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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大行財報季春風得意 去監管預期持續高漲

美國進入財報季，去年至今股價暴漲的各大銀行似乎經受住了現實的考驗——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匯豐集團以及最新公布財報的摩根士丹利(下稱“大摩”)都表現亮眼，各大銀行在交易業務(FICC，即固定收益、外匯及大宗商品業務)上獲利頗豐，不過向來以FICC見長的高盛一季度表現平平。

4月19日，摩根士丹利宣布，截至2017年3月31日第一季度末，凈收入97億美元，上一年同期為78億美元;本季度凈盈利19億美元，攤薄後每股凈盈利1.00美元，上一年同期凈盈利11億美元，攤薄後每股凈盈利0.55美元。財報公布後其股價大漲近2%。“摩根士丹利取得了近年來最強勁的季度業績。隨著市場條件的改善，公司所有業務均表現良好。”大摩CEO高聞(James P. Gorman)表示。

令人驚訝的是，大摩的FICC業務營收高達17.1億美元，幾乎較一年前翻倍，罕見地超越了高盛（16.9億美元）。此外，各界認為，如果去監管能夠推行，銀行股業績將繼續大幅上升。近期也不乏分析師推測，美聯儲可能會放松“壓力測試”的標準和頻率，一旦落實，這將是華爾街的最大福音。

華爾街大行2017年一季度業績情況。來自WSJ

交易業務表現亮眼

本周三，大摩公布業績顯示，其一季度銷售和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表現強勁。機構證券業務錄得凈收入52億美元，顯示出公司銷售和交易業務表現強勁，承銷業務較去年同期翻倍，ROE也是兩年內頭一次增幅超過10%。

也就在前一天，高盛公布一季度財報顯示，凈盈利為22.6億美元，攤薄後每股凈盈利5.15美元，凈收入為80.3億美元。數據都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但卻低於華爾街分析師的預期。

華爾街普遍認為，對於大摩而言，這一季度最大成就是——交易業務即FICC業務擊敗了高盛。回顧金融危機後的幾年，除了今年一季度外，大摩僅在2011年的某個季度跑贏過高盛。2011年正值歐債危機的動蕩時期，高盛的執行層當時要求縮小交易量。而這兩家頂級頭行之間的較量已經持續了許久，甚至在二者業務模式產生分化後仍然持續。如今，大摩已經不斷轉向零售經紀業務，而高盛仍然以其投行業務和交易能力見長。

由於國外金融市場發展較早，市場容量大、成交活躍、市場較成熟，在國外大投行中均占據較重要的業務地位，且對企業的利潤貢獻較大。FICC業務在國外投行業務的總收入中占據50%以上，而國內金融機構在FICC的路上走得遠近不一，各機構根據自己的優勢和業務特點有所側重。

FICC業務中，FI是Fixed Income的縮寫，意為固定收益業務，第一個C代表Currency，即外匯業務，第二個C代表Commodities，即大宗商品。FICC業務包括利率產品、信貸產品、抵押貸款、貨幣和商品。一般而言，交易業務量較大的銀行在今年一季度幾乎都表現亮眼，因為投資者往往都會在新的一年開始時調整資產組合。

高盛CFO Marty Chavez認為，“由於近期市場波動率很小，這就令人無法捕捉由價格變動而產生的交易機會。例如，美國原油價格在過去兩年間從未如此的穩定，從去年12月至今始終維持在50—55美元/桶的區間。”他認為，這嚴重打擊了高盛的盈利，因為高盛在商品交易量方面遠遠大於其他對手。

“不過，交易業務瞬息萬變，可能一個策略錯了，就會導致整體業績大相徑庭。”某美資投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也正是因為近幾個季度的盈利，大摩已經是華爾街資本金最充足的銀行，其普通股權一級資本(Common Equity Tier 1)比例高達16.6%，高盛為12.2%。普通股權一級資本主要包括銀行所發行的普通股及保留溢利。

除了大摩，領跑財報季的摩根大通表現出色，其中交易業務也作出了主要貢獻。一季度，摩根大通整個公司凈收益高達64億美元，同比增長17%;凈收入256億美元，增長6%。

摩根大通財報分析稱，非利差收入則主要受益於大幅增長的企業和投資銀行業務。數據顯示，2017年1季度摩根大通企業和投資銀行業務凈利潤同比增長64%至32億美元，占到整個摩根大通凈收益的一半;其中投行傭金業務收入上漲37%至18億美元，繼續穩居全球首位。此外，其資產管理規模同比增長10%至1.8萬億美元，也創出了新高。

華爾街大行期待“去監管”

華爾街大行在過去幾個季度業績亮眼，而未來其股價能否繼續攀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政府的去監管政策能否落實。

在金融危機後，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孕育而生，為原先宛如“脫韁野馬”的銀行業戴上了鐐銬，這也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監管法案，盡管其的確確保了銀行體系的安全性，但也增加了諸多不必要的監管成本。

然而，隨著特朗普的上臺，一切似乎都將會改變。 2月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總統行政令，要求財政部全面重審這項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美國各大銀行股價隨即大幅攀升。更值得註意的是，美聯儲主席耶倫於2月14日詳談了其對去監管的看法，而致力於監管的美聯儲理事Daniel Tarullo 10日宣布將提前離任;此外在13日晚間，高盛前高管努欽正式當選美國財政部部長，這種從業界到監管層的“旋轉門”似乎也對去監管有利。

此次，高聞也表示，美聯儲的壓力測試對銀行產生巨大影響，如果能夠微調，將大大推動銀行股表現。例如，美聯儲是否能夠允許銀行在正常時期回購更多股份;美聯儲的“壓力測試”是否可以每兩年進行一次，而不是每年進行。

某銀行投行部高管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沒有一家銀行是不痛恨美聯儲的年度壓力測試的，且各大監管機構的目標有時候甚至可能出現沖突。”盡管銀行家承認壓力測試確保了體系的安全，但他們希望一個更為量化的監測，減少不可測性。

多德-弗蘭克法案規定的銀行壓力測試，即在一系列極端不利的經濟環境假設下，測試銀行的貸款和證券化資產是否安全，旨在防範2007-2009年美國信貸危機重演。銀行壓力測試還被美聯儲用來參考是否批準銀行的股息分派或股份回購方案——早在2012年，美聯儲就根據壓力測試的結果否決了花旗集團的股份回購方案。這也可能強烈打擊部分銀行的股價。

如今，投者資者也愈發期待銀行股的表現，除了去監管預期，這部分是因為美聯儲近幾個月兩次加息，且未來再次加息預期高漲，這對於交易業務而言是好事，投資者開始購買更多利率衍生產品，對沖未來的利率上升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