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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峰:如何找到一個好的CFO

http://www.chuangyejia.com/archives/25777.html

來源:創業家

文/周雪峰

縱使存在諸多弊端,也無妨中國IPO審核體制全球最嚴的地位。對於尋求登陸滬深兩市的企業,特別是諸多中小企業而言,上市不亞於鳳凰涅槃。

IPO自2009年重啟以來,發審委上會審核企業近1200家,被否企業200多家,其中因財務問題被否的佔5成以上。稱職的財務總監可以幫助企業解決財務問題,有效縮短IPO進程。不稱職的財務總監可能大大延緩IPO進程,甚至導致IPO功敗垂成。

某設備製造企業經營狀況良好、發展勢頭迅猛,屬於行業排頭兵。2007年聘請券商等中介機構籌備上市,目標是一至兩年完成掛牌。但直到2011年末才遞交申報材料,目前仍在排隊等候。最主要原因就是企業老闆原先極不重視財務工作,財務負責人屬於創業元老,深受老闆信任但無財務背景,主要職責是幫助老闆看錢袋子,財務核算一團糟。該負責人又固守以往的經驗與工作習慣,不學習新知識,不重視中介機構建議,不完整落實商定的財務整改事項。當老闆意識到財務負責人不勝任時,美好時光已悄悄溜走,而且投鼠忌器,不敢輕易撤換,只好當成菩薩供起來。

眾所周知,上市審核內容可以提煉成兩個要點:業績與規範。業績:過往業績是否真實,是否具備持續贏利能力;規範:申報期內是否規範運作,是否建立保障未來規範運作的機制。業績體現在財務數據,而規範運作很大一部分指企業是否建立與財務報告相關的內部控制。財務部分材料佔所有申報材料的比重往往超過60%。因此,財務事項是企業能否通過上市審核的關鍵所在。

動輒數載的上市過程中,萬般的痛苦、糾結和不解一直伴隨企業領導者。減輕痛苦、縮短過程的良方之一,就是為企業尋覓到稱職的財務總監。那麼IPO企業應該如何選擇財務總監呢?首先要搞清楚IPO階段財務總監主要的工作任務。

規範企業的財務運作往往是財務總監的首要任務。IPO企業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體,民營企業大多經歷一段野蠻成長階段。在這過程中,普遍存在不足額繳稅、內控不健全、會計核算不合規等問題。證監會偏偏特別關注IPO企業規範運作的情況。規範包含兩個命題:整改,規範過去的問題;立規,確保未來運作合規。

財務總監需要對不規範運作有清醒認識。某材料生產企業擬在下個月上報申報材料,保薦代表人發現該企業與關聯企業簽訂大額銷售合同並發生大額資金往來,但並無實際銷售業務。追問才知,這是為了配合關聯企業向銀行貸款簽訂的虛假合同,銀行根據合同放款給材料生產企業,該企業再將資金轉給關聯企業。此事由財務總監一手操辦,聲稱是銀行建議,不可能不規範呀,都是兄弟企業,幫個小忙有何不可。保薦代表人聽聞,差點暈厥當場。

財務總監面臨的主要困境有:觀念碰撞,如何引導企業高管,特別是實際控制人轉變舊有觀念,認識規範運作的重要性,克服原有的不良運作習慣;方案設計,如何設計最佳方案以降低規範帶來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等負面影響。

組織好財務核算。IPO企業財務數據需要接受嚴格審核、公眾圍觀。隨著招股說明書預披露時點的前移,企業財務信息會受到更多審視,監管機構、媒體、競爭對手都會用放大鏡去仔細審查。所以,財務數據不容有誤,財務數據之間、財務數據與非財務數據之間的勾稽關係需要符合邏輯。財務報告編制時限通常較短,這對IPO企業的財務核算基礎提出很高的質量要求。這應是財務總監始終關注的重點,也是體現其專業技能的所在。

自啟動上市至掛牌成功,少則一兩年,多則四五年,甚至更久。在這漫長過程中,財務人員可能是企業最辛苦的一群人,他們的工作能力及表現直接影響上市申報的質量與進度。財務總監不可能包打天下,必須知人任賢,組建能打硬仗的財務團隊,並保持財務團隊的相對穩定,以保證財務核算水準。

