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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請田余慶講史的前前後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623

田余慶(羅新供圖/圖)

2014年底,北京大學歷史系田余慶教授逝世後,弟子和朋友們紛紛撰文表示哀悼,回顧昔日的受教和交往。我不是田門子弟,又自愧脫離古代史學界多年,不好意思參與這些活動。但是回想起來,我與田先生曾有過一次對話,似可為先生的人生經歷增添一些花絮。

那是2002年春節前,我還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工作。我當時的興趣是研究林彪。圖書館中保存的一些史料引起我的興趣,就是林彪、葉群夫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經聘請一些歷史學者為他們講授中國古代史。

林彪苦讀史書

林彪怎麽會對歷史典籍感興趣?這要從1958年說起。新中國成立後,林彪卻選擇了退隱,在養病中觀察形勢。他發現跟上毛澤東思路很不容易。因為毛澤東博覽群書,飽讀經史,經常在講話時旁征博引,使大家目瞪口呆。

1958年,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請林彪出山,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剛出來工作,就經歷了一次深刻教訓。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引用了許多歷史事例,說明年輕人要勝過老年人。最後他提到秦始皇,稱其為“厚古薄今的專家”。林彪不以為然,插了一句“秦始皇焚書坑儒”。不料毛澤東嚴厲地說:“秦始皇算什麽!”(胡哲峰、於化民著《毛澤東與林彪》,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462頁)林彪立即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心中的懊惱可想而知。於是他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想跟上毛澤東的思路,必須刻苦讀書。

其實,林彪讀書的範圍相當廣。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政治理論讀物、歷史、中國傳統經典、古典文學名著都有。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給中共幹部開列了“幹部必讀”書系。主要是馬恩列斯原著,以及蘇聯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聯共(布)黨史》等等。這些林彪都讀了,有些著作他看了幾個版本,肯定是讀了多次。但讀得最多的,是中國古代史書。特別是《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這兩大套史書,是毛澤東隨時翻閱的,甚至外出視察也隨身攜帶。他不僅在講話和談話中經常引用其中的典故,還經常推薦一些篇章給別人。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1966年9月在人民大會堂,我親眼看見毛澤東推薦林彪兩本線裝書:一本是《三國誌·郭嘉傳》,另一本是《宋書·範曄傳》。郭嘉和範曄究竟是何許人?他們對主席和林彪有什麽重要性?不看不知道,看後如夢方醒。郭嘉是三國時期曹操手下一名出類拔萃的謀士,他隨曹操征戰十余載,為曹操出了許多好點子。可惜英年早逝,時僅38歲。而範曄是南北朝時期宋國的重臣,掌管禁旅,參與機要。他後來因參與謀反而被判殺頭罪。兩位古人的權位與林彪相似,一正一反,一成一敗。毛澤東以古喻今,用意不言自明。”(張雲生:《走近林彪》第176頁)

請教專家學者

為了學好中國歷史,林彪下了不少功夫。據林彪秘書李德回憶,1960年,林彪與葉群制訂讀書計劃,林讀《資治通鑒》,葉群讀簡單些的《綱鑒易知錄》。林彪讓秘書去買書,說不上名字,要有賈誼《過秦論》和諸葛亮《前後出師表》的。秘書給他買來一部《昭明文選》,林高興地說:“對,對,我想找的就是這一類書。”這部書他一連讀了十天。但是這些古籍畢竟不容易讀懂,林彪想到請教專家學者。1955年解放軍授銜之前,彭德懷將軍隊中一大批女幹部轉業。葉群當時轉業到教育部工作,有機會認識專家學者。林辦秘書們在工作筆記上記錄:林彪讓他們去找專家,如果這個專家不能解決問題,他可以推薦其他專家。

