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小年在5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上表示，在制定宏觀政策時，要重視保護私有產權，資本才不會外流，企業才會願意長期投資，才會有創新。
凱爾斯主義的政策越用越吃力
他說，宏觀調控、GDP增長目標是從1997年之後開始不斷地得到支持，不斷地強化。1999年，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執行主動的宏觀調控的政策，即穩健的貨幣政策和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那是中國第一次有意識地使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來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
那一輪政策執行了三四年，到2002年的時候就基本退出了，下一次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是2009年以4萬億為代表的政策。
許小年說：“從1999年之後，用宏觀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實現一定的經濟增長率的做法就越來越頻繁，力度越來越大。2009年4萬億以後，有2012年的4萬億2.0版本。最近這一輪刺激不知道叫3.0還是叫什麽，我沒有聽到過官方說法。”
他說，中國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越用越吃力，越用這個政策，經濟增長速度越低。這是為什麽呢?“中央提出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既不是V形也不是U形，而是L形。這L這一橫要走多長時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回到經濟增長的本源上來。”
那麽，增長的源泉到底是什麽?在他看來，答案是經濟效率的提高。
其中，一部分來自市場的擴大，要進行要素市場的培育，要素市場是指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
他說：“我們搞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精力都集中在產品市場上，要素市場上長期被忽視。雖然我們現在的要素市場還有，但是我們的要素市場是極度扭曲的，是政府在要素市場中強幹預，扭曲了市場機制，在誤導型的價格信號指導下，要素的流動不能夠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進行配置。”
創新來自於產權保護
此外，經濟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企業效率的提高。企業效率的提高靠創新，但是創新不一定需要高技術。
他以最近調研的一些企業為例，“一些傳統企業的創新做得很有特色，但是他們自己信心不足。他們說，我做的這是創新嗎?我怎麽沒用大數據、互聯網呢?是不是有什麽地方不對?我怎麽也沒有用到人工智能?我說，咱們的智能已經挺好的了，為什麽要用人工智能呢?我們已經能解決問題了，為什麽要用人工智能?小數據、中數據就解決問題了，為什麽要用大數據?你手頭上的電腦計算能力已經足夠了，你為什麽要用雲計算呢?所以創新並不意味著你必須用那些當今最前沿的技術。”
他解釋道，創新的一個定義是你向市場提供了別人沒有提供的產品、技術和服務，比如說喬布斯提供了智能手機，貴州省的老幹媽辣醬也是創新，因為她賣的辣醬是其它的廠商所不能提供的，其它的廠商也賣辣醬，但是就是沒有他的味道好。
那麽，創新來自於哪里?許小年認為，來自私有產權的保護，因為創新需要承擔風險和長期的投資。
他認為，最近人民幣的貶值反映了高凈值人群對自己的產權缺乏信心。“人民幣為什麽在貶值?因為資本流出太多了，為什麽資本流出?有經濟的原因，有法律的原因。經濟的原因，中國經濟在下行，所以資本到海外尋找更高的投資回報的項目。另外一個資本外流的原因就是缺乏信心，對自己的產權缺乏信心。”
他補充道，要穩步地推進司法改革，保護民間產權，鼓勵人們進行研發的長期投資和創新需要的制度。