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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有房有戶口，二線城市搶人大戰升級

2016年底至今，有多達14個二線省會城市提出針對人才的放寬落戶和補貼政策，關鍵詞是：戶口、房子、財稅減免或補貼。（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31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戶口、房子、錢二線城市搶人，搶的是新經濟》）

地方政府在這個時點爭奪人才，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因而要加大對人力資源的投入。

二線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的第一個要素是就業機會，尤其是高端的就業機會。

仿佛就在一夜間，二線城市意識到了人才的價值。

2017年8月28日，江蘇省政府為吸引創新人才，要使引進人才的實際收入“等於其工資薪金的稅前收入”，意即免除其個人所得稅；兩天前，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喊出“讓大學生以低於市場價20%的價格買到房子”的口號，試圖用“八折購房”留住大學畢業生；半個月前，山東濟南推出了“史上最低落戶政策”，放寬人才落戶條件；再早一些的7月19日，四川成都提出本科以上青年直接“憑畢業證落戶”。

此外，杭州、南京、長沙、寧波、西安、廈門等主要二線城市，均在2017年發布了戶籍、住房、財稅補貼等方面的政策，定向吸引人才。

在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戶籍、高房價、清理低端產業和教育等門檻居高不下的同時，以武漢、成都、杭州等為代表的二線城市，卻正降低門檻，打響了一場人才爭奪戰。

“城市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口的爭奪戰。”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馮奎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說。

留下大學生

每一項政策都像在扯著嗓子向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喊：送戶口，送房子、送錢、你到底來不來？

2017年臨近畢業的時候，班里同學都以為劉曉會去位於北京的中國移動總部工作，但她卻出人意料地留在了南京。

劉曉於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她表示，中國移動確實是非常好的就業機會，“但是南京可以落戶又有補貼，很好很方便”，又考慮到南京的房價比北京便宜很多，於是她決定放棄中國移動總部最後一輪面試的機會，留在南京。

所謂的“可以落戶又有補貼”，是指南京今年戶籍制度和人才政策上的新動作。

南京於2017年2月正式實施積分落戶政策，按照積分政策有十一類人可以直接落戶。這十一類人涵蓋了“千人計劃”專家、博士後、海歸等高學歷人才，也包括大學生村官、軍隊幹部，以及有職業技能的工匠型人才。

在戶籍政策實施兩個多月後的4月24日，南京市政府印發執行了《南京市人才安居辦法（試行）》（下稱《安居辦法》），用以鼓勵相應人才在南京就業和創業。按照《安居辦法》，人才被分為ABCDEF六類，對應不同的人群，在住房方面由市政府給予實物配置或租賃補貼形式的優惠。

劉曉這樣的全日制碩士學位獲得者在整個《安居辦法》中屬於F類，F類人才在畢業兩年內可以領取一定的住房補貼。但不管是人才落戶政策，還是F類人才補貼的領取，都有附加條件，比如“畢業2年內在我市納稅的各類企業或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單位就業且簽訂1年及以上期限勞動合同”。

不過，劉曉現在就職的單位總部位於北京，雖然在南京工作，但不在南京納稅，因而無法在南京落戶，也無法領取住房補貼。“當初以為有補貼就沒有租房的壓力了，沒有對政策詳細了解。”劉曉說，她被告知就業單位不符合要求，這才意識到政策在操作過程中還是有一定門檻的。

與劉曉一起合租的室友去年本科畢業於安徽省內高校，其工作單位是一家創業公司，恰好在南京註冊，也在南京納稅，於是她順利拿到了南京市政府的租賃補貼，每個月600塊。按照規定，高校畢業生只要在畢業兩年內申請，申請之後可以連續領取24個月的租賃補貼。

相對南京來說，江蘇省其他二三線城市的落戶政策則寬松很多。在距離南京不到兩百公里的無錫，也即將在2017年9月實施戶籍新規。對於高校畢業生的落戶，只要滿足在本地繳納社保和持有《江蘇省居住證》即可在無錫落戶。

8月28日，江蘇省政府又對外公布了《關於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的意見》，其中規定，鼓勵地方政府創新人才政策，使引進人才的實際收入“等於其工資薪金的稅前收入”——換句話說，免除創新類人才的個人所得稅。

從全國來看，2016年底至今，有多達14個二線省會城市提出針對人才的放寬落戶和補貼政策，這些城市公布的文件里都不約而同有幾個關鍵詞：戶口、房子、財稅減免或補貼。

幾乎每一項政策都像在扯著嗓子向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喊：送戶口、送房子、送錢，你到底來不來？

2017年7月，四川成都明確提出全日制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大學生可以“憑畢業證落戶”，細則規定有就業單位和無就業單位的畢業生，都可以在成都落戶。

而在二線城市中，留下大學生的決心最大的當屬武漢了。武漢是中國常住人口超千萬的副省級城市，高校眾多，但近年來從武漢畢業的大學生卻大比例流向沿海發達城市。

2017年年初履新的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在其上任之初就提出實施“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計劃”，希望武漢能夠在5年內留下100萬大學生。