這樣,葉群首先找到了中國科學院(學部)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先秦思想史專家楊向奎先生,作為常駐毛家灣的歷史顧問。楊先生主要給他們講先秦諸子思想和典籍。對於秦以後的歷史,楊先生表示非己所長,並向葉群推薦了一批國內知名的史學家。林辦的工作筆記上記錄了秦漢史的王毓銓、魏晉南北朝史的唐長孺、王仲犖、何茲全,宋史的鄧廣銘、元史的韓儒林、歷史地理的譚其驤等教授的名字。從1964年到196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田余慶、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何茲全先後在毛家灣講授過魏晉南北朝史,複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譚其驤在上海為葉群講過中國歷代疆域沿革。專家的講授,對林彪讀史很有幫助。

田余慶著作書影(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為林彪講史

了解了這個歷史背景,使我很有興趣了解具體的情節。這天,我去了北大田余慶教授的府上。與田先生過去有過幾面之交,但他只知道我曾是王仲犖先生的碩士生,譚其驤先生的博士生。我也知道田先生學問高深,又有名士風度,不是人人都能望其項背的。落座後淺淺地聊了會學問,田先生表情平靜。我突然問道:“聽說先生1964年曾給林彪講過課?”田先生突然眼睛發亮,驚訝地問:“你怎麽知道?北大的人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打開了話匣子,田先生一下健談起來了。他回憶:那是1964年寒假期間,北大黨委通知他準備給首長講課。聽者是誰,保密。一天,一輛轎車開到樓下,一位中年軍人來接,自稱名叫李德。田先生開玩笑:你和紅軍的洋顧問是一個名字。車上遮著窗簾,拐來拐去開進一個大宅院。一位穿著樸素的中年女人出來迎接,田也不認識這是葉群。進了大客廳,才見到林彪站在中央,微笑著與田握手,田才知道是給林彪講課。但是林彪簡單寒暄幾句就退出了。他身體不好,不能久坐,請葉群代他聽講。

葉群請田先生一定不要有顧慮,放開講。田先生講了兩個小時。

我在林辦的工作筆記中找到了1964年2月29日田先生的講課記錄,主要內容是:

一、抓全局。戰略思想與各方面的關系。如形勢力量對比,歷史人物有關。

如曹操,主要任務是對付割據勢力,當時條件只能起統一北方的作用。

初期(建安時期):爭地位,自己無地位,樹立地位。不做士大夫搖頭的事情,不同時樹立兩個敵人。如官渡之戰後,劉表和袁紹的兩個兒子從南北兩面夾擊,當時曹操部下意見:1、兩方面都打;2.先打袁,後打劉。

曹操初期時,實力弱,對人寬。投降過來的報賞高,叛逆出去的不追究。後期實力強時改嚴。

曹操做了在最困難情況下的工作,司馬懿只做了掃尾工作,曹操給他留下的事不多了。

蜀國:孔明不叫不行。不能鞏固軍隊,不能戰就不能守,以攻為守。蜀國的戰略是必打,以弱對強,采取攻勢,要快才行。

政治號召:要打複興漢室的招牌,必須北伐中原,孔明的戰略不會有大的結果。

魏國:最大的敵人是吳國,曹魏的主力都在淮南。

每次打了以後就撤退。如第一次曹操打張魯後,司馬懿建議再伐蜀國,曹不聽。因他內部矛盾很多,陷下去後就不能自拔。

第二次曹真、司馬懿伐蜀,半途退回。

第三次曹爽伐蜀敗回。

三次都是臨時決定,沒有大決心。

曹方在關隴戰場不能出擊的原因:1.地形:雙方拉鋸的地方。2.沒有打頭。吳是最大的敵人,不在乎蜀國。3.每次出兵都繞過去了。

魏的力量大,自認為不成問題。

魏吳戰場:曹操赤壁戰後不敢南下。

曹丕幾次想打,過不了江。第三次曾想碰碰運氣,但沒有水軍不行。

司馬懿時代更趨於防禦了。內部矛盾甚多,必須先給予時間培植司馬氏黨羽。只能勝不能敗。打勝能樹立地位,如打公孫淵,地位大大提高了。打敗則司馬氏全垮掉。

吳國:也有弱點,只防守。只有周瑜有北伐中原的抱負。周瑜曾想分三路大軍,一路出秦川,中路出襄樊,東路出合肥,三路伐許昌、洛陽。但吳水兵厲害,騎兵就不行了。吳幾次到外面搞馬,如到遼東去搞馬。每次派將領帶兵時,只能給步兵,騎兵很少。因此只能在水上發揮作用,最遠只能打到淮南,過不了淮北。