做好利潤規劃,關注財務風險。對於IPO企業,100萬的利潤變動可能意味著數千萬元募集資金的增減。財務總監應有預判,通過合規的安排,使企業利益最大化。財務風險方面,合理安排現金流量,特別關注募投項目新增的財務風險,有些募投項目耗資較大,申報前可能已經開始建設,此時應規劃好募投建設資金的備用來源,要設想上市不成或上市審核時間過長帶來的資金壓力,不要把所有希望寄託於上市成功,要給企業留有餘地。

IPO期間,財務總監還會承擔眾多協調與溝通工作。財務總監要耗費大量精力配合券商、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工作,組織財務人員和協調其他部門滿足中介機構對財務資料、信息的要求。同時,評估中介機構建議的適當性。中介機構熟諳資本市場遊戲規則,企業需要尊重其專業建議,但並不代表全盤採納。中介機構人員水平存在高低、也有自身利益訴求,可能導致其提出的建議出現偏差,不符合企業最大利益,甚至嚴重影響IPO進程。此外,企業需要取得政府部門配合與支持,也會受到監管機構、媒體、社會公眾的質詢。財務總監有時候需要出面答疑解惑,更可能上會直面發審委的聆訊。

要完成上述工作任務,一位上佳的財務總監人選應該具備以下的基本能力及性格特質。

懂專業—具備足夠的財務背景和專業經驗,有過相對系統財務知識的學習,同時有較長時間(至少5年)的工作歷練。

善溝通—能夠與企業內部、外部相關人士有效交流,將財務專業知識和信息清楚明白和通俗易懂地表達出來。

會學習—不固守舊有經驗,善於適應變化的環境。財稅法規更新比較頻繁,而上市所適用的財稅法規一定是最新的,比如股權激勵、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等。有一家由事業單位改制的IPO企業,財務負責人20世紀80年代大學畢業後一直在該企業工作,工作思路、專業經驗停留在事業單位時期。但他覺得自己財務工作快30年,「門兒清」,而且事業單位悠閒日子過慣了,沉浸在觥籌交錯的應酬中,根本沒有學習意識,他就不適合擔任IPO企業的財務總監。

肯變通—不固執,靈活、合理運用知識和規則達到目標。部分會計師事務所出身的人員過於強調規則,不肯妥協,缺乏變通的能力與經驗。

能落實—執行力強,親力親為,可以領導下屬高效高質地完成工作任務。中小企業的財務總監不能自視為「中央領導」,只提原則、要求,只動口不動手是萬萬不行的。

身體好—加班加點是IPO企業的常事,沒有健康的體魄會誤事害己。

企業可從三個方面去尋找財務總監。首選方案是內部挖潛,在企業現有財務管理人員中選擇。好處是:相互熟悉,節省磨合週期;現有人員通常對待遇不會有過高期望,不破壞企業已有薪酬體系;忠誠度相對較高,穩定性好。當企業內部有可能人選,選擇標準可適當降低。此外,可從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中選擇。中介機構人員熟悉資本市場遊戲規則,通常具備相當的專業技能,足夠應付上市要求,如果有IPO項目經驗是理想人選。不過企業實務經驗可能相對缺乏,需要一段時間磨合。還可從其他企業招聘,特別是具備成功上市經驗的財務負責人,但此類人員要價一般很高。

IPO企業對候選人需要進行背景調查,特別要關注候選者過往經歷是否會對IPO產生負面影響,比如任職經歷是否出過問題,是否有刑事案底,在證監會等監管機構是否有不良記錄等。

總之,IPO企業要在明確主要需求、確定標準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企業各方面特點,尤其是業務特點和企業管理層風格,審慎選擇適合自身要求的財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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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不必著急讓農民退出宅基地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1848.html

當前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進城。

與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城市化略有差異的是,中國城市化中,農民進城往往不是全家進城,而是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而年齡較大的中老年人留村務農,因此,雖然中國有一個快速的城市化,農村用於農民建房的宅基地卻沒有減少,甚至據說還有所增加。同時,中國進城農民一旦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他們還可能返回農村,因此,很少有農民家庭因為進城了,而將自己農村的住房賣掉或直接將宅基地複墾種糧食。僅有少數通過考大學等方式進城工作、已在城市體面安居者不再保留農村的住房,徹底離開村莊。