8月26日，陳一新在公開場合透露，武漢近期將推出三大核心工程，分別解決留漢大學生的落戶戶口、住房和收入三大問題。首先，武漢放開無門檻大學生落戶，大學生可憑畢業證登記落戶；其次，除了提供和建設大學生人才公寓之外，還爭取讓大學生以低於市場價20%的價格買到房子；此外，將制定大學生最低年薪標準，鼓勵武漢的骨幹企業給大學生加工資。

這是武漢在繼4月份成立“招才局”，並將招才引智列為“一把手工程”之後更大的動作。此前已經有數據顯示，今年1-7月，武漢市共新辦理落戶8.4萬人，較去年全年增加2.8萬人。

打出“留住百萬大學生”口號的還有西安、長沙等地，今年西安先後出臺人才新政23條，推出寬松的戶籍新政和22萬套人才公寓建設工程。

有意思的是，南方周末試圖向濟南市人社局和武漢市招才局咨詢人才政策和落戶事宜，但相關工作人員都表示對具體細則不熟悉。

2017年，“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宣講活動頻頻走進高校，邀請大學生在武漢圓夢。（視覺中國/圖）

下註人力資本

到了新常態階段，經濟增長要依賴互聯網、金融、文化創意來拉動，而這正是依賴人本身的行業。

嚴格來說，中國的一、二、三線城市的稱呼是個非官方概念。

為了進行住宅銷售價格調查，國家統計局曾將國內70個主要城市劃分為三類：一線城市為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個城市；二線城市為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城市和其他副省級城市共計31個城市；三線城市為除此之外的35個城市。

相比於沒有異議的四個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榜單頗有爭議。《第一財經周刊》在2013年根據一系列政治、經濟指標評出了中國的15個新一線城市：成都、杭州、武漢、天津、南京、重慶、西安、長沙、青島、沈陽、大連、廈門、蘇州、寧波和無錫。這些城市也就是我們通常認為的二線城市。

人口凈增長無疑是衡量一個城市是否有吸引力的重要指標。根據公眾號智谷趨勢的研究，這些二線城市中的大部分都在過去五年間人口凈增長超過了25萬人，二線城市中的天津和重慶，在過去五年間人口凈增長超過了100萬。

與人口增長相對應，二線城市的經濟發展也迎來了相對快速的時期。根據最新公布的2017年上半年中國15個副省級城市的GDP數據，濟南、成都、杭州、廈門、長春和南京的增速在8%及以上，高過了廣州的7.9%。寧波、西安、青島、武漢的增速也都在逼近廣州。而同期北京和上海的增速分別為6.8%和6.9%。

武漢早在2013年就發布了城市發展的遠景規劃《武漢2049規劃》，其中寫道，希望通過轉變發展動力，調整經濟發展模式，使科技創新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凸顯。而當下的人才戰略正是響應城市遠景發展規劃的動作。

上海交大經管學院教授陸銘認為，地方政府在這個時點爭奪人才，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因而要加大對人力資源的投入。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對南方周末說，中國過去依賴石油、石化、煤炭等高度依賴土地、廉價成本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而到了新常態階段，經濟增長要依賴互聯網、金融、文化創意來拉動，而這正是依賴人本身的行業。

武漢市政策研究室主任樊誌宏說，武漢是比較早就確立了要以人作為城市發展的中心的發展理念的城市，“城市工作不是高樓大廈，不是車水馬龍，它的核心是人。”他對南方周末說。

搶“人”，並不僅僅只是爭奪人才，也指人口的絕對數量。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郭未認為，現在中國說一個城市有沒有發展力和吸引力，最關鍵的指標就是人口。人口一般是以常住人口來衡量的，“特大城市評估標準的第一個指標就是人口，正因為如此，南京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曾經提出過要建設千萬人口特大城市的目標。”郭未對南方周末說。

以往，人口流動的一個最關鍵障礙就是戶籍制度。但從2016年開始，政府決心逐步清除這個障礙。

2016年3月發布的中國“十三五”規劃綱要中，要求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勵機制，推動更多人口融入城鎮。對於省會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要求全面對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職業院校畢業生、留學歸國人員放開。

綱要發布之後，國務院又印發《推動一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要求在2020年之前實現1億人落戶城市，把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作為城市化的指標。

2017年多個省會及主要二線城市放開落戶，推出吸引大學畢業生的政策，正是以“十三五”規劃要求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背景。

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最早是從1984年開始，“喊了好多年，也改了好幾輪，這次真的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孫文凱告訴南方周末，二線城市像武漢、濟南等，原來的改革都還是說買房子才能落戶，但現在很多地方租住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落戶了，這是個非常大的進步。

