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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雄安新區的決策邏輯：以“國家的名義”

京津冀，這片中國北方的經濟與政治重心，變革的引擎已經發動。

2017年4月1日，在河北省的白洋澱以北的雄縣、容城、安新3縣，雄安新區橫空出世，舉世矚目。而事實上，雄安新區帶來的不僅僅是此地的“升值”，更多的是它還攜帶了國家的使命。

在4月13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嚴鵬程回應第一財經記者的提問時表示，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指導河北省和有關方面，組織編制雄安新區總體規劃、起步區控制性規劃、啟動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及白洋澱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規劃。

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謀劃好、建設好雄安新區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嚴鵬程表示，下一步把創新驅動作為雄安新區發展的根本動力，發展高端高新產業，著力吸引高端創新人才，努力打造創新高地和科技新城。

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正是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大時代背景下爬坡過坎的必然選擇，也是在中國北方打造新增長極的迫切需要。

河北雄縣航拍。

“長期發展給首都帶來了突出的問題，人口、資源、汙染、擁堵等，都在困擾著北京，而因為區域之間的聯動不足，行政分割厲害，京津冀帶來了明顯的發展不均衡。之所以通過國家的名義來設立雄安新區，就是為了去行政化，讓區域協調發展。”清華大學城市規劃系主任、建築與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吳唯佳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雄安新區如何建一個好巢，讓鳳凰飛來才是重點。”

保持歷史耐心，打造新增長極

“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歷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歷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201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河北雄安新區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習近平在會上如是說。

必須承認，京津冀發展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轉變的時候。

清華大學2000年發布的《京津冀城鄉空間發展》一期報告，就把京津冀描繪為“發達的城市，落後的腹地”。但時至今日，這一狀態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了擴大的趨勢。

北京天通苑地鐵站的通勤人流。資料圖

“這些問題，僅靠一省一市難以有效解決，必須打破行政體制的障礙，通過區域的協調合作加以整體謀劃。”吳唯佳告訴第一財經。

強調疏解功能的白洋澱以北的雄安規劃，其實已經在2013年被吳唯佳寫入了《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三期報告》(下稱《報告》)中。

而事實上，這個以“國家名義”而設立的雄安新區的未來，在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的同時，也要為河北建設一座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的現代新型城區。

人口、霧霾、環境資源緊張、擁堵時刻都在困擾著北京，而作為環北京的河北，一直提倡的“環首都綠色經濟圈”，是首都經濟圈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是加快京津冀一體化進程的空間載體，在保障和服務首都發展、提升區域發展水平、改善環境品質，環首都綠色經濟圈都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

但是，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京津冀的發展並沒有出現如長三角般的平衡發展、省際差距逐步縮小的狀況，河北與北京、天津之間的差距卻不斷拉大，直白地講就是河北掉隊了。

河北省經濟總量在京津冀地區占比逐步下降，從2000年的55.3%下降到2010年的46.9%。與之相關的政府財政收入、人均GDP等指標與京津的差距也在擴大。發展落差的不斷擴大既不利於解決京津兩大核心城市由於人口和產業聚焦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產業轉移、接受經濟輻射方面存在明顯的困難，與京津產業競爭與合作方面處於弱勢地位。

而經濟發展差距也反映了人口分布的區域不平衡，2000~2010年期間，京津冀地區城鎮總人口和城鎮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顯著提升，北京、天津以及周邊河北縣市區，如廊坊市區、三河、寶坻區等人口進一步集聚發展;而廣大的河北省，除了個別的市區外，人口增長相當緩慢，至今更甚。

在北京流動人口中，有22%左右的人來自河北，天津流動人口中有25%來自河北。這些都說明了京津冀地區存在嚴重的區域差距。

特大城市不堪承載的同時，周邊區域不僅經濟、人口難以發展，很多地方依然貧困。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環京津尚有24個貧困縣，農民的收入僅有京津遠郊區縣的三分之一，地方財政收入只有十分之一。而要改善環首都地區的生態環境、采取限制工業等產業發展等生態涵養措施，與改善當地貧困人口生計、促進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每個省市都需要面臨GDP、政績工程等，還需要去解決更多人有飯吃的問題，人多、擁堵、霧霾、汙染……都是單個省份自身力量難以解決的。所以只能中央出面，雄安就是一個實驗。”吳唯佳表示。

