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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風險加大 提振內需要有非常規手段

自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及當選以來,關於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及中美貿易戰的傳言就如同“狼來了”一樣,被反複提及。時至今日,“狼”比任何時候都更靠近我們。

實際上,中美貨物貿易逆差長期存在,但在目前才如此激化,一方面是逆差數量較大,另一方面是雙方互補貿易結構中競爭成分的增加。圖1顯示了中美貿易逆差的構成,基本可見,中高端機電設備,而非一般生活消費品,越來越成為美國對華逆差的主要貢獻因素。可以預見,中美貿易戰不論以何種形式收場,中國未來的出口環境總體上會繼續面臨增長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這是因為隨著中國制造能力升級,其與貿易夥伴競爭關系可能進一步凸顯。根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的數據,2008年11月全球金融危機至2018年3月,中國受到他國有害貿易幹預共3886起,位居各國之首。在一定程度上講,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擴大及在生產鏈條的往上延伸,面臨高漲的貿易保護主義有一定必然性。

貿易緊張對短期經濟增長帶來一定壓力

2017年中國GDP增速為6.9%。雖然高於2016年,但從GDP增速構成看,凈出口貢獻了0.6個百分點,這是過去五年來最高的(圖2)。而扣除凈出口後,由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速在2017年為6.3%,是1997年以來的最低值。考慮到2017年凈出口的較高基數,2018年凈出口對GDP增速的貢獻不容樂觀。

今年3月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8年GDP增速目標為6.5%左右。如果中美貿易形勢持續惡化,實現這個目標有一定壓力。這是由於美國是中國最大出口市場,中國對美出口占到中國總出口的19%。

深化內需調整具有迫切性

基於以上考慮,過多依靠外需來支持經濟增長,對於中國這樣龐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並不現實。“危”中有“機”,借此壓力,加快內需調整有利於促進經濟長遠穩定增長。一旦調整較為順利,則未來中國經濟應對外部更大沖擊的能力將會得到提升。關於內需調整,實際上這是我國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作者希望從內外需結合的視角,提出以下三方面考慮:

一、減少服務貿易逆差,以此彌補貨物貿易順差下降及資金外流的壓力。

從經常項目盈余看,中國自2008年以來就呈現逐步下降態勢,主要包括兩個原因,一是貨物貿易順差減少,另一個是服務貿易尤其是旅遊逆差大量增加,如2017年中國出境旅遊赤字為2250億美元,相當於GDP的1.8個百分點(圖3)。

中國出境遊自2009年以來呈現爆發性增長,從根本上看,這與人均收入提升有關。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出境遊客增幅超全球遊客增幅,因此中國遊客數量在全球遊客中的占比不斷上升,從2000年的1.5%增至2016年的9.3%(圖4)。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出境遊客支出以更快速度增長,在全球支出份額從2000年的2.6%增至2016年的19.2%(圖4),達到2600億美元(約1.7萬億人民幣)。

隨著人均收入進一步提升,預期出境人數及支出勢必會進一步增加。按有關預測,到2022年中國出境遊客相比2016年將翻番,年總支出有望達到4000億~5000億美元。

總的來看,中國出境遊支出增長反映中國人均收入的提升,在全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境外旅遊超常規增長也值得反思:是否可以將部分境外旅遊消費引導回國內?這在當前及未來貨物貿易面臨下降壓力的情況下尤其值得重視。

根據測算,以2016年為例,假設中國出境遊客支出在全球占比從19.2%降至9.3%,即與中國出境遊客人數在全球占比相等,並把省下的海外旅遊支出用於國內旅遊,則可最多增加1.2%的GDP。當然,這種假設在實際中難以完全實現,但通過下調淡季國內景點門票、充分發揮高鐵網絡及大力提升旅遊市場服務質量等,還是會對擴大國內旅遊支出發揮重要推動作用。同時,境外旅遊支出放緩有利於減輕對外匯資金的需求壓力,這對穩定人民幣匯率也能發揮一定作用。

另外,鑒於當前多數國家重視發展旅遊產業,對國外遊客增加免簽,中國對此不能忽視,尤其是應加大對中高收入國家遊客的免簽力度,從增加入境旅遊收入來減少旅遊赤字及促進國內消費。

二、適度增加投資的方向:進一步支持住房剛需與擴大棚戶區改造以及加大環境治理投入。

若全面貿易戰爆發,假定中國對美國出口下降20%,則中國對外總出口因此會下降4%,這仍低於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外貿下降17%的情境。因此,貿易戰情況下出臺類似2009年的大規模刺激計劃沒有必要,但一定力度與投資有關的調整還是可以考慮。在堅持發展房地產市場以“房住不炒”為原則的情況下,針對剛需(家庭唯一一套住房購買)應適度放松限制,但同時仍需堅持對多套及投機性住房的管理措施。

另外,加強對棚戶區改造的支持力度,既是住房保障及民生工程的重要內容,也利於帶動投資與消費。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制定2018~2020年棚改套數是1500萬套,其中2018年為580萬套,建議適當提升為:2018年650萬套,2019~2020年各500萬套。按此計算,2018年將新增棚改投資1600億元,相當於0.2個百分點的GDP。另外,適當加大在環境治理方面的投入,既是客觀需要,也可起到增加投資及穩增長的作用。

三、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穩定內需與應對外部沖擊。

適當提高財政政策寬松程度,減少對受沖擊企業及就業的影響。

2016~2017年財政赤字率均相當於GDP的2.9%。今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赤字率在2.6%,當時的考慮是“調低赤字率,主要是我國經濟穩中向好、財政增收有基礎,也為宏觀調控留下更多政策空間”。鑒於外貿形勢的變化,可考慮在實際中將赤字率目標提升到過去兩年2.9%的水平,一是適度增加支出,加大對可能受到沖擊行業的再就業支持,增加對棚改及環境治理的投入;二是繼續對中小企業減稅,支持其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貨幣政策保持靈活性

目前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管理流動性及資本流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面對貿易緊張局勢對匯率、資本流動及市場心理的影響,需繼續保持靈活的貨幣政策,包括進一步消除金融體系的隱患及增強其韌性,按照市場化原則適當增強匯率靈活性,繼續實施一定的逆周期調節措施等。

加速產業調整步伐

一是大力提升消費品的品質及升級。居民海外消費的主要部分是購買相對國內產品品質更好的生活用品,這反映出部分國內生活用品(尤其是化妝品、奶粉、保健品等)的短板,導致大量消費力流向海外。因此對消費品品質的升級及完善,應提升到不低於對《中國制造2025》的重視程度,盡快制定全面的中國消費品升級發展規劃。

二是繼續去過剩產能進程。過剩產能是導致利潤下降及壓低出口價格的一個原因,也是貿易爭端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是建立全覆蓋的商品產銷信息平臺,增加內部銷售及循環能力。作為全球第一制造大國,中國已經擁有最為全面的制造產銷體系。考慮到出口面對較為嚴峻的形勢,可將進出口企業的需求更好匹配起來,通過建立全覆蓋的商品產銷信息平臺,以內需來轉移及消化部分出口商品。

[作者系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高級經濟學家,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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