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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人"已死，保護主義當立?

第47屆冬季達沃斯於20日落下帷幕，但 “達沃斯人是否已死，保護主義是否當立”的爭論卻剛剛開始。

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腳下的這個小鎮，因每年一次的世界經濟論壇而聞名於世。出席於這里的全球3000多政界、商界和學界精英，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達沃斯人。

這個名稱來源於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十幾年前，他創造“達沃斯人”這個名詞，來指代那些主張全球化、信奉“跨國主義”的世界主義精英們，但當時帶有很大的嘲諷意味。

“達沃斯人”的核心信念是全球合作與經濟全球化，但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這一信念在很多人心目中發生了動搖。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出現，貿易保護不僅提上臺面，還被一些人信奉為拯救國家經濟的一種主義。

這一次，達沃斯人不僅要為世界經濟問題把脈，還要為全球化而辯護。

“作為一國領袖，正確的做法是告訴大家——別擔心，生活的確不容易，但我會做一切來為你們創造機會，加大教育投入，但你們自身也需要努力;不幸的是，當下全球民粹主義擡頭，政府更容易說的是——我會逆轉全球貿易、向富人征稅、幫助窮人，然而到頭來無所作為。”瑞銀投行部總裁奧賽爾在達沃斯期間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

大多數人的共識是，逆全球化、發動貿易戰、對其他國家征收報複性關稅，解決不了部分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加大教育培訓，應對新技術革命浪潮的到來，已經刻不容緩。

馬雲之問

在這次達沃斯論壇上，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與CNBC記者、《大而不倒》作者安德魯•羅斯•索爾金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

馬雲有個疑問，也是全球很多國家的疑問，美國從始至終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並從全球化產業鏈中賺了很多錢，但這些錢到哪里去了呢?

“30年前，當我剛剛大學畢業時，我們就聽說美國有個偉大戰略，將制造就業外包給墨西哥、中國，把服務業外包給印度。美國說只想控制知識產權、科技、品牌，而將較低層次的工作交給世界其他地方。”馬雲說，這確實是一種偉大的戰略。有本書叫做《世界是平的》，作者是托馬斯•弗里德曼，就對這種全球化大加贊美。

馬雲稱，美國也確實因為全球化以及全球價值鏈而收益頗豐。“美國的國際公司通過全球化賺了數以百萬計美元，美國100強企業令人驚嘆。我剛剛大學畢業時，當時想買摩托羅拉的BB機，售價是250美元，我的工資只有每月10美元，而制造BB機的成本僅僅8美元。過去30年，微軟、思科、IBM這些公司賺的錢數以億萬美元計，比中國四大行賺的錢加起來都多，比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加起來都多，他們的市值在過去30年增長了超過100%。”

那麽賺來的錢都去哪了呢?“作為商人我很關心資產負債表，關心錢由何而來、去往何處。”馬雲的言下之意似乎是，美國的問題似乎不能全都怪罪全球化，而應該自我反思。

馬雲稱， “過去30年，美國在13場戰爭中花費了14.2萬億美元，如果這些資金有一部分用於投資基建、幫助白領和藍領呢?無論你們的戰略有多好，你們應該為民眾而投資。不是每個人都能有機會上哈佛，像我就不行，我們應該為那些無力上學的人們投入資金。”

此外，馬雲也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令我好奇的是，我年輕時聽說的是，美國有福特、波音等大型制造企業，而過去20年聽到的都是矽谷和華爾街，資金流向了華爾街。然後，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了，損失了19.2萬億美元，這是一筆巨資，洗劫了白領、毀滅了全球3400萬個就業。”

在馬雲看來，如果這些錢不是流向華爾街，而是投資了中西部、開發那里的產業，則會帶來很大的改變。不是其他國家偷了美國的就業機會，這是你們的戰略，是你們沒有合理思考、分配資金。

馬雲也對索爾金表示，“全球化是很好的東西，美國是教育我們如何進行全球化的發達國家。”但他也承認，全球化需要優化，“這是侯任總統特朗普希望解決的問題，我認為全球化應該是普惠的全球化。”

