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某企業承建東南亞某國政府工程，因該國發生軍事政變，新政府否決前任政府的一切項目，導致中國承建項目被暫停，前期支付的履約保函險被沒收。某集團承建非洲某國機場航站樓工程，該國政府因國內經濟秩序混亂，財政實力單薄，無力支付工程款而違約。對此，中國“走出去”企業應如何應對?
在中國海外投資活動中，工程承包建設一直占據重要地位。近幾年來，中國對外工程承包營業規模快速增長，基本穩居全球第一。但中國企業對外工程承包市場也面臨著千差萬別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和投資風險。
中債資信與社科院世經政所在4月10日發布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下稱《藍皮書》）中指出，在“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下，中國對外工程承包市場將迎來更加廣闊發展空間，然而在投資機遇不斷顯現的同時，中國企業和研究機構需要加強對東道國風險的研判。《藍皮書》還使用大量案例解釋了在政治與經濟風險、匯率波動風險、勞工和原材料成本風險、合同風險等方面中國對外工程承包所面臨的潛在沖擊。
工程承包的政治風險沖擊
2015年，中國對外工程承包業務完成營業額1540.7億美元，同比增長8.2%，新簽合同額2100.7億美元，同比增長9.5%，帶動設備材料出口161.3億美元。
在規模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對外工程承包企業的整體實力也得到大幅提升，業務範圍已從最初的土建施工拓展至工程總承包、項目融資、設計咨詢、運營維護管理等高附加值領域。
《藍皮書》指出，但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工程承包的過程中，許多工程承包項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國際援建，鮮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的政治或經濟風險的沖擊。
譬如，中國企業承建的項目主要涉及住房建設、水電、道路、機場、通訊等多個行業，這些項目投資規模較大，一般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又例如，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藍皮書》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工程承包項目從招投標、簽訂合同、施工、完工到後期維修，一般最少需要兩年，大型或特大型項目會持續到十年甚至幾十年。如此漫長的施工周期，甚至比一般性直接投資的經營性項目的生命周期還長，這必然會大幅提升工程項目運行過程中遭遇不可預見風險事件的概率。而在所有風險中，能夠對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造成直接財務損失的主要是匯率波動風險。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海外投資活動都會受到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但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海外工程承包項目受匯率波動的影響更大。
第一，工程承包項目的結匯自由度不靈活。工程承包項目的結款日期一般由合同事前約定，不能隨意調整。第二，工程承包項目需要更多國內的技術工人，采購也更加國際化，這些成本一般都用人民幣或美元支付，受匯率波動影響較大。如果在項目施工期間，遭遇人民幣升值或者美元貶值，就相對增加了承包商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支出。
勞工和原材料成本風險
《藍皮書》稱，勞工和原材料成本是決定海外工程項目成本的兩大主要因素，嚴控兩大成本也是中國企業低價中標策略的基礎優勢，但東道國相關領域的法律政策，可能會限制這種優勢的發揮，進而激發一定的風險。
其中，東道國勞工人數限制和許可證制度，增加了工程建設的障礙。許多國家對於工程承包項目中外籍勞工數量設定了嚴格的比例，或者不允許外籍普通勞工進入本國勞動力市場，只能引進一定數量東道國缺乏的技術工人。
但一般情況下，東道國的勞工素質、工作習慣和效率可能無法滿足中國承包商的工程管理要求，尤其是對於一些專業要求很高的工程，如果當地勞工無法勝任大部分工作，為保證工程的進度和質量，中國企業只能花錢買“進入指標”，由此造成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另外，一些國家的法律還針對外國勞務專門設定了“工作許可證”制度，即只有持有勞工部門簽發的“工作許可證”，並在工作許可證規定的單位工作才是合法的，否則勞工和雇主都將被罰款。
此外，東道國與原材料相關的法律規定可能會導致項目成本增加、影響工期。例如，東歐某國《公共采購法》禁止因原材料成本提高更改中標價格。國內某公司中標東歐某國告訴公路項目，中標時，受歐債危機影響，當地經濟不景氣，原材料價格較低，到了2011年，該國一些原材料價格和大型機械租賃費大幅上漲。中國公司曾要求對中標價格進行相應調整，但公路管理局依據《公共采購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拒絕調整。最後，中國企業只能無奈接受原材料成本上升造成的損失。
合同風險
《藍皮書》還提出，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
工程項目的合同風險是指由於合同條款制定的不完善以及合同執行不力等因素給工程施工帶來的風險。
工程承包合同內容較多，條款設計詳細，直接關系到業主和承包商之間利益的分配和承擔風險責任的劃分，如果合同條款制定不完善，合同中許多條款都是為業主服務的，將有利於承包商的條款刪除，而忽視了承包商的權利，或者借助熟悉東道國政治、經濟、自然條件等優勢，將業主可能承擔的風險全部轉嫁給承包商，這些合同缺陷肯定會使承包商處於不利地位。
另外，合同執行過程中，承包商將與業主、分包商、設計單位、監理公司、咨詢機構等各種主體開展交流與合作，而且這些主體可能還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如果承包商不能依據合同中約定的權利和責任處理好各種關系，就可能會遭受損失。例如，某企業承建歐洲某國高速公路項目，由於合同翻譯工作不到位，對合同中關鍵條款談判不重視，對合同審查不清，未能發現合同中許多關鍵條款缺失，導致後期施工過程中合同糾紛頻發。
未獲國際認可的中國標準帶來風險
《藍皮書》稱，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技術標準在國際工程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決定了工程材料的選購、施工方案的確定、驗收標準以及工程造價等。目前，中國企業采用的是國標(GB)或中國標準，其他國家除了自己國家的規範外，有的使用美標、英標、歐標、南非標準，甚至有的規定采用上述兩種以上的規範。
因此，在施工過程中要結合工程的要求和現場條件嚴格把握技術標準的適用性。另外，工程設備和材料標準往往與技術標準相配套，由於中國標準並未獲得廣泛的國際認可，中國物美價廉的設備和材料走向世界面臨一定的障礙。
實際上，我國大量的設備和材料已經能夠滿足美標和歐標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國際通行的認證證書。但是，正因為如此，大幅增加了中國工程承包企業的施工難度和成本。
例如，在中東某國輕軌項目中，業主請英國的設計單位按歐洲標準設計，因此訂購了大批歐洲的控制設備，其價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預算，導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引入中國標準，原材料和設備成本都會大幅下降，可以進一步提升盈利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