農民退出宅基地的三種方法

當前農村宅基地制度中,最為人詬病的是,大量農村人口進城了,農村建設用地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農民進城,城市就要擴張,就要占用農地,這樣一來,城市建設要占地,農村占用建設用地也沒有減少,就導致耕地數量快速下降,糧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地未能集約節約利用。也因此,在農民進城的農村空心化的背景下,如何讓農民退出宅基地,就成為一個舉國關註的焦點話題,農民退出宅基地也因此成為當前全國正在進行的農村重點改革試點之一。這項試點同時在全國15個地區展開,三年後將進行試點評估,向全國推開。

當前全國農村退出農民宅基地的辦法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貨幣騰退,即農民每退出一畝宅基地,即支付農民一定貨幣補償。這樣的貨幣補償有高有低,上海市農民退出宅基地的貨幣補償可達一畝上百萬元,重慶的“地票”每畝15萬元,湖北沙洋縣一畝2.58萬元;

第二種是“農民上樓”,即拆掉農民舊房子,將農民集中遷居到由地方政府新建的樓房中,成都市按每畝30萬元來補償“農民上樓”,農民拆掉舊房子可以住上條件較好的新房子,所以滿意度較高。而有些地方用較少的財政資金來補償“農民上樓”,農民就不願“上樓”;

第三種是權利置換,即將農民住房拆掉,置換相同面積的城市商品房,比如江蘇常州的海虞鎮、上海嘉定的外岡鎮,都是通過權利置換來讓農民拆房子複墾宅基地。相對農房,商品房可以入市,具有極高的價值,這種權利置換,農民最為歡迎。

顯然,無論哪種讓農民退出宅基地的辦法,都需要有大量的政府財政補償。需要宅基地和農房來使用的農戶,當然是要求有政府財政補償的,不然他們就無處可住,就會損失利益。已經進城不再需要農村宅基地和住房的農戶則正好借此機會向政府要求補償。

地方政府為何要讓農民退出宅基地

現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為什麽願意花錢拆農民房子讓農民退出宅基地?農民退出宅基地,將宅基地複墾為耕地,耕地種糧的收益是很低的,地方政府為何會花如此巨大的財政代價來造收益低的耕地?其中原因是依據國土部制定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地方政府將農民宅基地複墾為耕地,減少了農村建設用地,就可以獲得相應數量的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在當前保護土地國策下,國家一般采取相對偏緊的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供給,從而造成地方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相對稀缺。

註意,地方政府拆農民房子並不是為了增加耕地,而是為了獲取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從理論上講,當前中國正處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都需要建設用地,地方既然有需要,國家就應當滿足地方的需要。如果中央出於控制地方發展沖動,調節經濟發展速度,乃至布局區域發展重點的考慮,而對全國不同地區新增城市建設用地進行控制,中央就不應通過鼓勵地方政府花巨大財力去拆農民房子以獲得新增城市建設用地。

因此,地方政府花費巨大財力去拆農民房子以騰出農民宅基地的理由應該是——當前中國耕地極度稀缺,必須通過將農民宅基地複墾種糧食,才能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而這顯然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實際。

實際上,農民宅基地一般都是選擇灌溉不便的坡地旱地來建房,重慶這樣的山區更是利用山坡來建房,這樣的宅基地即使複墾也很難有效耕種。而因為宅基地上有農民正在使用的住房,拆農民房子再複墾宅基地為耕地必然成本極高,以至於長三角地區普遍達到了複墾宅基地為耕地的成本超過百萬元/畝。而相對來說,全國仍有規模巨大的未開發地、荒地、低丘坡地,只需用很低成本就可以開發為耕地。中國更有大量低產田,如果進行開發,低投入即獲得高產量。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現在耕地不足,糧食安全存在問題,完全可以通過開發荒地或改造低產田來增加糧食產量,而不必去拆農民房子。荒唐的是,目前全國各地政府不去做那些低成本、少矛盾的開發荒地或改造低產田的事情,卻熱衷於做那些成本極高、矛盾極大的拆農民房子來複墾宅基地種地的事情。

實際上,當前中國耕地數量還很龐大,且耕地生產糧食的能力相當強。在當前全國耕地普遍出現季節性拋荒、極大降低了複種指數的情況下,中國仍然保持了糧食的“十三連增”,全國糧庫都裝滿了糧食。