京津冀跨流域、跨地區的協調工作，比如在大氣治理、水環境渤海灣海洋環境保護等，始終沒有形成有效機制，在跨區域協調層面上難以解決。而天津也在集中精力發展濱海新區，難以顧及與河北沿海地區的協調，在北京被人口、霧霾、資源愈發緊張困擾的情況下，以“國家之名”的雄安應運而生。

疏解、拯救與“最高使命”

嚴鵬程就雄安新區建設還表示，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探索新區投融資體制改革，建立長期穩定的資金投入機制，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新區建設。同時，在專項規劃實施、重大項目布局和資金安排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將對新區相關交通、生態、水利、能源、公共服務等重大項目給予支持。

雄安新區最突出的特點便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時拯救河北。

“要徹底解決首都的大城市病，不是靠一個雄安來解決的，環首都區域的城鎮的發展也需要。目前雄安定位為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而不適合集中承載的功能，還需要去其他地方進行消解。首都一些現有的可以調整到新區的會調整到新區，不過量不會很大。最重要的是新增部分，一些要在首都設置的業務，有需要在北京的業務，會被放到雄安新區。”吳唯佳表示。

數據表明，北京已經進入了後工業時代。《報告》指出，北京服務員占GDP的比重突破了75%，北京制造業從業人員呈現負增長的趨勢，而生產性服務業增長迅速，其中金融業16.88%，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15.89%，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15.44%，租賃和商務服務業12.57%，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11.3%，是增長最快的五個行業部門，其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這三個典型的高等級服務業從業人員達到了162萬人，遠超過制造業從業人員，這表明北京已經進入了後工業經濟發展時代，高級服務業和自主創新角色進一步強化。

“要吸引新增的部分，還要看雄安的布局如何設計，還需要做很多創新性研究，從人才、制度、機構建設方面，新區如何能夠擺脫這個區域固有的頑疾，如何能夠吸引創新人才，創建持續性社會示範效應，這是關鍵。“吳唯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通過中央來抓這件事情，但是如果搞了半天，新增部分被別人吸引走了，不是有了巢就有鳳凰飛來，還需要築一個好巢才行。雄安還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現在幾乎屬於一張白紙的雄安，區內基本沒有什麽大的工業基地，但是周邊的汙染卻存在，特別是白洋澱生態已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兩位老人駕船行駛在白洋澱上。攝影/章軻

吳唯佳認為，白洋澱地區生態環境治理是雄安新區面臨的巨大挑戰。白洋澱相當於京津冀區域的一個腎，是重要濕地和生態系統環節，我們也希望通過新城建設促進其生態環境改善。

京津冀缺水問題突出，環境容量有限，尤其受霧霾空氣質量影響，整體人口規模增長仍需有所控制，雄安新區人口規模也應適度、緩慢發展。但與此同時河北城鎮化率還不到50%，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雄安的使命之一，便是推動白洋澱水系汙染的治理，你不可能只保證區內環境很美，而白洋澱下遊的水系很差，這是對老百姓不公平的。白洋澱最好的水質目前也僅僅是V級水平。但是生態環境的治理需要很長時間，且在治理時不能同時再新增汙染。所以雄安新區不可能聚集勞動密集型產業，甚至資本密集型產業都無法承載。”吳唯佳表示。

此外，因為各種原因掉隊的河北省，產業能否成功轉型，雄安新區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河北省屬於資源型產業，主要是水泥、鋼鐵等礦產業，對城鎮人口拉動不強。新區的新型產業的興起，給河北工業一個轉型喘息機會，同時可以改變河北城鎮化率不高，大城市不多的現狀。”吳唯佳表示。

在大力推動產業升級、發展低碳經濟的背景下，京津冀盡管單位GDP能耗有所降低，能源利用有所提高，但與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相比，仍存在差距，尤其是河北省單位GDP能耗是長三角、珠三角的2倍，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是長三角、珠三角省份的3倍。

不止於疏解與拯救。縱觀中國大地，深圳、浦東和雄安由南至北坐落於中國重要的三大經濟帶，匯合千鈞之力，將推動中國實現全局均衡發展，改變經濟發展“南強北弱”的狀況。

“這是黨的十八大後中央抓的一個新區建設。雄安新區是黨中央批準的首都功能拓展區，同上海浦東、廣東深圳那樣具有全國意義，這個定位一定要把握好。”在2016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雄安新區做出了前瞻性定位。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21世紀看雄安”——這是時代的選擇，更是歷史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