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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運動CEO”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807

“脫歐運動CEO”馬修·艾略特。(嘉月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30日《南方周末》)

馬修·艾略特曾任英國“為脫歐投票”組織的首席執行官,被一些媒體稱為“脫歐運動CEO”、“威斯敏斯特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但在選擇“留歐”的倫敦人看來,他是個“十足的騙子”。

他是個優秀的說服者,曾成功勸說英國多數選民做出“脫歐”的歷史性選擇,但他卻否認自己是個“遊說者”。他被媒體稱為“威斯敏斯特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但在選擇“留歐”的倫敦人看來,他是個“十足的騙子”,他發出的幾乎每條推特下都有人留言批評。

馬修·艾略特曾任英國“為脫歐投票(Vote Leave)”組織(英國選舉委員會認定其為“脫歐陣營”的官方拉票組織)的首席執行官,被一些媒體稱為“脫歐運動CEO”。

筆者努力將眼前說話文質彬彬、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的英國人與歷史上那些說客的形象對應起來:蘇秦、張儀、孔子、燭之武。

艾略特是哪種?

筆者問他,他笑了,很快糾正說:“我更願被稱為‘政治活動家(Campaigner)’而非‘遊說者(Lobbyist)’。”

英美傳統上,“遊說者”是立法者與利益集團之間的橋梁,職業“遊說者”與利益集團合作,以保證國家政策制定符合集團的利益。

在美國,華盛頓的“K街”也因聚集了眾多遊說組織、智庫、公關公司、民間社團等成為知名的“說客街”。在英國,有人測算,遊說者們與每個下院議員接觸的次數,平均每周超過100次。丘吉爾就曾在年輕時為一家大石油公司遊說。

遊說者群體能量之大,以至於他們被稱為英美議會兩院之外的“立法第三院”。歷史上,遊說行為與金錢、醜聞始終相伴,法律也一直在查漏補缺,不斷對遊說行為進行規範。

艾略特說,雖然英國媒體稱他為英國“最高效的遊說者之一”,但他不願被人這麽稱呼,因為他參加的所有遊說都基於民意。

“我代表納稅人,對政府在某項公共政策上的浪費進行批評,並將這一信息傳播給更多的人。”他說,“我並不直接和政客合作,我只是通過開展各種活動以代表公眾的情緒和意見,並借助媒體將之進行傳播,並影響更多的人,最終影響到政策制定。”

不過艾略特想了想,又說,如果非要說他是遊說者的話,那麽他也是對自己真心相信的理念進行遊說,而非為了錢而遊說。

艾略特所在的“為脫歐投票”組織主要經費來自各界捐贈。比起英國政府支持的“留歐陣營”,“為脫歐投票”所獲得的資金少得多。在成功帶領“脫歐陣營”取勝後,艾略特有不少機會成為一些大企業的說客,但他還是選擇去了收入更少的研究所做研究員,因為那是他喜歡的工作。

在“脫歐運動”中,艾略特代表的是那些想改變與歐盟相處方式的民眾,幫助將他們的聲音放大。英國公決“脫歐”後,艾略特曾發推特:“英國人民選擇‘脫歐’,選擇離開那種腐爛的政治體系,那種讓普通人無法擁有權力的體系。”

從籌集資金、到招聘文案寫手、再到和各界人士交談,艾略特曾經什麽都做。他每天早上7點到辦公室,開會、打電話籌款、和捐款人約時間面談、和同事們茶敘、接受媒體采訪,晚上在不同場合演講、爭取商業界人士的支持,常常在半夜11點才到家。

艾略特承認:“做個政治活動家是件很痛苦的事。”但他也享受勝利帶來的快樂。“脫歐”公投9個月後,艾略特的推特賬號的背景圖片,還是他在得知“脫歐派”獲勝後的那個喜悅時刻。原本領先的留歐陣營最終失敗,在他看來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問題。

在為“脫歐”拉票的活動中,“為脫歐投票”十分註重科技手段和新媒體的使用,這被認為是當今說客新的“三寸不爛之舌”。

“我們成功之處在於,我們更精確、更高效地在臉譜網站上對目標人群進行鎖定,發現那些潛在的‘脫歐’支持者,並將我們的信息傳送給他們。”艾略特說,“新媒體時代,一個成功的政治運動領導人一定能在最好的數據專家的幫助下,發現正確的目標人群、發送正確的信息。”

“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不知道這是不是每個職業說客都擁有的理想。當筆者告訴艾略特中國歷史上那些“忠君重義”的說客時,他很興奮,讓筆者一定將他們的名字寫下來,他要去查查他們的故事。

(資料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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