從長遠來講,中國必須保護耕地,必須保證糧食生產。但從目前來講,中國的糧食安全主要不是將所有可能生產糧食的土地包括複墾農民宅基地來種糧,而是要保證生產糧食的能力,是藏糧於地及藏糧於技。如果將來農民真正全家進城了,他們自然不再需要農村的宅基地,農村的宅基地也就會自然而然用於種莊稼或者種樹。現在拆農民房子來複墾農民宅基地,立即就要做,地方政府花費巨額財力來做,就是從耕地保護上看,也完全沒有這麽急,完全可以放一放,等一等。保護耕地是長期的事情。

現在農村中出現了空心村,有農民的宅基地空在那里了,怎麽辦?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似乎對此事都很著急。筆者以為,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宅基地空在那里,正如全國一直有大量荒地仍未開發、大量低產田仍未改造一樣,空在那里幾年、十幾年,讓子彈飛一會兒,留一點資源冗余量,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太著急,非得在農民仍然未能完全離開農村的情況下去折騰農民的房子和宅基地,花巨額財政資金去複墾農民宅基地,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是完全錯誤的事情。

當前中國還遠未到非得複墾農民宅基地種糧以養活中國人的地步,我們就留點土地的潛力與余地在那里吧。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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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種田大戶劉玉友樣本

劉玉友是武漢黃陂劉橋村有名的種田大戶,也是有名的“狠人”。

黃陂區是武漢市的郊區,農業占有很大比重,承包土地的農民占全區人口的絕大多數。但因為是武漢市郊,進城務工機會很多,黃陂的農民大多就近進城務工,農業收入在農民家庭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已不再種田,黃陂區因此在多年前就已出現了土地拋荒。

自2009年開始,劉玉友回到村里種田,成了遠近聞名的種田大戶。現在劉玉友種了200畝田,每年從土地上所獲收入超過20萬元。這個收入在當地算是相當高了。劉玉友正計劃進一步擴大種植規模,好好種田,多多賺錢。

勤勞致富的劉玉友

劉玉友一家四口,夫妻之外還有兩個兒子,老大在武漢打工,電焊工,每月收入5000元,正籌劃結婚,小兒子則是義務兵。夫妻倆今年都是45歲,年富力強。劉玉友的父母經濟條件一般,去世很早,劉因此小學沒有讀完就外出打工,據他自己講,12歲就棄學開始掙錢了,跑過很多地方。

劉玉友沒有兄弟,有一個姐姐嫁到了鄰村,姐夫是農民,從“撿田種”到成為種糧大戶,發現種田其實也有機會。劉玉友因此在2009年回到了村里種田。劉玉友自家承包土地只有3畝,不過村里有很多拋荒田,他一家一家做工作,將這些沒人種的土地流轉過來耕種,到了2015年,他已成為了當地有名的種田大戶。

2009年前,劉玉友沒有種過田,只是聽到姐夫說種田可以賺錢,而村里到處都是拋荒田,就回來試一試。第一年他流轉了100畝田種湘蓮,虧了幾萬元;第二年開始種水稻,略有賺,之後逐年擴大種植規模,逐年積累種植經驗、改善種植條件,直到現在種植規模達到了200畝。按劉玉友的說法,“一年好學種田佬,十年難學生意人”,只要用心,田還是不難種的,一年就可以學會。

2009年正是當地拋荒最多的時期,土地無人種,所以租金也不高。劉玉友以每畝200元租金與村民簽了五年期的土地流轉協議。本來想時間簽得更長一點,村民不願意,因為畢竟在城市的務工並不穩定,隨時可能回來種田。劉橋村人多地少,人均只有0.7畝地,戶均也就在3畝左右,不過,土地對村民心理上的安全感卻很重要。據劉玉友說,與他關系較近的有著密切生產協作的附近九個種田大戶,土地流轉協議一般都是簽三年,租金也低,只有100~200元每畝。若是農戶之間不簽協議“撿田種”,則一般不付租金。

劉玉友既然想通過種田賺錢,他就要擴大種植規模,提高種植技術,降低種田成本。從種植規模上,他不僅將本組最好的一片沖田都流轉過來了,而且通過各種關系將相鄰兩個村民組的兩塊沖田(易遭水患的田地)流轉了過來。最重要的是,這些流轉過來的土地都已連片,這樣就便於農業生產和田間管理。

