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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字焦慮任正非20年,成就華為的“與環境共生”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419/162650.shtml

兩個字焦慮任正非20年,成就華為的“與環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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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字焦慮任正非20年,成就華為的“與環境共生”

華為早期是典型的本土狼,總是強調自己的中國特色。

本文由E企咖(微信ID:e-qika)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艾薇

中國企業已經進入了全面轉型時代,但讓人倍感尷尬的是,往往所謂的“成功轉型”也只是階段式的,如果不能高瞻遠矚,鎖定長遠目標,逐步制定分步變革的策略,在市場環境瞬息萬變的當下,任何一個“天花板”的到來都可能隨時宣告企業生命的終結。

大概從20年前開始,任正非就開始為這件事焦慮了。華為能夠從30年前的一家小作坊最終成長為全球通信領域的領導者,誠然要歸功於其中數次重大的市場戰略更新和業務變革。但筆者關註的重點是:華為轉型的種種舉措,均折射著企業戰略的調整思路,以任正非為代表的華為領導層發生的“思維模式巨變”才是這一切轉型創新背後的的靈魂與源泉:即華為 “與環境共生”的理念。

◆ 對待客戶:從“賺你的錢”到“為你省錢”

華為是一個講求使命、願景和核心價值觀的企業。華為企業文化的第一條,就是“以客戶為中心”。華為無線網絡產品線營銷運作總裁邱恒曾經舉了一個例子:在通訊產業中,由於技術標準、頻率波段不同,會衍生出不同的產品。有的電信商為了滿足消費者需求,就需要用到幾種技術標準,采購若幹套不同的機臺。而安裝和後續的維修費用,甚至會高於單買機臺本身。從制造商的角度來說,當然希望客戶買多套產品,越多越好,因為越多,後期的服務費就越高。

但是華為卻沒有選擇走這條路,而是采用逆向思維,站在電信商的角度,主動研究出一種設備,能夠把這些不同技術標準整合到一個機臺上,最終幫助客戶節省了50%的成本。

“你覺得華為這麽做是虧還是賺呢?”邱恒表示,從短期來看,這似乎是條自毀財路的“敗家之舉”,但如果從長遠來看,如果客戶一直在支付高昂的成本,失去了持續發展的基礎,企業的錢又要從哪里來?反之,如果企業幫助客戶節約成本,省下了錢,客戶就能將這筆錢用於其他投資和研發,推出更新的產品,從消費者端賺來更多的錢。客戶有了更多的錢,自然會回過頭繼續跟企業合作,促進雙方的共同成長。邱恒算了一筆賬:當客戶只能賺一塊錢的時候,他無法拿出一塊五分給與他合作的企業。但是如果客戶能賺到五塊錢,企業就有機會分到兩塊甚至三塊錢。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商業互利邏輯,產業鏈上下遊,原本就是互利共生的關系,但能看破這一層,真正專註於從客戶角度出發的企業並不多。一些公司雖然表面上說在維護客戶的利益,可一旦到了與自身利益沖突的關鍵時刻,就會將這種“共生邏輯”拋諸腦後,唯求自保。

轉換思路,將客戶服務做深做透,就是華為致勝的關鍵點之一。

“腦袋對著客戶,屁股對著領導,客戶才是你的衣食父母”,這是任正非經常對員工說的一句話。在他看來,大多數公司的腐敗,就源於員工都在討好上司,而沒有把註意力放在客戶需求上。

◆ 對待員工:從“雇你打工”到“你當老板”

早從1990年起,華為就第一次提出內部融資、員工持股的概念。這是由於當時華為的市場拓展和規模擴大需要大量資金,且與競爭對手在市場爭奪中需要大量科研投入。而身為民營企業,華為也避免不了融資難的尷尬。優先選擇內部融資對於當時的華為及其員工來說,是一種互助互惠的合作:對於華為來說,內部融資不需要支付利息,避免了財務困境風險,也不需要向外部股東支付較高的回報率;對於員工來說,增強了歸屬感,工作更有動力,而且對於年度獎金不夠購買股票的員工,公司還會協助其申請貸款來購買股權。

今年,英國市場產業咨詢公司Brand Finance公布了“2017年度全球最具價值品牌500強排行榜”,華為憑借252.3億美元的品牌價值位列榜單第40名,名次較上一年提升了7位。此外,在Interbrand“最佳全球品牌”、BrandZ發布的“全球最具價值品牌百強”中,華為的排名也在不斷突破,大幅上升。

華為一直沒有上市,但據各大投資機構估測,如果華為上市,市值將在1000億以上。對於當初那些以股權代獎金,陪伴華為度過艱難融資期的員工們來說,潛在的巨大收益也必然將進一步強化他們對華為的黏性。

華為的股權策略是:將98.6%的股權開放給員工,創始人任正非只擁有公司1.4%的股權。除了不能表決、出售、擁有股票之外,股東可以享受分紅與股票增值的利潤。並且,每年所賺取的凈利,幾乎是百分之百分配給股東。這意味著公司的利益與員工利益緊密的捆綁在一起:在華為,工作2~3年,就具備配股分紅資格。華為施行“1+1+1”的模式,即工資、獎金、分紅比例相同。隨著年資與績效增長,分紅與獎金的比例將會大幅超過工資。

