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在純數據的意義上，這一國務院在2016年2月提出的籠統目標，看起來像是提前實現了。從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6102萬到2016年11月9日民政部發布的902萬，留守兒童的數字，銳減5200萬。
對新華社的追問，民政部給出的理由仍是初步的。無論戶籍改革、隨遷子女就地入學，還是將留守兒童的定義由父母一方外出縮窄為父母雙方外出、十八歲以下縮窄為十六歲以下，目前公布之於眾的，都還只是一份結果。只有將摸排方法、過程等一一公布，大家才能對“銳減5200萬”的準確性進行驗證。
對負責牽頭的民政部而言，數字當然非常重要。這902萬，尤其是完全無人監護的幾十萬農村留守兒童，是層層篩選後最需要公權力擔負起責任的那一部分。然而，數字只是很外在的指標，真正要解決幼有所育，呼喚的是兒童本位的價值理念與制度革新。
什麽是兒童本位？對家庭來說，在賺更多錢與撫育兒童之間，只要不存在極其尖銳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應該將兒童放在優先地位。父母兩人進城一年共賺10萬，還是留一個人在家照顧孩子，另一個人賺5萬？更兒童本位的方案，應是後者。父母陪伴生發出來的愛，才是兒童最好的教育資源。
什麽是兒童本位？對政府來說，將主要責任歸於家庭，僅僅是“對摸底排查中發現的無人監護，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農村留守兒童花名冊通報給同級公安機關，公安機關會同村（居）委會聯系外出務工的農村留守兒童父母，責令其立即返回或確定受委托監護人”嗎？不，深深反思城鄉二元體制給社會造成的虧欠與裂痕，讓長期在城市務工的農村居民，真正能順利讓自己留守或流動的孩子在當地接受基本的學前與義務教育，才是更為重要的選項。
對，這902萬的數據中，沒有包括那些候鳥一樣的流動兒童。而據全國婦聯2013年的報告，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基礎上推算出來的城鄉流動兒童規模為3581萬。如果地方政府的施政是從兒童本位而不是從“教育趕人”出發，取消外來工子弟學校後，就應該將這些動輒以十萬計的孩子，順利納入“有資質”的公辦或民辦學校。
高層已經有很好的想法。2015年4月，樓繼偉說：“公共服務資源應該隨著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其中的教育，當然也包括衛生和醫療等。財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終身學籍制度，正在探索義務教育資源隨著學籍流動。”“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關鍵是怎麽具體落實。
在賺錢、GDP主義與政績考核的具體賦值中，我們要一再呼籲更以人為本的價值排序。即使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有創造力的健康兒童，也必然會給家庭與國家帶來源源不斷的動力。當然，基於兒童本位的價值理念與制度變革，不是民政部一家能獨力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