劉玉友與鄰近村莊的另外九個種田大戶形成了一個“十戶聯合”,其中包括劉玉友的姐夫。這個“十戶聯合”種植規模最少的100畝,最多的有300多畝,都是自發與農戶簽約流轉來的土地,租期都不長。劉玉友的最長,為五年,其他的一般是三年。據劉玉友講,這10戶中,除他姐夫以外,其他8戶都與他一樣,是“狠人”,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將流入土地變得適宜耕種,尤其是無法解決插花田,機耕、灌溉中搭便車的問題。“不狠的人是沒有辦法這樣種田的”。狠並不是要掠奪侵犯別人,而是要保護自己。不然,你的機械停在那里,一晚上就會被破壞。劉玉友說,“我的機械停在路邊一個月也沒有人敢動”。

劉玉友所在的這個“十戶聯盟”一起購買農藥,共同維護權益,協調使用農機,進行資金互助,技術共享。有一次買到了假種子,十戶聯合起來維權,很快就獲得了賠償。大型農機上更是協調使用,以提高農機使用效率。更有趣的是,這個“十戶聯盟”還協調進行農業技術的改進,包括良種試驗、種植模式試驗。十戶之間不是競爭性的關系,所以他們可以共享農業技術,而任何一項農業技術的改進都會讓十戶種糧大戶直接增加收入。

劉玉友所在“十戶聯盟”都是靠夫妻勞動,雇工極少,可以說是典型的家庭農場。僅僅在最農忙的時候雇工。十戶都是能吃苦、精心種田的農戶,也都是50歲上下最年富力強的年齡。劉玉友夫妻種200畝土地,現在只種一季晚稻,曾經嘗試種兩季,冬季種油菜,被證明不成功,因為油菜所用人工太多,必須雇工,就不劃算;他也曾種早稻,早晚兩季稻作,但武漢早稻收割正值梅雨季節,種植面積大,晾曬是很大的問題,早稻收割稍晚就會發芽,就不再賣得出去,因此不適合種。冬季種小麥也試過,畝產最高可以達到800、900斤,還不錯。目前劉玉友他們正在試驗冬種小麥夏種晚稻的種植模式。不過到目前為止,十戶的主要種植模式還是一年種一季晚稻。

劉玉友的煩惱

當然,劉玉友種田也有煩惱。

劉玉友流轉過來的200畝土地之前並非全是拋荒田,其中至少有60多畝正被村民耕種,其中有一戶通過撿田種了20多畝,算是一個“中農”戶,另外還有10多戶年齡較大的老年人種自家承包地,一戶二、三畝,共有40多畝。這60多畝田插花在劉玉友流入土地中間,使劉玉友的生產和管理都不方便,他通過軟硬兼施的各種手段趕走了撿田種的中農,將仍然種地村民的土地也流轉了過來。軟硬兼施的“軟”就是說好話,包括通過各種關系去說好話,軟硬兼施的“硬”則是通過斷水斷路讓插花在他流轉耕地中間的田沒法種,也就只能流轉給他。

流入土地後,劉玉友希望在土地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修機耕道、灌溉渠和排水溝,但流出土地的農戶反對,不同意他改變“田間地貌”。一是擔心修基礎設施會將田“改小了”,二是擔心今後引起權屬糾紛。一句話,村民將土地流轉給劉玉友種,租金很低,租期很短,劉玉友就不能動這些流入的土地。

好在劉玉友流入的大都是公路邊上的土地,且是沖田,上級還建有相對完善的抽水泵站和灌溉渠,只是上級所建抽水泵站和灌溉渠一般農戶使用不了,因為小農戶分散的小塊土地根本無法與大型水利設施對接。劉玉友流轉了成片的土地,正好有能力對接大型水利設施。上級建抽水泵站很多年了,可灌溉面積數千畝,這麽多年也就劉玉友在用並且用得了,其他農戶都沒法用。

在流入農戶的土地上不能進行諸如機耕道、灌溉渠和排水溝的建設,更不可能打破田梗。為便於機耕和管理,劉玉友在連接公路與農田的部分做了少量投入,五年下來累計投入大約一萬元,建設連接上級修建灌溉渠與農田之間的設施如水閘,修填機耕路橋,都是極小的投入,也只可能是極小的投入,甚至只是用工鏟平道路。

但這些投入都被劉玉友記錄下來,一旦有人要種這些他正在種的田,他就可以要求補償。因為他希望繼續耕種這些土地,希望村民續約,他就借口這些設施投入而漫天要價。這在劉橋村並非沒有先例。劉橋村二組一個大戶流轉土地並進行建設後,其他人來接轉土地就必須補償基礎設施建設費,而沒有接轉土地者願意出這樣一筆冤枉錢,這導致劉橋村二組200畝耕地至今拋荒。