司馬懿講先打蜀,因為打蜀不太難。但司馬氏自己內部忙於應付。

司馬懿時代的曹魏經濟恢複不快,到滅蜀時曹魏經濟才轉強。

三國經濟:

生產經濟長期破壞,恢複不是一天的事。

社會經濟還很低下(此點可查王昶傳),當時洛陽附近都是樹木成林,生產未恢複(可查晉書食貨誌。因三國沒有食貨誌,經濟問題全在晉書內)。魏文帝時屯田數目多些,但魏明帝時奢侈太過,經濟又逆轉。當時洛陽附近的大獵場,鹿食莊稼都不準打,破壞莊稼都很厲害。

曹魏靠屯田,曹操靠民屯。

司馬懿搞軍屯,只是局部問題,民屯是全社會的問題,是適應兵亂以後的生產方法。

司馬懿的戰爭屬於統一戰爭的範圍,打了一些漂亮仗,但從歷史長遠與社會條件聯系看,意義不大。

能不能統一也要從歷史條件看。曹操沒有統一了全國,只統一了北方。當時只能如此。

西晉統一曇花一現。只是在軍事上戰勝了南方,南方朝廷垮了。但統一後仍是用南方的原班人馬。

東漢後期經濟惡化,擁有幾百家奴隸的大士族發展起來。誰做了皇帝,誰就是大士族的代表。

大士族的標誌:政治上,幾世三公。經濟上,大地主,擁有很多農奴。意識形態上:儒學。大士族經濟到南北朝後期才沒落。

史料:南北朝以前資料少,查《三國誌集解》,《晉書斠註》,可以基本上掌握線索。

南北朝、秦漢這一段可查《太平禦覽》,內有曹操的軍令。《通典》也有一部分。嚴可均《全上古兩漢三國六朝文》,《漢魏叢書》,《廿五史補編》(多後人著作)。

戰爭看正史,輯佚中沒有專門講軍事的。

後人意見多空論。宋以後論集多,民國以來議論不發達。

田先生用簡練的語言,給葉群梳理了三國時期的政治、軍事發展的基本脈絡。指出魏蜀吳三國戰略不同的特點,主要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所以曹操只能完成統一北方,諸葛亮的北伐則難有作為。吳國則是依托長江、淮河,以防禦為主。戰爭的勝負,國力的強弱關鍵在經濟基礎。東漢末年戰亂對社會經濟的大破壞,誰想打勝仗,求發展,關鍵是糧食。曹操、司馬懿用屯田的方式恢複了中原經濟,保持了北方的統一和三國中最強大的地位。田先生特別強調東漢三國時期的世家大族的社會基礎。誰當皇帝都要與世家大族的利益保持一致,這樣才能求得政權的穩固。

林辦記錄的田余慶講課筆記。(作者供圖/圖)

葉群寫史論

上世紀六十年代是個革命的年代,那時強調階級鬥爭是歷史的主線,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帝王將相都受到了批判。在當時的大學里,歷史課講的都是農民戰爭,土地制度。但是田先生給葉群講課,完全沒有投其所好。而是推薦葉群讀《三國誌》《晉書》等二十四史,《太平禦覽》等大型類書,從第一手史料中去研究歷史。特別強調當代的史學著作多是空論,不要受其影響。這種堅持歷史真實的態度是可貴的,是要具有學者的嚴謹和堅持真理的勇氣的。

講完課後,葉群拿出自己寫的一篇文章《古代的一位優秀的戰略家——陸遜》,請田先生提意見。這篇文章發表在1962年6月2日的《人民日報》,署名葉群。在這篇文章里,葉群通過吳蜀荊州之戰和夷陵之戰,分析了陸遜誘敵深入、善於捕捉戰機、不打無準備之仗的特點,打敗了比他年長和經驗豐富的關羽和劉備。