但是大部分二線城市的落戶政策，還是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有更多的偏愛，在數份關於人才政策的文件中，南方周末都發現了將人才區分為幾檔的獎勵和補貼辦法。

上海交大經管學院教授陸銘毫不諱言對當下二線城市搶人大戰的悲觀，他認為二線城市對受過高等教育且相對收入較高的人群開放落戶的政策傾斜，會對城市發展帶來隱患。

“在經濟學里有個理論叫人才結構的互補性，這種互補性會導致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同時在城市里集聚。”陸銘說，現行的政策雖然有利於城市吸引高技能人才，但是客觀上卻導致了對於低技能勞動者的排斥，長期發展一定會帶來低技能勞動者的相對短缺。從更加長遠的角度來講，這其實不利於提升城市的競爭力、降低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

他表示，這一政策也有違公平原則。因為戶籍是與公共服務捆綁的，上述政策等於把公共服務的優先獲取權給了相對收入較高的人，而這實際上違背了世界範圍內公共服務均等化、優先照顧窮人的原則。

“企業的吸引力大過城市”

與薪酬和城市位置相比，新一代的年輕人似乎更加在意個人的成長及發展前景。

在這場硝煙四起的人才爭奪戰中，一些強二線城市不僅從其他二線城市搶人，而且事實上也挖了一線城市的墻腳。

江憶是2015年底從北京搬到杭州的，到現在快滿兩年了。她在北京讀大學，2008年畢業後，在一家知名財經雜誌做記者，後跳槽到阿里系螞蟻金服的北京分公司工作。為了尋求進一步的職業發展，江憶搬到了螞蟻金服的總部杭州。

現在的江憶已經是杭州人了，她不僅有了杭州戶口，還在供自己的房子。江憶對南方周末說，“到杭州是因為想在總部有更好的發展，其實還是企業的吸引力大於城市的吸引力，城市對人是挺虛的一個詞。”

杭州市統計局和人才辦的數據顯示，從2014年至今，杭州累計引進具有海外留學及海外工作經歷的人才高達2.3萬人，落戶杭州的海外人才中有多達94.1%集中於信息軟件、生物醫藥、新能源、金融服務等高端技術產業。

獵聘8月14日發布的大數據報告顯示，2017年上半年全國主要城市人才凈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以11.21%名列第一；此前有數據顯示，從2016年開始杭州在高端人才的引進數量上就已經超過了北京、上海和深圳。

對於杭州這個城市而言，是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網易等互聯網公司賦予了它嶄新的魅力。“阿里之於杭州，類似於科大訊飛之於合肥，鬥魚之於武漢。”孫不熟對南方周末說。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宏山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認為，二線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的第一個要素是就業機會，尤其是高端的就業機會。

根據數字100市場研究中心針對應屆畢業生的調查，在“對於未來個人發展，您更看重哪些因素？”這個問題中，獲得占比最高數量的選項是“個人發展空間”，其次才是“所在城市的生活質量”，第三位是“薪酬福利待遇”。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孫文凱表示，北京畢業生這兩年回流家鄉的趨勢非常明顯，“我在2015年底做過一次調查，清華大學的本科畢業生，有一半以上都回老家的省會城市去了。我覺得這比例只會越來越大，不會縮小”。

他在與學生們的交流中發現，如果一個畢業生不能在二線城市找到比較好的工作，給戶口給現金獎勵也沒有用，“戶口和補貼只能起一個錦上添花的作用”。他今年指導的兩個畢業生都是先在北京找工作，但不太滿意，後來一個去了重慶的銀行，一個去了廈門，都回了家鄉。

對於很多人而言，北上廣深一線城市是做夢的地方。在年輕並一無所有的時候，願意在這座城市奉獻自己的人生。但到了結婚生子的年紀，現實問題就會擺在眼前。

“房子是很現實的問題。”研究生畢業於北京大學的楊一凡沒有選擇留在北京工作，今年29歲的他在南京工作快兩年了。在他的北大同學中，很多人仍留在北京“掙紮著”，在北京買房對於他們來說依然是一個夢想。“我是我們班第一個買房買車的。”在楊一凡看來，留在北京對於很多人來講也像一種執念。

大數據公司艾普英捷提供的數據顯示，從北上廣深四個城市的流出人口的年齡分布來看，占最大比重的是26-35歲。在廣州和深圳，這個年齡段離開的占了總流出人口的四成以上。原因可能是這個年紀的人正面臨結婚生子等問題，必須要做出選擇。其次是36-45歲這個年齡段，這個年紀的人感受到一線城市巨大的生活壓力，從而可能尋求改變。

孫不熟告訴南方周末，他身邊的朋友從一線往二線回流的比例很高。“剛畢業可能不高，但是到了結婚生子的階段，必須得考慮買房，這個問題在北京很難解決，或者說要花很高的成本。”他說，“而去二線城市很輕松地就把房子買了，媳婦娶了，孩子生了。”

（應受訪者要求，劉曉、江憶、楊一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