劉玉友現在與村民關系有點緊張,他希望繼續種這些田,村民卻不想續約。他放出風聲,若有人要來接包這些土地,就必須補償他的前期基礎設施投入。劉玉友說,要麽這200畝地仍然由他來種,要麽拋荒。

劉玉友要想種田賺錢,就必須與村民續約,現在五年合同已經到期,劉玉友與流入土地村民的關系明顯變得緊張起來。他必須說服村民繼續將土地流轉給他種。200畝土地涉及大約100戶,其中本組40戶,相鄰兩組60戶,這些戶中,有相當部分與他關系已很緊張。劉玉友的決心很大,他說能和平續約最好,不能和平續約就“武來”。

他還希望繼續擴大種植規模,他說只要土地是連片的,有基礎設施,他們夫妻種500畝是沒有問題的。他現在看中的另外一個村民組的120畝土地,正在談流轉。因為單家獨戶農戶無法使用抽水泵站,農戶種自家承包地一般都是靠堰塘灌溉,而這些堰塘都已被村里的村民承包養魚,農民種田用水就得看承包堰塘村民的臉色。劉玉友與這些承包堰塘的人關系很好,因此他想承包這120畝耕地的辦法很簡單,就是讓這些堰塘承包人不給種田村民用水。

總的說來,劉玉友現在是靠自己的勤勞與智慧在種田賺錢,村里相當多的土地是被拋荒的,劉玉友利用自己的手段,克服了當前農村土地產權極為分散細碎的困難,將這些分散細碎的土地整合成了適宜耕種的土地。這與他是個“狠人”有關,而不可能僅僅靠市場中的自由交易。現在有人以為僅僅通過土地確權,再加上市場化的土地產權交易,就可以形成良好的農業秩序,這個想法也許太過簡單了。武漢市成立了農村產權交易所,試圖通過產權交易來形成土地的有效耕種,結果卻是到處拋荒。劉玉友們則有效地耕種起來了,並且賺到了錢。

但這樣的種田大戶樣本是不是我們想要的狀態呢?

(作者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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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村莊熟人社會中的養老模式值得鼓勵

到武漢郊區新洲區H鎮調研,很多人不約而同講到H村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H村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是2012年通過以獎代補資金建設的,投資46萬元,其中區財政獎補23萬元。養老中心建築面積有300平方米,可以同時為22個老年人提供常住養老。

村互助照料中心讓老人常住

本來,區財政獎補建立的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只是日間照料,主要是通過為村莊老年人提供娛樂等活動場所,吸引村莊老年人白天來照料中心活動,同時為生活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低價午餐等生活服務,鼓勵村莊中身體好的低齡老年人為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齡老年人服務,互助照料。實際上,絕大多數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都缺少照料的內容,而變成了村莊老年人娛樂聊天的場所。這樣的娛樂聊天場所,為老年人提供了交往空間,老年人之間的互動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質量,讓他們不再孤單,精神狀況大為改善。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變成老年人活動中心,也是十足的好事。

H村村支書則希望在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的基礎上延伸一下。他說,當前農村中青年勞動力都外出務工經商了,農村留守老人普遍比較孤單,尤其是一些高齡失能老人單獨留守在家,生活不能自理,狀況就十分不好。子女外出務工也不安心。村支書因此嘗試在白天老年人互助照料的基礎上,讓農村留守高齡失能老人來常住。幾年下來,常住照料中心的留守老人最多時有19人,最少時也有9人。讓留守老人常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極大改善了留守失能老人的生活質量,也為他們進城子女安心務工創造了條件,因此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評。

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聘請了兩名工作人員,都是本村婦女,一個40多歲的婦女負責日常管理,一個60多歲的婦女負責做飯。兩人月工資均為2600元。此外,照料中心每年還需要支出水電費1.6萬元(包括冬天烤火、夏天降溫),支出生活費四五萬元,日常用品如餐具等1萬元,活動經費若幹。加起來,一年支出在15萬元左右。區財政每年補貼6萬元。來照料中心常住的老人要按每月800~1200元繳納養老費,10個老年人大約繳納10萬元。因此,算上財政補貼,H村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基本上可以做到自負盈虧。