文章特別強調了陸遜善於集中優勢兵力,從戰爭全局出發,抓住重點,抓住關鍵來部署和使用兵力。不受各種意見幹擾,不動搖決心。文章總結道:“從大膽的誘敵深入,堅持積極的防禦戰,從實事求是顧全大局,從高度的指揮藝術和冷靜的策略頭腦,從頑強的忍耐精神和臨機決斷的魄力來看,陸遜確實給後人留下了積極的因素和優秀的遺產。”這些觀點,與林彪的軍事思想和論述有很多吻合之處。今天來看,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和思想,實際是林彪的。

我問田先生,這篇文章是葉群本人寫的嗎?田先生給予肯定的回答。這也可以看出,林彪、葉群學歷史是真心實意的,也做到了古為今用。等田先生講完了,我拿出田先生講課記錄的複印件,送給先生留作紀念。

投筆從戎

我又問先生一個問題:為什麽他畢生的興趣都在治中國古代政治史?田先生又給我講了一段自己的經歷。1946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趕上戰爭時期。痛恨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和腐敗,他開始接觸進步思想,參加政治活動。1948年7月,北平的流亡東北學生到政府請願,遭到軍警鎮壓,北平學生舉行抗議遊行,田余慶也在其中。各地學潮和抗議活動一浪高過一浪,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恐慌。8月中旬,國民黨特別刑事法庭向各大學發出傳票,並出動憲兵到各學校抓人,再次激起民憤。8月21日下午,當北平軍警來到燕京大學,校方表示不與搜查者合作後,開了大門。陸誌韋校長對前來的國民黨軍官憤怒抗議。憲兵雖然進校搜查,但在全校同學和教職員的保護下,他們一無所獲。在地下黨安排下,一些進步學生脫離學校,投奔了解放區。《觀察》雜誌有篇報道描述清華的課堂:

教室里的座位愈來愈空了,教授拿著名冊叫著:“×××!”“……”“哪里去了?幾堂不見上課?”堂下默不作聲,相互[視]而笑,仿佛有什麽秘密,心照不宣似的。“跑啦!”一句流行的口語,真的不少的人跑啦!這現象其實早在七月大逮捕時便已開始,不過今日更厲害罷了。有的固然由於逼迫,但大半都是為著實現他們的憧憬,他們的理想,暫時擱下書本而出走的。其中包括不少成績優異,服務熱心的高才生,一位只差幾個學分便登“學士”寶座的,也忍耐不住最後五分鐘了!

北大校長胡適沒有做出激烈的表態,但他保護了學生。田余慶離開了北平城,投奔了城外的解放軍,成為第四野戰軍中的一員。平津戰役勝利,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1949年2月,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北平,受到人民群眾的夾道歡呼。田余慶作為解放軍的接管幹部,回到了北大。他繼續學業,1950年畢業,同年入黨。有的學生說他“長相威猛,劍眉虎目,實際上不像學者,更像一個軍人”,算是猜中了。

由於在黨內,田對政治和各種政策,比黨外的教授多了一份理解,成為一位務實的學者。在那個年代,他少有作品問世。那是因為他不願意寫應景的東西,他只是觀察、思考、積累。直到改革開放,他的論文和著作如陳釀老酒,給史學界帶來一次次的震撼。他晚年總結自己的學術心路時引用一位學者的話說:“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是東西,那就要後悔了,而後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采取了“寧恨毋悔”的態度,在學術環境不正常的時候,他可以選擇等待。一旦條件許可,他寫的論文篇篇都是精品。

當我讀《東晉門閥政治》、《釋輪臺詔》等文章時,說實話,是很費勁的。他抽絲剝繭、層層深入的分析,那些異乎尋常的視角和切入點,常常引起我的感嘆:“怎麽我就想不到這一點?”現在我明白了,你要讀懂田先生的文章,首先要了解他的人生。他對古代政治史的理解和研究,首先來自他在當下政治生活中的體驗和觀察。不了解當下的政治,論述政治史就不得要領,甚至謬種流傳。無論是在人生中的冷靜沈穩,還是在學術上的縱橫捭闔,田先生都是我們值得認真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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