美國實為全球化受益者

特朗普於1月20日入主白宮，這也是達沃斯論壇的最後一天。對於特朗普的“貿易戰”主張——征收高關稅，很多人認為，這將打擊美國自身利益。

國際貨幣近基金(IMF)前副總裁朱民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蘋果手機，另一個則是中國出口至美國的某輪胎。

中國是對美國最大的蘋果手機出口國，但這種出口純屬中間產品。假設美國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蘋果手機征收45%的稅，“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因為中美之間的貿易其實有很多進口再出口，出口再進口，中國只是產業鏈重要一環。”朱民對記者表示。

輪胎的案例則是真實發生的。當年奧巴馬對出口到美國的中國某高檔輪胎征收了45%的稅，結果第二年這個輪胎的進口量從1400萬驟降到560萬，這挽救了1200個美國的就業，但因為價格提高，美國消費者為此多付了120億美元。

“這一驚人的數字當時美國並沒有算明白，如今真相大白後，美國需要認清的是，如果要收45%的稅，你願不願意付高價?美國消費者是不是應該為此承受損失?征收高關稅在當前尤其需要謹慎。”朱民表示。

除了上述事實，特朗普在就職演講中還強調，希望把制造業帶回美國，這也存在誤解。

2013年，中國制造業總增加值首次超過了美國，“中國的制造業是非常強，但我們仔細來看，有兩個關鍵點：一是美國制造業規模雖沒中國大，但其更多關註的是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像飛機制造和高科技領域，而中國的制造業還是更多關註低端。”朱民稱。

此外，從公司的盈利角度來看，美國制造業的盈利能力高很多。“中國制造業的規模雖然大，但是盈利能力遠不如美國的制造業，所以不能說美國的制造業衰退，它只是朝著價值鏈更高的方向去發展。”

此外，特朗普還遺漏了一個現象——如今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界限已經逐步模糊。

例如，汽車行業除了提供汽車硬件，還有相關的一些維護服務等。今天更多看到的是制造和服務的整合。

朱民還舉例稱，“GE賣一臺醫療設備給中國醫院，更多的利潤可能不是來自硬件的一次性銷售，而是後期的一些服務和解決方案的提供，所以GE從原來的制造業變成了一個軟件解決方案提供商。”

由此可見，當服務和制造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美國等也應該對制造業萎縮的說法重新界定。

技術革命是失業關鍵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近年來達沃斯論壇熱議的話題，相比起貿易保護主義，如何應對這一技術革命更受人關註。

前幾次工業革命醞釀了幾十年之久，如今這場革命如海嘯一般迅速席卷了我們的生活。無論是移動網絡和傳感器，還是納米技術、大腦研究、3D打印技術、材料科學、計算機信息處理、網絡，甚至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輔助效用，均是此次工業革命涉足的領域，而這樣的組合勢必產生強大的力量。

我們正在經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對政府、商業和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

此外，它是整個系統的創新。以個人交通共享平臺“優步”為例，它並沒有創造出新的汽車，而是創造了全新的移動系統以及共享型經濟模式。

對於就業的影響在於，技術將會取代許多勞動力技能，只有意識到這點並通過再培訓來提升和轉變勞動力技能的國家，才能在這場工業革命中獲得勝利。

其實，這一問題在美國已經凸顯，美國的勞動參與率逐年下降，這意味著更多人離開了就職大軍，部分低技能崗位的喪失是永久性的，因為機器可以將其取代，或者生產率的提升減少了對類似人員的需求，這似乎是靠貿易戰無法挽回的。

“我覺得美國碰到的一個問題是，美國政府不太情願投入資源來幫助被裁員的制造業工人進行再培訓，以便其能夠再就業，政府的現有投入顯然不夠。” 前印度央行行長拉格拉邁•拉詹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在拉詹看來，特朗普所說的通過擡高關稅、打貿易戰，即使把部分職位留在美國，也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失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