這樣來看,H村將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由白天的互助照料變為常住,是十分成功的,是農村家庭養老的一個重要補充。

不過,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也存在隱憂,最主要的是如何防範風險。來照料中心常住的一般都是高齡失能老人,這些人生活自理能力差,行動不便,容易出事故。照料中心一個老人在夜間起來摔倒受傷,雖然沒造成大事故,子女也沒有來無理取鬧,但問題是萬一有子女來鬧,就不好辦了。還有一次,一個老人半夜抽煙,燒著了被子,幸虧工作人員起來方便時聞到糊味,及時發現,才沒有釀成大事故。

萬一出了安全事故誰來承擔責任?照料中心讓老年人常住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方便村民和老人,一旦出事就會不可收拾。H村村支書說,實際上,高齡老人在家單獨住,出事故的可能性更大,也正因此,他才想到要讓老人到照料中心常住。但老人在家出事,責任都在農戶家庭的,而在照料中心出事,村級組織就脫不了幹系。因此,H村村支書十分猶豫還要不要將老人常住堅持下去。

老人在熟人社會中養老的意義

中國農村過去實行“五保”制度,現在改為特困救助制度,即凡是沒有子女的孤寡老年人,國家都給予生活困難補貼,H鎮老年人的特困補助由過去每月500元增加到了現在的985元。為了解決孤寡老年人的照料問題,全國鄉鎮一級都建有福利院,孤寡老人可以入住。H鎮是由兩個鄉鎮合並而來的,現在就有兩個老年人福利院。不過,現在住在福利院的老人只有60人,最高時有240人,而全鎮有孤寡老人365人。

老年人不願住福利院有三個原因,一是覺得脫離了過去的村莊熟人社會、到福利院生活,沒有意思;二是福利院工作人員的工作狀態問題;三是為了防範出現事故,福利院制定了比較嚴厲的管理制度,比如不允許老年人隨便外出,因此老年人說到了福利院、感覺像坐牢。

老年人外出時出事故,福利院是要承擔責任的。有一位老人外出溺水死亡,其親友到福利院大鬧追責,讓福利院賠償幾十萬元,就教育了福利院通過限制老年人外出來防止出事故。

國家給孤寡老人的特困救助由500元到985元,老年人經濟能力增強了,他們就願意投親靠友,或仍然在村莊居住,不到萬不得已不願住到福利院。

H村老年人常住的互助照料中心,一方面設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工作人員對入住老年人比較有人情味(這個很重要);同時,住在村莊中,每天都能見到熟人,生活質量就比較高。從這個意義上說,H村的村莊內養老是一項創新,是介於家庭養老與鄉鎮福利院養老之間的一個中間層次。這個層次的最大好處是讓老年人仍然生活在他們一直生活的熟悉的村莊熟人社會中,生存在一直延續的生活意義之網中,延續著他們的體面和尊嚴。

是家庭養老的重要補充

高齡失能老人在村莊熟人社會中養老很重要,低齡老年人就更不願意脫離村莊熟人社會了。

在H鎮調研時,一個在城市為子女帶了幾年孫子的老年人回到村里,幸福得不得了,說終於解放了、自由了。他們並不喜歡在城市和子女一起生活,因為處處受到限制。自己沒有收入,又要消費,難免要看子女臉色。他們說短期內與子女一起生活,很親熱親密,時間長了,習慣不一樣,則十分受拘束,哪有在農村來得自由舒服。老人總結說,與子女距離遠一點是親人,天天在一起就成仇人了。住在鄉下,自己種田、種菜、餵豬養雞、撈魚摸蝦,不僅可以獲得收入,而且勞動具有意義。有了自己生產的農產品,每月到城里子女家住幾天,就可以保持老年人的獨立、自由、體面和尊嚴。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村莊對農民很重要,年輕時進城,年齡大了,在城市缺少就業機會時,回農村就顯得很重要,土地就很重要,農村的宅基地與住房就很重要。

身體健康生活能自理的低齡老年人,在村莊有房有地,季節性地開展勞作,大量閑暇時間可以有各種文化娛樂生活。低齡老年人還可以照料高齡老年人,從而積累道德券,在自己高齡時換取其他低齡老年人的照料。這樣,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可以有真正的老年人的互助照料,可以作為家庭養老的重要補充。

