠色食品」的信心。很多人突然意識到，原來自己對「無公害」「有機」 這些名詞知之甚少，卻又想當然地將其與健康、安全掛鉤。

　　從財新《新世紀》的調查來看，綠色食品雖然標價很高，行情看好，並正在向規模化生產方向發展，但現在投資者要想從中獲得超額利潤還是難事。

被誤讀的「有機」

　　在北京天安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豔飛的眼中，「精品農業」與普通農業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對整個生產過程的把關更嚴格、更科學，產品上市 前還增加了選品和包裝，而市場供應環節中也繞過多層批發，從而更容易實現「可追溯」。

　　「我們的產品全部符合無公害標準，但『有機蔬菜』在其中只佔很小一部分。」劉豔飛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目前天安出產的精品蔬菜中，有機作物 的種植面積只有六七十畝，產量在公司總產量中的佔比不足3%。「有機食品不適合大面積推廣。」劉豔飛坦言，目前國內消費者以為「有機蔬菜」就意味著更安 全、口感更好，其實和專業角度的有機食品不是一個概念。

　　「有機」一詞源自英文的organic，指在生產中不採用基因工程獲得的生物及其產物，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農藥、化肥、生長調節劑、飼料添加劑， 遵循自然規律和生態學原理的農業生產體系。

　　「如果完全搞有機，產量上肯定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劉豔飛表示，有機蔬菜的產量，一般比使用了農藥和化肥的蔬菜低30%-40%甚至更多；一旦 遭遇病蟲害，常會引發大面積絕收。

　　「有機要求使用有機肥，而有機肥也有可能存在大腸桿菌超標等不安全因素；如果不使用化肥的話，土壤就缺某種元素，所以產品口感未必就好。」在劉 豔飛看來，從食品安全和滿足營養需求的角度來講，無公害蔬菜就足夠了，目前中國有機食品市場存在某種炒作。所謂「無公害蔬菜」，按中國的標準，只需要蔬菜 中不含有相關規定中不允許的有毒物質，並將有害物質控制在標準允許範圍內。

　　「西方國家一開始做有機，主要是出於環境和生態保護的目的，而我們國家主要是因為食品安全問題，把有機食品的作用提到了不適當的高度。」有機產 品國家標準的制定者之一、國家環保部有機食品發展中心顧問、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亞洲地區協調人周澤江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也指出，有機產品在 整個農產品中本應是「錦上添花」，把有機產業當成食品安全的「救世主」是本末倒置。有些地方將「有機產業化」作為形象工程，這就更易讓不法經營者從中漁 利，催生出造假行為。

　　 在很多食品包裝上充斥著各種認證標識，這種認證被消費者作為對食品質量的「背書」，但其可信度卻有很大疑問。目前在農產品中常見的認證標識大體包括「綠色 食品」「無公害」和「有機」三種。簡單來說，「無公害」最寬鬆，「有機」最嚴格，「綠色」居中。 其中，「綠色食品」是中國特有的食品安全分級，由隸屬農業部的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認證，分為A和AA兩級，A級允許限量使用限定的農藥、化肥和合成激 素，AA級不使用任何農藥、化肥和人工合成激素。

　　據消息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目前中國標準委正在組織專家對2005年版本的《有機產品》標準進行內容修訂。新國標將在農藥殘留的問題 上有更嚴格要求——原來允許有少量農藥殘留，現在則完全不允許。同時，在有機標識的使用管理上也會更加嚴格。

　　對企業來說，最重要的考量是有機認證標識的成本。有機食品第三方認證機構安質環認證中心一位技術人員舉例說，種植面積在400畝左右、計劃種植 六種蔬菜的有機認證收費為2萬元；六種以上，每多一個品種將加收1500元。

　　基於現實供需矛盾、生產風險、認證成本等綜合因素的考量，天安的辦法是，除了那小部分的有機蔬菜，都不貼認證標識，而是推自己的品牌。即便通過 了無公害蔬菜、綠色食品的認證，銷售時使用的也是公司商標。「我們想讓消費者跨過認證的概念，去相信品牌，有了問題直接找公司。」劉豔飛說。

規模化無暴利

　　劉豔飛對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目前公司不過薄有盈利。

　　「之前找我們的風險投資不少，但實際上這個行業的利潤空間沒那麼大。」她說，精品蔬菜不是暴利行業，產銷本地化的特徵也導致品牌僅在一定區域內 有影響力，短期內很難看到有哪家企業擁有籌建全國性大品牌的實力。

　　2006年，天安完成了企業改制，開始全國佈局，截至目前，在全國擁有蔬菜生產面積超過5000畝，每年供應北京市場的精品蔬菜在600萬公斤 以上。

　　天安生產基地主要採用三種不同模式。首先是自有基地——公司目前安排了大約100名合同制員工，負責耕種400畝蔬菜基地；第二種模式是由公司 先集中租一塊地，然後再散租給農民種植，在這種模式中，種子、農藥、肥料由公司購買，菜農相當於產業工人，最後根據產量核算收入——收菜價格既包括租金又 包括農民的人力成本；第三種則是委託生產，「讓農民按照我們的標準生產，我們負責收菜」。

　　「事實上勞動力成本是大頭。現在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薪標準越來越高，再加上勞動保險、加班費、節日三薪、食宿補助、福利等，每個工人大概每月 2500元-3000元。」劉豔飛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如果沒有政府扶持補貼，單靠企業力量做自有基地，「尤其是在北京，甚至是整個北方」，很難實現 盈利。

　　目前，天安有一半的基地採用第二種模式。該模式與第三種相比，具有更高的管控性，因此也更容易確保標準化生產，但收菜價格因為加入了地的租金比 第三種要貴，產量也更低。

　　劉豔飛曾去考察過在美上市的福建利農。這家公司全部集中租地，種植面積超過萬畝，銷售走批發渠道，不接觸零售。「他們在福建和廣東地區，只用塑 料大棚，基建投入低，全年能生產，一年幾熟，產量也比北方要高。」

　　本刊實習記者馬安越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