華為還有另一套“賠償金”制度:在華為,只要自願提辭呈,就可獲得與年資相對應的賠償金,最低人民幣20萬元起跳。辭職後如願意繼續留在公司,華為也會再次聘用,雖然既有股份不變,但職位與年資均按照該年的績效重新計算。這一制度曾引發華為的集體辭職,輿論一片嘩然。但最終華為員工辭職再回任的比率高達9成。

很多人好奇,華為為什麽不上市?任正非的官方解釋是:因為華為是在為理想和目標而奮鬥,把利益看得不重。但反過來思考,華為的理想和目標是一面旗幟,真正能夠讓華為“將士們”不顧一切沖鋒陷陣的,實際上正是企業交托的巨大利益。在員工福利制度上,做到華為這種程度的企業,實不多見。

◆ 對待競爭對手:從“幹掉你”到“合作共贏”

華為早期是典型的本土狼,總是強調自己的中國特色。華為過去的競爭思維是“贏者通吃”,早期和華為合作過的企業都嘗過苦頭:不是被挖人才,就是被挖技術。這讓華為在成長中取得了一些優勢,卻也失去了很多合作夥伴和機會。

在中國的移動市場,華為有一個老冤家——愛立信,華為和愛立信的仗打了有20年,但華為一直處於下風。這和兩家企業的業務模式有關:愛立信著眼於為通信運營商制定業務規劃,提供運營解決方案,而華為的定位還停留在賣產品。所以華為即便當時對愛立信恨得“牙癢癢”,也無法撼動其市場位置。

後來,任正非轉換了思路,他指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競爭對手之間的競爭,而是生態環境之間的競爭。恐龍為什麽滅絕?熊貓為什麽瀕危?就是因為無法適應生態環境的變化,企業生態與自然生態一樣,都是共生共贏。

然後才有了2016年華為與愛立信續簽專利交叉協議一事。當時業界有一個未經官方證實的數據:按照愛立信專利費標準為簽署方銷售額的1%來算,如果協議簽訂時長為5年,按任正非5年終端營收達到1000億美元的目標算,華為屆時可能要付50億美元給愛立信。綜合折算,華為或須拿出30億美元。

華為當時之所以決定以30億美元作為代價來簽訂該項協議,實際上是與其全球化進程的戰略相關。

任正非力求改變華為的本土狼作風,要求全球卓越,提出一個公司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商業生態系統才能生生不息。自此,華為的思維模式才逐漸從“管理中國”走到了“管理世界”,為成為一家真正的全球化企業奠定了思想基礎。

要走向全球化,就需要突破美國、歐洲、日本等市場,走向中高端品牌競爭行列。而愛立信多年來在全球市場積澱的技術專利成果,是華為繞不過去的門檻。

華為最終之所以決定與愛立信合作,簽訂專利交叉授權協議,就是為了在布局歐美市場之際,將最大市場風險——專利風險消除於萌芽之中。

◆ 對待企業戰略:從“賣產品”到“賣平臺”

“我們要把華為打造成一艘航空母艦,甲板上全是各種戰鬥機,大家互相依存,共榮共生。” 華為企業BG總裁閻力大表示,華為要從一個賣產品的公司,轉型做“業務驅動的ICT基礎架構”。

華為選擇的突破口是進軍公共安全市場,推出“平安城市”:警方、指揮官可以在指揮中心,遠程維護城市安全。無論是道路救援、意外事件、自然災害,指揮官將通過這一科技,在第一時間做出最貼近現場的決策,給予最恰當的協助。

指揮中心背後,是華為搭建的雲平臺,它能計算,存儲,同時也是通訊平臺。在這里,視頻信息,電話報警的信息,報警人的位置信息,全部能夠接入到同一個系統上。

這樣的平臺融合了三大要素:遠端抓取信息的攝像頭,信息傳輸管道,以及在背後執行計算的雲平臺。閻力大稱之為:端、管、雲。

“平安城市”當然僅僅只是一個開始。閻力大稱,華為轉型做“業務驅動的ICT平臺”,是想告訴所有做應用的公司,只要通過華為的基礎設施平臺,就能省去底層布署的心力,專心實現自己的核心業務。不管是制造,還是金融,能源等行業,大家都需要一個ICT基礎架構的平臺,而且這個平臺應該是端管雲協同的。

“如果航空母艦上沒有飛機,它就是廢鐵,沒有任何戰鬥力。我把華為的平臺比喻成航空母艦,飛機就是我的合作夥伴,如果我的甲板上停滿各式各樣的飛機,我一艘航空母艦開出去,它就是一個生態,它就有戰鬥力。” 閻力大對媒體如是說。

結語: 30年間,華為經歷了數次的重大業務變革,最終從產品走向了解決方案,從國內市場走向全球,從運營商走向了終端消費者,如今仍在孜孜以求數字化轉型。這其中的曲折與成功,都離不開華為對於企業自身、客戶、員工、競爭對手的戰略定位。其中 “與環境共生”的理念值得轉型中的企業思索:一個企業無論看似多麽強大,都離不開它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華為能從當年老外口中調侃的“who are we”變成全球矚目的閃亮“HUAWEI”,正是在於它突破了自身的“狼性”和本土化的局限性。

任正非 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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