筆者認為,村莊熟人社會互助照料基礎上的養老模式值得嘗試,值得重視。

(作者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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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如何有效整治村莊環境

2015年武漢市提出“城管革命進農村”,開始推動農村環境整治工作。

應當說,當前中國農村中的臟亂差是比較嚴重且普遍的,垃圾亂扔,汙水橫流,戶外村內的公共環境不僅有礙觀瞻,而且極不衛生,容易引發疾病。武漢市開展村莊環境整治正當其時。

從我們在武漢郊區汪集鎮的調查來看,村莊環境整治大致包括三個方面:掃幹凈,碼整齊,路暢通。2017年又開始推動廁所革命,改旱廁為沖水廁所。

我們以汪集鎮歐咀村為例介紹“掃幹凈”。

歐咀村共有2400人,13個自然村,2075畝耕地。過去村莊垃圾基本上是農戶隨便丟棄,或在自然村邊上挖土坑掩埋。

歐咀村用三年時間比較好地做到了“掃幹凈”。具體來說,歐咀村在每一個自然村設了一到兩個垃圾桶(全村共20個垃圾桶),由村民將戶內產生的垃圾收集起來倒入垃圾桶。同時為每個自然村設一個保潔員,保潔員為本自然村60歲左右人員競爭上崗,每月300元工資,主要工作是將本自然村戶外產生的垃圾清掃倒入垃圾桶,每天工作時間約一個小時。有很多老年人願當保潔員,競爭上崗使得保潔員具有較高的責任心。

歐咀村與鄰近三個村共同聘用了一個專門清運垃圾的司機,按村莊垃圾桶數量收費,每個垃圾桶每月收120元,歐咀村20個垃圾桶,每年清運垃圾的費用就是:120×20×12=2.88萬元。清運垃圾的司機保證垃圾桶的垃圾裝滿即運走,一般每周要清運兩次。

對村莊環境中的一些衛生死角,村集體會組織雜工或請挖掘機來進行專項整治,2017年歐咀村花費1.8萬元進行了環境專項治理。

2015年村莊開始整治環境,市、區、街道均十分重視,常抓不懈,經常到村里檢查,總支更是經常組織本片各村交互檢查。此外,市區還安排第三方暗訪督查。有一個時期,村幹部全部動員起來,對村莊環境整治工作建立了長效機制,逐步扭轉了村民的習慣。

作為自上而下的中心工作,村莊環境整治也得到了上級撥款。2017年歐咀村獲得8.3萬元專項撥款,支出費用則為0.36×13+2.88+1.8=9.36萬元。也就是說,村集體另外貼進去約1萬元,就可以保持村莊環境整治中“掃幹凈”的目標。

三年下來,歐咀村的環境衛生面貌發生了極大變化。僅僅花費不到10萬元,就讓一個有2400人的村莊可以保持幹凈衛生,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中武漢市自上而下的督辦、總支和村幹部的努力,以及“戶分類、組保潔、村收集、街轉運、市及區處理”的垃圾收運處理體系的有效運轉,有效改變了村莊的環境衛生條件。

歐咀村村莊環境整治只是武漢市郊區的一個普通案例。從歐咀村的情況來看,三年村莊環境整治取得這樣的成果得益於六方面的作為:第一,地方政府發起村莊環境整治的“運動”;第二,地方政府為村莊提供專項經費支持;第三,一套健全的垃圾清掃轉運體系;第四,村幹部有所作為;第五,上級有力的督辦檢查;第六,第三方評估。

三年下來,村民養成了不亂扔垃圾的習慣,村莊垃圾都進行了無害化處理,村莊環境變得更加宜居。一直為外界詬病且確實嚴重影響農村衛生條件和農民身體健康的村莊環境整治,很輕松地就完成了。

村莊環境整治或武漢市所講的“城管革命進農村”,是一項自上而下發起的治理。這樣發起的治理當然並不是每次都能取得好成效,不過,新中國成立以來,自上而下發起了一輪又一輪治理,也一次又一次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從而將中國傳統農村從文化上、思想道德上、組織上、物質條件上、社會制度上以及生活習慣上帶入到了現代化社會中。

而正是這些現代社會下的村莊中的農民,可以順利融入到中國社會,現在又快速進城,越來越多地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員。中國是世界上為數極為有限的有能力自上而下推進對農村社會有效治理的發展中國家,這是中國崛起的基本條件。

(作者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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